下半年债券市场信用风险整体可控

1. 信用债风险控制如何拿捏

由于国内信用债市场规模小、历史短，信用评级经验少， 债券违约记录很少，违约率、损失率等风险度量无法量化，也无法科学的设立风控指标，总是出现投资部门与风控部门吵架的事情。 2007年以前，因为出现过（非上市）企业发债不能及时兑付，引发普通持有人“讨说法”的小规模事件，所以发改委一直比较注重企业违约风险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在选择发债企业时，条件比较高，审批严格，债券市场的信用债比例因此一直很低。由于供远小于求，可投资债券以有担保高信用级别债为主，因此机构对于债券信用风险的控制需求不大，信用利差长期保持较小区间。 2008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从依赖直接融资向间接融资转移，信用债发行条件和审批程序放宽， 央行和发改委鼓励企业发行债券进行融资，尤其是短期融资券和城投债大量发行，无担保、低评级债券逐渐增多，中国信用债市场开始走上成长之路。随着发债企业的不断扩大，不但低信用评级债券总量扩大，尤其是近期，同信用级别的不同发债主体的资质逐渐分化日渐明显。与此同时，在结果导向和赚钱效应的影响下，投资者的低级别信用债投资比例越来越集中，信用风险的控制和评价成了机构投资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由于各机构信用风险评估人员和经验的不足，对于信用债风险的控制措施，多以限制可投资债券信用级别下限和单券投资比例等指标进行风险控制。该方法制定简单，对总体信用风险的控制和分散有一定效果，但对目前我国信用债市场投资的制约也很明显。从投资的角度，笔者对信用债的风险控制有以下想法。 首先，根据经济景气周期，以资产配置策略的为出发点，动态调整（中期）信用债券投资风控指标，更符合投资需求。信用风险首先是宏观经济风险，在经济景气周期，整体信用风险下降，企业信用评级上移概率大，这时候应加大风险资产配置比例，低风险信用债比例应该增加；反之亦然，在经济景气下降周期，应减少信用债投资比例，同时提高信用债券投资级别限制下限。因此，信用债券投资级别下限、比例等限制指标，应该定期（如：季度、年度）根据经济周期和整体信用风险的评价动态制定和调整。 其次，在中期信用资产配置（信用风险）策略的指引下，通过行业景气周期和风险分析，制定（短期）行业信用级别投资下限和资产配置比例限制进行风险控制，是相对可行和合理的。国内信用债市场还在起步阶段，市场还很小，发债需求很旺盛，发债有一定的门槛和壁垒，如福禧债这样的非系统性单个债券发生信用违约风险的概率不大，也难以预测，单券比例等指标虽然可以分散风险，但也难以规避由此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2. 中国债务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负债率到底是多少？这些债务的风险有多高，会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系统性风险或者区域性风险，应对这些债务和风险有哪些应对举措？基于此，日前，国务院信息公开办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举办第25次文津圆桌闭门研讨会进行研讨。

债务总量持续增长但整体可控

数据显示，以广义信贷总量的指标，到2016年一季度末，广义信贷为134万亿，广义信贷和GDP之比是193%，比2008年末上升79个百分点。以各项贷款比GDP的指标，到2015年底这个指标差不多是150%左右，比2008年末上升47.5个百分点。这说明这些年我国债务总量在持续增长。

不过，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主任何国锋称，相对债务总量增长，债务结构的问题更加需要引起关注。

何国锋强调，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整个融资体系结构不合理，长期依赖银行体系。他说，近年来，直接融资尤其债券融资这块发展比较快，但股票融资占比比较低。2015年末债券和股票融资总量在社会融资规模占比14%左右，这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压力和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银行业承担了大量本来应该由资本市场解决的一些金融服务，像科技创新、大众创业、兼并重组这些应该由股权融资来做更好一些。

就整个银行体系来看，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体系的不良贷款率仍较低。何国锋提到，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5%，同时整个贷款损失准备也比较充足，目前商业银行贷款拨备有2.4万亿，今年以来还在增长，拨备覆盖率175%，贷款拨备率3.06%，对于不良贷款仍有充足的拨备。

此外，企业债市场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截至2016年3月底，企业债券存量规模4.17万亿元，占整个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的四分之一左右。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财政处处长关鹏表示，发改委管理的企业债券最大的特色是与投资项目直接挂钩，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和重大政策，资金的投入大都形成了一些比较优质的资产，能够产生稳定的经营收入，是债券还本付息的重要保障。因此，企业债券在整个公司信用类债券的各品种中违约数量最少，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另外，财政部预算司债务处处长尹李峰也提到，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当前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尹李峰说，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两项合计全国政府债务26.66万亿，占GDP的比重为39.4%，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也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尹李峰表示，从地方政府债务来看，目前债务风险也总体可控，以国际通用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指标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低于国际通行警戒线。与一些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不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大量与债务相对应的优质资产作为偿债保障，加上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也为债务偿还提供了根本保障。

不过，针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总体有所下降、局部地区的债务风险有所上升、地方政府违法或变相举债担保情况仍有发生、一些地方还有一些不规范的PPP模式等新情况和问题，尹李峰称，有关部门正在督促地方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从居民负债来讲，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提到，2013年中国达到55.5%，美国为113%(2007年为143%)，日本是130%。相对来讲，中国的居民部门负债率还是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曹红辉说，消费的贷款在中国是两倍于经营性负债的，占到整个居民负债的32%，其中居民负债中，80%是用于购买房产，其次就是汽车和信用卡的贷款。另外，中国的居民人口结构中，40岁以下占53.71%，这说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并非是造成中国居民负债增长的一个显著制约因素，今后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人口结构没有成为一个约束。按照美国15%的居民负债的边界来看，大概我们可以新增40.69万亿的居民负债空间。综合举措解决结构性债务问题

在论坛上，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表示，全球债务同样在增长不能光拿中国说事。他说，从全球来看，2000年开始全球债务87万亿，2007年是142万亿，2014年是200多万亿。在2007年到2014年债务危机债务救助中全球性增加了57万亿美元。债务对GDP比例，全球上升了17%，绝对值和相对值都在上升。到现在为止这种持续上升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虽然总体负债水平上升，但相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GDP负债水平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位的水平。

曹红辉说，2001年到2014年，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达到49.7万亿美元，新兴市场为14.2万亿美元。从全球来看，数量众多的边缘化国家的负债率在下降，少数重要的经济体的负债率却在快速上升，这其中存在结构性差异。比如，美国2001到2014年负债率从53%上升到100%，日本从153%上升到200%。在去杠杆的过程中，美英两国效果最为显著，但其他发达国家的居民债务水平不减反增，比如加拿大、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债务持续膨胀，荷兰、丹麦、挪威的杠杆率大大超过了美国的峰值。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万喆说，中国的债务状况总的来看有三点，一是赤字总体比较小，二是经济增速仍然全球领先，三是中国政府掌握了很多生产性资源，不大会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整体来说，债务水平和状况应该是可控的。但问题是，既然债务实际可控，为什么坊间、尤其外围对中国的债务问题会有这么大的恐慌呢？

她说，这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债务总体不透明，除了过去不愿意主动公开债务情况外，就是目前提到的大部分债务都是直接显性的债务，有一些直接隐性和间接的债务没有谈到，隐性债务如何清算出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外，政策的不连续，在某些政策上有一些突然性，转向特别陡，或者一些政策到基层后出现异化，再有可能一些可执行的程度不是那么高，这容易招致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也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是结构性的。总体来看，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并不高，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增长速度比较快，企业负债水平较高。这反映出：第一，中央政府不愿意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是希望地方多花钱，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并没有明确划分清楚。第二，企业负债很高，跟依靠贷款的粗放增长方式，跟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都有关系。比如，大的央企融资超过了自己的需求，钱到手之后转手倒给中小企业，自己还能赚一笔钱，导致负债率越来越高。如果看这些指标，只能说中国经济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并没有到了马上就要出现危机的地步。

何帆预测，如果真的出现危机，肯定反映在流动性方面。政府债务的腾挪空间更大，很有可能出事情的是企业的负债，企业到最后还不上钱了。只是目前来看，企业的盈利状况大体来讲还比较稳定，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另外，企业的资金仍然主要用于日常经营，尚未出现企业资金大量被占用还旧债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还债挤占了投资的情况。

何帆认为，债务问题是必须尽快解决的。不过，中国还远远没有到了马上就要爆发债务危机的时候，不必过分担心。有时候，债务危机是自己吓出来的。

何帆建议，应该密切关注债务指标，同时尽快做好预案准备。各种解决债务问题的政策措施很可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解决债务问题，需要“鸡尾酒疗法”，各种药效需要配合，剂量需要斟酌，对潜在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考虑。

何国锋也表示，要实现经济有序去杠杆，把债务尽可能的降下来，还是应区别对待，分类施策。从银行信贷角度，总的思路还是应该通过信贷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不同行业或不同产业采取不同的措施。从银行监管角度来看，企业负债整体较高，同时企业债务风险已经有所暴露。当前，主要以央企作为突破口来研究怎样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和企业债务链，缓解企业相互拖欠资金的问题，同时稳妥处置僵尸企业的信贷风险。对僵尸企业，现在主要还是尽量推动其进行兼并重组、债务重组，尽量少实施破产清算，对于必须要破产清算的也是在多方研究信贷怎么退出来，包括信贷退出的方式、节奏，包括影响，尽量不搞大规模一刀切退出。

3. 问：银行间债券市场长期债券信用等级分为几级含义是什么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有关规定，银行间债券市场长期债券信用等级分为三等九级，符号表示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C，其中BBB级及以上级别为投资级别，BB级及以下为投机级别。
具体含义如下：
①AAA级：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②AA级：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③A级：偿还债务能力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
④BBB级：偿还债务能力一般，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般。
⑤BB级：偿还债务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有较高违约风险。
⑥B级：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很高。
⑦CCC级：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极高。
⑧CC级：在破产或重组时可获得保护较小，基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⑨C级：不能偿还债务。
⑩除AAA级，CCC级以下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略高或略低于本等级。

4. 什么叫违约重生

显性债务暗度陈仓转为隐性债务会否导致失控？隐性债务究竟多大盘子，拖成显性债务时各方如何应对？债转股是不是一个化解债务的好办法？
一直以来，中国债务是一个被迷雾笼罩的高频话题。海外评级机构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凸显人们对中国债务危机的担忧。中国债务到底有多少，是否已至临界状态？各方一时众说纷纭，高盛、麦格理、IMF、麦肯锡、社科院等机构则纷纷给出大相径庭的研究数据。
6月15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试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国新办举行的吹风会上就中国债务问题进行了详解。
吹风会给出如下信息：中国债务危机不会发生但必须警惕防范；化解中国债务不可能哪个部门单兵作战，必须成立跨界的综合部门统筹部署；处置债务就是给过去30多年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长挤水分，要用资产变现为未来中长期发展补窟窿；债转股不能贸然推进，必须行走在市场化和法制化的大道上，否则将是一场灾难。
当前对于中国债务通常采用两个指标：债务总规模（即包括政府、实体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债务余额）和负债率（即债务总规模与GDP的比重）。对于债务总规模，各机构都有自己的算法，怎么核算中国独特的地方融资平台，怎么计算海市蜃楼般的隐性债务，各有各的账本。如今影子债务犹如鬼魅比显性债务更可怕，它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关于负债率，目前也颇有争议，到底是负债和GDP比合理，还是与资产比更合理，不同的算法差异颇大。况且，资产犹如冰棍，是个不确定的东西，或许当下能够覆盖对应的债务额，但到变现偿债的时候或许已折价。
值得思考的是，债务下降一定比债务高攀好？究竟债务激增是没管住的问题还是背后的体制机制顽疾？显性债务暗度陈仓转为隐性债务最终会导致失控？而隐性债务究竟多大盘子，拖成显性债务时又将怎样？
债务到底多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近日发表观点认为，中国债务总额相当于GDP的225%左右。其中，政府债务约占GDP的40%。家庭债务约占40%，企业债务则约占GDP的145%。麦肯锡在2015年初给出预测。根据截止到2014年第二季度的数据，麦肯锡认为中国整体债务占GDP比例为282%。高盛在2016年1月预测，中国2015年整体债务占GDP比例为216%(几个月之后，高盛又给出一份独立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整体债务占GDP比例接近270%)。麦格理分析师Viktor Shvets指出，中国整体债务规模为35万亿美元，接近GDP的350%。
尽管不同机构数据口径不同，但都反映出中国债务增速较快，企业债务负担偏重的现实。
李扬表示，“综合跟踪研究，中国政府债务处在可控范围，爆发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中国有足够的资财来应对债务风险。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从2011年开始编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至今在资产负债表方面有了近10年数据，在债务率方面已有了连续20年的数据。
NIFD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在结构上，居民部门债务率40%左右，金融部门债务率约为21%，政府部门债务率约为40%，如果考虑到一些融资平台债务及或有债务，政府部门债务率会有较大幅度上升，达到57%，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率高达131%。如果把融资平台债务加进来（这部分与政府债务有所重叠），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高达156%。
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9.4%。以更宽的口径估算，政府债务水平达到56.8%，仍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
李扬强调，评估分析中国债务，不应就债务说债务，还应考虑与资产的关系。
NIFD分析显示：按宽口径匡算，2014年中国主权资产总计227.3万亿元，资产净值为103.3万亿元。按窄口径匡算，中国的主权资产为152.5万亿元，资产净值为28.5万亿元。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拥有足够的资产来应对债务风险。
通常机构和学者喜欢用债务/GDP比例来反映“宏观债务水平”。这样模式的结论一般是“中国的债务率太高，已进入危险境地”。而按李扬的观点，准确衡量一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应该使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数据来对照，计算其债务与股权资金两个存量数据的比例。“如果从资产和债务关系分析，中国债务的前景应该比较乐观。”问题是，资产变现时机重要，如何防止价值缩水。
如果分析中国债务结构和历史特点发现：中国是高储蓄国家，而且债务主要是内债，也就是自己人借自己人钱，因此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平滑处理债务。同时，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偿债能力很重要，但中国金融市场以间接融资为主，中国企业的债务对应的是金融机构，流动性很重要。现在的问题是“流动性积压”，大量贷款放出去并没有产生效益，而是被大量债务裹挟，吞噬了流动性。经济学者何志成曾向《财经》记者解释过流动性积压的概念，大量通过金融系统投放到社会的流动性，被非常多的不能流动的项目产业行业占压，而这其中国有企业的吞噬能力值得关注。中国的债务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其中国有企业占比65%。
就债务链而言，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这些部门其实是一个债权人，所谓债务不过是左右手互倒，左右口袋互掏，导致债务链掰扯不清。
李扬强调，尽管中国债务风险暂时无忧，但必须警惕，不可任其蔓延。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曾经历过不良债权的迅速上升，人们非常担心处理不良债务可能会使公共债务占GDP比率急剧上升。但由于当时保持了低利息率和较高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很快就摆脱公共债务负担增加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威胁。而现今，中国经济缓慢下滑，如何化解债务，考验宏观对策。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表示，中国有其体制特征，由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只要不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和外流，银行挤提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极低。更大的可能性是由于不良债权上升，银行惜贷、企业惜借，使通货收缩进一步加剧，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降。
酝酿成立专门机构统筹处置债务：谁来处置债务？篱笆墙怎么扎？
“化解债务不能靠哪一个部门单兵作战，而是需要综合的解决方案，统筹安排的专门机构。”李扬表示，只有全国一盘棋，才能统筹考虑，采取移山填海的方式统一解决。
因为债务链条涉及金融改革，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等诸多方面。无论是“一行三会”还是财政部等，哪个部门都无力扛起化解债务的大旗。财政部可以考虑到国企、央企、融资平台等债务问题，但是企业债管理不到，一行三会处理金融机构的相关债务，但并没有掌握全部数据。
IMF副总裁利普顿近日也建议，中国要化解债务问题，需要考虑各方协调，成立专门机构综合各方来解决。
利普顿说，企业债务虽仍可控，但数额庞大且快速增长。为避免今后出现严重问题，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已经势在必行。需要全面的计划和具体的行动，来硬化预算约束（特别是对国有企业），对薄弱企业进行重组或破产清算，确认和分配损失，处理相关的社会成本，并便利市场准入。鉴于这方面涉及的广泛挑战，建议成立一个人员配备充分、具有清晰职能的工作小组，并以正在实施的煤炭和钢铁行业重组计划为基础，来推动和实施现实可行的国企重组并处理与之相关的给银行业带来的影响。
不良债权、不良资产处置，过剩产能和高库存的消弭，僵尸企业的关闭，以及整顿财经纪律的改革和法制化监管体系的完善，这些是全国一盘棋。克服部门之间议而不决，利益部门扯皮，以及信息的遗漏，目前建立综合的管理框架已经达成共识。李扬表示，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统筹机构，但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据悉，现在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已经在协调，下一步决策层将考虑酝酿建构统筹机构。
一些学者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中国债务率可控，资产规模远超债务，正是政府快速推进国企和银行业改革，处置不良贷款、关停僵尸企业、对国企施加硬性预算约束并完善银行贷款流程和金融治理体系的较好机会。这为政府处置不良贷款和债务违约留下较多空间。
余永定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建议，企业去杠杆化应该逐步推进，不能操之过急，银行贷款也不应该轻易划入不良。企业部门去杠杆对经济产生的下行压力应该由政府部门加杠杆加以抵消。降低债务对GDP比例的出路，短期在于提高经济增速度，长期则需依靠结构改革，特别是企业制度改革、银行体系治理和监管体系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此外，如何消除过去数年来影子银行金融产品带来的隐患，如何抑制房地产泡沫，预防房地产市场崩盘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冲击等等都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
总之，建立综合管理架构后管什么，怎么管，仍待逐步厘清。不过，就债务说债务，在债务圈子打转，可能转不出来，债务高企的背后是机制的“根”。
打破刚兑标志债市浴火重生
由2014年3月“11超日债”无法按期全额支付利息肇始，中国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态愈演愈烈。进入2016年以来，中国的信用违约风险也在增加，信用违约事件在增加。
对此，李扬表示，与信用违约关联的是“刚性兑付”的概念，在信用违约事件发生之前，整个信用市场，特别是债市，大家都认为中国市场存在着“刚性兑付”。如果都是“刚性兑付”的话没有信用的差别，全中国就只有一个政府信用。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出现评级泡沫问题，全是AAA级。而且这种情况下市场上的利率、收益率出现一些扭曲现象。
因此，李扬认为，应当让微观主体的信用摆脱政府信用笼罩，把自己的真实面目显露出来。
信用违约现在在中国市场上越来越多发。违约主体从小的延伸到大的，从民企延伸到国企、央企，从经济落后地区延伸到经济发达地区。针对这些趋势，李扬表示，信用违约恰恰是打破“刚性兑付”的必要手段，其实它标志着中国的信用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企业终于摆脱了对政府的依赖，它用自己的信用在市场上表现出来，投资者开始用它的信用来衡量它，出现问题自己负责，就是自己的投资要自己负责。市场已经开始逐渐用自己的面目来显示，那么市场的法制架构就至关重要。所有的事情要依法进行、依法违约、依法清偿、依法破产。因此，信用违约的出现对中国债市则意味着浴火重生。
对于各方热议的债转股，李扬表示，本轮债转股各方的看法是，必须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近期债转股的进程有所放缓，是因为决策部门要确保其符合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方向，有关部门需要谨慎考虑。
“债转股固然是处置不良债权的办法，但是，如果用不好则意味着一场灾难。”李扬说。

5. 哪些行业的信用债企业存在较大的违约可能

贷款流向“五小”（浪费资源、技术落后、质量低劣、污染严重的小煤矿、小炼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电等）和两高一剩（高耗能、高污染及产能过剩）等国家限制、控制甚至淘汰类的行业。这类行业本身就对社会发展存在不良的影响，加上国家政策（如税收、财政等）的限制，很难有大的发展，甚至可能成为政府直接勒令退出市场和破产关闭的对象，从而造成信贷机构不良贷款和呆账、坏账的出现。这一类企业违约可能非常高。

一般的话慎入行业有：房地产、建筑、纺织服装、有色金属、化工、煤炭、钢铁等风险较大，出现结构性产能过剩且短期内难以明显好转的行业。
严格控制或退出类：
煤化工、水泥、平板玻璃、造纸等行业国家明确淘汰落后产能的行业，主要包括小钢铁、小水电、小水泥、小炼油、小煤窑、小玻璃、小造纸、小矿山、小化工、小药厂、小火电等行业。

6. 民营上市公司债务违约频现该怎么解决

近一段时间以来，债券市场信用风险加速暴露，一些民营上市公司或持有上市公司的集团接连出现债券违约，引发了市场的担忧。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债务违约，体现出金融与政府债务双重监管大背景下，一些企业自身经营和财务控制能力出现了问题，债券市场的风险整体仍然可控。

而在稍早之前，则出现了企业发债10亿元几乎全部流标的情况。5月21日，东方园林发布公告称，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15亿元的债券已经获批，原本计划发行的10亿元公司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仅0.5亿元。业内人士认为，在信用收缩的大环境下，资质较差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部分城投平台再融资压力进一步加大，这可能将继续加快相关信用风险的暴露。

WIND统计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已经发生至少19起债券违约事件，涉及发行主体11家，合计债券余额为176.04亿元。除此前的春和集团、大连机床、丹东港、亿阳集团外，新增违约主体5家，分别为上海华信、富贵鸟、凯迪生态、神雾环保和中安消。与2016年不同的是，本轮违约多集中在民营上市公司、其中包括一些较知名的上市公司，因此引发了市场对风险蔓延的担忧。

中金公司认为，本次“违约潮”并非事出偶然，本轮债务违约加速受去年底来融资环境收紧所驱动，尤其是资管新规出台后银行非标资产快速回表为地方政府与民企的资金链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同时，多项去杠杆宏观政策叠加，包括财政支出放缓、地方政府融资及基建投资监管趋严，表内信贷额度偏紧等，也加剧了企业融资的压力。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对记者表示，这一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调整所致。由于中国经济区域发展差异较大，违约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形势相对较差的地区。从行业来看，违约事件主要集中在一些面临较大行业分化和环保压力的传统产业。

上市公司发债热情高涨

Wind统计显示，今年以来上市公司信用债发行规模已达4465.34亿元，而去年同期仅为979.41亿元，增幅高达355.92%。大幅攀升背后，上市公司偿债压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A股上市公司存量信用债规模已达28188.96亿元。其中，年内偿债规模将达5436.61亿元。即使扣除年内发行的短融，偿债规模仍达3666.11亿元。

从行业分布来看，按照细分行业分类，房地产发债规模最高，达到了864.9亿元，紧随其后的是电力能源行业，达到了831.9亿元，采矿行业发债规模也达到了215亿元。这三类行业发债规模占上市公司发债总量的比例达42.81%。Wind统计显示，在年内上市公司债券到期情况方面，包含多个细分行业的制造业到期债券规模为1761亿元，其次为电力能源行业，到期规模为822.6亿元，房地产行业为717.86亿元。

东方金诚评级公司首席分析师苏莉认为，强监管下发生的信用收缩对债券发行人构成了一定的挑战，融资成本和再融资难度有了较大的提升，尤其是对“借新还旧”过度依赖的企业冲击较大。具体来说，部分负债高企、盈利能力出现显著下降的民营企业或较为边缘化的国企，尤其是处于产能过剩领域企业或成为信用风险暴露的集中区；部分面临债券到期和回售压力的房地产企业，在再融资难度明显上升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出现新的违约主体。

另一方面，公开信息显示，年报公布后，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正在受到交易所的高度关注。以飞乐音响为例，5月18日，上交所对其下发2017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问询函要求该公司结合业务构成、资金使用安排、经营情况，说明报告期资产负债率大幅上升的原因，并要求上市公司结合短期借款规模、流动资金等，分析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以及应对措施。

债券市场信用风险整体可控

尽管债券违约事件时有发生，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仍然整体可控。李迅雷强调，从违约金额来看，信用债违约金额比例还不到1%，大概只有0.4%、0.5%左右，远远低于目前银行的坏账水平，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李迅雷表示，从金融监管角度来讲，要打破刚性兑付，所以不排除接下来还有不少公司出现违约。他指出，应当要有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意识，做好预期引导。

中信证券则认为，近期频繁爆发的信用风险事件，各家主体违约的导火索和根源有所不同，其风险的积聚与爆发不在货币政策或流动性环境，而在于自身经营和财务控制能力。在稳杠杆和防风险目标下，预计原有风险处置将更加温和，防范新风险积聚。未来信用风险总体会更为缓和，但结构上低评级主体仍然面临一定风险。

中金公司建议，在政策层面，要遏制风险蔓延，短期内需要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及较稳定的政策预期，保持社融增速环比在一个较合理的水平有助于稳定总体融资条件及总需求，同时尽快颁布资管新规的执行细则及过渡期的安排也有助于“非标”资产有序退出，降低“踩踏”风险。中长期制度建设方面，金融去杠杆不能“单兵突进”，平稳去杠杆需要财税体制改革及低质量信用资产平稳退出机制等方面的配合。

苏莉认为，近期及后续可能出现的违约案例是我国信用债市场去除刚性兑付面纱之后呈现的信用风险本来状态，信用风险的还原和释放将促使信用债市场回归信用风险定价的本源，引导投资者理性平衡信用风险与收益，有助于消除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不过，在相对集中暴露信用风险的阶段，也需要避免金融机构集体非理性和踩踏效应导致风险传染性加剧。建议债券市场投资者提升信用风险识别和组合管理能力，对债券风险的暴露制定应对预案，冷静应对信用风险。

7. 银行间债券市场长期债券信用等级分为几级含义是什么

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有关规定，银行间债券市场长期债券信用等级分为三等九级。符号表示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C，其中BBB级及以上级别为投资级别，BB级及以下为投机级别。具体含义如下： AAA级：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AA级：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A级：偿还债务能力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 BBB级：偿还债务能力一般，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般。 BB级：偿还债务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有较高违约风险。 B级：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很高。 CCC级：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极高。 CC级：在破产或重组时可获得保护较小，基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C级：不能偿还债务。

8. 信用风险在金融市场有何重要性

1、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资本市场缺乏层次，直接融资存在结构缺陷

我国目前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发行和流通虽然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广大中小企业仍然难以跻身其中，大型企业依然占据优势。加之在债券市场投资者的构成当中，机构投资者一直是绝对的主力，当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偏小、流动性受限时，对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通常有限。

2、间接融资体系存在制度缺陷，大企业对小企业形成明显的“排挤效应”，县域中小企业融资出现真空

由于历史沿革和现行的管理体制，四大行的主要客户群体依然为国有大企业，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从金融体制方面分析，与众多的中小企业相比，我国中小银行不仅数量严重不足，而且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诸多障碍，无力满足县域经济中广大中小企业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

3、缺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正规制度安排和相应配套措施

(1)法律制度和实践对信贷人权利保护不利。在我国的整个法律制度安排中，缺乏对信贷人权利的保护，严重影响到中小企业融资的有效性和可得性。加之金融机构债权保护手段严重不足，通常运用的追偿、行使抵押权、诉诸法律等手段的运用效果不佳。2000年以来，虽然金融机构将90%以上的债务企业破产案件诉诸了法律，但通常法律保护的也只是账面债权，债务企业的财产已经被转移，金融机构债权实际上被悬空。形成了在一些产权保护差的地区，借款企业逃废债严重，银行惜贷、被动防守、信贷结构进一步恶化，中小企业融资更为困难的恶性循环局面。

(2)大多数中小企业对信息披露重要性的意识淡薄，征信体系尚未建立。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对于信息披露重要性的认识虽然有所加强，但远未达到完善的程度，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形成重视对外信用度和企业道德的商业习惯。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对于“市场交易”的前景和重要性还缺乏认识，“市场交易”的场所制度很不完善、全国性的征信体系尚未建立。

(3)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实力较弱，风险补偿机制缺位。我国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但其总体实力较弱、担保风险累积，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