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农产品保险保监会

1. 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保险

从年初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到近日农业部和中国保监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的保险服务农业现代化座谈会，农业保险正以自己的方式支持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农业发展的“稳定器”，农业保险已不仅仅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而是通过改革创新努力成为现代农业的“助推器”。
坚持农险产品创新
目前，我国虽已成为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但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指出，我国农业保险深度仅0.56%，低于全球1%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美国7%的水平，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和潜力。
据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透露，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将逐步从供给推动型向需求拉动型转变，农业保险迫切需要转型升级。
“我国农业保险已经不仅仅是防范自然风险的管理手段,而且更多地融入到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各个环节,在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多作用。”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石健表示。
因此，农业保险产品的创新就显得更为迫切。根据农业现代化的需求，农险产品的创新要做到超越传统产品“低保费、低保额”的局限，中央财政的补贴也应该作出相应调整，从补贴传统农业保险，转而补贴面向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的创新产品。
“近年来,受国际农产品市场影响加深,我国农业产品价格竞争压力加大,目标价格指数保险的探索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路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庹国柱在接受《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标价格指数保险作为农险产品创新的标杆，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鉴。“虽然目标价格指数保险的探索目前主要集中在蔬菜、生猪等,但未来随着逐步向更多大宗商品的扩展，目标价格指数保险对农产品价格改革将发挥更大作用。”
同时，庹国柱认为保险公司还应积极研究开发各种新型农业保险产品，如天气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产量保险、收入保险、农村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等新型产品并积极试点，以探索日益多元化、多层次的农业风险保障需求。
加快农险模式转变
记者注意到，相较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关农业保险的表述今年在延续此前“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增加保险品种、提高风险保障水平”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首次提及的内容。其中，关于继续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的备受关注。
事实上，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就提出，“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管理”，鼓励“探索开展产值保险、目标价格保险等试点”，从政策层面对“保险+期货”这一金融创新进行支持。
随着文件的下发与政策的支持，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去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首单期货机构参与农产品价格保险的签约，标志着“保险+期货”的金融新模式正式起航。
据悉，人保财险大连市分公司在去年8月推出国内首个玉米、鸡蛋期货价格保险，为锦州义县51家农户1000吨玉米提供了216万元风险保障，为大连普兰店、黄冈浠水4家农户的300吨鸡蛋提供了320万元风险保障，并与上海新湖瑞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利用期货市场转移农产品价格下跌风险。
截至2015年底，玉米期货价格保险试点已结束，合计赔款24.11万元、赔付率达208.2%;鸡蛋期货价格保险首期赔款6.53万元、赔付率51.04%，有效提高了农户抗价格下跌风险能力;尽管玉米期货价格保险赔付率高达2倍，但上海新湖从期货市场上又挽回了损失，与保险公司合作态度更加积极主动。
对此，方正中期期货投资咨询部总经理王骏王骏认为：“农产品价格保险在我国如果能推广开来，将为广大农民、合作社和相关农业企业打造一个崭新的融资方式。农产品价格保险保障了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稳定收入，其可以将价格保险保单在银行进行质押贷款，此前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贷款难的情况将得到有效改善。”
但他提出，在农产品价格保险的试点和推广过程中需要各地政府部门能参与进来，拨付一定费用以保险费补贴的形式补贴给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农民，支持期货交易所、农业保险公司、期货公司三方共同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和金融创新的政策试点做下去。
新型经营主体受关注
项俊波认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涌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天然对金融保险有迫切需求。然而，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农业保险不能满足广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日益增长的风险需求。
据统计，我国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超过250万家，是农业规模经营的主力军。相比一般小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已经不再是生计型或兼业型农户的简单再生产，而是走商品化经营、追求规模效益的扩大再生产，经营规模大、承担风险高、现代要素多。韩长赋认为，“他们更需要金融，更需要保险。”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郭生臣透露，去年该公司在河北、吉林、广东等15个省份开展了共计52个涉农“政银保”项目，并设立了50亿元额度的资管产品和投资基金，为参保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微企业提供融资资金。
庹国柱坦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呈现出了新特点、新风险和新需求。“通过农业保险产品创新，超越传统产品"低保费、低保额"的局限，适应新型经营主体对风险分散水平和保障能力提出的更高要求，满足其规避大规模和高投入生产方式下面临较高风险的需要，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庹国柱认为，应当将面向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的创新产品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畴。目前中央财政主要对大宗作物保成本的传统“低保费、低保额”农业保险提供保费补贴，这样，对于面向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的创新产品，其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超过现有传统产品部分的保费将得不到中央财政的补贴。
目前，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实行统一补贴政策，补贴比例与投保人的种植规模以及保险产品的保障水平都没有关系。“这种补贴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对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发展政策导向是不配套的。”庹国柱认为，目前的保费补贴政策并没有体现促进现代农业和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的政策导向。规模化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土地利用率、产出率、商品化率高，对国家的粮食安全贡献大，国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理应向其倾斜。中央财政有必要适时将面向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的高保障创新产品，比如收入保险产品或者覆盖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完全成本保险产品等纳入补贴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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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业保险具有特征之一

保险业以自身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行业发展意识倾注于服务“三农”的事业，而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完善保险体系的建立、农民保险意识的增强、经济基础的逐渐厚实，则是我国保险业在服务“三农”事业中能否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因素
从法国安盟保险进入农业大省四川到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和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相继筹建，在政策和商业两个领域进行积极探索；从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地专业农业保险公司试点申请到浙江、江苏、福建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试点开展得红红火火、生机勃勃；从安徽进城务工人员回乡后积极购买保险到湖北、浙江失地农民靠保险解决养老后顾之忧，保险业服务“三农”的身影处处可见。在积极为我国农业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出谋划策、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等方面，保险业正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在更广泛的领域、更深的层次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向前迈进并积极地探索着。
“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大问题，也是我国历届政府关心和重视的重要问题。近些年，保险业在积极服务“三农”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在开拓服务领域、扩大服务层面、探索新的服务方式上积累着经验。而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可以有效服务“三农”的保险体系一直是保险业追求的目标。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支持和保护。农业保险是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业保险，有利于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稳定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在如何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方面进行了艰辛探索，我国农业保险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后不久，1982年，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就开始经营农业保险。1986年，新疆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即现在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成立，主要经营农业保险。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保险曾经得到了较快发展，在保障农业生产和促进农业市场化、产业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2年来，农业保险累计赔付73.9亿元。同时，对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和组织形式进行了大胆探索，向农村和农民宣传了保险知识，也积累了一定经验。但是，由于经营风险高、管理难度大、政策支持不充分，农业保险业务亏损严重。2003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4.6亿元，仅占全国财产险保费收入的0.5％。
农业保险以及保险服务于农民和农村是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的。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我国90％以上的农民欢迎农业保险提供的服务。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农业保险目前在我国发展得并不理想。如何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之路，为我国农业、农民、农村提供合适而全面的保险服务，成为保险业近年来关心和重点研究的问题。保险业以自身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行业发展意识倾注于服务“三农”的事业，而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完善保险体系的建立、农民保险意识的增强、经济基础的逐渐厚实，则是我国保险业在服务“三农”事业中能否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因素。
中国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主任刘京生认为，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实践表明，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按照纯商业化模式运作，政府必须通过农业产业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补贴手段支持农业保险发展。因此，总结我国农业保险发展20多年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分散农业风险，发挥保险经济补偿功能，维护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应尽快建立政策支持下的农业保险制度。
目前，保险业界已就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形成了共识。一是现阶段我国开展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照搬外国的任何一种现成模式，不可能完全依赖国家财政补贴，不可能走单一主体经营的道路。二是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应实行多元化的组织形式。三是农业保险业务应区分为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可获得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商业性业务可由保险经营主体按照商业化原则经营，享受中央税收和地方财政优惠政策。四是开展农业保险应以地方政府为依托，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形成中央、地方两级合力。五是应在国家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下，积极探索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作的经营模式。六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应先试点，再逐步推广。在试点的基础上摸索保费补贴测算方法、标准及实施办法，确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种植和养殖业目录，研究建立农业再保险运作机制。
针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状，中国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副主任郭左践认为，在我国建立科学、有效、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系统工程。建立符合国家农业产业政策，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村产业结构、农业风险特点、农民保险需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和总结经验，逐步形成、发展、完善。而上海安信、吉林安华的批设筹建，正是这种探索所迈出的积极一步。
郭左践介绍，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的目的就是提高农民灾后恢复生产和生活自救水平，在政府救助（基本保障）之上提供补充保障；农业保险与政府救助的关系应是补充而不是替代。现阶段农业保险的保障原则是，区分农业自然风险和经营风险，农业保险以自然灾害损失补偿为主，经营风险如因农产品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变化、汇率变化导致的市场风险等，则通过其他政策手段解决；区分农业可保风险和不可保风险，农业保险主要承保可保风险，对不可保风险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而农业保险经营原则应遵循市场规律，立足于市场化经营，辅以国家政策扶持（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监管政策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不能完全依靠国家财政补贴和减免税扶持。
针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郭左践认为，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道路。我国应建立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主要形式应包括商业保险公司代办、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地方性，取决于地方财力）、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立足于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等。
据了解，保监会在去年农业保险发展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的基础上，今年将主要致力于在实践层面推进多层次、多主体、多模式的农业保险试点。下一步保监会将积极研究在黑龙江垦区引进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模式，在新疆、内蒙古开展奶牛等养殖业保险试点，在江苏、安徽、四川等地实行政策性业务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的试点。同时，保监会还将会同财政部、农业部、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组成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小组，依托试点载体，研究探索农业保险的支持政策。
除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发展，为农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外，保险业服务“三农”主要还体现在为农民的养老、医疗等解决后顾之忧方面。
据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主任陈文辉介绍，保险业在许多地区开展的为农民提供医疗、养老保险和失地农民保险服务试点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保险业在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应对风险带来的损害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为农民提供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服务方面，商业保险因其具备的专业化、制度化优势，为在农村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供了可行的选择。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将会在应对意外、疾病、死亡等风险方面发挥巨大的经济补偿作用，有效地防止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保障农民的生活质量。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保险服务则可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将失地农民获得的经济补偿转化为为他们提供养老保险服务，一方面失地农民因失地获得的补偿会有一个专业化机构为农民进行长期的保值增值运作，解决了农民的养老问题；另一方面，农民不会因使用不当而致使失地补偿用完之后既失去土地又失去经济来源，从而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聚。
保险业服务“三农”大有可为。但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保险业在服务“三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利因素。而只有在各方面逐步成熟，环境逐步改善的基础上，我国保险业在为“三农”提供积极有效服务的道路上才会越走越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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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保险五公开三到户是哪个文件规定

是《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农业保险发展工作的通知》。

根据《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农业保险发展工作的通知》

采取切实措施，大力推动农业保险发展

今后一段时期农业保险发展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1号文件精神，把服务农村社会经济作为工作重点，加大投入力度，创新发展方式，提高管控水平，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险服务。

（一）努力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拓展重要粮油棉作物保险和大宗畜禽产品保险的覆盖面，努力提高小麦、水稻、玉米、棉花、油料作物保险以及能繁母猪和奶牛保险的承保率。

在中央和地方政策支持下，积极推进森林保险、育肥猪保险和橡胶保险试点工作。针对地方农业生产实际，因地制宜开发保险产品，为地方特色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

（二）加强农业保险服务网络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在机构健全、内控完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积极拓展农村保险服务网络，将农业保险服务关口前移到涉农一线。要针对农业保险业务特点，建立健全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和业绩考核机制，切实调动基层员工的积极性。

（三）加强农业保险产品开发能力。各保险公司应认真研究政府、企业和农户的风险保障需求，遵循“保障适度、保费低廉、保单通俗、理赔便捷”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保险责任，开发适合“三农”的保险产品，满足“三农”的多元化需求，使保险服务覆盖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全过程。

（四）加强农业保险业务管理。要坚持规范经营，做到惠农政策公开、承保情况公开、理赔结果公开、服务标准公开、监管要求公开和承保到户、定损到户和理赔到户。要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加大对防灾防损防疫工作的投入，为农民提供防灾防疫、风险管理、产品信息等增值型服务，帮助农民提高抗御风险的能力。

（五）加强农业保险与涉农信贷的合作。鼓励各保险公司与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建立广覆盖、多层次、政策互补、风险共担的互动机制，加强产品开发、销售渠道和风险管控等方面的合作，充分发挥银行利率和保险费率的杠杆机制，探索分散农业风险和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的有效方式，完善农村金融支持体系。

（六）积极开展涉农保险业务。鼓励各公司以农房保险、农村主要劳动力意外伤害保险等为重点，积极拓展保险服务“三农”的领域。探索开展农机保险、农产品出口信用保险、农产品质量保证保险等险种，为“三农”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险服务。

（七）建立行业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农业保险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行业联席会议，做好行业内信息交流与沟通，共同协调、规范市场行为，及时研究农业保险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3)特色农产品保险保监会扩展阅读

稳定财政保费补贴政策。

各级财政通过保费补贴的办法，积极引导农民参加农业保险。

1、财政对主要种植业品种参保对象的保费补贴不低于70%，其中，60%由市级以上财政补贴，级财政补贴原则上不低于10%。

2、财政对能繁母猪参保对象的保费补贴不低于80%。

其中，30%由市级以上财政补贴；饲养者负担保费的20%。对能繁母猪年投保超过5万头（含）的县（市）、区，省财政在原有补贴比例之外再增加10个百分点的保费补贴，即市级以上财政补贴为40%。

3、财政对奶牛、高效设施农业参保对象的保费补贴不低于60%，其中，30%由市级以上财政补贴；饲养者和高效设施农业参保者负担保费的40%。

4、对于其他种植业、养殖业参保品种，市级以上财政保费补贴参照主要养殖业参保品种的保费补贴标准执行，不足部分由县（市）、区财政给予补贴。农机具保险试点的财政保费补贴政策按照市农机局、财政局的相关文件执行。

4. 2019年以来安徽省保险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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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推动保险业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本报讯近日，安徽保监局联合省政府金融办出台《保险业支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动保险业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意见要求，辖区保险业要切实把服务示范区建设放在更加突出重要位置，积极围绕皖江示范区建设需要，深入推进保险创新，着力扩大保险服务领域，着力提高保险服务质量和水平，努力为示范区建设提供全面、系统、高效的保险支持。
第一，发挥经济保障功能，分散转移皖江示范区重点产业承接中的风险。一是大力推进重点项目保险。加快发展企财险、工程险等业务，提高对装备制造、原材料、轻纺等传统优势产业、技术改造型产业的风险保障程度；扩大对重点基础设施、新引进大项目等在建工程的承保面，争取将相关保费支出列入工程预算范围；积极开展厂房与设备搬迁保险；鼓励为产业集群提供一揽子保险保障。
二是稳步发展新兴产业保险。扩大科技保险试点区域和业务范围；鼓励发展面向技术型、成长型、外向型中小企业的保险业务，加强对服务外包企业的保险服务。
三是积极发展服务业保险。以运载货物、仓储设施、运输工具、交通设施等为重点保障对象，发展物流保险业务。推进旅行社责任保险、旅游场所责任保险、游客人身意外保险，支持皖江旅游业发展；鼓励开拓会展、体育、演艺等领域的保险业务。
四是加快发展农业保险。在示范区率先实现重点种植业、养殖业品种的应保尽保；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鼓励开展涉农保险业务；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
五是构建风险管理机制。鼓励保险公司发挥自身优势，建立数据信息库，为企业提供风险管理咨询、决策、技术支持等专业服务；支持保险公司与再保险机构合作，有效分散重要产业转移承接过程中的高风险；探索建立有财政支持的、多层次的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
第二，发挥资金融通功能，为皖江示范区建设提供多层次金融服务。一是引导保险资金投资示范区。加强与保险资产管理机构沟通，建立保险资金与重点项目之间的信息交流机制；推动保险资金投资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重要承接产业项目。二是发挥保险的融资促进作用。鼓励创新“保险+信贷”融资模式；积极发展项目融资领域的保险业务；稳步发展住房、汽车等消费信贷保证保险；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鼓励开展国内信用险业务，探索中小企业履约保证保险试点。三是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
第三，发挥社会管理功能，推动示范区和谐社会建设。一是参与平安社会建设。将保险纳入灾害事故防范救助体系；深入实施交强险制度，建设机动车辆信息共享平台，完善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机制；大力发展安全生产等领域的责任保险业务。
二是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鼓励保险公司为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等提供养老保障服务；支持保险公司参与示范区企业年金业务；参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保险机构经办新农保试点；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制度；探索养老保险延迟纳税试点。
三是提高社会健康保障水平。鼓励发展城镇职工医疗、城镇居民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特殊人群意外医疗等方面的经办管理业务和商业补充保险；支持保险公司开展补充工伤保险；探索商业保险参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有效方式，支持保险公司参与医疗健康管理；大力发展农村小额保险。
四是参与社会事业管理。支持商业保险服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鼓励保险公司向政府职能部门提供理赔、精算、代理等管理服务；探索保险公司在示范区投资医疗机构和养老服务机构试点。
第四，完善保险市场体系，推进保险创新。一是加强保险市场体系建设。根据示范区建设需要，合理配置保险资源，稳步设立专门服务开发园区、产业承接集中区建设的保险分支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引导保险公司在示范区设立保险研发产品中心等后台服务机构；争取保险公司法人机构落户示范区或设立区域管理总部；探索开展村镇相互制保险试点；加强示范区保险人才队伍建设。
二是推进保险产品与服务创新。积极发展群众有需要、经营有效益、风险有管控的新产品、新业务；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网上保险等新的保险服务和营销方式，为保险消费者提供多渠道保险服务；加强示范区市场主体间的合作，探索开展区内保险查询、承保、理赔一体化服务。
三是加强保险市场监管。加大现场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秩序，防范化解风险，依法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在示范区实施常态化保险监管派驻制度，争取优先开展保险监管机构延伸试点。
第五，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为发挥保险功能作用提供有力保障。一是各保险企业要尽快明确本系统、本单位服务示范区建设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投入力度，加强市场开拓与保险创新，提高保险服务的全面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省级保险机构要加强与总公司的沟通联系，争取在机构设立、人员配备、产品开发、资金运用等方面得到更大的政策倾斜；三是各地行业协会要做好协调服务工作，推动执行报批报备的保险条款与费率，制定落实保险服务标准，加强重点业务领域的行业自律，规范保险招投标行为，合理开发利用保险资源。(中国保险网)
一、安徽保险业“十五”期间发展概况
（一）安徽保险业“十五”期间取得的主要成绩
1、保险市场体系日渐完善，保费收入增长较快
截至2005年底，全省共有保险机构1765个，比2000年底增加1501个。其中省级分支机构16家，比2000年底增加11家；市县级分支机构345个，比2000年底增加86个；营销服务部1404个，基本上覆盖到了全省各乡镇地区。专业保险中介机构从无到有，截至2005年底，共有各类专业中介机构56个，保险兼业代理机构2451个。2005年保费收入133.2亿元，是2000年的3.5倍。其中，2005年财产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31.67亿元；人身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101.57亿元。2005年保费总规模全国排名第13位；保费收入增幅列全国第23位。
2、服务领域不断拓宽，社会效益日益凸现
安徽保险业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不断拓宽保险业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新领域，在发展县域保险业务、开展农业保险、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一是县域发展战略成效显著。从2002年实施县域发展战略以来，到2005年底，全省保险县域业务保费收入达96.5亿元。二是农业保险试点取得突破。省政府已致函中国保监会申请组建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州市烟叶保险试点、岳西县茶叶保险试点、池州森林火灾保险试点工作已经开展。三是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有所进展。积极开展小煤矿雇主责任险试点工作，努力开拓律师责任险和火灾责任险。四是推动建立“861”项目保险服务体系。制定了《安徽保险业策应“861”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就保险业参与“861”行动计划做出整体规划,成立了“861项目保险办公室”，加强与省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的联系沟通，召开了安徽保险业服务“861”项目座谈会，搭建保险业和有关部门之间的信息平台,为保险业全面介入“861”行动计划创造了条件。
3、监管工作和行业自律得到加强，保险市场逐步规范
安徽保监局把加强保险监管，防范和化解风险作为重要工作职责，将日常监管、协作监管与长效监管有机结合，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风险。一是注重日常监管。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按照整规与日常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深入开展了整顿和规范保险市场秩序工作，重点查处了违规支付手续费、误导客户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同时，加大现场检查力度。2001-2005年，共对130多个保险分支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进行了现场检查，对81个机构给予了处罚，给予32个机构警告，对29个机构进行了通报批评，对13名高管人员进行了监管处罚，出具监管意见34件，实施监管谈话153次，保险市场秩序进一步好转。二是加强协调监管。建立了金融监管协作机制，与人民银行、银监局、证监局共同签署了《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就实行监管信息共享，定期召开金融监管工作联席会，交流监管工作意见，商讨业务交叉领域的监管问题等做出约定。三是实施长效监管。通过建立安徽保险业信用体系、强化行业自律和内控管理，保险市场逐步规范。
4、保险功能作用较好发挥，保险业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
“十五”期间，我省保险业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围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对保险的需求，在经济补偿、促进外贸出口、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等诸多方面，充分发挥了保险的功能和作用。2001-2005年，全省保险业共支付赔款和给付105.6亿元，为全省出口企业承保出口金额10亿美元，赔款支出580万美元，全行业提供就业岗位5万余个。
（二）安徽保险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十五”以来，我省保险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必须看到，保险业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与全国平均水平、与周边省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2005年，我省保费收入增幅低于全国5.34个百分点，在中部六省中增幅列第五位。与银行、证券业相比，保险业在全省金融体系中的发展也相对滞后。由于保险业在地方经济中所占份额过小，社会对保险的认知程度尚低，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还有待提高。
同时，我省保险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场有效供给不足，保险的功能与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二是市场集中度较高，市场竞争不充分；三是管理基础薄弱，创新能力不强；四是保险服务质量不高，诚信建设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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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监会 主席 农业保险 讲话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变迁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保险经历了初期的迅猛发展、中期的停滞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发展。政府干预与农业保险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休戚相关，农业保险的兴起、快速发展、持续稳定发展、萎缩及停办，都是政府干预的直接或间接结果。
（一）新中国农业保险业初期的迅猛发展：1949年至1958年
建国初期，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因此，当时农村经济制度安排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农业生产的复苏，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工业倾斜发展战略的实施开辟道路。194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成立，并迅速在全国建立了分支机构。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一直是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为恢复在战争中受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巩固土地改革的成果，刚刚成立的中国人保于1950年就将农业保险提上了议事日程，最初试办的农业保险主要借鉴了前苏联的模式和经验，并与当时的行政中心工作——土改、抗美援朝结合在一起，以政治任务的形式推进。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期的停滞：1959年至1981年
在建国初期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完成的情况下，决策层思想上的冒进主义和工业化冲动开始抬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家实现了对产权形式的垄断。当时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都认为，保险是资金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无谓转移，保险取代了财政的职能，只会增加国家的管理成本。与此同时，农村合作化进程完成，农村私人产权转变为国家控制的垄断产权安排，人民公社已经承担起防范风险、分担损失、保障农业生产的职能，农村保险已无存在的必要。这样，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保险都已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政府于1958年12月决定，立即停办国内保险业务。自此，国内保险业务全面退出，农村保险业务被迫停办，这一次停办就一直停到1981年。
（三）市场化改革时期农业保险的蓬勃发展：1982年至1992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建立和普遍实行农业家庭承包责任制，最终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同时农业、农村经济制度也逐步完善。1982年，国务院为农业保险在新时期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保险工作如何为八亿农民服务，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一个课题。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需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创造条件，抓紧做好准备，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畜牧保险等业务。”至此，我国的农业保险在经历了1958年停办的24年的空白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大幕下揭开了新的篇章，中国农村保障体系又逐渐由国家救济转向农业保险。同年，中国人保全面恢复试办农业保险，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保险试验。从试办到1993年，是由低速增长到高速增长的发展过程，农业保险得到了快速平稳的发展。
该阶段的农业保险发展确实体现了政府职责，但并不全面，具有隐性化特征。政府并没有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只是给予了开展农业保险项目的中国人保一定的政策鼓励和财政支持，缺乏系统的管理，这对建立完善有效的农业保险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说，政府在该阶段的行为还比较含蓄。此外，尽管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指导农业保险发展，但并未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不能对农业保险的开展实施有效监管，不利于农业保险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政策的变动会对农业保险的开展产生很大影响，这也是下一个阶段农业保险进入萎缩徘徊阶段的重要诱因。
（四）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农业保险制度的探索与困扰：1993年至今
这一阶段农业保险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期的迅速发展后，进入萎缩徘徊阶段；同时，随着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2004年始至今年，连续七年中央一号文件均为涉农文件，在相关职能部门的推动下，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全方位推进，农业保险取得了长足发展。因此，这一阶段又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农业保险萎缩徘徊阶段——政府职责缺位（1993年至2003年），农业保险恢复发展阶段——政府职责归位（2004年至今）。
1.农业保险萎缩徘徊阶段（1993年至2003年）：政府职责缺位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的发表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农业和农村经济制度沿市场经济方向变迁的速度加快。然而，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所期望的农业保险高速发展的局面并没有产生。当时，农业保险已涉及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各个领域，险种已从1982年恢复试办时仅有的生猪、大牲畜等几个险种，发展到棉花、水稻、烤烟、鸡、兔、羊、对虾养殖、扇贝养殖等近百个险种，而且还不断开发了商品性农业、开发性农业、科技兴农等项目保险的新险种，如：塑料大棚保险、海塘坝保险、地瓜脱毒保险等险种，大大促进了科技推广工作；部分险种，如麦场火灾保险、棉花保险、烟叶保险等已在全国大面积开展。但是，从规模上来看，1993年至今，是农业保险由高速增长到低速增长的滑坡过程，农业保险的发展陷入困境。1992年底，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已达8.17亿元，占当年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2.57%，但到1997年底，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占财产保费收入的1.18%；1998年至今，农业保险滑坡更加严重，到2000年，农业保险收入仅占财产保险收入的0.66%，2004年更是进一步滑落到0.35%。总的来看，农业保险收入占财产保险收入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这与整个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势头显得格格不入。
在这个时期，政府本着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原则，因而对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几乎没有任何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也就是说，政府在这段时期的农业保险中没有承担其相应的职责，而是放任农业保险的发展，让其自主探索。而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品属性决定了商业保险公司不可能提供有效供给，而在没有政府财政补贴的情况，农民不愿、也无力支付较高的保险费。农险的经营主体不得不压缩原有的农险业务，使得农业保险市场进入日益萎缩的恶性循环状态。故此，政府缺位是导致1993年至2003年农业保险萎缩徘徊的唯一原因。
2.农业保险恢复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政府职责归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面临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威胁，无论哪一种风险，都有可能对农业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冲击下，这些风险的作用更加显化和复杂化。从我国当前的农村经济形势看，农业仍比较落后，各种各样的风险都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落后状况并不能很快改变。因此，目前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状态将严重制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波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正积极推进农业保险试点。近年来，中国保监会始终把促进农业保险发展、为“三农”提供保险服务作为一项重点工作，积极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
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的全方位推进，带来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良机，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随着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的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提升，我国农业保险呈现区域化发展特征，少数地区或因地区农业的特点和优势，或因地方政府的重视，或因探索到一种合适的制度模式等，农业保险得到较快发展。这些区域特色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探索对当地的农业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总体而言，从2004年以来，在政府主体的推动下，我国农业保险开始进入迅速恢复阶段，且势头渐长，已初具规模。我国农业保险已经开始进入政府诱导发展阶段，各级政府在政策指导、财政补贴、法律监管等方面开始承担应尽职责。当然，其间必然会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难题，但随着政府职责的归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进入了新时期的制度创新阶段。
1982年到1986年的恢复试办阶段，政府干预力量较为得力，农业保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政府垄断经营。在业务经营中不大考虑盈亏问题，经营的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实行全国统一核算，盈亏由保险公司内部险种互补，亏损可由其他险种的盈利弥补。运作过程中，这种方式渐露缺陷。一方面对农业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统一核算，盈亏互补，不利于调动保险公司经营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政府考核保险公司的绩效。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大干大赔，小干小赔”的局面使保险公司倾向于减少农业保险的供给，而加大盈利性险种的经营。
1987年6月，政府决定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内部特设农村保险业务部，专门从事农业保险的经营，并从1988年开始以省为范围，实行农业保险单独核算，但由于政府未能理顺与保险公司、农民之间的关系，农业保险经营风险更加集中，巨额亏损使得经营农业保险难以维继。
198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了农牧业保险公司。新疆建设兵团保险公司开办的农业保险属于行业性保险，对象主要是新疆农垦系统的农场，以工补农，国家财政也给予巨大支持。但随着该公司改制，农险业务也呈下滑趋势。
1991年和1996年，中央、国务院分别做出“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建立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农村专项保险基金，逐步建立农村灾害补偿制度”和“发展农村合作保险”“逐步建立各类农业保险机构”，“为避免农业保险机构因承保种养业保险造成亏损，国家将在政策上给予适当扶持”等决定。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转变经营方式，委托地方政府代办、与地方及其他经济组织合办发展合作农业保险等多种经营模式的试点工作。上述试点，对我国农业保险的运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缺少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资金支持，大部分经营性试验陆续停办。特别是农业保险合作社，虽然可以有效解决保险经营中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但由于农民保险意识淡漠，保险合作社规模难以扩大，面临筹集保险基金难等问题，而且保险合作社赔偿能力有限，对农民吸引力不大。
我国农业保险自1982年开始恢复，到高峰期的1992年，农业险保费收入达8.2亿元，但赔付率高达116%，完全是亏本经营。从1996年起，农业保险规模逐年萎缩，2001年农业保险规模跌到20多年来的最低谷，农险保费收入仅3亿元，占保险业总保费的0.14%，农业保险密度仅为0.38元，农业保险深度仅为0.02%，是近2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年。全国2.3亿农户，户均保费不足2元。
总的看，自我国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以来，尽管农业保险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成绩，但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有效需求不足以支持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商业保险公司由于担心亏损，而不愿涉足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业务量逐年呈负增长，市场“失灵”。我国用了23年的时间，得出了与国际农业保险同行相同的结论：农业保险不能实行商业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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