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委托理财案件有哪些纠纷类型，案由及法律适
您好，法院在立案时以“委托理财纠纷”暂定案由，在具体审理委托理财案件过程中，进一步区分不同权利义务约定，以界定其法律关系并确定案由。具体而言：
1．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开设资金账户和股票账户，委托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的；或者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或实际上借用他人名义从事投资管理的，应认定双方成立委托理财合同，并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确定案由。
2．委托监管合同案件。证券公司、期货公司或其分支机构接受委托理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或资产委托人的委托，承诺对委托资产的交易账户进行监督管理的，应认定成立委托监管合同关系，并以委托监管合同纠纷确定案由。
在委托理财合同案件和委托监管合同案件中，在法律适用方面宜遵循如下思路：首先，应主要以《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商事基本法律作为法律适用依据。其次，从《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金融法律、法规中寻找有关证券、期货等交易规则，作为处理案件之依据。再次，从中国证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制订的相关金融行政规章中援引有关营业资质、禁止性交易行为等规定作为判案的参照依据。目前这类参照依据主要包括：中国证监会证监机构字[2001] 265号《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证监机构字[2003]107号《关于证券公司从事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2003 年中国证监会第17号《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等。最后，对于具体案件中出现的新型疑难法律问题，应结合国家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综合运用委托理财案件审理原则、民商法基本原则、原理和法律解释学的方法予以分析和处理。
3．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将资产交由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受托人无论盈亏均保证委托人获得固定本息回报，超额投资收益均归受托人所有的（即约定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属于“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关系”的情形，应认定双方成立借款合同关系，以借款合同纠纷确定案由，并适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4．合伙协议纠纷案件。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提供专业理财服务，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应认定双方成立以委托理财合同为表现形式的合伙关系，以合伙协议纠纷确定案由，并适用《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
5．信托合同纠纷案件。在委托理财合同实践中，若合同约定委托人将其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并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进行管理，委托资产与委托人资产和受托人的固有资产相互分离，以使委托人或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获得收益，且受托人具备法定资质的信托投资机构等《信托法》所规定的信托行为构成要件的，应认定成立信托合同关系，以信托合同纠纷确定案由，并适用《信托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B. 如何判断非法集资和委托理财
区别非法集资和委托理财注意以下几点：
一、集资主体是否具有法定的资格。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必须经过法定部门审批。以吸收存款为例，在我国能够合法吸收存款的机构只能是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并颁发金融许可证的存款性金融机构。如果某种集资活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审批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和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的集资，就涉嫌非法集资。
二、是否承诺高额的回报。非法集资行为一般具有许诺较高比例集资回报的特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或投资收益回报，而这一回报往往数倍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三、是否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所谓“不特定对象”是指社会公众，即具有不同身份、年龄、性别、职业、行业、阶层、关系的社会各类人员，而不是单位内部或外部的少数特定人员。一般而言，募集对象在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集资，应特别注意判断其合法性。
C. 如何处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
委托资产的损失范围应当以实际损失为限，不包括可得利益损失，并应以下列方式计算委托资产的实际损失：委托资产损失=（委托人实际交付的委托资产+证券或期货的当日市值）－（委托资产的控制权实际转移至委托人的委托资产+证券或期货的当日市值）。在委托理财合同有效的场合，当事人对委托资产损失的计算另有约定的，若该约定不违反公平原则，应从其约定。 （1）合同有效之场合。委托理财合同有效之场合，大体包括受托人是有资质的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法人以及自然人两种情形。现行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关于“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中国证监会2001年《通知》关于“委托人必须承担委托投资的投资损失”之规定，可以作为认定双方民事法律责任的依据或者参考。在委托理财合同期满、双方终止或者协议解除合同时，若委托资产处于亏损状态，原则上受托人应在扣除依约取得的合理报酬后，将余额部分（包括货币资金和其他金融性资产）全部返还给委托人。若受托人对损失存在过错，则应酌情减少其报酬。对于委托资金之损失，应根据当事人是否有过错、过错大小、过错与损失的因果关系等确定其各自责任。依委托代理制度一般法理，委托理财投资损失应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但受托人在受托管理资产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侵权行为或者未尽谨慎注意义务等而存在过错，且与受托资产实际损失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的，受托人应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合同无效之场合。因委托理财交易通过电子系统进行，交易对方并不特定，故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与普通合同无效之处理方式不同，不宜机械地套用合同法所规定的恢复原状等处理方式，不能因委托理财合同无效而否定证券、期货交易行为及结果。在委托理财合同因委托人或受托人无资质、订有保底条款、以及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而无效等场合，受托人应将委托资产本金返还于委托人，并支付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3）有效与无效之比较。至此，关于委托理财本金处理方面自然会生发出一个疑问：对委托人资产的保护，合同有效反而不如合同无效？这种处理结果通常只是一种表象，而实质上的权利配置和责任分担是公平的，而且有利于从司法角度推进委托理财市场行为的规范化。首先，就法律预期而言，在委托理财合同有效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皆是遵循资本市场一般规律和规范的行为规则从事委托理财活动，并相互持有一个合理的法律预期，该双方基于法律规定和意思自治所出的法律安排及本金和收益请求权，在签订有效的委托理财合同时，即是已被考虑在内的可预期的权利，而且是确定的并依法受到保护的；若受托人理财技巧高超，则委托人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无效的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预期是不确定的，因合同无效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非是一种期待利益。其次，就实际偿付能力而言，无资质的一般的咨询公司乃至事业单位等非金融机构法人的资力不如有资质的证券公司、投资咨询公司那么可靠，而是处于给付能力或缺不安且极其有限的状态，即便人民法院判令保护委托人的本金和利息，其执行结果也取决于受托人的清偿能力，实践中也常常因为受托人人去楼空或几近破产而执行无果。因此，从最终获得实际收益的角度看，依照有效的规则所从事委托理财活动对委托人最为有利。再次，就过错和责任分配而言，在合同无效场合，让受托人承担较大的过错和责任也许不甚公平，但应当看到，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原因通常在于受托人无资质和保底条款的存在。无委托理财资质的法人是严禁从事受托理财业务的，受托人无疑应承担较大的过错和责任。同样，若没有保底条款的引诱，委托人通常是不会将委托资金交给受托人理财的，所以使受托人承担较大的民事责任既在情理之中，也是防止订立保底条款的重要措施。最后，就规范导向而言，通过在无效合同中使受托人承担较重的责任，可使无资质的受托人对委托理财活动望而却步，可使有资质的受托人尽量避免订立保底条款，亦可使委托人慎之又慎地权衡订立无效委托理财合同以及未来的实际结果。一言以蔽之，通过这种规则配置，可以使委托理财活动更加规范化。 关于委托理财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如何处理因委托理财合同而获得之收益问题，有观点认为，委托人因无效合同所获得之利益，应充抵受托人或者监管人的赔偿金额；充抵后剩余之收益部分，人民法院应将其与受托人因无效合同所获得之收益一并予以收缴。鉴于收缴之规定乃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物，有失公平，亦容易因利益驱动而导致权力滥用，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在合同无效的场合，因委托理财所得之收益应先冲抵受托人或监管人应当返还或赔偿的资金数额，再扣除受托人从事理财业务所需支付之必要管理费等费用后，余额归委托人所有。此外，即使合同双方当事人已经按照保底收益条款约定的分配比例各自获取了部分收益，双方所获取的收益亦应计算在委托理财收益总额之中。
D. 非法集资案件投资人信息登记平台咋登录
非法集资：
具体规定
非法集资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也有实物形式和其他形式；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这里“不特定的对象”是指社会公众，而不是指特定少数人；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实质。面对某些官员与非法集资企业的“大合唱”，我们实在很难说一定是后者将前者“拉下水”，很难说前者只是“无意间”沦为“活道具”而成了“从犯”。公安、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活动，绝不能放过这些面目暧昧的“活道具官员”，只要他们参与了非法集资的“演出”，无论只是收取了出场费，还是接下来还有更进一步的运作，都必须为此承担党纪政纪责任和法律责任。
相关分类
根据《关于进一步打击非法集资等活动的通知》（银发[1999]289号）的相关规定，“非法集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通过发行有价证券、会员卡或债务凭证等形式吸收资金。
⊙比较常见的是：以发行或变相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等权利凭证或者以期货交易、典当为名进行非法集资。通过认领股份、入股分红、委托投资、委托理财进行非法集资。通过会员卡、会员证、席位证、优惠卡、消费卡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2)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等份分割，通过出售其份额的处置权进行高息集资。
⊙最新的变化是：通过出售其份额并承诺售后返租、售后回购、定期返利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3)利用民间会社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 最近的变化： 利用地下钱庄进行集资活动。
(4)以签订商品经销等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常见的是：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与转让、发展会员、商家加盟与“快速积分法”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5)以发行或变相发行彩票的形式集资；
(6)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非法集资；
(7)利用果园或庄园开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例如，借种植、养殖、项目开发、庄园开发、生态环保投资等名义非法集资。
（8）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造的“虚拟”产品，如“电子商铺”、“电子百货”投资委托经营、到期回购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9）利用互联网设立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10）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特点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
跨省非法集资
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集资，即集资者不具备集资的主体资格
二、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也有实物形式和其他形式。
三、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这里“不特定的对象”是指社会公众，而不是指特定少数人。
四、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实质。为掩饰其非法目的，犯罪分子往往与投资人（受害人）签订合同，伪装成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骗取资金的最终目的。
三大新特征
河北发生的涉嫌非法集资案件13起中，都是采用直接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形式，大致可划分为债权、股权、商品营销、生产经营四大类，具有三大新特征：
一是非法集资方式变化多样。犯罪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支持
非法集资近30亿原东华董事长
新农村建设等旗号，由传统的种植、养殖向工程项目、科技开发、投资入股、消费返利等方式转化。
二是多种犯罪行为相互交织。犯罪分子将非法集资与传销、合同诈骗等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相互交织在一起，采用传销手段首先对集资人员进行洗脑，许诺种种优惠条件和获利模式，然后再引诱集资，层层下套。一般在集资初期，犯罪分子往往积极“兑现”回报承诺，骗取信任，吸引更多的人踊跃加入，集资规模迅速呈几何级放大。
三是非法集资宣传不惜血本，利用媒体造势。如聘请明星代言，在一些媒体上刊登专访文章，利用报道宣传不法企业的“业绩”；将部分非法集资款投入公益事业或进行捐赠；雇佣业务员窜入社区散发传单，传播集资信息；举办各种活动，并在现场兑现红利，让参与人员先尝到甜头，为非法集资活动宣传“现身说法”。
主要手段
1、非法发行有价证券。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1998年7月29日）规定：“企业通过公开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等形式进行有偿集资，必须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同时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突破发行计划，不得擅自设立或批准发行计划外券种。对违反规定的，要依照《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如果对上述《实施方案》进行严格解释，在现阶段我国住房抵押证券操作，在明确具体的规定出台之前，很有可能被有关部门认定为涉嫌非法集资。再如，1998年10月6日证监会《关于对拟发行上市企业改制情况进行调查的通知》规定“先改制后发行”规则之后，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或类似股票的“股权卡”方式募集设立公司的行为同样涉嫌非法集资。
2、非法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行债权凭证。这是非法集资案件比较常见的案型，主要是非法集资者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债权凭证，承诺到期偿付高额回报方式进行集资。
3、非法发行会员卡、会员证。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立即停止利用发行会员证进行非法集资等活动的通知》发布之后，法律规定各种形式的会员证发行一律属于非法集资，直到1998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局发布《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了会员卡发行和交易的批准程序之后，按照该《试行办法》办理批准程序的会员卡发行才不属于非法集资。
皖北非法集资案频发高额回报
4、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等份化，出售份额处置权。建设部《关于不得给一个平方米单位产权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通知》（（94）建房管字第09号）规定，房地产产权管理部门及房地产开发公司发放一平方米产权证书的行为，违反我国集资法律规定，属于非法集资。2001年《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2条明确规定：“商品住宅按套销售，不得分割拆零销售。”
5、利用民间会社形式进行非法集资。如未按法律规定批准设立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农村救灾扶贫储金会、“标会”等进行非法集资或变相吸收存款等，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作出了明确审批程序和业务许可范围等方面的规定。
6、以签订商品经销等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如河南百花集团以与社会公众签订“连锁营销协议书”形式非法集资，又如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商品房销售中的返本销售非法集资。
7、以发行私彩或变相发行彩票的形式集资。《国务院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1991年12月9日）规定：“发行彩票的批准权集中在国务院。需发行彩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应提前半年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发行计划及发行办法，经人民银行审查后，报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1999年1月25日）规定下属行为属于非法集资：“（一）以有奖销售为名，变相发行彩票的；（二）私人擅自发行与销售彩票的；（三）在境内发行境外彩票的；（四）以传销方式发行彩票的。”
8、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非法集资。《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国发[1998]10号）明确禁止企业采取传销经营方式，同时明文禁止如下变相传销方式：“（一）将传销由公开转入地下的；（二）以双赢制、电脑排网、框架营销等形式进行传销的； （三）假借专卖、代理、特许加盟经营、直销、连锁、网络销售等名义进行变相传销的；（四）采取会员卡、储蓄卡、彩票、职业培训等手段进行传销和变相传销骗取入会费、加盟费、许可费、培训费的；（五）其他传销和变相传销的行为。”国家工商局、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2000年2月17日发布《关于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等非法经营活动的意见》又明确认定了数种变相传销行为为非法经营行为。
皮包公司非法集资
9、利用果园或庄园开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1998年左右部分地区出现以开发“果园”、“庄园”的名义非法集资的现象，如某果园开发公司通过宣传“只要投入7800元，拥有50年私人果园，33株龙眼树”进行非法集资，针对上述违法现象，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国办发〔1999〕39号）明文禁止利用土地开发进行非法集资，并规定：“农林开发用地必须依法进行土地登记，明确规划要求和转让、转租的限定条件，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进行分割转让、转租。”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农林开发项目信贷管理，严禁利用土地开发和土地转让名义非法集资的通知》（银发〔1999〕254号）也有相关禁止性规定。
以上是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打击非法集资等活动的通知》（银发（1999）289号）明文归纳的若干种非法集资案型。
11、教育储备金。前一阶段，各地民办学校大量采取教育储备金的教育收费方式，即要求学生（家庭）一次性缴纳一笔大额资金（10~30万），称为“教育储备金”，学校同时承诺学生在校期间毋须再交纳其它费用，并且在学生离校时可原数返还所缴“教育储备金”。随着番禺、湖南、武汉等地先后爆发巨额教育储备金无法返还学生家长的案件，各地政府向后出台政策禁止民办学校收取任何形式的教育储备金，如广东省教育厅粤教策（1999）2号文件等。在此之前，国家教委1991年5月3日发布的《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第9条规定：“集资办学应贯彻自愿、量力和群众受益的原则，按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进行。中小学校不得自行向群众和社会硬性摊派费用，也不得向学生征收集资费。”《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7条规定：“民办学校对接受学历教育的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由学校制定，报有关部门批准并公示；对其他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由学校制定，报有关部门备案并公示。民办学校收取的费用应当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因此，民办学校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公示即向学生家长收取教育储备金的，应认定为非法集资。
12、地方政府发行或变相发行地方政府债权。《预算法》第28条明文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因此，《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中明确禁止上述非法集资行为。13、以“招商”名义从事非法集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查处企业以招商等名义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工商企字[1998]第272号）规定坚决查处企业借“招商”名义非法集资，并且规定：“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严格按规定核定企业经营范围，不得核定“招商”以及类似的不规范用语。”
非法证券
为揭露非法集资给社会和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引导群众增强法律意识、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有效遏制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 股票，是指未经证券监管部门批准而擅自公开、变相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擅自公开发行股票是指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超过200人的行为。变相公开发行股票是指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采用广告、公告、电话、信函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以及公司股东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的行为。如果是向特定对象转让股票，未经证监会批准，股票转让后，公司股东不得超过200人，违反这一法律规定的行为也是变相发行股票。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是指未经证监会批准的机构和个人从事的证券承销、经纪（代理买卖）、证券投资咨询等证券业务。 非法证券活动表现形式主要有：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或各类基金份额，谎称这些证券将在海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兜售所谓原始股或基金份额；以所谓投资咨询机构、产权经纪公司、国外投资公司驻华代表处，甚至产权交易所、证券交易所的名义，未经证监会批准，非法向社会公众推销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以证券投资为名，诈骗群众钱财。
浙江丽水女老板非法集资7亿
社会公众可从两方面来识别非法证券活动：一是从证券的发行方式识别，无论是股权（股票）、债券还是基金，其发行方式是不是采取了前面提到的公开发行的方式，如果采取了这种方式，就要看是否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相关批准，可以判别它是否是非法的行为。二是从发行证券的中介机构识别，看中介机构从事证券承销、代理买卖活动，是否取得了证监会批准，如果没获批准，就可判别是一种非法证券业务。根据《证券法》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那些所谓的“原始股”“将在海外上市的股票”及“金汇基金”“瑞士共同基金”“金手指基金”等完全是骗局，投资者一定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
托管造林
“托管造林”是近两三年出现的现象，其基本运作方式一般是通过租赁、承包或其他方式获取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再转让给社会零散投资者，然后投资者再将林地和林木委托给公司经营。这种转让与托管为一体的经营模式，风险极大。已经暴露出一些公司在运作过程中存在不法行为，并给投资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这些“托管造林”公司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欺骗手段：
一是为公司披上合法外衣，一般极力宣传“托管造林”模式是响应中央9号文件精神，是国家鼓励社会主体参与林业建设和投资的新模式，欺骗投资者。二是以林权证为幌子，博取投资者信任。“托管造林”公司许诺购买林木后将转交或帮助投资者办理由国家林业局统一印制的林权证，使投资者相信林木是真实存在的、权益是有保障的，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三是夸大林木生长量及林业投资回报率。“托管造林”公司多数在宣传中许诺很高的投资回报率或出材量，甚至宣传投资林业零风险。而实际上，林木生长受自然条件、品种选择、经营措施、自然灾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托管造林”公司在宣传中，向投资者隐瞒投资林业所要承担的风险。四是承诺有专业的管护队伍和机械设备，负责对投资者购买的林木进行精心管护。实际上，这种承诺是否履行很难监督，有些公司根本没有所谓的专业管护队伍，也没有实施正常的营林和管护措施，林木生长状况也很差。五是宣传林木采伐不受采伐限额指标的控制。这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严重不符。 《森林法》规定，除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以外，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期限、采伐方式等进行采伐。而一些“托管造林”公司以“谁造谁有”为借口，宣称当事人想采伐就可以采伐，实际上在欺骗投资者。六是装扮公司经营形象，赢得投资者的好感：在重要的商业地段租用高档写字楼作为公司的经营场所，打造具有经营实力的形象；宣称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打造专业性；组建各种类型的监督委员会等，体现投资者对公司的监督权。而实际上，这正是骗局的一部分。
河南商丘人大代表吴振海非法集资6.1亿
《森林法》规定，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及其林地使用权，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的林地使用权，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森林、林木和其他林地的使用权可依法转让。除此之外，其他森林、林木和其他林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国家尚未制定具体的流转办法，有的省份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可按照地方性法规进行流转。国家尊重森林经营者的经营目标，保障森林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但在林木采伐上有具体的法律和政策规定。按照《森林法》的规定，特种用途林中的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严禁采伐；除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外，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按照《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申请采伐林木者，需向当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提交包括采伐的目的、地点、林种、林况、面积、蓄积、方式和更新措施等内容的申请文件，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按照法定的发证权限，在批准的采伐限额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内审核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
回报诱饵
非法集资千变万化诱饵都是“高额回报”，非法集资犯罪虽经司法机关屡次打击，但近几年来发生的此类案件却不在少数，甚至在一些地方有愈演愈烈之势。记者在跟踪调查中发现，非法集资类犯罪正呈现出四个特点，亟须引起各方关注和防范。 部分地方的非法集资活动名目繁多。以辽宁为例，有种树、养蚂蚁、养鹅、代销食品的，还有投资港口建设、石油开发和投资啤酒生产线的，这些非法集资活动的共同点都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通过媒体广告宣传，利用亲友相互鼓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伪装性和欺骗性。该类违法犯罪活动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伪装、欺骗性更强。非法集资犯罪的嫌疑人不但有合法注册的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而且处心积虑利用国家产业政策和经济振兴形势，巧妙伪装、加强炒作。有的还擅自成立有关国家办公机构，打着科研单位的招牌，“拉大旗、作虎皮”。
二是犯罪组织更为严密。当前，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与非法传销活动方式有融合趋势，主要策划者居于幕后，或者在外地遥控指挥，在同一地区或不同地区设立若干分公司，再临时雇用社会闲散人员进行宣传和发展“下线”。分公司负责人多为先期投资获利者。骨干成员的报酬根据集资额按比例提成。这样层层诈骗，又层层控制。
三是投资者成分不断扩展。集资诈骗案件的被害人多为城市下岗、买断工龄职工、较富裕地区的农民以及社会闲散人员。但目前有向高校学生、城市白领、个体企业老板等方面扩展的趋势。
四是异地作案突出。集资诈骗活动具有跨地区、甚至跨国作案的特点，资金流动和转移很快，产生的影响和损害很大，更不利于查处。
领导道具
领导干部为何沦为非法集资“活道具” ，公安机关在调查中发现，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涉嫌非法集资的企业成立时，有的官员端坐在主席台上；企业周年纪念时，有的官员到会侃侃而谈。官员和企业老板的合影挂满了这些企业办公室的墙壁，官员视察的照片占据了企业宣传册最显要的位置。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些官员与非法集资的企业之间，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利益关系。 新华社发表评论《领导干部谨防沦为非法集资的“活道具”》，认为“少数领导干部已经沦为非法集资的‘活道具’和‘广告’，暴露出其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存在的诸多问题”，“虽然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是无意间充当了非法集资的‘活道具’，但其巨大的广告效应正是这些骗子公司梦寐以求的，客观上起到极大的误导作用”。将这些与非法集资企业打得火热的官员称为“活道具”，可以说一点儿也没有诬陷和贬损他们。这样的“活道具”远非安徽所独有，在其他地方也时有所见，而且，有的官员并不是“无意间”充当了非法集资企业的“道具”———他们既然身为地方官员，无论就其地位、见识而言，还是从获取信息、动用资源的能力看，都不会是轻易上当受骗的“低能儿”，所以，他们不会平白无故赤膊上阵为这些企业呐喊鼓噪，对于自己能够为企业发挥的广告宣传作用，他们一定也有着清醒的意识；他们对群众和社会起到的极大的误导作用，往往也不只是客观的结果，而更可能含有主观的成分。
仔细分析起来，某些官员沦为非法集资企业的“活道具”，一般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官员只是出席企业的会议，参加企业的活动，此外没有更多更深的介入。只要官员在会议上亮了相，在活动中剪了彩，企业就有机会将官员的形象用来进行广告宣传；与此同时，某些官员亮相、剪彩也不会白忙一场，他们会收取少则一两千元、多则上万元的“出场费”。这些官员的身价相较明星大腕或许并不高，但他们将自己的形象就这样“卖”给企业，却十足令人痛心。其二，某些官员不满足于默许非法集资企业将自己的照片挂在墙上招徕生意，而是身体力行参与到非法集资活动中去，与非法集资者一起“坐庄”、“操盘”以牟取暴利。如辽宁省丹东市破获一起非法集资案，一个只有中专文化的护士非法吸纳公众存款1500多万元，警方发现，该案能够发展到如此规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少数官员直接参与其中。比上述两种形式更胜一筹的是，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和政府部门不惜透支公权力的公信力，为非法集资的企业进行信誉担保。如安徽省太和县双阳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高达6.4亿元。该案之所以能持续近十年、涉及公众存款户6000余户，关键在于当地一批领导经常到双阳集团视察，为该集团及其负责人戴上一顶又一顶光彩照人的桂冠。在双阳集团资金链出现问题时，当地政府甚至动用财政资金给予资助，从而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大的欺骗性，使更多群众陷入到骗局之中。
4识别方法编辑
非法集资的形式多样，隐蔽性和欺骗性越来越强，如何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有关部门建议：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
一、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
二、正确识别非法集资活动，主要看主体资格是否合法，以及其从事的集资活动是否获得相关的批准。
三、增强理性投资意识。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不规范的经济活动更是蕴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定要增强理性投资意识，依法保护自身权益。
四、增强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意识。非法集资是违法行为，参与者投入非法集资的资金及相关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当一些单位或个人以高额投资回报兜售高息存款、股票、债券、基金和开发项目时，一定要认真识别，谨慎投资。
5相关建议编辑
非法集资的形式多样，隐蔽性和欺骗性越来越强，如何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有关部门建议：
传销印象
1.要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提高识别能力，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的投资项目进行冷静分析，避免上当受骗。
2.要结合非法集资的基本特征，主要看主体资格是否合法，以及其 从事的集资活动是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是否承诺回报。
3.要增强理性投资意识。高投资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不规范的经济活动更是蕴藏这巨大风险。
4.要增强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意识。要认真识别，谨慎投资。
E. 我朋友以委托理财方式非法吸收资金叁佰万元，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吗会被判多久呢
问：我朋友以委托理财方式非法吸收资金叁佰万元，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吗？会被判多久呢？
答：君同法律在线咨询为您解答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规定：
[刑法条文]
第一百七十六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相关法律法规]
《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
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二条
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二)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
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
第二十二条
设立非法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F. 法院审理委托理财合同而引起的纠纷怎么判
一、认定双方成立以委托理财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并以借款合同纠纷确定案由。应根据人民法院审理借款合同纠纷的一贯原则认定。例如，约定的收益，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保护。企业之间的委托理财行为如被认定为借贷性质后，因其违反了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资金占用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
二、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有"保底条款"的委托代理关系，并以委托合同纠纷确定案由。除受托方为证券公司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订立"保底条款"的主体外，一般应认定为有效，委托人请求受托人按照约定返还本金及约定回报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由于市场风险导致受托人难以履行合同，受托人请求减少支付超出正常孳息部分的回报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调整。
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如证券公司承诺订立"保底条款"。双方均有过错的，应根据过错大小，对损失分别承担责任，在一般情况下，应认定受托人对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当事人以已经向对方支付回报或对方已经享受盈利为由进行抗辩的，已经支付的回报或已经享受的盈利可以冲抵损失。当事人不提出上述抗辩的，法院不主动理涉。受托人以双方之间在本案所涉委托理财合同之外签订其他委托理财合同，并已经按约向委托方支付回报进行抗辩的，法院不予支持。
四、对于以委托理财为名，涉嫌非法经营、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视情节轻重追究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求其刑事责任。目前，委托理财的案件在各地法院大量堆积，主要因为缺乏直接明确的法律依据，也因争议太大，导致了各地法院在审理委托理财案件时操作不一，遇到纠纷投资者维权成本不堪其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至少已六易其稿，仍无法出台。时至今日，国内司法界、学术界、证券业界对"司法解释"中的一些条款仍在激烈争论。
G. 什么是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委托理财合同效力
一、什么是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
（一）什么是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证券等金融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管理活动所引发的合同纠纷。
（二）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
1、从协议的名称看，有委托投资、合作经营、合伙经营、借款等，但其实际内容大都约定了保本、支付固定收益等条款。尽管协议所用名称不一样，但协议的内容基本为委托理财。
2、从协议签定的主体看，有委托双方签定的协议，有委托双方加监管人或者担保人三方签定的协议。委托人，有法人、自然人；受托人有既有民间的委托理财如自然人、一般的有限公司、各类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私募基金等等，也有金融机构的受托理财，如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期货公司、商业银行等等。
（三）最高法院在其召开的《关于审理金融市场上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起草工作第二次研讨会上，对这类纠纷，根据当事人在合同中关于权利义务的约定，将其分为四种：
1、凡是约定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所有的，与民间借贷无异，应将其认定为借贷纠纷；
2、凡是约定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管理的，应将其认定为信托合同纠纷；
3、凡是约定委托人自己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委托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的，应将其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
4、凡是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应将其认定为合伙合同纠纷。
二、委托理财合同效力的界定《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合同的效力，应以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法律的颁布机关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法规的颁布机关为国务院。
目前对于委托理财，只有《证券法》及证监会的一些规章、文件。而《证券法》并未对委托理财的主体作出规定。因此，只要委托双方签定的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委托理财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
同时，由于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无效，应根据《合同法》第56条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因此，认定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时，除了保底条款无效外，合同其他部分仍然是有效的。
H. 浅谈如何区分委托理财与受贿犯罪
以理财之名行贿赂之实，不是什么新鲜的做法。早在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即有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
所获取的收益到底是投资所得还是犯罪所得，如何界定？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对两者进行区分：
委托理财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任何投资者都应当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赚多赚少，都由市场来决定。收益归受托人所有，损失也应由受托人承担。在打着理财“幌子”的受贿犯罪中，受贿一方为了确保固定收益，往往事先明确投资的回报率，双方之间既没有具体的投资项目，也没有明确的经营计划，作为委托一方的国家工作人员坐等财源广进，不承担任何市场风险。本案中，梁爱军两次让何劲光打下借条，约定两年后的固定还款金额为300万元，即表明其投资非市场行为。
委托理财所获取的收益不应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投资收益与市场风险呈正相关。当双方明确为借贷关系，且约定有“保底条款”的情况下，短期内投资收益不应当高到离谱。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不应超过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以2010年人民银银行贷款月息6厘多为参照，最高不应该超出月息2.5分。按照梁爱军的如意算盘，月息达到4分之多，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应认定为受贿。受贿数额以实际“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委托理财不应损害公共、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应以合法为前提，不得以损害国家公权力的廉洁性为代价。判断一种行为是理财还是受贿，关键要看高额收益的对价是什么，是不是建立在公权力的基础上。否则所谓的投资收益不是对资金的回报，而是对权力的回报。何劲光看重的不是东拼西凑的100万元，而是梁爱军手中的权力。正如他所说：“我不向梁爱军借款，也能向他人以月息2分借到资金。因为梁爱军是正科级领导干部，我想用这种方式与梁爱军拉近关系，以便我有事找其帮忙时，梁爱军不能够拒绝。”
对那些“尽量避免赤裸裸权钱交易”的人而言，委托理财的确是个不错的借口，既隐蔽又不至于斯文扫地，成为不少党员干部的“生财之道”。党员干部的个人理财行为亟待规范。就在梁爱军案发后不久，建湖县委办、政府办于2015年1月印发《关于严格规范党员干部个人借贷、投资、理财等行为暂行规定》，重申了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变相受贿的各项禁令，对于保证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