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李增刚的个人事迹
国门内外写神勇,攻克命案近百宗
走出国门,侦破国外谋杀临沂民营企业家夫妇大案,展现了李增刚优秀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2003年11月,临沂民营企业家郁某夫妇带70万美金和56万元人民币赴南亚期间失踪,社会高度关注。李增刚带队参加市、区两级破案组,工作发现郁某夫妇经新加坡飞往缅甸仰光,在公安部、外交部帮助下,他与省厅、市局一行赴缅侦战。
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侦查办案困难重重的日子,他昼夜艰辛工作,其间四赴云南三进缅甸,在中缅边境发现了骗取郁某数百万人民币的刘姓兄弟二人,抓获其中一人获取了他们在国内外谋财害命的确凿罪证,在仰光一别墅花园挖出被害深埋的受害人夫妇尸体,在曼德勒市举行由中国总领事馆领事率中方一行参加的交接仪式,李增刚代表中方在缅方文书上签字,缅方将另一名嫌犯及相关财物移交中方。后来实施谋杀作案的刘姓兄弟二人被判故意杀人罪执行死刑。此案的侦破受到公安部、外交部的充分肯定,成为经典案例载入公安史册。
命案必破,是上级的要求,刑警的职责,李增刚精心组织不遗余力。2009年9月下旬,临沂城某出租房一女青年被杀,李增刚带领刑警奋战三昼夜,在郯城县抓获嫌犯刘某。审查中李增刚发现该刘使用假姓名流窜各地期间,与其同居的多名青年女性均已失踪,严密审查嫌犯获得突破,此某2002年在济宁杀害妻子儿子,制造个人外出自杀假象,2004年初在福建邵武市劫杀女青年郑某,其后在江西南昌市劫杀女青年翟某,并流窜各地实施抢劫、诈骗等犯罪,到临沂作案终结了他的罪恶一生。
刑侦大队长,发言权基于攻克大案。力求提高侦破时效的李增刚,注重犯罪信息的准确掌控与有效整合,通过提高利用、发现和获取证据的能力把握先机。2007年仲秋节前夜,临沂城发生一家三口灭门案。李增刚连续工作双眼布满血丝,率先在现场附近垃圾箱内发现了嫌犯丢弃的运动鞋,在民房顶上找到了凶器格斗刀,据此调查线索聚焦莱州,在省厅市局指挥下,李增刚一行在该市某公寓将嫌犯方远抓获,侦破了他流窜临沂沿落水管攀爬三楼入室劫杀三人的血案。李增刚担任大队长以来,带领刑警侦破命案九十余起,命案侦破率逐年提升,多数命案几天内被攻克,有力震慑了犯罪。
危难关头冲在前 生死度外挽狂澜
刑侦一线二十余载,李增刚经常面对穷凶极恶的罪犯,每次都以非凡的斗争技艺扭转困局。
2006年6月18日,一持枪歹徒进入临沂市解放路中段中国银行某储蓄所,连开八枪实施抢劫,两名营业员被子弹射穿胸部腹部仍英勇搏斗,歹徒钻进马路人群中逃窜。勘查完现场的李增刚,获悉歹徒沿解放路向西窜至金穗宾馆消失,遂到此参加搜捕,搜遍了宾馆内外不见嫌犯踪迹,注重研究罪犯活动特点的他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撤离封锁前再次全方位周密观察,下午六时在院内西北角,发现有个流着污水且被排气管道遮挡的黑旮旯,他挤进里面踩着污泥艰难移动脚步向前探查,突然踩在软物体上,向下打量脚下两点幽幽蓝光,原来躺着一个人,遂将其拽出。此人仲崇明,他的落网不仅侦破当日特大持枪抢劫银行案,同时侦破仲某2000年11月4日在临沂批发市场抢走湖南沅江检察院干警提包,内有七七式手枪及部分子弹的重大案件。
危难关头主动请缨,将身绑炸药孤注一掷的凶犯引离人群击毙,这个场景给很多民警留下深刻记忆。1992年12月30日上午,一携带爆炸装置的歹徒闯入罗庄区某村民家中,劫持全家五口老小威逼五万赎金,否则全家同亡。李增刚赶到现场了解到歹徒是曾抢劫十余万元的潜逃主犯,此次作案已是破釜沉舟,被劫持全家及周边群众处于高度危险之中。在规劝无效的情况下,指挥部作出将其引到空旷地带击毙的决定,时任刑侦大队四科副科长的李增刚自报奋勇,化装成三轮车司机靠近罪犯,将身绑炸药的歹徒引到自己车上,冒着生命危险将歹徒拉至野外,当歹徒发现中计拼命追赶民警欲同归于尽时,李增刚举枪瞄准果断毙敌,瞬间扭转了群众和社会面临的险恶局面。
增强政治警锐性,打黑除恶铲霸痞
打黑除恶,打霸治痞,事关党的威望和人民群众安全感,李增刚始终作为工作重中之重。
2008年,北城新区发生袭击干部、争抢工地、伤害群众等案件,李增刚带领责任区五中队刑警缜密侦查,在重点区域截获一辆可疑轿车,搜缴砍刀、棍棒、面罩等作案工具,深夜冒雨捕获多名集团成员,最终铲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侦破他们在南坊某村居砍死一名拆迁人、在白沙埠镇商街乱刀重伤一青年以及连续实施的伤害、放火、寻衅滋事、抢劫、盗窃、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等五十多起案件,搜缴猎枪两支、子弹数百发、炸药二十公斤、砍刀二十多把等犯罪工具,多名主犯被判重刑,山东省打黑除恶办公室发来贺电。
市霸、街霸、村霸等霸痞势力,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此类犯罪只要露头,李增刚都要抵达一线和侦察员分析犯罪态势和规迹,划定侦查区域和范围,制定侦查方案和策略,以清晰的破案思路和巧妙的侦破手段克难攻坚,坚决有力的震慑了黑恶势力和霸痞团伙,推动了社会治安的稳定好转。
侦破数千侵财案 服务经济大发展
兰山,物流中心,商贸之都,批发市场绵延市区,营运机动车二万多台,年货运量超七千万吨。人财物高度集中和快速流动的地域,侵财犯罪据高不下,特别是绑架案件更让刑警高度紧张,为了防止“撕票”,李增刚深入研究此类犯罪,努力提高预见性针对性,担任大队长后发生的数十起此类案件均被成功侦破。
2010年7月某晚,临沂市男青年张某驾车外出与家人失去联系,李增刚接报后迅速采取侦查措施,次日张某父亲接到“人在我手中,速备六十万元赎人”的电话,李增刚带领刑警争分夺秒高效运作,从郯城县发现了频繁转移的嫌犯踪迹,带刑警顺线追踪至临沂北部杂居区某楼七层,快速封锁通道擒获四名作案分子,受害人因被灌服烈酒和高温天气被禁水禁食并遭受殴打折磨已生命垂危,此案的快速侦破也为抢救受害人争取了宝贵时间。
砸车玻璃盗窃财物,现场易破坏,破案难度大,李增刚直接上案以获取主动权。2010年7月某日,苏北一位女客商到临沂送货款,车内38万元现金被骑摩托车人抢走。李增刚发现嫌犯作案老练且熟知此处地形,组织侦查中便有所侧重,很快获取了嫌犯特征,打掉一个飙车飞掠、调虎离山、长途尾随、断车油路实施抢包拎包的犯罪集团,破获了总价值近二百万元的六十余起侵财案。
李增刚在多年刑侦中积累了珍贵的刑侦资料,他注重犯罪信息的掌控与整合,通过提高利用、发现和获取证据的能力推动破案。2009年冬,临沂城高档轿车夜间连续被盗,李增刚从资料中找到了线索,12月1日深夜带领刑警在犯罪分子必经路段设伏,当四人团伙驾驶盗窃的奥迪轿车驶来时,李增刚指挥阻截的货车将奥迪截停于路面,盗车人猛踩油门冲破阻挡在大雾中弃车逃窜,李增刚向分局请求警力支援,向沿途友邻公安机关通报情况,与各路警力展开大围捕,很快将四名盗车成员抓获,缴获盗窃的奥迪轿车一台、子弹上膛的猎枪两只,防追踪破胎铁蒺藜等犯罪工具一宗。
科技强警争一流 整体工作上水平
李增刚非常珍视刑事科学技术,全力抢占科技制高点,有效转化为战斗力,牢牢把握刑侦主动权。
经他积极运作和上级大力支持,投资数百万元为刑侦大队引进了当今世界尖端的美国AB公司十六泳道DAN测序仪,以及最先进的纯水仪、高速离心机、恒温混匀器、金座扩增仪等配套设备。DNA技术应用于刑侦以来,远程锁定多名嫌疑人,追究了零口供的多宗罪,让虚假身份的罪犯现了原形,与外地公安联手侦破了系列案。生命密码,成为破案利器,人民公安报以“临沂兰山:DNA实验室形 成破案攻坚增长点”为题加编者按,向全国推广了兰山经验。
在他的努力下,刑侦大队相继引进了国际先进的全波段CCD物证检验系统、车架号无损检测仪、爆炸物品、毒品远距离探测仪、多通道心理测试仪、现场勘查车等相关配套的先进仪器和装备,在全市率先启动了实验室国家认可工作,刑事照相室、理化检验室和技术管理室在刑侦破案中也发挥了突出作用。
他特别重视警犬破案这一刑事科学技术,通过具体指导严格训练,警犬训练中心成为装备十六条刑侦、缉毒、搜爆、搜救警用工作犬的作战单元,每年协助侦破一批案件,平时结合训练到公共场所查爆缉毒和治安巡逻,深受群众欢迎。
刑事科学技术,让刑侦工作如虎添翼。2009年底全省召开刑事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兰山分局被评为“全省刑事科学工作示范单位”;2010年3月全省刑事科学技术管理工作会议在兰山召开,该大队刑事科学技术服务侦察破案的经验走向全省;近年省内外数十个地市公安机关前来观摩学习,2009年6月哈萨克斯坦刑侦专家访问团,到此观摩刑事科学技术室等综合装备和信息化作战技法,对兰山刑警装备水平、技术运用、业务能力大加赞誉。
规范执法迈大步 队伍建设展新姿
李增刚深知,确保刑警政治安全才是对同志们的最大关心和爱护。他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完善制度强化监督。
2008年投资一百多万元,建成全省第一家全封闭、全监控的办案中心,内设询问室、指挥审讯室、讯问室、辨认室、案情分析室、信息采集室、物证保管室等功能区,安装了专线电话、专线网络、便携打印机、录音、录像等功能的视频监控系统,通过运用视频、网络通讯、计算机控制等综合技术,对讯问室实行全程监控,对审讯阶段全程录音录像,为提请逮捕、移送起诉提供证据。全方位监督下,民警更新办案观念,严守办案纪律,成为文明办案的自觉实践者。
严格管理涉案财物,办案需依法扣押财物的,大队负责人严格审查后方可批准,对涉案车辆和高价值物品须报分局领导审批;对涉案财物专人管理,统一建帐、拍照存查,涉案车辆车门打封条后集中停放;应当发还的涉案财物,寻找事主及时发还,三月无人认领的上缴国库。
他与每位刑警签定了规范执法责任书,对容易出问题的案件实行全程监督,定期回访案件当事人,及时了解民警执法办案行为,对各中队案件随机抽查,发现问题力查力纠,大队执法名次在市局和分局执法检查中不断提升。
提升班子执行力 增强队伍战斗力
百名刑警的刑侦队伍,办案业务与队伍管理责任重大,李增刚以坚定信念立警为公,以铮铮铁骨激浊扬清,以碧血丹心关爱战友,以对党忠诚履行使命。
把疑案办成铁案,把大案办成精品——这是李增刚对自己和全体刑警的严格要求。2010年初,兰山缉毒民警发现城内涉嫌毒品交易线索,他不分昼夜落实各项侦查措施,最终端掉一个姓名用代号、交流用黑话、宅前安探头、造毒于菜棚的地下制毒厂,缴获毒品20多公斤,赃款112万元,制毒原料及设备一宗,赴各地抓获二十多名制贩毒成员,公安部和公安厅对临沂摧毁一个通过互联网交流制毒技术、交易毒品及制毒物品的制贩毒网络给予通报表彰。
李增刚深知个人言行的举足轻重,他严格遵守办案纪律,碰到违法犯罪分子家属托人说情,都要当面讲清道理,耐心讲明政策,自觉抵制以任何理由的宴请、礼品和礼金,为大家做出榜样。在大队班子齐心协力严格管理下,兰山刑警顾全大局勇于奉献,以苦为乐英勇善战,不断攀登刑侦工作新高峰。
走进各中队,最醒目的是悬挂的锦旗、镜匾和张帖的感谢信,群众以这种方式表达着与人民警察血浓于水的情感。近年社会各界自发组织三十多批锣鼓秧歌队到这里看望和慰问刑警,兰山刑警成为密切党群关系的纽带和桥梁。
⑵ 北京虚假租房网络诈骗团伙被端了吗
一个诈骗团伙,上网发布专门针对北京地区的虚假房屋租赁信息,通过预付押金或租金的方式骗取他人钱款,钱到手后立即消失。近期,石景山警方南下湖南邵阳地区,一举打掉一个利用虚假房屋租赁信息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目前,警方已初步核实案件60余起,涉案金额数十万元,5名嫌疑人涉嫌诈骗罪被石景山警方刑事拘留。
租房信息从房屋中介剽窃而来
据黄某某交代,自己近几年生意不是很顺利,去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通过发布网络虚假租房信息方式可以“挣到钱”。考虑到一线城市,尤其是北京,人口多、需求量大、租金高,比较容易得手,于是就在某网站上专门针对北京地区,虚构房屋租赁信息实施诈骗。与黄某某是老乡和亲戚的卿某某等人眼看黄某某挣钱,也都跟着学了起来。他们之间既单独作案,又互相帮衬。
虚构的房屋租赁信息,都是黄某某等人从北京的房屋租赁中介上剽窃来的,只是门牌号等信息略作改动,附随房源的室内装修等图片信息也都是网上下载而来。为了增强真实性,他们还亲自打电话咨询中介人员,了解房屋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及周边配套设施,以便回应租房人员的疑问。
租房应与房主见面并实地查看
由于标注的房屋租赁价格明显低于市场平均价格,所以吸引了不少租房人。当有人咨询房屋情况时,黄某某等人谎称自己不在北京,十天半月后才能回去,声称如果对方先缴纳部分定金,就可以先撤下网络平台上的房源信息,不再接受他人咨询预定。如果对方直接预付房租,就可以先让他人给钥匙提前入住。
对于缴纳过定金的租客,临近约定看房日期时,黄某某等人会再编出各种理由进行推托,或声称自己有事回不去,或声称妻子不同意,考虑到家里有不少物品,需要缴纳一部分押金,才可以给钥匙。一旦有人上当,或者有人索要定金,黄某某等人就立即将对方拉黑,从此失去联系。据初步核实,自去年年底以来,该团伙已诈骗数十万元。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非接触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在本案中,一些事主未见到真实房源,仅凭网上信息和几个电话,就轻易支付定金或租金,给自己造成了经济损失。民警提示,在日常生活中,要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房源信息,租房时一定要与房主见面并实地查看,在核实房主房屋基本信息的基础上,再转账租金或押金,确保自身的财产安全。
⑶ 资深股民宋丹丹退休了,曾因炒股差点离婚,告诫了股民什么话
宋丹丹与英巴图
她讲述当年炒股失败带来的家庭矛盾。英巴图心有触动,将资产分散到多个篮子里,炒股资金只占一小部分。
2020年8月,股市出现回暖迹象,很多股民在网上说要卖房炒股,贷款炒股。宋丹丹提醒股民:“炒股还是要保持理性,切不可将身家性命全押上,更不能借钱炒股,卖房炒股,否则会给人生带来灾难!”
⑷ 寻找新农村建设的社会调查报告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难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这一问题是政府关心的重点,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中国的改革第一步源起于“三农”,中国未来的成败,也必将取决于“三农”,这是显而易见的。泱泱大国,农为根本,只有“根本”的问题解决好,才是最彻底的,最有价值的,最革命的。
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农村经济重大问题调研的指令,按照国家发改委下达的调研课题,笔者有针对性的深入湘潭县农村开展调研,并运用湘潭县县委基层办、县委政研室和湘潭县政府经研室的相关调研成果,形成了综合性调研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乏力,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和尚未建立长期投入机制,成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四大难题。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原因是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相悖的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笔者以为要做好做活五个方面的文章: 一、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二、生活富裕 用产业化的布局 实现社会重建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研究;三、乡风文明 用市场化的思维 实现制度重建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四、村容整洁用城镇化战略 实现生态重建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研究;五、管理民主 用科技化的手段 实现文化重建 --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关键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和谐发展
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七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八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难题之一: 乡村债务问题
据调查,一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
一、乡村债务结构分析
~~县乡村两级负债总额为55161.99万元,其中乡一级负债42586.33万元,村一级负债12575.66万元,其债务结构如下:
按成因划分:A、地方上项目、办企业,造成决策失误或因管理、市场原因亏损形成的债务14992.45万元(其中乡级13814.10万元、村级1178.35万元)占27.18%。B、办福利事业、“普九”、乡镇医院和村办福利事业建设形成的债务5853.77万元(其中乡级4819.21万元。村级1034.56万元),占10.61%。C、民间高息借贷、完成各种上交任务,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级债务3599.48万元(其中乡级2484.72万元、村级1114.76万元),占6.53%。D、如通乡镇油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4922.01万元(其中乡级3070.66万元、村级1851.35万元),占8.92%。E、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部因素形成的历史性债务1335.54万元(其中乡级968.14万元、村级367.4万元),占2.42%。F、农户欠交税费, 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体债务10640.2万元(其中乡级4659.72万元、村级5980.48万元),占19.29%。H、其它原因形成的债务13818.54万元(其中乡级12769.78万元、村级1048.76万元),占25.05%。
按债权人划分:A、欠银行、农村信用社、基金会及其他金融机构20131.79万元(其中乡级17614.46万元、村级2517.33万元),占36.49%。B、欠乡村工程业主3418.82万元(其中乡级2755.70万元、村级663.12万元),占6.2%。C、欠乡村干部7682.6万元(其中乡干部5769.09万元、村干部1913.51万元),占13.93%。D、欠乡村教师2518.4万元(其中乡级2452.30万元、村级66.1万元),占4.57%。E、欠民间个人2568.06万元(其中乡级l537.07万元、村级1030.99万元),占4.66%。F、欠其他经济组织10881.74万元(其中乡级6049.24万元、村级4832.50万元),占19.7%。H、欠其他债权人7960.58万元(其中乡级6408.47万元、村级1552.11万元),占14.42%。
二、乡村债务成因分析
1、财源有限。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区并乡、农村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等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村集体不再有剩余产品的分配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权,“五统三提”、农业税附加等乡村集体收入也随之消失,乡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大多数被取消,预算外收入锐减,乡村集体收入来源被逐渐抽空;由于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缺乏、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纷纷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每个乡镇每年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企业管理费收入顿时化为乌有;1988-1993年,国家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留成比例较高,理财自主权较大,财政状况相对宽裕,而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地方的独享税种只有营业税、地方企业上缴利润、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额税种,而增值税、所得税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财源严重“缩水”。
2、刚性支出居高不下。由于机构雍肿,队伍膨胀,乡村二级的工资、误工补贴,办公费、交通费等基本支出使乡村不堪重负,政策性增资只能“挂空档”。旱涝灾害、山林火灾、矿山事故等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不可预算费用,使原本拮据的乡村财力更加捉襟见肘。,
3、财源流失严重。分田到户后,村级集体财产被一分而尽;撤区并乡、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人情税、关系税、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导致税收不能按国家政策足额征收;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税费收缴缺口大,尾欠收缴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实行分税制以来,一定四年的乡镇税收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不能完成的乡镇只能高价买税(20~30%的手续费)或高息借贷垫交;成立于1994年的农村基金会、互储会,一开始就以高息和分红疯狂吸收存款,违规大额放贷,直接威胁金融秩序,99年国家下令强行关闭时,乡镇财政向国家举债1.181亿元兑付农民存款,农村“两会”清收不仅使县、乡、村支付了巨额的清收成本,还承担了1368万元的利息债务,至今还有9000多万元的不良贷款没有收回,
4、盲目性建设投资强力扩张。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企不分,政府办企业、政府为企业担保贷款,使乡镇不得不花巨资为企业亏损买单,为企业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各种达标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使乡村债务陡增;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组织农民发展新的生产经营项目,并和农民签订保产保利合同,项目失败后,政府不得不替农民交纳巨额学费。
5、预算约束力不强,挥霍浪费严重。乡镇人大会议上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往往是一个形式,乡镇的财政支出一是拆东墙,补西墙,毫无预算可言。二是乡镇财政支出往往是书记、乡镇长说了算,管他预算不预算,支出决策不仅脱离预算而且基本上没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说财务制度了。三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乡级财务账性违规违纪支出现象较为普遍,有限的乡村财力“跑、冒、滴、漏”严重,乡村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四是乡镇主要领导异动频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领导的潜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大多是过日子、守摊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脱离“苦海”,支出的随意性也就被无限放大。五是村一级的支出就更没有计划了,“到手就是财、今朝有钱今朝用,管他明天怎么过”,是大多数村干部的理财之道。
在现行的乡村绩效考核机制中,数字化强制性硬指标不少,唯独没有行政成本的考核指标,乡村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没有成本意识,从客观上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个别乡村干部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声誉,不惜花公款制造虚假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在乡村财力日益拮据的状况下,办公费、交通费、通信费、公务接待费却节节攀升,大吃大喝俨然成风,公费请客送礼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费上讲排场、讲档次、互相攀比,债务包袱越背越重,群众怨声载道。
三、乡村债务影响分析
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1,是违法行政的重要诱因。乡村出现收支失衡后,乡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资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各种费用,因而,农村“三乱”久治不止;为了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乡村两级均热衷于违规征用土地搞建设,通过炒地皮,从中获取20-30%的收益;由于经费紧张,驱使政府机关和干部采取各种隐蔽手段经商办企业;为确保正常运转,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找门路,以项目建设为幌子,通过非正常途径,采取非正常手段,争取上级支持,以弥补工作经费不足。
2、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沉重的债务包袱,使乡村主要领导整天处于“借新债、还旧债、躲追债”的状态下,影响了他们谋划经济发展的精力;湘潭县的干部工资只有~~市的1/2、长沙市的1/3,并且还不能按时发放。乡村干部为垫交税费、垫付工作经费,每人手里攥着几千元、上万元乃至10多万元的“白条”,兑付遥遥无期,乡村千部人心涣散、意志消沉;面对存量和增量均严重不足且强制带病超负荷运行的农村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社会事业公益设施,乡村二级无力改造和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需脱节的现象更加严峻;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有限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和教育经费被乡村挪用已习以为常,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教育。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乡村二级运转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势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增收致富。
3,有损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巨额的乡村债务使乡镇政府、村委会成为农村最大的债务人。对内,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和公款私垫费用,对外,大到欠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工程款,小到欠水电费、运费、餐费、办公用品费,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乡村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应对之策,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债主为了早日拿回欠款,无奈之下,只能无休止地纠缠乡村干部,围堵干部家门和乡村驻地、封堵学校大门、强行搬走农具和办公用品,搞得乡村干部声名狼藉,无法开展工作。
难题之二: 农民增收问题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
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一、农业政策执行情况
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县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为:农业税28404509元、农业特产税5160000元、生猪屠宰税1352700元、乡统筹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按计税面积计算)负担108元。一些临时性摊派和搭车收费(约30元以上/人)尚未计算在内。
2002年税费改革时,湘潭县核减一批不合理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产量,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和“五统三提”,将农业税费门类规范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税费改革使农民减负约30元/亩。
2004年农业税税率由7%下调至4%,全县农业税及附加总额3304万元,人平负担31.98元,亩平负担35.30元,较2001年下降67.42%。 2005年,农业税全免,全县预计免征农业税6046.4万元,从此,农民完全从税费负担的梏桎中解放出来。
2003-2004年,~~县共减免农业税10116.4万元,得到了上级财政等额专项转移支付。
2002-2004年,~~县共下援农业税灾社减免2163.7万元,重点照顾贫困村组的农户、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受灾群众和水库库区内的困难群众。
2004年,~~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发放直补资金970万元,粮补资金1544.4万元,使农民直接增收2514.4万元,人均增收24.51元。
二,2000~2004年~~县农民收入情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情况。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内增加1037元,增长39.2%,年均递增8.62%。
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具有极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较1999年增长3.97%,2001年较20001年增长5.3%,2002年较2001年增长5.7%,2003年较2002年增长7.5%,2004年较2003年增长16.3%)。5年中,农民收入虽稳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间增速低于8.62%的年均增速;其增长规律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跳跃性,前四年为低速期,年均增速仅6.17,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长16.3,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纯收入增返5.3个百分点。若没有2004年的高速增长支撑,就不可能实现8.62%的年均增速。
5年间,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基本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占60.78%,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58—2.5%之间;工资性收入占36.19%,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34.3~38.9%之间;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仅占0.87%、2.16%。湘潭县2004年农业总产值44.3亿元,农业增加值25.21亿元,粮食种植面积187.4万亩,粮食总产量85.72万吨,出栏牲猪234.49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6%、8.5%、17.3%、14.7%、8.4%、16.3%。以上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支农扶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农产品全面丰收,农业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收入来源渠道依然狭窄。
2、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2004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政策效应。免征农业税不仅使农民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根治了农村乱收费的痼疾,使各种巧立名目的搭车收费失去其依附的载休,广大农民群众可谓欢呼雀跃,拍手称快。直补、良补给了农民一条稳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减负和增收使农民在长期的“高负低收”的恶性循环下解脱出来。
3、较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2000~2004年为例,年均增速仅8.62%,其中,2000年较1999年仅增长3.97%,2001年增长5.3%,2002年增长5.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0~2003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和负增长状态。
4、农民收入的内部分化日趋加剧。2003年,我们调查了8个乡镇20个村50户农户的收入情况,户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户,占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户,占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户,占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户,占4%。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农民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历了10多年的家庭经营后,农村生产力、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极至,在新的经济体制、产业格局、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必然进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产、增收、增效缘于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政策的引扶效应和市场的刺激效应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已属不易,要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2004年,农作物产量和价格也接近峰值,依靠提高单产和市场涨价增收显然“内存”严重不足。在世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不断集中、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垄断性经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进行巨额补内贴并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设置绿色壁垒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2004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5%下降到17%,许多农产品的关税普遍下调20—30%,国际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20—30%,农产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经无法经受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进入鸡年,农产品价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谷价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接着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猪价格直线下跌,良杂猪由去年的10.2元/kg跌至8.4元/kg ,良良猪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8.4元/kg,在经历了一个月的低价运行后,牲猪价格才触底反弹,小幅上扬,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04年的价格水平。工资收入己成为农民收入的“创业板”。受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建筑业、制造业等对农民工需求大的产业增长强劲,民工外出务工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估计在近几年,工资性收入会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因子。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劳务经济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共有农村劳动力42亿,农业自身的劳动力需求只有1.7亿,尚有3.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和新增就业人员,城市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二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三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体力型务工人员的薪金待遇会越来越低。四是湘潭县的劳务经济至今是一种自发经济,管理松散,组织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劳务输出市场。
2、农民增收的风险性系数大。农村是一个庞大的“露天工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是“靠天讨吃”。目前,我国尚末建立农业风险救助机制,一遇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望天兴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众所周知,过度开发和盲目扩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态失衡、资源紧缺必然导致气候的反常,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农民增收的风险系数也就不断放大。
3、农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民死抱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不放,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浪转机制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作田、养猪、打工不可能使农民收入出现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增收动力明显不足。
农产品价格是农业的“晴雨表”,农资价格又是农业的“风向标”,农民对“二价”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农民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天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农资价格却一路飚升,尿素零售价(下同)1950元/吨,同比(下同)上涨14.9%;钾肥2200元/吨,上涨29.4%;碳胺540元/吨,上涨17.4%;复合肥1050元/吨,上涨32.9%;种子9元/kg,上涨28.6%;农地膜14元/kg,上涨4%;抛秧盘0.65元/块,上涨160%;农药的平均涨幅也在20%以上。因农资涨价,农民种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亩。按2004年湘潭县“二补一免”55.72元/人计算,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被农资涨价全额抵消。
受煤、电、油、运紧张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农资价格上涨有其客观原因。但透过涨价现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近年来,舆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宣传有失偏颇。农业和农村经济刚有转机和起色,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把农村形势说得天花乱坠,片面宣传和夸大成就,对仍在存在的各种问题或是忽略不计,或是轻描淡定,给人以“三农”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已经富裕的舆论误导,各行各业,特别是农资生产商和经销商也就争先恐后来分“蛋糕”,为农资涨价埋下伏笔。二是农民对农资生产成本、进零差率等生产经营信息全然不和,涨不涨价、为什么涨价、涨多少,全是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一面之词。三是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前”补贴方面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但真正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手中,他们一方面享受国家的行业政策优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亏本经营,一次又一次提高农资市场价格,最终受“挤榨”的还是农民。
难题之三:村镇规划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
二、98年以来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
难题之四:投入机制问题
1,金融资源流失严重,经济发展受资金“瓶颈”制约
2、上学难、看病难、贷款难,打官司难。
主要原因: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
原因之一:生产经营模式落后,产业科技含量不高。
原因之二: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脆弱。
原因之三:乡镇机构雍肿,干部队伍庞大。
表现之四:乡村两级经费紧张,基层组织运转困难。
原因之五: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
原因之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 劳务输出引发社会问题
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
----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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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建国初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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