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在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中，保险公司的责任性质与诉讼地位如何确定
至于其诉讼地位，当前司法实践亦做法不一(列为共同被告、列为第三人、不参加诉讼等做法均存在)。
我们认为，保险公司承担的是保险金的赔付责任，故保险合同外第三人无权以保险公司为被告诉请赔付保险金，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以第三人为宜。理由如下：道路交通事故仅系保险合同的理赔事由，故保险公司承担的是保险合同责任。因此，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取决于请求方是否享有保险金之赔付请求权。保险金赔付请求权系基于保险法与保险合同产生，如法律规范与保险合同均未规定另外受益人，被保险人应为当然且唯一的保险金请求权人，他人无权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只能从被保险人处间接获得；第三者责任保险亦不例外。《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故保险公司依此规定，可直接向第三者给付保险金，但该条款并未授予第三者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给付的权利。综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文意，亦只是规定保险公司应于保险责任范围之内承担赔偿责任，并未赋予第三者就保险金的赔付请求权。且我国目前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并无直接赔付保险金于受害第三者的规定；故除涉案保险合同另有特别约定外，受害第三者并无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鉴于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性质，系被保险人转嫁其赔偿风险的险种，故保险人保险金的赔付应建立在被保险人事故责任比例大小和应负赔偿责任多少的基础之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处理结果与保险公司具有利害关系。为防止第三者与被保险人恶意串通，保障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保险公司可经申请或由人民法院通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若起诉时，赔偿权利人已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之一或者第三人的，将保险公司相应列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若赔偿权利人仅起诉保险公司的，则应当追加机动车一方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㈡ 保险公司可以作为被告吗
会，被告一定要有保险公司
1、起诉时，原告同时起诉肇事方和保险公司的，可将两者列为共同被告。侵权赔偿与保险赔付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属于共同诉讼，本应分案处理，但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1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对保险金享有直接的请求权，且该请求权是法定的，故可从诉的合并的角度，将两者列为共同被告。
2、起诉时，原告仅起诉肇事方的，应向原告进行释明，由原告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或者由保险公司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经释明后仍不追加的，以及保险公司不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法院应依职权追加保险公司为第三人。保险公司虽非事故责任人，但根据《保险法》第50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交强险条例》第31条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赔付主体，与案件裁判结果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法院不得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判，剥夺其正当的诉讼权利。并且交强险“先行赔付”原则系法定原则，应当由保险公司先行对受害人进行赔付，肇事方的责任须待保险公司赔付范围确定后方能判断。故应当将保险公司追加为当事人。对于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问题，道交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请求权基础是侵权法律关系，保险公司对该案件的诉讼标的(即侵权行为)并无独立请求权，而是基于法律直接规定而对受害人具有先行赔付、直接赔付的义务，且该赔付义务源于保险公司与肇事者保险合同的订立，因此保险公司在道交人损案件中的诉讼主张往往依附于肇事者一方，故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对于保险公司为共同被告的情形前已所述，在此略。例外情形。实践中，特别是外地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中，交警事故认定书上的保险公司信息仅为保险单号，法院无法查明保险公司的具体信息，从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率的角度出发，此种情况下，法院可仅审查侵权法律关系，并且《保险法》第50条的规定，可由保险公司对肇事者进行赔付，故法院可以不依职权追加保险公司为第三人。
3、起诉时，原告仅起诉保险公司的，因保险公司的责任范围要根据肇事方的责任而确定，且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与肇事方也有利害关系，故应由法院向原告释明追加肇事方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由肇事方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
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㈢ 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仲裁案件中，保险公司处于什么地位
一、从对《交法》第七十六条文义解释的角度理解，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的诉讼主体地位应是共同被告而非第三人。
《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理解，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在设立强制机动车责任保险新制度的前提下，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应负之责，负有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受害人直接赔付的义务，且承担的是第一序位的赔偿义务。机动车肇事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种补充赔偿责任，既是序位的补充，又是差额的补充，即就保险公司责任限额外的差额部分，机动车肇事方才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或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赔偿责任。
《交法》第七十六条既然规定保险公司对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承担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那么在受害人启动的诉讼程序中，保险公司作为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共同被告，则是其赔偿责任在诉讼法中的应有之义，而不可能作第三人。
第三人分两种：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独立请求权利是对于本诉的原告和被告而言的，他将本诉的原告和被告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本诉的原告和被告都是他的被告，第三人实际居于原告地位。保险公司对受害人和致害人(被保险人)而言，只有赔偿义务，不可能成为原告(若行使追偿权则另当别论)，故保险公司不可能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依附于原告，或依附于被告。他对本诉争议的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只是案件的处理结果与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受害人启动的诉讼程序中，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只能依附于被告(致害人或被保险人)，成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而此种诉讼地位则是传统保险理念下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在传统的责任保险理念中，责任保险为被保险人转移其民事赔偿责任的方式，责任保险专为填补被保险人因为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受到损失的目的而存在。责任保险合同纯属为自己(被保险人)利益的合同，受到伤害的第三人不能直接诉请保险人给付赔偿金，甚至在对被保险人起诉而胜诉时亦同。在这种理念之下，投保人和保险人为合同当事人，被保险人为合同关系人，受害人既非合同当事人，又非合同关系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自然不享有责任保险合同中的任何权利或利益，更无权直接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在被保险人向受害人为赔偿前，保险人亦不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因为被保险人如果未向受害人赔偿，则损失尚未发生;损失尚未发生，则保险责任尚未发生;即使在被保险人应向受害人为赔偿，倘若未接到被保险人指定给付的通知，则保险人只能向被保险人赔偿，不得向受害人为保险金给付。可见，受害第三人的被动地位十分明显。
我国的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依据的是《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保险合同的主体有当事人和关系人之分。所谓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指订立保险合同并享有和承担保险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人，包括保险人和投保人。所谓保险合同关系人是指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或保险合同约定的条件满足时，对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人。故投保人未必享有直接请求权，保险合同关系人才是享有直接请求权的人。依《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三款的规定，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保险合同关系人。受益人只存在于人身保险合同中。责任保险属财产保险中的一种，责任保险合同的关系人只有被保险人，没有受害人。受害人在商业三者险中被排斥在保险合同关系人之外，对保险合同不享有保险金给付的直接请求权。2003年12 月8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一条，将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该条规定：“在第三者起诉被保险人要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将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列为第三人。”征求意见稿出台时《交法》尚未公布，它是对《保险法》规定的商业三者险合同作出的解释。
二、保险公司作为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共同被告与现有民事诉讼法及保险法、合同法相关规定存在矛盾和冲突。
在诉讼法理论上，不同的法律关系应作为不同的诉来处理。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将保险人与作为致害人的机动车一方作为共同被告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定。必要共同诉讼是“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即对诉讼标的具有共同权利的为共同原告，对诉讼标的承担共同义务是共同被告。对侵权损害赔偿诉讼而言，保险公司不是共同致害人，不是肇事车的所有者或管理者，没有共同义务向受害人赔偿;对保险合同诉讼而言，保险公司与致害人对受害人没有共同赔偿义务，只有被保险人享有合同规定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由于传统保险法将受害人排除在合同关系人之外，保险公司与受害人更是毫无关系。因此，受害人将保险人列为共同被告或法院追加保险人为共同被告都违反了程序法有关共同诉讼的一般规定。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我国《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该条规定了保险人直接向受害第三者支付保险金的义务和条件。保险人能否直接向受害人支付保险金，要么取决于其他法律的特别规定，要么取决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在我国的商业性责任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坚持传统的责任保险理念，鲜有达成“保险人直接向受害第三人支付保险金”的特别约定。在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一般都是先由被保险人向受害第三人赔偿，然后凭有关原始费用凭证再向保险公司领取赔款。故《保险法》第五十条对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而言形同虚设。而且即使保险公司与投保人达成了“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第三人支付保险金”的协议，这种特别约定到底是利益第三人条款，适用《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还是合同债权的转让，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二条?若定性为利益第三人合同，倘若保险公司不依约定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支付义务，受害第三人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保险公司得以合同相对性进行抗辩。因为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保险人只对合同债权人即被保险人承担违约责任，受害第三人连原告主体资格都没有。若理解为权利的转让，则受害人可直接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给付。受害人有原告主体资格，只是权利的行使受到限制。因为受害人对保险人的权利源自于被保险人，受害人并未取得优于被保险人的地位，受害人所得的就是民事赔偿责任人所拥有的保险。这意味着受害人的权利受到保险人可得依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进行抗辩的限制，保险人可以用被保险人未尽如实说明的义务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违反合同约定的其他条件及义务等抗辩事由，来对抗受害第三人的请求权。无论理解成涉他合同还是债权的转让，对受害人的保护都受到合同相对性的限制。
至于其他法律的规定，一般都是关于强制责任保险的特别法，目前我国只有《民用航空法》和《交法》。《民用航空法》规定民用航空器的经营者应当投保地面第三人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责任担保，并且受害人可以直接诉讼保险人和担保人(第166条、第168条)。《交法》第七十六条虽然规定保险公司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向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第三人赔偿，其在程序法上与被保险人作为共同被告，则与现有诉讼法、保险法、合同法有关规定不符，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立法及时应当跟进，以特别法的形式，从强制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出发，对现有法律规范进行适当的突破，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三、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公司法定的直接请求权，是强制机动车责任保险制度立法目的的内在要求。
强制机动车保险制度的设计和推行，乃是为了维护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具有浓厚的公共政策性，其订约的目的就是为了执行强制机动车保险法所树立的公共政策——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迅速、直接获得保险合同的保障。故强制机动车保险合同本质上与传统保险为被保险人利益不同，而是为第三人利益兼为被保险人利益，以保护不特定的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为核心目的。与传统保险合同不同，各国强制保险合同不只将被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关系人，而且也将第三人作为保险合同关系人。对合同关系人的扩张缘于各国强制机动车保险法法律、法规赋予受害人对保险人保险金的直接请求权。例如，英国《1988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43条规定第三方对承保人的诉权，德国《汽车保有人强制保险法》第 3条第1款规定第三人得对保险人行使其损害赔偿请求权。
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应是与《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第一序位的赔偿责任对应配套的制度设置，是强制责任保险法律为了让受害人得到及时赔偿，为受害人在可向致害人寻求救济渠道外开辟的另一条更为保险更加快捷的救济渠道的权利。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这种请求权，一是直接的，不必辗转于被保险人，无须被保险人请求权的让渡;二是独立的，不必依附于被保险人，而是基于法律的规定独立取得。这种独立的直接请求权不受制于被保险人，反过来限制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被保险人虽然也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但在向受害人实际赔偿前，不得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而只有在已对受害人赔偿、且强制保险金在给付受害人后仍有余额的前提下，才能就已赔偿的金额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向保险人请求给付。同时该请求权也不受保险公司赔偿序位的限制。因为受害人对保险公司和致害人分别拥有两种独立的请求权，没有先后顺序之分。受害人对这两种权利可以选择行使，也可以同时行使，受害人选择向被保险人请求赔偿，被保险人不得以保险公司为第一序位赔偿进行抗辩而拒绝先行赔付。受害人放弃其中一个请求权的行使并不导致对另一请求权的否定。但是由于两种请求权在责任限额内同时指向同一损害，为防止重复支付，当对其中一方的请求得到支付之后，对另一方的请求则在实际支付的赔偿数额内免除。不过，从诉讼经济原则的角度考虑，同时为查明案件事实，受害人一般是同时行使两种请求权，将致害方和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进行诉讼。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四、《条例》没有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合同的直接请求权，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与所有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法一样，《条例》第一条就明确了立法的目的和依据：“为了保障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条例。”可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这与世界各国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并无二致。出于对比立法目的的贯彻和张扬，世界各国强制机动车责任保险的各种制度设计，抛弃了合同法、保险法上的许多基本原则，创设了一些强制责任保险所特有的制度，例如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并且为先取特权。早在2005年1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条例》草案中就没有规定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有学者指出这是立法上的重大缺漏，建议修改时补上。现在公布的正式《条例》，仍然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条文，只规定了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此条文与《保险法》第五十条一脉相承。虽然是赋予保险公司给付对象上的选择权，这在很大程度上软化了保险公司对受害人赔付的义务，但我们也可以将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的规定理解成此规定暗含受害人有权直接向保险公司直接请求保险金给付。但《条例》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一条在规定保险理赔程序时，却将受害人置于整个保险理赔程序之外，受害人除了通知保险公司已发生了交通事故和受领保险金(如果保险公司选择向受害人直接给付)外，其理赔和索赔的中间环节，从提出保险金赔付的申请，到提供索赔证明和资料，到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以及发生争议有权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的主体都只有被保险人。而这些环节至关重要，涉及到保险公司赔与不赔、赔多赔少等有关受害人切身利益的问题，由于《条例》将受害人排除在理赔程序之外，受害人无权参与到具体理赔的交涉和商谈中，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被动接受最终的理赔结果。可见受害人在保险理赔环节的被动地位十分明显。倘若被保险人索赔资料提供不全，导致保险公司不赔或少赔;倘若受害人对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事故认定书是保险公司理赔认定过错和责任的重要依据)，不认可赔付的保险金额;倘若保险公司将保险金赔付给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不给付给受害人，受害人如之奈何?在整个理赔过程中，《条例》没有赋予受害人任何救济权利，受害人不得不在理赔程序终结后，陷入繁琐和艰苦的侵权诉讼中，此种结果与强制保险法的立法目的相去甚远。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由上述分析可知，《条例》固守传统责任保险理念，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在这一问题上，与我国现有的商业三者险雷同，违背强制责任保险国际立法潮流，全无立法的先进性可言，使得《条例》标榜的立法目的无法座实。《条例》不规定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那么可以预见依据《条例》制定的、在2006年7月1日实施的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合同条款亦不可能将受害人作为关系人，这与《交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脱节、矛盾甚至反动，造成了下位法与上位法之间的错位，也给审判实务适用法律带来了新的困惑和混乱。
为求得司法的统一，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对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问题，以及此种请求权的性质问题，以及受害人与被保险人同时对保险公司享有的直接请求权行使的优先问题等等此类既涉及到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又影响到实体处理的问题，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指导审判实务。笔者认为，《条例》虽然没有明确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且将受害人排斥在保险理赔程序外，但也仅仅限于保险理赔程序，这并不意味着限制了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对保险公司的起诉权。况且《保险法》和《条例》均规定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交法》第七十六条从保护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等交通事故中的弱势群体的公共政策出发，确立了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确立无过错责任制度，在赔偿序位上更将保险公司推向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最前沿。因此，司法解释应从《交法》和强制责任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出发，依据相关法律，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解释。
五、《条例》明确了受强制保险法保障的受害人范围，圈定了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
不是所有交通事故的受害人都可以保险公司为共同被告主张权利。因为在《交法》第七十六条交织着两种法律关系三方当事人，一是交通事故肇事责任方与受害人之间的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一是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交通事故责任方)之间强制责任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只有既受侵权法保护又受强制责任保险法保护的受害人才可以同时向事故责任主体和保险公司主张权利。《交法》第七十六条和《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分别规定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意义上的受害人和强制责任保险法意义上的受害人。
《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受害人只有两种类型，一是因单个机动车肇事而受到损害的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本车人的驾驶员或乘客是否侵权法意义上的受害人?笔者认为，在单个机动车肇事的情形下，本车上的乘客，无论是无偿搭乘者，还是有偿搭载者，对民事责任主体都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故仍为受害人。但乘客中有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身份者，因是事故责任主体，不属于受害人。至于单方事故中的驾驶员一般是事故加害人，不具有受害人身份。二是因机动车之间肇事而受到损害的人，既包括参与肇事的机动车上的驾驶员和乘客，也包括非机动车上的人和行人。但是，本车驾驶员的受害人身份是相对参与肇事的他机动车的过失确定的，如果他机动车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失，则本车上的驾驶员纯属事故加害人，不具有受害人身份。至于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无论事故当时其身份是驾驶员、乘客还是车外第三人，如果在数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中受到损害，当然也有可能成为侵权法意义上的受害人，他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对象是依照侵权法归责原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其他肇事机动车民事责任主体。这只是直接受害人，若延及受害人之被抚养人和近亲属，受害人群体还要膨胀。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在侵权法上，赔偿权利人与受害人为同一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亲属。”可见受害人为两种，一是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称为“直接受害人”;二是因直接受害人伤残、残废而蒙受生活资源损失和精神痛苦的被抚养人及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被称为“间接受害人”。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在侵权意义上为直接受害人，在其遭受伤残、死亡损害后，其赔偿权利人可能是其本人，也可能是其本人和被抚养人，也可能是其近亲属，即赔偿权利人可能是交通事故中的直接受害人，也可能是间接受害人。他们都可依侵权法的相关规定向事故责任主体主张权利。
相比较而言，受强制责任保险法保障的受害人范围极其狭窄，依《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强制保险的保障对象是被保险机动车致害的交通事故受害人，但不包括被保险人和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人员。《条例》关于“受害第三人”的范围与我国商业三者险的“第三者”范围如出一辙。被保险人一般为致害人、事故责任人，在保险法上、侵权法上都不具受害人身份，自然排除在受害人范围之外，当无疑问，但与侵权法上的受害人范围相比，《条例》过滤掉了本车上的乘客，问题是：被保险人和车上人员是否一律被排除在受害人范围之外?这要分别不同情况而论。将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人员排除在强制保险受害人之外，一是出于保险公司保留“车上责任险”的商业利益考虑，二是考虑到2004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要求从事客运服务的承运人必须投保承运人责任险，乘客的人身财产损害可以依法得到赔偿。如此受害人就只剩下车外第三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无论是在单车肇事还是数车之间肇事中遭受损害，都是强制保险法保护的对象。自损事故(即无其他机动车参与，或虽有其他机动车参与，但他机动车无责的交通事故，包括单方事故)中的被保险人和本车人员不是强制责任保险的受害人，对本车的保险人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但在数车之间肇事的情况下，如果他车也属肇事机动车依法应负赔偿之责，肇事的本车上的被保险人和车上人员，相对于他车而言，也属受害第三人，可向他车的强制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另外，正在上下被保险车辆的人，亦应认定为本车上人员。
强制保险法意义上的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他们是交通事故的直接受害人，他们及其被抚养人和近亲属有同时起诉交通事故侵权民事责任主体和保险公司的原告主体资格。
㈣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诉讼主体资格
民事诉讼法对分公司诉讼主体地位的规定，是对分公司在作为被告情况下的程序处理，两条规定看似冲突，其实质具有内在统一性。
首先，公司法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实体法的范畴，民事诉讼法则属于程序法，二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类似问题作出了规定。
其次，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是建立在尊重客观现实与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公司法是对公司内部管理关系的分配。
最后，在以民事诉讼法为基础，分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法院依据公司法判决分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后，并不免除总公司的责任，总公司仍要对不足部分负有清偿义务。
在当事人只选择分公司作为被告的情况下，法院可以直接判决分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在当事人选择总公司，而不以分公司为被告的情况下，要以分公司的责任能力大小区别处理，分公司如果具有较强的偿付能力，应当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主体，或依职权追加被告，如果有特殊的法律规定，比如以保险公司、银行为被告的诉讼，应当适用专门规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在以分公司与总公司为共同被告的情况下，分公司如果没有较强的支付能力，在判决分公司承担责任的同时，可以确定总公司承担补充责任。
一、分公司的概念界定及诉讼地位
依照现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分公司是公司在其住所地以外设立的从事经营活动的机构，分公司仅仅是一个外设机构，它不具有企业法人的资格。一般意义上，在公司的分类中，依管辖和被管辖的关系，可以分为总公司和分公司。具体说分公司是指由总公司依法定程序设立的，在其营业执照核准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其经营后果最终由总公司承担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各地都设立了分公司，跨国设立分公司也很常见。随之在往里的经济贸易中也产生了许多法律问题，按照我国现行民事实体法的规定，法人分支机构不是民事主体，不能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然而，依据《民事诉讼法》以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是民事诉讼主体。《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对“其他组织”定义为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1）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4）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5）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6）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7）经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企业、街道企业……”；第五十三条规定“法人非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虽依法设立，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法人为当事人”。按照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将法人的分支机构分为以下几大类，下面将分别阐述其诉讼地位。
（一）非依法设立或者虽然依法设立，但是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来说，这类分公司没有进行过工商登记，其不具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的独立资格，而仅是作为公司的某一职能部门或者机构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协议开展一定的经济活动，它在很多方面都受到总公司的管辖，比如说在业务、资金、人事等方面都要受到总公司的制约，其在经济上和法律上没有独立性，所以没有诉讼主体资格。重要的是这类分支机构的资产与公司的资产完全混同，不能分割，其行为就是公司的行为，如果原告直接起诉该类分公司，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该类分公司是没有诉讼主体资格的，要求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总公司列为被告，同时由总公司承担相应责任。
（二）中国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在《关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诉讼主体资格的说明的函》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中，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规定，“凡因保险合同发生纠纷诉诸法院解决的，签订保险合同的分支机构应该作为诉讼主体起诉或应诉”；“
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时，与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生纠纷引起民事诉讼的，应以分支机构作为诉讼主体，而不应以其总行作为诉讼主体”。因此，该类分支机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并独立承担责任。
（三）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这类分支机构在工商部门领取了营业执照，同时在法律上经过行政机关的行政确认，因而取得了开展对外经营活动的资格，对于公司来说，其有相对独立的财产，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属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中规定的其他组织范畴。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该类分支机构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即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原告，也可作为民事诉讼的被告。但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㈤ 简述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
一、非法人组织的概念
非法人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但其具体称谓则不尽相同。德国称“无权利能力的社团”，日本称“非法人的社团或财团”，英美称“非法人社团”或“非法人团体”。虽然称谓不同，但其基本含义均是指介于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未经法人登记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是为实现某种合法目的或以一定财产为基础并供某种目的之用而联合为一体的非按法人设立规则而设立的人的群体。
在我国，《民法通则》没有关于非法人组织的明确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发〔1987〕20号文件中规定：工商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济组织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核准登记或者主管机关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经营活动。《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笔者理解，这里所指的“其他组织”、“其他经济组织”和“非法人单位”均是指介于公民和法人之间的非法人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的、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根据这一规定，笔者认为非法人组织应当具备以下法律特征：
第一，依照法定程序设立。非法人组织在实体上是法律允许设立的，在程序上须履行法定的登记手续，经有关机关核准登记并领有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登记证。这是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性要件。只有依法成立，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就使它既区别于由公司法人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又不同于依法不需办理法人登记的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既区别于作为开办单位的领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上级企业法人，又不同于根据法人内部的规章成立的内部职能部门，如组成法人的车间、班组或科室。
第二，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即拥有符合规定的名称、固定的从事生产经营等业务活动的场所，以及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和负责人，使之能够以该组织的名义对外从事相应的民事活动。
第三，有一定的财产或经费。虽然非法人组织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也不应要求其有独立的财产，但由于它是经核准登记领有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组织，它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从事民事、经济活动，享受一定权利、承担一定的义务，因此它应该有与其经营活动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财产或经费，作为其参与民事、经济活动，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物质基础和财产保证。值得注意的是非法人组织的财产或经费，与法人的财产和经费有严格的区别，即它不是独立的，是其所属法人或公民财产的组成部分，归该法人或公民所有，非法人组织只能相对独立地占有、使用或处分该财产或经费。
第四，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由于非法人组织没有独立的财产或经费，因而它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当其在对外进行经营业务活动而负债时，如其自身所拥有的财产或经费能够清偿债务，则由其自身偿付；如其自身所拥有的财产或经费不足以偿付债务时，则由其法人对其所欠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予以清偿。
由此可见，非法人组织不同于自然人，它必须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场所，是具有组织特性的组织体。它也不同于法人，它没有独立的财产和经费，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它是介于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一种社会组织。据此，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给非法人组织下一个定义：非法人组织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成立并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但不具备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的组织。
二、非法人组织的分类
由于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不尽相同，故非法人组织的分类也大相径庭。在日本，非法人组织分为律师协会、学术团体、政治性团体等；非法人财团分为正在筹建中的厂矿、企业等。英美法则将非法人团体分为合伙、互助会、工会等学会。
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规定：其他组织（笔者认为即为非法人组织）包括：（1）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2）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型联营企业；（3）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4）经民政部门批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5）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6）中国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7）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8）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9）符合本条规定的其他组织。
根据上述规定，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对非法人组织作出不同的分类。如按照创设方式的不同，可以将非法人组织分为公民或法人之间合伙创设的合伙性组织（如个人合伙组织和法人合伙型联营组织）及单独创设的独资组织（如企业法人设立的领有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按照创设目的不同，可以将非法人组织分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的非法人组织和不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公益性的非法人组织。
依法设立的不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公益性非法人组织有：（1）党、政、军机关设立的不具备法人资格，但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独立进行业务活动的办事机构；（2）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3）依法领有《筹建许可证》的筹建企业中的筹备机构，如筹备处、筹建委员会、筹建指挥部，等等；（4）按照《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暂行规定》由外国企业在我国境内经批准设立的常驻代表机构。
依法设立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的从事经营性活动的非法人组织主要有：
（1）个人合伙组织。合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营方式，各国立法中均赋予合伙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了个人合伙，第三十三条规定“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依法经核准登记，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从而也从立法的角度确认了合伙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虽然合伙组织是一种具有共同财产性质和共同团体利益的经济组织，但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赋予它法人的法律地位。因此，在我国它属于非法人组织。
（2）合伙型联营组织。《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伙型联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经济联合组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领取注明有效期限的《营业执照》，即成为合伙型联营。这种联营组织虽然领有《营业执照》，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对外从事民事、经济活动，但是由于它没有法人资格，故属非法人组织。
（3）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合同或契约式的企业，其合作经营中的外方合作者作为中国企业或经济组织的参加者，在中国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后，领取登记证书，与中国合作者签订合作经营合同，并以参加者的身份营业，其合作经营不组成法人形式，故属非法人组织。
依照中国有关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其全部资本均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但未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外资企业，亦属非法人组织。
（4）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是企业法人为经营灵活方便而设立的，在内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非法人机构。如分厂、分店、分公司等等。它虽然经核准登记才能进行业务活动，但其设立由所属法人申请登记并履行法定手续，它不具有法人资格，是其所属法人的组成部分，只能在所属法人业务范围内进行活动；它虽然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但必须标明其与所属法人的隶属关系，其机构由所属法人设置，管理人员由其所属法人指派；它虽然有一定的财产或经费，但这是其所属法人财产的组成部分，其对外从事民事、经济活动的法律后果，最终由其所属法人承担。因此，它与法人组织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属性，绝不能误解或混淆其法律地位，模糊其与法人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将二者混为一谈。《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事业单位、科研性社会团体从事经营活动的不具有法人条件的企业、不具有法人条件但具备经营条件的企业和经营单位，取得《营业执照》后，可以刻制公章、开立银行帐户、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这就明确地肯定了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民事主体地位，由于它不具有法人资格，故属非法人组织。
在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中，有关法律法规对专业银行、保险公司、民航、铁路、邮电等企业的分支机构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如《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定的说明》中明确规定：各专业银行的资金尚未划分给各分支机构，因此还没有独立核算……专业银行分支机构在核准经营的业务范围内开展各种金融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诉讼主体资格的说明”中规定：目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分支机构没有独立核算，还不是独立的法人。《铁路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铁路运输企业是指铁路局和铁路分局。从这里可见，铁路部门中具有法人资格的只有铁路局、铁路分局，但其企业结构体系中还包括铁路段、站，它们只能是铁路分局所属的分支机构。上述企业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虽然不能独立核算，不具有法人资格，但由于它们是合法成立的，拥有完整的组织机构，有一定的场所和经费，且金融企业的分支机构领有《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民航、铁路、邮电企业的分支机构领有《营业执照》，它们均可以独立的对外经营，因而亦属非法人组织。
（5）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乡、镇、村办企业。《乡镇企业管理条例》已对这类企业的法律地位作了明确的规定，这类企业一旦领取《营业执照》，即可独立地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属非法人组织。
（6）值得一提的是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事业单位和科研单位设立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它们亦属非法人组织之例，如学校开办的工厂、商店，科研单位设立的技术咨询服务部，等等。
三、非法人组织的法律地位
一般说来，有了民事主体资格，也就有了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即依法能够作为诉讼参加人，参加诉讼活动，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的资格）。民事主体资格和民事诉讼主体资格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绝不可混淆。
非法人组织虽然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但其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能否作为民事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活动，则各国规定不一。
在古罗马的早期，尽管团体这种组织形式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据有一席之地，同业行会、俱乐部及宗教的、军人的、互助的团体颇类似于非法人组织，但它却无法律上的独立人格。最早对非法人组织作出没有权利能力，即没有独立人格法律地位的立法例是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该法典第54条规定：“1.对无权利能力的社团适用关于合伙的规定。2.以这种社团的名义对第三人所为的法律行为由行为人个人负责，如行为人有数人时，全体行为人视为连带债务人”。此后，这种观点被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同时，非法人组织不具有独立人格，没有民事主体资格也成为大陆法系民法理论的通说。在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民事立法原则也确定：非法人社团，以无法律上人格为原则。但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法则均承认非法人组织的诉讼主体地位。如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无权利能力之社团得为被告，于诉讼中社团之地位与有权利能力之社团同”，即准许非法人团体作为诉讼主体。1897年《德国商法典》中的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虽然不是法人，但法律亦允许其为诉讼主体。中华民国时期的民事诉讼立法，也都为非法人社团设立普通审判籍，确认不是法人的团体有当事人能力。日本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非法人的社团或财团，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的，得以其名义起诉或应诉。台湾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也规定：非法人团体，设有代表人或管理者，有当事人能力。英美法立法上虽然规定“非法人社团，以无法律上人格为原则”，但是又规定：其财产受刑法规定之保护，在其财产之限度内对职员与雇佣人执行职务上的过失行为负赔偿责任。这也说明英美法也承认非法人组织的诉讼地位。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相悖的局面，也正是基于这一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非法人组织没有民事主体资格的传统理论观点提出了质疑。
在我国，法人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和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非法人组织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能否作为民事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活动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头脑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较为片面的观点：民事主体即为民事诉讼主体，订立经济合同的主体，必须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法人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故其签约主体合格，所签合同也才能够被确认为有效，在发生合同纠纷后，也只有公民和法人这种法定的民事主体才有起诉、应诉等参与诉讼活动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在涉及分支机构等非法人组织民事责任的诉讼中，因非法人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不是民事主体，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因而既不能签约也不能履约，更不可能具有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和参加起诉、应诉等诉讼活动的能力，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一度时期，司法实践中只把法人作为唯一的原告或被告，由其享有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根本不考虑非法人组织的诉讼地位。其实，这种观点和认识的存在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因为建国以来，我国在民法理论上是一脉相承地照搬了前苏联受大陆法系民法理论的影响，在民事立法中对民事主体采取自然人和法人两分法，不承认非法人组织主体地位的传统理论，所以在我国也不承认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在我国有关民法论著中几乎也见不着关于对非法人组织的理论研究及其阐述。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迅速发展，非法人组织大量地客观存在，而且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还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虽然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它们也是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者（从前述关于非法人组织的要件及特征可见），它们以自己的名义与对方发生民事、经济关系，享受和承担着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在对外交往中，难免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纠纷，形成诉讼，如果不赋予其民事主体资格和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这就使得我国民事立法不能再对此保持沉默。故，《民法通则》的颁布，才正式以立法的形式，在民事主体部分开创了承认“两户一伙”及“合伙型联营”这类介于公民和法人之间的特殊民事主体的先例，从立法上明确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为诉讼主体时，是个人经营的，以个人名义参加诉讼，是家庭经营的，以所起字号为诉讼主体，合伙组织可以以自己的字号，由其组织为诉讼主体，其负责人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这就以法律的形式，从实体方面明确了几类特殊的民事主体有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从而既确立了其民事主体地位，又确立了其民事诉讼主体地位，并为非法人组织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的确立打下了基础。继《民法通则》之后，我国陆续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也打破了传统民法理论的束缚，从不同的立法角度，明确了非法人组织的民事诉讼地位和民事主体地位。如我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企业法人设立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由国家核拨经费的事业单位，科技性的社会团体从事经营活动或者设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企业，由该单位申请登记，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领取《营业执照》；对不具备法人条件，但具备经营条件的企业和经营单位，核发《营业执照》，凭此可以刻制公章，开立银行帐户，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济活动。这就明确地赋予非法人组织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应该与法人相同，即始于成立，终于解散或被撤销、终止时，其权利范围及于依法经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及依法批准的业务范围。《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行政诉讼法》第二条也从程序法上明确赋予非法人组织民事诉讼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我国非法人组织依法经核准登记、领取了《营业执照》，即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对外发生民事经济往来，享受其权利，承担其义务，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其合法权益也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一旦在对外交往中涉讼，也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具有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其民事主体地位和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具有充分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法条依据。法律上赋予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和民事诉讼主体地位，既利于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利于非法人组织涉讼后，人民法院及时的查清案件事实，正确的审结案件，依法保护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
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㈥ 商业三责任险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是什么呢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是不允许直接将商业险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即便是列为被告，保险公司也不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也有的法院观念超前，直接依据保险法第65条的规定，判商业险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保险公司合同约定的条款等于摆设，保险公司没有抗辩权。该司法解释也将该标准统一化，当事人如果请求将商业险列为共同被告的话，法院应准许，并且可以判决在商业险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保险公司可以依据保险合同进行抗辩
㈦ 在受害人对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提起的保险理赔诉讼中，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是什么
被告吧。
看被保险人的情况，被保险人不积极处理赔偿事宜的话，才能去找保险公司的
㈧ 商业三责任险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是什么呢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是不允许直接将商业险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即便是列为被告，保险公司也不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也有的法院观念超前，直接依据保险法第65条的规定，判商业险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保险公司合同约定的条款等于摆设，保险公司没有抗辩权。该司法解释也将该标准统一化，当事人如果请求将商业险列为共同被告的话，法院应准许，并且可以判决在商业险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保险公司可以依据保险合同进行抗辩。
㈨ 交通事故起诉状怎么写，交通事故诉讼中保险公司的地位
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的责任关系及其诉讼地位：
撇开交强险，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人的损失无疑是由致害人赔偿，致害人承担的是侵权赔偿责任，归责原则一般是过错责任原则。机动车一旦投保了交强险，保险公司基于保险合同承担合同责任，无论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有无过错，只要被保险人应当承担责任，保险公司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其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根据《道交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只要被保险人不是故意制造交通事故，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再按照法定规则赔偿。
因此，对于受害方而言，保险公司承担的是一种有限替代责任，所谓“有限”，是指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超出部分，被保险人尚应按法律规定赔偿。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承担替代责任后，赔偿权利人与被保险人的因侵权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保险公司已担责任范围内消灭。至于消灭程度，要视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确定，损失总额在责任限额内，全部消灭；若超出，则部分消灭。但是，这种替代责任是非典型的，典型的替代责任限于被替代人责任范围，而此处的替代责任扩大了范围，在受害人也有部分责任时，含盖了受害人的过错责任，且其责任大小在所不问。这种延伸替代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是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相区别的显著标志。
《道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既具有程序意义，更具有实体意义。程序意义在于明确赋予了受害人对承保交强险保险公司以赔偿请求权，相应确定了保险公司在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地位，即处于“被告”的主体地位，实体意义在于确定了具体的赔偿规则和免责情形以及赔偿义务人的顺序。由于有法定的赔偿顺序，承保公司和被保险人又没有连带关系，各自在一定的责任段上独立承担责任，因此，赔偿权利人向保险公司、被保险人提起诉讼，其诉讼标的不是共同的，而是同一种类的，从诉的角度言，是二个独立的诉；从诉讼性质言，是普通的共同诉讼，非必要的共同诉讼，经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