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社保基金管理的发展历程

㈠ 谁来说说我国社会保险的发展历史。

1949年6月，在华北总工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国总工会。李立三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陈云任主席，刘少奇任名誉主席。开国大典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成立，李立三兼任劳动部部长。劳动部设立了劳动保险局，全国总工会也成立了劳保福利部，后改为劳动保险部。至此，全国性社会保障制度的中央一级组织架构基本形成。

1933年，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签署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其中有关社会保险的内容共计13条，占全部法律条文的十分之一还多。

劳动保险条例从1949年11月26日开始起草.1951年2月23日，政务院第73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该条例。

1969年，《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草案)》颁布，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原在劳动保险金开支的劳保费用，改在营业外列支”。劳动保险失去了统筹机制，变为企业保险。财政部冻结了工会统管的劳动保险基金。中国劳动保险基金由工会在全国范围统筹调剂18年之后，转为由企业自行支付劳动保险，进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1975年9月，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劳动总局，由国家计委代管。197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劳动保险制度开始部分重建。这两个办法是对1958年颁布的退休办法的全面修订，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恢复重建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标志。1979年7月，劳动总局设置保险福利司，国家劳动总局开始实施劳动保险管理工作。

以后，随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国家颁布了救灾救济、优抚安置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并根据社会发展对有关政策进行了充实和调整。在养老保险方面，实行了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职工统一的退休制度。

在医疗保险方面，对企业职工仍然按照劳动保险条例实行劳保医疗，对在各级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在工伤保险和女职工生育保险方面，延长了休假时间，提高了待遇标准。

同时，国家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企业、事业单位也努力搞好职工福利，使广大职工得到较高水平的福利保障。所有这些政策和措施构成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

这套制度按照社会主义为广大工人阶级提供国家保险的指导思想，以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为基础，为广大职工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在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调动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㈡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历史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之路，经历了1949—1955年的创建时期、1955—1965年的调整时期、1966—1977年的“文革”时期、1978—1985年的重建时期、1986年至今的改革时期。

（一）社会保障制度创建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社会保险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从1949年到1955年，一系列发展社会保险事业的政策措施开始制定施行，全国开始着手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和体系。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做出要在我国“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的决定。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蓬勃开展，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在全国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背景下，1951年2月，由政务院公布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工保险条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前社会保险工作上“各行其是”的现象，该条例于1953年经政务院修正，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险的范围，并提高了某些社会保险的待遇标准。《劳保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社会保险的法规文件，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以及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国务院于1955年发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退职、病假期间待遇等3个暂行办法，确立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退职的制度。从1951年《劳保条例》的制定试行，到1953年经过修改后的《劳保条例》的公布，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退职和病假期间生活待遇3个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保险体系基本建立，从此以后，我国社会保险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

（二）社会保障制度调整时期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起来。为了与当时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相适应，从1956年到1965年，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国家逐步修改、补充了干部和工人退休、退职的规定，通过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和工作年限计算等几个问题的补充通知》、《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使退休制度更加健全。195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则上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本规定在全国工人、职员中统一了退职条件和退职待遇标准，放宽了退职条件，适当提高了退职待遇标准，使工人、职员的退职问题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在医疗保险制度上，也进行了调整和完善。1965年9月，中央在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公费医疗应做适当改革，劳保医疗制度的执行也应当适当整顿。”根据中央的批示，卫生部、财政部发布《关于改进公费医疗管理问题的通知》，劳动部、中华全总发出了《关于改进企业职工劳保医疗制度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些规定使医疗保险制度更加适合当时的实际。[2]1956年国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女工保护条例（草案）》，加强了对女工的保护。同时，我国社会保险的范围由过去只局限在有条件的国营企事业单位，逐步扩大到商业、外贸、粮食、供给合作社、金融、民航、石油、地质、水产、国营农场、造林等13个产业和部门，随着保险范围扩大，受保人数迅速增加。到6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国家和单位为核心、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停滞期

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进入“十年动乱”时期。这10年期间，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从整体上受到严重的冲击，社会保障事业被当做“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在曲折和动荡中艰难发展。

1968年12月国家撤消了负责救灾救济、社会福利等事务的内务部，负责劳动保险事务的工会也陷入瘫痪状态。1969年财政部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原在劳动保险金开支的劳保费用，改在税前列支。这一规定使国家的劳动保险蜕变为企业保险，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分割为国家、企业、乡村3个相互封闭和脱节的板块。“十年动乱”中主管社会福利事业的领导机关处于瘫痪状态，许多基层单位的相应机构被解散；工人文化宫、俱乐部被破坏、被抢占；许多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受到迫害。据统计，1978年全国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只有728所，收养人员5.74万人，与1964年相比，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下降了52%，收养人员数量下降了60%。[3]

这期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并没有完全停滞。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探索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到1976年，农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合率已达到90%以上，在农村基本上能做到“小病不出队，中病不出社，大病不出县”，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看病问题。农村合作医疗模式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

但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文革”的冲击，各种保险设施、管理机构被取消，基金制度被废除，职工正常的退休、退职工作被迫停止，社会保险的组织基础和财政基础被破坏殆尽，整个保险工作陷入瘫痪，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

（四）社会保障制度重建时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动乱，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在1978年到1985年这7年期间，社会保障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各项社会保障工作陆续展开。

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的第48条、49条、50条分别对劳动者的福利，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的物质帮助，革命残疾军人、革命烈士家属等的生活保障问题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同时国家重设民政部门，恢复其职能。1978年6月2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这两个办法的颁布标志着国家恢复重建退休制度。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确立了我国特殊的养老制度——离休制度。1980年3月，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关于整顿和加强劳动保险工作的通知》，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开始依照通知的相关规定对由于“文革”中断的企业社会保险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恢复。在社会福利、优抚和救济方面，1984年3月，以筹集、管理和使用残疾人福利基金，举办残疾人福利事业为己任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在北京成立。1984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扶贫工作列入了国家的最高议事日程。

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恢复正常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文革”时期造成的某些后果进行挽救性的修补。

（五）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时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国企改革的探索发展，原有的强调由国家和单位“一管到底”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新的形势下显得僵化，国家开启了建立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1986年，国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实行社会统筹制度，拉开了社会保险改革的序幕。改革一直持续至今，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

1.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阶段

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阐述了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目标。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对职工享有的社会保险项目作出了规定、确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1998年以来，我国建立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三条保障线制度，保障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及城镇困难家庭的生活。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全面深化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开始进入城乡统筹发展和制度创新完善的新阶段。

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严重失衡，在制度设计中长期忽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开始重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2007年，国家开始在全国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市，2003年国务院发布的《工伤保险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工伤保险制度。2009年中央出台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确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回归公益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并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体现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从理念到体制的重大改革。

这一时期，国家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原则，逐步建立起了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住房保障以及慈善事业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社会保障基金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法制化进程缓慢、转制成本等问题也亟待解决，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仍然任重道远。

㈢ 财政与养老保险的关系

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也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本身需要规范化，政府和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领域的介入和管理也必须规范化。财政介入基本养老保险领域主要应考虑社会保险税、养老基金预算管理和养老保险财政补助制度三大方面。
通过社会保险税方式获取基本养老保险资金

目前世界各国获取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的方式即筹资模式，通常有三种形式：缴税制、缴费制和预筹基金制（强制储蓄）。通过对三种筹资模式的比较，我们认为社会保险税比缴费制更有效率，比预筹基金制和缴费制具有更强的约束机制，比缴费制和预筹基金制更能体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性。因此，通过社会保险税获取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内的社会保险基金，是一种符合我国现阶段实际和改革发展客观要求的选择。为此，我们尝试设计了一套适合我国的社会保险税方案，方案如下：

——纳税人和纳税对象的确定：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都应成为社会保险税纳税人。农民进城从事工商盈利性活动一年以上者，也应成为社会保险税纳税人。企事业单位以职工工资总额作为社会保险税课税对象，私营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可按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所得额作为课税对象。

——税率的确定：税率的确定是整个社会保险税开征的难点，其合理与否关系到整个社会保险制度能否顺利运行。一般地说，养老保险应选择部分积累模式，而失业、医疗、工伤保险可选择现收现付的模式。税率的设计上，应综合考虑如何满足不同险种对保险资金的需求。从国外的经验看，有的国家只设计社会保险总税率，然后将其分为企业和个人应交税率；也有的国家按保险项目设置税率，分解为企业单位和个人交税率。我国的社会保险税率设计，应设置一个总税率，将其分解为企业单位和个人交税率。然后可将征收额按固定比例分解为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

按照有关测算，五项社会保险支出占城镇从业人员工资收入的比重2005年最高仅为27.7%，远低于现在五项社会保险的实际缴费率40.6%.这说明现在的缴费率过高，其主要原因是现行的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仍主要限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正是养老、失业、医疗负担最重的经济成份，大量的非国有经济发展时间不长，社会保险支出负担相对轻一些。因此，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是减轻社会保险负担、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的重要途径。我们认为，在2005年前我国社会保险税率设计在30%左右是完全可行的。

——纳税人负担：如按30.6%的社会保险总税率，由企业单位负担19.6%，其中养老保险负担12%、医疗保险负担4%、失业保险负担2%、工伤负担1%、生育保险负担0.6%；由职工个人负担11%，其中养老保险负担8%、医疗保险负担2%、失业保险负担1%.这样可以体现社会保险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和企业单位和个人合理分担的原则。

——将征收的社会保险税划分为相应的保险基金。我们认为，30.6%的社会保险税征收额，可以按以下比例划分：20%作为养老保险基金；3%作为失业保险基金、6%作为医疗保险基金、1%作为工伤保险基金、0.6%作为生育保险基金。其中20%的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上面的测算可以形成部分积累，应付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对养老保险基金的需求。

——建立基本社会保险“个人帐户”。在五项社会保险项目中只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适宜建立“个人帐户”。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包括个人缴纳社会保险税8%的部分，还应从企业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税中划入2—4%；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包括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税2%的部分，还应从企业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税中划入1%.

——建立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社会统筹基金”。社会保险税企业单位缴纳的12%部分中除2—4%进入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外，其余的8—10%均进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社会保险税企业缴纳4%的部分，除1%进入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外，3%进入医疗保险社会统筹基金。

——起征点与财务处理：社会保险税的起征点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凡是工资收入没有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个人一律免交社会保险税：凡是工资收入超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个人，超过部分按规定税率交纳。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税，列入企业财务费用，作为生产成本；行政事业单位需缴纳的社会保险税一般列入当年经费预算，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凡是有稳定收入来源的行政事业单位，可从其自身的收入中列支一部分，具体比例由同级社会保障部门与财政部门共同协商确定。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税，可从个人所得额中扣除，免交个人所得税。

——财政影响的分担：地方财政承担本地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管理费支出，中央财政承担中央一级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与经办机构的管理费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的支出条件和方法。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在这里主要涉及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的支付顺序与方法。关于养老保险金的支付，可规定凡是达到国家规定领取养老金条件的职工个人，应同时从社会统筹基金中领取相当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25%的社会性养老金；从“个人帐户”中或按“个人帐户”储存额与平均余额等分的份额，或从“个人帐户”中领取相当于个人离退休离工资水平35%的缴费性养老金，后者不按平均余额等分。医疗保险金的支付可按目前统一规定执行，即“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分开核算，确定社会统筹基金的起付标准和最高支付限额。起付标准原则上控制在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10%左右，最高支付限额控制在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4倍左右。起付标准以下的医疗费用从“个人帐户”中开支，起付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医疗费用主要从社会统筹基金中开支，个人也要负担一定比例。

——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社保基金管理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工、管理体制的构建等。我们认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要调动各级政府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按不同项目社会保险基金的重要性及影响的大小，将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分散于县（市）、地（市）、省（市）、中央四级管理。可以考虑将工伤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交给县（市）一级政府管理，失业保险基金交给省（市）一级政府管理，养老保险基金交给中央政府管理。这样既有利于增强各级政府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的责任，也有利于分散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风险，提高各级基金的管理水平。按照上述分工，将社会保险基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管理，专款专用，结余资金主要购买国债和纳入中央政府统一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不得随意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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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论文！2000字

社会保险基金被老百姓称为“养老钱”、“救命钱”，确保社会保险基金安全运行至关重要。近年来，各种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征缴社会保险基金数量逐年增加，给基金监管带来一定难度。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管理，切实防范和化解基金管理风险，保障社保基金的安全与完整，是各级社保基金监管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

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包括管理与监督两方面的内容。管理是指社会保险基金筹集、保值增值、使用等全过程的行政、资产负债的管理，监督是对社会保险基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尤其指对社会保险基金使用过程的监督管理。

（一）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管理制度设计，政府既是社会保险制度和规则的制定者，又是社会保险制度和规则的执行者，政府承揽了社会保险的一切管理事务，社会保险体制运行的一切后果也完全由国家承担。如“上海、广州市挪用社保基金”案，最后的责任都由政府来承担。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06年底全国累计挪用社保基金71亿元人民币。如此庞大的专用资金被挤占挪用，给国家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带来隐患，随着社保基金规模持续扩大，迫切需要改变目前国家在整个社会保险事务管理中承担具体责任的现状，转向国家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中只负责制定宏观政策，而社保基金监督则由社保机构主管部门、社会专业中介机构负责的格局。

2.国家社会保险政策不统一，统筹层次较低，没有充分发挥基金的调剂作用。目前，我国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不统一，经办机构名称不一，给人民群众造成社会保险不规范、不严肃的表象。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经过20年的改革实践，已实现基本保险制度全国统一，养老基金省级统筹，但从地区差别来讲，西部、中部地区的养老基金积累较低，社会保障支撑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有限。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从1996年开始探索改革，目前仍处于改革试点阶段，基本养老金还是县级统筹，并且各地征缴基数、征收比例、发放形式、待遇标准也都不一致。失业保险仍停留在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参加失业保险处于起步阶段，女工生育保险仍处于探索试点阶段。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各地启动时间不一，覆盖范围不一，严重影响不同性质单位职工和人才的合理流动，不利于职工跨地区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容易挫伤参保单位和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

3.社会养老保险扩面征缴没有形成合力。国务院1999年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明确规定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税务、财政、审计及行政监察机关对社会保险费征集、管理和监督的职责，但在实际施行过程中，社会保险扩面工作主要靠劳动保障部门；审计部门虽然经常安排社保基金审计项目，但基本上只对社保经办机构在基金的财务管理方面实施审计，由于审计手段、时间和精力有限未能做到全部跟踪审计，各地社会保险参保稽核面不足40%；财政部门仅对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行政监察机关很少对欠缴或拒缴社会保险费的单位领导进行责任追究。

4.稽核检查手段缺乏刚性、参保单位欠缴养老保险费现象严重。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收缺乏具体的法规支持。如企业职工征收养老保险费按实发工资为基数，事业单位按档案工资作为缴费基数，社保经办机构在稽核征收过程中，缺乏对参保单位有效的制约手段。《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但在实际中，有的企业欠费严重，对于上千万元的欠费来说，加收的滞纳金微不足道，有的企业把代扣代缴的职工个人缴费部分也挤占挪用了。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对其处以任何经济处罚都不起作用。据统计，我市欠费企业占参保企业总量的40%以上，拖欠养老保险费百万元以上的企业17户，欠费企业数量多，拖欠数额大，给社保事业可持续发展带来隐忧。各险种各自征费，各自稽查，造成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和人力、财力浪费，还收不到好的稽核效果，一些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参保人数降低，欠缴养老保险费现象也很严重。

5.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基础工作薄弱。一是内部控制制度还不够健全完备，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台账及相关单位的缴费记录等基础性工作还不能完全应用计算机化管理；二是编制紧缺，人少事多，现有的编制已不能适应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需要，一些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影响了养老保险工作的健康发展；三是社会保险稽核工作因经办机构人员少，经费不足，基金管理往往流于形式，未能落到实处。

（二）监督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缺少制衡式监督制度。相互制衡式监督制度强调的是在监管职能的履行方面各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即社保部门、财政部门、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和外部监督机构共同监督基金运行的全过程，以及五者之间相互制约。目前我国现有社会养老基金监督体制是将社保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财政部门对社保基金的监督仅是对存入财政专户社保基金的管理，而对社保部门在基金征收、支付环节的监督不到位。参保单位少缴、漏缴、未报现象缺少外部监督，另外财政部门管理的基金如何购买国债等项目，安全增值又缺少国家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监督。

2.劳动保障部门内部缺少建立相应的审计监督。缺乏对基金的征收、发放、管理全过程的跟踪检查和科学规范，没有起到积极的内部控制、监督作用。

3.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缺少应有的监督手段。如：（1）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是监管最基本的组成部分；（2）基金外部管理人，是限制骗取和盗窃基金资产机会的谨慎措施；（3）外部审计，能够提供独立和客观的评估，可以成为监管的重要工具；（4）监管成本控制，可限制基金管理人将成本转移到未被监管的基金项目上。

4.社保经办人员自我约束意识淡薄。基金管理法制意识不强，缺少养成在监督环境下工作的习惯，应建立社保经办机构定期的轮岗和培训机制，增强社保基金管理职业道德意识。

二、加强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监督的几点建议

中国养老社会保险模式选择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下称“统账制度”）。这一制度，从产权结构看，是公共社保金和私人社保金的混合，从财务制度看，是随收即付制度和积累制度的混合。这种制度决定了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它要求采用不同于单一产权结构和单一财务制度的基金管理模式和监督制度。建议：探索建立与此复杂性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基金分权式管理制度和相互制衡式监督制度。

（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方面的建议

1.建立分权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独立、高效、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共同组成，实行委员会制。监管委员会按城市设立地方监管办事处（类似于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管理体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专业性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由省级社保部门成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行政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养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证，社保部门不能既是基金管理政策的提供者同时又是基金运营的主体，所以应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运营社会统筹账户基金。一方面基金管理局依据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要求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将统筹账户基金投资于以固定收益金融工具为主的对象和国家重点开发项目。另一方面在给付时期，基金管理局按社保部门的指令将资金划入财政专户，社保部门建立临时性账户，从财政专户划出给付资金并按时足额进账职工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部门对社会统筹部分的给付负有最后责任。第三、个人账户基金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承担，会遴选合适的基金管理机构，基金管理机构再根据与各省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契约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益最大化。

2.以稽核为重点，建立扩面征缴工作的长效机制。劳动保障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履行部门职责，积极会同财政、审计、工商部门，加大对社会保险扩面、征缴、清欠的工作力度。要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主动向政府报告，建立健全扩面征缴工作的长效机制，形成部门配合、齐抓共管的合力；要积极争取审计部门在审计社会保险时，向缴费单位延伸审计，督促参保单位缴费；同时要加大社会保险宣传力度，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行政执法力度，努力实现应保尽保。

3.调整国家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的职能。一是立法职能，负责制定确保养老金系统健康顺利运行的法律法规。二是对养老金事务的动作实施监督，确保养老保险的经办管理规范化。三是接受有关个人和机构就养老金事务提起的申诉、举报、批评、建议，调解有关养老金事务的纠纷，受理有关养老金事务的诉讼。

4.加强社保部门经办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完善管理制度，简化办事程序，增强社保部门依法遵章办事的透明度，提高计算机管理应用能力和经办服务能力。

（二）、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监督方面的建议

1.建立制衡式监督制度。相互制衡式监督制度是指在整个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监管体系中，将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充足性监督权交给社保部门，将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的合法性监督权交给基金监管委员会，外部监管机构对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作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实现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相结合，以及实现交叉监管的目的。

2.完善监督手段。其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将基金管理公司置于社会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防止基金管理公司违法、违规操作，损害所有人利益。（2）增设外部保管人。外部保管人原则对于限制代理风险是非常必要的。在足够的保管安排下，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持有养老基金，以此限制骗取和盗窃基金资产的机会。（3）加强外部审计。在法律和制度环境下，外部审计提供一个精确的、独立的评估，向监管人报告有关基金的任何问题，而且成为监管的重要工具。

3.加强行政监督。建立有效的监管规则和监管机构，建立社会养老基金在征收、支付、待遇、核定增值运用全过程全社会监督和适度监督制度。在劳动保障部门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同时加快中介机构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培养精算、会计、审计师事务所和各种风险评级公司等中介机构，强化外部监督机制。中介机构的目的是向各机构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使他们能够获得并准确理解有关基金运营的信息，从而加强对基金监管，减少基金的风险投资，保证基金的增值安全。今后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操作就像酒店、餐厅的开放式厨房一样当众操作，让客人监督。

4.加强对社保部门队伍建设的监督和素质提高的监督。培养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养成在监督下工作的习惯。对组织机构内部建立控制机制，包括道德风险、运营风险和市场风险的预防、矫正和有效处理，以及投资范围的适度管制，减少基金的风险投资，保证基金的增值安全。

㈤ 社会保险的发展过程

中国大陆社会保障制度
框架：1、中国大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2、中国大陆社会保障模式 3、中国大陆社会会保障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4、小组成员看法及启示
一、中国大陆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第一阶段：创建与调整阶段 第二阶段：停滞阶段 第三阶段:恢复与发展阶段
创建与调整阶段：
时间；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66年 内容:两项主体，三项补充
两项主体：
1、企业职工的劳动保险 2、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
三项补充：
1、农村社队集体保障2、社会救济3、对革命军人的优待和抚恤
停滞阶段：
时间：1966—1978年
内容：
1、各级组织、机关被撤销2、各项制度被否定和废止，社会工作无法可依
3、社保变成企保
恢复与发展阶段
时间：1978年至今
内容;
开始恢复国家--单位保障制(是指计划经济年代，建立在“单位体制”上的“低工资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职工作为单位人，生老病死全部费用都由财政和企业负担，个人基本上不用交纳任何费用。)
正式进入国家-单位保障制向国家-社会保障制(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时期，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历史使命。
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支柱，国家---单位保障制与国家—社会保障制并存
二、中国大陆社会保障模式
--中国现阶段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二元经济结构表现为城乡对立,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对立。实施这一既定目标的前提是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是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
中国城镇的社会保障模式
城镇社会保障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行为主体，个人是基础，单位负有缴费责任，社会承担补充和服务保障, 政府规范、组织社会保障。通过建立了多渠道的资金筹措方式，构成了法定的基本保险、企业的补充保险、互助保险和个人储蓄保险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基础上，逐步向社会保障社会化、一体化方向发展。
农村的社会保障模式
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推行过两项社会保障措施 ,即合作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随着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而社会养老保险也逐渐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养老形式根据担任主体的不同,主要有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三种形式。由此可以看出，农村的社会保障模式大部分是由国家和企业支助的，尽量保障农村村民的基本生活水平。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1、制度不统一（按照《宪法》的精神和社会保障的原理，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但是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同的项目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在制度安排上有较大的差别，一部分社会成员享有较高的社会保障，而另一部分的社会成员只能享受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或者其保障待遇有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和其他劳动者之间。在城乡之间，根据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城镇劳动者一般享有政府提供的比较完整的社会化风险保障服务，而农村就没有这么多的保障，他们缺乏社会化的生育保障、就业保障、职业伤害保障、住房保障等。这几年推行的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水平很低，社会养老险实际覆盖率和保障待遇也很低。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其他劳动者之间，社会保障的待遇差别也很大。养老保障方面，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一般是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的两倍以上而在广大的农村，其保障水平和支持力度差距更是大。）

这个稍作精简就很好！
2、覆盖范围小（社会保险权是现代社会中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是覆盖全体公民的，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排他性。虽然说五险的覆盖范围基本全面，可以说是“应保尽保，”但是仍有一大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尚未实现。从全国来看，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征集对象主要是国有、城镇集体企业及其职工三者缴费。但是仍有一部分的人参保率很低，他们是私营企业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以及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的人、外地农民工。原因主要是，制度设计不合理，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适应国有企业的，二是，政府认识不到位，社会保险执法不够。）
3、资金管理隐患大（近年来，随着资金管理的不断加强，行政方面的风险有所降低，但是社会保险基金仍存在着管理主体不明、投资渠道单一、效率低下等问题。在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存在贬值的可能，且从长远来看，基金的增值能力和支付能力也令人担忧。我国的社保基金缺乏一个明确的投资运营管理主体。在我国现阶段，大部分省市的社保基金是县级统筹管理，基金结余基本只是存在银行。我国的社保基金在投资运营渠道单一的前提下，安全性有保证，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规避通货膨胀的风险，存在贬值的可能，我国大部分省市的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都是用的混合管理模式，个人账户很大程度上被弥补于统筹账户在发养老金时的不足，且和统筹账户一并存入银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基金作用。这种模式必然会影响养老保险金的投资运营效率，也会导致养老保险金的头筹层次难以提高。）
4、社会保障法制性不强（社会保障立法不健全；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社会保障的法律监督弱）
5、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发展缓慢
对策
1、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社会保险制度健全与否的标志之一。是看其是否将应该覆盖的保险对象全部覆盖。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看，社会保险的扩大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将已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人群纳入，即现在制度内的城镇职工；第二步是将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人群纳入，包括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城乡结合部即将农转非的居民、乡镇企业及各类收入比较稳定的中小企业职工；第三步是将从事种植业的农民纳入。而且应该是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同时，应该尽早的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2、进一步推进制度整合（我国现行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由职工医保、城局医保、新农合和医疗救助组成，即“三险一助”，新农合与城居医保制度的性质完全不同，因此应该根据城市化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的趋势，按照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可持续性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积极推进两项制度的整合，逐步实现社保制度的统一性。）
3、加强社会保险资金的筹措机制（建立可靠、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一方面要继续扩大社保基金的征缴覆盖面和提高基金征缴率，另一方面要调整财政支出结余，努力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还要采取有效措施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包括发行社会保障长期债券、变现部分国有资产等。）
4、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应尽快加强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依法规范和管理社会保障工作，健全社会保障基本的监督和管理机制。社保基金的征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了保障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及时和足额到位，必须有一套严格规范的征收管理制度和强有力的措施为保障。当前，在社保费的征收中时常出现协商缴费、拖延缴费、拒缴社保费的现象就是由于社保法律不够健全。结局这些问题的根本措施就是实施税费改革，尽快的健全社会保险的法制建设。同时，积极运用电子技术手段，建立统一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技术支持系统，实现现代化管理。）
小组看法及启示
1、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减震”与“稳定”功能
2、重视弱势群体与贫困人口
3、“社会保障制度”也要贯彻公平正义
4、“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建立联动机制
1、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减震”与“稳定”功能
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立法缺失、社会化服务发展缓慢、覆盖范围有限、统筹层次偏低、资金的筹措及管理不到位等诸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扣完善现行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加快社会保险各项制度建设，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发展社区化的社会保障服务等。可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社会生活中起到“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作用。
2、重视弱势群体与贫困人口
重点考虑弱势群体，要用公平的理念来推进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主张起码在城乡的贫困人口的救济制度应该是统一。
3、“社会保障制度”也要贯彻公平正义
保障公平正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处理好分配领域中的关系和矛盾。
要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加强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注意发挥商业保险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发展慈善事业。保证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4、“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建立联动机制
商业保险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推进，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亟待转型，政府有必要引入商业保险机制参与社会管理，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建设与创新

㈥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产生和发展

养老保险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工作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规范化

㈦ 资金管理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国营企业资金管理的方针、原则、方式和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处在恢复阶段，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国家对企业的资金实行供给制，即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设备和材料以及工资和费用的开支，全部由国家拨给；企业生产的产品，则全部交给国家。资金管理主要是编制收支预算，企业不算成本，不计盈亏，仅核算物资、设备收发结存和费用开支的数额。为了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52年在全国进行了“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对企业的全部财产物资进行全面的清查盘点，作价入帐。在此基础上，国家按照企业生产任务确定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需要量，核定计划定额并拨给自有资金，要求企业独立经营，核算盈亏，开始实行经济核算制。从这一次清产核资直至1978年，企业的资金管理工作虽有许多发展和变化，但就国营企业的资金供应来看，基本上仍实行供给制。例如，固定资金的来源（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企业无偿占用；补充固定资产损耗的折旧基金，在1967年以前全部上交国家，此后有小部分留归企业作为更新改造基金。工业企业的流动资金根据核定的计划定额，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企业无偿占用；1958年改为财政拨款70%，其余30%由银行贷款，实行有偿占用；1959年对定额流动资金改为全部由银行贷款供应；1961年又恢复为全部由财政拨款供应。
1979年以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的资金管理方针有了重大改变，开始实行资金有偿使用的办法。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家财政拨款改为建设银行贷款；固定资产的基本折旧基金只上交国家财政30%，其余留归企业作为更新改造基金，并准许一部分企业留用全部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定额流动资金的来源由国家财政拨款改由银行贷款；专项资金的来源主要由企业税后留利解决。在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以前，企业对国家财政拨给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要缴纳资金占用费，即按国家投入企业的资金总额和计征比率计算应交的占用费，由企业实现的利润支付。实行资金有偿使用的办法，对于提高资金利用效果，促进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贯彻经济核算制起了重大作用。

㈧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变革过程

一、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经过五个时期：

它虽然与历史上的社会保障实践有着渊源关系，却又与旧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直接继承关系。考察社会保障制度50年来的实践，可以划分为如下五个时期：

1、创建时期(1949—1956)。

这一时期以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最基本的法律依据，以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为重要标志，加上此前建立的优待抚恤制度，以后施行的救灾救济、公费医疗政策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退职制度等，到1956年时已初步创立了以国家为责任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套制度对于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政权和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2、调整时期(1957—1968)。

这一时期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整与完善，国务院为此先后颁行了《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暂行规定》等，卫生部、劳动部、内务部等亦发布有关决定，对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农村五保保障和军属优待制度等进行相应的调整。其成效是退休制度趋向正常化、社会保险覆盖面扩大，但因受当时政治上日益趋“左”和经济波折的影响，对社会保障的调整任务并未完成。

3、挫折时期(1969—1977)。

“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以1968 年底撤销主管救灾救济、社会福利等事务的内务部为起始标志，1969年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的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更造成劳动保险从此失去统筹机能并蜕变为企业或单位保障制。作为企业职工劳动保险统筹管理部门的工会组织亦被停止活动，其直接后果就是企业办社会和社会保障单位化，并最终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了相互分割的板块结构状态，即国家保障制、企业保障制和乡村集体保障制三个相互封闭、脱节的板块组成的社会保障模式。

4、修补时期(1978—199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扭转社会保障领域的混乱状态创造了较好的政治、社会条件。1978年五届人大决定重新设置民政部，结束了全国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事务无主管部门的局面；国务院则先后颁行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关于军队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军人抚恤条例》等法规，有关部门亦制定了《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等；同一时期，还在部分地区开始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及救灾保险等的改革试点。但就社会保障制度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恢复正常的退休制度，是对挫折时期造成的某些后果进行挽救性的修补。

5、创新发展时期(90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从而在根本上触动了板块式结构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如乡村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意味着乡村集体保障制失去了现实基础，而城镇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主体多元化、劳动力市场化，均决定了只有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重大变革，才能使这项事关亿万国民切身利益的事业获得真正的发展。

因此，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摸索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90年代进入创新式的改革、发展时期。自1990年起，全国人大加强了与社会保障相关的立法工作，先后通过了《残疾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国务院则在继1991年发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后，不仅制定了失业保险条例、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条例、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法规，还制定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深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城镇住房福利制度改革政策，制定并实施了大规模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等，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由此走上改革创新的发展道路。

二、尽管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过程非常曲折，但50年来的实践却雄辩地证明了它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作用。

1、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稳定。

新中国成立50年来并未出现过因为灾祸、贫困等而导致的社会动乱。这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灾害频繁、发展落后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在这个奇迹中，除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外，自50年代初期相继建立的劳动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待抚恤、公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亦使亿万国民在各种灾祸及贫困面前免除了生存危机。这正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础。

2、社会保障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①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政府通过经常性的救灾救济措施来解除城乡贫困人口的即期生存危机，更通过实施大规模的扶贫工程劳促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大多数城乡居民家庭已步入小康生活阶段。

②人口素质大幅度提高。国家通过传统的公费医疗、乡村合作医疗制度和目前正在建立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等，使亿万国民的健康得到了有效保障，不仅早已洗掉了“东亚病夫”的耻辱，而且人均预期寿命日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义务教育等的实施，使全国人口的文盲率由建国前的90％以上降到现在的10%以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日益扩大。

③人民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如养老金使老年人得以安享晚年，医疗保险使疾患者免除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失业保险支持着失业工人重新就业，康复事业帮助残疾人融入主流社会等，人民免除了许多后顾之忧，安全感、信心感的提升又促使着生活质量的提升。

④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力地维系和润滑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㈨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改革与发展

我也不知道你需要具体的哪一方面我就简单的说说
深化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理论思考
前言: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理论界和政策层面一些人士各种议论纷纷,包括主张再来一次颠覆性改革的,包括只要济贫制度而不要社会保险的,以及要求回复到现收现付模式的,等等,不一而足。作者在2000年曾先后参与在中南海、钓鱼台等地方召开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内部座谈会,并就国务院今年颁发的新的改革方案较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观点,作者是主张在现行框架下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新方案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现将作者的部分发言加以整理并公开发表出来。
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不能仅从经济的或政治的或社会的层面去考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纵观世界,可以发现,任何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几乎都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保险制度不是最早出现在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而是出现在较为薄弱的德意志?为什么在一些福利国家陷入重重困境的同时,亦还有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家却在继续强化并保持着福利国家模式的健康发展?为什么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大国,却还有4000万人口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中国却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了惠及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为什么许多西方国家学者或国际组织在建议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采用智利模式的同时,却根本不可能在其本国实施这种完全由个人负责的制度?等等。对此,唯一的解释便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定乃至修订,均要接受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乃至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的影响,依赖单一因素所做出的决策通常不会是最优决策,大多将注定要遭遇失败的命运。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对处于渐进改革、综合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更是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事业进程中,就必然需要综合考虑多元因素的影响,并在推进中确保求稳、求妥、不留后遗症。
有必要坚持在现行框架下推进改革的基本取向。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有三:首先,社会保障的直接功能是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这种制度自产生发展至今就是建立在政府信用、连续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必须承认,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改革以来已经遇到了信誉危机,这种信誉危机起因于社会保障网的残缺、改革政策的不稳定性、社会保障待遇的无法全部兑现,以及过分强调个人负责的舆论渲染;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居民对政府信用的怀疑和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信心不足,而维护社会保障的信誉、政府的信用和重振国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均需要保持改革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其次,社会保障改革以来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与方针,既考虑了国家、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分担,又较好地兼顾了公平与效率,从而是值得肯定的,新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非新制度自身造成,而是历史因素及其他现实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当前应当讨论并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消化历史包袱,改善制约新制度生存与发展的现实条件,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等等,而不是放弃正在改革中得到确立的新制度框架。再次,维护现有制度的基本框架,还是因为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既不可能重走由政府完全直接负责的现收现付制老路,也不可能走个人完全积累的极端激进型道路,而中间道路却是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因此,我坚持认为下一步改革的深化应当在现有基本框架下进行,但现有框架仍然需要完善。
需要树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建立这种制度的根本目的,即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它受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在我国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制约,但自身却必须是公平优先,在此基础上兼顾效率(这里的效率是指社会保障自身的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是“平均主义”与“大锅饭”盛行,需要矫枉过正;那么,经过20年来的发展,情况又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收入分配不公已成新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既不能为了公平而放弃效率,也不能对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视而不见;社会保障改革应当有利于保护低收入阶层的利益,改革的推进不能将职工对改革的热情变成对改革的憎恨。针对目前的现状,我认为提高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是完全必要的,它很自然地应当包括开辟社会保障新的筹资渠道、尽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广覆盖、适度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统筹中的份额、建立完整的对贫困居民的社会救助政策等。
在确定政府主导、责任共担、水平适度、监控有力的基本思路的同时,坚持渐进改革。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综合影响,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和制度建设中,既要避免构成政府的沉重负担,也不能对家庭或个人构成巨大压力,在整个社会并未像前苏联、东欧国家及智利等发生剧变的条件下,社会保障改革不能走向极端也不可能走向极端。理性的思路就是要建立一种政府主导、责任共担、水平适度、有效监控的新型制度;理性的策略则是不能急于求成,而是同样需要渐进式地推进。例如,计划经济几十年造成的中老年职工养老金欠帐,就绝对不是现在一代人或一届政府可以偿还的,任何寄希望于一代人或一届政府完成这样巨大的还帐任务,不论采用何种手段,都是不现实的,也是注定行不通的。因此,采取自然过渡的方式来消化历史欠帐,促进新制度的最终确立,或许是一条最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选择;即国家只保证做实已经进入新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人的个人帐户,而对此前的欠帐仍然采取现收现付方式,其结果必然是进入新制度中的人越来越多,而完全现收现付者自然减少,只不过需要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偿还历史巨额债务却不会构成现时的巨大压力,我们仍然会沿着改革中确定的既有目标前进。
在改革策略上宜采取多层次与多元化相结合、官民结合、统放结合、强制性制度安排与发挥市场及家庭或个人作用相结合。我的这些观点其实早已在多个场合阐述过,但仍有重复的必要,因为我始终认为这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中应当尽快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的采取将能够解决很多现实问题。例如,强调多层次与多元化相结合,并将多元制度安排作为必要的过渡,将能够解决不同群体对社会保障的不同需求,从而既能够减少改革的阻力与即期成本,又不会扭曲迈向改革目标的路径,因为至少在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建立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客观条件;强调官与民相结合,是基于责任共担的改革方向,充分调动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如在企事业单位自愿基础上建立补充保险制度,大力发展慈善机构及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并对慈善事业给予直接的税收优惠等,均可以不断壮大民间力量,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强调统与放相结合,就是要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事权进行明确划分,实现中央统一决策与分级负责相结合,最好是在人大立法中对此予以明确,在层次上应当实行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由立法规范,中央则统一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及重大灾害的救济等少数社会保障项目,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则应当下放,由地方政府充当直接责任主体,职责划分明确、中央与地方协调推进,将使社会保障改革进展顺利。强调强制性制度安排与发挥市场及家庭或个人作用相结合,是在不损害受保障群体的利益的条件下,对能够由市场替代的尽量由市场提供,可以由家庭提供的应当鼓励并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家庭提供(如老年人的家庭扶养问题等)。在此,尤其需要始终维护家庭保障的基础作用,如哺幼养老既是我国传统伦常所要求的基本道德,更是我国《婚姻法》、《继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多部现行法律所明确规范的,因此,国家在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时应当与这些法律相衔接,并促使获得双重效果。
关于费改税问题。对这个问题,需要分层次来考虑:一方面,我赞同开辟新的税收渠道或者将原来的有关税种收入用作社会保障支出(即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如个人所得税、遗产税、非慈善性捐赠税乃至特别消费税或其他附加税,这些税收都属于收入分配调节范畴,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属于恰到好处,从而值得决策层采纳;另一方面,我对目前讨论得更多的社会保险费改税问题却持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观点,即社会保险费改税应当缓行,因为这种改变不利于控制国家财政的责任,亦并不能真正解决现有的一些问题。具体理由包括:一是征税与征费的强制性强弱,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对社会保险基金筹集的立法,即社会保险法与税法的效力是完全相同的,因此,那种寄希望于通过征税来解决征缴难问题的人至少是对社会保险费、税在世界上不同国家所具有的同等强制性不了解;二是费、税之争不是简单的筹资手段之争,而是必然涉及到采取何种制度模式的问题,国际上凡采取完全积累或个人帐户的国家,都是采取征费方式而非征税方式来筹集社会保险基金,而采取现收现付模式的国家则既有征税的也有征费的,因为税收的公共性质与个人帐户或完全积累的私人性质是不相容的;三是费改税后,社会保险制度的刚性加上税收的刚性,将促使现收现付制得以恢复并被强化,它虽然能够缓和现阶段的基金支付危机,却给国家财政的长期负担埋下了隐患,国家财政尤其是在中国人口老年化加速度进行的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都具有不宜性;四是费改税后,国家财政将由后台走向前台,国家从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的间接责任主体变成直接责任主体,财政与社会保险制度的合二为一,既不符合社会保险制度追求自我平衡的国际趋势,也不利于有效控制社会保险支出膨胀的风险,从而可能构成对国家财政正常运行的新的压力源;五是在中国的现阶段,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而各种社会保险项目的财务机制并不相同,所要求的统筹层次也不一样,费改税还将面临着许多难以逾越的技术难题,这些技术难题绝对不容小视,它将决定这种改革的效果不会像主张费改税的人士所期望的那样。因此,社会保险费改税并不必然改变社会保险主要是养老保险所面临的困难,其强制征收、专款专用、追求周期自我平衡的特征,决定了国家不能将其与其他收费等同视之,与其在费、税之间费力争论,不如加快社会保险立法,多花功夫扩大覆盖面,同时完善基金筹集与管理机制,强化监控。
关于经济保障与服务保障的结合。在讨论社会保障改革时,我认为还不能只讨论经济保障问题,还需要同时讨论服务保障问题,因为经济保障事实上需要服务保障配套。如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需要服务系统,失业工人的培训需要职业培训系统,医疗保险的落实需要医疗服务系统;即使是能够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也呈现出对养老院的需求增长的趋势,而服务保障还能够在某种

程度上改善经济保障并补充经济保障的不足。因此,应当将服务保障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主张以社区服务为基础,以社会化服务系统为主导,辅之以各单位内部的服务系统,现阶段尤其应当强化社区服务系统,理顺社会化服务系统,大力改造单位内部的服务系统,它对于促进经济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缓和失业问题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养老保险。一是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需要继续完善,在坚持统帐结合的原则下调整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的结构为必要举措,我认为应当增大统筹部分的比例,缩小个人帐户的规模,以便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互济功能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同时,主张在调小个人帐户的基础上,明确划出责任起讫时间,逐步填实个人帐户。二是对公务员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宜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轨,以避免制度分异激化阶层冲突、增加运行成本;但从有利于将社会精英吸收到公务员队伍出发,亦应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再行建立补充待遇,根据职级高低、在国家机关服务年限长短、正常离退职与非正常离退职等情形实行一次性补偿;但若短期内无法统一认识,则可以延后再研究,目的即是不要因此影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定型。此外,还有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就是农村的养老保险等问题,因为农民对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的需求是客观的,尤其是已经非农化或正在非农化的具有乡村户口的职工对社会保障(如工伤保障等)的需求,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现阶段一些富裕乡村对村民福利采取全部包下来的做法和一些贫困地区连“五保户”的生存也出现了困难的极端情形,表明农村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等处于失控状态,如果不能及时加以引导,其后果同样是十分严重的,对此,建议采取区域推进策略,而不宜全国展开,选择自东向西、自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逐步推进的策略,实行自我负责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策引导与政府适度介入相结合,通过乡村社会保障区域试点的示范,来规范农村的社会保障事务,这将是一项并不需要太多成本却又能够消除重大社会风险的举措。
关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同样存在着完善的必要性。例如,补充保险制度急切需要明确监管部门,并由其负起制定规则并实施监管的责任,因为尽管补充保险应当且可以按照市场化来运营和管理,但在市场体制还未成熟的条件下,政府的监控先严后松仍然具有必要性;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应当尽快与失业保险制度并轨,为此需要尽快扩充失业保险基金,以便应付加入WTO后可能出现的失业保险金支付高峰;医疗保险急切需要建立以良好医德为基础的医生执业资格制度,并真正实现医务人员之间的良性竞争;在推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需要摒弃歧视性色彩,同时将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如房产收入、存款收入、捐赠收入及其他收入等)纳入家庭收入统计范围,并尽可能地采取统一的现金或物质援助方式,防止多种补贴(如现金补贴、房租补贴、子女教育补贴、粮油补贴、“送温暖”等)并存情形下造成贫困陷阱与失业陷阱,等等。
总之,我国的社会保障改革经过近20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也存在着需要吸取的教训,目前又进入一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为此,既需要加快推进改革步伐,又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坚持在现有基本框架下加以完善的深化改革取向,无疑是避免造成混乱和给未来留下后遗症的正确取向。

㈩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概念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是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理事会）负责管理的由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及股权资产、中央财政拨入资金、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的由中央政府集中的社会保障基金。

社保基金是不向个人投资者开放的，社保基金是国家把企事业职工交的养老保险费中的一部分资金交给专业的机构管理，实现保值增值。

社保基金投资运作的基本原则是，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基金资产的增值。

国家规定社保基金可以进入股市，当然不是全部，有比例的限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社保基金实现增值，保证人民的利益

社保基金资产是独立于理事会、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社保基金托管人的资产。

财政部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拟订社保基金管理运作的有关政策，对社保基金的投资运作和托管情况进行监督。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各自的职权对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