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基金会

㈠ 国外大公司治理丑闻及其解决方法,

企业丑闻震荡，德国公司陷入治理危机

德国企业一向以形象光明正大而自居，但国内某些跨国公司却丑闻缠身，令这一形象失色不少。这些丑闻据称包括上亿欧元的贿赂，购买色情服务，以及其它违规行为。牵涉其中的不乏一些国内最资深的企业高管。一名已被定罪的企业高管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知己，他曾经和前总理一起大张旗鼓地改革国内呆板的劳动力体制。困扰西门子，大众，德意志银行和其它公司的丑闻情况如此严重，按照沃顿商学院和德国一些企业管理专家的话来说，以至于德国公司高层们决定采取英美方式管理企业。这些办法将增加公司的透明度，让投资者在公司经营方面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并削弱来自银行方面的影响——要知道，在德国公司的经营上，银行一直以来都扮演重要角色，银行高管们一直高高占据着公司监督委员会（相当于美国的董事会）的重要位置。沃顿商学院法律和商业道德研究教授托马斯·唐纳森（Thomas Donaldson）说，跟几年前困扰美国的企业危机相比，德国公司案例略有不同；不过，它们都以各自方式，损害了企业主管人员在公众中的信心。“我想，德国遇到的企业危机，跟美国遇到的类似安然公司的丑闻相比，在影响程度上是一样的。我估计，这将促使德国人在企业管理方面，特别是腐败问题上，更深刻地反省自己。”克里斯蒂·施耐德（Christian Schneider），一位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是沃顿人力资源中心跨国研究咨询小组负责人。他认为，众多违规事件的集中爆发，正提醒德国有必要采取措施，改进先前那套倍受赞誉的“劳资共同决策”制度。有人把这套制度描绘成是：在决定公司重大事项时，管理层和劳工代表之间体现出来的一种亲密关系。布鲁斯·柯高特（Bruce Kogut）是巴黎附近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战略学教授。他说，这些丑闻突显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德国公司并没有使自己朝更加开放和更加负责的趋势发展。“德国企业并不理解新的游戏规则，”柯高特说。“他们习惯的是银行和企业、工会与政府间关系密切。 距离那种更盎格鲁-撒克逊的、更美国式的商业文化，德国仍然相距遥远。”7200万美元的奖金所有这些丑闻令德国企业形象大打折扣。举个例子，美国有关部门正在就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在全球设立多个秘密帐户，专门用于贿赂外国政府官员的案件展开调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已经承认它在非洲，亚洲和东欧有过“不适当的支出”，并且对涉案员工作了解雇或停职处理。在另一个案件中，德意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约瑟夫·安科曼（Josef Ackermann）曾被指控贿赂曼内斯曼公司（Mannesmann）的管理人员，这是一家被英国电信公司沃达丰收购的工程公司。2006年11月，他向检查官支付了大约420万美元结案。当安科曼将那笔可能高达7200万美元的奖金支付给曼内斯曼公司负责人的时候，他本人还是沃达丰公司的监事会成员。曼内斯曼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克劳斯·艾思（Klaus Esser）在同意接受沃达丰提出的1830亿美元的收购价格后，便将这笔奖金的绝大部分纳入私囊。作为结案的条件，艾思同意支付大约190万美元罚金。经过长时间的庭审后，杜塞尔多夫市的一家法院于2004年宣告安科曼和其他被告无罪释放。2005年，联邦法院又要求安科曼和其他涉案人员接受新的审查。尽管接受了检控机关的惩罚，安科曼仍然担任德意志银行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不过，最近几个月以来，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西门子和大众事件了。在西门子，官方正在调查公司高层是否开设了黑金帐户，贿赂潜在的海外客户。2006年11月， 200名警察搜查了西门子公司的办公室和雇员住所，获取了成千上万份文件，整个调查事件公开化了。检察官同时声称，发现一些西门子雇员使用一套系统来贪污公司钱财。在2006年9月30日结束的一个财政年度内，这个商业巨无霸实现的销售收入1150亿美元。西门子说它正配合进行这项调查。《华尔街日报》报道，自从警方突查行动以来，公司承认在过去的几年共有5.44亿美元的交易存在嫌疑。西门子同时称，这些错误都是“个人行为”。但是这家报纸认为，拘留证据以及记者接触过的证人证言都让人觉得，“在这家公司里，行贿是一个很普遍、高度组织化的行为。”《华尔街日报》同时报道，因为忽略了西门子公司帐目上的这些涉嫌贿赂款，长久以来为西门子提供审计服务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德国分公司，也在接受调查。毕马威正在协助官方调查，但否认存在过失。西门子高管面临的指控具体包括：公司电力部门的两位前高管，据称支付了780万美元贿金，从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那里争取涡轮机定单。《华尔街日报》称，2004年，西门子公司资深高管托马斯·舒芮特（Thomas Kutschenreuter）支付给西门子曾经的商业伙伴、沙特阿拉伯咨询公司BAE公司（Beit Al Etisallat） 5000万美元。报纸称舒芮特正在配合检察官的调查，他声称这笔支出获得了西门子公司管理委员会的授权，现任首席执行官克莱菲德（Klaus Kleinfeld）和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冯·皮埃尔（Heinrich von Pierer）都知情。据说在和一名代表BAE公司的沙特商人打过一个电话之后，舒芮特就去为付款做了安排。来电者要为曾经给西门子提供的商业合作索取9.1亿美元佣金。假如西门子不付，那么，打电话者威胁说，他就向美国证监会举报，并提供替西门子在沙特行贿以获取电信合同的详细资料。上述5000万美元中，1700万美元据称是支付欠下的佣金，剩下的则是封口费。在另一起案件中，为了从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那里拿到涡轮机定单，西门子电力部门两位前高管花了780万美元行贿。今年3月中旬，这两个人，克雷（Andreas Kley）和维格纳（Horst Vigener），在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市接受审讯。他们俩人声称参与了行贿，但没有违反德国关于严禁贿赂外国政府官员的法律，因为这家电力公司已经私有化了。但是检察官认为，在他们行贿期间，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仍然属于国家控股。3月27日，另外一项调查让西门子公司雪上加霜。公司管委员成员之一的费梅尔（Johannes Feldmayer），在纽伦堡被检察机关逮捕。他被指控跟一笔支付给盖思奇（Wilhelm Schelsky）的资金有关。后者是一家德语首字母缩写为AUB的德国工会的官员，该工会对西门子一向友好。《华尔街日报》称，检察官们相信这笔钱通过盖思奇机构给了AUB，用来抵消德国最有实力的行业工会IG Metall的影响力。费梅尔拒绝认错。盖思奇在2月份涉嫌偷税被捕。大众公司的违法行为据称涉及公司高管和工会官员。在这场被媒体戏作“赏钱和妓女丑闻中，大众公司高管涉嫌挪用公款，利用性派对、假日色情陪侍和红包等方式收买劳工代表，又称劳资联合委员会成员。大众案例让我们看到在德国劳资双方协调一致共同决策的管理制度下，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比较紧密的关系使得劳工组织在公司重大决策时，拥有一定发言权。2007年3月5日，这个案例有了最新进展，公司强大的劳资联合委员会前任负责人克劳斯·沃科特（Klaus Volkert）被控48项罪名，包括煽动职工和贪污。1月，大众公司前任人事主管彼得·哈慈（Peter Hartz）因为批准“赏钱和妓女”计划而被定罪，处2年缓期徒刑以及大约73.6万美元罚金。他承认收买沃科特来影响雇员决定，获取他们对公司重组和削减开支计划的支持。德国法律规定大型企业的重大决定须咨询公司的劳资联合委员会领导们的意见。据悉，1995年和2004年之间，沃科特索取并获得了大约250万美元的奖金，此外还有78.6万美元，用于豪华旅游，购买衣服和珠宝，为他和女友支付子虚乌有的咨询费用。现年65岁的哈慈2005年从大众辞职，他一度在德国广受尊敬。2002年，他担任所谓的哈慈委员会主席，为施罗德总理出谋划策，制定了一系列劳工改革方案，来降低失业振兴经济。比比美国的丑闻沃顿商学院的唐纳森教授注意到，同美国相比，德国公司的丑闻有点儿不一样。美国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曾经犯下的错误行为，让安然、世通、泰科等公司蒙羞，导致以两位国会议员名字命名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出台。“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安然和其它一些肇事公司基本上已经一败涂地，”唐纳森说。“虽然世通公司已经恢复，但是元气大损。而在西门子和大众汽车，毁灭性的打击没有出现。”第二点不同是，德国的公司腐败范围没有美国广。“安然丑闻涉及13家公司，”唐纳森说。“在它们之后，紧跟着曝光投资银行丑闻、基金管理公司丑闻和纽约证交所丑闻。在过去5年中，我们看到各种各样严重的金融和会计丑闻。德国是否会走上这条路，我们还不得而知。”还有一点不同，这两个国家发生的公司丑闻形式不一样。在美国，唐纳森注意到，安然时代的丑闻通常是精心策划，抬高公司股价。高管们通过做假账在股市上套利。而在德国，大量的问题跟贿赂有关。“这些丑闻意义深远、震撼人心，以德国素来严格的公司监管制度而不能防范，令人惊诧，” 唐纳森解释说。“每一起案例中，我们都有一些明显的失误需要控制。上亿美元流出公司大门，却无人查问。”长期以来，德国的法律制度认为，花钱贿赂外国官员，是公司必要的业务开销。实际上，德国法律一度允许企业为这样的开销撇账。自从德国采用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9年制定的反腐败纲领后，这种现象改变了。根据唐纳森的说法，这个纲领源自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在德国商人中，贿赂有时是种必要手段的观点依然存在，唐纳森说。“今天当你跟德国公司高管交流时，你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会说，‘德国人有高标准，但当我们出去到世界各地时，那里比较粗野和肮脏，要是说我们还能够按照足球规则来玩那就太幼稚了。’我想，跟瑞典甚至美国比起来，这种观点在德国更有市场。但是，多年来一直用钱收买大众公司劳资联合委员会的头头，而且还提供色情服务的做法，是对德国诚信传统的一记猛击。”员工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沃顿商学院国际劳动关系专家施奈德说，一定程度上，给西门子和大众带来难堪的根源在于两者在监管上的共同弊端：德国公司管委会非常规的设立方式，以及工会在这些委员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德国公司管理分上下两层结构，下面的管委会较小，负责向监事会汇报并由后者任命。在公司管理委员会里，有三种不同的雇员代表形式。1952年颁布的《工作组织法》要求所有雇员人数超过500名的公司，在监事会中必须要有三分之一的雇员代表。1976年的《共同决定法》中规定，在雇员超过2,000名的公司中，必须具备概念上的相等性——即，监事会中50%是股东代表，50%则是雇员代表。可是，当意见相左，需要监事会主席进行第二次投票表决的时候，股东代表一定会是占据多数席位，通常监事会主席都是站在股东一边的。另外，在监事会里，劳工方至多可以有三名来自公司以外的工会成员。这些颇有争议的“外部”代表跟公司没有必然的联系，无法直接代表本公司雇员的权益。第三种雇员代表形式，尽管仅限于煤炭和钢铁行业，却在监事会中真正保证了同等性，假如被任命的工会负责人实际上是管理委员会代表的话，雇员代表就可以对他投否决票。今天，这个特殊的共同决定法案所起的作用有限，因为煤炭和钢铁行业正在萎缩。可是，既然它规定了德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劳资共同决策体制，对工会来说它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在欧盟内部，德国是唯一一个施行如此影响深远广泛的制度的国家，”施奈德说。“没有第二个国家希望有这样的制度。你所做的，是让工会成员和雇员代表在公司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候，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包括任命和免职管理委员会成员，”施奈德说。“其结果就是，许多德国公司管理人员抵制劳资共同决策制度，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由监事会任命和解雇的。这种双层委员会制实际上会使界线模糊，因产生利益冲突而受到批评。劳资共同决策制度的产生，是为了让雇员的利益在公司最高层的实体中得到反映。但是在一家大公司里，雇员代表是一回事，做管理决策则是另外一回事。”劳工和管理层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导致大众公司出问题的原因”，施奈德补充说。“为了获得监事会雇员代表对大众公司延长工作时间和机构重组的要求的支持，公司管理层开始通过钱，假期和贿赂等方式诱惑工会给他们投赞成票。如果大众不存在这样的管理体系，它是不会被逼着去玩这样一种游戏的。”默克尔总理已任命专门委员会对劳资共同决策制度进行调查，并就是否对之进行修改提出意见。一种由德国雇主联盟联邦协会提出的方案是，将监事会中雇员代表数量缩减到三分之一。这实际上就是在1976年的法案之前所有德国大公司都执行的方案，76年的法案要求所有雇员超过2千人的公司必须执行50-50的劳资共同决策制度。公司老板们面临来自工会领导人的强大反对声音，这些工会领导人实际上要求扩大国家劳资共同决策制度的范围。同时，令人不感到惊讶的是，专门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声称，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地改变这种制度。丑闻有所区别位于柏林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一位资深大西洋事务会员贺默里奇（Joerg Himmelreich）说，必须注意到大众和西门子丑闻各自有何不同。在大众，所谓错误行为指向的是滥用劳资共同决策制度，而这种制度帮助德国从二战废墟中站起来并创造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德国经济奇迹。尽管大众出现丑闻，贺默里奇认为“大多数的德国人不打算放弃这种制度。”西门子丑闻，则是源于竞争压力，需要开拓国外生意。在这种状况下，公司管理人员通常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贿赂以“博得政府的高兴”，贺默里奇说。这种的付出通常是需要的，因为基础设施和公用项目特别需要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假如劳工—管理层共同决策制度会导致产生问题的话，贺默里奇补充说，公司高级执行官们扮演的双重角色同样也会造成利益冲突，形成滋生错误行为的风气。在西门子，前首席执行官冯·皮埃尔同时也是监事会的领导。“对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他缺乏兴趣，”贺默里奇说。“这是利害攸关的大事情：现任首席执行官应该当上监事会的主席吗？”贺默里奇指出，安科曼陷入违规事件时他身兼两职，既是德意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也是沃达丰公司监事会的成员。这个例子反映出德国的银行官员们长期以来的做法，那就是，在那些他们提供融资服务的大公司中，他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银行和公司间的亲密关系，跟工会和公司管理层间的友好关系一样，是存在问题的，沃顿商学院的唐纳森指出。他说，德国公司监管体制是“由内部人控制的服务股东利益的体制”。跟美国公司相比，德国公司在银行融资关系方面有所不同。“在德国，银行的作用举足轻重，”唐纳森说。“公司并购在美国已经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现在正在欧洲蔓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意识到，这种内部控制的方式存在问题。在德国，一次恶意收购可能还能得到在公司监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银行的支持。它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且它不是一个高效的制度，因为你无法保证它是一场正当交易。”对德国精神的影响INSEAD学院的柯高特认为，虽然西门子等德国大公司纷纷被丑闻击中，但过分夸张这种企业现象对德国精神的影响是没有必要的。“西门子事件令人震惊，因为它对德国来说举足轻重，已经存在了超过一个世纪，” 柯高特说。“西门子是你能够想到的德国大公司之一。一旦发现它们开设秘密帐户用于贿赂，那当然令人非常吃惊。这种事情很严重。”但是柯高特补充说，在这些丑闻中衍生出的积极的一面是，社会大众通过媒体对它们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向真正有意义的改革迈出了第一步。“老实说，有多少德国公司，或者欧洲公司，敢说自己在过去的30或是40年中，跟政府是干干净净做生意的？对过去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人们有所了解，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其中的细节。或许好消息是，坏消息即将被暴露在大众眼前。”唐纳森说，企业丑闻令人难堪，对德国的自我形象危害巨大，公司采取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势在必行。“一些人感到，相关参与者——投资者，公司管理层，银行等——辜负了大家的信任，所以老的制度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可以创造出良好的公司管理。”政府和公司部门采取的任何改革措施或许都不会试图去复制英美的经济模型，他补充说。“但不可避免的是，德国将采用英美体系的某些要素，特别是赋予股东和外部投资者——是投资者而不是银行——更多的话语权。” 最近爆发的企业丑闻，也提醒要加强审计委员会的作用，对财务报告条件做些改变，唐纳森说。“在2007年，德国企业依然是个由内部人控制，服务股东利益的现状。这种制度对大股东和企业管理者有利，但它对普通投资者不利。跟英美体系相比，德国体系中股东的话语权要少得多。我依然认为，在总体上说，目前德国的公司治理存在危机。”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http://www.pinggu.org)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html/2007-5/11/177430.html

㈡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机构概况

研究院的核心领导是由25人组成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公司银行经理董事、研究院负责人。现任董事会主席由唐纳德森公司(Donaldson)总裁威廉·唐纳德森(William H. Konaldson)担任，副主席是威廉·克诺里公司(Willians & Connolly) 合伙人格瑞格里·克瑞格(Gregory B.Craig)。董事会成员包括摩根·斯坦利顾问主任理查德·迪普斯(Richard A. Debs)，艾森豪威尔世界事务研究所所长苏珊·艾森豪威尔 (Susan Eisenhower)，对外关系 委员会总裁里斯里·盖博(Leslie H. Gellb)，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特殊代表奥拉瑞·奥图诺(Olara A. Otunnu)，布鲁金斯学会总裁塔尔博特(Strobe Tahott)等。
研究院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中心地区，与白宫、国会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毗邻，与美国著名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只有一墙之隔。该总部设有行政办公室、财政服务部、交流部、人力资源部、计算机系 统部、研发部、《外交政策》刊物部及图书馆，共有成员100人。此外，研究院的莫斯科中心还有成员41人。杰西卡·马修斯 (Jessica T. Mathews)从1997年5月起担任研究院总裁至今。她在70年代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问题办公室主任，后参与创建世界资源研究所，也担任过《华盛顿邮报》编辑和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人员。1997年，她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权力的转移》一文，被评为该杂志75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自担任研究院总裁之后，马修斯着手扩大莫斯科中心，在中国启动合作研究项目，创立全球化研究项目，并把《外交政策》由季刊变成为双月刊。
参加该研究院的专业研究人员既拥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又有在政府内实际工作的经验，其中不少人被政府任命为重要外事官员或政策顾问，或应邀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会议，出席国会昕证会，因此与政府、国会、国务院的关系密切，其活动也受政府和国会人士的重视和支持。除以上途径，研究院还通过出版、参与电视媒体、举办记者招待会和其他各种会议，对政府制订对外政策和国会辩论施加广泛影响。它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及重要的日耳曼·马歇尔基金会关系更为密切，协同办公，并互任理事。研究院还组织“初级学者计划”，每年挑选优秀大学本科生参加，组织他们研究国际关系，参加讨论，帮助导师撰写文章，了解华盛顿外交政策的运作等。 研究院出版的《外交政策》是世界上非常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经济期刊。该杂志被美国政治学会评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刊物”，以英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在128个国家内发行。此外，研究院还有不定期出版的《政策简报》(Policy Brief)、《问题简报》(Issue Bdef)、《工作报告》等。

㈢ 希腊对欧洲难民的态度

在希腊科斯岛，一名移民望着一艘临时充当难民收容与登记中心的客轮缓缓驶离港口。来源：新华社

8月18日，欧盟边境管理机构Frontex发布了报告，称7月有10.75万名难民来到欧盟边境，为去年同期的3倍。7月抵达希腊的难民和移徙者总数为50242人，而2014年全年抵达希腊难民总数仅为43500人。

希腊成难民新门户

当希腊为欧债危机而烦恼时，难民正持续涌入科斯岛和莱斯沃斯岛。据悉，难民绝大多数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其中叙利亚难民占63%。

地中海处于欧洲和非洲大陆之间，一直都是难民进入欧洲腹地的“捷径”。由于距离北非最近，意大利是众多难民偷渡欧洲的首选地。

然而，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由于意大利加强了对边境海域的控制，越来越多难民将海域管控薄弱的希腊作为登陆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除了意大利和希腊，难民还通过马耳他和西班牙登陆欧洲大陆，由此引发全欧的社会问题。“难民危机甚至比欧债危机还大”。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16日说。

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梅其埃19日表示，德国全境难民申请住房人数在大幅增加。仅在上月，北部城市汉堡就有5700人申请避难。一位德国官员无奈地表示：“我得每天建造一座公寓安置这些难民。”

欧洲难民潮已经引起民众恐慌。利比亚政府一名资深顾问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号称“伊斯兰国”（IS）的极端组织正通过地中海难民船向欧洲输送战士。

态度分歧是症结

崔洪建认为，难民严峻形势原因很多。

事实上，欧洲难民问题由来已久。由于利比亚和叙利亚先后陷入战乱，偷渡到欧洲谋求生计的人越来越多。

在希腊之前，吸收难民“大户”意大利一直承担着欧盟紧急救援任务。但有分析人士指出，身陷经济危机的意大利不堪救援重负，从欧盟获得的救援费用随着难民增加而入不敷出。

为了应对这种形势，5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洲移民议程》，提出在欧盟各国强制性分摊接受移民和难民的数额。然而，欧盟各对待难民态度有所分歧，使问题难以解决。

据《德国之声》报道，北欧国家瑞典对待难民最为慷慨。这个只有960万人的国家，2014年共收到8.13万份庇护申请，其中3.06万份申请获得许可。避难法最苛刻的是荷兰。据悉，至少2/3 的难民申请不被批准，申请失败后，难民必须在28天内离开该国。

“一盘棋”任重道远

各怀心思的欧盟28国也明白，由于人员自由流动和边界开放，难民问题不再是一国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崔洪建说，“欧盟应当建立一套统一严格的难民甄别制度。难民和非法移民混在一起会引起社会恐慌。在难民登陆前进行甄别，合格后再分配才是有效方法。”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跨大西洋中心”执行主任莱塞认为，鉴于移民问题具有长期性，欧盟的挑战并非在于边境管控，而是要以全面的移民政策，应对地中海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但近年来排外政治在欧洲不断兴起，让欧盟各国“一盘棋”共同应对并非易事。

除了统一政策，欧盟还需国际社会的支持。

德国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要真正打击非法移民，需要找到根本原因。改善移民来源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和地区安全局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中海非法移民问题。长远看，国际社会应铲除难民逃亡根源，建立相关的发展援助机制。

㈣ 欧洲难民主要内容

造成欧洲难民潮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西亚北非局势的蛮横干涉。这一干涉政策导致西亚北非局势发生大规模动荡。为躲避战火和失控的安全局面，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大量难民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欧盟。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跨大西洋中心”执行主任莱塞认为，地区间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状况的差异是移民问题产生的根源，这方面的因素短期内很难消除。莱塞说，地中海南北地区经济和社会状况存在天壤之别，导致大量移民冒着生命危险非法偷渡进入欧洲。而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局势持续动荡，更加剧了非法移民的涌入。
莱塞认为，鉴于移民问题具有长期性，欧盟的挑战并非在于边境管控，而是要以一个全面的移民政策，来应对地中海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但近年来排外政治在欧洲不断兴起，因此让欧盟各国“一盘棋”来共同应对并非易事。
莱塞认为，欧盟需要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履行接收难民的国际责任，让更多的难民通过合法途径进入欧洲，并做好对他们的管理，让他们得到工作的机会，以及把不合法者遣返回国。
莱塞说，欧盟无力独立应对非法移民，需要在应对移民问题上获得美国的协助。美国与地中海地区安全利益相关。移民危机事关欧洲的安全，作为跨大西洋合作伙伴，美国可以参与地中海海上巡查搜救和打击人口走私。欧洲需要在美国的帮助下长期应对移民挑战。

㈤ 当前欧洲难民潮到底是怎么回事

造成欧洲难民潮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西亚北非局势的蛮横干涉。这一干涉政策导致西亚北非局势发生大规模动荡。为躲避战火和失控的安全局面，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大量难民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欧盟。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跨大西洋中心”执行主任莱塞认为，地区间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状况的差异是移民问题产生的根源，这方面的因素短期内很难消除。莱塞说，地中海南北地区经济和社会状况存在天壤之别，导致大量移民冒着生命危险非法偷渡进入欧洲。而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局势持续动荡，更加剧了非法移民的涌入。
莱塞认为，鉴于移民问题具有长期性，欧盟的挑战并非在于边境管控，而是要以一个全面的移民政策，来应对地中海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但近年来排外政治在欧洲不断兴起，因此让欧盟各国“一盘棋”来共同应对并非易事。
莱塞认为，欧盟需要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履行接收难民的国际责任，让更多的难民通过合法途径进入欧洲，并做好对他们的管理，让他们得到工作的机会，以及把不合法者遣返回国。
莱塞说，欧盟无力独立应对非法移民，需要在应对移民问题上获得美国的协助。美国与地中海地区安全利益相关。移民危机事关欧洲的安全，作为跨大西洋合作伙伴，美国可以参与地中海海上巡查搜救和打击人口走私。欧洲需要在美国的帮助下长期应对移民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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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为什么说德选举结果或断送欧洲未来

“噩梦般的胜利!”德国25日的这个标题显示出德国人对此前一天的大选结果的复杂心情。虽然现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社盟)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的位置，使得默克尔能第四次担任总理，成为继前总理科尔之后担任领导人职位时间最长的人之一。

报道称，在接下来的4年里，默克尔将不得不应对选 择 党所代表的一股更具对抗性的 反 对 势 力。报道引述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柏林办公室负责人布洛克霍夫的话称：“欧元区改革可能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政策议题。”马克龙竞选法国总统时承诺“重振”欧洲，这与德国的主张相吻合。但随着选择党在议会中大力反对，更加深度融合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前景对于默克尔的新联合政府来说，看起来更加具有挑战性。

25日，德国选择 党 主 席之一佩特里突然宣布不加入该党 联 邦 议 院 党 团，震惊政界。德国称，佩特里不但是德国选择党的两位 主 席 之一，也一直被视为该党内部温和派的标志性人物，与高兰德等 极 右 派存在观点不一致。现在，选择党刚“胜选”便内讧，也使得德国政坛未来形势更加复杂。

㈦ 欧洲难民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欧洲难民危机的原因：

1、历史方面

ISIS脱离国际社会的控制，向全世界宣战，紧接着美国直接介入当地政局，直接支持叙利亚反动派武装，俄罗斯则大力支持叙利亚政府，事态才变得越发严重。阿拉伯地区的难民开始大批出逃，并且迁离战火波及的地方。

2、政治方面

欧洲紧靠中东北非，相互之间政治互信强烈，欧洲各国之间签订了《申根协定》国与国之间的来往并不需要手续与审查，各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环境稳定，所以导致了大量的难民前往欧洲避难。

3、社会方面

由于战争导致的动荡的社会环境，难民所在国家大都出现了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社会秩序更是被破坏的一干二净。无论是暴乱还是极端组织都在各国肆意蔓延，待在本国随时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更不用说对于养老保障和后代教育等社会问题。

4、军事方面

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遭受伊朗示威者冲击，沙特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伊朗宣布对沙特进行神圣报复行动。至此伊斯兰世界内部动荡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2016年1月份欧洲接受难民达到2015年1月的三倍。

5、经济方面

欧洲属于长时间的经济发达体，前往欧洲找一份工作对于大部分目前食不果腹的难民来说是一件得以让自己和自己的整个家庭生存下去的最佳选择。所以一些并没有发生战乱的地区和国家也同样出现了偷渡前往欧洲的情况。

(7)马歇尔基金会扩展阅读

欧洲难民危机产生的影响：

一、在难民危机中，欧盟各成员国对待难民的不同态度和行为凸显了欧盟内部的分裂。

二、欧洲难民危机凸显了理智与情感、法律与现实的较量，冲垮了欧洲难民法律的束缚，对欧洲国家的共同边界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三、欧洲地区的难民危机必将拖累欧盟经济的恢复，延缓欧盟国家在移民与难民政策上的一体化步伐。

四、难民危机以及可能随后而来的汹涌澎湃的西亚北非难民潮，有可能对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五、难民危机以及可能随后而来的汹涌澎湃的西亚北非难民潮，有可能让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社会思潮沉渣泛起，让高举反移民旗帜的欧洲极右翼政党东山再起，从而推动欧洲国家的政治右转。

㈧ 为什么德国会成为全世界流亡者的首选之地

要解释德国人眼下帮助难民的热情，同情心和曾经的纳粹历史——二战中，德国使得整个欧洲都变成了战场，最后，许多德国人自己也成了难民——都是言之成理的原因。不过，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时候公开承认了：德国真的需要这些人。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变化可能会在未来的年头中彻底控制和改变我们的经济。我们希望能够向着积极的方向扭转局面。”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一所强调的，正是几个月以来，在德国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德国人口正在迅速缩减，而且局面在未来还将进一步恶化。根据该国统计部门的预期，到2060年时，德国人口就将从现在的8100万减少到6800万至7300万。
眼下，德国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年轻的，技术熟练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企业的用人缺口成千上万，因为他们找不到足够的应聘者。周日，汽车巨头戴姆勒首席执行官蔡澈（Dieter Zetsche）接受报纸采访时表示：“大多数难民都是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积极性很高。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种人。”皮尤研究中心近期的一次调查发现，欧洲穆斯林比起欧洲其他人口，平均年龄要低八岁。戴姆勒和其他企业现在都想到难民接待中心去寻找潜在的员工，来填补空缺的岗位。现在，第一个难民就业门户网站已经创建，准备将难民和潜在的雇主连接起来。

难民的进入对德国社会还有整体性的好处。德国的福利系统堪称是世界上最慷慨大度者之一，但是由于退休者越来越多，而适龄纳税劳动者却越来越少，系统面临的压力也日益巨大。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德国适龄工作者与退休者的比例为三比一.。在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当中，德国智库马歇尔基金会的齐巴思（Astrid Ziebarth）表示，德国对难民危机的反应是“最现实也最理想”的。许多德国人现在支持接纳难民，或许还只是出于道德的原因，但是在未来，伴随移民突然急剧增加而必然要到来的政治辩论当中，经济原因或许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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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欧洲难民潮原因是什么

造成欧洲难民潮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西亚北非局势的蛮横干涉。这一干涉政策导致西亚北非局势发生大规模动荡。为躲避战火和失控的安全局面，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大量难民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欧盟。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跨大西洋中心”执行主任莱塞认为，地区间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状况的差异是移民问题产生的根源，这方面的因素短期内很难消除。莱塞说，地中海南北地区经济和社会状况存在天壤之别，导致大量移民冒着生命危险非法偷渡进入欧洲。而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局势持续动荡，更加剧了非法移民的涌入。

㈩ 史丹泽的逝世日期

史丹泽(- ),德国驻华大使。

中文名
史丹泽
国 籍
德国
出生日期
1948
职 业
官员

简历
1948年9月22日 生于法兰克福（美茵河畔）附近的克罗恩贝尔格,已婚,有两个孩子
1968年 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日本学、汉学和政治学
1972年至1975年 在日本京都大学学习
1979年 进入外交部工作
1980年 在科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1981年 在德国驻意大利使馆经济处工作
1981年至1982年 在波恩外交部经济司工作
1982年至1985年 在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新闻政治处工作
1985年 在德国驻匈牙利大使馆负责欧安会文化论坛方面的事务
1985年至1987年 任德国驻也门大使馆代办
1987年至1988年 在外交部经济司工作
1988年至1990年 在波恩任欧洲政治合作处副联络官
1990年至1993年 任德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处长
1993年至1995年 任外交部应急中心指挥部主任
1995年至1998年 任联邦议院社民党党团外交政策报告人
1998年/1999年 作为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研究员在华盛顿逗留
1999年至2001年 任外交部和平利用核能和不扩散处处长
2001年至2002年 任外交部亚洲政策专员
2002年至2004年 任外交部第三政治司司长
2004年9月起 任德国驻华大使
他并没有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