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一带一路的风险有哪些
一带一路的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前无古人，其推进实施必然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具体包括：一是沿线国家的制度体制差异大，政局动荡不稳；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市场开放难度大；三是民族宗教矛盾复杂，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突出；四是文化繁杂多样，存在因认知偏差误判中国战略意图的可能；五是战略规划设计有待完善和细化，中国主导实施国际宏大战略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与全球协商共治的宏伟战略，其愿景蓝图非常美好，已经赢得了沿线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也必将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进沿线国家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但是，“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前无古人，其推进实施必然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沿线国家的制度体制差异大，政局动荡不稳。“一带一路”所涉国家大多是处于政治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体制上存在巨大差异，既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实行西方式政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实行君主政体的阿拉伯国家等，特别是在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中东地区，许多国家国内政治形势复杂，政局变化频繁，政策变动性大，甚至内战冲突不断。而“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有关合作国家的政策政治稳定和对华关系状况。两者的矛盾增加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治风险。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还可能出于自身政治目的误解或歪曲“一带一路”战略，借机煽动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蓄意阻挠“一带一路”建设。近年来，中国在利比亚、伊拉克、乌克兰、叙利亚等国家遭遇的投资困境和风险损失值得高度重视。
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市场开放难度大。“一带一路”联通亚欧非三大陆，连结太平洋和印度洋，包含了老牌欧洲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极为不同。有些国家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经济环境相对稳定，为企业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也有一些国家市场封闭，进入难度大，增加了企业投资评估的复杂性，制约了建设成果的合作共享。“一带一路”从满足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出发，降低了经济合作的门槛，一方面有利于沿线国家和企业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参与国和企业主体在合作规则认知与收益分配方面的矛盾。此外，尽管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并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优势，以优惠政策大力支持沿线有关项目建设，但中国单方面毕竟实力资源有限，也面临着摊子大、后劲不足等风险。
三是民族宗教矛盾复杂，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突出。“一带一路”涵盖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大多数国家民族众多，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信仰并存，一些宗教内部还存在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之间的历史纷争复杂，增加了沿线各国合作的难度。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猖獗，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安。这些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的凸显，既恶化了当地投资环境，威胁企业人员和设备安全，也可能借“一带一路”建设开放之机扩散和渗透到中国国内，甚至与国内不法分子内外勾连、相互借重，破坏中国安定的国内社会环境，对“一带一路”战略及沿线工程建设构成严峻挑战。
四是文化繁杂多样，存在因认知偏差误判中国战略意图的可能。由于地理、历史、宗教、民族的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文明丰富多元，既有中国、印度等东方传统国家，也有西方传统国家，既有俄罗斯、土耳其等“欧亚国家”，还有新加坡等东西文化交融的国家。国家不同的身份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国家对利益的认知，从而影响着国家行为和内外政策选择。“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领域广，沿线国家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上因自身对利益的不同判定而呈现出差异性。沿线国家特别是大国从精英到民众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理解不尽相同，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不信任与猜忌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长期推进面临的重要风险。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等沿线地区部分国家围绕有关领土、领海主权争端的不稳定因素短期内无法消除，倘若再遭遇美、日等战略实施区域外因素的干扰，不仅可能激化既有矛盾，引发沿线国家更多的安全疑虑，甚至还会引爆局部的地缘冲突。
五是战略规划设计有待完善和细化，中国主导实施国际宏大战略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虽然中国政府颁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但“一带一路”战略的长远规划还有待完善和细化，特别是有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谈判协商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与相关国家的实质性对接与具体合作还没有全面展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中国政府在有效供给与推行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上和经验上还需要更多实践；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和跨国经营管理、大范围国际拓展的经验也不足，在配合战略实施的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相关核心技术的输出上还存在较大缺口，适应“一带一路”战略长期推进和对外大开放所需要的国民的文明法制素养、市场诚信意识等均有待提升。
② 一带一路的风险及应对
中国企业如何安全走上“一带一路”？
2015-05-09 00:41:35来源: 中国经营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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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陈丽丽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因素重要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因时制宜
对“一带一路”进行风险研究，无法回避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投资主体。
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既体现在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上，也体现在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上。作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同的投资主体在风险评估和承受方面是不同的。
学界研究显示，因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长期是国有企业，导致中国企业对政治风险不敏感，可能要归因于大型国企在“战略性自然资源”（Strategic Natural Resources，SNR）和政治风险之间的权衡取舍。研究表明，东道国以石油、铁矿石、铜矿石为代表的SNR每增加100万吨，中国在当地的直接投资就会增加5568万美元，而大多数SNR丰富的国家都是政治风险很高的国家。丰富的SNR对当地政治风险起到了“屏蔽”的作用。除了使命不同带来的影响之外，国企管理上的问题也不可忽视。一些国企对外投资时盲目拍板、出了问题胆小怕事则息事宁人，事后又缺乏风险管理的检讨和改善（韦军亮等：《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相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投向自然资源丰富、政治风险高的地区，而民企更可能是市场寻求型的。与国企相比，民企虽然尚未在对外投资中扮演主角，但其对风险的认知与各种准备，并不见得优于国企。何况，在此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对中国式的政商关系形成了路径依赖，民企十分自然地就将中国的一套带到了境外，这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其对自身风险抵御能力的高估。
国企习惯了不负责，民企习惯了钻空子，这是中国特色政商关系带来的两个负资产，也是“一带一路”必须真正正视的核心风险——风险不在外，而在内！
学界的部分研究也表明，中国对外投资在“制度质量”低下的地区，其表现并不差。毕竟，影响投资成效的，除了“制度质量”之外，还有“制度距离”——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的差异。
对中国自身吸引外资的研究，似乎支持了这种“性相近、习亦相近”的论点。对69个国家与地区在2000~2003年间的对华投资分析发现，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程度与投资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成负向关系（潘镇：《制度距离与外商直接投资：一项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以2000 多家在华外企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外企的母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越大，其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就越差（潘镇等：《制度距离对于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
并不是目标国的“制度质量”越高，越有利于跨国经营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国的“制度质量”较高，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和中国的“制度距离”更大，较大的制度差异将使经营者面临更为陌生的制度环境，有些制度是本国所没有的，与国内的交易有所不同，经营者只有熟悉并适应这种环境才可能在目标国成功经营（谢孟军:《目的国制度对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制度距离”与对外投资的反比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有。美国学者发现，“制度距离”接近，“心理距离”越小，相应会减低跨国经营中那些不确定性风险引致的额外成本。研究甚至发现，母国的制度环境相对更能容忍腐败的存在时，这个国家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也有比较优势，特别是当投资目的国也存在高腐败的环境时，所以，高腐败容忍度母国的企业更倾向于向国内腐败盛行的东道国投资。
学者发现，环境不成熟的国家更能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比如泰国、越南、印度等。企业更懂得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营，较竞争者赢得更多的机会。随着东道国与中国的差距增大时，中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但是当这个差距超过一定范围后，中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加，如美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等，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政府的行政效率也较高，在这些国家投资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陈丽丽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因素重要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完善制度
当今中国的一大国情，就是尚处于转型期，制度不完善曾经是、并且依然是最大的背景。在对外投资上，中国企业既不完全具备微观层面上的所有权、内部化、区位、知识资本、生产率等优势，也不具备宏观层面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许多特质与中国比较接近、相似，这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或许就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之一。
机会绝对不会出现在抱怨与畏缩之中，而在于如何积极行动。
首先，既有的投资实践证明了，中国投资在“制度质量”低的国家表现尚可。除了国内企业适应在浑水里游泳的特点之外，不可否认，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也有效对冲、弥补、替代“制度质量”问题。
有学者运用2003~2010年间中国对131 个国家的投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越长、两国城市之间结为友好城市数量越多，双方高层领导人的互访越密切，对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十分显著的积极作用。双边友好的外交活动对一些比较敏感和重要的投资（如资源寻求性的投资）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双边外交活动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不足（张建红：《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其实，通过外交渠道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及各种经济协定等，就是最为直接的制度设计，能有效填补两国的“制度距离”，中和“制度质量”低下的风险。
其次，建立、完善投资担保机制，发挥保险对风险的转移功能，也能有效中和“高腐败带、高风险路”的危害。
一方面，要用好既有的投资担保机构，比如世界银行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这家机构的宗旨是向外国私人投资者提供政治风险担保，包括征收风险、货币转移限制、违约、战争和内乱风险担保，并向成员国政府提供投资促进服务，加强成员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从而推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包括文首所提及的乌兹别克斯坦等在内，“一带一路”一些节点国家，本身就是MIGA的成员。在MIGA的框架内，用好担保工具，可以有效减少中国投资的风险——当然，村支书集资200万元人民币去投资制砖厂之类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环保成本高的项目，估计很难得到保险支持。
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建立双边甚至多边合资的针对“一带一路”、甚至某一目标国的投资担保机构。如同建立“亚投行”一样，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亚投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保险公司）？有了这样的双边乃至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投资者背后的担保者，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会对具体的风险防控做出更为及时、有效的反应。或许，“一带一路”中，除了高铁等基建类产业之外，保险大约是最可以先行、也最应该先行的产业。
保险行业的有效介入，不仅能够提供实质性的安全网，也能加快加深对沿线各国风险的评估预防，倒逼沿线各国政商关系的改善和“制度质量”的提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每年编制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就是有益的尝试，当然其实用性、针对性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若能结合外交部、商务部等主管部门的力量，尤其是驻外机构的实操经验，从更高层面、更深入地编制风险分析报告，对“一带一路”风险控制防范将有很大的意义。
第三，提升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真正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与其说是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不如说是中国企业本身对不同风险的把控能力。学者对1324个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成功率低的原因，一方面是源自于双方政治和体制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企业本身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程度不高所致。大量实例证明，事先对风险准备不足、事中对风险不善应对、事后对风险不予总结，是中国企业的通病。“没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这还是中国企业要加强的基本功。这样的自我改革，或许也能倒逼中国国内政商关系的改善。
③ 一带一路风险包括哪些
一带一路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前无古人，其推进实施必然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具体包括：一是沿线国家的制度体制差异大，政局动荡不稳；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市场开放难度大；三是民族宗教矛盾复杂，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突出；四是文化繁杂多样，存在因认知偏差误判中国战略意图的可能；五是战略规划设计有待完善和细化，中国主导实施国际宏大战略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与全球协商共治的宏伟战略，其愿景蓝图非常美好，已经赢得了沿线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也必将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进沿线国家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但是，“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前无古人，其推进实施必然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沿线国家的制度体制差异大，政局动荡不稳。“一带一路”所涉国家大多是处于政治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体制上存在巨大差异，既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实行西方式政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实行君主政体的阿拉伯国家等，特别是在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中东地区，许多国家国内政治形势复杂，政局变化频繁，政策变动性大，甚至内战冲突不断。而“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有关合作国家的政策政治稳定和对华关系状况。两者的矛盾增加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治风险。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还可能出于自身政治目的误解或歪曲“一带一路”战略，借机煽动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蓄意阻挠“一带一路”建设。近年来，中国在利比亚、伊拉克、乌克兰、叙利亚等国家遭遇的投资困境和风险损失值得高度重视。
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市场开放难度大。“一带一路”联通亚欧非三大陆，连结太平洋和印度洋，包含了老牌欧洲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极为不同。有些国家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经济环境相对稳定，为企业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也有一些国家市场封闭，进入难度大，增加了企业投资评估的复杂性，制约了建设成果的合作共享。“一带一路”从满足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出发，降低了经济合作的门槛，一方面有利于沿线国家和企业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参与国和企业主体在合作规则认知与收益分配方面的矛盾。此外，尽管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并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优势，以优惠政策大力支持沿线有关项目建设，但中国单方面毕竟实力资源有限，也面临着摊子大、后劲不足等风险。
三是民族宗教矛盾复杂，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突出。“一带一路”涵盖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大多数国家民族众多，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信仰并存，一些宗教内部还存在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之间的历史纷争复杂，增加了沿线各国合作的难度。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猖獗，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安。这些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的凸显，既恶化了当地投资环境，威胁企业人员和设备安全，也可能借“一带一路”建设开放之机扩散和渗透到中国国内，甚至与国内不法分子内外勾连、相互借重，破坏中国安定的国内社会环境，对“一带一路”战略及沿线工程建设构成严峻挑战。
四是文化繁杂多样，存在因认知偏差误判中国战略意图的可能。由于地理、历史、宗教、民族的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文明丰富多元，既有中国、印度等东方传统国家，也有西方传统国家，既有俄罗斯、土耳其等“欧亚国家”，还有新加坡等东西文化交融的国家。国家不同的身份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国家对利益的认知，从而影响着国家行为和内外政策选择。“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领域广，沿线国家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上因自身对利益的不同判定而呈现出差异性。沿线国家特别是大国从精英到民众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理解不尽相同，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不信任与猜忌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长期推进面临的重要风险。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等沿线地区部分国家围绕有关领土、领海主权争端的不稳定因素短期内无法消除，倘若再遭遇美、日等战略实施区域外因素的干扰，不仅可能激化既有矛盾，引发沿线国家更多的安全疑虑，甚至还会引爆局部的地缘冲突。
五是战略规划设计有待完善和细化，中国主导实施国际宏大战略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虽然中国政府颁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但“一带一路”战略的长远规划还有待完善和细化，特别是有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谈判协商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与相关国家的实质性对接与具体合作还没有全面展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中国政府在有效供给与推行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上和经验上还需要更多实践；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和跨国经营管理、大范围国际拓展的经验也不足，在配合战略实施的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相关核心技术的输出上还存在较大缺口，适应“一带一路”战略长期推进和对外大开放所需要的国民的文明法制素养、市场诚信意识等均有待提升。
④ 一带一路安全风险管控风险管控该怎么做
一带一路安全风险管控，
应当根据风险控制原则，
风险管控按照风险控制矩阵，
按风险可能性，
以及风险严重性,
从二个维度进行控制。
⑤ 如何防范一带一路的风险
首先出国投资肯定有风险，而且这个风险往往比在国内要更大一些，因为很多对方的信息我们不够了解，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我理解一带一路的建设，还有金砖国家投资银行的建设，一定要有风险的意识，而不是简单地政治运作。我们这些投资对象、投资国应该是成熟一个投资一个，而不是强求。另外一个相关原则是一定要动员社会的力量，撬动市场的机制来投资这些国家。换句话说不是政府机构直接投资而应该是企业直接投资，不能是政府一头热，而应该是全民社会共同参与。政府的作用是一个中介，来介绍这些项目，提供信息，并且评估风险。所以一带一路的建设，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都应该有这个想法，不仅仅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也要一起参与。
⑥ 一带一路对保险行业的影响
保险能够提供融资与风险保障的功能。对于保险公司而言，为企业开展跨境投资贸易合作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与服务是最基本业务。保险业也可协助企业提升跨境运营风险的防控意识，增强对海外利益的保护
⑦ 面对一带一路的风险，中国应该怎么做
因时制宜
对“一带一路”进行风险研究，无法回避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投资主体。
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既体现在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上，也体现在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上。作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同的投资主体在风险评估和承受方面是不同的。
学界研究显示，因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长期是国有企业，导致中国企业对政治风险不敏感，可能要归因于大型国企在“战略性自然资源”（Strategic Natural Resources，SNR）和政治风险之间的权衡取舍。研究表明，东道国以石油、铁矿石、铜矿石为代表的SNR每增加100万吨，中国在当地的直接投资就会增加5568万美元，而大多数SNR丰富的国家都是政治风险很高的国家。丰富的SNR对当地政治风险起到了“屏蔽”的作用。除了使命不同带来的影响之外，国企管理上的问题也不可忽视。一些国企对外投资时盲目拍板、出了问题胆小怕事则息事宁人，事后又缺乏风险管理的检讨和改善（韦军亮等：《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相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投向自然资源丰富、政治风险高的地区，而民企更可能是市场寻求型的。与国企相比，民企虽然尚未在对外投资中扮演主角，但其对风险的认知与各种准备，并不见得优于国企。何况，在此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对中国式的政商关系形成了路径依赖，民企十分自然地就将中国的一套带到了境外，这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其对自身风险抵御能力的高估。
国企习惯了不负责，民企习惯了钻空子，这是中国特色政商关系带来的两个负资产，也是“一带一路”必须真正正视的核心风险——风险不在外，而在内！
学界的部分研究也表明，中国对外投资在“制度质量”低下的地区，其表现并不差。毕竟，影响投资成效的，除了“制度质量”之外，还有“制度距离”——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的差异。
对中国自身吸引外资的研究，似乎支持了这种“性相近、习亦相近”的论点。对69个国家与地区在2000~2003年间的对华投资分析发现，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程度与投资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成负向关系（潘镇：《制度距离与外商直接投资：一项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以2000 多家在华外企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外企的母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越大，其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就越差（潘镇等：《制度距离对于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
并不是目标国的“制度质量”越高，越有利于跨国经营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国的“制度质量”较高，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和中国的“制度距离”更大，较大的制度差异将使经营者面临更为陌生的制度环境，有些制度是本国所没有的，与国内的交易有所不同，经营者只有熟悉并适应这种环境才可能在目标国成功经营（谢孟军:《目的国制度对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制度距离”与对外投资的反比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有。美国学者发现，“制度距离”接近，“心理距离”越小，相应会减低跨国经营中那些不确定性风险引致的额外成本。研究甚至发现，母国的制度环境相对更能容忍腐败的存在时，这个国家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也有比较优势，特别是当投资目的国也存在高腐败的环境时，所以，高腐败容忍度母国的企业更倾向于向国内腐败盛行的东道国投资。
学者发现，环境不成熟的国家更能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比如泰国、越南、印度等。企业更懂得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营，较竞争者赢得更多的机会。随着东道国与中国的差距增大时，中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但是当这个差距超过一定范围后，中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加，如美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等，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政府的行政效率也较高，在这些国家投资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陈丽丽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因素重要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完善制度
当今中国的一大国情，就是尚处于转型期，制度不完善曾经是、并且依然是最大的背景。在对外投资上，中国企业既不完全具备微观层面上的所有权、内部化、区位、知识资本、生产率等优势，也不具备宏观层面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许多特质与中国比较接近、相似，这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或许就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之一。
机会绝对不会出现在抱怨与畏缩之中，而在于如何积极行动。
首先，既有的投资实践证明了，中国投资在“制度质量”低的国家表现尚可。除了国内企业适应在浑水里游泳的特点之外，不可否认，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也有效对冲、弥补、替代“制度质量”问题。
有学者运用2003~2010年间中国对131 个国家的投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越长、两国城市之间结为友好城市数量越多，双方高层领导人的互访越密切，对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十分显著的积极作用。双边友好的外交活动对一些比较敏感和重要的投资（如资源寻求性的投资）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双边外交活动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不足（张建红：《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其实，通过外交渠道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及各种经济协定等，就是最为直接的制度设计，能有效填补两国的“制度距离”，中和“制度质量”低下的风险。
其次，建立、完善投资担保机制，发挥保险对风险的转移功能，也能有效中和“高腐败带、高风险路”的危害。
一方面，要用好既有的投资担保机构，比如世界银行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这家机构的宗旨是向外国私人投资者提供政治风险担保，包括征收风险、货币转移限制、违约、战争和内乱风险担保，并向成员国政府提供投资促进服务，加强成员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从而推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包括文首所提及的乌兹别克斯坦等在内，“一带一路”一些节点国家，本身就是MIGA的成员。在MIGA的框架内，用好担保工具，可以有效减少中国投资的风险——当然，村支书集资200万元人民币去投资制砖厂之类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环保成本高的项目，估计很难得到保险支持。
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建立双边甚至多边合资的针对“一带一路”、甚至某一目标国的投资担保机构。如同建立“亚投行”一样，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亚投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保险公司）？有了这样的双边乃至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投资者背后的担保者，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会对具体的风险防控做出更为及时、有效的反应。或许，“一带一路”中，除了高铁等基建类产业之外，保险大约是最可以先行、也最应该先行的产业。
保险行业的有效介入，不仅能够提供实质性的安全网，也能加快加深对沿线各国风险的评估预防，倒逼沿线各国政商关系的改善和“制度质量”的提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每年编制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就是有益的尝试，当然其实用性、针对性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若能结合外交部、商务部等主管部门的力量，尤其是驻外机构的实操经验，从更高层面、更深入地编制风险分析报告，对“一带一路”风险控制防范将有很大的意义。
第三，提升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真正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与其说是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不如说是中国企业本身对不同风险的把控能力。学者对1324个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成功率低的原因，一方面是源自于双方政治和体制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企业本身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程度不高所致。大量实例证明，事先对风险准备不足、事中对风险不善应对、事后对风险不予总结，是中国企业的通病。“没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这还是中国企业要加强的基本功。这样的自我改革，或许也能倒逼中国国内政商关系的改善。
⑧ 一带一路面临哪些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前无古人，其推进实施必然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具体包括：一是沿线国家的制度体制差异大，政局动荡不稳；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市场开放难度大；三是民族宗教矛盾复杂，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突出；四是文化繁杂多样，存在因认知偏差误判中国战略意图的可能；五是战略规划设计有待完善和细化，中国主导实施国际宏大战略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与全球协商共治的宏伟战略，其愿景蓝图非常美好，已经赢得了沿线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也必将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进沿线国家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但是，“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前无古人，其推进实施必然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沿线国家的制度体制差异大，政局动荡不稳。“一带一路”所涉国家大多是处于政治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体制上存在巨大差异，既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实行西方式政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实行君主政体的阿拉伯国家等，特别是在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中东地区，许多国家国内政治形势复杂，政局变化频繁，政策变动性大，甚至内战冲突不断。而“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有关合作国家的政策政治稳定和对华关系状况。两者的矛盾增加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治风险。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还可能出于自身政治目的误解或歪曲“一带一路”战略，借机煽动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蓄意阻挠“一带一路”建设。近年来，中国在利比亚、伊拉克、乌克兰、叙利亚等国家遭遇的投资困境和风险损失值得高度重视。
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市场开放难度大。“一带一路”联通亚欧非三大陆，连结太平洋和印度洋，包含了老牌欧洲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极为不同。有些国家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经济环境相对稳定，为企业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也有一些国家市场封闭，进入难度大，增加了企业投资评估的复杂性，制约了建设成果的合作共享。“一带一路”从满足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出发，降低了经济合作的门槛，一方面有利于沿线国家和企业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参与国和企业主体在合作规则认知与收益分配方面的矛盾。此外，尽管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并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优势，以优惠政策大力支持沿线有关项目建设，但中国单方面毕竟实力资源有限，也面临着摊子大、后劲不足等风险。
三是民族宗教矛盾复杂，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突出。“一带一路”涵盖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大多数国家民族众多，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信仰并存，一些宗教内部还存在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之间的历史纷争复杂，增加了沿线各国合作的难度。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猖獗，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安。这些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的凸显，既恶化了当地投资环境，威胁企业人员和设备安全，也可能借“一带一路”建设开放之机扩散和渗透到中国国内，甚至与国内不法分子内外勾连、相互借重，破坏中国安定的国内社会环境，对“一带一路”战略及沿线工程建设构成严峻挑战。
四是文化繁杂多样，存在因认知偏差误判中国战略意图的可能。由于地理、历史、宗教、民族的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文明丰富多元，既有中国、印度等东方传统国家，也有西方传统国家，既有俄罗斯、土耳其等“欧亚国家”，还有新加坡等东西文化交融的国家。国家不同的身份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国家对利益的认知，从而影响着国家行为和内外政策选择。“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领域广，沿线国家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上因自身对利益的不同判定而呈现出差异性。沿线国家特别是大国从精英到民众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理解不尽相同，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不信任与猜忌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长期推进面临的重要风险。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等沿线地区部分国家围绕有关领土、领海主权争端的不稳定因素短期内无法消除，倘若再遭遇美、日等战略实施区域外因素的干扰，不仅可能激化既有矛盾，引发沿线国家更多的安全疑虑，甚至还会引爆局部的地缘冲突。
五是战略规划设计有待完善和细化，中国主导实施国际宏大战略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虽然中国政府颁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但“一带一路”战略的长远规划还有待完善和细化，特别是有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谈判协商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与相关国家的实质性对接与具体合作还没有全面展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中国政府在有效供给与推行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上和经验上还需要更多实践；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和跨国经营管理、大范围国际拓展的经验也不足，在配合战略实施的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相关核心技术的输出上还存在较大缺口，适应“一带一路”战略长期推进和对外大开放所需要的国民的文明法制素养、市场诚信意识等均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