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涟与美国基金会

A. 吴敬琏的老师是谁

早年是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主要是计划经济那套，后来与顾准相识，受顾准影响非常大，从此转向市场经济，后来远赴美国耶鲁大学进修，后来就成了众所周知的“吴市场”。

B. 吴敬琏的作品介绍一下吧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十年纷纭话股市》
论文
◇ 吴敬琏: 中国经济走势分析 (2003-12-04 11:21:08)(浏览:645)
◇ 吴敬琏: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2003-12-04 11:18:40)(浏览:340)
◇ 吴敬琏: 加入WTO一年来中国经济的回顾与前瞻 (2003-12-04 11:16:32)(浏览:333)
◇ 吴敬琏: 解读中国经济 (2003-12-04 11:15:36)(浏览:282)
◇ 吴敬琏: 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发展 (2003-12-04 11:09:17)(浏览:307)
◇ 吴敬琏: 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 (2003-12-04 08:39:11)(浏览:132)

C. 吴敬琏和郞咸平有什么产业吗

他们主要做学术研究的。
是经济学家。收入包括研究成果，演讲=写书，大公司独立懂事，咨询等。

郎咸平教授于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郎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郎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亚洲开发银行的中国银行改革治理顾问，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郎教授曾于1998-2001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于世银经济学家StijnClaessens和SimeonDjankov合作，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在东亚地区，此项研究尚属首次。郎教授2001年下半年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他的观点受到媒体，学术界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被媒体尊称为“郎监管”。郎教授的监管思维在重要媒体包括“新财富”，“财经杂志”，“21世纪经济报导”，“三大证券报”，“中央电视二台经济半小时”，“中央电视二台财经报导”，“凤凰卫视”等等经常报导。根据学术论文的贡献而言，郎教授是世界级的公司金融与公司治理专家，成就斐然。他曾经在多家世界主要的经济和金融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郎教授的论文被大量引用，他的学术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学院的普遍认可。

吴敬琏，中国当代经济学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经济动态组组长, 国务院经 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30年1月24 日生于南京。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 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 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 年大学毕业, 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5-1956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 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他参加了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在这一期间, 他的理论文章, 如与林子力合写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等, 特别是为于光远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 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96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一文, 被国外某些学者 认为是一篇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

1976年以后, 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富的时期。1977年他较早对大寨"左"的口号和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他还参加了"按劳分配讨论会"的筹划和 组织工作,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极"左"思想发起了系统批判。从1979年开始, 他把 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 面来。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 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 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 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 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 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 1984年7月访美归来。他在调查研究中 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 使得地方封锁割据现象加重, 而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 主权, 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 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1985年2月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指出, 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 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 市场不太紧张, 国家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此后, 他针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 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 并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作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1985年11月, 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 中国正 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 必须始终十分注意 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 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 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 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1986年初, 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 他 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 总结》等文章, 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主要著作：《经济改革问题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合著）、《吴敬琏选集》、《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合著）、《渐进与激进 中国改革道理的选择》、《何处寻求大智慧》、《国有企业改革大论战（二）》等。（中国经济网）

D. 吴敬琏是怎么开始研究经济学的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生于中国南京。

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

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1953年，大学毕业；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5-1956年，从教于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参加了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在这一期间,他的理论文章（如与林子力合写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等,特别是为于光远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96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一文,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一篇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

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富的时期。

1977年他较早对大寨“左”的口号和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他还参加了“按劳分配讨论会”的筹划和组织工作，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极“左”思想发起了系统批判。

从1979年开始，他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来。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84年7月访美归来。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锁割据现象加重，而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

1985年2月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指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此后，他针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并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做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5年11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1986年初，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E. 吴敬琏的工作历程

1954-1984年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55-1956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1957-1974年12月3日，师从顾准研究经济学。老师顾准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待时守机”
1979——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
1979年开始,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
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1984年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员
1983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84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1986-1987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其中1984～1989年任常务干事，1985～1990年任动态组组长
1985年至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
1990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委员
1992年起《改革》杂志主编
1994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96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
1999年 匈牙利 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员
2007年吴敬琏等100名海内外英才分别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称号

F. 吴敬琏的社会评价

吴敬琏曾经提出中国股市“赌场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是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明星。在2007年3月参加政协会议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言论，从反对春运铁路票价不上浮到主张城市拆迁不应按市场价补偿等等，他的评论引发了很大争议。
曾经被指责为美国间谍，透露中国的重要经济数据CPI，（西方国家每个季度的经济数据包括消费者信心指数都在政府网站公布），后来该指责被澄清。
吴敬琏以“敢言”著称，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年逾八旬仍行走在乡村之间，由他所带头成立的富民基金（乐平公益基金）为广大农户的生活带来生机。

G. 吴敬琏是美国线人

小心和谐、
网络一下、你要问的问题、一大堆答案、

H. 吴敬琏：政府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但这时候常常忘记了本质在于提高效率，在于依靠“索洛余量”(即TFP，全要素生产率)，而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现为革命性的技术发明。 其实，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都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现代制造业跟传统的制造业相比，有什么特点呢?现代制造业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来自于哪里?是来自台湾的施正荣讲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就是研发、设计等一些活动，后端就是在渠道管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包括消费性的售后服务，也包括金融的售后服务等等。这两端都是服务活动，只不过在统计上所统计的仅仅是独立的服务业企业，在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性活动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统计不进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绩为目标，它就会忽视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活动造成的效率提高。 像我们这个地区加工制造业是产业份额中最大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让现在的加工制造业提升它的附加值?也就是提升它的效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关键是按照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说法，他把“索洛余量”叫人力资本，也就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 不但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也是重要的创新。只要能够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实现我们的增长模式的转变。企业应该把握住这一点。我一再引用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波什教授的一句话——— 不管是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我认为，政府主要的职责是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创造好的经营条件。第一是为创新提供压力，第二是为创新提供动力，第三是为创新提供能力。 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慈父主义”。第一，其实这是害了企业。第二，它对一个企业给予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企业，也许你扶起来一个企业，但你扼杀了成千上百个企业。第三是动力，动力来自何处呢?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精辟：激励的要点，就是要让任何个体或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企业或个人就会去“傍”政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会破坏了激励机制。第四是要让他有能力，他自己能取得资源。所有这些基本上要由市场来提供，所有措施要以这个来衡量，政府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I. 吴敬琏研究成果如何

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富的时期。1977年他较早对大寨“左”的口号和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他还参加了“按劳分配讨论会”的筹划和组织工作，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极“左”思想发起了系统批判。

从1979年开始，他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来。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84年7月访美归来。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锁割据现象加重，而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

1985年2月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指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此后，他针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并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做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5年11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1986年初，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J. 鲁迅先生和吴敬琏先生对于当今时代有哪些剖析和认识

吴敬琏是出色的义务鲁迅宣传员
当代中国谁对弘扬鲁迅精神贡献最大？不是别人，就是吴敬琏、樊刚、易纲之类 “主流经济学家”。 我崇拜鲁迅，也经常引用鲁迅的话。但在让更多的人相信鲁迅这一点上，我的说 千道万绝对不如“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现身说法当反面教员。 顾雏军的罪犯身份被戳穿之后，当初拿了他的钱便封他为“改革方向”的“主流 经济学家”们蛰伏了一阵子，现在又好象赶上了“惊蛰”，而且抽足了大烟吃够 了“伟哥”，劲头十足地冒了出来向中国人指手画脚了。他们在2006年6月25日的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长安论坛”上又一次大出风头。 吴敬琏宣布：“贫富分化背后的因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因此，要缩小收 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 樊刚声称：“中国也许刚刚进入收入分配扩大地比较明显的阶段”，“腐败问题 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这是典型的制度问题”，腐败的原因是“旧体制没有改革 到位”，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问题。怎么深化呢？那就是“公权民营化” 。“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把大量的公权取消，变成私权。” 易纲宣布：不存在什么贫富分化的问题，因为“改革开放还有市场化的过程是收 入分配不平均暴露的问题，是一个暴露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说扩大得非常快” 。“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唤起民众对贫富不平等的抱怨，这是非常难 以理解的。”“经济学家、媒体爆炒，美国人都不知道。” 你看，同一天，同一个论坛，同一个“贫富分化”的主题，三个“主流经济学家 ”三种说法。一个说，贫富分化是腐败和垄断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彻底市场化 。一个说，不对，“中国也许刚刚进入收入分配扩大地比较明显的阶段”，也就 是说，中国贫富分化才起步，“我们这些从事研究的人现在就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瞧，“主流经济学家”们多高瞻远瞩，贫富分化问题刚一露头就抓住了，功 劳大大的。第三个说，你们说的全不对，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贫富分化，贫富差 距以前就有，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现在才刚刚暴露出来。中国的贫富差距“是 一个暴露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说扩大得非常快”。而“贫富分化”之所以被人 关注，是因为“经济学家、媒体爆炒”。换句话说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 网友“数学”在“吴敬链在提出自己观点的时候应当关注一下香港”一文中指出 ：“吴敬链在最近的观点，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解决的 唯一办法是市场化。我认为这个观点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所谓‘垄断’和‘腐败’方面，香港社会都是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的。可以 认为，香港社会是世界上少有的反腐成功的社会，……另一方面，香港社会也是 世界上少有的纯市场经济社会，如果说香港都不能够叫纯市场经济社会，那世界 上就没有纯市场经济社会了。” “香港的贫富悬殊的世界排名，应当不是第一就是第三，总之就是在头几名上徘 徊的。” “因此，我们在检验吴先生的理论时，有了香港的这么一个样本，即解决了腐败 问题，又是完全市场化的社会，结果贫富悬殊仍然在全球之冠，这本身说明，反 腐败和市场化并不能够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吴敬琏的逻辑敌不过“数学”的逻辑。樊刚呢？他就比吴敬琏高明。吴敬琏至少 还承认如今比过去腐败，樊刚却有本事“证明”过去现在都是一样的腐败，现在 根本不存在腐败加剧的问题。他说：“什么叫腐败呢？腐败的基本定义是利用公 权谋私利。我们传统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一切都变成了公权。以前连个售货员 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把大量的公权 取消，变成私权。” 你看樊刚多会赖：因为“腐败的基本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所以“售货员卖 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如此一来，卖肉的挑肥拣瘦跟从国 库盗窃个几千亿就成了同样性质的问题，要算犯罪就都算犯罪，要不算犯罪就都 不算犯罪。换句话说，过去并不清廉，因为有卖猪肉式的腐败；如今并不特别腐 败，因为利用职权盗窃国库本质上跟利用职权卖猪肉挑肥拣瘦是一码事。要靠监 督公权“反腐败”，就得一视同仁，怎么监督盗窃国库上千亿就得怎么监督卖猪 肉。既然“监督是有成本的”，这么多的监督无论如何也赔不起，那“反腐败” 的可行之道就是公权“民营化”、市场化。卖肉的公权能“民营化”，政府的公 权，如军队警察法院国库管制土地管理等等也能“民营化”。一句话，卖肉的“ 公权”跟政府的“公权”是一回事，能怎么卖肉就能怎么卖国。 最高明的还得算易纲。吴敬琏承认中国已经存在贫富分化，樊刚说中国贫富分化 才刚刚开始，而易纲则宣布中国根本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只存在“贫富差别暴 露”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关注贫富分化，全怪“经济学家、媒体爆炒”，一群笨 蛋搅臭了一锅汤，“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唤起民众对贫富不平等的抱 怨，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换句话说，要解决中国人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封锁 消息让大家都不知道就行了。这才是最省事的解决办法，一个子也不用掏，什么 事也不用做，堵住老百姓的眼睛嘴巴耳朵鼻子便可治国平天下，世界上还有比这 更“经济”的“经济学家”吗？ “主流经济学家”的话明明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但人家照样厚着脸皮，脸不变 色心不跳地当众撒谎。因为他们并不是想真正解决问题，而只是在向中国老百姓 作些解释，糊弄老百姓。不管说得通，说不通；不管你信不信，他们照样干他们 的。这又令人想起鲁迅的一段话： “上司的行动不必征求下属的同意，这是天经地义。但是，有时候上司会对下属 解释。” “当上司对于下属解释的时候，你做下属的切不可误解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 为即使你绝对的不同意，他还是干他的。他自有他的梦想，只要金银财宝和飞机 大炮的力量还在他手里，他的梦想就会实现；而你的梦想却终于只是梦想”。 有人会问：这三个“主流经济学家”怎么会成了上司呢？ 别忘了，他们是在哪里说这一番话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多大口气，堂堂 中国经济，却只有50个人有资格议论。光听这口气就狂得没边了。中国多少人口 ？十三亿。十三亿人口国家的经济决策，居然由50个人来支配左右，平均一个人 支配了多少人的命运？两千六百万。这难道不比平常概念中的“上司”厉害百倍 吗？光这个名称“中国经济50人论坛”就足以充分暴露“精英”们狂妄自大、目 空一切、极端藐视人民群众的心理。如果不是老百姓民愤太大，他们怎么肯屈尊 出面向人民做“解释”？至于他们的“解释”如何前言不搭后语，如何不能自圆 其说，他们岂会放在心上？所以他们开口的实际效果是用自己的精彩表演向老百 姓验证了鲁迅揭示的客观规律，当了出色的义务“鲁迅宣传员”。 白骨精会三变。猪八戒会三十六变。孙猴子会七十二变。“主流精英”会多少变 ？不知道。只知道孙猴子再变也瞒不过阎王爷的照妖镜，再翻跟头也跳不出如来 佛的手掌心。那么“主流精英”们呢？再变也逃不掉鲁迅毛泽东早已揭示出的客 观规律。不信？“且将冷眼观螃蟹，看尔横行到几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