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基金会李利

1. 大学学费到底是怎么划定的，为什么我国的学费会如此之高

记者从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提供的《中国优秀特困高考生调查报告》中获知，有87.8%的优秀特困高考生表示将会通过勤工俭学来贴补生活，从而为父母减轻经济负担。另外，这些优秀特困高考生还称将通过争取奖学金、省吃俭用以及申请助学贷款等其他途径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

据悉，7月20日至8月1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从社会各界招募的36名志愿者，组成12支分队，怀揣调查问卷，奔赴12个县市，对优秀特困高考生家庭进行入户调查。

在经历了10天的奔波后，志愿者最终获得555份有效问卷。

昨日上午，新长城办公室主任助理陈洪涛对记者说，这次调查涵盖了包括北京、河北、山西、甘肃等10个省、直辖市的12个市县，调查对象包括优秀高考特困生及其家长、所在村村干部、所属高中教师或领导，并分别设计了不同内容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优秀特困高考生生活、学习、心理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及对孩子上大学的态度等等。

“这种大规模的入户调查还是第一次。”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办公室主任李利说，12支小分队累计在贫困地区走访75天，走村入户，实地探访和体验，完全有别于此前普遍采用的收发表格等“间接调查”方式，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许多数字令人震撼，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李利还说，这些调查结果将为新长城项目提供信息支持，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个行动，唤起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投入。

调查1：学费相当于贫困农民35年收入

据了解，我国在校贫困生的比例为20％，约240万；特困生则为5％－10％，约160万。

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如果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一个人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

很多贫困生家庭还处在“靠天吃饭”的状态，加之当地交通不便，汽车的使用率仅为15.0%，自行车使用率则高达61.7%，信息闭塞、人才缺乏，少有经济支持，导致山区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种种因素导致受调查地区的农民中，真正超过2004年我国农民年平均纯收入2936元的比例只有19.8%.

调查2 ：多子女加重特困生家庭困境

在相关调查中，多子女是加剧特困生家庭贫困的重要因素。在寻访家庭中，45.2%的贫困家庭有两个孩子，34.6%的家庭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的家庭比例为8.7%，还有2.8%的家庭有5个或5个以上子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村重男轻女的选择结果，但是无辜的特困生最终还是要承担这样的沉重，逾四成的贫困生曾经尝过濒临辍学的滋味。

尽管这些特困生当时濒临辍学的境地，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他们还是通过自身、学校、基层政府、亲戚、乡邻等社会各界的努力得以继续学业，并且在高考中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调查3：过半特困生存在自卑倾向

在濒临辍学的险境时，特困生自身该如何面对呢？

据调查，渴望继续求学的信念以及自立自强的精神往往支撑这些特困生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甘肃省特困生道吉加同学在接受调查时称，因为母亲突发肝癌，家里贷款17万元，上学各项费用出现紧张，几乎辍学；然而他自己坚定信心求学，后在多方帮助下得以继续学业。

对特困生所在高中的教师调查统计显示：尽管教师认为几乎所有特困生都能努力学习、遵守纪律，但他们的观点表明，48.5%的特困生心理压力较大，有自卑倾向。具体表现为平时不愿意参加集体组织的活动，表现沉闷欠缺活泼，较严重的同学还有自闭倾向，几乎不愿与周围老师和同学进行沟通和交流。

调查4：部分特困生家庭还住在草房中

在志愿者对特困生家庭的探访中，所到之处往往看到这样的场景：破旧的房屋，单亲或者双亲患病。

另外，特困生家庭住房，逾六成都是以土木结构房屋为主，还有部分特困生家庭仍然居住在草房或者窑洞中。

对家庭异常情况的统计表明：8.5%被访学生父亲去世，母亲去世的比例为4.3%，34.6%的学生父亲患病，39.9%的学生母亲患病，有9.6%的学生父亲失业，11.2%的学生母亲失业，3.2%的学生父母离异。

这些现实状况使原本贫困的特困生家庭在经济上雪上加霜。当家庭遭遇这类状况时，特困生的正常学习生活会受到极大冲击，不得不面对濒临辍学的境况。

调查5：少数特困生不知有资助政策

国家一直重视对特困生的资助工作。不过，据调查，当问起对国家资助政策的了解时，78.7%的优秀特困高考生回答“知道一点”，回答“了解”的比例为14.2%，值得忧虑的是，还有7.1%的特困生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有关国家对贫困大学生（高考生）的资助政策。

另外，调查还显示：43.3%的教师了解国家资助政策，53.3%的教师“知道一点”，也有3.3%的教师表示从来没听说过。在对家长的调查中发现，只有9.9%的特困生家长对国家有关资助政策表示“了解”。

对此，有关人士呼吁国家应该加大相应的宣传力度，避免特困生因其不了解国家资助政策而放弃读大学。

调查6：特困生坚信助学贷款作用大

面对贫困生的种种窘境，当地教育部门和其所在初高中并未不闻不问，而是进行积极资助。据调查，高中学校对特困生采取了种种扶持措施，其中包括直接给予生活费补贴、减免学杂费等等。

据了解，为了资助特困生，甘肃省合作藏中设立有“齐子周助学金”、湖北省竹溪一中设立有“爱心助学金”和“优秀学生奖学金”。这些扶持措施不仅使特困生获得了实际的经济资助，也使特困生们更加坚定了求学的信念。

据调查，在贫困生及其家长听到对助学贷款的介绍后，逾九成（91.5%）特困生和80.6%的教师认为助学贷款帮助很大；高达95.4%的家长表示支持孩子申请助学贷款，并有高达91.7%的特困生和77.5%的家长表示有信心申请到国家助学贷款。（记者 张剑锋、刘英才、张太凌）

热点关注：六城市教育收费现状:城市教育成本究竟有多高

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也就是说，一个农民辛苦13年多挣得的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4年的花费。可以说，高校收费标准已经逼近甚至超过了我国广大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

·北京：有钱未必能上好学校

·广州：择校费成了家长之痛

·西安：教育收费不按游戏规则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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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对待贫困学生

2005年，全国贫困大学生的数量是405万。这还不包括民办学校、独立学院、分校以及高职高专。现在大家只看到部属高校，因为那些学校的学生都已
经“脱贫”了，可全国部属高校才70多所，“985”、“211”工程的院校34所，只看到这几所，能代表中国1600多所高校吗？

8月20日，是天津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天津工大)教职工“开学”的日子。一大早，天津工大学生处分管贫困生借贷工作的李志鹏就来到办公室，开始了新学年第一天的工作。

尽管学生还未正式开学，李志鹏的工作仍然很忙。今年天津工大计划招生4000人，而贫困生就占到15%，也就是600人，如何安置好这些学生，让他们能够顺利入学，并能够在学校期间有足够的生活费，是李志鹏的工作重点。

进入8月以来，为贫困生资助的呼声“一路高歌”，从8月5日教育部“首曲”自今年起将设立针对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贫困学生的总额
为10亿元人民币的国家助学奖学金，受益学生人数每年将达到53.3万余人。各地政府、高校纷纷表态，要拿出多少万元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并对全社会保证
“不让一名考入公办高校的大学生因经济问题而辍学”。

在全社会的关注和关爱下，贫困生的问题目前解决到什么程度，还存在哪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与贫困生贷款相关的工作人员及有关专家，发现在如何关爱贫困生上需要做的工作还有许多。

困惑一：资助贫困生都“一刀切”？

天津工大今年在对贫困生的资助投入是200万元，“我的任务就是如何用好这笔钱”。李志鹏说这话时，记者能感到他身上的担子很重。

天津工大对“这笔钱”的分配是有一套自己的做法的，李志鹏说，学校首先会对贫困生进行“身份”确认。

关于是否是贫困生这点，大多数高校会以学生家庭所在地开的村、乡、镇三级证明；学校到学生家庭所在地做调查，了解学生家庭人年均收入多少，是否低于当地的生活保障线；还会在校内设立一个最低生活线，如果学生在校的生活费低于150元就视为贫困生。

在2004年以前，天津工大和其他学校的做法一样，但在操作过程中发现“有时候会很难把握”。除了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特困生以外，还有比较困难学生和一般困难学生两种，在发放借贷款时的额度就会有所不同，也就是说资助贫困生不能“一刀切”。

“在审核学生所开贫困证明的有效性、学生在校园里消费的真实水平问题上，以什么样的渠道去获得信息”，李志鹏说比较困难。

基于以上考虑，天津工大从2003级和2004级的学生开始试行“经济困难学生民主评议表”，以打分的形式，让各班班主任组织班
委会、团支部以及若干普通学生组成的评议小组，从“待定”贫困生的学习态度、品德修养、勤劳俭朴等几个方面进行评定。最后，由学生处对每名申请学生的综合
情况进行分析，并形成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意见分值，做成数据库，学校每年依此结果将对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中的二、三、四年级学生进行调整。“2005届的
新生再做认定，那么全校就有3/4的学生经过认定了”。李志鹏告诉记者。

经过认定，天津工大在对贫困生提供助学借贷款、提供助学岗位的时候，就可以依据这些数据来认定哪些学生优先，李志鹏说，另外，助学岗位的报酬也不一样，特别困难的学生每小时8元，一般困难学生则4元1小时。

目前，高等教育已经建立起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奖、贷、助、补、减并行的国家助学体系，其中学校是奖、助、补、减多条腿走路，最大限度解决贫困生经济问题。

李志鹏说，学校的助学体系一般包括奖学金、勤工助学、临时困难补助、生活补贴和减免学费。并且，减免学费和临时性困难补助，从500到3000元不等，勤工助学则一般每月150元左右。

天津工大的学费一般每年3200～8000元不等，住宿费800～1200元，李志鹏说，正常学生入学时所交费用在5600元左
右，如果生活费按每月150元算，一个大学生一年大致需要7100元的费用，这成了衡量学生正常学习生活的标准。去年天津工大来了一个极特殊困难的学生，
她不仅来自贵州贫困山区，而且还患有小儿麻痹。了解到情况后，学校为她减免了所有的费用，还组织全校捐款，并为她提供了一个在学校书报亭工作的勤工助学岗
位，每月150元，这样她一年的所有费用都解决了。李志鹏表示，学校会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有学上，同时吃饱穿暖。

困惑二：贫困生的心理是否健全？

从天津工大的做法中不难看出，一个高校对贫困大学生在道义上的支持和帮助。而李志鹏认为，天津工大与其他高校一样，是根据教育部、其他部委及地方政府的配套文件来做的。

就在全国上下为贫困生捐钱、捐物热火朝天的一片热闹之时，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以下简称新长城)主任李利发出冷静的声音：“贫困大学生除了钱，还需要什么？”

李利说：“现在很多贫困生都能够通过绿色通道、助学贷款入学。但并不是说入学之后就万事大吉了。”谁来关注这些贫困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和“就业”问题。

一般来说，贫困生都生长在山区或农村，上大学也是他们第一次出门，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还有红绿灯，有地铁，而地铁是可以左右两边
开门的。李利说，这就叫“视野贫困”。这些都会造成和同学在交往过程当中无法有共同的语言。新长城在21所高校设立了“自强社”，这个社团成员全部是贫困
生，新长城经常会组织“自强社”走出校园，参观企业，也会请很多在社会很成功的人，为“自强社”的贫困生演讲。李利说，这些成功的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
他们曾经贫穷。李利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告诉贫困生，贫困并不可怕，而贫困的经历对于大学生树立如何直面人生，直面贫困，帮助他们战胜、克服困难的
信心，尤其帮助他们树立“贫困是笔财富”的理念。也是开扩成长的视野。让大家明白“原来贫困的人也可以成功”。

对于来自山区的贫困大学生英语口语不好的问题，李利说，新长城有个“国际义工”的项目，招募了很多国际义工，这些人都是外企白领和海归，他们愿意在晚上或周末时和贫困生沟通、交流，教贫困生英语、计算机。

另外，为了使贫困生在将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新长城还准备建立社会实践基地，让李利高兴的是，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正在响应。

困惑三：贫困生与捐助人是什么关系？

新长城属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个专门针对高校贫困生资助的项目，完全由社会捐款来维持机构的运作。记者看到，在新长城
《2005·特困大学生关爱行动》的宣传册上有这样一句话：“2000元，帮助一名特困大学生一年的生活费；20万元，帮助一所高校100名特困大学
生。”

新长城项目成立以来，一直都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单位每年都会定期捐10万～20万元。所以如
何做到公信、透明、科学是新长城最重要的工作。李利说，做慈善扶贫的工作，不仅仅是要道义和情感，更需要科学、技术，不是凭着一番热情，就能把事情做好。

记者了解到，新长城在选择捐助对象时，首先尊重捐赠人的愿望，其次是西部高校优先。李利说：“西部高校贫困生多，而西部农林师范类院校的贫困生更多，并且他们最难得到帮助。”

很多人认为，把钱直接交到学生手里，对贫困生是最好的帮助。李利说：“这是非常错误的。” 当捐助人把钱直接交到贫困生手里的时
候，两者之间就会有感恩、报恩的心理，而受资助的学生就会有非常大的压力。一段时间后，学生承受不了压力，开始躲着捐助人，捐助人就会很失落，会觉得“凭
什么，怎么大学生都是白眼狼，我们给他们钱，怎么他们连打个招呼、联系一下都不愿意，甚至还躲着我们”。李利说，这就是在个人资助过程中方法的失败。

更不用说，很多人同时去资助一个学生，当这个学生拿到很多的钱，这个学生就会成为一个“贫困生贵族”。因此，新长城会说服捐赠人尊重基金会的指向，把钱集中起来，用于最需要的地方。

困惑四：对贫困生的资助能普及吗？

“1996年，全国有100万的贫困大学生，2001年，是300万，教育部最新统计，2005年8月以前，是405万。这还不
包括民办学校、独立学院、分校以及高职高专。现在大家只看到部属高校，因为那些学校的学生都已经“脱贫”了，可全国部属高校才70多所，‘985’、
‘211’工程的院校34所，只看到这几所，能代表中国1600多所高校吗？”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周洪宇向记者出示了这样一组数
据，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周洪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在高校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在贷款方面，教育部部属院校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学校的声誉好，学生的素
质也比较好，尽管也有很多贫困家庭的学生考进去了，但用人单位或者社会方面对这些学生的期望比较高。因此，银行认为这些贫困生能够还得起，所以愿意贷款。
最困难的是一些省属高校里，特别是不在省会城市的高校。周洪宇举了一个例子，位于湖北省黄石市的湖北师范学院、荆州市的长江大学、恩施市的湖北民族学院，
特别是恩施市的学校，这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来自于这个地方的贫困家庭，更是非常困难。

所以非省会城市的省属院校贷款非常的困难，银行看到学生的家庭太差，没有能力还贷，而学生所在的学校的就业率也不可能很高，就不愿贷给这些学生。

周洪宇也表示不能责备银行，过去学生也存在“欠贷”问题。细分析学生欠贷，原因有两个，其一，有些学生的确是家庭贫困，家里为了供一个大学生会欠很多的债，这些学生毕业后，找到工作首先想到的是先帮家里还钱，因此就拖了下来；其二，这部分的学生就是恶意欠贷。

针对这些问题，周洪宇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周洪宇说，政府现在每年给贫困生拨款10亿元，思路很正确，但是应该把“这块饼做大，做薄”，将奖优这部分减弱，金额减少，使之成为助学奖学金。尽可能地使更多的贫困生享受到“阳光普照”。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全国联网的高校学生征信系统”。在这点上，周洪宇建议记载学生的个人信息的档案，并对贷款、还款情况进行跟踪
管理，将档案一起交给用人单位。对于恶意欠贷的学生，利用高等教育学历查询系统发布他的个人信息，“使他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找不到好工作，将来也不能买房
子”。

周洪宇认为，大学生在借了钱之后要还贷，压力很大。建议“建立一个有差别的还贷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一个来自山区贫困地区的
学生如果用国家助学贷款读的书，那么在这个学生毕业后，可以让他回到家乡去。如果他愿意回去，那么国家减免他所贷款的学费。另外，为了使贫困生能安心留在
家乡工作，建议国家和当地的政府，在他的工资基础上，再补贴100～200元钱”。

周洪宇说，这实际上是一举三得，首先，在当地就业，减轻了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其次，贫困生找到了工作；最后是，给当地提供了人才。

贫困生持续增加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贫困大学生的？

周洪宇：我是从2002年底开始关注的。农村地区多数为贫困地区，相对城市是个弱势的地方，在这个人群里有个相当大的弱势群体，那就是贫困大学生，他们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但这些非义务教育的贫困学生的学费、杂费及其他的费用怎么办，谁来关心他们？

记者：您是否捐助过贫困大学生？

周洪宇：我捐助过大学生，有时是学校组织，到农村去调研时我也捐过。但不是定期的。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贫困生，并且在不断的增加？

周洪宇：这个原因比较复杂，从根源上说，还是经济发展不够，地区发展严重失衡。

还有一些因素，像天灾，如1998年特大洪水，使得在农村本来条件就不好的家庭，遇到这样一场灾难马上使这个家庭从贫困跌入赤
贫，那他们的孩子就成了特困生，这样就加剧了贫困生的出现。而在城市，有些是因为家庭的突然变故，父母下岗或者去世，也会使这个家庭变成赤贫。

另外，这与我国从1998年高校扩招有关系，本来1996年贫困生的数量是100万。自从1998年到2001年突然就增加了2
倍，这个数字实际是从1998、1999年开始突出的，分析原因就是，1996年以前上大学的费用是由国家承担的，而1996年高校收费并轨后，贫困生的
问题开始突现。

所以与高校扩招、降低入学门槛有关，特别是高职高专、独立学院和分校扩招，很多的学生可以进高校。因此，高校扩招得越来越快，贫困生也就增加得越来越多。而到了今天，405万贫困大学生的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记者：您认为贫困生仅仅是需要钱的帮助吗？

周洪宇：贫困生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贫困，另一种是心理贫困。经济贫困好解决，给钱就行，而很多学生是心理贫困，因为贫困会产生自卑、不自信，同时也不愿别人知道家里比较穷。

这些学生尽管申请了贷款，希望得到这笔钱，但不愿被贴上贫困生的标签。这方面，学校应该采取心理辅导、教育、交流等多种方式。让贫困生认识到贫困是暂时的，可以改变。个人不能选择出生，不能选择父母，所以要承认现实，面对贫困需要正视，迎接这个挑战。

当然，还包括社会各界不能对贫困生歧视。要制定反歧视法。

改善贫困生现状要立足于制度创新

记者：除了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贫困生以外，其他的家庭一般贫困的学生怎么办？

周洪宇：这些学生可以通过奖学金、商业贷款，也可以在校内外勤工俭学。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看到，在国外实际上困难生很多，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勤工俭学完成学业。

实际上，在美国可以看到很多学生都在打工，不管这个学生有钱没钱，这与美国个人至上主义和不依靠大人的文化传统有关系。

而国内的贫困大学生却不能完全做到这点，不可能用打工挣来的钱上大学。而且，打工的机会对于需要打工的人来说，还是太少。打工的费用，还是太低。“机会少，收入低”这是打工学生的两大困难。

很多学生在校内找不到职位，只能到校外去，到外面去打工还要看哪个城市，如果这个城市高校少的话，情况就要乐观些。如果这个城市高校多的话，像北京的大学，学生在校外除了做家教，还有哪些地方会给学生打呢，这个市场对于打工的学生竞争太激烈。

我曾在2004年的人大代表大会上提议，学校要采取各种措施，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勤工俭学的机会。对于这点，很多的学校还没有发掘够。高校完全可以将原来在社会上请的看门人，及其他的后勤人员的工作交给贫困大学生。只要是非学术性的，后勤的都可以给学生做。

记者：那您认为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帮助完善资助制度？

周洪宇：我想有几个方面，首先社会应该建立各种基金，同时国家对各种捐献钱的人，给予一种免税的制度，交了多少可以扣除所得税，
主要是针对企业。可以充抵应交的所得税，例如一个企业本来要交100万元的税，有政策可以让企业把这钱充抵捐赠了。企业就认为，反正这钱也是要交的，不如
把钱交给慈善机构。

国家不仅是要出台这个政策，而且还要鼓励。在国外，各种基金会特别多，就是因为实行了良好的奖励制度，像比尔·盖茨每年拿很大一笔所得税出来用于捐款。说起来好听，实际上他也没有吃亏。

另外，在学制上应该改，要有灵活的学制。说具体些，一个贫困生现在没钱，学校可以保留他的学籍，可以缓2～3年上学，而让他在这
段时间内去打工，有钱之后再来上学。如果让学生有退路，有多种选择，那么压力就不会太大。虽然贫困生仍然存在，但是问题就不会那么突出。所以在制度设计上
要给他多一点选择的空间。

但对于延期上学的制度，要尽快研究究竟可以延长多少年。尽快出台政策，让学生明白自己可以保留多长的学籍。还有一个就是学分制，因为晚了几年上学，学生当然想快点上课，把学分都拿到，可以不必读4年，也许只用两三年就读完。

对非重点高校应有政策倾斜

记者：目前实行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是由银行、地方政府、高校三方承担，有的高校认为要学校承担这样的风险不合理，您认为呢？

周洪宇：高校既然是半公共产品，应该施行成本分担。我认为这个制度比较适中。当然各高校的情况也不一样，省属院校办学经费的来源渠道比较单一，可能压力较大，要看学校的类型。如果是重点高校，特别是“985”高校，对他们而言那就少了。

因此，我觉得国家的政策应该灵活一些，也不应该一刀切。对于重点高校，像“985”高校，筹款和取得经费的渠道广，所以贴息高也是应该的，省属高校低一点也是应该的。

对高职高专、民办学校更是如此。这些学校本身还在生存的漩涡中挣扎，要他们拿出很多钱来贴息，非常困难。况且，每年要这些学校拿出10%的学费来资助贫困生已经不容易。

值得注意的是，重点高校本科不会再扩大招生，接下来扩招的将是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分校及高职高专。而这块正好是国家助学贷款、
商业贷款、高校贷款和国家助学金关注甚少，但又急需关注的一个方面，如果不尽快想办法解决，不把“阳光”普照到他们身上，贫困生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