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险实务当中，保险公司为了防范投保人带病投保而给保险公司和其他同险种投保人的利益造成损失，在投保申请的时候特要求投保人必须如实告知相关事项（投保单上有详细载明，如健康及财务等情况），在保险法中有个不可抗辩条款规定。
投保人两年内由于未尽如实告知义务，隐瞒或者瞒报了足以影响保险公司承保的相关事项，保险公司可不予履行保险责任的赔付，两年后则不可以未如实告知而拒绝赔付。
通俗的来说，就是如果客户隐瞒了疾病史而投保了保险，则在两年内因为既往疾病而导致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可以不赔，两年后则不可因客户当初带病投保而拒赔。
拓展资料：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探索为客户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在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水平、降低医疗费用支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服务质量不高、服务内容繁杂等问题。
通知明确，保险公司健康管理服务分为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促进、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就医服务、康复护理等七大类型。保险公司开展健康管理服务是通过对客户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干预，预防疾病发生、控制疾病发展、促进疾病康复，通过降低疾病发生率，提升健康水平，进而降低医疗费用支出。
通知要求，保险公司开展健康管理服务应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安全性、有效性、客观性及符合伦理学要求等基本原则，要尊重客户的知情同意权，保护客户的隐私权，确保相关数据和信息安全。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健康管理服务监管，引导行业发挥优势，依法合规开展健康管理业务，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稳健发展。
② 财产险公司加强服务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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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网贷平台的业务创新，2016年8月24日，银监会会同工信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办公室联合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以期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实现网贷行业为小微企业和个人融资的功能。
一、《办法》对规范网贷行业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网贷行业业务创新快速多元，平台一方面通过承诺本息担保以吸收资金，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资金池，将借款期限和金额进行拆分，再嵌套入各种交易结构，在市场上催生出了十多种运营模式，从“空标模式”到“双spv期限错配模式”，交易结构及代理链条越来越复杂。这些平台的资本实力及经营管理能力有限，无法获得相关金融机构之名，但通过立法漏洞却在行金融机构之实，因此风险不断积聚。据《2016年全国P2P网贷行业半年报》统计，2016年上半年累计停业及问题平台数量为515家，其中出现“跑路”或“提现困难”的共有268家。本次《办法》针对这些乱象，明确了平台的角色定位与业务边界，对保护消费者权益，降低互联网金融风险具有重大意义。
二、《办法》的重要内容及其解读
1.角色定位
《办法》第二条确立了P2P网贷是个体和个体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属于民间借贷范畴，机构从事的业务仅限于为借款双方提供信息搜集、信息公布、资信评估、信息交互、借贷撮合等服务。因此网贷机构的本质是信息中介，不是信用中介，网贷平台不承担借贷违约风险，客户需自担风险。
2.备案管理＋经营许可
《办法》第五条规定我国对于网贷机构的准入采用备案＋许可制度，大部分平台实现备案登记并非难事，但就目前我国电信业务经营（ICP）许可证的发放现状而言，获取ICP许可证并非易事。据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范围内正常运营的2000多家网贷平台中，仅有5.73%的平台获得了ICP经营许可证，且据笔者了解，目前工信部并不对仅有APP的平台发放ICP许可证，这无形中提高了行业的准入门槛，势必会加速行业的洗牌。
3.业务范围限制
考虑到网贷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办法》对网贷平台的业务管理采用了底线监管思维，制定“负面清单”以界定业务边界，主要包含十三条禁令，如禁止平台为自身融资集资、向出借人提供担保、开展类资产证券化业务等形式的债权转让。这将对市场上的P2P运营模式产生冲击。例如在“空标模式”下，平台通过关联企业发空标以积聚资金建立资金池，再以资金池中的资金用于偿还以保证流动性。这与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相抵触。再如在“居间人模式下”，居间人向借款人发放借款后通过平台以类资产证券化等形式实现债权转让，这也违反了第十条第八款的规定。这些禁止性规定与办法第二条的原则性规定相呼应，是将平台限制为信息中介的具体举措。
4.出借人和借款人的权益保护
《办法》第四章以及其他各章从事前预防、事中管理、事后处置三方面对出借人和借款人的权益保护作出了规定，涉及出借人的投资决策、风险揭示和评估、客户信息保护、客户资金保护以及纠纷解决等各方面。如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借款人授权网络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代出借人行使决策。这主要用于规制在“平台匹配”模式下平台根据借款期限、利率等因素自动匹配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而无须出借人同意的现象。《办法》还通过设置“合格出借人”条款对客户对象进行删选。如规定出借人应当具备投资风险意识、风险识别能力，拥有非保本类金融产品投资的经历并熟悉互联网。机构需对出借人的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等进行尽职调查，实行风险管理等。但目前的规定依然比较笼统，如何判定出借人是否具有投资风险意识，具有非保本类金融产品的经历是否内含年限标准和盈利标准？何为熟悉互联网等，还需进一步解释。
5.平台运营的风险控制
《办法》对于风险控制的措施主要为三大部分，一是限制借款集中度和合法性的风险。第十七条规定网络借贷金额应以小额为主，并设置了同一借款人的借款余额上限。自然人在同一平台上借款余额不得超过20万元，在不同平台上累积不超过100万元；法人的分别为100万和500万元，以此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衔接。《办法》还规定出借人应向网贷机构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身份信息以及保证出借资金的来源合法。二是要求机构应当将自身资金与客户资金进行分账管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资金进行托管，以防止机构设立资金池或欺诈、侵占、挪用客户资金的情形。三是要求网贷机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除了要求平台充分披露融资项目信息、风险评估结果等，还规定了重大风险信息报送机制，便于监管部门对重大事件设置处置预案。但上述规定操作性尚待加强，如由谁监测借款人在不同平台上的累计借款余额？客户的融资信息不同平台之间是否能披露共享？客户的信息填列是否真实由谁审核？如何保证出借资金来源合法？出借人违反法定义务应承担什么责任等并不明晰。同时《办法》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仅具有框架性，尚需出台实施细则。
三、网贷平台引入保险保障的可行性及其重要意义
在网贷平台的业务模式下，借贷双方存在信息壁垒，其贷款违约及纠纷解决相比线下更为繁琐复杂，本息的收回可能存在延迟，对线上小额融资市场发展不利。事实上保险公司提供增信服务，凭借保险风险分散的特点及保险公司资金雄厚的优势，能对保护客户权益起到巨大作用。但《办法》中网贷平台“不得直接或变相向出借人提供担保或者承诺保本保息”的规定使不少人产生疑问，网贷业务与第三方担保合作是否还存在可能？
1.平台层面的相关立法
首先，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第十条第三款是指禁止网贷平台自身为出借人的债权实现提供自我担保、关联担保，并非针对第三方机构。其次，以体系解释而言，第三十五条规定借款人、出借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资金存管机构、担保人等应当签订资金存管协议。本条中在网贷机构之外单列出“担保人”，可见第三方担保并没有被禁止。除此之外，在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一条中，也曾出现过网贷平台应当披露其与增信机构合作情况的论述，虽然在正式稿中予以删除，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信息披露具体细则另行制定，因此笔者认为，此次删除涉及信息披露的规定是源于立法技术层面的考虑。因此保险保障机制的引入并不存在立法层面上的障碍。
2.保险公司层面的相关立法
我国保险法规定，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必须是能够确定的经济利益。因此投资损失属于不可保风险，保险公司不能为投资风险提供保险业务。但本次《办法》第二条明确将网贷业务产生的法律关系定义为民间借贷关系，而非投资关系，因此债权具有确定的经济利益，双方依法订立的民事合同及相关赔偿责任均可以受到保险法的保护。
3.保险保障的实践
目前，网贷平台已经开始与保险公司寻求合作，保险公司以网贷平台为信息中介，为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保证保险服务。目前的一些险种如个人账户资金安全险、抵押物财产险、借款人意外险等均是对非常规风险进行承保，相比之下，履约保证保险对于保护出借人顺利收回本金和利息的力度更大。所谓履约保证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在借款人不按约定或法律规定履行还款义务时先行向出借人承担本息偿付责任的一种保险合约。在2015年8月，米缸金融与天安财险合作率先推出了履约保证保险。从实际效果看，这种模式逐渐被业界认可，据不完全统计，至2016年5月已有20多家网贷平台开始推行。
4.改进与发展
2016年2月，保监会印发《关于加强互联网平台保证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审慎选择合作的互联网平台。笔者认为，这是在当时平台风险控制、信息披露都不完善的情况下风险监管的必然要求，并非禁止相关业务。且保监会同年8月发布的保险业“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围绕互联网开展商业模式，积极推动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业务的发展。因此，随着《办法》及其相关细则的持续完善，网贷平台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将会更加深入，并进一步推进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的健康发展。
③ 保险公司柜面管理措施
（一）完善柜面业务监督稽核体系，重构柜面业务风险控制方案
银行柜面业务监督稽核体系只有构成多层次、多角度的框架，既有宽广的平台，又有纵深的架构，才能形成统一的内控监督平台，在统一的内控监督体制中发挥作用，使内控机制更加健全有效。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应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柜面业务监督稽核体系：一是在体系协调规划方面，各监督稽核体系应统筹安排，各负其责，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对综合性、全行性大检查，实施部门联动监督稽核，提高检查效果。并实现人员互补，对于全行性的案件排查、合规检查、重点区域巡视，形成人员互相支持、统一调度、合理配备的风险控制格局，提高风险管理效果。二是在监控信息共享方面，各监督稽核体系应加强汇报与沟通，互通检查报告，互通检查结果，统一对全行发布揭示风险，形成资源共享的平台。逐步将审计业务系统转化为内控监督管理系统，在信息技术上满足不同部门的需求和使用。三是在监督级核方式上，着力推进稽核监测向件防范方面转变，不断加强柜面业务重要部位和环节的专项稽核检查工作，如“电子渠道交易业务”、“对公账户资金频繁转个人”等交易事项专题稽核，深挖问题风险源，不断优化调整风险预警模型和监测规则，从而促进稽核工作深度和广度的提高，进一步增强集中稽核对交易风险的监控和识别能力。
（二）完善柜面业务管理制度建设，取得风险管理实效
只有更好的应用和服务于实践，管理制度的建立才能发挥作用，彰显意义，才能取得实效。针对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柜面业务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以完善：一是探索“自下而上”的管理制度制定模式。制度是对银行业务操作进行规范的具体指南，其制定必须从实际出发、与执行的客观环境相适应、与基层的风险控制实践想吻合才能体现实践性意义。因此，商业银行在柜面业务操作管理制度的制定中不仅要注重先进性和理论性原则，更要强调对基层员工意见的听取和采纳，对部分操作性强的规章应探索“自下而上”的制定过程，使之更为科学合理，更好的指导实践。二是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事前、事后监督、业务检查和审计监督的职责分工管理条例，防止职能重合和管理真空，实现柜面业务的全过程持续性监测。三是细化条例。以总行办法为指引，统一业务操作规范及监督、检查等管理标准。并细化总行办法，遵循“大统一、小补充”的原则，并保持必要的稳定，促进柜员理解、掌握，更好地预防柜面业务风险。
（三）提高柜员业务素质和风险控制水平，提升防范操作性风险能力
商业银行应加强柜员的业务素质培训和风险意识教育活动，组织柜员利用晨会、业余时间进行学习，对重要业务、重点环节、重大事项及工作中遇到的疑点、难点进行分析，探讨，熟悉柜面业务的风险环节和控制措施，提高风险控制意识。同时，对同类问题和风险点进行每月归集整理，做检查通报和风险提示，并分析问题成因和存在的风险因素，制定解决措施，充分利用内外部检查结果，举一反三，对照检查，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从而提升柜员防范操作性风险的能力，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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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保险公司如何加强业务管理 依法合规经营
根据绩效标准和薪酬标准梳理工作，设置合适的岗位，畅通工作流程，强化培训。
⑤ 保险公司如何加强业务管理依法合规经营
略谈商业银行依法合规经营依法合规经营是《商业银行法》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基本要求。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逐步深入，发展业务经营与加强内部管理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一些基层金融机构的部分员工对依法合规经营的认识不够到位，不能摆正加强内控防范、依法合规经营与业务发展、提高经营效益的关系。本文试就当前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形势，谈谈对基层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的认识。一、当前金融风险防范形势。近年来，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力度不断加大，金融机构金融风险已经有所化解，基层银行经营环境有所改善，但由于金融领域中的问题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与金融体制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这些问题短期内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目前金融风险防范形势依然严峻，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利于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因素还一定程度地存在，依法合规经营现状仍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一）外部针对银行犯罪依然猖狂。社会金融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危及金融机构资产和员工人身安全。近年来，虽然公安部门加大了打击犯罪的力度，社会治安形势有了一定的好转，但金融机构仍是犯罪分子作案的重点目标，抢劫、盗窃、诈骗银行资金的犯罪案件不断发生，且作案手段日益凶残狡诈，犯罪呈现智能化、团伙化趋向。据统计，去年全省共发生抢劫、盗窃、诈骗三类金融案件55件，涉案金额800万美元、2500万港币、1.9亿元人民币。除了以上三类直接犯罪案件外，非法融资、金融机构职务类犯罪案件也有所抬头，这些都严重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二）内管形势严峻，风险无处不在。内控制度还不尽完善，违规经营和经济案件屡禁不止。总体上说，近年来商业银行内控防范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风险管理不断加强，基本能够做到依法合规经营。但在具体内控措施上仍嫌检查监督不够。一是信贷管理缺乏有效性，应该说近些年来各行在信贷管理上花了很大的功夫，但是其管理的有效性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有些问题虽然不能形成风险，如有的行每次检查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二是财会监管缺乏再监督，不可否认，会计出纳风险也一直是商业银行经营风险中的重要环节，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这些都归结为员工素质问题似乎能说得通，但是对监管人员缺乏有效的再监督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三是执行制度不够严格，有的基层同志不能严格执行人民银行和上级行的有关规定，如存款实名制、大额现金管理规定等，往往在无意间给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四是查处不够到位，客观上说，一方面，由于检查督促工作缺乏责任制，对应查出而未查出问题的检查人员没有一定的约束，而使检查督促工作没有压力。另一方面，对被查出问题的责任人处理宽松、处罚不到位，而使查处工作对违规违纪人员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二、充分认识依法合规经营的重要性。依法合规经营，是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有效防范风险的重要前提，也是衡量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依法合规经营不仅是商业银行法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商业银行改革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就目前的具体实际而言，依法合规经营与业务发展是一致的，业务发展必须坚持合规经营，依法合规经营是促进业务发展的重要保证。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合规经营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国有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商品的特殊企业，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自有资金都非常有限，业务经营超过90%的营运资金来源于客户的存款或银行的其他负债，所从事的业务具有高风险性。依法合规经营则要求各经营行所从事的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国际业务、中间业务，以及内部管理与控制等必须合法合规，从而维护各行一级法人的整体利益和国有银行的整体形象。江总书记曾经说过金融是国家经济的核心，金融的稳定就是国家的稳定，就此角度而言，依法合规经营不仅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需要，也是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2、合规经营是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客观需要。安全就是效益。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相当部分经营行受过去专业银行体制束缚，思想不解放，习惯于粗放经营，导致不良资产比例不断攀升，财务状况不佳，经营效益低下，不能适应商业银行经营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依法合规经营就是要求各商业银行加强和完善内控约束机制，牢固树立商业化经营观念，扭转只顾经营不顾风险的局面。不依法办事，就会给银行带来损失，没有合规经营就没有银行的发展，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3、合规经营是应对外资银行挑战的需要。市场竞争有一定的规则。中国入世后，外资银行将分期、分批进入国土，外资银行实力雄厚，金融产品多，科技进步，内控制度健全，尤其是其具有遵守国际准则的自觉性。而国有商业银行在此方面则相对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讲，国有银行要想与外资银行一争高低，就必须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在大力发展业务的同时，依法合规经营，从而才能发挥国有银行特独的优势，抢占市场制高点。4、依法合规经营是基层行业务经营的迫切需要。近年来，随着我们业务经营呈现不断向好的势头，客观上，不少同志都存在管理偏松、制度执行不够严格的思想。一部分同志对依法合规经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更没有摆正规范经营、加强内管与业务发展、提高效益的关系。有的同志担心加强依法经营、严格执行制度会影响业务的发展，甚至有部分人认为只要负债成绩上去了，业务发展了，经营安全无事故就行，忽视或不重视法制教育，也不注意学习新的法律法规，对有关制度执行的检查监督也未能完全到位，导致内控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以致在信贷管理、财会监管等条线的检查中仍然有一些不该发生的现象出现，有的甚至影响商业银行的整体形象和声誉。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增强依法合规经营的意识和工作力度。三、对依法合规经营的几点建议：依法合规经营，既然是我们基层行业务发展的内在需要，我们首先要自觉增强依法合规经营的意识，不断增强法制观念，努力做到在规范的前提下发展业务，在发展业务的同时加强规范管理。其次，要强化自身制度建设，完善风险防范体系和内部制约机制，严格按商业银行法规定，按权责发生制原则，规范业务经营，不搞恶性竞争。第三，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强化法纪教育，加强业务培训，最大限度地降低道德风险和能力风险。1、从学习入手，强化思想道德教育。依法合规经营，要求我们特别注重要加强学习，在防范能力风险的同时，要十分注重道德风险的防范。要认真学习《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及人民银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要通过学习让全员知道哪些能为哪些不能为，对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规、应知应会知识，金融机构的广大干部职工必须无条件掌握，并努力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2、从严管入手，强化规章制度执行。依法合规经营，关键是制度执行要从严。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凡是超出制度范围的行为就要受到制度的惩罚，凡是违规违章办事的，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因此，要严格每一道防线，把好入口，加强内控防范三道防线（岗位制约、业务主管部门监管、监察审计再监督）监管，尤其在二道防线上，要以制度管人，以制度规范员工的行为。3、从内控入手，强化监管机制建设。监管主要抓好三个层面。一是要抓监管的人，这是重点也是难点，对监管不到位的要有所说法，对有些不尽心、不尽责的人，要采取一些警醒措施。二是要抓监管的事，凡是已经在监管中暴露出的事情，要一查到底，决不可手软。三是要抓被监管人，监管人尽心尽责，被监管人要态度诚恳，对被监管出的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尤其是要积极地做好整改工作。4、从培训入手，强化队伍整体素质。依法合规经营是商业银行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因此要坚持学习的长期性。人事、监管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制订长期培训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展好一些有针对性的培训工作，以切实提高员工队伍学法用法的自觉性。5、从干部入手，强化岗位责任观念。依法合规经营，一个不可缺少的保证是要有责任意识。这就要求我们基层行的高级管理人员（行长、主任）要负起责任来，特别是要从基层营业网点的主任、内勤主任抓起，强化责任意识，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职责。各行的营业网点、业务主管部门一把手负责同志都要定期不定期地对本单位、本部门、本条线的工作进行回头看，以确保业务经营的合规合法。总之，内部控制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必须常抓不懈。业务主管部门要加大检查力度，加强协调配合，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把风险消除在业务流程的前端和萌发阶段。监察、法规、保卫等监督保障部门要各负其责，在相互监督中相互促进，不断提高监控效果，防范和化解一些可能出现的矛盾，促进商业银行健康向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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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如何加强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积极搭建企业内控标准体系框架结构
基本规范在企业内控标准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起统驭作用，描绘了企业建立与实施内控体系必须建立的框架结构，规定了内部控制的定义、目标、原则、要素等基本要求，是制定应用指引、评价指引、鉴证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基本依据。
基本规范共七章五十条，各章分别是：总则、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和附则。
内部控制的目标。基本规范指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内部控制目标定位于五个方面，包括：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是在结合中国企业实际、比较其他国家和经济体企业内控目标之后作出的科学选择。
内部控制的原则。基本规范确立了企业建立并实施内部控制的五项基本原则：一是全面性原则，要求内部控制应当贯穿决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覆盖企业及其所属单位的各种业务和事项;二是重要性原则，要求内部控制应当重点关注重要业务事项和高风险领域，切实防范重大风险;三是制衡性原则，要求内部控制应当在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业务流程等方面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同时兼顾运营效率;四是适应性原则，要求内部控制应当与企业经营规模、业务范围、竞争状况和风险水平等相适应，并随着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五是成本效益原则，要求内部控制应当权衡实施成本与预期效益，以适当的成本实现有效控制。
内部控制的要素。基本规范确立了五要素的内控框架：第一，内部环境，一般包括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内部审计、人力资源政策、企业文化等，这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基础，表明企业实施内部控制，应先从治理结构等入手。现代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就会形同虚设。第二，风险评估，是指企业及时识别、系统分析经营活动中与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相关的风险、合理确定风险应对策略的过程，这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环节。第三，控制活动，是指企业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采用相应的控制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度之内，这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手段。第四，信息与沟通，是指企业应及时、准确地收集、传递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确保信息在企业内部、企业与外部之间进行有效沟通，这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条件。第五，内部监督，是指企业应对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应当及时加以改进，这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保证。
应用指引在内控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针对企业主要业务与事项的应用指引。目前印发的征求意见稿，基本涵盖了资金管理、采购、销售、固定资产、存货、工程项目、无形资产、投资、筹资、预算、成本费用、担保、合同协议、业务外包、对子公司的控制、财务报告编制与披露、人力资源政策、信息系统控制、衍生工具、企业并购和关联交易等，这些都是企业最为常见、带有普遍性、迫切需要加强风险控制的业务环节和领域。随着征求意见的逐步深入，在具体项目构成上可能会作必要调整。
二是针对特殊企业或者行业的应用指引。比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金融类企业，由于其经营业务特殊，涉及金融风险，与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关系重大，在内部控制方面，除遵循一般内部控制要求外，有必要规定特殊应用指引，构成应用指引的组成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其定位不仅是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还定位于企业经营风险控制，范围比美国萨班斯法案更广泛
⑦ 加强保险机构管控责任的措施
加强了对系统案件的风险管控，通过加强制度宣导、强化内控合规、完善责任追究办法、惩处违法违规行为等一系列手段，有效地遏制了案件发生，对警示及教育员工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从目前《指导意见》执行情况看，部分分支机构对问责人员后续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严，不利于维护《指导意见》的严肃性，也成为导致一些问题屡查屡犯、边查边犯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