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统基金会四方会议

『壹』 2011年1月12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哪个地方再次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

2011年1月12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再次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这已是香港连续第十七年名列经济自由度榜首。据悉，该经济自由度指数每年测评一次。去年，香港在贸易自由度和财政监管制度两项排行全球第一，财政自由度和货币自由度得分上升。

希望对你有帮助

『贰』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介绍

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新右派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代表美国西南部财团和保守势力的利益，曾积极支持并影响过里根政府，该会有十一名成员在里根政府中任职。 基金会成立于1973年，由约瑟夫·库尔斯和保罗·韦里奇创建，总部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C.)。库尔斯是科罗拉多州大啤酒制造商阿道夫·库尔斯公司总经理，美国极右组织约翰·伯奇协会（Job Birch Society）的创始人，里根“厨房内阁”的重要成员之一。

『叁』 香港连续多少年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24年。

据新华社香港2018年2月2日电，香港特区连续24年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美国传统基金会2018年2月2日发布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时称，香港经济自由度总分为90.2分（100分为满分），是唯一一个总分超90分的经济体。

在报告列出的12项评估因素中，香港在8项上取得了90分或以上的佳绩，且在财政健康、营商自由、贸易自由和金融自由方面，获全球最高分。

(3)美国传统基金会四方会议扩展阅读：

负责编制《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一位政策分析员说：“自1995年开始编制此指数以来，香港便盘踞榜首，主要原因是，在指数涉及的四大领域：法治、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市场开放，香港表现出色。”

《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称：“作为极具竞争力的金融和商业中心，香港是全球最具弹性的经济体之一。优质的法律制度，确保了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对腐败的低容忍、政府高度透明化，提升了政府廉洁度。高效的监管和对全球商业的开放，强化了创业氛围。”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声明中说：“恪守自由市场原则向来是香港维持经济繁荣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石。很高兴香港连续24年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对维护自由市场原则的坚持，再次受到国际肯定。”

『肆』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作用及其运行机制

美国的思想库,作为美国政治体系中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与力量不仅表现在拥有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等“硬权力”上，而且表现在拥有众多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库，能够盛产“思想”、“主义”、“主张”、“话语” 等“软权力”上。
在美国大体有四类思想库：一是由某些大富豪出资建立的，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二是由政府组织、资助成立的，如和平研究所、国会研究部；三是由社会上志同道合的力量倡议、集资而建的，如传统基金会；四是为离任总统或纪念某政治人物而设的，如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 传统基金会是华盛顿最大的思想库，拥有180名工作人员，每年需要3500万美元经费才能正常运转。其资金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其一，一个非政府的基金会拨给1亿美元作为不动基金，每年可以获得利息资金四五百万美元，这是一笔比较稳定的收入。
其二，每年募集捐款3000万美元左右，是基金会的主要资金来源。捐款资金的30%，约900万美元来自大企业；捐款的70%，约2100万美元来自个人。每年大约有25万人捐款，平均每个人捐款八九十美元。
这些捐款人就像俱乐部的会员一样，他们不仅订阅基金会高质量的刊物，也赞同基金会的政策主张，同时也在参与政策研究和制定。为鼓励捐款，除美国政府规定捐款可以抵顶纳税外，传统基金会还根据捐款的多少规定出不同的待遇：如捐款的最低起点是25美元，低于这个数量的不收；捐款100美元以上的人每年可以获赠传统基金会定期和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和报告；捐款1000美元以上的人除可获得免费赠阅刊物，还可以作为传统基金会会员俱乐部的成员参加活动；捐款1万美元以上的人每年可以有资格免费参加一两次传统基金会邀请名人出席的大型宴会招待，获得与名人共进晚餐和对话交流的机会；捐款10万美元以上的人有机会获得以某个人的名字制作牌匾，表明某个房间由某某人捐款装修或捐献，以示纪念。
传统基金会安排与笔者会见的小会议室就是以韩国现代集团董事长的名义命名的，因为他一次捐款500万美元，是传统基金会成立以来获赠的最大一笔捐款。
其三，销售刊物获得一部分收入。传统基金会每月出版一本的活动与新闻杂志和每年一本的世界各国经济分类报告，发行量高达40万份，其中有20万份赠阅，20万份销售，扣除赠阅部分所需费用外，传统基金会仍有一些收入。 传统基金会作为世界知名、影响力很大的思想库，人数并不多。180名工作人员中，固定的职工只有120人，每年都有60名左右志愿者、实习生加盟参与工作，既培养了人才，又节省了三分之一的开支，可谓一举两得。在固定工作人员以外，传统基金会还从外部临时聘用各类研究人员参与某些课题的研究。如朝鲜问题研究，他们就聘用了来自韩国的学者在美国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实行的完全是开放式的用人办法

『伍』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政治理念

传统基金会除了本身开宗明义，表明是美国保守派组织，其政治主张，也是保守派一直以来所提倡：
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因此特别颂扬香港式的积极不干预经济政策，亦支持学券制等主张
捍卫个人自由
捍卫传统美国价值
强调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

『陆』 香港的地理位置

香港素有“东方明珠”美称，是举世瞩目的美丽的海港城市。这里蓝天碧海，山峦秀丽，自然风光优美动人。香港的港口地理位置优越，是少有的天然良港。到1980年为止，被宣布为港口的香港水域共15处，其中最著名的是维多利亚港湾。1万多年前，这里是大陆山脉的延伸部分。后来由于山体断裂下沉与海水入侵才形成现在的维多利亚港湾，使香港岛与大陆分离。香港的主要港口是维多利亚港，它位于维多利亚海峡近岸，港区海底多为岩石星底，泥沙少，航道无淤积。港区水域辽阔，可以同时靠泊50艘巨轮。港区水深大，平均水深为12.2米，万吨级的远洋巨轮可以全天候进出港口。港内有三个海湾和两个避风塘能躲风避浪。另外，由于九龙半岛向南伸入海中，消减了风浪，使港区相对平静。维多利亚港湾地处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这里港阔水深，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水域总面积达59平方千米，宽度从1.2千米到9.6千米不等，可以停泊远洋巨轮。维多利亚港有三个主要出入水道，是进入香港的门户，维多利亚港目前有72个供远洋轮船停靠的泊位，其中有43个可供长达183米的巨轮停泊。整个港区开发的码头和货物装卸区总长度近7千米，进出港的轮船停泊时间只需十几个小时，效率之高为世界各大港口之冠。香港港口的助航设施以及港口通信设备也是十分先进和完备的。
参考资料：东方明珠—香港维多利亚港

『柒』 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动力分析

域内矛盾域外压力同存 欧洲一体化还需努力

时间：2006年07月21日15:05 我来说两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7月21日电 据最新一期《了望新闻周刊》报道，原定于今年11月1日生效的《欧盟宪法条约》，由于种种原因在近期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上再次被推迟了。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2008年年底前就《欧盟宪法条约》的前景达成一致。

欧盟宪法的难产折射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同时也反映了民众对欧盟扩大的焦虑，促使欧盟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扩大”与“深化”之间寻找平衡点。

在此次首脑会议上，“吸纳能力”成为讨论欧盟扩大问题时频繁的词语。关于“吸纳能力”的争论，其实就是欧盟应该先扩大还是先深化的争论。欧盟宪法体现了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而这一“深化”的脚步如今却停滞不前。而“吸纳能力”涵盖的范围广泛、含义模糊，不少入盟申请国认为欧盟是在人为添加入盟新条件，“扩大”的步伐无疑将受到牵制。无论是“深化”还是“扩大”，对欧盟来说都面临着诸多内部和外部困境。

来自欧洲内部的担心

一向主张积极推进一体化进程的欧洲议会于3月16日以高票通过了关于《反对欧盟继续扩大》的报告。报告指出，在欧洲公民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恐慌心理，担心欧洲扩大会带来安全、移民、失业和有组织犯罪等问题。于2004年5月1日新加入欧盟的10个中东欧国家中大多是穷国、小国，它们担心受到大国限制，如何妥善处理欧盟原核心大国与新成员国的关系成为法德等大国着力关注的课题。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东欧国家在冷战时期属于苏联体系，他们有心理阴影：怕被“矮化”，怕当“二等公民”。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在与大国发生碰撞时，它们的反抗会更激烈，在有限的吸纳能力下矛盾将会凸显。这也让欧盟一些成员国认识到，欧盟不能无限制地扩大。

英国因素

欧盟前身欧共体的曲折经历与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英国所能接受的一体化形式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以便更有效地实现其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目标。英国将加入共同体当作恢复英国国力的一个手段，认为经济一体化的形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其传统利益不受损害，而政治一体化“将迫使英国放弃自己的支配和领导权”，存在着英国多大程度上愿意让渡国家主权等问题。

同时，英国一直存在对欧盟持有怀疑态度的势力。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开始融入欧洲的进程，但总是与欧共体若即若离。英国历届政府的对欧政策始终遵循这样一个理念：欧盟“成员越多，矛盾越大，凝聚力越小”，这样才有利于英国介入欧洲事务并在美欧之间起“桥梁作用”。实际上，加速扩大欧盟被认为是美、英间接削弱一体化的手段。

俄罗斯因素

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就一直在适应欧洲发生的深刻变化。但欧盟真的走到家门口，还是给俄罗斯人以震撼。以前俄罗斯对欧盟而言还远在数千公里以外，而今它就在身边，一个正在整合的巨人和一个在蓄积力量的巨人直面相对，会有什么后果呢？虽然现在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存在了，但欧盟在许多方面向俄罗斯提出了挑战，譬如车臣问题、人权问题、尤科斯公司问题以及普京政府的“独裁倾向”等等。

在俄罗斯看来，这些问题是欧盟为了在政治上打压俄罗斯而蓄意寻找的借口。同时中东欧的一些国家要实现的“不是欧洲的共同安全，而是它们对俄罗斯的安全”。如果这样，欧盟东扩进程将不是政治中立的，而是有悖于俄罗斯的利益。

长此以往对于正力图重振雄风的能源大国俄罗斯，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欧盟的战略挤压呢？沈国放在谈到当前大国关系的特点时曾说，各大国更加重视经济外交，特别是围绕着战略资源、能源产地、能源通道的竞争加剧。油气资源事关各国核心利益，油气供给大国越来越趋向于以资源为工具，施以政治影响，构建于已有的大国关系。各国对能源、资源的竞争将会持续作用于西西、南北关系的发展、演变。因此，掌握着丰富油气资源的俄罗斯将会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与不断深化和进一步扩大的欧盟讨价还价。

美国因素

美国的战略是不让欧洲形成大的板块，具体办法就是要设法在欧洲打进几个楔子，比如美国卖给波兰48架F16战斗机，总共价值是35亿美元，但美国给波兰贷款38亿美元，另外还给它60亿美元的政府援助，看起来美国差不多花了100亿美元，才卖给波兰48架飞机，似乎是在做亏本买卖。但从大战略角度看，这一招把波兰拉进了美式武器系统，使波兰彻底摆脱了冷战时期的俄制武器系统，同时把一个亲美的波兰放在了德、法、俄的中间。

今天的欧洲成了“经济巨人”，几乎摆脱了美国的束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为政治一体化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因此，欧洲并不满足于“经济巨人”的称号，欧洲一体化的目标是使欧洲成为世界上强大的一极。而美国现在是一超独大的世界强国，它是否允许欧洲成为世界最强的力量之一？如果欧洲能够达到与美国争霸的地步，欧洲的命运将会如何，是否如苏联解体一样支离破碎呢？

欧洲一体化到底能走多远呢？我们看到，欧洲的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并不同步，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作为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核心内容，一直处于低水平的合作层次，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主权国家之间的融合并不是简单的数学题。如今的欧盟已在经济一体化方面获得了成功，但是欧盟宪法难以兑现所折射的域内矛盾以及域外压力的存在使得欧洲真正实现政治一体化、军事一体化、外交一体化，真正做到能够“用一个声音”在国际舞台上说话，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可以说，欧洲一体化的实现尚需几代人为之努力。

已经过时的G8
www.hexun.com 【2006.07.23 13:05】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刘波】

多哈回合的世贸已有谈判意味着WTO进程到了一个临界点，一年多来各国部长进行了无数次会谈，以期挽救这一僵局，但均无果而终；与此同时，联合国改革陷入停顿，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甚至威胁放弃这个美国一手创立的

组织；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合法性遭遇质疑，在发展中国家呼吁提高其份额的背后，是另一轮新的博弈；而其他国际组织的经验意味着其改革也不会一帆风顺……

旧的工业国家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然过去，新兴市场国家对建言全球事务跃跃欲试。即便是17日刚刚闭幕的G8峰会达成了多项共识，但其薄弱的可操作性不过是再一次证明了世界缺乏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球领导机制。

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世界银行前副行长约翰斯·F·林(Johannes F. Linn)博士看来，当前最现实的解决途径，是结束已经过时的G8峰会，而在已经开始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基础上，将其推进到G20领导人峰会的层次，以应对全球性挑战，将全球治理结构向更高的层面突破。他和他的同事已经开始就这一思路在各国政府中积极奔走。他将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并认为中国的参与将提高这一新组织的合法性。

近日林博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这一改革的具体路径发表意见。

1. 从G8到G20

《21世纪》：近年来，联合国改革停滞不前、布雷顿森林机构广受批评、WTO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如此种种情况，在你看来是否意味着全球治理结构是否出现了无法应对当今世界需要的情况？

林：是的，可以这么说。今天的世界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的挑战，这些挑战依靠现存的机构是难以解决的，这既包括世界贸易自由化谈判等经济问题，也包括防治禽流感等公共卫生问题，甚至也包括伊朗核问题等安全问题。

目前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等难以解决这些问题。联合国的体系臃肿、决策过程效率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各自有特别的职责范围，无法为解决大范围的全球事务提供一个元首级别的讨论场所，而且这些机构的合法性本身也一直受到质疑。因此需要建立新的更有代表性和涉及面更广、从而也更为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

《21世纪》：你一直提议将G8峰会扩展为G20峰会，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林：G8峰会只是8个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会议，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中期是主宰世界的国家，但在21世纪，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被这一机制排除在外，因此其代表性、合法性和有效性都出现了问题。G8体系不仅已经过时，而且其运行变得越来越形式化。与此同时，其他全球性组织和论坛都比较零散，关注面比较狭窄，不适合作为领导人互动的机制。

因此最现实和合理的选择是逐步将G8扩展为一个更大规模的论坛转变，即20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论坛，由他们进行国际性的谈判和决策。在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被引入到这一体系中之后，这些国家就可以为全球事务的解决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也承担解决全球挑战的责任，这些都是旧的工业化国家所无法独自承担的。

G20包括了许多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国家，这些国家代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和世界经济总量的90%。新兴市场国家有完全的参与权，中国还作为去年的主席国成功举办了部长级会议。许多人认为，在对付重要的全球金融事务时G20过去的记录显示它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而且从技术层面而言，已经有了现成的部长级别的G20会议，因此只要邀请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即可，不需要再为其机制制定复杂的法律程序，也不需要就应当吸收哪些国家参与而争论不休。这是改革全球治理结构最现实可行的途径。

《21世纪》：目前已经有了G20的财长和央行部长会议，为何要将其扩展为20国领导人会议，主要的考虑是什么？按照你的预期，G20领导人会议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林：G20领导人会议，如果得到足够的政治意愿保证其推行的话，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领导机制，同时还将成为世界主要大国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论坛。各国领导人将能够就应对全球挑战所需要共同采取的行动达成一致，这样的决策将为国际组织和各国的国内组织提供行动上的指导，它们将负责执行这些达成一致的行动，如国际金融机构、各国的财政和外交部门等。对于无法达成一致的领域，它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论坛，使各国领导人交换意见、缩小分歧、建立合作，并寻求在不同领域问题上的妥协和折中——这是因为会谈是跨越财政、金融、外交、卫生等具体领域的。如果是单个部门的会议，将无法实现这种妥协或折中。

和联合国及国际金融机构不同，G20峰会的决策将是通过形成共识而不是投票进行。而决策的执行将不通过G20峰会，而是通过各国政府及其部门，或者通过其他国际机构，这些国际机构的运行将不会发生变化。

《21世纪》：这一会议主要关注的话题应当是什么？

林：G20领导人峰会是为了替代目前的G8峰会，因此G8目前讨论的全球性的重大问题，都适合作为G20峰会的主题。G20峰会可以设立单独的议程，讨论一些重要而紧迫的国际问题。

例如，就目前停滞的多哈贸易回合举行G20峰会。对于长期停滞的现有国际机构的改革，尤其是联合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G20峰会还可以发挥一种论坛的作用，推动其改革。目前世界还没有任何领导人会议的机制解决这些问题。G20领导人会议如果能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突破，将为世界树立非常好的范例。

2. 避免成为一个洽谈会

《21世纪》：人们经常指责联合国、WTO等是空谈的场所而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行动，G20领导人会议将会包括20位国家元首参加，如何保证它有高效的决策程序，而不成为另一个“谈话会”？

林：这是一个挑战，人们也经常以此指责目前的G8会谈。一个国际组织的合法性来自其代表性和有效性，但不幸的是这两点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当成员增多时，决策的效率就会降低。可以采取行动的一个方面是，应当避免G20峰会成为过分形式化的会议，而给各国领导人以非正式交流的机会，例如在他们会谈时部长等随从将不参与。

除决策效率外，应该说G20峰会会有更好的执行效率。它的特点是，共识是在需要执行达成一致行动的各国之间达成的，各个执行国家都参与了讨论过程，因而可以保证有效执行。

《21世纪》：从技术层面讲，如果要将G8向G20峰会推进，具体的改革将如何进行？

林：关于G8的改革曾提出过很多方案，例如将中国和印度完全、永久性地引入G8峰会。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新的组织应当能代表更多的地域、人口和经济体。另外单就中国而言，我在和一些中国官员的非正式会谈中发现，中国对于加入G8实际上并不感兴趣，认为中国不愿意被人认为它加入了一个由工业化国家所组成的封闭性俱乐部。中国认为自己代表一个更广泛的世界团体，即发展中国家整体。如果中国不愿意加入G8形成G9，那么加入一个代表性更广泛的G20峰会可能中国会满意。

G20峰会建立后，我认为G8峰会就应寿终正寝。但这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因为G8成员国将反对现在就放弃这一论坛。其他更为激进的建议也引起了它们的担心，如建议将目前G20集团中欧盟各国的席位缩减为一个只代表欧盟的席位，以留出席位引入其他重要的国家。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欧盟各国将反对这么做——尤其是欧盟宪法被搁置，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时。还有人建议减少目前的G8参加方，如举行美、欧、日三方峰会，或者美、欧、日、中四方峰会，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完全错误的。

另一种有趣的选择是采取常项与变项组合的方式。具体做法是，由G8成员国加上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12个核心峰会成员国，参加所有峰会，然后根据不同的具体事务选择邀请最有相关性的8个国家参加峰会，如贸易问题就邀请对于多哈回合达成协议最重要的8个国家，而禽流感问题就邀请对全球防控禽流感最重要的8个国家。这样其代表性将比单纯的G20峰会更强。但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操作性，就在不同的事务选择哪8个国家参加，将不可避免地涉及选择标准问题，引发争吵，而非核心的8个国家也可能认为自己处于二等地位而不愿参加。

经过和G20各国的官员进行了广泛的协商，我发现主要国家目前都不大可能接受一些比较激进的做法，而可变代表国的方案将很难实施。所以最好的途径，也是最可行、现实和容易的途径，就是先开始G20峰会，然后再考虑其他更进一步的改变。

《21世纪》：未来的G20峰会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关系将是怎样的？

林：它将和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WTO等组织保持紧密关系，可以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金融机构首脑参会，而且还通过秘书处保持工作层面的相互联系。

之所以在联合国之外还要建立G20峰会，我认为原因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联合国的现存机构是无法发挥作用的。联合国的经济社会理事会基本上是个空谈的场所，是各国的中级官员举行的会议，无法做出决策和行动，也没有执行的机制，和国际金融机构、WTO、联合国开发署等都没有联系。但G20峰会并不是要在安全问题上取代联合国安理会。

3. 中国的参与

《21世纪》：你的这一设想在各国的政界得到接受的状况如何？

林：在加拿大前总理保罗·马丁的支持下，我们已经对这一方案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推动工作。马丁总理认可这一做法，而且和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在内的一些国家领导人多次谈过此事。虽然没有完全说服G8的其他领导人，但至少我们有了元首层面的推动。但不幸的是，马丁在1月的大选中失败了，因此这一领导人层面的推动遇到了挫折。但在学术层面的探讨还在进行，包括我所在的布鲁金斯学会。

我们已经从各国官方得到了一些回应。在和G20的政府官员讨论时我们发现，不同国家的反应是不同的。表示最大的兴趣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巴西。表示谨慎欢迎的是欧盟国家、中国和土耳其。持观望状态的是美国、英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和日本。而俄罗斯和德国则反对，因为它们将分别是今明两年的G8主席国。

很有趣的是，各个不同政府部门也反应不同。一般而言，财政部是最主要的反对部门，因为它们希望继续目前的财政部长会议。外交部则一般认为突破口应当是联合国改革。发展与合作部门是最希望进行这样的改革的。各国的首相府或者总统府也大多表示支持，但美国是个例外，据说布什总统非常不喜欢这种首脑会谈的方式。

《21世纪》：在这样的机制中，你认为中国将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林：我认为如果G8进行扩展，其成员国愿意邀请中国加入，而且中国也同意加入的话，这将是个朝向积极的方向迈出的非常重要的步骤。从中国的角度看，如果说20年前中国不加入这样的全球性领导机构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我不认为中国加入这一组织、积极并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的解决对中国是不利的。中国是目前的G20中积极而重要的成员，去年还是G20的主席国。现在的机会是可以超越财政问题讨论更广阔的问题。这将是一个由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形成共识和决策的过程，中国的参与将提高这个新组织的合法性，尤其是对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而言。对于失衡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将毫无意义。

·观点链接·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7月18日)

只有G4才能救经济(G4 经济 四方集团 失衡)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由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中国组成“四国集团”。这绝不是一个新提议，但由于全球失衡问题在过去几年变得更加尖锐，这个提议重新具有了迫切性。“四方集团”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们是全球最大的4个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全球经济有序的调整需要这四方各自采取具体行动。

这不只是美国和中国的问题。几个有关全球失衡的理论都将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这两个国家——比如美国储蓄的下降，中国的汇率政策，或是20世纪90年代初导致亚洲经济增长失衡的过度资本存量的累积等。

摘自俄罗斯《生意人报》(7月17日)

G8扩大的理由(G8 扩大 俄罗斯)

对于G8成员国来说，最主要的指标是民主化的程度和市场经济。但俄罗斯加入G8的时候，甚至尚未完全开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方面来看，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Heritage Foundation)，所有的候选国都超过俄罗斯，但是它们仍然没有进入前50位。如果G8成功的扩大为G13，这个组织将不再只是富人俱乐部，将成员国联系起来的纽带将是共同的经济和地理环境。这十分重要，因为如果这样，新的俱乐部将包括世界的大部分人口，而如今只包括15%。

摘自德国《外交评论》周刊(7月15日)

用G3代替G8(G3 G8 俄罗斯 欧盟)

同时，缺少中国参与，使八国集团对世界经济的协调越来越力不从心。而且，八国集团内部已处在一个相对的“冷和平”时期。俄罗斯的特立独行使西方七国日益不满。此外，从成员国组成来看，八国集团已缺乏代表性，像加拿大、意大利等国也无法代表当前世界的主流。照此下去，八国集团最终将被解体。

现在最实际的构想，应该是欧盟、美国和中国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G3集团”。其中，欧洲国家以欧盟为一个整体参与进去。

约翰斯·F·林

1968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学士。

1972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

1973-2003年，世界银行，离职前任副行长。

2003年至今，布鲁金斯学会沃尔芬森计划中心执行主任。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创建于1927年，与美国企业研究所为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学会以持自由派观点著称，为政府，尤其为民主党政府出谋划策，储备和提供人才，同时在国会进行院外活动，向国会施加影响。从杜鲁门总统以来的历届民主党政府都起用该学会人员充任要职，故又有“民主党流亡政府”之称。

『捌』 特朗普亚太行有什么诉求

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抵达夏威夷，开始上任后的首次亚太之行。结束在夏威夷活动后，他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五国展开访问，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东盟系列峰会。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特朗普的亚太政策尚未完全成形，但其利益诉求和政策脉络正在逐步清晰，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并不逊于前任奥巴马。在“美国优先”思路主导下，特朗普的首次亚太行将聚焦安全和经贸两大领域，朝核问题、地区贸易政策调整将是其重点关注的议题。

政策乱 盘算清

特朗普外交政策班子至今仍未健全，尤其缺少熟悉亚太地区情况的党内专业顾问。有舆论认为，这些都使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混乱。

不过，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认为，虽然特朗普的亚太战略尚未成形，但其在亚太事务上的诸多政策表现正逐渐显示出清晰的诉求，即在“美国优先”思路的主导下，重双边合作，轻多边合作。具体就是，在经济领域，全力消除美国与亚太国家的贸易逆差，增加亚太国家对美制造业投资，增加美国本土就业；在安全领域，以朝核等问题为抓手，稳固同盟体系，密切伙伴关系，同时加大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满足国内军工集团利益。

美利坚大学教授赵全胜指出，虽然特朗普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也不再沿用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说法，但其对亚太地区的重视并未减少。

『玖』 香港回归之后的繁荣

如今的香港，比历史上任意一个时代的香港，更加繁荣昌盛！

下图为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由下往上来看，外表光鲜的香港，其实是一种“贫富悬殊”，底层困苦的城市：

『拾』 中国真的有歼18出来了吗

没有歼-18的编号，纯属谣言，这样的飞机目前怎么可能出的来，要垂直起降、载弹量快赶上轰炸机，机动性要和战斗机比，还要隐形，还要长航程这样的战斗机很全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