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

① 福特基金会的教育基金

1951年，福特基金会成立了两个机构：“教育促进基金”和“成人教育基金”。1951—1953年的两年中就拨款1亿美元。 “教育促进基金”的创意来自曾任芝加哥大学校长22年的哈钦斯，当时他是福特基金会的兼职主任。哈钦斯不但是著名教育家，还是思想开放的教育改革家。在他影响下，这一基金不仅促进教育还致力于改革 美国教育。从其经费用途可见其思想：1951—1954年，2800万美元 用于教育，其中1100万美元用于给中学教员的奖金，不是资助研究项目，而是给他们一年带薪休假，由他们自由决定这一年如何用于提高自己作为教师的素质——进修、旅游或其他方式均可。另外1700万美元用于一项5年革新计划。哈钦斯认为，美国教师的通病在于教学技巧多于知识而知识面又太狭窄，仅限于专业知识，因此需要加强一般人文教育。这项计划的内容是：在师资 培养方面改变传统师范学院的做法，先让学生上4年大学普通文理科的基础课程，第5年进行教学专业训练，边学习边到学校实习，类似医学院的最后一年。基金 会的捐款就是用于最后的一年，或补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学生，或补助接受实习的学校。这项计划当时在教育界颇有争议。因为它反映了与实用教育相对立的“通才教育”思想，有人批评它为“倒退到18世纪”。但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它也正好符合当时因战后出生率陡增而师资缺乏的需要。根据这一计划，非师范毕业的普通 大学生只要经过一年培训也可任教师。“5年计划”的内容还包括每年资助几百名智力超常的中学生跳过最后两级直接升入大学。这刚好又是哈钦斯的因材施教思想 与当时实际情况的结合：美国当时中学人满为患，而大学却因征兵制而缺少生源。
基金还资助其他的一些教改实验项目，例如给一个地方的教育 委员会30万美元，研究如何增进公立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让几十家大学对其行政管理和教学目标作一调查，研究中学的最后两年如何与大学的头两年相衔接；给 一批中学教师配备课堂助手分担事务性工作，以便提高每个教师能管理的学生人数（这也是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等等。还有一项值得一提的项目是，研究学校 内取消种族隔离问题。在50年代初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是相当先进的。下面还要谈到，福特基金会对种族问题比较关心，这也一直是它的特点。 该基金的宗旨为，培养“能够有头脑地参加自由社会的成熟、明智、负责的公民”。在这一项目下，1951—1955年共花去2500万美元，其中1/3用于发展电视广播教育，2/3捐助各式各样的被认为与成人教育有关的组织、机构、活动、资料等。基金资助的讨论会完全不同于通常理解的传授某种知识和技能的补习班，而是有点类似政治学习讨论会。收到最慷慨的一大笔资助的组织是“美国政治教育基金会”，其工作之一是组织世界政治讨论会。这讨论会据说是为了让普通公民的业余时间用在严肃有用的追求上，而远离无聊的娱乐节目。这一项目究竟成绩如何，几乎无法评估。1955年以后，福特基金会改变了做法，把对广播电视教育的资助收回直接管理，大大减少对各种分散的讨论会的资助。“成人教育基金”遂逐渐淡出。
以后的历届会长仍继续以教育为重点，甚至认定福特基金会就是一个教育基金会，并且也是普及与提高并重，根据其会长的认识轮流突出重点。60年代特别重视培养师资，拨巨资给60多家学院作为师范学生的奖学金，以加强师范教育，同时给几十家大学提 高教学质量。福特与卡耐基基金会还联手成立“全国优秀奖学金基金”，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大学奖学金项目。另外，还建立了教学设备实验室，专门从事实验和设计各种新的学校设备和教学工具，卓有成效。

② 卡耐基基金会的创始人简介

安德鲁·卡耐基(1835—1919)
出生于苏格兰，12岁的时候他跟随他的家庭一起移居到美国。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一个举止傲慢，容易冲动，为人热情、忠诚而又精明的理想主义者”。他最初当了一名锭子工，每周的薪水只有1.2美元。在16岁的时候，他成为宾西夕法尼亚州铁路上的一名电报员，在那里他一呆就是12年。此后他投入自己所有的资产建议凯斯通桥梁工程公司，并极具眼光地展望到钢铁桥梁业具有不可限量的前景。于是他开始专门致力于钢铁生产行业，成为美国的钢铁大王。后来他还收购了一家石油公司、一条铁路，并购买了大量的汽船。在1901年的时候，他将自己建立的卡耐基钢铁公司以2.5亿美元的价格卖掉，此时卡耐基钢铁公司生产的钢铁已经占全美钢铁销售总量的25%。 不同时期重点不同或轮流突出。卡耐基基金会1925年开始成人教育项目，主要对象是新移民、黑人和服刑的囚犯；50年代针对当时大学教育迅速普及的情况，重点放在提高质量，先大学，后扩展到中小学教育，对整个教育 进行综合治理。这一举措得到后来任康乃尔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珀金斯（James Perkings）的合作，持续9年，取得重大成就。到60年代，重点又转到“消除机会平等的障碍”，为此对贫民教育进行大量资助，1964年此项拨款占全年的1/4。
与普及教育相联系的一项工作是推广先进的教学手段。早在20年代，卡耐基基金会就率先推动运用当时还属前沿的广播教学法；60年代末，又与福特基金会合作建立儿童电视工作室，寓教于乐，对象主要是贫穷儿童，脍炙人口的“芝麻街”木偶剧就是这一工作室的产品之一。凡在美国看过电视的人都知道，在使人眼花缭乱的众多频道中有一个公共教育台，它是惟一不做商业广告， 专门播出有教育意义的、文化层次较高的节目的频道，现已成为美国电视观众中最受称赞的频道之一。究其来源，也与卡耐基基金会有关。在改良高潮的60年代， 基金会协助各州成立了两个组织，一是州教育委员会，一是电视教育委员会，前者研究当时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取得重要的实际效果；后者直接启发了约翰逊政府向国会提出并通过成立的全国性教育广播电视集团公司，这就是现在的公共教育台。
随后，卡耐基集团又拨款100万美元给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该组织由著名教育家、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主持，在15年内产生了23项重要报告和专题研究，是到那时为止对美国高等教育覆盖面最广、分析性最强、客观而深入的资料，对各大学的教育思想和政府关于教育的决策有重要影响。小组成员还常到国会作证，影响了联邦政府几十亿美元的教育经费的支出，并使政府成立基础教育机会津贴项目和中学后教育改进基金。这是在教育方面基金会与政府合作或影响政府政策的典型范例。 卡耐基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样，从20世纪初建立基金会之前就对黑人教育多有捐赠，并建立了联合黑人高校基金。 它一直大力资助两所最早建立的著名黑人职业学校：塔斯基吉（Tuskegee）和汉普顿（Hampton）学院。基金会在这方面一些有特色的举措是，在纽约哈莱姆区和芝加哥贫民窟分别建立实验中学，专门收容弃学的孩子；在大学中设立非医科大学的医士培训班以 解决城市和农村的穷人就医问题；开设了对象包括黑人的成人教育项目等等，这些项目实际的主要对象大部分是黑人。
卡耐基基金会在黑人问题上一项特别有意义的创意是，从1938年开始，出资委托瑞典社会学家根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进行对美国黑人的专题研究，一则因为这个问题本身重要，二则是为基金会以后在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依据。该项工作完成得十分成功，1944年出版了他的专著，题为《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米尔达作为欧洲人，可以比较超脱和客观，这部巨著正文45章，连同附件和注释共1483页，至今仍为研究美国黑人问题的经典著作。可能受这项研究的启发，基金会于40至50年代在路易斯维尔大学设立专门科目培训善于处理种族问题的警察，又成立社区律师事务所为贫民窟的居民提供法律援助以解决与切身利益有关的诉讼问题，60年代建立对纽约黑人聚居区的医疗援助计划等。1963年为提高黑人高等教育作出一系列捐款，共150万美元。

③ 卡耐基基金会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

1982年另一任新会长汉堡上台。他与派弗背景很不相同，主要从事医务工作，原任哈佛大学卫生政策研究和教育部主任。他表示到基金会任职是为社会和公众服务，不过对基金会应关心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确定基金会的几大目标是：（1）避免核战争，改善美苏关系；（2）教育全体美国人，特别是青年，以适应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社会；（3）防治各种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伤害，包括吸毒、酗酒和少女怀孕等社会问题；（4）在第三世界培训和开发人力资源，重点在墨西哥。
汉堡认为，今后世界发展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科技对人的决定性影响。可以想见，根据这一思路，基金会的工作必然有所调整。在所有以上目标中，特别强调科学，包括硬科学和行为科学；更着眼于全球性的问题；国内则着重政策研究，不那么强调不平等和社会改良。对政府的态度从批评改为争取其支持和合作，在华盛顿政界和高层人士中进行经常性的联络活动。同时建立了卡耐基教育和经济论坛，定期举行全国各界领袖人物的会议，讨论教育政策与国家经济需要的关系。
根据1993年的会长报告，10年中基金会在资产和支出的数额上有很大发展，当时总资产达到13亿美元，是1982年的3.25倍；支出预算从1982年的1300万美元增至5900万美元，相当于自1911年以来82年间总捐赠数的51%。工作中心仍然围绕教育与和平两大主题，强调预见性，“防”甚于“治”，为此，加强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把重点放在早期教育。80年代美国教育界和科学界达成共识，认为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教育对人的一生乃至整个国家的未来都非常重要，并就父母和有关方面应如何合作以满足少年儿童成长的需要提出建议。基金会配合这一共识，大力进行解释和宣传，利用其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教育界的影响掀起全国长期教育改革运动，重点在公立中小学和学龄前教育，研究一切影响学习的校内外因素，并提出口号“教育非自幼儿园始，而是始自胎教”，甚至从孕妇培训开始。资助的具体项目有：
① 青少年教育与发展战略。范围是从出生前到10—15 岁的少年。在1986年至1996年的10年中, 基金会赞助了对青少年不同的发展时期进行的综合研究，取得了国家科学院研究理事会、斯坦福大学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配合，成立了若干专家与公众领袖联 合组成的小组，分为幼儿（3岁以前）、童年（3—10岁）和少年（10—15岁）。小组提出了大批报告和专著，其中影响最大的为代表以上三个年龄段的三篇报告：《起点》、《前途有望之年》和 《大过渡》。报告就培养负责的和够格的父母、产前与初生婴儿的保健、少年健康成长的要素，以及争取家庭、学校、社区、媒体等社会力量配合等提出了一系列建 议，在社会上广泛散发。基金会又出资立项，鼓励各州和市采取实际措施实施以上报告中的建议。已有十几个州和若干市参加这一项目。这些建议得到克林顿总统夫妇、全国州长协会和两党不少国会议员的支持和大力推动。报告还在全国性的杂志登载，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放，并进入一次白宫会议的主题。这一研究对全国的教育政策和计划都产生了影响。
② 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师资水平，改进教学质量，是卡耐基基金会的传统关注点。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突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师资培养以及培训幼儿园和低年级小学教师，促使低年级小学教科书的出版者也参加研究工作。 80年代，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赞助成立教学与美国前途全国委员会，经过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提出一项报告，主要精神是：教育制度的改良归根结底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报告并就提高教师职业的地位、吸引优秀人才、建立考核机制、提供终身自我提高的机会等提出一系列建议。报告还强调要建立一种足以反映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教育结构。为此，基金会组织的卡耐基教育与经济讲坛还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集思广益。1987年又发起成立了提高专业教学标准全国委员会，以实施论坛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由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特主持。经过10年的实践，基金会于1997年向30个领域的骨干教师颁发证书，数量约占教师总数的40%。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专门提到了这一委员会，号召全国予以支持。
③ 文科教育。在提高教育质量中有一个特殊问题是文科教育问题，对美国的意义就是如何加深全民对民主制度的理解。1981年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提出一份报告，题为《高等教育为国家服务》，其作者大声疾呼美国存在着“公民知识盲”，建议在大学课程中加入新的公民教育。1988年美国价值研究所又提出报告《向公民社会呼吁》，建议重新对一些基本的公民社会问题进行学习思考。从1930年以来，卡耐基基金会就对大学本科的课程改革集中资助，并且这也是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资助的无数研究报告的主题。中断了16年以后，基金会又重新开始这一课题。从1999年开始将研究文科教育未来的目的，以及基金会能如何有效地回应这一问题列为研究主题。
④ 教育服务工作中的各方合作。从80年代初开始，基金会即从事一项工作，把大专院校、公司和国家的各实验室以及各科研机构的科学力量同中小学的教学需要结合起来。特别注重建立科学教育工作者和科学机构的联系，以改进教学和课程，包括理、化、生物，也包括行为科学和心理学。在此领域中一项突破性的规划名为“2061规划”（以哈雷彗星再次出现的年代命名），主持人为著名科学教育家拉瑟福德 。他认为美国当前学校中的科学教学不足以为生活在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高技术世界中的未来公民作准备。该规划旨在重塑大学前的自然科学、数学和技术教学，从幼儿园起，贯穿整个12年中小学。经过10年的努力，于1989年发表了《全体美国人学科学》和《水准线》两项报告，对发动制定全国科学教育标准和直接改进科学教育质量起了很大作用。到90年代，全国科学院经常发表科学标准，成为提高科学教学的中心。 80年代到90年代，基金会一直把反对核扩散以及前苏联地区的发展作为中心议题。冷战以后种族间的冲突成为对和平的新威胁，也是基金会的重点之一。
① 避免核战争。基金会大规模资助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特别关注核武器和制造材料的安全储存及其指挥—控制系统。基金会发挥它的特长——充当联系独立研究者和决策集团的中间人，一方面赞助第一流研究分析家出成 果，一方面设法在重大问题上建立他们与政府、传媒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在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期间，基金会都曾应政府的要求召集有关专家就核军控和防止核战争问题、与苏联关系、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联合国改革等问题进行讨论。
基金会还资助前参议员克拉克主持的阿斯彭学会国会项目。这一项目的活动方式是在一个休闲胜地与有关某个问题的国际学者进行超党派的无拘束的讨论，已经举行的有与前苏联、东欧和乌克兰等国家的讨论。
② 防止核扩散。基金会1992年拨出巨款资助有关这一题目的研究、讨论和活动，参加的有各方面专家。指导委员会中有参议员纳恩与卢格、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坦布鲁纳、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控中心主任佩里（1994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对1992年纳恩—卢格修正案有很大贡献。该修正案是针对1991年国会通过的《减少苏联核威胁法》的。这是参议员把研究成果化为政策实践的典范。 1992年，基金会资助的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卡特在一份题为《苏联核裂变》的报告中指出苏联解体之后的新的核威胁。这份报告到了两位参议员手中，他们立即合作发起美国帮助消除这一危险的立法措施。后来卡特任助理国防部长，和佩里一起与两位参议员合作共同执行这项法案，几年来，共花费20亿美元，用于许多大型工程计划、军事来往、国防工业转 为民用计划、军营建设和再培训、武器与裂变物资的安全保卫以及反对人才外流的赠款等。有几千名美国人在俄罗斯与其同行就以上项目进行合作，包括使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完全非核化。
③ 防止致命的冲突。1994年，基金会把“国际安全” 项目改名为“防止致命冲突”。特别把重点放在明确的、系统的防止灾难发生的办法上，而不是事后修补灾难造成的破坏。成立了“卡耐基防止致命冲突委员会”， 有36名委员，包括16名国际领袖人物和长期对防止冲突研究有经验的学者。两名主席是前国务卿万斯和基金会会长汉堡。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与世界各国的组 织有积极的合作关系，经常举行国际会议。委员会分以下四方面进行研究：
考察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的原因和防止其发展为致命冲突的办法；
支持非政府组织进行防止暴力的努力；
继续努力加强民主机制，作为应付前苏联和中东欧内部带有爆炸性的冲突的非暴力机制；
探索美国、俄罗斯与其他核大国如何加强努力以遏制先进武器的扩散，避免使族群冲突更加危险。
委员会于1997年发表最后报告，在全世界散发，号召国际社会的各类成员，包括民主国家、联合国、区域组织、企业界、全球科学界、教育与宗教组织、传媒、关心冲突的非政府组织等，通力合作，防止致命冲突；除了消极 的避免直接对抗之外，还应采取积极措施，如促进民主、市场改革和创建保护人权的公民组织。
其他如自然资源的减少、领土完整的原则和自决原则之间的矛盾、和平实现后如何通过消除宿怨达成和解来予以巩固，以及对过失国家实行制裁的效果等等，都是有关这一问题的题中之义。
④ 建立各种集团之间的相互了解。各个群体是否不需要族际仇恨和冲突也能增加自身的凝聚力，取得有效的发展？人类的适应能力如何调动起来把这种隔膜和仇恨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卡耐基基金会在冷战后所致力的课题之 一。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把两项传统的关注——和平与教育——结合起来。家庭、学校、社区组织和传媒对形成族群的态度有关键作用，既可以向仇恨和冲突方向，也 可以向宽容和合作方向引导民众的情绪。1996年卡耐基资助16家机构对青年人的族际关系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找出两种态度产生的根源与如何进行尊重 和宽容的教育方法。鉴于媒体的重要作用，基金会在其资助的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中增加了这方面内容。这个节目是国际性的。 ① 前苏联及其他地区。对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地区，基金会的做法不是提出改革的建议，而是提供机会促进这些地区和美欧及其他国家高级集团之间的经验交流。
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加强民主机制”项目从戈尔巴乔夫初期就已开始，对苏联中央政府和比较进步的地区中关心建立民主的人士给以咨询，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之后，许多当时与此项目有关系的人士已是俄罗斯社会有名望的重要人物。汉堡在会长报告中称：这样有组织地帮助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国际行动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而事实证明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把民主当作裹着糖衣的新帝国主义入侵活动，那么将一事无成。如果把它看作在我们这个纷争无处不在的人类中一个强有力的、建设性的、解决冲突的机制，那么这是一个应付生死攸关的挑战的宝贵机会。
② 加强美国国内民主。卡耐基基金会认为自己的各项工作，包括教育，都贯穿了加强民主价值观的精神。不过另外还有更加直接的由专人负责的专门项目，其主要内容是提高选举的投票率、促使竞选捐募款制度的改革、推动国会改革、提高大学在处理重要社会问题中的作用、研究民主与媒体的关系等。基金会认为当前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因素如下：
公众对政治的冷漠和愤世嫉俗的态度，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治权力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不是为公众的利益服务；
不同宗教、种族和族裔、阶级、性别的人群关系日益疏离，美国凝聚力下降。光是宽容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互相理解和接受，并认识到美国社会的力量在于多元化；
老年人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其困难也未得到足够照顾；
贫富悬殊扩大。
这些问题都是基金会特殊项目所关注的内容。 经济问题在卡耐基基金会历史上不是重点。但是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家庭收入下降，大批妇女进入劳动大军，而同时反福利政策的势力抬头。有鉴于此，基金会开始关注经济拮据的家庭问题，资助一系列的有关研究项目，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两名学者卡默曼和卡恩关于工业化国家社会福利比较研究与卡耐基儿童理事会关于美国困难家庭儿童状况的报告。基金会还在哥大建立了全国贫困儿童中心，致力于将美国230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的状况向全国广为宣传以教育公众。
此外还成立了“卡耐基科学、技术与政府委员会”，旨在促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研究，分析科学如何为社会服务，并确保科技成就作人道的使用，关注发展科技的决策过程；研究“使美国民主适应世界的变迁”，如技术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少数族裔和文化多元化对原来的民主机制的挑战等课题。
1997年克林顿总统授予卡耐基基金会汉堡会长美国平民最高的荣誉——总统自由奖章，以表彰他为“改善儿童的健康和福利事业”做出的终身努力。

④ 卡耐基基金会的介绍

卡耐基基金会成立于1911年，在纽约注册。其创始人安德鲁·卡耐基，宗旨是“增进和传播知识，并促进美国与曾经是英联邦海外成员的某些国家之间的了解”。2000年资产14亿美元。在成立基金会前，卡耐基作为个人已有多项捐赠，最著名的是建立公共图书馆，20年中，共捐款建立了2000座图书馆。其名下的基金会和非营利机构除卡耐基基金会外，还有卡耐基学会、卡耐基理工学院、苏格兰大学卡耐基信托基金、卡耐基华盛顿研究所、卡耐基英雄基金、卡耐基促进教学基金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⑤ 教育基金会与教育基金理事会的区别

基金会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虽然同样是基金管理机构，但有着本质的差别：

1、组织形式不同。基金会是非营利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

2、所有权关系不同。基金会的基金的建立基于捐赠关系，所有权发生转移；而证券投资基金的形成则是投资行为，所有权归投资人。

（基金会的财产所有权不再属于捐赠人，不能收回，捐赠人不再享有财产的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权，财产的转移不可逆。而证券投资基金类似于股票等有价证券，投资者可以投入一定的货币资金来购买对应份额的基金，也可以随时出售或赎回。在投资证券投资基金过程中，财产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投资者可以随时变现收回资金，并享有投资期间的增值收益。）

3、基金设立目的不同。基金会设立基金，目的是通过合理使用，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谋求社会公共福利的增加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证券投资基金则属于一种金融产品，目的是为投资者的资金提供保值增值服务，归根结底是营利性的，唯一的目标是获取利润。

4、基金的管理方式不同。由于所有权关系和追求目标的区别，两种基金的管理方式上有很大区别。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接受投资人委托，将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在管理中受投资者意愿的影响，在收益性、风险性、安全性三者之间，更强调收益性。而基金会基金由于具有社会公共财产的属性，管理上主要强调安全性，收益是次要的此外，证券投资基管理公司可以获取管理费用，形成利润，这部分利润可用于管理者分配、而基金会虽然运营支出全部来源于基金及其增值，但基金会作为管理者，并没有自己的利益，基金会的任何收入都不能用于分配。

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区别

2009-07-16 12:42

我国于2004年 通过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基金会进行了分类规制。其中最具有法律意义的分类便是：公募基金会和私募基金会的分类。条例第三条规定：“基金会分为面向公 众募捐的基金会（以下简称公募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以下简称非公募基金会）。”可见两者的在定义上的区别在于是否得以向公众开展募捐活 动。涉及到非公募基金会特点时，就得将其与公募基金会作一比较。根据相关行政法规规定，两者在具体法律规则还存在以下差异：

一者，起始资金的下限不同。

全 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 元人民币

⑥ 什么是安德鲁·卡内基基金会

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卡耐基基金会官方网站： http://www. carnegie.org/ 卡耐基基金会简介 成立于1911年，在纽约注册。其创始人 安德鲁·卡耐基 ， 宗旨是“增进和传播知识， 并促进美国与曾经是英联邦海外成员的某些国家之间的了解”。 2000 年资产14亿美元。 在成立基金会前，卡耐基作为个人已有多项捐赠， 最著名的是建立公共图书馆，20 年中，共捐款建立了2000座图书馆。 其名下的基金会和非营利机构除卡耐基基金会外，还有卡耐基学会、 卡耐基理工学院、苏格兰大学卡耐基 信托基金 、 卡耐基华盛顿研究所、卡耐基英雄基 金、卡耐基促进教学基金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⑦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简介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原称基金会）是美国成立最早又颇有影响的研究院之一，是卡内基家族的第二大基金会；同时，它也是美国著名的主流思想库，标榜超脱党派、兼容并蓄，以“促进国家间合作以及美国的国际交往”为宗旨，并重视研究的“实际结果”。通过对其政治观点和倾向性的分析可知，研究院偏向于国际主义、多边主义，主张进行裁军、军备控制、接触谈判和国际合作，并支持把联合国作为国际论坛和世界秩序的象征，思想倾向属于典型的“中间派”。
研究院主要研究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移民问题、核不扩散问题、地区冲突问题、多元主义、民主建设和使用武力问题。其总部设在华盛顿，在莫斯科等城市设有研究中心。除了日常研究，研究院还通过实地考察、举办会议、出版刊物、提交研究报告、合作研究等形式，扩大其政治影响和学术地位。研究院也把“培养军备控制、地区安全、国际法等国际事务研究与活动的人材”作为其重要宗旨之一。

⑧ 卡耐基基金会的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

1965年新任会长派弗思想更倾向于平等和改良，而60年代又是美国民权运动高涨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在这一潮流下，卡耐基基金会于1963年为提高黑人高等教育作出一系列捐款，共150万美元。基金会还资助了几项别具特色的有利于消除种族隔离的工作，例如帮助中小学教员懂得黑人语言以便更好地与学童沟通；研究北方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所涉及的政治问题；搜罗弃学的黑人中学生，为他们补课，以便能升学；培养能积极参加民权运动的黑人律师，在东哈莱姆区建立更多的律师事务所并成立反对住房歧视全国委员会等。这些工作都是通过资助各有关组织来进行的。
在此期间，卡耐基基金会的董事会与当时不少基金会一样，也决定改变其清一色“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新教徒”（WASP）的状况，增加了妇女和少数民族，并扩大了地区和社会圈子。随后进一步从事更广泛的有关城市 贫困、危机和族际关系的研究和治理计划。工作更加向社会公正、平等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方向倾斜。1972年停止了原来颇为成功的资助医学教育和医疗项目，教育的重点也从高等教育转到中小学，特别是贫苦儿童的教育机会问题。
70年代在黑人问题上也有进一步的动作，从1972年起的10年中，对“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美国原住民权利基金”、“墨西哥裔美国人法律辩护基金”、“关于教育问题诉讼的教育基金”等捐款共400万美元，此外还资助波多黎各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监督纽约市涉及85000名西班牙裔学童的关于双语教学的立法的执行。在此期间，基金会为多项对政府进行呼吁与监督的有关少数民族、妇女和残疾儿童权利的项目捐款共1500万美元。为此，基金会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组织“卡耐基儿童理事会”，由耶鲁大学一位心理学家主持，产生了5项报告，有的报告内容已经超出儿童教育问题，而直指整个社会的经济不平等，提出充分就业和补助家庭收入的建议。这些报告引起很大争议。在会长的主导思想下，基金会更进一步资助一名学者詹克斯写了一本更为激进的书，题为《不平等》，对美国社会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在社会从根本上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无法平等。
派弗与其前任加德纳近似，力图把公益事业扩大到社会改良，不过更为激进，是近乎理想主义的社会改革家，但是他在卡耐基基金会任职期间却是从尼克松到里根政府时期，是美国思潮偏向保守的时期。所以他的许多理想未能贯彻，在他离职的最后文章中总结了30年来从事公益事业的思想，对当时在里根治下美国精神的“卑下”、社会公正的背离和社会对弱势群体和儿童的不负责任表示悲愤之情，呼吁改弦更张，回到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福利政策道路上来。

⑨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今天

崭新的国际时代正在到来。随着新权力中心的形成，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控制各种力量以影响国内外事务的能力已经降低。和平的愿望主导着各个大国，但破坏稳定的冲突还在加剧。经济的一体化带来了全球性的空前增长，但也引发了新的挑战。融入国际市场和被拒该市场大门之外的国家之间的鸿沟正在加深。
我们仍然面临着强权政治和传统的安全威胁，但全球化趋势中复杂而不时出现的冲突性影响正在改变国际关系的法则和地缘政治的策略。许多地区的权力和影响力正在向非国家性的角色转移，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机构和犯罪联盟。这些重大的变化对国际的安全和人类的福利有深远的影响，这也正是卡内基研究院当前研究和工作日程中的主要内容。
卡内基研究院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 卡内基研究院探讨与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中国项目研究重点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经济改革、以及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之间的重要关系。中国项目还关注与中国有关的区域安全问题，对亚洲和中国与防止核扩散和军备控制有关的问题提出分析。卡内基研究院与北京中央党校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流合作计划，也与中国的其他学术机构探讨勒对中国法律改革等项目进行联合研究的可能性。

⑩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机构概况

研究院的核心领导是由25人组成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公司银行经理董事、研究院负责人。现任董事会主席由唐纳德森公司(Donaldson)总裁威廉·唐纳德森(William H. Konaldson)担任，副主席是威廉·克诺里公司(Willians & Connolly) 合伙人格瑞格里·克瑞格(Gregory B.Craig)。董事会成员包括摩根·斯坦利顾问主任理查德·迪普斯(Richard A. Debs)，艾森豪威尔世界事务研究所所长苏珊·艾森豪威尔 (Susan Eisenhower)，对外关系 委员会总裁里斯里·盖博(Leslie H. Gellb)，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特殊代表奥拉瑞·奥图诺(Olara A. Otunnu)，布鲁金斯学会总裁塔尔博特(Strobe Tahott)等。
研究院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中心地区，与白宫、国会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毗邻，与美国著名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只有一墙之隔。该总部设有行政办公室、财政服务部、交流部、人力资源部、计算机系 统部、研发部、《外交政策》刊物部及图书馆，共有成员100人。此外，研究院的莫斯科中心还有成员41人。杰西卡·马修斯 (Jessica T. Mathews)从1997年5月起担任研究院总裁至今。她在70年代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问题办公室主任，后参与创建世界资源研究所，也担任过《华盛顿邮报》编辑和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人员。1997年，她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权力的转移》一文，被评为该杂志75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自担任研究院总裁之后，马修斯着手扩大莫斯科中心，在中国启动合作研究项目，创立全球化研究项目，并把《外交政策》由季刊变成为双月刊。
参加该研究院的专业研究人员既拥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又有在政府内实际工作的经验，其中不少人被政府任命为重要外事官员或政策顾问，或应邀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会议，出席国会昕证会，因此与政府、国会、国务院的关系密切，其活动也受政府和国会人士的重视和支持。除以上途径，研究院还通过出版、参与电视媒体、举办记者招待会和其他各种会议，对政府制订对外政策和国会辩论施加广泛影响。它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及重要的日耳曼·马歇尔基金会关系更为密切，协同办公，并互任理事。研究院还组织“初级学者计划”，每年挑选优秀大学本科生参加，组织他们研究国际关系，参加讨论，帮助导师撰写文章，了解华盛顿外交政策的运作等。 研究院出版的《外交政策》是世界上非常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经济期刊。该杂志被美国政治学会评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刊物”，以英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在128个国家内发行。此外，研究院还有不定期出版的《政策简报》(Policy Brief)、《问题简报》(Issue Bdef)、《工作报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