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基金会卢迈简历

㈠ 分析我国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会带来哪些不利影响

智库专家谈分步放开二胎建议：老龄化时间紧迫
分步放开二胎应对老龄化时间紧迫
———访《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总协调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人口政策是关系国家长远发展和民族前途的大事。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但是，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走向负增长、生育率水平偏低、年龄结构不合理、老龄化进程加速等等，这一个个问题给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近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京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大型研究报告。《经济参考报》记者就人口形势的变化会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哪些影响，我们是否能安全化解这些不利影响，以及未来人口政策向何处去等问题专访了项目总协调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要变化
《经济参考报》：近些年来中国人口状况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卢迈：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7%，远远低于上一个10年的1.07%，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与此同时，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201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到1.78亿，所占比例从1982年的7.62%增至13.26%，0-14岁人口所 占 的 比 重 则 由3 3 .5 9 %减 至16.60%。据预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在2027年和2035年分别突破15%和20%，2050年将超过25%。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一个国家或地区就成为老龄化社会。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趋势的逆转，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在2011年降到谷底(0.38)，随后开始缓慢上升，2020年升至0.4，2033年升至0.5以上。
《经济参考报》：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卢迈：也就是说，如果生育水平不能出现实质性的回升，按照联合国的预测，本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口抚养比依然持续上升，2070年将达到0.8的超高水平，即4个劳动力至少需要供养2个老人和1个小孩。
人口年龄结构中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说明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已经扭转，同时也预示着多年来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老龄化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经济参考报》：人口老龄化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卢迈：日本的经验显示，即使是在收入水平高、劳动力素质高、技术先进和基础设施完备的国家，老龄化也很可能导致经济的大幅度减速。1990年，日本的老龄化水平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1.9%，不久之后人口抚养比就迅速提高。在人口结构发生这种变化的同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急剧的逆转，从减速开始直到停滞。
201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9.1%，已经接近于日本1990年经济增长减速时的老龄化水平，在“十二五”时期，中国还将像日本一样，经历迅速的人口抚养比提高。比日本当时的情形更严峻的是，中国当前还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
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与高速经济增长，共同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反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相对弱化。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必须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另一方面，在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在物质资本丰裕程度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也存在着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也不具有比较优势。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中国“未富先老”的人口转变特征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不利影响理解为：第一，过早地失去赶超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第二，失去了对仍具有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第三，尚未获得发达国家所应具有的技术创新优势。因此，无论是面对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中国原有的竞争优势都在减弱，这无疑加剧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给家庭和社会也带来了冲击。老龄化加重了家庭照料老年人的负担。
我们尚未准备好应对老龄社会
《经济参考报》：可以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大大超出预期，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那么今天的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卢迈：我认为，面对快速到来的老龄社会，中国尚未做好准备。
首先，制度安排滞后。中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退休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等，都不适应老龄社会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老龄化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突出矛盾是“未备先老”，即社会对老龄化的到来准备不足。
其次，财力准备不足。一方面，养老保障的公共支出存在较大缺口。中国公共支出中用于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并不高，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也较窄，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金给付水平较低，2011年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9%，农村地区的养老金水平也只有每月55元。另一方面，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潜伏着财务危机。有近一半省份的养老金收不抵支，且养老金投资收益率过低，年均收益率长期不足2%，低于同期的通胀率，意味着养老金缩水。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特别是被制度覆盖的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社会养老保险金支出将大幅增长，这必将给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带来更大的冲击。
第三，公共服务体系薄弱。目前我国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均未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在公共服务体系中，老年人公共服务是最为薄弱的环节。尤其在农村地区，由于年轻人的大量外流和为老服务设施的基本空白，老年人的生活面临着更大的困境。
建议分两步走放开二胎
《经济参考报》：面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报告中提出未来的政策取向是什么？
卢迈：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30多年后的今天，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过快增长，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人口政策体系已经滞后于新的人口变动趋势，不适应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要求，需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进行政策调整。
近些年，各地在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稳定的同时，对本地生育政策进行了微调，主要是进行“双独”(即夫妇双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或“单独”(指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实验。其结果显示，这些政策的实施并未产生显著的生育率变化，这直接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和人口形势的深层次变化具备了生育政策调整的条件。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在一些地区施行“二孩”政策的地区的实践也证明了，如果具备一定条件，实施二孩政策可以达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标，又能受到群众拥护。
报告提出生育政策调整最关键也是最直接的依据，是对不同生育方案下人口变化的情景预测。结果表明，对生育政策的调整最为合适的方式是稳步推进。
《经济参考报》：报告提出的近期调整生育政策的具体方案是什么？
卢迈：报告提出的近期调整生育政策的方案是分放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分放二孩政策的确定，基于对不同方案下人口变化的预测和比较。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总量13.40亿为起点，以这次普查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以及总和生育率1.5为基础，报告分别对“政策不变”、“同放二孩”、“同放单独”、“分放单独”和“分放二孩“五种方案下的人口变化做了预测和模拟。
结果表明，仍保持现行的生育政策不变不符合中国人口发展的实际和要求。而全国同时全面放开二孩将会造成短时期内生育水平以及出生人口的急剧增加，对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产生冲击和不稳定的隐患。“同放单独”和“分放单独”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前两种方案的弊端，但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贻误时机，且“分放单独”还存在操作上的困难。与其他调整方案的预测结果相比，“分放二孩”方案下的生育水平在短期内比“政策不变”、“同放单独”和“分放单独”方案要高，但要比“同放二孩”方案低。考虑到生育政策对人口和生育率变化的反应已经滞后，以及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率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为可行的方案是“分放二孩”，即分区域分步放开二胎，这样，既充分考虑了政策调整时间的紧迫性，又避免了人口短期内的剧烈变化。

㈡ 2050年人口老龄化预测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日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下称“报告”）显示，从2035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阶段，根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3．8亿，占总人口比例近30％；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接近5亿，占总人口比例超三分之一。

在报告的线上发布会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表示，虽然挑战和压力空前，但人口老龄化也带来新的转型发展的机遇和动力。当前需要积极、理性、客观、全面地看待人口老龄化，通过政策选择来扬长避短。

(2)中国发展基金会卢迈简历扩展阅读

注意事项：

政策发展要坚持分类指导和动态调整的原则。老年人群规模巨大，在城乡、地域等维度上存在显著不同，政策举措需要根据城乡、区域、性别、教育水平和老年人健康状况等特征加以分类；

根据不同人群需求特点设立政策目标。制度建设需要坚持动态眼光，根据不同时期老年人的特征及需求及时进行调整。

㈢ “山村幼儿园计划”取得哪些成果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9年发起的“山村幼儿园计划”结合政府和社会资源提供全覆盖的早期教育，8年来的实践表明，送教入村可以大幅度提高入园率，有效促进在园幼儿发展水平，减轻贫困家庭负担，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表示，该项目提高试点地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至90%以上，为每个幼儿家庭每年节约4000元人民币的学前教育支出，有效地促进了在园幼儿的认知、动作、语言和社会情感方面的发展水平，并支持了试点县年轻人的职业发展。

㈣ 中国发展报告2010的内容

该报告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出发，注重在社会公平公正与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加速城市化进程，提出了关于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战略目标：从“十二五”时期开始，用20年时间解决中国的“半城市化”问题，使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达到65%。这意味着要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到2030年基本解决4亿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进城和落户问题，使他们享受与城市原有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报告提出了一整套战略构想，包括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用地的“人地挂钩”、财政支出的“人财挂钩”；以城市群为城市化的主题形态，以“两横三纵”城市格局为空间布局，突出地区特色的和多样化的产业与就业结构；强化公平分配的城市公共服务；创新城市化管理和城市治理模式。
在谈及2009年为何选定以城市化为主题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表示：“中国城市化的巨大变迁不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将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提出促进人的发展的新型城市化，是进一步提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平性，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些是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宗旨是相一致的。”

㈤ 早期发展的市场有多大

您说的是早期教育发展市场吗，楼主，如果是，我可以进行点个人观点讲述。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家长都是80后，他们本身的知识文化素养很高，同样也更加重视早期教育，争先恐后的让自己的孩子尝试最好的教育--自然教育，全脑教育等等新兴的教育体系应运而生，但是为了找到最好的，最科学的教育，家长需要专家的指引，如果加上国家对一些教育推广的支持，当然义无反顾的选择。希望这样的机构能够早点脱颖而出，让孩子们尽早受益更多！

㈥ 特朗普挑起贸易争端这不是第一次吗

特朗普挑起贸易争端损人不利己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昨天（3月25日）上午在北京开幕，央视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节目带来75分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之夜”特别报道，传递本次论坛上的重大议题以及与会嘉宾的精彩言论。

对于这两天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的热点问题，与会嘉宾纷纷表示，贸易摩擦对中美都不利，美国应多从自身找原因。

车宝臻说，从过去的近十年来看，每一次美国对华轮胎实施贸易调查加征关税后，都会造成中美两国轮胎行业的损失。2009年9月11日，美国决定对中国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实施限制关税，为期三年，其中，第一年将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加征35%关税，第二年加征30%的关税，第三年加征25%关税。不到三年时间，中国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对美出口额直接“腰斩”，从此前的22亿美元降至2011年的9.68亿美元，下降幅度达56%。在中国的生产企业得不到足够的市场来销售的同时，美国客户购买产品的成本也自然提升。目前，中国的轮胎企业也都在寻求降低贸易摩擦影响的途径。

车宝臻表示，中国轮胎企业现在有相当的企业已经做了在海外投资，或者即将走出海外进行投资。当然海外投资不光有利于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和壁垒，同时也有利于企业进行国际化，来进行产品的生产细分，满足不同区域市场在不同性能产品上的需求。

㈦ 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的要求是什么

你好，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的要求是博士起步，然后，国外要是真要瘦还得是杰青。

㈧ 城市鸡娃火了，农村留守男童却被拴床头，同是孩子却差距明显，为什么

2021年，"鸡娃"火了。所谓"鸡娃"，指的是父母通过打鸡血的方式教育孩子，体现的是当下父母的育儿焦虑和疯狂。虽然不少网友对这种教育方式嗤之以鼻，可它却实实在在地帮助不少孩子实现了阶级的跨越。与之相反的是，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不仅接触不到这种教育方式，还得不到父母足够的陪伴和关心。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为社会输送新鲜的血液。许多人都说阶层固化了，普通人就算努力一辈子，也很难过上满意的生活。但就像12年以来带领1800多名大山女孩考上大学的华坪女中校长张桂梅在家访中所说的那样："很多问题都是通过家访及时了解并妥善解决的。"

对于孩子的家访，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沈奕斐也曾提出"密切关注，谨慎出手，优势累积，快乐为首"的16字科学育儿方针。

要想加大对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教育的干预，家访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同时也需要有关部门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项目的扶持。还有，留守儿童的父母千万不能忽视自己的责任。在互联网时代，也有很多的育儿理念被共享，如果能学习其中的方法，即便没有家访的干预，自己也能早点开始对孩子学习能力的培养，让他们成为能在未来竞争和选择的人。

㈨ 免费午餐的政策分析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组”组长卢迈日前表示，国家应建立针对儿童营养贫困的现代治理制度。
同时，现有财政对农村贫困寄宿生的生活补助资金可改为“供餐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改善农村学生的营养状况。201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已投入100亿元财政资金用于中西部农村1100万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但是，即使有了这些投入，孩子们依然吃不上免费的午餐，解决不了部分孩子吃饭难、难吃饱的问题。
对此，卢迈建议，为提高财政补助的瞄准度，今后对贫困地区乡镇以下学校，营养餐应覆盖所有学生，不必再区分寄宿生和走读生。
卢迈介绍，国际上，儿童营养计划均作为国家责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先后出台了十几部关于学校供餐的法律，日本同样有专门的法律涉及学校供餐计划。
“中国应加快对儿童营养计划的国家立法，建立一整套基本制度，明确儿童的最基本权利。”卢迈认为，儿童营养计划最理想的状态是，由学校配备专门的营养师，向学生、家长讲授营养知识。这些营养师可以从富余的代课教师转岗而来。同时，这一计划可协助形成新农村的经济发展模式，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比如由学校周边的农民向儿童营养计划提供蔬菜、粮食;事实上，在印度的学校供餐计划中，三分之一的食物均来源于当地农民的采购。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儿童处处长宋文珍认为，这些走读的贫困学生，相当于减轻了寄宿制学校的负担，应该享受政府的生活补贴。
北京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同样认为，要完成儿童营养问题从“家庭的事情”到“国家的事情”的观念转变。建立全国性的儿童营养计划，其重要性等同于义务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