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平基金会汤敏

⑴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理事成员

第三届理事会
名誉会长（按姓氏笔画排序）
司马义·艾买提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蒋正华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彭佩云（女）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名誉副会长
江亦曼（女） 原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名誉理事（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葆宁四海国际集团公司董事局副主席、珠海怡华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霞（女） 人民日报新闻战线《艺树》杂志主编、西部女性阳光基金管委会副主任
张帆 北京金中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旭东索贝国际机构首席品牌执行官、幸福天使基金管委会执行主任
赵勇 香港富华集团总裁
袁莉（女） 青年演员
徐中远 原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局长
唐堂 北京丰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奔跑天使基金管委会主任
陶虹（女） 青年演员
鲁健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众基金管委会副主任
潘明才 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原司长
理事（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秀慧（女） 欧普照明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平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
王志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已离职）
王世涛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宣传部部长
刘小青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社社长
刘明胜 京华时报社执行副总编辑
刘忠义 家庭期刊集团公司驻京办主任、和谐家庭公益基金管委会委员
刘忠祥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
刘选国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
齐中祥 沃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丹（女）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汤敏 经济学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李亚鹏 青年演员、中国红基会嫣然天使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
吴苾雯（女）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
沈阳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公司董事、总经理
金锦萍（女）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查慧勤（女）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筹资与财务部部长
郭长江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党组副书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
唐春霞（女） 长江商学院校友事务发展部副主任、长江商学院校友会副会长、长江公益基金管理办公室主任
龚怡怡（女）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董规熔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富春江国际老年公寓副理事长、建设总指挥
黑德昆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秘书长
监事
徐猛 北京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任合伙人、主任

⑵ 与龙永图论道的图书目录

永图回乡
嘉宾：龙永图，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编导：周洋 孟秋
博鳌——亚洲的声音
采访嘉宾：拉莫斯，菲律宾前总统
霍克，澳大利亚前总理
编导：周洋
联合国在中国
嘉宾：马和励。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
编导：王艳
理性看通胀
嘉宾：林毅夫。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编导：周洋 吴迪
解读“从紧”货币政策
嘉宾：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编导：卢燕 吴迪
在深海中游泳
嘉宾：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编导：卢燕 吴迪
宏观经济与百姓生活
嘉宾：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编导：温西斌
把脉中国企业竞争力
嘉宾：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编导：温西斌
全球化呼唤世界级企业
嘉宾：王忠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主任
编导：鞠飞
外资并购：阴谋还是阳谋
嘉宾：王巍，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
编导：吴迪 李铁流
亚洲金融危机十年反思
嘉宾：汤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编导：鞠飞
贸易摩擦，一把双刃剑
嘉宾：张汉林，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编导：陈大会
诺贝尔奖与学术之道
嘉宾：李稻葵。清华大学教授
编导：温西斌
西部的新机遇
嘉宾：徐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林岚涛，贵州大学经济学教授
编导：卢燕
整理国家日历
嘉宾：蔡继明，清华大学教授
编导：吴迪 胡洪江
博鳖现场
采访嘉宾：多人
编导：温西斌
【附录】以心悟“道”

⑶ 十二年义务教育什么时候实施

198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首次把免费的义务教育用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经过25年的发展,如今我国的经济实力已有显著提升,社会发展对国民素质也有了新的要求,在此情况下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的社会呼声越来越大。 从2010年秋季学期开始，户籍在德兴市并就读于该市各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的学生将实施免费教育，同时，非德兴市户籍但文化学习、学科竞赛成绩突出的优秀初中毕业生在该市就读也可享受免费教育。 据德兴市教育部门统计，该市共有各级各类中小学校111所，其中普通高中4所、职业高中1所、全市共有中小学在校生35573人，其中普通高中3582人、职业高中529人。推行高中阶段免费教育，财政每年将为此增加投入600多万元。 德兴市高中阶段免费教育主要包括“六免一补”，即：对公办普通高级中学实行免除学杂费、电教实验费、搭膳费、水电费、微机上机费、课本费；对民办高中、职业高中的学生实行助学金补助，市财政每年补助学金600元/人，补助的费用不能向学生重复收取；高中贫困生及体彩公益金补助仍按现行贫困家庭学生补助标准执行。 实施高中阶段免费教育的具体流程是：先由普通高级中学、职业高中在规定的入学时间组织学生新学期注册，学生凭本人户口本原件到就读学校登记注册，学校在学生注册结束后3日内统计符合免费条件的学生人数，并对初审合格的学生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7天，最后学校汇总分别上报市教育局和市监察局，经市教育局和市监察局核准无误后，由市教育局报该市实施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实行。 据德兴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介绍，为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该市还成立以市长何金铭为组长的实施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将定期组织对高中阶段免费教育资金落实和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加强对高中阶段免费教育资金的管理，确保资金分配、使用的及时、规范、安全和有效。监察、审计、财政等部门对享受免费教育的学生人数、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将设立投诉举报电话，接受人民群众的投诉举报和监督，及时查处和纠正违规违纪行为。 德兴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总面积2101平方公里，总人口31.8万。德兴素有“铜都”美誉，年产铜居全国之首，年产黄金居江南之首，是全国有色金属工业的重要基地。2009年，德兴市全年生产总值实现77.13亿元(未完全包含德兴铜矿主业工业增加值)，市财政总收入13.0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564元，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32万元。 3月3日，国务院参事汤敏对教育投入、12年义务教育、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高校农村学子比例下降和农民工子弟上学难等教育热点话题进行了解读。 教育投入增至4%不难 难的是把教育的投入公平地分配好 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2012年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的目标。汤敏认为，把钱加上去倒不难，难的是如何分好这笔钱，让教育更公平。他更关心的是4%实现以后，钱怎么分配，怎样真正分到该用的地方去。这笔钱应该是用于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花在贫困地区的教学设施，特别是软件上，花在贫困人群身上。他说：“如何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公开、透明，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笔钱是怎样分配的。教育预算是老百姓最关注的，教育多投入以后，特别要保证教育经费合理使用，减少教育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同时，汤敏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教育投入变多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反而会加剧教育的不公平。 12年义务教育不容易马上做到 先解决贫困生、农村生高中花费高问题 “与其一刀切，急急忙忙做12年的义务教育，还不如一步一步地来，最后做到全免。”汤敏向记者谈了自己的思考。他说：“高收入国家的日本，也是最近才实行了12年义务教育。我国不应该急于实行12年义务教育。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贫困家庭、农村孩子在高中阶段花费过高的问题。首先，对贫困家庭学生实行12年全免费教育或者通过助学金等方式，让家庭比较贫困、又有升学能力的学生在高中阶段不用交学费。其次，可以考虑对在职业高中或者中专的贫困家庭学生实行免费。一般来说，这类学校里农村孩子较多，相对来说，这些学生可以更早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样一步一步地来，最后做到全免。” 汤敏认为，实行12年义务教育，更大的问题是财力投入问题，目前国家没有这么多的财力保证这么多人都得到12年免费教育。从国家来说，马上做到12年全免的话，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不扩招，中学毕业生就业难 “扩招，体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如果不扩招的话，就会体现在中学毕业生就业难，这是整个总体社会的就业问题。”汤敏说，如果没有足够就业机会的话，学生们在初中、高中或大学毕业时会失业，可以说，就业难并不是扩招造成的。 汤敏表示，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需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怎样加快经济结构改革，为高学历学子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第二，要进行教学内容与教育方式的改革。因为大学扩招了，社会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大学的教育改革却没有跟上。所以，并不是说社会没有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也不是说社会不需要大学生，而是很多大学生眼高手低，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加快改革，特别是教育改革。 “高校农村生比例下降”系误读 全国范围内农村生比例在上升 2011年，“寒门难出贵子”成为年度教育热词。有文章指出，这个时代“寒门难出贵子”，教育资源严重失调，农村学生升入名校的机会越来越少，知识已经难以改变命运，阶层流动通道堵塞。 汤敏指出，“高校农村生比例下降”是误读。根据学者的调查，重点高校中农村学子的比例在下降，但是，在全国范围的高校中，来自农村的比例在上升，特别是在提前批次录取和专科院校中，农村生源持续上升。教育部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从1989年至2008年，我国高校农村新生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然而，在北大清华以及一些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的211、985大学中，农村生的比例是在下降。这反映了当前的“一考定终身”的招生模式，对农村学生来说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农民工子弟进不了公办学校 扩张学校 该投入的要投入 人民网近期推出的2012年两会调查显示，90%的网友认为，对于流动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最亟待解决。90%的人认为解决此问题关键在于升学、考试对随迁子女不设门槛。 关于如何破解农民工子弟上学难，汤敏谈了自己的看法：“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子女上学还很难，保证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问题是当务之急。现在很多城市的公办学校不太愿意或者收得不够，公办学校要把农民工子弟都收进去的话，城市学校就需要扩张，该投入的就要投入。在公办学校暂时没有条件把农民工子弟全部招入的情况下，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还是应该继续办下去。各地应该从教育经费中拿出一部分支持这些学校。” 各省市高考生求学机会不公平 应让高校按各地人数分配名额 有些地区的学生可能要比一些地区的高考生多考几十分才能获得同样的学习机会，这可能说是学习机会的不公平。 汤敏认为，这是高考制度本身造成的。原来高考试题全国统一，而现在自主命题的省份占了一多半，这里就涉及到一些大城市，特别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大学数量比较多，配给的大学招生名额也比较多，因此录取的分数就会比较低。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大学在各地招生名额的分配问题。比如北大是全国的北大，应该大体按照各地人数的分布，分配不同数量的名额，而不应该北京市能拿到这么多的名额。 大学生就业培训是必要的 要培养大学生创业意识 现在，有不少大学生在就业前选择参加各类就业培训，以增强“实战能力”。汤敏赞成大学生的这种选择。 汤敏认为，并不是说大学生上了大学自然就能适应工作。求职、找工作本身有一定的技巧，对工作、对就业问题的理解，需要有一些培训。他说，大学生就业培训是必要的，而且不仅中国，全世界都有，很多西方国家不仅有培训，还有专门的办公室帮助大学生找工作、学习和训练。 汤敏还特别指出，有必要在大学里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他说，有创业意识，并不意味着在学校里就开始创业，因为只有极少部分人可以这样做。大部分人，可能先工作一段时间，才适合去创业。但是，如果在大学里面没有种下创业的种子，可能他在工作后有这种机会，也会因为没有创业意识而与机会“擦肩而过”。 国务院参事汤敏简介： 汤敏，1953年12月生。广东广州人。无党派人士。国务院扶贫办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副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2月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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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红基会主席是谁

中国红基会最高领导是理事长，不是主席。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郭长江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简称中国红基会）是中国红十字总会发起并主管、经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其宗旨是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致力于改善人的生存与发展境况，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促进世界和平与社会进步。2008年和2013年，连续两次在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中获评"5A级基金会"。
中国红基会公益项目以“红十字天使计划”为核心，由健康干预、救灾赈济、教育促进和社区支持四个部分组成，致力于从保护生命健康、改善生存发展境况、维护人格尊严三个方面，构建中国人道主义公益伦理和行动体系。

⑸ 金融危机会影响中国的房价吗

当然，现在已经降了一部分了，肯定会降的。

⑹ 汤敏：中国慈善缺什么 公益是一项全民事业

中国的大量财富掌握在政府和国企手里，仅有一小部分财富掌握在企业家手中。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全面发展的方式。中国慈善家：过去三十年，是一个财富积累较为集中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商业改变中国的时代；目前看来，未来三十年，将处于一个侧重财富分配的阶段，我们称之为慈善改变中国的时代。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公益慈善前景？汤敏(博客)：现在我们积极提倡机会均等、包容性增长，而公益慈善就是推动机会更均等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的公益事业、中国的社会创新将会很有前途，尽管我们的起步比较晚，起点比较低，但很可能会跟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发挥后来优势，奋起直追，缩小差距。据最新统计，中国现有亿万富翁6万人、千万富翁96万人，如果这些富翁每年捐助出1%的财产做公益事业和社会投资，一年下来将近是1600亿元人民币。中国慈善家：这是否要求各种民间力量通过包括公益慈善在内的途径，一同发力，纾缓一些社会矛盾？汤敏：慈善的潜力非常大，却又不能高估它对社会改良可能起到的作用。应该说，社会通过公益的力量是会有一些改变，但从更根本上来说还得靠政府、靠商业、靠企业、靠公众的力量。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公益都只能起到一个拾遗补缺的作用，它承担不了太多的额外任务。中国慈善家：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有学者担心中国已染上拉美病。为此，在缓解一些社会问题上面，也不乏企业家出钱出力，积极参与其中。类似友成基金会这样的公益慈善机构，就是由一批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共同发起的。那么在您看来，企业家群体能在中国慈善业发展的进程当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汤敏：首先可以肯定，企业家是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把自己的企业搞好，把产品做好、创造就业、交税，是企业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公益慈善是一项全民参与的事业。在中国，首先是政府的对公益事业的政策；其次是公众参与；再次，才是看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群体不但可以在资源上帮助公益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可以亲自参与。这是一个需要合作的关系，是一项广泛的公益事业。中国慈善家：回望美国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伴随经济急速发展，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私人手中。这也促使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富豪纷纷建立慈善基金会，从而推动了美国慈善业发展和社会改良，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业也从彼时发端。而今日中国，财富的迅速积累同样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潜伏。二者之间究竟有何迥异之处？汤敏：实际上，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家都在办基金会。当然，在其他的方面，简单拿美国与中国对比，恐怕是不太合适的。中国的大量财富是掌握在政府和国企手里，仅有一部分财富掌握在企业家手中。另外，毕竟一百多年过去了，世界上很多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公益慈善事业的运作也越来越成熟了。我们没必要完全地重复十九世纪的模式。最近国际上公益慈善事业新模式，如社会企业、社会风险投资等等，我们可以跨越式发展，直接运用新的模式。在其他的领域也是一样，我们无法全盘照搬一百多年前的美国模式。社会应对行善者宽容在中国的公益慈善领域，长期以来市场是比较扭曲的，主要是一些不受监管的公办的公益组织把这个市场扭曲了中国慈善家：中国的公益事业才刚刚开始，发展势头也很好，包括很多企业家也都成立了基金会、NGO，但这个领域近期也出现了不少的风波。在您看来，对中国公益慈善领域而言，主要需要改进哪些方面？汤敏：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更好、更宽松的环境。要做好、做强公益事业，一个宽松的环境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其次，很多政策也需要调整。比如像监管、税收、各种规章、法律以及NGO组织的注册等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同时，社会的公众舆论也需要保持一个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在这段时间，像郭美美事件，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冲击很大。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少数的不受监管的公办基金会出的问题。这些机构出问题是迟早的事。但是社会上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对公益事业一律指责。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事件的发生对公益事业的推动与发展是非常有益的。这个事件体现了公众要求更高的透明度，要求更规范地运作，这些要求非常好，可以使公益事业发展得更健康。中国慈善家：确实，社会的进步固然离不开公众的监督，但许多东西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应该允许有一个学习和试验的过程。汤敏：中国目前在公益事业上为什么发展比较慢？凡事都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的公益事业刚刚起步。公益事业在中国应该就像我们民营企业在八十年代初的阶段，是刚刚发展起来。不管是从政府到企业、到企业家、到社会，对它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要求得太高，有时候会把一些萌芽给掐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向前看。当然，跟几年前比我们有了很大进步，前面说的问题虽然都还存在，但也慢慢地都在松绑，包括政府部门对公益组织的一些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中国慈善家：今后，对企业家做慈善，我们的社会是否应有一定的容忍度？汤敏：对，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民营企业的的发展问题就有一定容忍度，比如允许深圳办特区做一些试验、允许傻子瓜子犯点错误。实际上，在这些新领域，本来就没有规范，或者有的规定本身就是十分不合理的，是逼良为娼的规定，是恶法。在这些规定没有改革之前，按这些规定的规范化，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一开始就要求一切都必须尽善尽美、不能违反一点规定，也是不现实的，公益事业同样如此。我们社会要逐渐培养好心态，不断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我的微博前几个月引用了民政部慈善司前司长王振耀的一段话，这段话非常好，可以用来参考这个问题。王振耀在“现代慈善的十大基本理念”一文中强调，对行善者要宽容而不是苛责。现代慈善的行为方式较为优雅，而在中国，常见到不捐赠者比捐赠者更有道理、甚至以高调反慈善为荣的极端现象。慈善何以改变中国？没有一个模式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连商业都在不断创新，对刚刚发展起来的公益慈善事业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慈善家：如今舆论上有不少呼声很尖锐，相比之下，具有民粹倾向的思想似乎占了上风，比如，对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等目标提出质疑。您对这种现象有何看法？汤敏：现在，中国的舆论环境已更为开放。其实这些舆论以前并非没有，只是没被听到，没有渠道可供抒发。这些民粹思想一直存在，现在随着微博的迅速发展，舆论也就越来越自由。听到一些这样的声音是正常的。中国慈善家：像微博这样的新技术，对公益慈善发展、对提高社会民主化而言，您认为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汤敏：微博是一个技术平台，对于民主化提高、对于老百姓的交流、对于表达思想有很大帮助，但它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有一些人在微博上发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言论、谩骂、传播谣言等等。当然，这是在所难免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以前欧美国家都是批评发展中国国家不民主、不自由，比如在伦敦暴乱时，他们也很讨厌一些煽动老百姓抢劫的短信，真有事情碰到他们的头上，他们也会采取一些强制的措施；再比如，美国的费城铁路，发生问题后他们就把火车上的网络给关掉了。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一个工具可以用它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不能因为有人利用这个工具做坏事，而把工具否定掉。中国慈善家：是啊，不可因噎废食。如今您也在研究一些新的慈善模式，用于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其中有没有您认为比较好的？汤敏：慈善有多种模式，没有哪个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社会很复杂，这么多的方方面面，没有一个模式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因此会有多种模式的存在。很多新的模式不是非常成熟，还值得我们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连企业、商业都在不断创新，对刚刚发展起来的公益来说更是如此。我更关心的是公益教育，同时还有社会投资方面的问题，因为我是学经济的，对这方面更关注。“社会创新”以人为本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做公益。公益事业跟做企业一样，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差的，也需要不断发展中国慈善家：中国慈善业发展需要许多的支撑条件。现在听到不少人抱怨，认为我们主要缺的是政策、缺是的企业家捐钱。在您看来，我们的公益慈善主要缺什么？汤敏：在我看来，其实我们最缺的是人，一批以专业的方式来做公益的人。很多人认为公益就是志愿者，都是些奉献者、殉道士们，其实不是。公益本身就是一个事业，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一个能够拿到体面收入的工作。像美国这些地方，有10%的就业是在公益领域。中国城市有三亿多就业，10%就是有三千万全职的人跟大家一样上下班和体面地生活。公益是能容纳三千万人的事业，它就跟你们做媒体是一样的事情，虽然不是赚大钱，但可以有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我们现在缺的是大批年轻人，把公益事业要当成一个正当的职业，拿到甚至比社会平均工资高一点的收入。我们现在需要大批专业的人参与推动公益事业。中国慈善家：中国的公益事业，今后主要还是要靠更多专业的年轻人。汤敏：但目前国内还没有真正能够系统推动公益事业、推动社会创新发展的平台。我们正在筹备成立一所新公益大学，我去友成基金会主要就是为推动这件事。友成新公益大学应该是这样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也是一个智库：它通过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各方资源，用参与式教育和基地实践的方式，为企业、为政府、为社会来培养社会创新人才和社会发展。中国慈善家：是否可以说，如果我们能培养出更多的人去发现许多政府和企业解决不了、社会又特别需要的一些新方式、新方法，我们的公益慈善事业才能发展得更好？汤敏：我们的确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做公益。公益事业跟做企业一样，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差的，但做公益比做企业还难。而且，做公益本身，也像做企业一样需要不断发展。比如说，有个最新的理念，就是用做企业的方式来做公益。现在西方理论发展出了企业社会投资的概念，并出现了一批社会企业，它跟企业一样，只不过不是为了赚大钱，但也要自我滚动、自我循环，至少能回收成本，而且还要越做越大。它是介于企业和纯公益之间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正在非常蓬勃地发展。中国现在也非常需要这样的新公益方式。(本文来源：中国慈善家 )

⑺ 友成扶贫基金会现任理事长

友成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成员

王平 创始人 理事长

刘吉人 发起人 副理事长

陈东升 发起人 副理事长

汤敏 常务副理事长

朱玫 理事

邓中翰 发起人 副理事长

郭广昌 副理事长

吴亦兵 理事

向文波 理事

郑文凯 理事

康晓光 理事

赵民 理事

陈翀 理事

车建新 理事

吴伯凡 理事

彭壮壮 理事

王名 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