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皮尤基金会

㈠ foundation project是什么意思

foundation project
1、基础工程
2、项目主管
3、基金项目
例句：A Team Foundation project lead has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nd permissions for working on a team project. TeamFoundation
项目主管具有一些其他的处理团队项目的责任和权限

㈡ 什么是皮尤报告

皮尤报告就是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研究报告,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它代表了七个成立于1948年到1979年间的慈善基金会，它们分别由太阳石油公司(The Sun 0il Company)创始人Joseph N．Pew的四个儿女创建。基金会支持文化、教育、环境、健康和人文服务、公共场所政策和宗教等发展。资助方式：种子资金、匹配资金、连续资助、修复、研究、运转预算、特别项目、实习计划、技术援助、交流计划、与项目有关投资、出版、奖学金、会议、研讨会和咨询服务等。资助领域：艺术、文化发展；教育系统改革；环境保护和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健康和人文服务；交叉科学超期课题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宗教宣传等。出版年度报告、资助清单、不定期报告、申请指南等。

㈢ 如何引入社会资本 推动城市建设

刚刚结束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列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六大主要任务,就推进市民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资金保障机制等做出具体部署。

不少受访海外专家认为,实现新型城镇化,要尊重国情,体现中国特色,又需“洋为中用”,以开放心胸吸纳国外经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应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放宽市场准入,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

太平洋建设集团创始人严介和告诉记者:“最新会议决定意味着今后民营资本有机会全面参与中国城镇化,更好地与公共部门共担风险、整合资源、集成创意、分享收益,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率。对于像太平洋建设这样的民营企业而言,是个重大利好。”

其实,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在国外并非新鲜概念。目前,国际上常见做法包括“建设-经营-转让”(BOT)及其衍生模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按契约授予私营企业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

在美国,近年来伴随政府财政吃紧,社会资本日益参与城建。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研究显示,美国州政府越来越多依靠公私合营推动基建项目。美国已有三分之二的州出台了授权公司合营的法律法规。在澳大利亚,公私合营模式广泛应用于交通、教育、卫生等公用事业,降低了政府的投入成本、提高了产出效率、保证了项目质量。

美国森特尼尔市官员大卫·泽罗诺克指出,公私合营模式的核心在于风险共担和收益共享,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共和私营部门均对项目整个周期进行详尽分析。

严介和指出,在中国,类似模式的应用尚处于初始阶段,今后发展完善的道路漫长,中国业界在汲取国外经验教训的同时,需要注意摸索、总结符合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建投融资模式,逐步提高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努力与时代同步,与世界接轨。

此外,本次会议还强调,应“完善地方税收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来自海外的经验也显示,理顺财权与事权的财税体制改革正是稳步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保障。

美国洛杉矶县阿罕布拉市市长沈时康告诉记者,美国城市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联邦政府的税收返还和地方税收。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征税后,以城市人口数量或道路长度等为依据,按照特定方法计算后按比例返还给市政府。这部分资金专用于基建项目。此外,房产税和销售税构成地方政府最稳定的收入来源。

本次会议引起海外关注的另一热点是城市管理。会议强调,要加强城镇化宏观管理,尤其是“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要求规划时“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尊重专家意见”。

原洛杉矶市城建当局规划师黄铁屿说,美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常由政府或居民提出建设或改造要求,举行听证会征求居民意见,经过多次修改后提交居民投票。这种规范的程序,确保了项目顺畅开展。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还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这方面,城镇化比率高,但“城市病”严重的拉美有着前车之鉴。拉美地区有8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但由于长期以来城市发展政策无延续性和缺乏规划管理,城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暴力加剧、贫富分化、教育医疗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薄弱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峻。泛美开发银行行长莫雷诺提醒说,中国城镇化进程目前正在快速推进中,应着力避免类似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㈣ 加润国：全球信教人口有多少

当今世界，究竟有多少人信仰宗教，有多少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的地区分布和发展趋势如何，这是分析国际宗教形势必须回答的问题。由于不同国家、不同信仰的人们在哪些文化现象属于宗教、哪些思想行为属于信教、怎样给众多的思想信仰分类等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以上问题很难找到统一答案。
目前，国际上较有影响的统计数据主要有3种，它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试图说明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需要我们根据机构特点、关注问题、所用方法进行科学分析，作出理性判断。一种是国际民调机构运用统计学原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抽样调查，以总部设在瑞士苏黎世的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盖洛普国际协会）为代表，侧重于说明全球信教人口比例；一种是西方传教研究机构根据传教需要进行的汇总统计，以美国《国际传教研究公报》为代表，侧重于说明全球主要宗教的人口变化；一种是西方研究机构收集各种数据进行汇总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为代表，侧重于说明各大宗教群体的人口规模和地理分布。
全球信教人口比例
最有价值、可以信赖的数据来自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的“全球宗教信仰和无神论指数”。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该机构组织部分成员采访了57个国家的5万多人，询问这样一个问题：“无论你是否去过礼拜场所，你会说你是信教者、不是信教者还是坚定的无神论者？”结果，有59%的人说自己是信教者，23%的人说自己不是信教者，13%的人说自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5%的人不回答。据介绍，以上数据按照受调查国家被覆盖成年人口的份额作了加权，允许3%-5%的误差率，置信水平为95%。据最新报道，该机构又于2014年底对65个国家的6万多人作了同样的调查，结果有63％的人说自己是信教者，22％的人说自己不是信教者，11%的人说自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4％的人不回答。因为两次调查的时间、方法和数据比较接近，我们可以取其平均数，则全球有61%的人口信仰宗教，12%的人口为坚定的无神论者，27%的人口处于中间或潜伏状态。
以上数据之所以可信，是因为它具有机构权威、问题严谨、方法科学的特点。机构权威——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是著名的国际民调机构，成员遍布70多个国家和地区。问题严谨——只有一句话，语意明晰，可以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重复统计。方法科学——选择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抽样调查，按照相关国家和地区被覆盖成年人口所占份额进行加权，给出误差率和置信水平。以中国为例，根据该机构2012年年初的抽样调查，中国有14%的人自称信教，30%的人自称不是信教者，47%的人自称是坚定的无神论者，9%的人不回答。根据该机构2014年年底的抽样调查，中国有7%的人自称信教，61%的人自称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取其平均数，则中国有10.5%的人自称信教，54%的人自称是无神论者，35.5%的人处于中间或潜伏状态，与我们的习惯说法和日常感受相当吻合。征诸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我国信仰五大宗教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1%，三者高度契合。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世界主要宗教群体规模和分布报告”令人怀疑。2012年12月，该机构公布了对全球“8个主要宗教群体”2010年人口规模和地理分布的研究报告。据称：“在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58亿成年人和儿童信仰某一宗教，占2010年世界69亿总人口的84％。”这一数据之所以令人怀疑，最根本的是方法不科学。据其介绍，该结论是通过汇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数据进行综合汇总后得出的。如此杂多的数据来源，相关调查机构是否权威，所提问题是否严谨，所用方法是否科学，均不得而知。该研究把世界观尚未形成的儿童也纳入信教人口之中，把他们分为0-4岁、5-9岁等年龄组，是不科学的。该项研究的资助者皮尤慈善基金会和邓普顿基金会有明显的宗教背景和宣教动机，可能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以中国为例，根据该研究，中国有7亿“宗教无隶属”群体（占全国人口的52.2%）、2.94亿“民间宗教”群体（占全国人口的21.9%）、2.44亿佛教徒（占全国人口的18.2%）、6841万基督徒（包括新教徒、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占全国人口的5.1%）、2469万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1.8%）、908万“其他宗教”信徒（应该是指道教徒，占全国人口的0.7%）。这一结论不仅与我们的习惯说法和日常感受大相径庭，而且与前述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同期调查数据相距甚远，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相关调查数据相距甚远。可见，皮尤研究中心上述研究报告的数据误差较大，可信度较低。
美国《国际传教研究公报》的数据也不容忽视。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该机构的统计数据在我国宗教学界影响较大。根据该报2009年公布的数据，2000年世界人口61.2亿，不信教人口9.1亿，信教人口占85%；2009年世界人口68.3亿，不信教人口9.2亿，信教人口占86%。该数据是怎么得来的不得而知，不好评论，合理推测是从各传教组织收集到的数据汇总而来。
信教人口地区分布
唯一可用的数据来自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的“全球宗教信仰和无神论指数”。根据该机构2012年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世界各地区信教人口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非洲（89%）、拉美（84%）、南亚（83%）、阿拉伯世界（77%）、东欧（66%）、西亚（64%）、北美（57%）、西欧（51%）、东亚（39%）和北亚（17%）。信教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依次为加纳（96%）、尼日利亚（93%）、亚美尼亚（92%）、斐济（92%）、马其顿（90%）、罗马尼亚（89%）、伊拉克（88%）、肯尼亚（88%）、秘鲁（86%）、巴西（85%）等。信教人口比例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中国大陆（14%）、日本（16%）、捷克（20%）、土耳其（23%）、瑞典（29%）、越南（30%）、澳大利亚（37%）、法国（37%）、中国香港（38%）、奥地利（42%）等。坚定的无神论者比例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中国大陆（47%）、日本（31%）、捷克（30%）、法国（29%）、韩国（15%）、德国（15%）、荷兰（14%）、奥地利（10%）、冰岛（10%）、澳大利亚（10%）等。根据该机构2014年底的抽样调查，信教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为泰国（94%）、亚美尼亚（93%）、孟加拉国（93%）、格鲁吉亚（93%）、摩洛哥（93%）等，信教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为中国大陆（7%）、日本（13%）、瑞典（19%）、捷克（23%）、荷兰（26%）、英国（30%）等。
由此可见，发达及较发达地区和国家信教人口比例较低而无神论者比例较高，欠发达地区和国家信教人口比例较高而无神论者比例较低，社会主义国家信教人口比例更低。该调查还显示，信教比例与个人收入及受教育水平密切相关。低收入人群有宗教信仰的比高收入人群高17%，受教育程度在初等以下的人群有宗教信仰的比受教育程度在高等以上的人群高16%。具体说，20%的低收入人群有66%的人信仰宗教，20%的中低收入人群有65%的人信仰宗教，20%的中等收入人群有56%的人信仰宗教，20%的中高收入人群有51%的人信仰宗教，20%的高收入人群有49%的人信仰宗教；初等教育程度以下人群有68%的人信仰宗教，中等教育程度人群有61%的人信仰宗教，高等教育程度以上人群有52%的人信仰宗教。
信教人口变化趋势
（一）20世纪全球信教人口变化趋势
按照美国《国际传教研究公报》1991年、1996年和2009年公布的数据：1900年，全世界16.2亿人口中有325万人不信教者，信教人口占99.81%；1970年，全世界36.1亿人口中有29亿人信教，占80.38%；1980年，世界43.7亿人口中有34.6亿人信教，占79.18%；1985年，世界47.8亿人口中有37.6亿人信教，占78.74%；1990年，世界53亿人口中有42亿人信教，占79.22%；1996年，世界58亿人口中有11亿人不信教，信教人口占81%；2000年，世界61.2亿人口中有9.1亿人不信教，信教人口占85%。可见，上世纪前85年，全球信教人口下降很快，1985年以后止跌反弹。以上数据是怎么得来的不得而知，可信性与准确性不好判断。征诸国内的相关判断，可能存在高估问题。例如，1979年，任继愈先生说，全世界42亿人口中有25亿人信教，占59.5%，后来人们多用2/3的笼统说法；2001年，江泽民同志说，全世界61亿人口中约80%信教。但反映出来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二）21世纪全球信教人口变化趋势
按照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2005年和2012年初两次抽样调查的加权平均数，全球信教人口比例从77%下降到59%，下降了18%，而无神论者比例从4%上升到13%，上升了9%。从两次调查均涉及的39个国家和地区的加权平均数看，信教人口比例从77%下降到68%，7年间下降了9%，而无神论者比例从10%上升到13%，上升了3%，其中22个国家信教人口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最大降幅为23%，最小降幅为1%，平均降幅为9.5%。只有7个国家信教人口出现不同程度上升，最大升幅为6%，最小升幅为1%，平均升幅为2.14%。如果考虑到该调查允许3%-5%的误差率，把下降幅度和上升幅度在5%以内的忽略不计，则有15个国家的信教人口比例下降，降幅为12.47%；只有4个国家的信教人口比例上升，升幅为4.2%。信教人口比例下降的国家是信教人口比例上升国家的3倍多。
可见，进入本世纪后，全球信教人口比例已停止上升，重新回到了下降轨道。如果从2012年年初和2014年年底两次抽样调查的最新情况看，全球信教人口比例又从59%上升到63%，而无神论者比例从13%下降到11%。如果排除两次抽样的国家有所不同和3%-5%的误差率，那么，当前已出现了全球信教人口比例止跌徘徊现象。
（三）发达国家信教人口下降趋势
上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信教人口一直在减少。据《剑桥无神论指南》介绍，从上世纪中期到本世纪初的半个世纪中，信仰上帝的人口，瑞典减少33%，荷兰减少22%，澳大利亚减少20%，挪威减少19%，丹麦减少18%，英国减少16.5%，希腊减少12%，比利时减少11%，加拿大减少7%，日本减少3%；不信上帝的人口，加拿大从1985年的23%增加到1999年的30%，英国从1979年的24%上升到1999年的39%，瑞典从1947年的8%上升到1991年的46%，美国无宗教信仰人口从1990年的8%上升到2001年的14%。
进入本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信教人口比例下降更快。按照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的抽样调查，信教人口比例，美国从2005年的73%下降到2012年的60%再下降到2014年的56%，加拿大从2005年的58%下降到2012年的46%，法国从2005年的58%下降到2012年的37%，瑞士从2005年的71%下降到2012年的50%，德国从2005年的60%下降到2012年的51%。2014年年底，英国信教人口比例下降到30%，已跻身于信教人口比例最低国家行列。
（四）欠发达国家信教人口增长趋势
近年来，少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治理不善，民族、宗教矛盾突出，出现了信教人口比例不降反升、无神论者比例下降乃至消失的异常现象。越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30%的人自称信教，65%的人自称不信教，几乎无人自称无神论者，说明宣示无神论在该国近年来的文化氛围中已不适宜。类似情况还有土耳其、中国香港地区和美国。土耳其只有23%的人自称信教，高达73%的人自称不信教，却只有2%的人自称无神论者。中国香港地区有38%的人自称信教，51%的人自称不信教，只有9%的人自称无神论者。在美国，主流舆论将信教者视为“好人”，认为不信教者“不是好人”，将无神论者视为“坏人”或“不爱国”，因此虽然有44%的人自称不信教，却只有6%的人自称为坚定的无神论者。
各类宗教人口的变化
当今世界存在着非常复杂多样的宗教现象，可以分为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两大类。传统宗教包括世界宗教、民族宗教和部族宗教，世界宗教包括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民族宗教包括犹太教、印度教、锡克教、道教、神道教等，部族宗教包括非洲传统宗教、美洲印地安人宗教、澳大利亚土著宗教和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等。新兴宗教是19世纪中期以后创生的新教派，如摩门教、巴哈伊教、创价学会等。关于各类宗教的信仰人口，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没有数据，美国《国际传教研究公报》和皮尤研究中心有汇总数据，但误差较大。
按照美国《国际传教研究公报》2009年提供的历史数据，从1800年到1900年，全球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者分别从1万和30万（合计31万，占世界人口的0.03%）增长到23万和303万（合计326万，占世界人口的0.2%），新兴宗教信徒从无到有达到595万（占世界人口的0.36%），伊斯兰教信徒从0.9亿（10%）增长到2亿（12.34%），印度教信徒从1.08亿（12%）增长到2.03亿（12.53%），锡克教信徒从180万（0.19%）增长到296万（0.18%），基督宗教信徒从2.05亿（22.68%）增长到5.58亿（34.46%），佛教信徒从0.69亿（7.67%）增长到1.27亿（7.83%），犹太教信徒从900万（0.1%）增长到1200万（0.08%），中国民间宗教信徒从3.1亿（34.3%）增长到3.8亿（23.47%）。可见，19世纪全球信教人口发展变化的特点是：无神论者增长23倍，无宗教信仰者增长10倍，新兴宗教从无到有，基督宗教信徒及其占世界人口比例明显增长，伊斯兰教信徒和印度教信徒成倍增长而占世界人口比例略增，佛教信徒和锡克教信徒明显增长而占世界人口比例略降，犹太教信徒和中国民间宗教信徒略增而占世界人口比例明显下降。
综合美国《国际传教研究公报》1996年和2009年提供的数据，从1900年到2000年，全球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者分别从23万和303万（合计326万，占世界人口的0.2%）增长到1.5亿和7.6亿（合计9.1亿，占世界人口的14.9%）；新兴宗教信徒从595万（占世界人口的0.36%）增长到1.1亿（1.8%），锡克教信徒从296万（0.18%）增长到2100万（0.34%），伊斯兰教信徒从2亿（12.34%）增长到12.4亿（20.2%），印度教信徒从2亿（12.5%）增长到8亿（14.6%），基督教信徒从5.6亿（34.5%）增长到20.2亿（33%），佛教信徒从1.3亿（7.9%）增长到3.6亿（5.9%），其他民族宗教信徒从1.2亿（7.25%）增长到2.4亿（4%），犹太教信徒从1200万（0.76%）增长到1400万（0.22%），部落宗教信徒始终在1亿左右（从占世界人口的6.6%下降到1.8%），中国民间宗教信徒从3.8亿（23.5%）下降到3.7亿（6%）。可见，上世纪全球信教人口发展变化的特点是：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者极速增长，分别增长642倍和251倍；新兴宗教信徒快速增长，增长16倍；锡克教信徒、伊斯兰教信徒、印度教信徒、基督宗教信徒、佛教信徒、其他民族宗教信徒增长较快，分别增长6倍、5.2倍、3倍、2.6倍、1.8倍、1倍；犹太教信徒略有增长，部落宗教信徒几乎没有增长，中国民间宗教信徒略有下降。
2012年12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对全球“8个主要宗教群体”2010年人口规模和分布的研究报告。据其介绍，所谓“8个主要宗教群体”是指基督徒、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宗教无隶属群体、民间或传统宗教群体、其他宗教信徒和犹太教徒，其中“宗教无隶属群体”包括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那些不认同自己属于任何特定宗教信仰的人，“民间或传统宗教”包括非洲传统宗教、中国民间宗教（涵盖民间信仰及相关民俗和迷信，如清明上坟、看风水等）、美洲原住民宗教和澳大利亚土著宗教，“其他宗教”包括“巴哈伊教、耆那教、神道教、锡克教、道教、天理教、巫术、拜火教和许多其他宗教”（涵盖部分民族宗教、部分新兴宗教、部分民间信仰、部分民俗和迷信）。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基督徒有22亿（占世界人口的32％，其中50%为天主教徒、37％为新教徒、12％为东正教徒、约1％为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会等新兴宗教的信徒），伊斯兰教信徒16亿（占世界人口的23％，其中87％-90％为逊尼派、10%-13％为什叶派），宗教无隶属群体11亿（16％），印度教信徒10亿（15％），佛教信徒5亿（7％），民间或传统宗教信徒4亿（6％），其他宗教信徒5800万（1％），犹太人1400万（0.2％）。87%的基督徒在美洲、欧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分别占世界人口的37%、26％、24％），98%的伊斯兰教信徒在亚太、中东北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分别占世界人口的62％、20％、16％），99%的印度教徒、99％的佛教徒、90％的“民间或传统宗教”信徒、89％的“其他宗教”信徒、76％的“宗教无隶属”群体在亚太地区。
全球信教人口变化的理论阐释
19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革命的推进，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推进，全球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者人数迅速增长，新兴宗教从无到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信教人口下降趋势。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现代化、世俗化进程加快，特别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东西方冷战的强大影响，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者人数极速增长，新兴宗教信徒快速增长。在世界总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部族宗教信徒停止增长，中国民间信仰信徒人数开始下降，其他传统宗教信徒人数虽有较快增长，但在全球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由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盛行，非西方国家世俗民族主义道路失败，特别是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宗教在全世界范围内活跃起来，出现了“传统宗教复兴、新兴宗教崛起、邪教组织泛滥、宗教影响扩大”的局面，西方学者称之为“上帝的报复”（上帝对社会世俗化潮流的逆转）和“宗教复兴”。
进入本世纪以来，受“9·11”事件、反恐战争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特别是受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组织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和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用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比拟反恐战争刺激，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罕见的反宗教情绪，掀起了被称为启蒙2.0的“新无神论”运动，一些著名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电影制片人、电视辩论家和新闻记者等通过出书、登广告、拍电影和电视纪录片、开辩论会、办网站、诉诸法律等多种手段进行反宗教宣传，再加上不断曝出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娈童丑闻，使宗教的可信度大大下降，导致西方信教人口急剧减少。另一方面，某些发展中国家由于世俗民族主义失败，传统社会主义受挫，导致宗教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崛起，使宗教的影响不断扩大，继续给人以“宗教复兴”的印象。特别是一些冲突较多地区出现的宗教极端主义猖獗和无神论者消失的现象，更给人以某种向中世纪回归的感觉。
综合来看，宗教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如下突出特点：一是全球信教人口比例快速下降，从2001年的约80%（见江泽民《论宗教问题》）下降到目前的约60%（见前述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的数据）。二是几大主流宗教的信徒人数持续增长，全球基督宗教信徒人数从2001年的约20亿增长到约22亿，伊斯兰教信徒人数从2001年的约12亿增长到约15亿，印度教信徒人数从2001年的约8亿增长到约10亿，佛教信徒人数从2001年的约3.6亿增长到约4.9亿（2001年数据来自江泽民《论宗教问题》，当前数据中，伊斯兰教来自中东国家的主流说法，其他宗教来自前述皮尤研究中心数据）。三是宗教的国际格局持续变化，基督宗教继续向欧洲和美洲以外传播，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继续向欧美传播，但各大宗教的中心和重心并未改变。四是宗教的国际影响持续扩大，在冷战结束导致世俗意识形态纷争突然弱化的情况下，宗教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影响突然扩大，成为局部战争、文明冲突、国际政治和人权斗争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看，当前国际宗教形势的基本特征是：世俗化进程加速发展，原教旨主义异军突起，宗教极端主义恶性膨胀，宗教的网络化势不可挡，宗教非政府组织日益活跃。当前国际宗教形势的地区特征是：欧洲世俗化加速、“恐伊症”凸显，美国新无神论崛起、基督教新右翼过气，俄罗斯东正教复兴、伊斯兰教发展，拉美天主教强大、新教徒增长，非洲传统宗教衰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争锋，中东激进势力上升、宗教矛盾突出，中亚“三股势力”抬头、挑战世俗政权的治理能力，南亚印度教势力上升、宗教冲突加剧，东南亚南传佛教活跃化、伊斯兰教板块化，东亚宗教民族主义崛起、海外传教强劲。（作者系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㈤ 如何利用台外资源，引入社会资本

不少受访海外专家认为,实现新型城镇化,要尊重国情,体现中国特色,又需“洋为中用”,以开放心胸吸纳国外经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应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放宽市场准入,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

太平洋建设集团创始人严介和告诉记者:“最新会议决定意味着今后民营资本有机会全面参与中国城镇化,更好地与公共部门共担风险、整合资源、集成创意、分享收益,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率。对于像太平洋建设这样的民营企业而言,是个重大利好。”

其实,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在国外并非新鲜概念。目前,国际上常见做法包括“建设-经营-转让”(BOT)及其衍生模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按契约授予私营企业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

在美国,近年来伴随政府财政吃紧,社会资本日益参与城建。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研究显示,美国州政府越来越多依靠公私合营推动基建项目。美国已有三分之二的州出台了授权公司合营的法律法规。在澳大利亚,公私合营模式广泛应用于交通、教育、卫生等公用事业,降低了政府的投入成本、提高了产出效率、保证了项目质量。

美国森特尼尔市官员大卫·泽罗诺克指出,公私合营模式的核心在于风险共担和收益共享,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共和私营部门均对项目整个周期进行详尽分析。

严介和指出,在中国,类似模式的应用尚处于初始阶段,今后发展完善的道路漫长,中国业界在汲取国外经验教训的同时,需要注意摸索、总结符合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建投融资模式,逐步提高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努力与时代同步,与世界接轨。

此外,本次会议还强调,应“完善地方税收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来自海外的经验也显示,理顺财权与事权的财税体制改革正是稳步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保障。

美国洛杉矶县阿罕布拉市市长沈时康告诉记者,美国城市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联邦政府的税收返还和地方税收。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征税后,以城市人口数量或道路长度等为依据,按照特定方法计算后按比例返还给市政府。这部分资金专用于基建项目。此外,房产税和销售税构成地方政府最稳定的收入来源。

本次会议引起海外关注的另一热点是城市管理。会议强调,要加强城镇化宏观管理,尤其是“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要求规划时“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尊重专家意见”。

原洛杉矶市城建当局规划师黄铁屿说,美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常由政府或居民提出建设或改造要求,举行听证会征求居民意见,经过多次修改后提交居民投票。这种规范的程序,确保了项目顺畅开展。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还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这方面,城镇化比率高,但“城市病”严重的拉美有着前车之鉴。拉美地区有8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但由于长期以来城市发展政策无延续性和缺乏规划管理,城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暴力加剧、贫富分化、教育医疗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薄弱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峻。泛美开发银行行长莫雷诺提醒说,中国城镇化进程目前正在快速推进中,应着力避免类似问题。

㈥ 美国税收制度改革对老房奴有什么影响

美国最新税改方案细则
华人们最关心的、直接影响我们钱包的税改方案，到底有哪些变动呢？
1、税率等级：变简了！
税改前：个人所得税率从七级：一共是10%,15%, 25%, 28%, 33%, 35% 以及最高的39.6%.
税改后：个人所得税也简化成3个等级：12%、25%、35%。富裕阶层的39.6%税率将保持不变。
2、个人免税额（Personal Exemption）：取消了！
税改前：每一个纳税人都拥有$4050的额度，纳税人的妻子、家庭成员也拥有相同配额。
税改后：取消纳税人的$4050的个人免税额的减免额度。
举个栗子：4口之家，夫妻共同工作，有两个孩子的。取消个人税务豁免（Personal exemption），每人4050美元，4口之家就是16200美元；这样一来除了多出来这部分（162000美元）需要多交税，不但税务负担增加，也很可能因此升级到下一个高税率级别。
3、标准扣除额（Standard Dection）：双倍了！
税改前：单身人士的标准扣除额$6,350，夫妻所得报税的标准扣除额从$12,700
税改后：单身人士的标准扣除额是$12,000，夫妻所得报税的标准扣除额是$24,000
税改后，这些群体将完全不用交税：
年收入$12000以下的单身
年收入$24000以下家庭
【税改前/现行】个人所得税应税额计算公式：
应税收入taxable income =调整后毛收入adjusted gross income—扣除额dection —个人免税额 personal exemption
【税改后】个人所得税应税额计算公式：
应税收入taxable income =调整后毛收入adjusted gross income—扣除额dection（变成之前2倍）
（美国税务知识科普：每个报税人都有基本免税收入，超过这个额度才开始征税。在美国有2类免税收入①标准扣除额 ②递减扣除额：适用于高收入人群。报税这选择其一，据国税局统计，美国2/3的人使用第一种方式。）
4、单身居民个人所得税税率：大部分降了！
单身收入变动表：
0 — 9525美元 ：税率10%将上升到12%
9525 — 38700美元：税率15%下降到12%
38700—45000美元：税率 25%下降到12%
45000—93700美元：税率维持25%不变
93700—195450美元：税率28%下降到25%
195450—200000美元：税率33%下降到25%
200000—500000美元：税率33%上升到35%
>500000美元以上：税率39.6%下降到35%
5、夫妻共同报税个人所得税税率：大部分降了！
夫妻合报变动表：
0—19050美元：税率10%上升到12%
19050—77400美元：税率15%下降到12%
77400—90000美元：税率25%下降到12%
90000—156150美元：税率维持25%不变
156150—237950美元：税率28%下降到25%
237950—260000美元：税率33%下降到25%
260000—100000美元：税率33%上升到35%
大于1000000美元以上：税率维持39.6%不变
税改后：各类型家庭减税情况
年收入3万、单身报税、无孩：减税$188
年收入4万8、家庭报税、无孩子：减税￥19
年收入5万2千、单身报税、2孩：减税$895
年收入8万5千、家庭报税、2孩子：减税$1072
年收入16万5千、家庭报税、2孩子：减税$1373
年收入32万5千、家庭报税、2孩子：减税$6410
年收入200万、家庭报税、2孩子：减税$35118
年收入100万、家庭报税、2孩子：减税$59130（个人和公司合并报税20万）
6、儿童税收抵免额：涨了！
税改前：17岁以下儿童的税收抵免$1,000
税改后：17岁以下儿童的税收抵免$1,600，提议将提供每个家庭$300的税收优惠。
7、房屋贷款利率税收减免额度：降了！
税改前：原先只要带息贷款在100万美金以下的个人，都能享受税收减免。
税改后：把享受贷款税收额度上限降为50万美元。
（注意：是指贷款超过50万美金，不是房价50万，并且只针对新贷款，不是针对已有贷款，加州11月2日开始实行）
8、州税/地方税税收减免：取消了！
税改前：州税/地方税税收减免
税改后：取消州税/地方税税收减免
9、缩减税收抵免项目：取消大部分！
税改前：税收抵免项目繁多。
税改后：取消了对医疗开支、领养费用、学生贷款利息等税收扣除项目。只保留房屋贷款税收抵免，和慈善馈赠税税收抵免。
10、替代性最低税ATM：取消！
税改前：为避免过度避税，允许的抵扣很少，禁止个人免税额和州税减免同行。
税改后：取消替代性最低税
替代性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 AMT），AMT是透过对设定这些福利的限制，适用于具有高收入的纳税人，这项举措将会影响到近500万美国人！
11、遗产税：取消！
税改前：财产超过549万美元的个人和1100万美元的夫妻将被征收40%的遗产税。在新的税改方案下，财产分别在1098万美元和2200万美元以下的个人和夫妻不需缴纳遗产税。
税改后：预计2024年会完全废止，预计川普家族终将保住百亿美元的家产。
12、美国企业税收：大幅下降！
税改前：企业税率目前是35%
税改后：永久削减公司税，大降至20%
13、海外企业税收：大幅增加！
税改前：美国企业在海外盈收转入美国时，必须缴纳35%的税。
税改后：对美国企业海外获利，最低征税10%，并将企业获利回流美国现金等价物的税率设定为12%，并将非流动性投资的税率设置为5%。组织阻止企业就业、总部、研发流向海外。
力度最大的税改方案，是你想要的吗？
税改方案出炉后，必定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来看看华人朋友们未来的钱袋走向吧！
1、谁收益大？
低收入群体免缴税
年收入在1.2万美元以下的低薪个人，以及年收入在2.4万美元以下的低薪家庭（夫妻二人），不用再缴纳个人所得税。对于这一收入等级的群体和家庭来说无疑的一大喜讯。
年收入10万以下普通中产阶级
举例：旧金山家庭收入中位数$88,518（2015年，Department of Numbers数据）
税改前：属于第三等纳税等级，需要交纳25%的税。去除夫妻报税标准扣除额夫妻报税标准扣除额$12,700，再减去两个人共$8100的个人减免，实际交纳$10854的税。
税改后：属于第三等纳税等级，需要交纳12%的税，去除夫妻报税标准扣除额$24,000，需要交纳7742.16的税。
所以对于这一群体来说新提案在旧的基础上减了2000多刀。
低龄儿童家庭
对于有孩子的家庭，美国的税收政策一向都给予优惠，税改后，力度将更大。未来17岁以下孩子的家庭，税收减免从$1000提升到$1600,再加上额外300刀的税收优惠。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年薪在$480,050-$1,000,000的超高收入家庭
夫妻联合报税本身就可以为家里减免不少税，再看看位居仰望级别，仅次于大富豪的超高收入家庭，一年可以少交的4.6%的税（39.6%-35%），报税省下的钱都能买一部豪车了！
对大部分华人公司影响很大
这项政策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谷歌苹果这样的大公司，还包括所有的小公司。而华人来美国很多都是自己创业，例如中餐馆、律师楼、牙科诊所、会计所等等。之前，因为企业税很高，大部分华人老板，会选择先不支付公司税，而是分别由公司的负责人(老板或合伙人)通过个人税的方式承担。而现在税改之后，企业税仅为20%，很多公司会直接选择通过公司来报税了，因为这样更划算。
同时，对于小的华人创业公司来说，原本他们没有能力把公司搬到海外，高额的企业税给他们的运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如今企业税勐降，他们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能够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有媒体预测，税改方案若实施，将在未来十年为美国公司、小商业主及个人减税6万亿(兆)元！
最大赢家还是大大富豪们
川普虽承诺任何改革将集中在中产阶级、主要为中产阶级减负，但实际上富人得利最大。获益最多的是占全美家庭总收入20%的富人，年收入48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目前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级保持39.6%不变，但是遗产税可能会被永久性废除。
另外，替代最低税（AMT）将被取消，据说川普竞选总统民众要求他交出税表。当上总统后公开税表，结果他去年才缴了25%的税，而这个25%里面的23%就是替代性最低税，要不是因为有替代性最低税的存在，川普可能会交的更少。所以这应该是川普最讨厌的一项吧，取消替代性最低税也是意料之中。从多个条款来看，富人家庭都是最大受益者。
2、谁吃亏？
高房价地区的买房族
原本房贷利息抵税政策受惠最大的群体是购买大房子（房价贵），交纳很高房贷利息的的高收入家庭。华人就是这一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华人主要聚集在旧金山湾区、洛杉矶、纽约等城市，多数地方买个小房子都是上百或几百万刀，税改方案规定，贷款超过50万刀不能享受税收减免，这对于高收入贷款买房的的华人家庭来说是一大重创！
比如：年收入 50,000美金
税改前：每年交纳的房屋贷款利息是5,000美元，那么国家只收你45,000美元的收入所得税
税改后：如果贷款超过50万刀，那么房贷利息将不能作为收入所得税的抵扣部分。
大于50万美元的房屋抵押贷款主要集中在加州，纽约州，弗吉尼亚州，新泽西州，德克萨斯州，伊利诺伊州，马里兰州，华盛顿和佛罗里达州。从图中可以看出 ，华人聚居的北加湾区，南加的洛杉矶，纽约这一比例都在百分之20以上。而加州就占全国的45.7％，这其中华人的贡献不小。
不过相对加州来说，最心酸的应该是纽约。大州中，“房价高，税也高”的是纽约州；“房税高，但房价不高”的是德州；“房价高，但房税不高”的是加州。所以，纽约最吃亏。总的来说美国大城市的房虫要哭晕！
高薪单身人士&湾区双码农
个人和夫妻所得税乍一看几乎都比之前的低或者持平，但是有一栏却格外的刺眼。在税改计划中个人收入$200,000-$424.950和夫妻收入$260,000-$424,950这两个区间所得税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
说来心塞，湾区的双码农家庭基本都逃不出这个圈了，有华人朋友吐槽，原以为税改后每年报税时不会那么心塞，看来以后是要滴血了。
再加上房贷利息抵税让这样的家庭房贷压力更大了，贷款抵税额度降到50万后，还款压力明显变大，为了能供的起房贷，他们可能会选择买小一点的房子。
5人以上的大家庭
新税改将取消$4,050中个人免税额，对于人口数大于5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区间减少的个人所得税3%税率，比不上个人免税额的减免，对于这样的家庭并不会减税，而是增税。
3、对谁不痛不痒没影响
高收入中产阶级
2015年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将中产阶级家庭定义为，收入为该州收入中位数的67%-200%的家庭。拿旧金山家庭收入中位数为例，年收入16万属于高收入中产家庭。
税改前：去除标准扣除额12,000，28%的税率，减去个人减免项8,100，最终扣税33,340
税改后：去除标准扣除额24,000, 25%的税率，最终扣税3,4000
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交税额度差别，简直的九牛一毛，改成啥样都无关痛痒了。
共和党这次提出的草案虽然还未最后定夺，但看川普的口气，也八九不离十了。这份税改关乎每个家庭的“财路”，出炉的那一刻，整个美国都不淡定了！
外国媒体：
CNN：造福少数人，忽悠一群人....
abcNEWS：60%的美国人都认为川普税改是为富人造福
MSNBC：川普才是最终获益者，并非中产阶级.

㈦ 皮尤民调的结果是什么

2017年2月16日至3月15日进行的皮尤民调显示，无论是美国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比例都出现较大升幅。

皮尤研究中心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显著改善与他们对美国经济状况的乐观情绪大幅增强有关。民调显示，目前5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状况良好，比例远高于去年的44％。

㈧ 皮尤研究中心的介绍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是美国的一间独立性民调机构，总部设于华盛顿特区。该中心对那些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态度与潮流提供信息资料。皮尤研究中心受皮尤慈善信托基金资助，是一个无倾向性（non-advocacy）的机构，而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既资助无倾向性项目，也资助倡议性项目。2012年10月16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对3000多名中国人的一项调查。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社会不公和食品安全问题感到担忧。

㈨ 调查得到的“民意”靠谱吗

现在流传的很多“民意”数据，往往不能反映老百姓真实的想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调查本身“不靠谱”。

【“水军”乐园——网页调查】

民意调查发展的势头不错，但与此同时，一种不太正规的调查发展得很快，那就是网页调查。在网页上弄几个问题，不知道什么身份的人跑来填一通就完事了。而且很多很正式的议题都用这种方式来做。

网页调查其实是没有代表性的，不能做为可靠数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搞了不少网页调查，但在页面下方专门有提醒：“本调查非科学调查，仅供参考。”

然而，目前网页调查在中国媒体上非常流行，原因是成本低、且能紧密配合热点。比如某些门户网站上有无数网页调查，以至于对我们形成了一定挑战。

我们曾经帮某市政府调查机动车限行，对该市私家车司机进行调查，结果83%的人接受这个安排，私家车主也把这个看作自己为城市环保做出的贡献。而某门户网站发表了一个调查结果，竟有79%的人反对。第二天报纸就批评我们做假，说我们拍政府马屁。

后来该市交通委觉得很难办，请我们去解释。我们的做法很简单，分析门户网站的访问对象。第一，89%的网上答题者不生活在该市；第二，答题者中只有21%有私家车，反对的人绝大部分没有私家车；第三，“有车族”的支持率超过“无车族”的支持率。所以那次我们开完技术性的发布会后，媒体的质疑声就消失了。

科学调查有几个重要特点：可回溯性、可重复性、可验证性、可解释性。如果别人问你的结果怎么弄出来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得到的就是这个高那个低，那肯定就是游戏了。网页调查就缺乏科学调查的这些特点。

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所谓民调，实际上就是网页调查。网页调查本来它就是错的。而且网上的调查是可控的，即使一个IP只允许做一次调查，我也可以动员一大批水军。这样的话，谁发动人多，谁就胜了。这样做用来造势可以，但不能作为科学调查来用。

【媒体上认真你就输了】

近期，央视的街访“你幸福吗”“你爱国吗”等等也很红火。但媒体上做的调查，千万不要当作科学性调查。

第一是问法有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处在镜头之下的受众被访问时不是常规心情。我们做调查，也有电视台要来拍摄这个调查是怎么做的。被拍摄的人最终都是被我们踢出样本的，不放在统计范围内的。一个在电视机下面说话的人，会选择性回答，所以不是一个常规答案。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体用调查的方式呈现的，基本上就是娱乐性的，别把它当真。“姓啥？姓刘。姓啥？姓袁。不姓福。”听一听，笑一笑就完了，也别老说这个不科学，本来就不是。

媒体上没有“科学”。媒体有可能会公布一个科学的调查结果，但是说实话，科学结果通过媒体公布是没有收视率的。通常他们公布一串数据什么的，老百姓看到三个以上数据就换台了。换言之，媒体上做出来的是不科学的，而媒体上公布的科学信息，没人看。最后的结果是，科学很少通过媒体表现出来。

当然，我们与媒体的合作还是蛮多的，近期还发布了和新华社合作的各个省市形象的研究。但是媒体上多为热点问题，尤其和两会等重大政治事件结合的问题。还有些媒体拿着调查报告，自己搞活动，让大家来开会赞助，当成盈利模式。有时候他们嫌烦就自己搞一个，有时候他们有点钱就找我们，因为找我们就比较贵，自己干的话，随便干干就无所谓了。三次里面会找我们一次，还有两次自己干了。

总的来说我们国家媒体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不够。媒体在这方面没有预算概念，每次跟我们谈都说“资源交换”，可我们基本上不做广告。但是没办法，有些媒体还比较有影响。现在我们和新媒体合作比较多。

【差问题让人“伤不起”】

我之前在讲“小姐”调查等案例时就提过，很多人对调查要研究的问题知之甚少，或平时没有仔细想过，有时候调查对象都不知道自己在回答些什么。

比如提问说：“你对市政府的工作怎么看？”某些人就会回答“不咋地”。为啥？“只要政府干的都不咋地。”这实际上是个成见。而问题问得很泛，回答就会很虚，无助于暴露成见下的思想内容。

一般人平时哪有功夫考虑对市政府怎么看的呢？他很可能是最近，比如被某个交警欺负了一下，对一个具体事件有不满，但在差问题的引导下，变成对市政府的不满。而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们调查最近某事件时，受访者很可能不知道。不知道，我就跟你说说这事是咋回事儿。实际上这个工作要做得很细的。它是要针对特定事件，在特定时期的特定表现，获得人们特定的意见，不是靠一个宽泛的问题就能挖掘出来的。

还有一些差别很有意思，也是差问题无能为力的。比如说对交警的看法。我们发现所有被处罚过的人对交警看法都不好，不管处罚得对还是不对。我们做过实验，对交警的看法和什么有关呢？和交警是不是放你一马有关。交警放你一马了，你就说交警真好。交警对你严格执法了，你就说不好。在抽象的意义上，你问他，一个交警怎么样最好？严格执法最好！到你头上之后呢？放你一马最好！个人的感受和一般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于一个专业的机构来说，话题第一要做得专业，第二要做得通俗。大部分的老师，包括教这些调查研究的老师，他们干这个活干得不专业。有些调查非常业余，研究者不知道一些基本概念，也从来没用精确控制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

【最大的威胁——作弊】

实际上最影响调查质量的是故意作弊，雇佣水军是一种，但在线下调查中，也有作弊的压力。比如局长打过电话了，市长打过电话了，要求你必须改数字。或者某物要涨价，你只要做调查、做听证，大部分老百姓是反对的。哪有我们一听证，老百姓都支持的？一看就是当“托”的嘛，那种“被操纵”的感受很恶劣。

当然，有些真不是托，只是选择性披露的问题。就是只披露和政府立场一致的，其他的都留在内部。所以每次公布民意，给人的感觉就是，老百姓一直都给“yes”嘛。其实可能做了100份调查，只有十几份跟政府立场比较一致，从中再选五六份披露；而百分之八九十意见不一致的，基本上从来不披露。给老百姓的感觉就是，你们做调查全是给政府拍马屁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完全拿不到真实数据。毛主席在湖南农村用传统方法调查体验，写了一个报告，结果不管是拥护毛、反对毛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对中国农民问题了解最透的，否则不会有1949年的胜利。

但在你没有权力的时候，做调查是好的。有权力的时候，调查是假的。毛主席在没有权力的时候，干这个是可以的。可后来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发现，要搞到真实信息太难了。所以他没办法，派自己的秘书下去调查。按理说自己可以用的人多了很多，但却发现农民报告都搞不成了。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一定要“第三人化”。

这一点呢，我觉得美国的制度有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196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取消了美国政府所有的政策研究机构。所以美国是没有政府办的政策研究机构的。包括我们知道的兰德公司，都是在那一年被私有化的。

劳动部当时政策研究机构最多，所以被私有化的也最多。像现在美国的第三大调查公司，就是以前劳动部的，私有化的时候它直接变成了员工持有的公司。其中有一个机构，最后没人要，就送给了芝加哥大学，成了芝加哥大学社会经济调查中心，它在学术调查机构里算排名第一的。

为什么美国国会要出这个规定呢？国会当时的法案指出，政府自己的政策研究，第一是本位主义的，第二都是自圆其说的，第三都是帮那个部门骗国会预算的，第四就是帮政府部门骗国会相信钱花得很好的，以及第五继续骗国会花更多钱的。

取消政策研究机构后，美国的政府部门可以申请政策研究的预算，但一定要公开招标，而且要多个机构来做。实际上，美国智库市场的形成和这个有密切的关系。它等于是强制生成了一个市场。比如你们春秋研究院可以来做研究，而且还不是你们一个研究，政府部门可以雇佣三个机构研究同一个议题。各公司汇报后，政府部门再参考所有的结果制定政策。

但那个钱必须要让第三方去用，不能自己用，不能自己对自己下判断。我觉得中国政府、事业单位下面研究机构还是太多了，说是要加强科学研究，结果还是自己研究自己。

不过，美国的很多民调公司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即使在选举如此多的美国，公司光靠民意调查也是养不活自己的。像着名的盖洛普（Gallup），在其全盛时期只有5%的业务做民意调查，而95%的业务是市场调查。今天盖洛普已经不是一家重要的民调公司，1985年老盖洛普去世，他的儿子对民调公司没什么兴趣，就把他的股份都卖掉了。之后盖洛普转型为一家人力资源咨询（HR Consulting）公司，全球85%的业务都来自于相关咨询。

美国目前最重要的民意调查公司是皮尤。皮尤的建立过程很特殊，一位美国富商在他去世后把财产的一部分，约6000万美元，捐赠建立了一个公共基金会。皮尤公司不接受任何人的资助和委托，只从这个基金会拿钱，做独立民调。所以，皮尤实际上是美国第一家独立民调公司。以前的公司都是要收完钱再做的。

美国传统的三大民调公司是Gallup、Harris、Roper。新的三大民调公司是皮尤（Pew）、佐格比（Zogby）和益普索（Ipsos）。佐格比的创建人佐格比博士偏向于民主党立场，他本人来自于黎巴嫩，他的委托人大部分来自偏向民主党的人士。益普索其实是法国公司，但在美国有很多业务，在全世界的民调中也是最活跃的。

【警惕操纵民调】

如果民调在将来的政策制定上扮演更多角色，我觉得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中国的社会、媒体、企业或者利益集团更多地分裂。

目前，这种操纵民调结果的动机还是很强烈的。不同的报纸在选题和结果的期待上有区别，在华人社会里这种现象还比较多。

任何东西都可以工具化，但即使有工具化的现象，我还是要让大家知道，所有的工具中，我们还是相对中立的。我们从不改数据，如果你一定要改，那我就不做。我们在这一点上，20多年屹立不倒。

有些政府领导对我们的态度就是：我要作弊就不找你，我要造假还找你吗？自己做一个更方便。你还有几根骨头。

我有一次碰到最麻烦的事，某区税务局排名倒数第三，我平时要跟税管员吃个饭都难，结果局长给我打电话：“袁岳同志，我们明晚吃个饭。”这么热情我就知道跟这事儿有关。然后我就装糊涂，跟同事说，今天晚上赶紧把所有的数据报给区长。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我说：“哎呀，你说晚了吧，我昨晚给区长看完了，明年我注意。”后来我都让同事尽量第一时间发掉。

很多事情不是研究本身，在江湖上活着，又要坚持原则，又要和大家相处，要有点小小的生存技巧。

（作者：袁岳，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㈩ 为何说德国美国正渐行渐远

5月15日电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一般已经人尽皆知，而在美国媒体眼中，德国人从来都没有喜欢过特朗普。在这位美国总统8日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德国对其行动的反应甚至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德国企业和德国民众的态度更是大有不同：德企反对的可能是特朗普，但德国人则是变得越来越反美。

由默克尔领导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妥协的谨慎的德国精英，一直在努力阻止迄今为止的反美情绪。但是，随着德国人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并没有因为成为美国盟友而收获太多，（默克尔等人的）这种立场可能会变得站不住脚。大多数人都不认为会出现美国士兵需要捍卫德国抵御侵略的情况，而随着德国与美国价值观差距的扩大以及伙伴关系带来的经济利益逐渐缩小，反美主义却可以成为一张日益吸引人的政治卡牌。

以上内容来自：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