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基金会杨向奎

Ⅰ 孔子深知自己的什么价值

孔子第一次对“仁”作了系统的论述，使之成为“仁学”。还首创“中庸”说，并以仁、中庸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规范，为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奠定了思想、道德基础。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和”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我同意把“仁者爱人”与“和而不同”视为孔子思想核心的看法。“仁”是孔子最高的价值追求，“和”是孔子的理想境界。

孔子的历史影响孔子的思想，以及他所代表的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所说“孔子发展了儒家，使相礼的小人儒变成了君子儒，遂使经学注我，而经学变成了儒家私学。于是经学与儒家合，儒家与教师合，师儒不仅经师，且为人师矣

Ⅱ 关于国学。

你是要写孔子老子的书，还是孔子老子写的书？如果是前者的话，我推荐《史记》和《孔墨的思想》 杨荣国著 三联书店
《古代儒家哲学批判》 赵纪彬著 中华书局
《〈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 古籍出版社
《经学通论》 皮锡瑞著 中华书局
《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 杜国庠著 三联书店
《〈论语〉疏证》 杨树达著 科学出版社
《孔子的教育思想》 陈景磐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孔子的学术思想》 王荫铎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论语〉》新探 赵纪彬著 人民出版社

《孔子、孟子、荀子论乐》（古代音乐论著译注小丛书） 吉联抗译注 人民音乐出版社
《孔子的哲学思想》 严北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大同思想》 侯外庐主编 科学出版社
《孔子讨论文集》（第一集） 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 山东人民出版社
《孔子哲学讨论集》 《哲学研究》编辑部 中华书局
《春秋哲学史论集》 关锋、林聿时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孔子学术思想新探》 王荫铎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孔子思想体系》 蔡尚思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孔子教育思想初探》 许梦瀛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孔子研究》 钟肇鹏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孔子的法律思想》（《中国法律思想史》） 杨景凡、俞荣根著 群众出版社
《儒家辩证法研究》 庞朴著 中华书局
《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国哲学小史》 方克立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孔子教育思想论文集》 曲阜师范学院孔子研究所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论孔丘》 冯友兰著 人民出版社
《孔子评传》 匡亚明著 齐鲁书社
《孔丘》 骆承烈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孔子》 李启谦、徐志祥著 中华书局
《玄儒评林》 张岱年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孔子政治思想的精华》 杜任之、高树帜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评孔纪年》 韩达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论语〉》新解 钱穆著 巴蜀书社
《孔子法律思想研究》（论文集） 乔伟、杨鹤皋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著 学林出版社
《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 杨焕英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孔门弟子研究》 李启谦著 齐鲁书社
《孔子思想研究论集》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编 齐鲁书社
《先秦两汉儒家教育》（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 俞启定著 齐鲁书社
《大教育家孔子》 吕涛编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孔子研究论文集》 中华孔子研究所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论语〉》新译述评 王滋源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儒家思想研究》 吴乃恭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 张文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孔子及其教育思想》 刘锡辰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论语〉》浅解（中国古代文化要览小丛书） 钱逊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
《中国儒学辞典》 赵吉惠、郭厚安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一） 方克立、李锦全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研究》 罗佐才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孔孟荀比较研究》 赵宗正、谢祥皓、高晨阳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评新儒学》 罗义俊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世界文化丛书） 王家骅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现代新儒学概论》 郑家栋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儒家与现代中国》 韦政通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 姜义华、张荣华、吴根梁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 刘云柏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儒学思想史》 张岂之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
[韩国]金日坤著 邢东田、黄汉卿、史少锋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
[法]卡尔．雅斯贝尔斯著 李瑜青、胡学东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中国儒学史》 赵吉惠、高厚安、赵馥洁、潘策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美]杜维明著 曹幼华、单丁译 周文彰等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 朱义禄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先秦儒学》 钱逊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孔子新传》 金景芳、吕绍刚、吕文郁著 湖南出版社
《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 李书有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中华儒学通典》 吴枫、宋一夫主编 南海出版公司
《孔子与人格世界》 唐君毅著 香港人文出版社
《孔子学说论集》 陈大齐著 台湾正中书局
《孔子学说与现代文学》 张其昀著 中华书刊仪器社
《孔子研究集》 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台北中华书局
《孔子学说》 陈大齐撰 台湾正中书局
《孔孟仁学之研究》 周伯达著 基隆著作印行
《〈论语〉》新解 钱穆撰 香港新亚研究所
《四书道贯》 陈立夫 台湾世界书局
《孔孟学说底真相和辩正》 任卓宣著 帕米尔书店印行
《〈论语〉》要略 钱穆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
《〈论语〉》新诠 方骥龄著 台湾环球书局
《孔子学说与中华文化》 教育部教育司 台北教育部社教司
《原儒》 熊十力著 台北史地教育出版社
《孔子与柏拉图伦理教育思想之比较》 陈树坤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
《儒家人本思想》 杨文鹤著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孔子的道德哲学》 叶经柱著 台湾正中书局
《孔子哲学思想源流》 唐华著 台湾正中书局
《读经示要》 熊十力著 台北广文书局
《论儒学思想史》（上） 张君励著台北张君励先生讲学基金会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之研究》 施湘兴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
《新儒家的精神方向》 蔡仁厚著 台湾学生书局
《孔子传略》 黎东方著 华欣文化事业中心
《孔子精神建设论》 谭宇权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
《其命维新--孔子学说与现代思想》 严庆祥著 董氏基金会 它们都不错，选书要靠自己。还有关于老子的：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32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32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杨向奎：《论“道”》，《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 期。
龚维英∶《老聃新考》，《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一期。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225页，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钱穆：《老子辨》第21页，中国书店1988年版。
如果是后者，那就无须我推荐了，他们两位写的书，众所周知，买正版的就行。
另外，你不妨看看于丹的心得，虽有误解之处，但别有一番教益。

Ⅲ 孔子学说在当代有何价值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的意思就是人要对人好一点，就是把别人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这不正是当代人的观念中所稀缺的吗？所谓以人为本被提出来进行提倡，就是它已经不在了。现在人都是以利为本以己为本的。

Ⅳ 孔子的老师是谁

师襄,苌弘,老聃(老子)等
我相信还有很多,因为他一直在周游列国,而且他自己不是说了吗:三人行必有我师

师襄是春秋时期的一位古琴家，在卫国做乐官。其实，让他更加出名的还是孔子，因为他是孔子的老师。

大约在公元前496年时，孔子离开鲁国到了卫国，听说师襄是一位音乐家，便拜其为师，学习琴曲《文王操》。过了一段时间后，师襄听了孔子的演奏说：你可以再学别的曲子了。可孔子仍然要继续练习这首，又过了一些时候，孔子再弹给老师听，师襄又说，你可以再学别的曲子了。可孔子仍然还要继续练习这首曲子，这样反复了数次。孔子认为只是弹出乐曲还远远不够，还要掌握它的内部逻辑，还要深刻理解曲意达乐曲的意境。师襄正是利用学生的学而不厌的精神，让其发挥主动。

苌弘是周朝著名政治家，生年无考，死于公元前492年，其事迹见于《左传》和《国语》等书。据《国语》载，苌弘是周景王、周敬王的大臣刘文公的大夫，因保周抗敌，不幸死于国难。后来，神话传说，苌弘死后三年其血化为碧玉。鲜血化为碧玉的故事，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后人所说的“碧血丹心”便渊源于此。

苌弘不仅是周朝政治家，他还擅长于乐。孔子入周时曾访乐于苌弘，证明了苌弘与孔子同时代而年长于孔子。关于孔子访乐于苌弘，《大戴礼记》谓：“孔子适周，访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这就是说，孔子不只是“访”而且是“学”乐于苌弘。

Ⅳ 孔子在历史上主要有哪些贡献

孔子在教育上有三大创造和贡献：

一是春秋时期，王官之学衰微，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设杏坛讲学授徒，整理并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为教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育内容；

二是打破教育上贵贱贫富的等级，提纲“有教无类”，使人人享有教育的平等权利，学生众多，史称“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三是主张尊师重道，“三人行，必有吾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和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的教学原则及“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等等，至今为人所称颂和沿用。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职业教师，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也由此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Ⅵ 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什么

[编辑本段]儒家思想概述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补充：
墨家对儒家的批判1、 儒家不相信天帝鬼神，结果“天鬼不悦“。
2、 儒家坚持厚葬，特别是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丧，浪费了民众的财富和精力。
3、 儒家“盛为声乐以愚民“，结果只是少数贵族奢侈享受。
4、 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
分析：第1、2、3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和墨家的不同社会背景。孔子代表一些有学识、有思想的上层或中层阶级，而墨子反映的是处于社会下层民众的观点。第4点是属于墨家的误解，儒家所说的命，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某种力量。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方面是人只要努力就能控制的。儒家强调先尽力而为，最后才接受人力所无法改变的部分。这才是“知命”。
墨子哲学的基本思想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点:兼爱完全的博爱(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非攻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尚贤不分贵贱唯才是举。
尚同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有一说法为“上同”，认为天子是百官之首，而百姓听令百官，与上而同，此乃“上同”之意。)天志掌握自然规律。(有一说法为天子代天行政，并借由上同的观念推论出人民以天的意志而行事。)明鬼尊重前人智慧和经验。(有一说法认为墨家说鬼所为并非迷信，而是希望以神鬼之说使人民警惕，不行邪恶。)非命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
非乐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节用节约以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生活。
节葬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儒家的厚葬耗钱财，守丧则需三年，三年过后人虚弱需要人扶才能起行，影响国家生产力，乃浪费之事。)
此外还有逻辑学等；墨子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是当代诸子所望尘莫及。墨家在科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学者所称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杨向奎称“中国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过整个古代希腊。”
回答：丧葬祭祀在古代受到重视，起初源于对鬼神的信仰，而儒家重视丧葬礼仪，不是由于信仰鬼神，而是由于重视去世的祖先。
下一站、永远的感言：
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冶，德冶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
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义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礼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智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信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恕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忠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孝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悌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墨家呢尚贤:不论身份地位,只推举贤能的人才
非攻:和平相处
兼爱:爱一切人,平等
墨家俗称短衣帮,即平民百姓,他们的思想大都倾向于平等,在那个王侯将相统治平民阶级的社会里有进步意义

Ⅶ 孔子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历史贡献与价值

孔子以前有不少文献，孔子一方面学习它，一方面加以整理，同时向弟子传 授。《论语》所涉及的有《易》，有《书》，有《诗》。虽然有“礼”，却不是简 册（书籍）。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 丧礼》于是乎书”，那么《仪礼》诸篇虽出在孔子以后，却由孔子传出。孺悲这人 也见于《论语》，他曾求见孔子，孔子不但以有病为辞不接见。还故意弹琴使他知 道是托病拒绝，其实并没有病。（17·20）但孺悲若是受哀公之命而来学，孔子就 难以拒绝。《论语》没有谈到《春秋》，然而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孔子修《春 秋》，孟子甚至说孔子作《春秋》。《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记载孔子出生的 年、月、日，《左传春秋》也记载孔子逝世的年、月、日；而《公羊春秋》、《谷 梁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春秋》则止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 己丑孔丘卒”。三种《春秋》，二种记载孔子生，一种记载孔子卒，能说《春秋》 和孔子没有什么关系么？我不认为孔子修过《春秋》，更不相信孔子作过《春 秋》，而认为目前所传的《春秋》还是鲁史的原文。尽管王安石诋毁《春秋》为 “断烂朝报”（初见于苏辙《春秋集解·自序》，其后周麟之、陆佃以及《宋史· 王安石传》都曾经记载这话）。但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史事大纲却赖此以传。更为重 要的事是假若没有《春秋》，就不会有人作《左传》。春秋二百多年的史料，我们 就只能靠地下挖掘，总而言之，古代文献和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有关系的，至少有 《诗》、《书》、《易》、《仪礼》、《春秋》五种。
孔子弟子不过七十多人，《史记·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用一 “盖”字，就表明太史公说这话时自己也不太相信。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 载，琴张往吊宗鲁之死，孔子阻止他。琴张是孔子弟子，这时孔子三十岁。其后又 不断地招收门徒，所以孔子弟子有若干批，年龄相差也很大。依《史记·仲尼弟子 列传》所载，子路小于孔子九岁，可能是年纪最大的学生。（《史记索隐》引《孔 子家语》说颜无繇只小于孔子六岁，不知可靠否，因不计数。）可能以颛孙师即子 张最小，小于孔子四十八岁，孔子四十八岁时他才出生。假定他十八岁从孔子受 业，孔子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孔子前半生，有志于安定天下，弟子也跟随他奔 走，所以孔子前一批学生从事政治的多，故《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的言 行。后辈的学生可能以子游、子夏、曾参为著名，他们不做官，多半从事教学。子 夏曾居于西河，为魏文候所礼遇，曾参曾责备他“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 疑女于夫子”（《礼记·檀弓上》），可见他在当时名声之大。孔门四科，文学有 子游、子夏，（11·3）而子张也在后辈之列，自成一派，当然也设帐教书，所以 《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和“子游氏之贱 儒”。姑不论他们是不是“贱儒”。但他们传授文献，使中国古代文化不致灭绝， 而且有发展，有变化，这种贡献开自孔子，行于孔门。若依《韩非子·显学篇》所 说，儒家又分为八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礼待儒生，任用能人；礼待者，即所谓“君 皆师之”（《史记·魏世家》，亦见《韩诗外传》和《说苑》）的，有卜子夏、田 子方（《吕氏春秋·当染篇》说他是子贡学生）、段干木（《吕氏春秋·尊贤篇》 说他是子夏学生）三人。信用的能人有魏成子，即推荐子夏等三人之人；有翟璜， 即推荐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韩诗外传》作“赵苍”）的人。吴 本是儒家，其后成为法家和军事家。李克本是子夏学生，但为魏文侯“务尽地 力”，即努力于开垦并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著有《法经》（《晋书·刑法 志》），也变成法家。守孔子学说而不加变通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只尊重他 们，却不任用他们。接受孔门所传的文化教育，而适应形势，由儒变法的，新兴地 主阶级的头目却任用他们，使他们竭尽心力，为自己国家争取富强。魏文侯礼贤之 后，又有齐国的稷下。齐都（今山东临淄镇）西面南城门叫稷门，在稷门外建筑不 少学舍，优厚供养四方来的学者，让他们辩论和著书，当时称这班被供养者为稷下 先生。稷下可能开始于田齐桓公，而盛于威王、宣王，经历泯王、襄王，垂及王 建，历时一百多年。荀子重礼，他的礼近于法家的法，而且韩非、李斯都出自他门 下，但纵在稷下“三为祭洒”（《史记·孟荀列传》），却仍然得不到任用，这是 由于他仍然很大程度地固守孔子学说而变通不大。但他的讲学和著作，却极大地影 响后代。韩非是荀卿学生，也大不以他老师为然。《显学篇》的“孙氏之儒”就是 “荀氏之儒”。然而没有孔子和孔门辫子以及其后的儒学，尤其是荀卿，不但不可 能有战国的百家争鸣，更不可能有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晋书·刑法志》说： “李悝〔即李克〕著《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奠定秦始皇统一的基 础；尤其不可能有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溯源数典，孔子在学术上、文化上的 贡献以及对后代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孔子的学习态度和教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孔子虽说“生而知之者上也”， （16·9）自己却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似乎 孔子并不真正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孔子到了周公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 笑他不知礼。孔子答覆是，不懂就得问，正是礼。（3·15）孔子还说：“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就是说，在交 往的人中总有我的正面老师，也有我的反而教员。子贡说，孔子没有一定的老师， 哪里都去学习。（19·22）我们现在说“活到老，学到老”。依孔子自述的话，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19）就是说学习不晓得老。不管 时代怎么不同，如何发展，这种学习精神是舍得敬佩而采取的。

孔子自己说“诲人不倦”，（7·2，又34）而且毫无隐瞒。（7·24）元好问 《论诗》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箴度与人。”过去不少工艺和拳术教 师，对学生总留一手，不愿意把全部本领尤其是最紧要处，最关键处，俗话说的 “最后一手”“看家本领”传授下来。孔子则对学生无所隐瞒，因而才赢得学生对 他的无限尊敬和景仰。孔子死了，学生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 三年而后去，子贡还继续居住墓旁三年（《孟子·滕文公上》）。有这种“诲人不 倦”的老师，才能有这种守庐三年、六年的学生。我们当然反对什么守庐，但能做 到师生关系比父子还亲密，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孔子对每个学生非常了解，对有些学生作了评论。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纵然 同一问题，因问者不同，答复也不同。《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 “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完 全相反，引起公西华的疑问。（11·22）因材施教，在今天的教育中是不是还用得 着？我以为还是可以用的，只看如何适应今天的情况而已。时代不同，具体要求和 做法必然也不同。然而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某些教学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 发”，（7·8）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可取之处。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好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 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学费又非党低廉，只是十条干肉， （7·7）自古以至春秋，恐怕孔子是第一人。有人说同时有少正卯也招收学徒，这 事未必可信。纵有这事，但少正卯之学和他的学生对后代毫无影响。

孔子所招收的学生，除鲁的南宫敬叔以外，如果司马牛果然是桓魋的兄弟，仅 他们两人出身高门，其余多出身贫贱。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冠雄 鸡，佩猳豚”，简直象个流氓。据《史记·游侠列传》，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 衣疏食”，更为穷困。《论语》说公冶长无罪被囚，假设他家有地位，有罪还未必 被囚，何况无罪？足见也是下贱门弟。据《弟子列传·正义》引《韩诗外传》，曾 参曾经做小吏，能谋斗升之粟来养亲，就很满足，可见曾点、曾参父子都很穷。据 《吕氏春秋·尊师篇》，子张是“鲁之鄙家”。颜回居住在陋巷，箪食瓢饮，死后 有棺无椁，都见于《论语》。由此推论，孔子学生，出身贫贱的多，出身富贵的可 知者只有二人。那么，孔子向下层传播文化的功劳，何能抹杀？《淮南子·要略 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不是说墨子出自儒，而是说，在当 时，要学习文化和文献，离开孔门不行。《韩非子》说：“今之显学，儒、墨 也”，由儒家墨家而后有诸子百家，所以我说，中国文化的流传和发达与孔子的整 理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分不开的。

Ⅷ 对孔子的最佳看法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Ⅸ 董仲舒谈春秋大义是否有合孔子的春秋大义

这个要从那些治《春秋》的经学家说起啦。摘一段熊逸《春秋大义》中的论述给你看 董仲舒的经学发端已经有了蹈虚之嫌，及至东汉，何休又在蹈虚的基础上再踏一步，发挥董的说法，认为在传闻之世，天下衰败，治道方起，所以才要严本邦与外邦之别，所以才要多照顾国内的事，少管一些国外的事，所以才要录其大者、略其小者；到了所闻之世，已经能见到一些升平气象了，这时候就不再严本邦与外邦之别了，大家都是华夏一家，该讲华夷之辨了，严华夏与夷狄之别；等到了所见之世，天下太平，华夷之辨也没必要再讲了，因为夷狄都已经被纳入了华夏系统，受封爵位，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就该推崇仁义、反对那种用两个字取名的现象。取名不能用两个字，何休原文是“崇仁义，讥二名”。所谓二名，比如姓刘名禹锡、姓白名居易，按照公羊家的说法，这都是春秋大义所谴责，并要被严厉制止的。历史上还真有过对二名的严厉制止：王莽复古，就用“《春秋》讥二名”的道理严令大家起名都要起单名，影响甚至波及匈奴，所以在王莽之后的那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单名，即如三国人物刘备、关羽、张飞、赵云、曹操、孙权……全是单名。明代胡应麟甚至为了证明东汉也不是没有双名的人，特意从《后汉书》和《资治通鉴》搜罗出几十个双名的例子，这也可见当时双名之罕见。但问题是：“二名”为什么不应该？——《春秋》当中有一些奇怪的笔法，比如把魏曼多写作魏多，把仲孙何忌写作仲孙忌，之所以这样写，《公羊传》给出的答案是：“二名非礼也”，所以孔子故意把双名写成单名，表示批评。春秋时代，人的姓名本来就很混乱，其实很难说把双名写成单名就真有什么涵义。但《公羊传》既然这么说了，也就给了后人以发挥大义的余地。那么，暂且承认《春秋》存在着“讥二名”这个意思，而新的问题是：就算起了双名，也不过是小小的非礼罢了，而前述何休把“崇仁义，讥二名”放在一起来说，这两者的重要性天差地别，似乎不具可比性。而何休这么说其实是大有深意的：从表面的功能意义而言，单名容易避讳，这对和谐君臣关系很有好处，而放宽视野来看，到了三世之中的所见之世，已然天下太平，就算想批评谁，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坏人坏事了，便只能吹毛求疵地拿“二名”这种小事挑剔一下了。但细考一下，讥二名的涵义是否当真如此，殊难确定。《越绝书》有“《春秋》改文尚质，讥二名，兴素王……”，联系上下文来看，似乎单名属于质，二名属于文，这才是两者的区别所在。另外，《左传》也有一个“讥二名”的说法，和公羊家大不相同——《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国“弃疾即位，名曰熊居”，《礼记正义》引《异义》认为：公羊所谓二名是以双字为名，左氏所谓二名是指楚公子弃疾弑君即位之后改名为熊居这种情形。两说孰是孰非？考之周文王、周武王时代，有贤臣散宜生、苏忿生，都以双字为名，可见公羊家的说法不确。 若依此解，《左传》里的“二名”是指改名。宋代魏了翁有个统计，说古人没有改名的，只有三个弑君之人改过名，即楚公子围、楚公子弃疾和吴公子光。如果真如魏了翁所说，改名和弑君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如此而“讥二名”自然有了强大依据。然而《礼记·曲礼下》又有“君子已孤不更名”的说法，是说父亲死后儿子不得改名，究其理论依据，郑玄说是“重本”，孔颖达说名字是父亲所取，如果在父亲死后改名便有遗弃父亲之意。但从这个说法反推，父亲在世的时候改名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便与魏了翁之说有了矛盾。但无论魏说到底是事实、巧合还是吴、楚异于诸夏风俗，毕竟仅以散宜生、苏忿生便可以证伪公羊家的“讥二名”之说。但是，疑点并未就此定谳，因为《异义》忽略了公羊义理——陈立即辩护道：散宜生、苏忿生，公羊家岂有不知，只是《春秋》于定公、哀公时代无恶可贬，只好讥二名了。这恰是《春秋》义理之所在，是公羊先师的微言大义。 至此，《春秋》到底有没有“讥二名”之义，如果有，到底其义为何，越发难以说清，“讥二名”背后的“三世说”也越发显得可疑。用不着现代人的眼光，古人也很难相信何休的这个三世之说是实事求是的。如果定公、哀公年间真是那样一个太平盛世，孔子又怎么会惶惶如丧家之犬？何休的三世说在“事实正确”的层面上无可置疑地荒谬着，他自己也说所谓太平世只是“文致太平”，而所谓“文致太平”，其实是不太平的，但作太平之文而已；考察其理论内部，时而张三世、时而善复古，291无法自洽，但无论如何，这在“义理正确”的层面上毕竟有着特殊的一番拨乱反正的意义。甚至直到晚清，有人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自宋代以来人们就本着春秋大义而高喊攘夷，可越是攘夷，夷患反倒越大，梁启超回应这个问题道：《春秋》并不是这么讲的，“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梁如此说，是针对晚清时局有的放矢，而且特别点明后世所谓夷狄，着眼点在于地域与种族，《春秋》所谓夷狄，着眼点在于政俗与行事。292其涵义是：若不变法改良，我们这些汉人就沦为夷狄了，而那些种族意义上的域外之夷狄因其文化与政治的先进性已经超越我们而升格为华夏了。梁启超的经学直承康有为，远绍董仲舒、何休，而这样一种普世主义的春秋大义，或是起源于“一种对于‘万世法’蜕变为‘地方性知识’的忧虑”，毕竟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更尤其是今文经学中的《春秋》之学）本来就是政治哲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要讲究通经致用，是要为时政服务的。以公羊学论，“地主阶级运用公羊学以自救的方式有二：一是世族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原有的阶级地位而强调公羊学中的专制主义；一是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争取新的统治秩序而运用公羊学中的改制思想”，是本于用世的。 “陶冶有无天事业，权衡治乱帝功夫”，讲到实用性，实用型的政治哲学的一般特点是：从长程来看总是要因时而变，而在一时一地又自然要归于一统才便于应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不要说经学家们的分歧，单是经典本身就互相冲突、莫衷一是，这就提出了一个统一经义标准的要求。如何统一？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对不同的学说应该如何处理？——最易被援引的论据就要算孔子诛少正卯一事了。桓谭《新论》讲孔子和少正卯同在鲁国，各自教学，少正卯的魅力不下孔子，使孔门弟子“三盈三虚”，只有一个颜渊始终不曾离开过孔子。孔子诛少正卯一事最早见于《荀子·宥坐》，其真实性大有可疑，其寓意却影响深远。俞樾引《易传》“阴疑于阳必战”来解释其中道理，说阴和阳如果势均力敌，必然会发生斗争，少正卯对于孔子来说正是“阴疑于阳”，其结果自然是“必战”，这就是《周易·坤卦》上六爻所表现的“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既然是这种你死我活的局面，那么孔子若不杀少正卯就无法治理鲁国，杀少正卯的人也一定就是孔子。 “正邪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对待异端不能手软，少正卯伏诛则“方令鲁国知王法，自此齐侯畏圣人”。政坛险恶，所以心思要敏捷，下手要迅猛，当然，若能在“阴疑于阳”之前就防患于未然那就最好，尤其当理论分歧还属于内部矛盾的时候更应如此。汉代的儒学内部之争就很有几分“阴疑于阳”的气氛了，汉章帝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为了应对这一现象而作出的一次重大努力。会议结果是以今文经学统一分歧，编定《白虎通义》，以作为应对方方面面时政问题的权威工具书。但这也自然带来了一个问题：以往的理论发展、学术辩难自此以后就变得既没必要、也不应该了。于是，今文学家也没什么微言大义了，古文学家本来就偏于纯学术，这一来就更加学术化了。经学依然火热，只是自然而然地政治味道渐淡、学术味道渐浓，以至于连篇累牍的章句训诂之学大大抬头了。——以学术眼光来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把政治降格为学术，实在是不可容忍的。其时经学的另一大潮流是神秘主义的谶纬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说是官学一统的结果。儒家所传授的典籍本来是先代的“王官之学”，不同于《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这些私家著述，两者之区别属于“王官学”和“百家言”的区别，《论》、《孟》升格为经是后来的事。301《汉书》载窦太后好《老子》，以此召问儒生辕固，辕固回答说“此家人言矣”，结果惹得太后大怒，把辕固关进了野猪圈。这个“家人言”就是说《老子》属于“百家言”，303是私家著述，比不上儒家传承的先代王官之学。后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实为独尊先代王官学），确定汉家的官学典籍，那些在官学典籍之外的著述（尤其是新著）就更难受到人们的重视了。——这个问题的影响力将会一直波及到清代，经学与子学判若云泥。看先秦诸子，老、庄、杨、墨……凡有想法的人都可以立一家之言，但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顶尖思想家的立言之举几乎都要附着在儒家那寥寥几部经典之上。汉代的谶纬只是这种风气的一个古怪的开端。官学典籍被确定了，人们的创造力又无法被真正遏止，解决之道就是跟风出书，把自己的新书在书名和内容上与经典挂上关系，附会为古代圣人之作，作为与经书相对应的纬书。为了把假戏作真，每每在书中用上天的启事、圣人的预言来凿实自家的正统身份。神秘主义是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大风尚，甚至官方都要求以谶纬之说阐释五经，305而即便像董仲舒这样的正统今文宗师，身上也有很多方的气质，一部《春秋繁露》也很难说是儒学的成分多些，还是方技的成分多些。其实谶纬预言之类的东西古已有之，只不过当初都属于诸子百家各自的一家之言，影响力不算太大，汉朝谶纬却附身于经学之上，难免所惑者众了。于是，谶纬与儒家合流，形成了一场甚嚣尘上的造神运动，孔子的身世开始变得异于常人。据纬书《春秋演孔图》的说法，当初孔子的母亲有次在野外睡觉，梦中遇到了黑帝的使者，请自己去和黑帝梦交，还说她将在空桑之中生下一个儿子。孔母醒来之后若有所感，后来果然生孔丘于空桑。307 空桑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吕氏春秋·古乐》说空桑是颛顼帝的住处，而在另一个传说里，空桑一地的得名更是神奇，据《吕氏春秋·正味》说是一名女子怀孕之后梦到有天神叮嘱她，说如果臼里出了水就往东跑，不可回头去看，结果臼里真的出了水，女子也真的向东跑，但终于没忍住回头去看。这一看，看到整个村子都陷入了一片汪洋，而女子自己也因为违反了神谕而变成了一株树干中空的桑树。后来有侁氏的女子在采桑的时候发现了这株桑树的树洞里有一个婴儿，便拣了回去，这个婴儿就是后来辅佐商汤成就王业的伊尹。总之，一切都暗示着孔母所生之子将来定会非同小可，空桑之地也因为孔子的出生而变得更加有名了，但这样一来，孔子的生父就从人间的叔梁纥变做了天上的黑帝。父亲是黑帝，儿子就是玄圣，胸口天生六个字：制作定世符运。圣人到底是父母所生，还是感天而生，这是汉代今、古文经学的一个重要辩题，许慎和郑玄就为此打过笔墨官司。但这个空桑的传说倒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史记·孔子世家》就记载叔梁纥和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的这个野合出身，直到现在还惹得很多人在打笔墨官司，认为这个难听的词语用在孔子身上，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大有渎神一般的罪过，殊不知野合本是周代的正当风俗，丝毫也没有伤风败俗的意味，而在汉人那里，这个新版本的野合不但不是渎神，反而是在造神。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既对这一古老风俗大感隔膜，大概也没机会见到汉代纬书（隋炀帝曾对纬书搞过一次相当严厉的禁毁活动），于是辗转弥合，把“野合”解释成叔梁纥老夫少妻，不合礼数。（司马贞这个“为贤者讳”的作法大大符合于公羊学传统。）在神秘主义潮流之下，孔子既是黑帝之子，便称玄圣。《庄子·外篇·天下》有“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玄圣与素王并称，两者又与帝王天子对举，使这个《天下》篇看上去很像是汉人的作品。于是，孔子变成了摩西，《春秋》也就变成了上得天启、下垂万世的摩西十诫。黑帝之子的身份把孔子纳入了五德终始的轮回系统里去，终于成就了他受命于天的素王形象。而在世俗的一面，经学的神学化也给儒家知识分子们带来了一分神圣的使命感，所谓天、地、君、亲、师，其中君与师都是得自于天的，道统和君统一样有着神圣的源头，董仲舒、何休便都是乘着这一传统而来的。令人奇怪的是，董、何各为两汉大师，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颇为不同，甚至迥然有别。王应麟谈到公羊学术，说董的“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两句话深得孔子心法，司马迁也从董仲舒那里学得了纲领之正。而考之《公羊传》，却发现书中并没有公羊学里大名鼎鼎的谶纬之文与黜周王鲁之说，推其原委，这恐怕都是何休搞出来的。苏轼说何休是公羊之罪人，晁说之也说何休有负于公羊之学，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这些名目都是何休私自的发明，本来就不是《公羊传》缉丹光柑叱纺癸尸含建里的学问，何休还作《公羊墨守》要捍卫公羊学，实在没有道理。对何休评价如此之差，主要因为何休虽名为公羊大师，但过分脱离了《公羊传》的文本，自己生发出了许多奇谈怪论。这就让我们看到，所谓春秋大义，其实多是公羊大义、榖梁大义或者左氏大义，和《春秋》本身的关系不是很大，而在公羊大义之内，属于《公羊传》本身的内容竟然也不太多，反而有不少都是书中全然没有的何休大义。苏轼还有过这样一个评语：要说奇谈怪论，“三传”各自都有，但以《公羊传》为最，何休又从而附会了不少。何休是否真的如此不堪，这话要两说。纯以学术而论，皮锡瑞认为何休之说自有师承，并非空穴来风，即便退一步说，就算被何休发明出来的那些春秋大义确实以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为多，但联系一下何所在的时代，经学的神学化赋予了学者以神圣使命感，使他们生起了继承孔子而垂法立宪的雄心，而经学的章句化又必然会使这一雄心无法容忍。毕竟公羊学从董仲舒始就是以通经致用为学术之最高纲领的，治其学者“一是循规蹈矩，忠心耿耿地执行朝廷的政令，颇有政绩，如贡禹、褚大、左咸等；一是以《春秋》为最高法典，以《春秋》之义作为指导司法实践的行为准则和依据，如孙宝、吕步舒等人都有典型的例证。甚至连酷吏张汤也网罗儒生，精研《春秋》，以便在断狱时附会”。何休要“张三世”，把《公羊传》的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敷衍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如果纯粹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衡量，这分明就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当时任何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平庸之辈恐怕也很难相信这样的谬论，遑论渊博的何休自己。但何休这里提出来的，并不是对过去世界的描述，而是对一个循序渐进的乌托邦理念的勾勒，是要让已经“堕落”为章句考据之学的经学恢复到它本来的政治哲学的身份。这也许未必就是“孔子”的门徒们应该作的，却一定是“素王”的追随者们义不容辞的，不惜为此屈就事实而附会理论。 周予同归纳经学三大派，论其特点与利弊，以一言蔽之：“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繁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气理，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321 一个形象越模糊、越复杂，就提供了越多的诠释乃至于借题发挥的余地。“孔丘究竟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受天命的王，这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一个根本分歧之点。孔丘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神，这是古文经学和谶纬的一个根本分歧之点。”因为这样的分歧，古文家诸经并重，今文家主推《春秋》，但古文家的学术也远远不是纯粹的，因为在他们眼里，孔子虽然仍在食人间烟火，但经由孔子所整理、传播的六经却是上古圣王的治世之道，颇有神学元典的性质。所以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古文家意在取法于先王，今文家意在取法于孔子并向往后王（杨向奎即论公羊与荀子为同一学派，是儒家而近于法家，汉代所谓外儒内法，公羊学本身就含有法家因素323）。——这问题其实就是复古与维新的问题。复古的声音从来都是很强大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古时候一切都是好的，而世道越来越坏，一直坏到现在，所以要想扭转颓势，就得从典籍当中认真学习古代圣王之道并加以推行。但孔子也明明说过：“周代的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之制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蔚为壮观，我主张周制。”324用现在的话说，孔子在这番话里表现出了进步的历史发展观。孔子还说：“齐国一有改革，便会达到鲁国的程度；鲁国一有改革，便会合于大道。” 所以，乌托邦在古代还是在未来，时人应该复古还是应该维新，这两派都能在同样的元典中找到理论依据。这时再看何休的三世说，岂不正是“衰乱世一有改革，便会达到升平世；升平世一有改革，便会达到合于大道的太平世”么？

Ⅹ 《诗经》是经过孔子删节编辑成书的吗

对于诗经，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了。它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记录了311篇诗歌，诗经中的作品约在前1066年就产生了。
首先孔子非常喜欢诗经这部巨著，他常常在教导弟子的时候引用到诗经中的内容，并且竭力推荐自己的弟子来阅读诗经和用其中的文章及句子。这也是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原因之一。基于孔子对于诗经的喜爱，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孔子愿意花费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修改和删除诗经。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的巨著，不管它是由谁修订，给后世带来的深远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里边所传达的爱情故事和政治思想，对我们现世仍有深刻的影响。况且，孔子下列门徒众多，若是要完成诗经的编写，应该也不是孔子凭借一人之力能够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