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雷尔基金会广场

㈠ 中国帮助非洲的资料

中国与非洲虽相距遥远，但万水千山并不能阻断双方的友谊与合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非高层互访达800多起。迄今，中国已同4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1955年万隆会议新中国领导人同非洲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握手，到2005年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会议中国和亚非国家共同推动建立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从中国帮助非洲培训争取民族解放的“自由战士”，到非洲国家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中非建设者们共同用血汗筑就坦赞铁路，到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从中非共同建立中非合作论坛，到中非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50年的历史见证了中非友好的一座座里程碑。

50年来，中非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在76个投赞成票的国家中有26个是非洲国家。中国11次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挫败反华提案，13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挫败台湾“重返联合国”图谋，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界博览会，无一不得到非洲国家的鼎力支持。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社会重视非洲的和平与发展，支持非洲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支持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性。

50年来，中非双方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征程中携手合作。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真心实意的帮助。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急非洲朋友之所急，根据非洲国家的优先需要确定项目；第二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以援助向非洲国家施压。2000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05年又猛增到397亿美元，同比增长35％。截至2005年年底，中国对非投资已达60多亿美元，在非洲兴办了各类企业800多家，为促进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现已成为中非集体对话的有效机制和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论坛框架内，中国免除了非洲31个国家欠华到期债务156笔，总金额约109亿元人民币；给予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190种输华商品免关税待遇；在3年前召开的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承诺为非洲培训1万名各类人才；16个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目的地国。50年来，中国为非洲援建了近900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向非洲47个国家派出了1.5万多人次“白衣天使”，在非洲大陆救死扶伤；为非洲50个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共3000多名中国官兵先后前往非洲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成为非洲和平的“守护使者”。50年来，文化交流使中非关系更为丰富多彩，也增进了人民之间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到2005年底，中国与非洲各国共签订了65个文化协定，已执行文化交流计划151个。

大型文化活动也成为中非文化交流的新亮点。“中非文化主题年”活动于2004年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举办，非洲9个国家的艺术团和8个政府文化代表团来华访问演出，中国也组织了4个艺术团和3个艺术展览赴非洲16个国家和地区巡演、展览，并在其中3个国家举办了中国艺术节。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50年来，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成为中非交往与合作的原则，也是中非关系长盛不衰的动力。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向非洲提供援助的主要形式包括项目建设、提供实物以及派遣专家等。自1978年起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非洲国家也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根据中非双方各自情况出现的新变化，中国对非洲援助方式和项目形式开始出现多样化，内容更加丰富，效果更加显著。无偿赠送、无息贷款、贴息贷款、技术援助、项目建设、直接建厂、专家指导、劳务服务、人员培养、技术培训等逐渐成为援助或合作的方式。项目援助主体和操作方式逐步分离，有实力、有信誉的企业成为项目实施的重要角色。中非双方更加重视援助的经济效益、援助在加强双方经贸联系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实现援助综合目标和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和巩固。尤其突出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注重在技术管理指导、优惠贷款提供、投资贸易促进中心建设、重债穷国债务减免、经贸官员培训、自然灾害紧急救助等方面拓展内容和加大力度。

与国际援助相比较，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最大特色是无私真诚，不谋求任何私利，不以援助向非洲国家施压，从不对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某些西方国家向非洲提供援助的目的在于宣扬自身政治价值观，甚至试图主导受援国的内政外交。另外，中国向非洲提供援助在运作模式上以非货币交付援助占主体，而西方国家的援助主要是货币交付援助。实践证明，中国实业、实物、实人交付操作方式更有利于缓解受援国的迫切需要和密切双边经贸关系。还有，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效益比较显著，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援助为对方所急需，援助手续也相对简便，非洲受援国家普遍给予好评。自2003年以来，马达加斯加、厄立特里亚、卢旺达等多个非洲国家政府首脑在众多场合对中国的援助表示感谢和赞赏，而对一些西方国家具有附加条件的援助则颇有微词，有的非洲国家领导人甚至呼吁拒绝这种援助。

“历史上外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都是为掠夺非洲的财富，而中国人相反，是为了帮助我们发展民族经济。”赞比亚前总统尼雷尔是这样称赞中国人给予他的祖国的援助的。“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对非洲人民的伟大贡献。”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即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领导人就认识到了非洲国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中国从1956年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学习苏联的援助模式帮助一些友好国家建设工厂、医院和学校等基础设施，在这些援建的设施中，最为国人熟悉的莫过于坦赞铁路。坦赞铁路于1968年开始进行勘测设计，1970年正式开工，1976年全部建成移交，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1860公里，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该项目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考察、设计并组织施工，铁路穿越高山深谷、沼泽湖泊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全线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施工条件困难。为建设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高峰时期在现场施工的中国员工队伍多达1.6万人，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4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

坦赞铁路为赞比亚出口铜提供了一条可靠的出海通道，打破了当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封锁，成为坦赞两国的主要交通干线。20多年来，坦赞铁路促进了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铁路沿线涌现了不少新兴城镇，成为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卡翁达总统赞扬说：“患难知真友，当我们面临最困难的时刻，是中国援助了我们。”坦赞两国人民乃至整个非洲把坦赞铁路誉之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范”。

几乎在非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人们都可以看到中国为非洲人民无私援建的基础设施，许多中国的援建项目已经成为非洲一些国家最壮观辉煌的标志性建筑。

近50年来，中国向非洲大陆的53个国家提供了各种经济援助，为非洲国家设计并负责建设900多个成套项目，目前已建成700个。中国在非洲的援建项目涉及农牧渔业、水利电力、交通运输、广播电视、文教卫生、食品加工等领域，为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提供成套项目援助外，中国还在援款项下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物资和技术援助，为非洲国家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1985年至1999年底，中国共培训了来自非洲46个国家的905名技术人员，培训专业涉及水稻种植、蔬菜栽培、综合养鱼、肉制品加工、中医针灸、农业机械、太阳能及气象预报等。2000年以来，中国更加重视对非洲的技术人员的培训，中方设立了“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在华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对非人才培训班，为非洲培训各类人员近7000名。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设立的“非洲能力建设基金”捐资，用于在非洲建设技术援助中心，并在多边技术培训（TCDC）项下开办了近20个专门面向非洲学员的专业技术培训班。在中国接受培训的技术人员回国后对于非洲建设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包括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内的许多高级人才都曾经在中国接受过培训，在一些非洲国家，我们经常可以遇到能够说简单中国话的司局级政府官员。

自1995年中国对援外方式进行改革后，政府积极推行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进一步放宽优惠贷款条件，完善新形势下对非援助机制，包括通过项目合作和技术合作等形式提供无偿援助、优惠贷款援助和无息贷款援助。中国政府不仅增加了对非洲援助总额，而且不断增加无偿援助的比重，扩大赠与成分，并利用这些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道路、供水、医院等非洲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项目。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所提供的援助数额虽然不大，但是由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且中国提供的援助是政府间合作方式，资金使用安排非常合理，因此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应。有些西方国家的专家认为，西方提供的援助数额要超过数倍，才能使援助效果达到中国的水平。

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后，中国开始减除非洲国家拖欠中国的债务，这些债务主要是过去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无息和低息贷款，尽管中国也是净债务国，而且经济建设中需要大量资金，但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减轻沉重的债务负担，中方在首届论坛会议上承诺在两年时间内减免非洲重债贫困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欠中国的到期债务100亿元人民币。中方重信守诺，在不到两 年的时间内通过与非洲国家进行谈判，减免了非洲31个国家对华债务105亿元人民币。中国对非洲国家减免债务的做法，让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决心，对于促进其他国家对非洲减债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

非洲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和非洲远隔千山万水，虽然古代历史上也有郑和船队靠岸索马里的交流，但很久以来双方之间的联系非常稀少。近代以来，中国和非洲共同走过了一段遭受西方国家奴役的历程，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战斗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双方之间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人民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好感和认同意识。对当前的中国而言，非洲在经济上与中国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是中国市场多元化、开拓两个市场和利用两种资源的重要合作对象；在国际政治交往中，非洲国家长期以来与中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中观点相同或相近，是中国倡导的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在外交上，对非工作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础和立足点，非洲国家在台湾和人权等众多涉及中国人民利益的问题上给予中国重要支持，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从桑加勒卡姆的田间地头说起

在位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36公里处的桑加勒卡姆的田地里，一陇陇绿油油的白菜、黄瓜等蔬菜长势喜人，田间地头不时有中国人的身影穿过。

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约20%的人口，对于尚有80%的国家和地区粮食不能自给的非洲来说，中国经验的利用价值可想而知。

在2006年11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作为众多承诺的一项，中国政府承诺今后3年内在非洲建立10个有特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并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站在中国援塞内加尔农业技术培训中心的示范田边，你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援助非洲的措施正在得到落实。

中国政府积极兑现承诺

或许我们还要更详细的数据来证实这一印象。

——中国已与45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双边援助协议，与10个非洲国家签署了优惠贷款框架协议。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出资并承办的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已在北京开业，首期10亿美元全部由国家开发银行出资，二期基金将增至30亿美元，最终达到50亿美元。它被认为是目前世界最大的致力于非洲发展的基金。

——中国承诺援建的非洲联盟会议中心于5月25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正式奠基。该会议中心占地面积11.3公顷，总建筑面积约4.6万平方米，包括能容纳2550人的大会议厅、多功能厅、紧急医疗中心、数字图书馆等配套设施。

——中国已与28个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

——中国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26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今年7月起享受454个税目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

——中国政府批准在赞比亚、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的经济贸易合作区项目已经启动。

——中国今年已为非洲国家培训了4150名各类人员；中国第一个援非疟疾防治中心已在利比里亚成立，并将于未来两年内分批启动其他31个疟疾防治中心的设立工作；中国今年将向非洲国家提供2683个奖学金名额，比上年增加近700个。

中国企业在非洲“将心比心”

在中非合作中，中国企业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中非合作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到非洲发展。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非各类投资135.8亿美元。今年前6个月，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4.85亿美元。

在寻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中国企业也为所在社区做一些惠及民众的事情，这是中非合作的新特点。不久前，一条宽约12米、长约400米的道路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正式交付使用。这条耗资22.4万美元的道路，由一家中国私人公司出资建造。它的建成不但方便了这家中国公司的车辆出入，同时也为当地居民出行带来便利，被当地政府命名为“北京路”。

中国企业还主动考虑到环保问题。比如，中国在刚果(金)投资经营了一家铜钴冶炼厂。以前工厂靠烧木材干燥原料，尽管这样做经过当地有关部门批准，但是考虑到对当地森林的破坏，工厂技术人员几经探索，最终想出了一个对生产设备进行改造、将冶炼过程中产生的烟气通过管道输送到干燥炉周围的办法，既避免了燃烧木材，又将烟气变废为用。

中国信守承诺受到赞誉

巴尔卡是乍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进步报》主编。两个月前曾去中国访问的他，在贵州参加一个午宴后，特意留下了餐桌上印有他中文译名的桌卡。如今，他把这个桌卡放在办公桌上，作为访问中国的纪念。

在巴尔卡看来，是中国技术改变了他的工作方式。以前报社与外省通讯很困难，但是中国公司在乍得引进的CDMA技术，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巴尔卡豪不吝惜对中国援助非洲措施的落实情况表示赞扬，称他们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很多非洲人都表达过类似的看法。非洲驻华使团长、喀麦隆驻华大使埃蒂安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他在11月4日晚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一周年的纪念招待会上说：“北京峰会是一次创新的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为中国与非洲友好国家的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础。一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兑现承诺，落实峰会成果特别是8项政策措施结出硕果。非洲国家愿继续与中国齐心协力，共同把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㈡ 中国曾援助非洲吗

是的，而且不止一次，多次了

㈢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的与世长辞

坦桑尼亚开国元首、前总统尼雷尔于1998年8月被确诊患慢性淋巴腺白血病。1999年9月病情恶化，于24日住进英国伦敦圣托马斯医院治疗。10月14日，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宣布，尼雷尔于当天上午在伦敦逝世，享年77岁。
尼雷尔去世后，姆卡帕总统发表讲话说，坦桑尼亚失去了一位重要领袖。他要求人民保持镇定，继承尼雷尔的遗志，捍卫祖国的统一。坦桑尼亚总统府随后发表一份声明说，尼雷尔的遗体将运回国内，接受人民的崇高敬意。
尼雷尔的灵柩18日运抵坦桑尼亚，在接受公众瞻仰之后，安葬在其家乡布蒂亚马。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下令全国哀悼30天。
尼雷尔出生在一个酋长家庭，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回国后在英殖民统治下的坦噶尼喀教书，随后投入政坛。1964年，尼雷尔推动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实现统一，建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尼雷尔是坦桑尼亚的国父、南方国家委员会主席，但人们更喜欢亲切地称这位平易近人的老人为“姆瓦利姆”（老师），这倒不完全因为尼雷尔年轻时当过老师，独立后又长期兼任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校长，而是因为他对整个民族作出的独特贡献。
作为国家总统，出门坐车理所当然，但尼雷尔却有徒步下乡的习惯。穿上休闲服，戴上太阳帽，蹬上长筒雨靴，下乡了解民情，一走就是几十公里。他和农民亲如一家，一起吃饭，晚上同睡在一张牛皮上。他没有像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那样的高薪，没有国外存款，1981年获得“第三世界基金奖”10万美元，也全部献出来建了国家图书馆。他没有高级别墅，住在郊外一所普通的公房里。房子与普通村居没什么两样，摆设和窗帘旧不堪言，刮起风来沙尘飘扬。尼雷尔卸职时政府要给他在老家建一处住宅，也被他严词拒绝。
尼雷尔从不回避自己的错误，甚至是很大的错误，包括某些政策失误。他常常为没把国家带出贫困而自责。但他胸襟坦荡、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品质始终为世人所称道，直到暮年他仍然为国事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进步而奔波。尼雷尔曾长期担任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主席，作为前线国家的坦桑尼亚则成为南部非洲国家民族解放的堡垒。
非洲战乱不断，坦桑尼亚却始终保持着少有的和平与稳定，被称为非洲的和平之岛，尼雷尔在其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年富力强时主动让贤是他人格魅力中最闪光的部分，不仅人民和执政党称他为国父，反对党也称他为国父，这在非洲是罕见的。尼雷尔并不欣赏什么多党制，当坦桑尼亚在西方压力下实行多党制时，尼雷尔警告说：你们愿意多党，我也就不反对了，但有一条，谁把国家搞乱了，我就领着群众上街示威！
尼雷尔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元老之一，享有极高的国际声望。也正因为如此，大湖地区才推举他作为布隆迪部族冲突国际调解人，以促进布隆迪国内和解。但对于一位古稀老人来讲，要解决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多年恩怨谈何容易！尼雷尔既要苦口婆心地说服各派握手言和，又要以尼雷尔基金会的名义筹集资金。布隆迪谈判让他心力交瘁，加速了这场疾病的提前爆发。据姆卡帕透露，1998年8月医生发现尼雷尔患上了慢性淋巴白血球过多症，根据情况暂无需治疗，但1999年7月举行的关于布隆迪问题的谈判让这位和善的长者颇为窝火。用他的话说谈判是胡搅蛮缠，一片混乱。当晚尼雷尔便发现腰部出现带状疱疹，经查白细胞骤然增多，但他仍坚持参加完阿尔及利亚非洲首脑会议。随后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于8月30日启程去英国就医。
尼雷尔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为加强中坦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一直为中国人民所敬重。他曾先后13次访问中国，几乎每次访华后都要说，来中国能学到很多新东西，还不止一次地强调：事实已经证明中国是可信赖的，它的确是在为第三世界国家说话。
作为中坦两国关系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尼雷尔把建立中坦友谊看成他政治生涯中重要的的一页。坦桑尼亚是接受中国援建项目最多的非洲国家之一，尼雷尔在辞去革命党主席职务前夕作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举动：对他在任期间中国援建的项目统统视察了一遍。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尼雷尔满怀感情地回顾说：1965年我去中国访问时谈到希望中国能帮助坦桑尼亚建一个纺织厂，当即得到中方的同意。后来工厂建成后，我们建议取名为毛泽东纺织厂或周恩来纺织厂，但中国表示没有以人命名的习惯，想来想去就叫友谊纺织厂，这个名字很贴切！我知道那时中国并不富裕，会谈中不好意思再提其他项目，可刘少奇主席却问我：除了纺织厂，就没有别的了？这时我才提到坦赞铁路。刘少奇主席听了后说：如果需要，我们就干！你们听到了吗？如果需要，我们就干！这个项目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当时西方说中国是在纸上谈兵，可事实上中国把它建成了！它是中国在国外最大的援助项目，这是我们的光荣！20世纪90年代初在坦桑尼亚推行私有化的过程中，有人建议把友谊厂卖掉，尼雷尔闻讯大为光火，他一语双关地说：出卖友谊就是出卖朋友，中坦友谊是不能出卖的！

㈣ 我们中国人为非洲人做过哪些事

中国与非洲虽相距遥远，但万水千山并不能阻断双方的友谊与合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非高层互访达800多起。迄今，中国已同4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1955年万隆会议新中国领导人同非洲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握手，到2005年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会议中国和亚非国家共同推动建立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从中国帮助非洲培训争取民族解放的“自由战士”，到非洲国家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中非建设者们共同用血汗筑就坦赞铁路，到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从中非共同建立中非合作论坛，到中非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50年的历史见证了中非友好的一座座里程碑。

50年来，中非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在76个投赞成票的国家中有26个是非洲国家。中国11次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挫败反华提案，13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挫败台湾“重返联合国”图谋，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界博览会，无一不得到非洲国家的鼎力支持。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社会重视非洲的和平与发展，支持非洲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支持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性。

50年来，中非双方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征程中携手合作。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真心实意的帮助。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急非洲朋友之所急，根据非洲国家的优先需要确定项目；第二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以援助向非洲国家施压。2000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05年又猛增到397亿美元，同比增长35％。截至2005年年底，中国对非投资已达60多亿美元，在非洲兴办了各类企业800多家，为促进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现已成为中非集体对话的有效机制和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论坛框架内，中国免除了非洲31个国家欠华到期债务156笔，总金额约109亿元人民币；给予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190种输华商品免关税待遇；在3年前召开的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承诺为非洲培训1万名各类人才；16个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目的地国。50年来，中国为非洲援建了近900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向非洲47个国家派出了1.5万多人次“白衣天使”，在非洲大陆救死扶伤；为非洲50个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共3000多名中国官兵先后前往非洲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成为非洲和平的“守护使者”。50年来，文化交流使中非关系更为丰富多彩，也增进了人民之间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到2005年底，中国与非洲各国共签订了65个文化协定，已执行文化交流计划151个。

大型文化活动也成为中非文化交流的新亮点。“中非文化主题年”活动于2004年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举办，非洲9个国家的艺术团和8个政府文化代表团来华访问演出，中国也组织了4个艺术团和3个艺术展览赴非洲16个国家和地区巡演、展览，并在其中3个国家举办了中国艺术节。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50年来，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成为中非交往与合作的原则，也是中非关系长盛不衰的动力。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向非洲提供援助的主要形式包括项目建设、提供实物以及派遣专家等。自1978年起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非洲国家也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根据中非双方各自情况出现的新变化，中国对非洲援助方式和项目形式开始出现多样化，内容更加丰富，效果更加显著。无偿赠送、无息贷款、贴息贷款、技术援助、项目建设、直接建厂、专家指导、劳务服务、人员培养、技术培训等逐渐成为援助或合作的方式。项目援助主体和操作方式逐步分离，有实力、有信誉的企业成为项目实施的重要角色。中非双方更加重视援助的经济效益、援助在加强双方经贸联系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实现援助综合目标和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和巩固。尤其突出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注重在技术管理指导、优惠贷款提供、投资贸易促进中心建设、重债穷国债务减免、经贸官员培训、自然灾害紧急救助等方面拓展内容和加大力度。

与国际援助相比较，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最大特色是无私真诚，不谋求任何私利，不以援助向非洲国家施压，从不对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某些西方国家向非洲提供援助的目的在于宣扬自身政治价值观，甚至试图主导受援国的内政外交。另外，中国向非洲提供援助在运作模式上以非货币交付援助占主体，而西方国家的援助主要是货币交付援助。实践证明，中国实业、实物、实人交付操作方式更有利于缓解受援国的迫切需要和密切双边经贸关系。还有，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效益比较显著，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援助为对方所急需，援助手续也相对简便，非洲受援国家普遍给予好评。自2003年以来，马达加斯加、厄立特里亚、卢旺达等多个非洲国家政府首脑在众多场合对中国的援助表示感谢和赞赏，而对一些西方国家具有附加条件的援助则颇有微词，有的非洲国家领导人甚至呼吁拒绝这种援助。

“历史上外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都是为掠夺非洲的财富，而中国人相反，是为了帮助我们发展民族经济。”赞比亚前总统尼雷尔是这样称赞中国人给予他的祖国的援助的。“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对非洲人民的伟大贡献。”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即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领导人就认识到了非洲国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中国从1956年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学习苏联的援助模式帮助一些友好国家建设工厂、医院和学校等基础设施，在这些援建的设施中，最为国人熟悉的莫过于坦赞铁路。坦赞铁路于1968年开始进行勘测设计，1970年正式开工，1976年全部建成移交，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1860公里，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该项目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考察、设计并组织施工，铁路穿越高山深谷、沼泽湖泊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全线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施工条件困难。为建设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高峰时期在现场施工的中国员工队伍多达1.6万人，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4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

坦赞铁路为赞比亚出口铜提供了一条可靠的出海通道，打破了当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封锁，成为坦赞两国的主要交通干线。20多年来，坦赞铁路促进了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铁路沿线涌现了不少新兴城镇，成为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卡翁达总统赞扬说：“患难知真友，当我们面临最困难的时刻，是中国援助了我们。”坦赞两国人民乃至整个非洲把坦赞铁路誉之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范”。

几乎在非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人们都可以看到中国为非洲人民无私援建的基础设施，许多中国的援建项目已经成为非洲一些国家最壮观辉煌的标志性建筑。

近50年来，中国向非洲大陆的53个国家提供了各种经济援助，为非洲国家设计并负责建设900多个成套项目，目前已建成700个。中国在非洲的援建项目涉及农牧渔业、水利电力、交通运输、广播电视、文教卫生、食品加工等领域，为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提供成套项目援助外，中国还在援款项下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物资和技术援助，为非洲国家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1985年至1999年底，中国共培训了来自非洲46个国家的905名技术人员，培训专业涉及水稻种植、蔬菜栽培、综合养鱼、肉制品加工、中医针灸、农业机械、太阳能及气象预报等。2000年以来，中国更加重视对非洲的技术人员的培训，中方设立了“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在华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对非人才培训班，为非洲培训各类人员近7000名。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设立的“非洲能力建设基金”捐资，用于在非洲建设技术援助中心，并在多边技术培训（TCDC）项下开办了近20个专门面向非洲学员的专业技术培训班。在中国接受培训的技术人员回国后对于非洲建设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包括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内的许多高级人才都曾经在中国接受过培训，在一些非洲国家，我们经常可以遇到能够说简单中国话的司局级政府官员。

自1995年中国对援外方式进行改革后，政府积极推行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进一步放宽优惠贷款条件，完善新形势下对非援助机制，包括通过项目合作和技术合作等形式提供无偿援助、优惠贷款援助和无息贷款援助。中国政府不仅增加了对非洲援助总额，而且不断增加无偿援助的比重，扩大赠与成分，并利用这些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道路、供水、医院等非洲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项目。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所提供的援助数额虽然不大，但是由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且中国提供的援助是政府间合作方式，资金使用安排非常合理，因此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应。有些西方国家的专家认为，西方提供的援助数额要超过数倍，才能使援助效果达到中国的水平。

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后，中国开始减除非洲国家拖欠中国的债务，这些债务主要是过去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无息和低息贷款，尽管中国也是净债务国，而且经济建设中需要大量资金，但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减轻沉重的债务负担，中方在首届论坛会议上承诺在两年时间内减免非洲重债贫困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欠中国的到期债务100亿元人民币。中方重信守诺，在不到两 年的时间内通过与非洲国家进行谈判，减免了非洲31个国家对华债务105亿元人民币。中国对非洲国家减免债务的做法，让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决心，对于促进其他国家对非洲减债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

非洲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和非洲远隔千山万水，虽然古代历史上也有郑和船队靠岸索马里的交流，但很久以来双方之间的联系非常稀少。近代以来，中国和非洲共同走过了一段遭受西方国家奴役的历程，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战斗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双方之间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人民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好感和认同意识。对当前的中国而言，非洲在经济上与中国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是中国市场多元化、开拓两个市场和利用两种资源的重要合作对象；在国际政治交往中，非洲国家长期以来与中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中观点相同或相近，是中国倡导的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在外交上，对非工作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础和立足点，非洲国家在台湾和人权等众多涉及中国人民利益的问题上给予中国重要支持，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从桑加勒卡姆的田间地头说起

在位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36公里处的桑加勒卡姆的田地里，一陇陇绿油油的白菜、黄瓜等蔬菜长势喜人，田间地头不时有中国人的身影穿过。

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约20%的人口，对于尚有80%的国家和地区粮食不能自给的非洲来说，中国经验的利用价值可想而知。

在2006年11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作为众多承诺的一项，中国政府承诺今后3年内在非洲建立10个有特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并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站在中国援塞内加尔农业技术培训中心的示范田边，你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援助非洲的措施正在得到落实。

中国政府积极兑现承诺

或许我们还要更详细的数据来证实这一印象。

——中国已与45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双边援助协议，与10个非洲国家签署了优惠贷款框架协议。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出资并承办的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已在北京开业，首期10亿美元全部由国家开发银行出资，二期基金将增至30亿美元，最终达到50亿美元。它被认为是目前世界最大的致力于非洲发展的基金。

——中国承诺援建的非洲联盟会议中心于5月25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正式奠基。该会议中心占地面积11.3公顷，总建筑面积约4.6万平方米，包括能容纳2550人的大会议厅、多功能厅、紧急医疗中心、数字图书馆等配套设施。

——中国已与28个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

——中国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26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今年7月起享受454个税目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

——中国政府批准在赞比亚、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的经济贸易合作区项目已经启动。

——中国今年已为非洲国家培训了4150名各类人员；中国第一个援非疟疾防治中心已在利比里亚成立，并将于未来两年内分批启动其他31个疟疾防治中心的设立工作；中国今年将向非洲国家提供2683个奖学金名额，比上年增加近700个。

中国企业在非洲“将心比心”

在中非合作中，中国企业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中非合作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到非洲发展。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非各类投资135.8亿美元。今年前6个月，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4.85亿美元。

在寻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中国企业也为所在社区做一些惠及民众的事情，这是中非合作的新特点。不久前，一条宽约12米、长约400米的道路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正式交付使用。这条耗资22.4万美元的道路，由一家中国私人公司出资建造。它的建成不但方便了这家中国公司的车辆出入，同时也为当地居民出行带来便利，被当地政府命名为“北京路”。

中国企业还主动考虑到环保问题。比如，中国在刚果(金)投资经营了一家铜钴冶炼厂。以前工厂靠烧木材干燥原料，尽管这样做经过当地有关部门批准，但是考虑到对当地森林的破坏，工厂技术人员几经探索，最终想出了一个对生产设备进行改造、将冶炼过程中产生的烟气通过管道输送到干燥炉周围的办法，既避免了燃烧木材，又将烟气变废为用。

中国信守承诺受到赞誉

巴尔卡是乍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进步报》主编。两个月前曾去中国访问的他，在贵州参加一个午宴后，特意留下了餐桌上印有他中文译名的桌卡。如今，他把这个桌卡放在办公桌上，作为访问中国的纪念。

在巴尔卡看来，是中国技术改变了他的工作方式。以前报社与外省通讯很困难，但是中国公司在乍得引进的CDMA技术，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巴尔卡豪不吝惜对中国援助非洲措施的落实情况表示赞扬，称他们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很多非洲人都表达过类似的看法。非洲驻华使团长、喀麦隆驻华大使埃蒂安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他在11月4日晚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一周年的纪念招待会上说：“北京峰会是一次创新的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为中国与非洲友好国家的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础。一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兑现承诺，落实峰会成果特别是8项政策措施结出硕果。非洲国家愿继续与中国齐心协力，共同把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㈤ 爱丁堡大学的杰出校友

日本承子女王（Princess Tsuguko）
德国第十二世图恩-塔克西斯亲王（Albert Thurn and Taxis）
约旦公主（Raiyah）
罗马尼亚玛格丽特公主（Princess Margarita）
日本真子公主（Princess Mako）：日本明仁天皇长孙女 约翰·罗素：英国首相、第一代罗素伯爵
亨利·坦普尔：英国首相、第三代巴麦尊子爵
戈登·布朗：英国首相
罗伯特·芬雷：第一代芬雷子爵、大不列颠大法官
詹姆斯·麦凯：克莱什芬男爵、大不列颠大法官
约翰·威瑟斯庞：美国《独立宣言》签署者、美国政治家、教育家与革命领袖
本杰明·拉什：美国《独立宣言》签署者、美国政治家、医学家、化学家、教育家与革命领袖
约翰·安德逊：第一代威弗利子爵、英国财政大臣、内务大臣、枢密院议长
亨利·邓达思：第一代梅尔维尔子爵、英国战争大臣
亨利·佩蒂：第三代朗士当侯爵、英国财政大臣、内务大臣、枢密院议长
珍妮·李：阿斯瑞奇女男爵、英国人文艺术大臣、公共建筑与劳动部大臣、Open大学创立者
马尔科姆·雷夫金德：英国国防大臣、外交大臣、苏格兰国务秘书
查尔斯·亨得利：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
大卫·斯蒂尔： 英国自由民主党党魁、苏格兰议会主持官
吉姆·华莱士：坦克内斯男爵、 苏格兰自由民主党党魁、苏格兰总检察长、苏格兰代理首席大臣
特萨·卓威尔：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大臣
大卫·麦克莱切：苏格兰保守党党魁
查尔斯·塔珀：加拿大总理
朱利叶斯·尼雷尔：坦桑尼亚第一位总统
尹潽善：韩国总统
张泽相：韩国总理
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Hastings Kamuzu Banda）：非洲独立运动领导人，1966至1994年间任马拉维总统
威廉·沃克：尼加拉瓜总统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诺贝尔和平奖最年轻得主
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诺贝尔和平奖（1995年）
Gabi Hegerl：诺贝尔和平奖 （2007年）
Mark Rounsevell：诺贝尔和平奖 （2007年）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自然主义者、《物种起源》作者、“进化论”奠基人，1825至1827年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物理学家、数学家、电磁学之父、统计物理学奠基人，1850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数学学士
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物理学家、希格斯玻色子（又称“上帝粒子”）之父、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马克斯·玻恩（Max Born）：量子力学创始人、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36年至1953年在爱丁堡大学任教
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著名发明家、企业家、电话发明者
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神学家、数学家、数理统计学家和哲学家、概率论理论创始人、贝叶斯统计的创立者
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近代地质学之父、英国伟大的地质学家、经典地质学的奠基人、地质学“火成论”的创始人，1740年14岁时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人文科学，1744至1747年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
约瑟夫·贝尔（Joseph Bell）：医学家、夏洛克·福尔摩斯原型，曾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麦克劳林（Colin Maclaurin）：著名苏格兰数学家、18世纪英国最具有影响的数学家之一
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G. Edwards）：试管婴儿之父、2010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于1955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
罗宾·米尔纳（Robin Milner）：著名英国计算机科学家，1991年获得世界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灵奖”，开发了自动定理证明工具LCF
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著名医学家、第一代李斯特男爵、外科消毒法的创始人及推广者。外科手术消毒技术的发明者和推广者，1895至1900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1893年被封为男爵，是首位获此殊荣英国医生
奥古斯都·德·摩根（Augustus De Morgan）：英国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德·摩根定律的创始人
普莱费尔（John Playfair）：英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普莱费尔公理（Playfair Axiom）创始人
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英国动物学家、古生物学家，代表作有《论脊椎动物解剖学》
詹姆斯·杜瓦（Sir James Dewar）：苏格兰物理学家、化学家、发明家
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es）：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57年在爱丁堡大学获数学硕士学位
查理斯·葛罗弗·巴克拉（Charles Glover Barkla）：19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爱德华·维克多·阿普尔顿（Edward Victor Appleton）：194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于1949至1965年任爱丁堡大学校长
亚历山大·托德（LordAlexander R. Todd）：195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于1933年至1938年在爱丁堡大学任教
伊戈尔·塔姆（Igor Tamm）：195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13至1914年在爱丁堡大学学习
彼得·米切尔（Peter D. Mitchell）：197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于1955至1963年在爱丁堡大学任教
彼得·多尔蒂（Peter Doherty）：1996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于1970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
特里·巴克（Terry Barker）：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于爱丁堡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约瑟·布拉克：物理家和化学家
大卫·布儒斯特：物理学家
汤姆·基博尔：物理学家
Archibald Geikie：地质学家
James Hector：地质学家
Robin Hochstrasser：化学家
Archie Howie：物理家.
Robert Jameson：自然主义者和矿物学家
George Kelly：心理学者
John Leslie：数学家和物理家
David MacRitchie：考古学家
Roger Mercer：考古学家
Alexander Munro III：解剖学家
Robert Sibbald：医学教授
Peter Guthrie Tait：物理家
Stephen Tweedie：计算机科学家
John Walker：自然主义者
Edmund Whittaker：数学家
William Withering：医师、洋地黄的发现者
爱德华·M·萨仁（Edward M. Southern）：生物学家，发明了印迹杂交（Southern Blot）DNA图谱研究基本技术，在遗传病诊断、DNA图谱分析及PCR产物分析等方面有重要价值
Professor Vincent Vigneaud：诺贝尔化学奖（1955年）
Professor Kurt Wuthrich：诺贝尔化学奖（2002年）
Sir Alexander Fleming：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45年）
Professor Hermann Muller：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46年）
Sir Paul Nurse：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01年）
Sir Robert G. Edwards：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0年）
Professor May-Britt Moser：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4年）
Professor Edvard Moser：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4年） 大卫·休谟（David Hume）：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人性论》著者
亚当·斯密（Adam Smith）：经济学之父、《国富论》著者
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哲学家、历史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
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著名作家、《福尔摩斯探案集》著者
詹姆斯·马修·巴利（James Matthew Barrie）：苏格兰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彼得·潘》著者
J·K·罗琳（J.K.Rowling）：著名作家、《哈利·波特》著者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著名小说家、英国文学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之一，被称为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金银岛》等，也是爱丁堡大学校报创始人
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英国著名作家和诗人，代表作有《艾凡赫》
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9世纪著名苏格兰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哲学家、功利主义伦理学家和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家，与大卫·李嘉图一同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
温斯顿·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曾任爱丁堡大学院长（Rector）
奥利弗·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8世纪著名的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善性之人》（The Good-Natur'd Man）及《屈身求爱》（She Stoops to Conquer）
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著名建筑学家，爱丁堡大学老学院（Old College）就出自其手
Elizabeth Blackadder： 艺术家
Thomas Brown：哲学家
Thomas Carlyle：评论家和历史学家
Robert Garioch：诗人和翻译家
Margaret Iversen：艺术史学家
Sorley Maclean：盖尔语诗人
Keith Moxey：艺术史学家
Peter Roget：the first Thesaurus作者
Dugald Stewart：哲学家
Kerry Stewart：艺术家
Richard Murphy：著名建筑师
Robert Lorimer：著名建筑师 John Aikin：医师和作家
John Brown|：医师和作家
曲燕（Q·Y）：缅甸知名商界人士
George Chalmers：古文物研究者和政治作家
Henry Thomas Cockburn：法官
Daisy Donovan：演员、播音员
庄士顿（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外交官和教师，著有《儒家与近代中国》、《佛教中国》、《紫禁城的黄昏》等书
Ian Rankin：作家
Benjamin Constant：作家和政治家
James Africanus Horton：第一位在英国获得大学毕业的非洲人
Allan Little：BBC驻外记者
A.S. Neill：教育家
Gregory Neilson：出版家和著名的罗马天主教徒
Mark O'Neil：慈善家
George Newlands：神学家
Lord Playfair：科学家和国会议员
Stella Rimington：MI5前领袖
Piers Sellers：宇航员
Samuel Smiles：作家和改革家
霍嘉治（Sandy Flockhart）：著名英国银行家，曾任汇丰集团（HSBC）执行董事，1973年取得爱丁堡大学法律学士学位（LLB） 辜鸿铭：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黄宽：医学家、教育家、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之一、第一位留英学习西医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860年成功进行中国首例胚胎截开术
朱光潜：中国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代表作有《悲剧心理学》等
张曼玉（Maggie Cheung）：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大使，2007年被《纽约时报》评入年度世界影坛22位伟大演员之一，2011年被授予爱丁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钟南山：中国著名医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的领军人物，2007年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樊文飞：世界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国际著名数据库专家、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美国计算机协会院士、现任英国爱丁堡大学信息学院首席教授
程开甲：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开创、规划领导了抗辐射加固技术新领域研究，201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48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

㈥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的人物传记

1922年4月13日生于坦噶尼喀大陆马拉省首府穆索马布蒂亚马村扎纳吉部族的酋长家庭。家境贫穷，幼年在家放牧。1934年进穆索马的教会学校学习，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几年后进入塔波拉唯一的中学，1942年皈依天主教。
1943——1945年在乌干达东非大学马凯雷雷学院（今马凯雷雷大学）就读，读书期间，参加了“天主教忠诚会”，并组建坦噶尼喀学生联合会——噶尼喀非洲人协会的支部。1945年回国后在天主教会办的圣玛利亚学院教书三年，组织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塔波拉支部，任书记。1946年在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英国殖民地部策划建立的由肯尼亚白人移民占统治地位的东非联邦（包括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
1949——1952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研修经济学和历史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尼雷尔经常与非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者讨论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立志要消灭非洲大陆的殖民制度。与英国工党成员交往，受到他们宣扬的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影响。
1952年，尼雷尔回国，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的圣弗朗西斯学院执教。1953年4月被选为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主席。1954年7月7日把已不适应反殖斗争需要的协会改组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简称坦盟），当选为主席。主张采用非暴力的斗争方式，通过内部自治、分阶段实现民族独立。希冀建立一个非洲人、亚洲人和白人互相信任、合作的多民族并存的国家。1955年2月代表坦盟去联合国就独立问题向托管理事会陈述意见。回国后辞去教师职务，周游内地宣传坦盟通过非暴力方式分阶段独立的主张。1956年再次赴联合国作独立请愿讲演，揭露殖民主义残酷掠夺、血腥镇压非洲人民，提出独立要求。
1957年8月作为坦盟代表被英国殖民当局任命为立法议会议员。但四个月后即辞职，以抗议英国迟迟不让坦噶尼喀独立。1958年在东方省重新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1960年1月获美国杜克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坦盟在立法议会选举中获胜，仅差一席就囊括了立法议会的全部席位，尼雷尔受命组成责任政府，1960年9月2日——1961年5月1日任首席部长。利用合法权能加紧争取独立的斗争，并赢得亚洲人和欧洲人的谅解与合作，迫使英国允许坦噶尼喀提前独立。1961年5月1日坦噶尼喀实行“内部自治”后，任自治政府总理；同年12月9日坦噶尼喀宣告独立，继续任总理。1962年1月22日辞去总理职务，全力从事坦盟的领导工作，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同年12月9日宣布成立坦噶尼喀共和国，废除英国总督，在97%选民的拥戴下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宣布断绝与英国王室的一切联系，英国女王不再是坦噶尼喀的国家元首。
1964年1月20日坦噶尼喀军队发生兵变，要求实现武装部队非洲化（独立后坦军司令官和各级军官仍由英国人担任）和改善待遇，并准备接管政府，这场兵变还在乌干达和肯尼亚引起连锁反应，震撼东非政局。在尼雷尔的请求下，英国出兵干预，才将东非三国的兵变镇压下去。同时，哗变军人完全是缺乏文化的乌合之众，始终没有确切的政治目标，也提不出政治纲领，他们既反对现政府，又不接管政权。而且兵变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也是兵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后，尼雷尔政府对哗变士兵和反对派（反对派头面人物在兵变期间与哗变者接触，教唆兵变领导人推翻尼雷尔政府和建立一个新政权）的处置采取了慎重和宽大的政策，没有一人被处决，既有利于政局稳定，也提高了尼雷尔的威望。在军事上，尼雷尔完全解散了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这支无文化的、没有政治思想的军队，建立了一支以“青年联盟”（即坦盟青年团）成员为核心的新军——人民国防军，使武装部队的组成发生了根性的变化，成为一支由执政党领导的有文化、具有非洲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军队，即一支政治化的军队。在军事方面比较彻底地肃清殖民主义的残余。武装部队的非洲化和政治化使之成为执政党贯彻其政策的有力工具。在政治上，尼雷尔利用兵变事件进一步打击反对派力量，消灭了所有存在的反对派，使坦噶尼喀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党专政的国家。
1964年4月访问新成立的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会晤桑给巴尔总统谢赫·阿贝德·阿马尼·卡鲁姆，就两国联合成一个主权国家达成协议。同年4月26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成立，同年10月24日改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尼雷尔当选为联合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一度兼任外交部长）。1970年11月、1975年11月和1980年11月连任总统。1975年建议坦盟与桑给巴尔和本巴非洲-设拉子党（桑给巴尔执政党）合并，以巩固联合、加强统一领导。1977年2月5日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非洲设拉子党合并成坦桑尼亚革命党，尼雷尔当选为革命党主席。1982年10月、1987年10月继续当选为党主席。
坦桑尼亚独立后，尼雷尔着意发展经济，注意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经济持续增长，政府财政收支年年盈余。1967年2月5日发表《阿鲁沙宣言》，宣布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国家发展的指导方针是自力更生，强调发展农业。将大中型工矿企业、贸易商行和金融机构收归国有，有计划地建立一批国营企业和准国营企业；限制民族资本发展，以防止财富过分集中和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了联络印度洋海岸和港口的铁路、公路系统，实现了公共企事业的非洲化。在农村大规模建立（一度采取强制措施）乌贾马村，修建学校、饮水和医疗卫生设施。希图通过恢复农村传统社会共同占有土地、集体劳动和分享成果的制度，树立非洲社会主义的样板，建成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认识到方针政策有失误，70年代中期以后强调发展生产，放宽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重视发展农业，恢复乌贾马村运动以前的农村合作社；调整国营企业、外资、外援等等经济政策。
在国际事务中积极支持未独立地区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1965年12月为抗议英国庇护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南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而与之断交。尼雷尔长期担任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主席、非洲前线国家首脑会议主席、对南部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游击战士设立训练营地，为未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组织提供立足点和办公处所；尽管是联合国宣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还为非洲民族解放事业慷慨解囊，并中断了向南非提供劳工的协议，蒙受外汇收入减少的损失。奉行不结盟政策，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979年2月在七十七国集团第四次部长会议上倡议第三世界加强团结与合作，用一个声音同发达国家谈判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1973年被授予“尼赫鲁促进国际理解奖”。1981年获第三世界社会和经济研究基金会授予的“第三世界基金奖”。1983年在日内瓦领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授予的“南森难民奖”。1984年11月当选为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届首脑会议执行主席，敦促非洲国家利用债务武器，拒绝偿还欠西方国家的贷款。1985年7月获埃塞俄比亚授予的“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民族大勋章”。1986年被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授予塞雷茨·卡马爵士勋章。1987年荣获苏联授予的国际列宁和平奖。1987年12月又获非洲统一组织的金质奖章，以表彰他为非洲解放和统一事业作出的贡献。1986年荣获津巴布韦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同年8月当选为不结盟运动的第三世界经济南方委员会（现改名为南方中心）主席，为促进第三世界国家间更广泛的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北方发达国家间的对话奔忙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国。1988年被授予约里奥-居里金质和平奖章。1992年被授予国际西蒙·玻利瓦尔奖。1995年12月获“国际甘地和平奖”。
尼雷尔平易近人，有时徒步下乡视察，廉洁奉公，坦桑尼亚人尊称他为“姆瓦利姆”（Mwalimu），斯瓦希里语意为“老师”，人们称颂他为“非洲贤人”。为打破总统职务终身制，1984年3月宣布不再担任下届总统，1985年10月恳求辞去了总统职务，将总统权力交给他的接班人阿里·哈桑·姆维尼。专任执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1990年8月又明智地辞去革命党主席职务，退出国家政治第一线。自1989年8月3日起任尼雷尔基金会信托委员会主席。
1999年10月14日，尼雷尔因病情恶化，在英国伦敦逝世，享年77岁。

㈦ 中国人和世界人民友好交往的事情

贝尔奖自1901年颁发以来，共有六位华人获诺贝尔科学奖，他们分别是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和崔琦 。

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因“发现宇称原理的破坏”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6年丁肇中因“发现一类新的基本粒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86年李远哲因“发明了交叉分子束方法使详细了解化学反应的过程成为可能，为研究化学新领域—反应动力学作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997年朱棣文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8年，崔琦与德国的霍斯特·斯托尔默和美国的罗伯特·劳克林因在量子物理学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

一、生平简介
李政道(Tsung-Dal Lee 1926～)理论物理学家。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学（当时一年级在贵州永兴）物理学系学习；得到老师束星北的启迪，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44年因翻车受伤停学。1945年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1946年受他的老师吴大猷的推荐，得国家奖学金，去美国深造，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48年春天，李政道通过了研究生资格考试，开始在费米的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研究。

1949年底，在费米的指导下，李政道完成了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在该校天文学系半年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物理系一年任讲师并从事研究工作。

1950年，李政道和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秦惠君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长子李中清，现任加州理工学院历史教授；次子李中汉，现任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1951年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1964年任该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1983年任该大学全校讲座教授。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杨振宁:把高质量的学生变成高质量人才

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回顾20世纪科学的发展，杨振宁认为主要成就体现在3个方面：学会了控制电子的行动；发现了研究极小结构的方法；离开了地球引力实现了登月梦想。

展望21世纪，杨振宁认为中国将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我这样说原因有四：一、中国有数不清的绝顶聪明及可塑造性强的年轻一代，这是科技发展之首要前提。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重人伦和勤俭的同时，也重视教育，势必令上述人才大有可为。三、中国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中已经走出了固步自封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对近代科学的热忱。四、中国内地、香港、台湾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杨振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几年就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从那时就培育和积累了一大批基础人才。“中国人是有很高素质的。比如清华大学的生源就不比美国哈佛大学的差，但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把高质量的生源变成高质量的人才。”杨表示有信心随着经济的发展、科研条件的改善，继本世纪的华裔科学家之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必将于下个世纪在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本土出生、成长，并在本土出成果的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从现在算起，20年足够”。
丁肇中

1976年12月10日，40岁的丁肇中赴瑞典皇家
学院领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奖自1901年开始颁
发，从那时候起至1976年的75年中，丁肇中是第三位
金榜提名，获得此项殊荣的中国血统科学家。在隆重的颁奖
仪式上，他先用汉语然后用英语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他说“
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誉，我是在旧中国长大
的，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
的重要性。中国人有句古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种落后的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害处
。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都倾向于理论研
究而避免实验工作。事实上，自然科学理论不能离开实验的
基础。特别是物理学，它是从实验产生的。我希望由于我这
次得奖，能够唤起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的兴趣，使他们注意
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

丁肇中祖籍山东省日照县。1936年1月出生在美国
密执安州的安阿伯，当时他的父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后来
，丁肇中曾这样说起过自己的身世。他说：“我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初期出生在一个由教授和革命志士组成的家庭里。我
的父母都希望我出生在中国，但在他们访问美国时，我提早
出世。由于这个意外，我成为美国公民。这个突来的小插曲
，却也影响了我的一生。”他出生3个月后，随父母回到中
国。丁观海教授一家人回国后不久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
·七事变”，孩提时代的丁肇中，伴随着兵慌马乱的岁月。
他回忆这段时日时曾说：“我在出生3个月的时候回到了中
国。由于当时中国的境况，我一直是个难民，不断地从一个
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其父丁观海先在山东大学执教，
1938年到重庆大学任工程学教授。母亲丁隽英任四川教
育学院心理学教授。丁肇中的童年是在中国大陆度过的。起
初就读于重庆磁器口小学，直至抗战胜利后，随父母迁到天
津，勉强念完小学。1948年冬，丁观海到台湾省台南工
学院教书，并举家迁至台湾。1956年9月他只身赴美，
进入密执安大学工学院研读。起初学的是机械工程，后来他
发觉自己的兴趣主要在物理方面。第二学期，他选了些物理
学和数学的课程。大学第二学年，他转到了自己感兴趣的物
理系。

1959年他毕业于该校研究院，取得了数学和物理方
面的两个工学学士学位。翌年又获得理学硕士学位。他还以
优异成绩获得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特别奖金。不久又获得美国
科学基金会奖。1962年，丁肇中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
。

直到1974年夏末秋初，丁肇中的实验进入到关键的
时刻，高能加速器中质子相撞，每时每刻都在牵动着他与同
事们的心。当他们将粒子质量的方位降到30—40亿电子
伏这个范围的时候，突然间一个新的粒子出现了，它以极长
的寿命分解出正负电子。丁肇中此时兴奋极了。不过，严谨
、慎重的这位华人学者并没有立即宣布这一发现。从8月至
10月，他们又进行了多次这样的实验，待取得无懈可击的
数据时，丁肇中才于1974年11月12日向全世界公布
了这一惊人的成果。科学实验有很多趣闻。丁肇中的实验是
在东海岸进行的，正当他已经捕捉到瞬息万变的J粒子的时
候，在西海岸，美国物理学家希特带领他的斯坦福研究小组
也发现了这种新的粒子。的来，东海岸和西海岸发表的实验
报告几乎一样。不同的是，对这种新粒子，丁肇中称之为“
J”，希特呼之为“Ψ”。那么到底是谁首先发现这种新粒
子的呢？这是一桩难分难解的悬案。因此，丁肇中和希特同
时获得1976年的诺贝尔物理将，他们所发现的新粒子被
称之为J／Ψ粒子。

[李远哲] 1936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县，1965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土学位后，先后在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任博士后。1968—1974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升为教授，1974年又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化学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和李远哲合作从事分子束研究的赫希巴哈教授称赞他为“惊人的实验天才”。后来李远哲发展了赫希巴哈用交叉分子束研究分子反应动力学的思想，创造了新的一代交叉分子束装置。用此装置来研究分子反应动力学所得到的信息和反应过程的细节远远走在反应轨迹的理论计算前面。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分子束装置。李远哲被誉为“分子束化学真正的实现者”。到1986年为止据不完全统计李远哲发表的各种论文有180多篇。李远哲还在反应动态学、光化学、光谱学、分子间与分子内能量传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1986年李远哲教授荣获诺贝尔化学奖、1986年美国化学会德拜物理化学奖、美国国家科学奖。他是获奖中最年轻也是近十年来研究成果最多的化学家之一，也是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第一位华裔化学家。李远哲是中国人，他在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也做了一定的贡献，他帮助台湾省搞原子分子研究所，1986年指导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建成分子光束激光裂解产物谱仪。对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等单位的分子反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也给予了很多指导。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天，朱棣文说，他骑着自行车，朝着目标往山路上攀爬，达到了目的地。这种攀登高峰的踏实感受，也只有在努力过之后，才能真切地感受到。
掌声响起。在瑞典皇室、全球顶尖学者以及贵宾一千四百人的目光下，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华裔朱棣文正站在学术最高殿堂之上。此时此刻，尽管欧洲正飘飞着圣诞季节的白雪，朱棣文心里却是无比的炽热。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手中，他接下了荣耀，脑子里闪过的是许许多多在实验事里度过的日子——看着实验结果成功失败，起起落落……而今，他终于精精确确地以“光束蜜糖（雷射制冷捕捉技术，Laser Cooling Trapping)”抓住了原子，从而拥有了学士界最闪亮的光环，永远在世界物理学的史册上留名。

朱棣文，这位史丹福大学第一位华裔教授，学生喊他Steven。平日里习惯穿着淡色长袖衬衫，袖子整齐地卷得高过手肘，显得很是清爽自然。自从1997年10月14日凌晨那个划破宁静夜空的、来自斯得哥尔摩的电话传来喜讯，他和他的家人便开始不得清静。从那时起，他就被媒体包围着。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仍是一身简单的休闲服装，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出现。他还是一样的他。
朱棣文祖籍是中国江苏太仓。1948年2月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士市，1970年毕业于罗彻斯特大学数学及物理双学士，1976年获柏克莱加大学物理学博士，并在学校从事两年博士后研究。1978年，他到美国贝尔实验室担任电磁现象研究员，五年后，升为电子学研究部主任，并在1987年赴史丹福大学任教授至今，曾于1990年担任系主任。
1993年，他与另一名研究学者共得国际大奖沙乌地阿拉伯“国际科学奖”，两人合得奖金约十万美金。
同年又被选为美国科学院第130届院士。1996年，荣获古根汉研究奖，并获美国物理学会学术奖。这次诺贝尔物理奖，朱棣文是与马里兰州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科学家菲利普斯以及法国科学家柯恩但诺吉一同分享这分殊荣。三人同时共分诺贝尔奖金约100万美金。
朱棱文是继1957年的杨振宁、李政道，1976年的丁肇中和11年前的李远哲之后，第五位获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在他之后，还有一位华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崔琦又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六位华裔获奖人中，除李远哲为诺贝尔化学奖外，其余皆是物理奖。
朱棣文的获奖研究，得追溯到十四年前。当时他还是贝尔实验室的一员。在低温物理的研究领域中，“光束密糖（Molasses）”这个物理学名词它让朱棣文“甜在心中，爱不择手”。原来“光束蜜糖”指的是利用雷射光达到冷却气体的效果。朱棣文他们所进行的“雷射致冷捕捉”，就是利用雷射冷却原子后，能够进行精确测量的研究。原子在室温中非常活泼，以百公里的速度活蹦乱跳，若利用雷射光达到冷却，气体冷却至几近绝对零度，原子一旦陷入，也在此时活动得非常缓慢，再利用光与原子交互作用的时间拉长了，便可用来精确测量物理量。
这个研究最重要的是如何应用。事实上，朱棣文最常引用的例子就是“重力测量”，这样的解析早已令学术界和科技业界感到惊喜乐观。利用原子在超低温状态时，科学家可进行重力分布研究，最佳的运用方式就是在油田勘探方面。这项应用将使得石油开采成本降低很多，己有不少石油公司对这项研究非常有兴趣。相同的应用还可能发现环宙间更多的秘密得以找到答案。另一重大应用则在生物物理，也是利用雷射致冷捕捉技术，可以解读DNA。
朱棣文的父亲朱汝瑾也是当代科学家，1949年自大陆来美，现在已有八十高龄。朱汝瑾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博士，他的妻子是当年曾在同一大学念经济系的朱李静贞。朱汝瑾和朱棣文同属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父子档”。朱父于1964年当选第五届院士，朱棣文则在父亲以及另四名院士崔琦、卓以和、顾毓秀以及田炳耕共同推荐下，于1994年以高票获选为院士。朱汝瑾曾在美国圣路易、维吉尼亚、纽泽西等多个大学任教授，还担任过美欧地区化工、石油、太空等六十多个企业公司的顾问。 朱棣文是家中的老二。他的哥哥朱筑文为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博士，哈佛医学院毕业，现在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教授。弟弟朱钦文是哈佛法学博士，现为洛杉矾执业律师。这个家庭，真的称得上是一个“博士之家”。
作为一名成熟的科学家，朱棣文有着自己的人生皙学。他常说：“我们不一定要是天才，但我们知道自己的目标和计划；我们会时常受到挫折，但不要失去热情。” 虽然朱父和三个杰出的儿子都是顶尖科学人才，其实，当年朱父不太赞同朱棣文念物理，因为“这一行要出头太难了”。从小就爱画画的朱棣文，父亲觉得或许建筑对于他是个不错的出路。然而，身上满是物理细胞的朱棣文把绘画的天分用在绘制物理结构图上了。好在父亲后来并没有太刻意地阻拦他；而他，也终于以自己的努力，冲破了这条被视为崎岖的路。
在学生及友人眼中，朱棣文有着浓厚的科学家气质，而且饶富幽默口才。他常常能即兴地发表学术演说，深度中还能穿插趣味。无论是在研究上、工作上，甚至是教学上，他都有一套“以退为进”的哲学。他对自己、对学生并不会定下过高的要求，他觉得从工作中得到成就，才会激起更旺盛的动力，使自己更有信心。他酷爱运动，每周五固定骑自行车到校园，并趁着实验空档“溜车”。在他，运动带来的爆发力正如同物理实验中击出的美丽火光一般，是物理之“力”与人生之“美”的结合。
朱棣文在研究中兢兢业业，悠游于物理的世界中。在他，获得全球的认同，是否是自己最大的心愿？朱棣文却答：视自己为一名科学家，最大的希望是无论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自己在斗大的实验室中的成果，能够对人类产生贡献，与人类的生活真正的结合在一起。

瑞典皇家科学院九八年十月十三日宣布，把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斯托尔默、美籍华人科学家崔琦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劳克林，以表彰他们为量子物理学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
崔琦和斯托尔默在一九八二年对在强磁场和超低温实验条件下的电子进行了研究。他们将两种半导体晶片砷化镓和砷氯化镓压在一起，这样大量电子就在这两种晶片交界处聚集。他们将这种晶片结合体放置在仅比绝对零度高十分之一摄氏度（约摄氏零下二百七十三度）的超低温环境中，然后加以相当于地球磁场强度一百万倍的超强磁场。他们发现，在这种条件下大量相互作用的电子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量子流体，这种量子流体具有一些特异性质。一年之后，劳克林教授对他们的实验结果做出了解释。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科学家又陆续作出一些重大发现。这三位科学家的成果是量子物理学领域内的重大突破，它为现代物理学许多分支中新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崔琦因此获得美国著名的弗兰克林奖。崔琦在互联网自己开设的网址上称，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研究金属和半导体中电子的性质。他的这些研究将可应用于研制功能更强大的电脑和更先进的通信设备。
崔琦，一九三九年生于中国河南省，五十年代到香港接受教育，一九五七年在培正中学毕业，随后到美国继 续深造，一九六七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到贝尔实验室工作，在美国，贝尔实验室被称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崔琦正是在这里和施默特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1982年），两人因此在1998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一九八二年至今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目前他从事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的研究。崔琦的妻子是挪威裔美国人，他们有两个女儿，长女爱琳曾在武汉留学。
在美国，据新华社引述崔琦教授来自中国的学生李济群等人介绍，崔琦为人随和，但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他思维敏锐，在师生中威望很高。十三日清晨崔琦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当大家向他表示祝贺时，他像平常那样微微一笑，只说了句“谢谢”就躲了起来。据介绍，崔琦非常关心祖国，经常与中国学生谈论祖国的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