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基金会

⑴ 请问古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及其特点,谢谢

张伯苓，是我国教育界的阿基米德。
他以为，给他一个支点——教育，就能救国：“我认定救国在教育”，“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

当思想界高举主义大旗，使民主与科学政治化时，他却在社会化与实业化的教育中将它们坐实，他说：“教育事业，(乃)强国之最善股票。”

股票是产业化的，要向社会发行，以实业支撑。向社会发行，使教育社会化；以实业支撑，使教育实业化。社会化，使教育独立；实业化，使教育自立。

教育的独立和自立，就是张伯苓救国的“阿基米德”点。民主与科学，在此“支点”上，方能启动。南开新私学，便是一次“启动”的实验。

“我不是乞丐”
为了使教育独立，张伯苓放下一切，去“行乞”。

建校之始(1904年)，有邑绅严修(字范孙)、津商王益孙，每月助银200两启动。加以范孙先生的声望支持，伯苓募捐，较为顺利。

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天津)城西南之洼地十余亩，作建校用，津人称洼地为“开”，故名“南开”。新校建设费，得前大总统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计银2.6万两(徐世昌与严范孙为同科举人)。袁世凯捐助1万元建礼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学校扩大，开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银200两，严修儿女亲家、直隶提学使卢木斋拨公款助经常费月银百两。不久，徐世昌、王益孙因战乱停捐。严家产业亦受上海“橡胶股票”牵连，停了捐款。提学使傅沅叔(编者注：傅增湘字沅叔)先生，将两所中学，归并南开，两校经费，年银8000两，亦拨给南开使用，可学校却要改称公立南开中学，不过，仍归私人经营。

当时，公私之分，以“集资公款名为公立中学，一人出资名为私立中学”。伯苓致信范孙先生，言南开中学，因私捐一时断源，只得暂蔽公款之下。范孙获悉，遂挪借各种款项，维持南开学校日常费用，留下私学一脉。新私学，虽时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终归无恙。自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1918年底－1919年初)，徐世昌、黎元洪等，就特予赞助。又拟募集基金130万元，按月利五厘计，以维持大学每年经常费。严、张二人，旋即南下，至南京，晤津籍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以筹款事奉托。此次南下，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集大洋8.5万余元，聊敷开办之用，可大学之经常费用，仍无着落。

于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孙先生，重访李纯。因李纯病重，未能谋面。他使人转告，前所嘱筹集基金一事，毋虑，尽可宽心离去，他自有办法。伯苓返津，不及两周，李纯因病魔自戕。

其遗嘱，以家产四分之一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以民国元年公债280万元兑付，经由财政部抵换六厘公债，实收入87万元。合计，可得月息6500元，与开办之初经常费之预算吻合。基金依议启动，可伯苓未稍懈，又引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该基金会欲捐助我国两所私立大学，经考察，确定捐资对象为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捐资数目各25万元，要以本国配捐一半为条件。

伯苓方为难时，袁世凯的婶婶袁太夫人闻之甚急，即命其子袁述之认捐。当年，严修为袁世凯抗辩未果，愤而辞官。袁感铭于心，东山再起时，即赠一笔款与严修，盛情难却，严修即以此款入股他的造胰公司。后来袁家败落，其子女生计多赖此款维持。袁家感激严修，大凡南开之事，都积极参与。

“思源堂”，为南开实验楼，楼下为物理实验室，中为生物实验室，上为化学实验室，也是袁太夫人捐银10万元建筑的。故“思源”亦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会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无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务社会之精神，则或为一般妇女所不及。现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机会，既远多于袁太夫人，苟能获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则中国将来何患不强？”(《南开周刊》，第79期)

袁述之禀慈命，捐了7万元。此数，虽不及一半，但伯苓终于敢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条件。自洛克菲勒基金进校，校园内，一派建设气象，各项设施，多于此时兴建。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派员来调查，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给予补助1.5万元，又议决，3年内拨助大学10.5万元，扩充理科，后又加拨6万元。

卢木斋个人捐资10万元，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张学良亦认捐南开大学基金20万元。原大学公助经费，由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按月付洋2万元，公署取消后，改由财政部自中央银行按月拨付，此项经费，亦为学校经常费主要来源。至此，南开系列学校，各部经费来源，基本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于新私学的支持。教育要独立，除了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金的支持，还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或以民主的名义执政时，可以因势利导之。
学校发展了，经费问题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钵。他说：“余为学校筹款，常因不成而不豫”。谈到“不豫”的尴尬，叹曰：我不是乞丐。

“粪水”与鲜花
南开，这朵新私学的鲜花，总算绽开了。开在“寓公”文化集散地、北京的政治后花园———天津。所谓“寓公”，是指北洋政府时期，那些来自北京的下野军阀政客和清朝皇室宗亲以及各式各样的遗老遗少。他们隐居在天津租界，看似赋闲在家，过着富有而闲淡的生活，暗中却依旧操纵北京政局，影响天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他们的屁股坐在天津，眼睛盯着北京。

“寓公”们，与范孙先生人脉很深。伯苓在他们之中募捐，如鱼得水。南开大学成立时，江苏督军李纯的祝词，就提到了他们：“自两先生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军、阎督军、孟督军、陈督军、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纯亦勉趋其后。”(李纯：《南开大学正式成立祝词》，《校风》第131期，1919年11月27日。)对南开，他们没有介入政治情感，不以个人倾向，作为交换条件伯苓先生以南开这片净土，唤醒了他们的人格尊严和社会责任感。据初步统计，以大洋计，军阀对南开的捐助，前后有150多万元。

当许多国立大学和政府机构，都由于缺乏地方和国库的正常资助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南开却能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局面。

可青年学子却不以为然，他们劝张校长“不要军阀的臭钱”。每遇此，他都坦然一笑，说：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这比喻，有失公道，却亦无奈。军阀的名字，似乎总与战乱相系，被我们的历史观封存起来。今天，我们不妨揭开封条，回顾一下历史，然后回答：为什么在北洋政府的治下，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

北洋惟有军政，军政没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党治，党治有党文化，必然要兼并，使文化意识形态化。因此，党治之下，文化退化。试以蔡元培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当得很大，堪称党治要员，可还算个教育家和思想家吗？

放在这样的视野里来看北洋时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例如，同样对南开新私学的支持，北洋政府让南开中学暂蔽于公款之下，条件一成熟，就让它私有化，而蒋介石却要将南开大学收归国有。一是不自觉地支持了教育独立，而另一却有意取缔之。就像当年请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一样，蒋介石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正如当年用党化手段废了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废了张伯苓。

可伯苓先生却“厌谈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办实业，后谈政治。从实业中拿钱出来，去办政治，不是从政治中拿钱出来，去买议员。这种先实业而后政治，就是他的政治梦。他拿军阀的钱，独立自主为国家培养人才，难道不是政治？

南开的“天之道”

南开学校经费来源，共有10项，其中5项，为自营收入。募捐与自营相结合，造就了教育独立的实体及其实业化办学模式。这一模式，代表了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趋势。

1925年，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视察，结论云：“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伯苓走四方，乞天下财，求教育独立，更以自营，谋教育自立。南开第20年度经费收支状况表，将学校收入款项分为5大项，其中3大项为自营收入，这一年的租息及杂项收入，竟然超过学费收入的三分之一。

自南开中学成立之日起，学费就是学校的主要收入。由于生源充足，学费居高不下，伯苓先生坦言：“吾尝闻人谓本校为贵胄学校，此语诚非过当。”但南开兼容贫困学生，以“试读生”养免费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试读生”可以不经考试入学，但学宿费要加倍。试读一年，考试及格，转为正式生，不及格者，要重新交费，才能续读。学费虽高，但南开却没有靠学费来赢利，而是使学费收支平衡。

其时，国内许多私立大学，都是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的。如北平民国大学，生源多为投考国立大学的落榜生，人数颇大。还有一些大学，则别有用心，被伯苓先生一语道破：“大多数乃专为欲分润各国将退还我国之庚子赔款。”这样一哄而起办私学，想发国难财，当然好景不长。教育独立，此为近代化理想，教育自立，则为现代化要求。南开新私学，从追求近代化理想，到适应现代化要求，走了一条实业化的路。

“大工厂”之定位

论中国近现代教育，有两人并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的转换，张伯苓则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国近代教育超越了传统政治文化，张伯苓则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了实业化道路。

他们留下了两笔宝贵遗产：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和张伯苓的实业化的教育路线。

何谓实业化教育路线？伯苓说：外国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学校视社会需要而定教育方针。也就是教育为体，实业为用。

学校管理，采用企业通行的董事会制，九名董事，统管大学、中学两部，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大学部、中学部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推荐，董事会批准。董事会职权，为筹募经费，议决预算，审查决算。学校章程制定及变更，由董事会决议通过，发给学生毕业证书及授予学位，也由董事会决定。

以此为模式，南开大学下属各院、系、所，亦自筹经费，自设董事会。捐资创办南开者，如严范孙、徐世昌、王益孙、范静生、李秀山等，都做过校董，李组绅、范旭东等大商家，也曾为院系所之董事。此外，还有一部分学界和社会名流，以其名望和经验，任南开校董，如蒋梦麟、胡适之、丁文江、陶孟和、吴达诠等，如企业之独立董事。

以实学培育国家“财力”
南开大学的学科建设，是实学化的。
南开的“土货化”思想，除了洋为中用，还有就是实用。实用之学，当然就是“实学”了。伯苓先生道：“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这就是他的“实用主义”的救国抱负。

大学扩充后，改文、理、商三科为三院，分设历史、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商学、会计、统计、银行等11系。不久，原来文学院的经济系发展为经济学院。而文学院下，又增设了英文系、政治学系、哲学教育系；经济学院，则开了农业经济系、工业管理系、运输学系、经济史学系、统计学系、经济研究所等。理学院也增加了医学系、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

这样的学科设置，偏于实用，培养的人才也趋于实用。伯苓在美国发现：他们最大的发达，就是财力。因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财力”。而他的每一个学生，都理应是国家的一份“财力”。

从理学院到工学院，理科教育越来越“财力”化。从文学院到经济学院，文科教育也趋于“财力”化。那时，我国教育仍在近代化中，对于实业化教育路线，批评者多。有人说，“南开大学有文科而无中文系”，是因为“张伯苓自己文笔不通”，南开“不注重中文”，使得“整个学校鄙俗不堪”，没有文化。有人说，“张伯苓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做一个大学的校长。”

果真如此吗？显然有误解。南开欲立“东方文化研究所”，梁启超要牵头，惜未办成。范孙先生曾访李叔同，请他主讲国学，亦终未出山。至于所言“科学”者，就更是“不见泰山了”。我国私立大学，办理科者本不多，因为理科“不经济”。可伯苓先生却认为，理科是基础，不仅科学思想的兴起，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而且将科学思想转化为“财力”，也要靠理科。
正是在培育“财力”这一点上，民主与科学思想被他坐实了。

南开“货”
南开最大的“财力”，还是学生。
伯苓戏称学生为“货”，对南开“货”，他有信心：南开“工厂”造人才，在社会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塘沽永利(永利制碱公司)、久大(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少，别处多销也好。”“充实我们的工厂，造就学生到各处去。”

为此，他亲自推销，为他的“货”开拓市场。华西公司聘他为董事，他欣然同意，“为的是销销大学、中学的货”。他的“货”有成长性：“若干年后长起来，我们的货更容易销。”他呼吁：“造就学生到各处去，特别是西南！”

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说：新来的学生很多，为什么来？不是要点什么嘛。要什么？要职业，南开“货”，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业了。化工系学生，毕业时，“每人皆有选择两三个职业的机会”。而商科毕业生，因南开对“工商以及银行界之贡献，可谓非常之大”，所以，“每年南大毕业生，特别是商科的，在毕业前，即已应聘一空”。这样紧俏的南开“货”，质量究竟如何呢？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说，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受南开教育的。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中国第一届院士，81人中就有南开9人：姜立夫、陈省身(数学)，吴大猷、饶毓泰(物理学)，殷宏章(经济学)，汤用彤(哲学)，李济(考古学)，萧公权(历史学)，陶孟和(社会学)。后来在台湾被选为院士的又有梅贻琦等人。这样的“货”，岂止是“财力”？简直就是国宝。

民主化的“不倒翁”
伯苓自喻为“不倒翁”。“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复起”靠什么？靠民主。访美时，他发现教育的第一要义，是民主。遂与范孙先生一起，于南开内部，行股东民主制。南开以私立兴学，投资者为股东，而有南开“人民”资格。伯苓曰：“徐菊人先生虽为总统，终为本校旧校董，亦系一人民资格。”“人民”，在这里，是有限性的，不再“无穷大”了。

南开新私学，即从股东民主制入手，行渐进之民主。先行股东议事之民主，次行教授治校之民主，继而行学生自治之民主，待学校民主制建设完成，再从学校扩大到社会各界，推进至国家政府。此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的实用主义的实验方法。而伯苓先生倡导的股东制的“民”，首先是投资者。他欢迎这样的“人民”，成为南开的“民主”———“东家”。那时，私立学校纷纷落马，而南开不倒，就在于民主化。他希望南开的“人民”越多越好，“人民”多了，才能不倒。

伯苓先生高举“私立民有”的旗帜，每遇危机，都以民主化险为夷。当范孙先生以一人之财力私立南开时，就从未将南开据为私有，当伯苓先生恭称范孙为“南开校父”时，不仅以创始者言之，更以民主化言之。伯苓言：“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此语，不仅发自他们内心，而且立为南开新私学的宗旨。(附注：据陈明远先生研究：1900年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70元；1911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50元；192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40元；193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30元。)(P1156591)

严修
严修，字范孙，津籍，光绪十年(188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清末宪政失败后，辞官，不再从政。他以为，新政难以治国，不妨先做“齐家”实验，南开新私学由此一念诞生。经“庚子事变”，新政又起，袁世凯受其影响，联络张之洞等，请废科举制，而终于成功，遂请他督学直隶，适逢袁、张二人入阁，欲行君主立宪于中国，故请严修署理学部。严修借鉴日本经验，立学制，建学校，编教科书，定教育方针，为我国近代教育开山。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几番请其襄助国事，尤以教育部长一职相请，以取代蔡元培，为严修婉拒。五四运动起，北洋政府欲以他取代蔡氏任北大校长，又拒。
严家南北两支，北支在京东行盐，南支在宁波、上海开钱庄。严家钱庄崩溃后，波及盐业，严修整顿家族产业，使之向近代工业转型，此后严家投资，多转向实业。故其办学之宗旨，倡导实业化之实学。

张伯苓
张伯苓，名寿春，以字行，津籍，基督徒。曾学于北洋水师学堂。肄业后，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适逢甲午海战，亲历战败，屈辱之余，决定退役。很多年以后，他还在庆幸：真万幸遇到严(范孙)先生，……严先生可以说是今之圣人。他决定追随范孙先生，创办新私学。毕其一生，先后创办了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任南开中学、大学校长44年。

为筹办南开大学，伯苓先生亲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教育学，同胡适一样，他有幸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先生的弟子，胡适把实用主义用于学术研究，他把实用主义用于办学。实用主义的精髓，其实就是胡适的那句话：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针对做学问而言的，而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多研究问题是不够的，还要能解决问题，张伯苓就是解决问题的人。

解决问题谈何容易？所以，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⑵ 鲁迅和胡适之争是怎么回事

胡适和鲁迅的通信（节选）

鲁迅先生你好：

。。。。。。

我们之间的焦点问题在于：你认为我是一个革命者，对于维权这样的活动不应该采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我想对我们的行为都做一个理性的分析。

关于我的理念：在政治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信仰上我是一个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我比较清楚自我权利和他人权利的边界，和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我这种理念比较西化，的确放在中国这种充满着江湖哥们义气的氛围中显得有些不太协调。

我还要再次声明，我不是什么革命者，我是一个追求世俗生活的普通人，我认为反抗暴政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也会注意分寸，避免暴政过分伤害我，也避免过分挑战暴政，自由主义讲究自发演进的秩序，也就是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也反对在政治纷争和利益纷争中不讲求操守，我希望所有的纷争都应该有君子风度。尽管国民党很强大，拥有摧毁一切的暴力手段，但是我们仍然保持对它们必要的尊重，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不是魔鬼，是这个制度让他们变得扭曲。所以我追求的是有分寸的反抗和博弈，你把我想象成革命者是大错而特错的政治想象。恰恰相反，无论是什么主义，只要搞集权和暴政，这个制度就是我的敌人，同样地，无论这个人信奉的是多么高尚的主义，只要从事暴力活动、恐怖活动，或者在纷争中使用欺骗、背信弃义等手段，都是我的敌人。我们要避免这种历史的怪圈，我们只有从基督教那里寻找资源，那就是：理性、宽容与和解

。。。。。。。

你有很强的革命主义情结，你认为反抗暴政就应该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我注意到你的观念中有很浓厚的佛家色彩和江湖义气，我不喜欢讲因果报应，我相信我们都是罪人，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只有通过宽容与和解才能找到共同的出路，而不是以恶制恶。中国古人曾讲"以暴易暴，未知其可"，你看看中国五千年的暴力轮回了多少次，数都数不清，结果如何呢？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仍然走不出那种以暴易暴、以恶制恶的思维怪圈，我们就不会进步，这个时代就不会进步，就是新桃换旧符，无非是统治者变了，统治模式丝毫不会改变。
革命主义，在我看来不过是中国江湖义气的新名词，他们不讲求政治操守，分不清权利边界，认为你是我的同道你就应当为我付出一切，反之亦然。你应该知道这种做法的危害。这种行为的缺点就是缺乏分寸感，报复起来不择手段，事实证明，你能对暴政采取什么手段，你对你的朋友也会采取什么手段。你口口声声要和我做朋友，我很清楚我们根本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革命者我是反革命。我是要厘清个人权利、公共权力、他人权利的人，革命者就是要模糊这些权利的人，我们怎么是朋友呢？
我认为，自由民主宪政的精髓在于西方的法治源流，西方的法治源流在于西方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基督文明。1921年以来，北京的知识界皈依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现象让我振奋。你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那种随时要战斗的公鸡。我希望你也能看看圣经，读读圣经方面的读物，重新梳理自己的价值观念，也许会有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我看到的就是一个举止得体、做事有分寸、仪态从容的鲁迅，而不是现在看到的内心坚硬、冷酷的鲁迅。那样的鲁迅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哥们义气，不那么豪爽，但是这才是假小人、真君子，才值得信赖和交往，那个时候我才有可能成为朋友，现在你我绝对不是。
上帝会爱你，也会给你时间改变你自己，我真心奉劝你一句，放弃你的那种革命理想和流氓手段，就是统治者对你再残暴也要坚守人伦底线，亮出君子风范。那种革命者内心是恐惧的，没有安全感的，也是没有力量的，会处处碰壁的。

胡适即日

胡适先生：

你好,来信收到，很惊奇你依然不辞辛苦写下文章来感化我这样一个冥顽不化的异类（对你们而言），如果这也算是基督徒先定的传播义务，我首先表示我分量极轻的敬意。长时间的沉默使我生疏于内心想法的表达，一定意义上文字是写给那些可以认识文字的人的交流方式，而人类历史很多进步的原因是行动。实事求是的讲，我最近陷入了一种精神危机，但绝对不是你秉持的那种远离上帝的痛苦，我为我自己作为人的荒谬本质感到绝望，这不是上帝和神仙所能解决的，因为在我的世界中，上帝已经死了。我不计划和你争论信仰的问题，那不是我们所可以说清楚的，我不行，你 胡适也不行。

我计划回信没有表明我们互相认同的企图，我也不会以悟道者的优越感说教别人，我只是想就你信中以及曾经交往过程中的感受回敬你，以此证明人格的独立和尊严。

是不是革命者和作不作革命者是两个概念，被人们理解为革命者从而内心感到不安和一个反动政府缘自内在结构的卑鄙但又希望被别人认为高尚，在逻辑层面上一致。反对革命的理由如果是革命手段本身的残酷尚容易理解，如果从人类本身的精神领域出发反对革命的崇高目的，那就不容易理解了。如果所谓的改良主义依托那种明哲保身的投机心理并计划从他人的赴死豪情进程中搭一搭便车，那就是混帐不齿之徒。要不然连一个教唆的说法都够不上。

研讨结束后的聚餐我讽刺了李四光先生的所谓自我革命论，张伯声老师说我把革命的定义限定的太小了。看来，革命还有反革命、假革命的困扰之忧。那就你的外在行为以及你公开发表的言论出发，也许的确让我把你当成了一个超越成本收益的个人计较为改变这个不合理体制努力的革命者，至少你还算不错的文风本身说明了你遣辞造句的反对者气魄。这样公然发表的声明不是希图揭露真相唤醒世人的麻木，那又是可以用沽名钓誉能来解释的吗？试问一句？那些被打压凌辱身陷囹圄而始终无悔的的革命志士们是一个改良二字可以说的过去的吗？你没有失去过自由你没有被人侮辱摧残，你就没有资格来限定改良和革命二者的分野。顺便强调一句，我认为的革命者是超越成本收益经济学分析为改变这个不合理制度竭尽绵薄的人们，不是权术倾轧不择手段的同义词，你不要曲解我的定义，更不要为自己谋利行径感到惭愧的同时借题发挥否定什么革命对历史进步的意义。进而对我人身攻击，把流氓与革命者和我等同。我针对你的一些作法其实跟革命无关，我是在维护我的人格尊严和我的权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当用你的宽容博爱来感化我；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别人伤害你的同时是保持隐忍。可你没有。也许你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基督徒。你的内心还有恨、还有抱怨。你的基督信仰只不过是在你体验了和普罗大众同样的所谓沉沦堕落时寻求解脱或者说平衡的一种手段，你看，上帝也在笑你。

以下简单一些吧：人人生来平等，在你的言谈举止中经常弥漫的一种别人轻易不会察觉的优越感，而我是天生反感的，是不是反对暴政成了一些人的特权，你自我解嘲的把自己定义为“小资”，可你还要作先知状并不停的误导你的朋友用革命者的光环套在你的身上、接受他们对你的顶礼膜拜。如果你想挣钱发财那你就作一个商人，如果你想作一个正义人你就远离商业圈，如果你要作基督徒你就远离名利场，而不是恼羞成怒的在内心深处为自己不道德行为感到内疚的同时迁怒于革命两字，试问，你的忏悔是在作完了连你也不能自控的不道德行止之后呢？还是为自己可能会违反上帝的规劝先自我解脱。其实，上帝死了。我相信这个时空存在一种力量非人类所能理解，但幻出一个人格化的上帝来引导人类，只从侧面衬出人类的无助。人类的荒诞存在是没有绝对意义的。再次强调，信仰基督和中国实现法治没有必然联系。希望中国人全部信上帝和希望官员守法富人行善一样艰难。并且，实现法治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人一群所谓文人的专利。自由读书的的心态更让我容易到达顿悟的彼岸 ，如是，我坚持，信仰所至殊途无妨同归。不知阁下以为何如？知识分子的意淫勉强可以归为革命的范畴，蝇营狗苟于铜臭小利却使我不齿。

⑶ 跪求关于中国教育

我们的教育曾经很伟大

张伯苓，是我国教育界的阿基米德。
他以为，给他一个支点——教育，就能救国：“我认定救国在教育”，“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

当思想界高举主义大旗，使民主与科学政治化时，他却在社会化与实业化的教育中将它们坐实，他说：“教育事业，(乃)强国之最善股票。”

股票是产业化的，要向社会发行，以实业支撑。向社会发行，使教育社会化；以实业支撑，使教育实业化。社会化，使教育独立；实业化，使教育自立。

教育的独立和自立，就是张伯苓救国的“阿基米德”点。民主与科学，在此“支点”上，方能启动。南开新私学，便是一次“启动”的实验。

“我不是乞丐”
为了使教育独立，张伯苓放下一切，去“行乞”。

建校之始(1904年)，有邑绅严修(字范孙)、津商王益孙，每月助银200两启动。加以范孙先生的声望支持，伯苓募捐，较为顺利。

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天津)城西南之洼地十余亩，作建校用，津人称洼地为“开”，故名“南开”。新校建设费，得前大总统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计银2.6万两(徐世昌与严范孙为同科举人)。袁世凯捐助1万元建礼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学校扩大，开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银200两，严修儿女亲家、直隶提学使卢木斋拨公款助经常费月银百两。不久，徐世昌、王益孙因战乱停捐。严家产业亦受上海“橡胶股票”牵连，停了捐款。提学使傅沅叔(编者注：傅增湘字沅叔)先生，将两所中学，归并南开，两校经费，年银8000两，亦拨给南开使用，可学校却要改称公立南开中学，不过，仍归私人经营。

当时，公私之分，以“集资公款名为公立中学，一人出资名为私立中学”。伯苓致信范孙先生，言南开中学，因私捐一时断源，只得暂蔽公款之下。范孙获悉，遂挪借各种款项，维持南开学校日常费用，留下私学一脉。新私学，虽时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终归无恙。自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1918年底－1919年初)，徐世昌、黎元洪等，就特予赞助。又拟募集基金130万元，按月利五厘计，以维持大学每年经常费。严、张二人，旋即南下，至南京，晤津籍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以筹款事奉托。此次南下，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集大洋8.5万余元，聊敷开办之用，可大学之经常费用，仍无着落。

于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孙先生，重访李纯。因李纯病重，未能谋面。他使人转告，前所嘱筹集基金一事，毋虑，尽可宽心离去，他自有办法。伯苓返津，不及两周，李纯因病魔自戕。

其遗嘱，以家产四分之一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以民国元年公债280万元兑付，经由财政部抵换六厘公债，实收入87万元。合计，可得月息6500元，与开办之初经常费之预算吻合。基金依议启动，可伯苓未稍懈，又引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该基金会欲捐助我国两所私立大学，经考察，确定捐资对象为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捐资数目各25万元，要以本国配捐一半为条件。

伯苓方为难时，袁世凯的婶婶袁太夫人闻之甚急，即命其子袁述之认捐。当年，严修为袁世凯抗辩未果，愤而辞官。袁感铭于心，东山再起时，即赠一笔款与严修，盛情难却，严修即以此款入股他的造胰公司。后来袁家败落，其子女生计多赖此款维持。袁家感激严修，大凡南开之事，都积极参与。

“思源堂”，为南开实验楼，楼下为物理实验室，中为生物实验室，上为化学实验室，也是袁太夫人捐银10万元建筑的。故“思源”亦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会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无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务社会之精神，则或为一般妇女所不及。现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机会，既远多于袁太夫人，苟能获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则中国将来何患不强？”(《南开周刊》，第79期)

袁述之禀慈命，捐了7万元。此数，虽不及一半，但伯苓终于敢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条件。自洛克菲勒基金进校，校园内，一派建设气象，各项设施，多于此时兴建。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派员来调查，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给予补助1.5万元，又议决，3年内拨助大学10.5万元，扩充理科，后又加拨6万元。

卢木斋个人捐资10万元，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张学良亦认捐南开大学基金20万元。原大学公助经费，由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按月付洋2万元，公署取消后，改由财政部自中央银行按月拨付，此项经费，亦为学校经常费主要来源。至此，南开系列学校，各部经费来源，基本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于新私学的支持。教育要独立，除了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金的支持，还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或以民主的名义执政时，可以因势利导之。
学校发展了，经费问题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钵。他说：“余为学校筹款，常因不成而不豫”。谈到“不豫”的尴尬，叹曰：我不是乞丐。

“粪水”与鲜花
南开，这朵新私学的鲜花，总算绽开了。开在“寓公”文化集散地、北京的政治后花园———天津。所谓“寓公”，是指北洋政府时期，那些来自北京的下野军阀政客和清朝皇室宗亲以及各式各样的遗老遗少。他们隐居在天津租界，看似赋闲在家，过着富有而闲淡的生活，暗中却依旧操纵北京政局，影响天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他们的屁股坐在天津，眼睛盯着北京。

“寓公”们，与范孙先生人脉很深。伯苓在他们之中募捐，如鱼得水。南开大学成立时，江苏督军李纯的祝词，就提到了他们：“自两先生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军、阎督军、孟督军、陈督军、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纯亦勉趋其后。”(李纯：《南开大学正式成立祝词》，《校风》第131期，1919年11月27日。)对南开，他们没有介入政治情感，不以个人倾向，作为交换条件伯苓先生以南开这片净土，唤醒了他们的人格尊严和社会责任感。据初步统计，以大洋计，军阀对南开的捐助，前后有150多万元。

当许多国立大学和政府机构，都由于缺乏地方和国库的正常资助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南开却能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局面。

可青年学子却不以为然，他们劝张校长“不要军阀的臭钱”。每遇此，他都坦然一笑，说：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这比喻，有失公道，却亦无奈。军阀的名字，似乎总与战乱相系，被我们的历史观封存起来。今天，我们不妨揭开封条，回顾一下历史，然后回答：为什么在北洋政府的治下，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

北洋惟有军政，军政没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党治，党治有党文化，必然要兼并，使文化意识形态化。因此，党治之下，文化退化。试以蔡元培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当得很大，堪称党治要员，可还算个教育家和思想家吗？

放在这样的视野里来看北洋时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例如，同样对南开新私学的支持，北洋政府让南开中学暂蔽于公款之下，条件一成熟，就让它私有化，而蒋介石却要将南开大学收归国有。一是不自觉地支持了教育独立，而另一却有意取缔之。就像当年请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一样，蒋介石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正如当年用党化手段废了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废了张伯苓。

可伯苓先生却“厌谈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办实业，后谈政治。从实业中拿钱出来，去办政治，不是从政治中拿钱出来，去买议员。这种先实业而后政治，就是他的政治梦。他拿军阀的钱，独立自主为国家培养人才，难道不是政治？

南开的“天之道”

南开学校经费来源，共有10项，其中5项，为自营收入。募捐与自营相结合，造就了教育独立的实体及其实业化办学模式。这一模式，代表了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趋势。

1925年，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视察，结论云：“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伯苓走四方，乞天下财，求教育独立，更以自营，谋教育自立。南开第20年度经费收支状况表，将学校收入款项分为5大项，其中3大项为自营收入，这一年的租息及杂项收入，竟然超过学费收入的三分之一。

自南开中学成立之日起，学费就是学校的主要收入。由于生源充足，学费居高不下，伯苓先生坦言：“吾尝闻人谓本校为贵胄学校，此语诚非过当。”但南开兼容贫困学生，以“试读生”养免费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试读生”可以不经考试入学，但学宿费要加倍。试读一年，考试及格，转为正式生，不及格者，要重新交费，才能续读。学费虽高，但南开却没有靠学费来赢利，而是使学费收支平衡。

其时，国内许多私立大学，都是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的。如北平民国大学，生源多为投考国立大学的落榜生，人数颇大。还有一些大学，则别有用心，被伯苓先生一语道破：“大多数乃专为欲分润各国将退还我国之庚子赔款。”这样一哄而起办私学，想发国难财，当然好景不长。教育独立，此为近代化理想，教育自立，则为现代化要求。南开新私学，从追求近代化理想，到适应现代化要求，走了一条实业化的路。

“大工厂”之定位

论中国近现代教育，有两人并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的转换，张伯苓则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国近代教育超越了传统政治文化，张伯苓则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了实业化道路。

他们留下了两笔宝贵遗产：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和张伯苓的实业化的教育路线。

何谓实业化教育路线？伯苓说：外国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学校视社会需要而定教育方针。也就是教育为体，实业为用。

学校管理，采用企业通行的董事会制，九名董事，统管大学、中学两部，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大学部、中学部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推荐，董事会批准。董事会职权，为筹募经费，议决预算，审查决算。学校章程制定及变更，由董事会决议通过，发给学生毕业证书及授予学位，也由董事会决定。

以此为模式，南开大学下属各院、系、所，亦自筹经费，自设董事会。捐资创办南开者，如严范孙、徐世昌、王益孙、范静生、李秀山等，都做过校董，李组绅、范旭东等大商家，也曾为院系所之董事。此外，还有一部分学界和社会名流，以其名望和经验，任南开校董，如蒋梦麟、胡适之、丁文江、陶孟和、吴达诠等，如企业之独立董事。

以实学培育国家“财力”
南开大学的学科建设，是实学化的。
南开的“土货化”思想，除了洋为中用，还有就是实用。实用之学，当然就是“实学”了。伯苓先生道：“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这就是他的“实用主义”的救国抱负。

大学扩充后，改文、理、商三科为三院，分设历史、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商学、会计、统计、银行等11系。不久，原来文学院的经济系发展为经济学院。而文学院下，又增设了英文系、政治学系、哲学教育系；经济学院，则开了农业经济系、工业管理系、运输学系、经济史学系、统计学系、经济研究所等。理学院也增加了医学系、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

这样的学科设置，偏于实用，培养的人才也趋于实用。伯苓在美国发现：他们最大的发达，就是财力。因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财力”。而他的每一个学生，都理应是国家的一份“财力”。

从理学院到工学院，理科教育越来越“财力”化。从文学院到经济学院，文科教育也趋于“财力”化。那时，我国教育仍在近代化中，对于实业化教育路线，批评者多。有人说，“南开大学有文科而无中文系”，是因为“张伯苓自己文笔不通”，南开“不注重中文”，使得“整个学校鄙俗不堪”，没有文化。有人说，“张伯苓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做一个大学的校长。”

果真如此吗？显然有误解。南开欲立“东方文化研究所”，梁启超要牵头，惜未办成。范孙先生曾访李叔同，请他主讲国学，亦终未出山。至于所言“科学”者，就更是“不见泰山了”。我国私立大学，办理科者本不多，因为理科“不经济”。可伯苓先生却认为，理科是基础，不仅科学思想的兴起，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而且将科学思想转化为“财力”，也要靠理科。
正是在培育“财力”这一点上，民主与科学思想被他坐实了。

南开“货”
南开最大的“财力”，还是学生。
伯苓戏称学生为“货”，对南开“货”，他有信心：南开“工厂”造人才，在社会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塘沽永利(永利制碱公司)、久大(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少，别处多销也好。”“充实我们的工厂，造就学生到各处去。”

为此，他亲自推销，为他的“货”开拓市场。华西公司聘他为董事，他欣然同意，“为的是销销大学、中学的货”。他的“货”有成长性：“若干年后长起来，我们的货更容易销。”他呼吁：“造就学生到各处去，特别是西南！”

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说：新来的学生很多，为什么来？不是要点什么嘛。要什么？要职业，南开“货”，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业了。化工系学生，毕业时，“每人皆有选择两三个职业的机会”。而商科毕业生，因南开对“工商以及银行界之贡献，可谓非常之大”，所以，“每年南大毕业生，特别是商科的，在毕业前，即已应聘一空”。这样紧俏的南开“货”，质量究竟如何呢？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说，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受南开教育的。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中国第一届院士，81人中就有南开9人：姜立夫、陈省身(数学)，吴大猷、饶毓泰(物理学)，殷宏章(经济学)，汤用彤(哲学)，李济(考古学)，萧公权(历史学)，陶孟和(社会学)。后来在台湾被选为院士的又有梅贻琦等人。这样的“货”，岂止是“财力”？简直就是国宝。

民主化的“不倒翁”
伯苓自喻为“不倒翁”。“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复起”靠什么？靠民主。访美时，他发现教育的第一要义，是民主。遂与范孙先生一起，于南开内部，行股东民主制。南开以私立兴学，投资者为股东，而有南开“人民”资格。伯苓曰：“徐菊人先生虽为总统，终为本校旧校董，亦系一人民资格。”“人民”，在这里，是有限性的，不再“无穷大”了。

南开新私学，即从股东民主制入手，行渐进之民主。先行股东议事之民主，次行教授治校之民主，继而行学生自治之民主，待学校民主制建设完成，再从学校扩大到社会各界，推进至国家政府。此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的实用主义的实验方法。而伯苓先生倡导的股东制的“民”，首先是投资者。他欢迎这样的“人民”，成为南开的“民主”———“东家”。那时，私立学校纷纷落马，而南开不倒，就在于民主化。他希望南开的“人民”越多越好，“人民”多了，才能不倒。

伯苓先生高举“私立民有”的旗帜，每遇危机，都以民主化险为夷。当范孙先生以一人之财力私立南开时，就从未将南开据为私有，当伯苓先生恭称范孙为“南开校父”时，不仅以创始者言之，更以民主化言之。伯苓言：“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此语，不仅发自他们内心，而且立为南开新私学的宗旨。(附注：据陈明远先生研究：1900年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70元；1911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50元；192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40元；193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30元。)(P1156591)

严修
严修，字范孙，津籍，光绪十年(188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清末宪政失败后，辞官，不再从政。他以为，新政难以治国，不妨先做“齐家”实验，南开新私学由此一念诞生。经“庚子事变”，新政又起，袁世凯受其影响，联络张之洞等，请废科举制，而终于成功，遂请他督学直隶，适逢袁、张二人入阁，欲行君主立宪于中国，故请严修署理学部。严修借鉴日本经验，立学制，建学校，编教科书，定教育方针，为我国近代教育开山。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几番请其襄助国事，尤以教育部长一职相请，以取代蔡元培，为严修婉拒。五四运动起，北洋政府欲以他取代蔡氏任北大校长，又拒。
严家南北两支，北支在京东行盐，南支在宁波、上海开钱庄。严家钱庄崩溃后，波及盐业，严修整顿家族产业，使之向近代工业转型，此后严家投资，多转向实业。故其办学之宗旨，倡导实业化之实学。

张伯苓
张伯苓，名寿春，以字行，津籍，基督徒。曾学于北洋水师学堂。肄业后，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适逢甲午海战，亲历战败，屈辱之余，决定退役。很多年以后，他还在庆幸：真万幸遇到严(范孙)先生，……严先生可以说是今之圣人。他决定追随范孙先生，创办新私学。毕其一生，先后创办了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任南开中学、大学校长44年。

为筹办南开大学，伯苓先生亲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教育学，同胡适一样，他有幸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先生的弟子，胡适把实用主义用于学术研究，他把实用主义用于办学。实用主义的精髓，其实就是胡适的那句话：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针对做学问而言的，而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多研究问题是不够的，还要能解决问题，张伯苓就是解决问题的人。

解决问题谈何容易？所以，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⑷ 民间私人掏钱创办的南开大学，为何变成了国立大学呢

南开大学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百年名校之一，百年来桃李满天下，创造了无数辉煌，成为与北京清华大学、上海复旦大学齐名的顶级名校之一。

现在的南开大学，由教育部直管，属于副部级建制。其实，南开大学在创建之初，是由民间私人自掏腰包而成，是一所私立大学。

众所周知，南开大学的办学经费一直都非常紧张。从1930年开始，国民政府对南开大学多次拨款予以支持。1938年，张伯苓向国民政府求援，获批8万元办学经费，解决了燃眉之急。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将迁回天津，这需要一大笔复校经费，张伯苓根本就拿不出。国民政府慷慨解囊，在迁移经费之外，给南开大学单独拿了8亿元（北大10亿元，清华12亿元）。

然而，国民政府拿出这么大一笔钱，不是白给的，而是要将南开大学从私立变成国立。张伯苓还是太天真了。为此，南开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校史与地方史研究专家梁吉生有一段很经典的评论："张伯苓做了种种努力，终究未能实现南开大学的私立愿望。教育家的天真理想，自然抵不过政治家们的聪明'运作'。"

1946年，当南开大学从云南昆明迁回天津后，改名为"国立南开大学"。从此，世上再无"私立南开大学"。

⑸ 张伯苓的品格

教育公心和坦荡“教格”。

张伯苓，教育家。天津人。1895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1898年在清末翰林严修的家塾教授“西学”。1904年在严修倡导与主持下筹办私立敬业中学堂（1907年改名私立南开中学堂）。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后又相继成立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并任南开各级学校校长。历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北京清华学校教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长、历届全国运动会总裁判。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1946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注重教育改革，强调教育要适应中国国情，要德、智、体、美等四育并进，尤重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培育救国人才，对我国近代教育与体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⑹ 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的组织领导

中华民国体育运动舞蹈协会表演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第一届董事选出十五人，公推名誉会长张伯苓，主席董事王正廷，并聘沉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蒋湘青为干事，当时因经费无著，先借上海申报馆为会址。民国十四年五月筹备参加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又改借圣约翰大学办公。
根据当时体育协会章程，每两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改选，但因受时局影响，多年未能照办。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十日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归於中央政府主办。十四日体育协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根据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三十日常务董事会的决定，产生代表，按照全国运动会办法，以省、市、特别区及华侨体育团体为单位，出席代表三十二人，修订会章，改选新董事九人，张伯苓当选会长，王正廷为主席董事、沉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其馀董事有袁敦礼、郝更生、高梓、吴蕴瑞、马约翰等。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体育协会借用美国洛氏基金会法租界运动场会所期满，改租申园足球场办公。民国二十四七月租约又满，因西人足球会组织解散，体育协会独资租用申园，又改造跑道及篮球馆等，虽然不及法租界的场面，但在地价很高的上海市，已是难能可贵了。
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於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十日至二十日在上海举行，体育会在十一日召开第三次全体代表大会，根据第二次修订的会章，将会长名义取消，主任干事改为总干事，董事名额增为十五名，当选主要负责人仍为张伯苓、王正廷、沉嗣良。
民国二十五年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体育协会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体育考察团”随奥运代表团前往观摩，同行的还有一个“国术表演团”。代表团及国术表演团共有七十八人，由王正廷任总领队。

⑺ 严复是干什么的

北大第一任校长，并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首次在中国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⑻ 张伯苓是不是南开的校长，南开一共经历了几位校长了

张伯苓：1919年至1948年
何廉(代)：1948年至1957年
杨石先：1957年至1969年、1979年至1981年
臧伯平：1978年
滕维藻：1981年10月至1986年1月
母国光：1986年1月至1995年8月
侯自新：1995年8月至2006年5月
饶子和: 2006年5月至今

1950年9月生于江苏南京，197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2年获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硕士学位，1989年获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
院生物物理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他主要从事与重大疾病或重要生理功能相关的蛋白质三维结构、功能以及蛋白质工程
与创新药物的研究。在《Nature》上发表了艾滋病毒基质蛋白SIV-MA的晶体结构，首次提
出HIV及其家族分子的装配模型；在《Cell》上发表了HumanFIX EGF-like Domain与Ca++
结合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结果，揭示了该分子的生物学机理；在JBC上发表了IgA受体
-CD89的晶体结构研究成果；SARS期间，饶子和研究组成功地解析出第一个SARS病毒的蛋
白质-3CLPRO及其与抑制剂复合物的晶体结构，为抗SARS药物的发现奠定了重要的结构基
础，论文在《PNAS》上发表。作为首席科学家或项目负责人承担并主持了包括国家“973
”、“863”、“重大专项”、“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多项重要科研项目，取得了重要
成果。迄今，他的研究组已系统地表达出234个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蛋白质，解析
出50多个重要蛋白质的结构，在包括Cell，Nature，PNAS，JMB，JBC，JACSD等国际权威
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饶子和教授目前担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兼分子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
国晶体学会常务理事兼生物大分子专业委员会主任。并担任包括 “Biophys.J.”、“FE
BSLET”、“Acta Cryst D”在内的多种学术刊物的审稿人；作为组长或成员参加了国家
“973”、“863”和“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重大科学基金的立项和评审工作；多次
应邀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作报告；近三年以来，饶子和教授还作为主席成功地组织了第
一、二、三届“清华蛋白质科学国际会议”。

⑼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基金会简介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英语：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cation and Culture，原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为中基会）成立于1924年，是以促进中华教育与文化事业为宗旨的财团法人。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是20世纪20年代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偿”建立起来的一个民间文教机构。基金会董事会的中方成员大都是中国科教界的杰出人物，他们利用稳定的基金来源，投资发展中国的科教事业，加快了中国科教现代化的进程。
庚子赔款之后,美国出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考虑,先后两次退款于中国政府,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便是当时美国退款的历史产物,并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退款.192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中国教育部协商订约,决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之后依教育部令,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科教现代化 庚子赔款 民间机构 中国 董事会 职能 投资 图书馆 科学家。
北京政府批准设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1924年9月18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北京外交大楼召开成立大会，推范源濂为会长，孟禄为副会长。该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保管、分配、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基金会由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濂、丁文江、黄炎培、顾维钧、周诒春、施肇基10人及美籍人士孟禄、杜威、贝克尔、噶理恒、白纳脱5人为董事，联合组成董事会。
1924年5月21日，美国总统柯立芝批准交还中国庚子赔款余额议案，并由美国国务卿休斯照会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施肇基，将悉数退还庚子赔款余额，并说明庚子赔款作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
1924年6月24日，北京8校教职员、中华教育改进社1924年、北京教育基金委员会联席会议发表宣言，声明:庚款清偿债务之后，全部用于教育，退还庚款的管理及分配使用，必须以教育界有资望、经验，并为公众所信仰者担任。1924年7月24日，全国教育联合会退还庚款委员会通电主张庚款应全部用于扩充教育及文化事业，坚决反对以其他理由垂涎攫取。在全国教育人士的强烈呼声下，于1924年9月17日，北京政府批准设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