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Ⅰ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当前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主要面临以下四方面的突出问题（1）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难以适应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五大社会保险中，覆盖面最大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参加该制度的在职职工加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还不到2亿人，相对7.6亿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总数来说，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仍然偏小。（2）社会保障资金的统筹层次低。按照目标要求社会保障基金要实现省级统筹，但从目前情况看除福建、陕西等少数省（市）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外，其余地区大都以市县级统筹为主。统筹层次低，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抗风险能力弱、基金调剂功能弱。（3）基本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目前，基本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中存在着民政、卫生、社会保障部门之间政策分割、部门利益分割的矛盾和问题，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挑战。（4）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空帐”问题严重。例如，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在基金管理模式上实行个人账户基金和社会统筹基金的一本账管理。由于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退休人员逐年上升，导致社会统筹收不抵支，迫不得已占用个人账户基金，使得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问题严重。

Ⅱ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改革与发展

我也不知道你需要具体的哪一方面我就简单的说说
深化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理论思考
前言: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理论界和政策层面一些人士各种议论纷纷,包括主张再来一次颠覆性改革的,包括只要济贫制度而不要社会保险的,以及要求回复到现收现付模式的,等等,不一而足。作者在2000年曾先后参与在中南海、钓鱼台等地方召开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内部座谈会,并就国务院今年颁发的新的改革方案较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观点,作者是主张在现行框架下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新方案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现将作者的部分发言加以整理并公开发表出来。
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不能仅从经济的或政治的或社会的层面去考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纵观世界,可以发现,任何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几乎都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保险制度不是最早出现在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而是出现在较为薄弱的德意志?为什么在一些福利国家陷入重重困境的同时,亦还有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家却在继续强化并保持着福利国家模式的健康发展?为什么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大国,却还有4000万人口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中国却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了惠及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为什么许多西方国家学者或国际组织在建议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采用智利模式的同时,却根本不可能在其本国实施这种完全由个人负责的制度?等等。对此,唯一的解释便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定乃至修订,均要接受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乃至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的影响,依赖单一因素所做出的决策通常不会是最优决策,大多将注定要遭遇失败的命运。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对处于渐进改革、综合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更是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事业进程中,就必然需要综合考虑多元因素的影响,并在推进中确保求稳、求妥、不留后遗症。
有必要坚持在现行框架下推进改革的基本取向。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有三:首先,社会保障的直接功能是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这种制度自产生发展至今就是建立在政府信用、连续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必须承认,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改革以来已经遇到了信誉危机,这种信誉危机起因于社会保障网的残缺、改革政策的不稳定性、社会保障待遇的无法全部兑现,以及过分强调个人负责的舆论渲染;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居民对政府信用的怀疑和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信心不足,而维护社会保障的信誉、政府的信用和重振国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均需要保持改革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其次,社会保障改革以来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与方针,既考虑了国家、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分担,又较好地兼顾了公平与效率,从而是值得肯定的,新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非新制度自身造成,而是历史因素及其他现实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当前应当讨论并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消化历史包袱,改善制约新制度生存与发展的现实条件,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等等,而不是放弃正在改革中得到确立的新制度框架。再次,维护现有制度的基本框架,还是因为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既不可能重走由政府完全直接负责的现收现付制老路,也不可能走个人完全积累的极端激进型道路,而中间道路却是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因此,我坚持认为下一步改革的深化应当在现有基本框架下进行,但现有框架仍然需要完善。
需要树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建立这种制度的根本目的,即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它受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在我国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制约,但自身却必须是公平优先,在此基础上兼顾效率(这里的效率是指社会保障自身的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是“平均主义”与“大锅饭”盛行,需要矫枉过正;那么,经过20年来的发展,情况又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收入分配不公已成新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既不能为了公平而放弃效率,也不能对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视而不见;社会保障改革应当有利于保护低收入阶层的利益,改革的推进不能将职工对改革的热情变成对改革的憎恨。针对目前的现状,我认为提高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是完全必要的,它很自然地应当包括开辟社会保障新的筹资渠道、尽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广覆盖、适度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统筹中的份额、建立完整的对贫困居民的社会救助政策等。
在确定政府主导、责任共担、水平适度、监控有力的基本思路的同时,坚持渐进改革。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综合影响,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和制度建设中,既要避免构成政府的沉重负担,也不能对家庭或个人构成巨大压力,在整个社会并未像前苏联、东欧国家及智利等发生剧变的条件下,社会保障改革不能走向极端也不可能走向极端。理性的思路就是要建立一种政府主导、责任共担、水平适度、有效监控的新型制度;理性的策略则是不能急于求成,而是同样需要渐进式地推进。例如,计划经济几十年造成的中老年职工养老金欠帐,就绝对不是现在一代人或一届政府可以偿还的,任何寄希望于一代人或一届政府完成这样巨大的还帐任务,不论采用何种手段,都是不现实的,也是注定行不通的。因此,采取自然过渡的方式来消化历史欠帐,促进新制度的最终确立,或许是一条最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选择;即国家只保证做实已经进入新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人的个人帐户,而对此前的欠帐仍然采取现收现付方式,其结果必然是进入新制度中的人越来越多,而完全现收现付者自然减少,只不过需要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偿还历史巨额债务却不会构成现时的巨大压力,我们仍然会沿着改革中确定的既有目标前进。
在改革策略上宜采取多层次与多元化相结合、官民结合、统放结合、强制性制度安排与发挥市场及家庭或个人作用相结合。我的这些观点其实早已在多个场合阐述过,但仍有重复的必要,因为我始终认为这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中应当尽快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的采取将能够解决很多现实问题。例如,强调多层次与多元化相结合,并将多元制度安排作为必要的过渡,将能够解决不同群体对社会保障的不同需求,从而既能够减少改革的阻力与即期成本,又不会扭曲迈向改革目标的路径,因为至少在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建立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客观条件;强调官与民相结合,是基于责任共担的改革方向,充分调动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如在企事业单位自愿基础上建立补充保险制度,大力发展慈善机构及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并对慈善事业给予直接的税收优惠等,均可以不断壮大民间力量,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强调统与放相结合,就是要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事权进行明确划分,实现中央统一决策与分级负责相结合,最好是在人大立法中对此予以明确,在层次上应当实行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由立法规范,中央则统一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及重大灾害的救济等少数社会保障项目,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则应当下放,由地方政府充当直接责任主体,职责划分明确、中央与地方协调推进,将使社会保障改革进展顺利。强调强制性制度安排与发挥市场及家庭或个人作用相结合,是在不损害受保障群体的利益的条件下,对能够由市场替代的尽量由市场提供,可以由家庭提供的应当鼓励并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家庭提供(如老年人的家庭扶养问题等)。在此,尤其需要始终维护家庭保障的基础作用,如哺幼养老既是我国传统伦常所要求的基本道德,更是我国《婚姻法》、《继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多部现行法律所明确规范的,因此,国家在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时应当与这些法律相衔接,并促使获得双重效果。
关于费改税问题。对这个问题,需要分层次来考虑:一方面,我赞同开辟新的税收渠道或者将原来的有关税种收入用作社会保障支出(即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如个人所得税、遗产税、非慈善性捐赠税乃至特别消费税或其他附加税,这些税收都属于收入分配调节范畴,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属于恰到好处,从而值得决策层采纳;另一方面,我对目前讨论得更多的社会保险费改税问题却持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观点,即社会保险费改税应当缓行,因为这种改变不利于控制国家财政的责任,亦并不能真正解决现有的一些问题。具体理由包括:一是征税与征费的强制性强弱,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对社会保险基金筹集的立法,即社会保险法与税法的效力是完全相同的,因此,那种寄希望于通过征税来解决征缴难问题的人至少是对社会保险费、税在世界上不同国家所具有的同等强制性不了解;二是费、税之争不是简单的筹资手段之争,而是必然涉及到采取何种制度模式的问题,国际上凡采取完全积累或个人帐户的国家,都是采取征费方式而非征税方式来筹集社会保险基金,而采取现收现付模式的国家则既有征税的也有征费的,因为税收的公共性质与个人帐户或完全积累的私人性质是不相容的;三是费改税后,社会保险制度的刚性加上税收的刚性,将促使现收现付制得以恢复并被强化,它虽然能够缓和现阶段的基金支付危机,却给国家财政的长期负担埋下了隐患,国家财政尤其是在中国人口老年化加速度进行的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都具有不宜性;四是费改税后,国家财政将由后台走向前台,国家从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的间接责任主体变成直接责任主体,财政与社会保险制度的合二为一,既不符合社会保险制度追求自我平衡的国际趋势,也不利于有效控制社会保险支出膨胀的风险,从而可能构成对国家财政正常运行的新的压力源;五是在中国的现阶段,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而各种社会保险项目的财务机制并不相同,所要求的统筹层次也不一样,费改税还将面临着许多难以逾越的技术难题,这些技术难题绝对不容小视,它将决定这种改革的效果不会像主张费改税的人士所期望的那样。因此,社会保险费改税并不必然改变社会保险主要是养老保险所面临的困难,其强制征收、专款专用、追求周期自我平衡的特征,决定了国家不能将其与其他收费等同视之,与其在费、税之间费力争论,不如加快社会保险立法,多花功夫扩大覆盖面,同时完善基金筹集与管理机制,强化监控。
关于经济保障与服务保障的结合。在讨论社会保障改革时,我认为还不能只讨论经济保障问题,还需要同时讨论服务保障问题,因为经济保障事实上需要服务保障配套。如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需要服务系统,失业工人的培训需要职业培训系统,医疗保险的落实需要医疗服务系统;即使是能够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也呈现出对养老院的需求增长的趋势,而服务保障还能够在某种

程度上改善经济保障并补充经济保障的不足。因此,应当将服务保障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主张以社区服务为基础,以社会化服务系统为主导,辅之以各单位内部的服务系统,现阶段尤其应当强化社区服务系统,理顺社会化服务系统,大力改造单位内部的服务系统,它对于促进经济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缓和失业问题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养老保险。一是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需要继续完善,在坚持统帐结合的原则下调整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的结构为必要举措,我认为应当增大统筹部分的比例,缩小个人帐户的规模,以便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互济功能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同时,主张在调小个人帐户的基础上,明确划出责任起讫时间,逐步填实个人帐户。二是对公务员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宜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轨,以避免制度分异激化阶层冲突、增加运行成本;但从有利于将社会精英吸收到公务员队伍出发,亦应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再行建立补充待遇,根据职级高低、在国家机关服务年限长短、正常离退职与非正常离退职等情形实行一次性补偿;但若短期内无法统一认识,则可以延后再研究,目的即是不要因此影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定型。此外,还有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就是农村的养老保险等问题,因为农民对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的需求是客观的,尤其是已经非农化或正在非农化的具有乡村户口的职工对社会保障(如工伤保障等)的需求,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现阶段一些富裕乡村对村民福利采取全部包下来的做法和一些贫困地区连“五保户”的生存也出现了困难的极端情形,表明农村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等处于失控状态,如果不能及时加以引导,其后果同样是十分严重的,对此,建议采取区域推进策略,而不宜全国展开,选择自东向西、自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逐步推进的策略,实行自我负责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策引导与政府适度介入相结合,通过乡村社会保障区域试点的示范,来规范农村的社会保障事务,这将是一项并不需要太多成本却又能够消除重大社会风险的举措。
关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同样存在着完善的必要性。例如,补充保险制度急切需要明确监管部门,并由其负起制定规则并实施监管的责任,因为尽管补充保险应当且可以按照市场化来运营和管理,但在市场体制还未成熟的条件下,政府的监控先严后松仍然具有必要性;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应当尽快与失业保险制度并轨,为此需要尽快扩充失业保险基金,以便应付加入WTO后可能出现的失业保险金支付高峰;医疗保险急切需要建立以良好医德为基础的医生执业资格制度,并真正实现医务人员之间的良性竞争;在推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需要摒弃歧视性色彩,同时将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如房产收入、存款收入、捐赠收入及其他收入等)纳入家庭收入统计范围,并尽可能地采取统一的现金或物质援助方式,防止多种补贴(如现金补贴、房租补贴、子女教育补贴、粮油补贴、“送温暖”等)并存情形下造成贫困陷阱与失业陷阱,等等。
总之,我国的社会保障改革经过近20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也存在着需要吸取的教训,目前又进入一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为此,既需要加快推进改革步伐,又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坚持在现有基本框架下加以完善的深化改革取向,无疑是避免造成混乱和给未来留下后遗症的正确取向。

Ⅲ 社会保险基金都包括什么

社会保险基金主要包含五大类，分别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

除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与生育保险基金合并建账及核算外，其他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按照社会保险险种分别建账，分账核算。社会保险基金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社会保险基金应专款专用，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形式侵占或者挪用。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来源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方面：

（一）由参保人按其工资收入(无法确定工资收入的按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定百分比缴纳的保险费；

（二）由参保人所在单位按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百分比缴纳的保险费；

（三）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财政补贴；

（四）社会保险基金的银行利息或投资回报及社会捐赠等。

(3)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扩展阅读：

社会保险基金采取统筹方式。所谓统筹，就是在社会范围内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来源和用途做出统一的规定、计划和安排，以发挥社会保险的功能，促进保险基金的保值和增值的一种基金管理制度，或基金管理方式。

统筹范围表明社会保险的社会化程度和保障水平，从四个角度衡量：

(1)企业或用人单位。是全部企业，还是部分企业纳入统筹范围，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险主要是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逐步扩大到所有企业；

(2)劳动者范围。是全部劳动者，还是部分劳动者纳入统筹范围，与投保企业相对应，我国纳入社会统筹范围的劳动者也在逐步扩大，由原来的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劳动和扩大到所有工资收入者；

(3)保险种类和保险项目。一般而言，养老、失业、工伤、医疗和生育保险是社会保险的基本险种，也是现代企业员工基本的福利待遇。特别是养老和医疗保险，各国都强制性的实行社会统筹。

保险项目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缴费能力有所不同。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和企业，保险种类和保险项目相对宽泛，保障水平相对高，反之，则只能保障员工的基本需要；

(4)地域范围，即在哪一级的行政区域内统筹。例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我国已经开始实行省一级的社会统筹。

按照统筹的原则，社会保险费用由不同的主体承担。例如在我国，由财政拨款的单位，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费用由国家负担大部分，个人承担小部分，工伤和生育保险由国家承担；

非财政拨款的企业，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费用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承担，一般企业承担大部分，工伤和生育保险费用，具体比例由地方政府规定。

Ⅳ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原则是什么

社保基金管理应遵循的四项原则：
1、归集原则
在坚持社保基金单位与职工“双负担”的基础上， 强化基金征缴力度， 积极解决拖欠和扩面问题。针对目前部分企业存在拖欠保险费的情况， 各级经办机构应加大催收力度， 视具体原因， 依据社会保险相关条例法规采取措施。
对符合参保条件、有钱不缴的单位， 应由社保经办机构责令限期缴纳， 逾期拒不缴纳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有参保意识、经济承受力薄弱的单位， 可考虑放宽政策期限， 采取办理延期缴款或分期缴款等方式， 给予适当照顾。强化归集， 加大社会保险扩面工作力度， 逐步增加基金积累， 努力营造“人人自我保障， 社会保障人人”的社保大格局。
2、“以收定支， 自求平衡， 略有结余”的管理原则
各级财政社保基金专户普遍基金结余量较大， 需要引起相关部门注意。结余量大， 反映出基金支付能力良好， 保障实力雄厚， 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社保基金征收计划缺乏科学性， 支付范围和额度狭小，闲置较大影响了社会保障功能的充分发挥等。
3、专款专用原则
各级财政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经办机构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和确保基金专款专用。一是要保证基金及时足额支付， 确保当年符合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条件的群体， 全部享受和领到社保救助金; 二是要切实采取措施杜绝各级经办机构挤占挪用社保基金问题的发生。
财政、审计部门要从制度的落实和执行上入手， 加大对基金经办机构监管力度。对因制度执行不到位或其他原因造成基金损失的， 应 依据《条例》给予严惩。若确因经办机构办公经费紧张造成挤占挪用基金的， 各级财政要给予必要扶持。
4、投储结合、保值增值原则
出于支付和资金安全性考虑， 各级财政将所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用于购置国债和其他安全系数高的金融工具总量很少，绝大多数社保基金处于银行储蓄状态， 这种基金投资方式没有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因素的存在， 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从保值增值的角度分析， 大量基金闲置将无法应对未来非预期的货币贬值风险。沉淀基金管理应采取更为有效的方式。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是指为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根据国家和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而开展的社会保险基金筹集、待遇支付、基金保值增值等的行为和过程。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的预算和决算管理、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稽核、监督等。

Ⅳ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管理的总体形势是什么

老龄化的确对整个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国家为此实施了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开展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使基金保值增值，并且启动了划拨国有资产来充实社保基金以做强做大全国社保战略储备资金，这些都为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各级财政也加大了对社会保险的投入。2016年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险的支出达到1万亿，主要是用于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和城乡居民医保，占同期财政支出5.72%，比上一年增加了1.38个百分点。游钧表示，这一支出占比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像美国、德国、日本等国，财政社保支出占比都在20%以上，所以相对负担并不重，还有潜力、有空间。

Ⅵ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人是谁，简单介绍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的区别t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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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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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如何构建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多元化投资制度

改革前社会保障费用全部由企业负担,改革后由企业和个人分担。但由于个人负担有限，而国有企业对“以支定收，略有节余”原则的责任是无限的，虽然中央政府规定企业交费率一般不超过本单位职工总工资的20%,但有些老工业基地企业的养老负担已达工资总额的24%甚至更高，再加上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有的企业缴费率高达30%以上，一些企业开始用生产性资金甚至银行贷款来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在这么高的交费率下，养老金当期收入仍然不够当期支出，形成一种高交费率和低保费收入的矛盾。
统账结合养老模式面临危机的原因分析
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之所以面临入不敷出、空账运行等危机，有宏观经济增长趋缓、企业效益滑坡、养老金管理不善等等客观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模式本身固有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好。
（1） 回避转制成本
从现收现付制过渡到“统账结合”制，意味着当前就业人口养老金缴纳的一部分要建立他们的个人账户，这部分养老金不再作代际转移，这自然会出现一块“缺口”，这个“缺口”就是业内人士所言的转制成本。从拉美经验来看，各国都由政府来承担转制成本，然后采取不同措施加以解决。然而，中国却不愿意公开承担起转制成本，主要因为其规模太大。各个机构对中国转制成本规模的估计差别比较大，从1万亿 10万亿不等，比较折中的看法是3-4万亿元。由于绝对规模巨大，很难一下子筹集到这么一大笔资金以备转制之需，出于这种顾虑，中国回避了转制成本这个棘手的问题，希望能够通过巧妙的制度设计来慢慢将其消化，不太现实地寄希望于在职一代在为自已的老年生活积累养老基金的同时，担负起“老人”和“中人”的养老任务，也为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留下了隐患。
（2） 目标替代率过高
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目标是建立一个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即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工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其中基本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是60%。而实际运行中，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已达到80%左右，有的地方甚至达到100%以上，过高的替代率不仅加剧了基金压力，而且诱发了提前退休。中国基本养老金过高的替代率同时也挤占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发展空间，难以形成真正的“三支柱”养老模式。
（3） 退休年龄过低和提前退休
退休基金积累制度优于现收现付制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负担系数（退休年数/工作年数）小于制度内赡养率（退休职工人数/在职职工人数），否则积累制就是不经济的。中国在50年代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之时，将退休年龄规定为：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目前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比当时增长了20年以上，仍然采用这一退休年龄显然不合理的。在世界上中国的退休年龄与是很低的，在24个发达国家中，规定退休年龄为65岁的占67%，67岁以上的17%,60岁的占13%,55岁的占3%。中国人口在60岁时的预期平均余岁为16年，设工龄为40年，负担系数为1：2.5,高于目前1：3.1的制度赡养率。对女性而言，负担系数就更高了。如果不提高退休年龄降低负担系数，那么目前的部分积累制相对于现收现付制而言，便是不经济的制度。
（4） 征缴率低
养老保险费收缴困难，欠缴保费的情况大量出现。有关资料显示，1992~1998年，全国养老保险费的收缴率分别为95.7%、92.4%、90.5%、90%、87%、90.7%和82.7%。虽然1999年以后征缴率有所上升，但征缴工作仍比较困难。企业隐瞒缴费基数的行为十分普遍，加之职工工资外收入不进入缴费基数，导致实际养老金收缴率的低下，严重影响了基金总额。养老保险费的低收缴率，导致许多省级地区养老金收不抵支，1999年收不抵支的省级地区达到25个。由于养老养老金收不抵支，社会保障机构不得不提高缴费率，导致目前绝大多数地区企业缴费率超过20%,不少地方已近30%。于是，一些效益好的企业也觉得负担过重而无法支付，由此形成欠费。为了保证养老金的支付，社会保障机构不得不再次提高缴费率，导致恶性循环，使欠缴养老保险费的情况大规模出现。
（5）保障覆盖面窄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实现职工养老的社会化，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完善，理应要求全体职工都参与到该制度来。实际上，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仅限于企业，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职工尚未进入该制度，广大农民更是在制度之外。另一方面投保人对个人帐户制度缺乏必要信心，加上企业为了降低用人成本，导致养老保险扩面困难。而且超年龄结构高、养老负担重的国有企业制度参与率越高，越是年龄结构轻、养老负担轻的其他企业制度参与率越低，表现出一种较为普遍的逆选择现象。制度内退休职工增长率高于在职职工增长率，导致制度赡养率居高不下，养老基金收不抵支。有资料显示，从1996年至1998年，国有企业在职职工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分别占全国各类体制内在职职工人数的80.4%、79.6%和78.6%;城镇集体企业分别为16.6%、16.6%和16.2%;其他企业分别只有3%、3.8%和5.2%。截止 2002年末，全国共有11128万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仅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24780万人的44.9%,占全国城乡就业人员总数73740万人的15%。
（6） 统筹层次低、管理混乱、成本高，基金增值能力弱。
养老保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不健全，使养老保险基金难以在较大范围内调剂使用，社会保险互助互济、分散风险的功能大大减弱，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运作显得苍白无力。按规定，1998年底全国所有省（区、市）都实行省级统筹，但目前市地以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仍隶属地方管理。由于统筹层次太低、基金规模太小，无法进行有效的投资，加上现行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方式只能是存银行和买国债,而银行利率和国债利息率远低于社会资本平均收益率，导致基金增值困难。虽然目前在投资方向上国家已有所松动，但依然控制很严。同时，由于统筹层次低、基金分散，导致基金管理高成本，基金监管高难度，出现一些混乱和腐败现象，对养老基金造成损害。在管理体制上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混账”管理，在制度上为挪用个人账户基金留下了余地，为统筹基金毫无障碍地透支个人账户积累资金提供了方便之门。
统账结合养老模式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1） 提高退休年龄
退休年龄是决定养老负担水平的一个基本因素。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保障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如果退休年龄提高，平均享受养老金年限就会缩短，养老金总负担就能降低。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表明，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引起养老基金增收减支的功效，且作用十分明显。如退休年龄从65岁降到60岁，将使养老金开支增加50%。据中国专家测算，若退休年龄延长一年，中国的养老统筹基金可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可见，提高退休年龄对于缓解养老金支付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有必要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并依法加以保证。同时，控制各种低龄退休现象。
（2） 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消化转制成本
消化转制成本是个人账户从“空账”到实账的关键，更是现收现付制成功转换为部分积累制的关键。仅靠向企业征收高额社会统筹资金来实现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是不现实的，这样会带来保障面的进一步狭小和制度赡养比的进一步提高，加重养老制度的危机，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国民经济发展，从而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
由于转制成本数以万计，规模巨大，我们需要广泛发掘各种筹资渠道，可能的途径主要有：
（1)减持国有股，将收入划归养老保险基金弥补缺口。国务院2001年6月发布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奖金管理暂行办法》，目前需要提高可操作性，加大执行力度。
（2)开征特种税收,专门用于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可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特种消费税或者特种社会保险税等等。
（3)发行社会保障债券,为隐性负债筹资。然后再结合特种税收方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逐步兑现这部分债券，最终解决隐性负债问题。
（4)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重点弥补落后地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不足。
（5） 降低目标替代率。
90年代以来，发达工业国家公共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瑞典为57.04%,美国为44%,英国为43.2%,德国为34.4%,日本为41.9%,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为50-60%之间。中国目标替代率可考虑设定为45%-50%,这样的替代率比较符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替代水平相接近，较低的替代率可大大减轻养老基金支付压力，同时给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养老必要的空间，形成真正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降低企业的交费率，还可以提高企业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积极性，促进养老面的进一步扩大。
（6） 扩大养老保障面，提高基金征缴率
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已成为新增就业的主渠道，据统计，2002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1098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81万人，而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426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09万人.要尽可能地将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以及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纳入养老保险制度中来，扩大养老保障面，降低制度赡养率。规范工资基数管理，整顿收入分配秩序，把工资外收入规范化、货币化，通过立法打击瞒报、漏报缴费工资基数逃费的行为。对确实无力缴纳的老国有企业，国家应及时承担起来，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列支，或在中央或地方财政预算中按比例予以分担。
（7） 将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实行分账管理
分帐管理可以从制度上制止个人账户基金的挤占挪用，从而有利于做实个人账户。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基金，从本质上要求分开管理。社会统筹属于现收现付模式，是一种纯粹的转移支付，无需资金积累，也不存在通过投资保值增值问题，管理的核心是基金及时、足额的收缴和支付，可由现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统一管理。个人账户是一种储蓄积累制，由于通货膨胀和工资增长率的影响，个人账户中积累的养老保险基金，就有一个保值和增值问题，管理的核心是保值增值，如何实现其特定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是其管理的主要任务，具有完全积累性质的个人账户基金应由独立的机构进行管理,管理的重点是基金的投资营运。
（8） 采取小帐户制度
较小的个人帐户第一可以降低隐性负担的规模，减轻政府的转制压力；第二便于发挥养老基金的调剂和互助作用，实现不同收入水平的职工之间、代际之间的再分配功能；第三可以降低个人帐户的风险，由于养老基金积累时间跨度大，面临不确定性因素多，保值增值压力巨大，而较小的个人帐户相对风险较低。200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对基本养老保险统帐关系和结构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即统帐分开管理，基础养老金按社会平均工资的30%确定，缩小个人帐户规模至8%,并完全由个人缴费组成。这个试点方案可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9 ）尽快提高统筹层次，并加快进行个人账户基金的资本化管理运营。
退休基金投资收益率高于工资增长率是实行积累制的必要条件，如果个人帐户资金收益率低于工资增长率，积累制就不是一个经济的制度。要保证个人帐户资金的收益率，必须对个人帐户进行投资运营。首先要依法实施省级统筹，便于进行投资运作。个人账户做实之后，基金积累额逐年增加，数额巨大，其投资必须走市场化的路子，核心是资本化的运作管理，最终目标是使养老基金获得较高的回报率。借鉴国际经验，可设立个人帐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由该委员会选择私营的基金管理公司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投资管理，基金管理公司可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进行多元化投资组合，实现个人帐户基金的保值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