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农村基金会成立于哪一年
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农村合作基金会。
萌发阶段（1984年至1986年）早在1983年下半年，黑龙江、辽宁、江苏等地的一些乡村，为有效地管理和用活集体积累资金，通过清理整顿集体财产，试行集体资金“队有村管”或“队有乡管”等办法，利用所统管的集体资金在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有偿借用，进行内部融资。
改革试验阶段（1986年至1991年）1986年8月，中央指出：在不开展存贷业务的情况下，这种在内部相互融资的办法应允许试行。后来又指出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在信贷业务上予以指导。中央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鼓励、支持、试验及推广，使得全国农村合作基金会蓬勃发展。1986年底至1988年底是农村内部资金融通总量增长最快的时期，两年间增加了约40亿元。到1992年，全国已建立的以农村合作基金会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乡（镇）一级1.74万个，村一级11.25万个，分别占乡（镇）总数的36.7％和村总数的15.4％，年末筹集资金164.9亿元。其中，四川、江苏两省以上指标均已超过20亿元，河北、山东两省也接近20亿元。
② 农村合作基金会 ： 你好：：我2001年存的款，存款期限都已经过了，可是还拿不到钱，我们应该怎么办
全国的农村基金会1999年就被国务院关闭了。我家以前也把钱存到我村里的基金会，1999年就被国务院关闭之后钱就取不出来了。最后乡政府只还了本金的九成，利息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就这样了结了。所幸，损失不是很大。钱只能存到银行去，存到农村基金会的话，只能让你成为最后一任枉大头。你可以咨询你们那的乡政府，看怎么解决。
③ 原来存在农村基金会里的钱怎么办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政府办的，农业部主管。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后决定关闭的。请查阅中共中央国（中发【1997】19号）文件、最高法（法发【1998】2号）、国务院令247号、国发明电【1998】6号、国办发【1998】126号、国办发【1999】3号（2019年1月13日解密，现在可以向农业部、人民银行申请公开）、以及各个省市自治区办公厅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是认可的，历史形成的产物就合法！
④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什么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社区内为农业、农民、农村服务的资金互助组织，不是金融机构。
农业部负责制定有关的政策法规，指导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管理和发展。地方农业行政部门为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并会同农业行政部门对违反规定办理存贷款业务的行为进行处理。
农村合作基金会要维护其合法权益，规范其行为，有关部门要一如既往指导和支持农村合作基金会健康发展。
1983年在黑龙江省的农村诞生了第一个后来被称为“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农村合作基金组织，在政府先默许后
承认的政策下，此后这类农民自发组织的“农村合作基金会”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农村建立、发展起来，到1992年全国已建立乡（镇）级“农村合作基金会”
17400个，村级合作基金会112500个，分别占乡（镇）总数和村总数的36.7％和15.4％；农民们庆幸地想：自己的“银行”总可以更直接、更方便地服务于农业
生产了吧？事实也果真如此，自1990年至1996年，全国农村合作基金会累计投放于种植、养殖业生产的资金达到1515亿元；其中1996年投放于农业生产的资金占
其当年投放总额的比重高达43.3％，投放于农村生活服务方面的资金占其当年投放总额的19.9％,这两项支农资金合计占其投放总额的63.2％，大大地高于农业银
行和信用社支农资金所占的比重。但好景不长，1999年1月，在“规范金融市场，整顿金融秩序”的旗帜下，国务院一个3号文件否定了农民们在农村合作金融领域
的“二次创业”——“农村合作基金会”关闭了。
⑤ 农业部农村发展基金怎么才能拿到
农村合作基金会欠款清收工作的法律保障议案已上报全国人大.
提出的“关于在农村合作基金会欠款清收过程中请求法律保障”的建议，内务司法委员会多次召开委员会会议进行认真研究，并征询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省政府农村办等有关部门的意见。
你需要耐心等待,中央政府现在正着力解决这件事情.
农村合作基金会
农村合作基金会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9年1月被国务院严令全国统一取缔，经历了十多年的兴衰。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主要依赖于农户的资金注入的准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活动归农业部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管辖，并迅速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大多数农村基金会的运作都违背了合作基金会的互助宗旨，把农村基金会变成了办理存贷业务的第二个农村信用社。到1996年，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规模达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九分之一。然而，由于普遍的高息吸存、内部管理混乱、基层政府行政干预及缺乏必要的金融监管，农村基金会很快出现了大面积的兑付风险，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了挤兑风波。
1996年，中央发布《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基金会进入了整顿发展阶段。1997年11月，中央决定全面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自身积累的矛盾也突然表面化，并在部分地区酿成了危及农村社会及政治稳定的事件。
1999年1月，国务院发布3号文件，正式宣布全国统一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经过清产核资、分类处理、清收欠款和存款兑付等阶段，各地农村基金会得到了彻底清理。但由此带来的资产损失相当严重。由乡镇政府向银行申请贷款兑付基金会债务，给乡镇财政造成压力较大，广大农民也被转嫁了相当部分的债务负担。
2000年国家拨专款万亿元，用于偿还在基金会存款本金及利息，并且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通知》都是以国务院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件形式下发的。
你或者还可以去找县经管局（县农村基金会清理整顿小组办公室)各级财政向上级财政借款。最后转借给乡镇府用于兑付给基金会存款人，政府收回贷款人借款后再归还上级财政。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⑥ 关于资金互助合作社
2006年8月18日，云南玉溪红塔区小石桥乡的一幢小楼外，鞭炮震耳，人声鼎沸。一块系着大红花的，写有“小石桥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白色木牌被高悬上墙。此后不少农民频繁进出那小楼。原来，合作社做开了资金借贷买卖，生意异常红火。
但这也让玉溪银监分局有关负责人左右为难。
四个多月后，2006年12月，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的政策出台，该政策允许在农村设立三类新机构，农村资金互助社便是其中之一。“就连名字都一样。我们的合作社正是对这个政策的呼应。”一合作社人士欣喜地解释他们的“前瞻性”。
尽管如此，银监会的六个试点省份中并不包括云南。而真正令玉溪银监分局担心的是，这一农民资金互助组织脱胎于农村合作基金会，又异于银监会允许试点的资金互助组织，管理上有颇多不足。
“民办、民管、民受益”
“向社员提供小额资金贷款服务。”合作社的这一主要功能已在当地广为人知。乡里人只要自愿认购几百上千的互助保证金就可入社，签个字就能获得信用贷款，建房的、看病的、买大棚、买农机的，都能借上钱，信用好的，甚至可以贷款做上个体户。
合作社的资金来源有两个：一是创立时来自于红塔区农经站111.8万元的扶贫金资助，二是少数农民“股东”出资，并公开挂牌继续吸纳股金，每股100元。
截至2007年5月，在对外挂牌营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该合作社便入股社员近500人，吸纳股金逾百万元，并因“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规矩而声名鹊起。事实上，该资金互助社公开挂牌本身就颇为轰动。整个玉溪农村都暗自沸腾起来。
一个多月后，2006年10月12日，在70多户农民的强烈呼吁下，玉溪市通海县杨广镇五垴山村“通海县五垴山蔬菜专业合作社”开业，省市农经站以及县镇村政府的多位人士冒雨与民同庆。
五垴山村是远近闻名的特色药膳臭参的原产地，最近又成为本县蔬菜种植基地。该村2190人，耕地2944亩，人均1.3亩，粮经用地比例为35∶65，年种植蔬菜3600多亩。但农民苦于没有形成组织化的生产、销售，仅靠单打独斗，市场风险大，价格效益无保障。而新成立的合作社为社员和蔬菜生产者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信息、生产资料购销，产品销售、加工、运输、贮藏等系列化服务。
不过，五垴山蔬菜专业合作社还有一个独特职能在于，可以针对社员生产中资金阶段性短缺突出，在社员内部开展资金互助合作“试点”。其实质与上述小石桥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无异。
据记者了解，该合作社成立时，有21户农户入股9.9万元。后来“发展”的成员分两种形式：交纳200元会员费即成为一般会员，享受正常的农业生产流程服务；另有资金互助入股社员，需购买合作社股份，每股100元，可享受比当地信用社利率更低的小额借贷服务，入股社员年底时可按月息2.4‰进行保息分红，而一般会员则享受不了。
记者发现在合作社的《章程》里，清楚地写有“民办、民管、民受益”三大原则。还规定，如果合作社年终结余时有收益，则收益的80%将分给21户交纳风险股金的社员，若有亏损则用这21户社员交纳的9.9万元风险股金抵补。截至2007年6月13日，合作社会员费总额2.64万元，吸收股金47.6万元。目前据称效益不错。
示范效应
“这两个资金互助组织的公开‘亮相’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有可能使尚处在半隐蔽状态中的资金互助组织走向前台。”玉溪银监分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这位负责人介绍，半隐蔽的资金互助组织多存在于各种民办经济联合体、农民专业协会和新型农村经济组织中。
一种类似于“财务公司”雏形，在经济联合体内吸纳股金、资金借贷。
一种由农民专业协会中的若干“股东”出资，发起并组建“资金互助协会”，对区域内种植和加工同种农产品的农户和加工企业吸纳股金、办理短期资金借贷，如上述通海县五垴山蔬菜专业合作社。
另一种则由农经站注入“扶贫济困基金”和农民中的少数“股东”出资，共同组建“农民资金互助社”，公开吸纳股金、办理短期资金借贷业务，小石桥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便是其中一个典型。
不过，这是一些难以判定性质的组织，虽类似于银监会定义的农村资金互助社，但二者仍有重大区别。这位负责人说，“根据银监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是由乡（镇）、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等业务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但目前在玉溪存在的资金互助组织并未向社员吸收存款。”另外一位官员说，虽然有省、市、区农经站的支持，但一些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实质仍是民间借贷组织。“只不过，合作社确实解了当地很多农民的资金难题。”
更让一些人担心的是，目前的资金互助组织多脱胎于农村合作基金会——此类组织多始于1984年，后因承担了乡村部分财政职能和风险渐高，甚至发生挤兑，1999年国务院决定对其全面清理整顿，一些质量好的基金会被当地农信社接管，有的工作人员被划转至乡村农经站。目前，农村合作基金会作为一种金融的组织形式已不存在。
“我们调查发现，通海县五垴山蔬菜专业合作社经办资金互助业务的人员均为农经站原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原班人马，而红塔区小石桥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在创立时就获得了红塔区农经站扶贫基金的资助。可以说，两家合作社的公开挂牌营业均是当地农经站的主导行为。”玉溪银监分局负责人对记者说。
玉溪银监分局人士在检查两家合作社规章时发现，合作社基本照搬原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操作方式，虽有“章程”却多从网上下载套用，还没有自身成熟的管理体系；虽设立了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但多流于形式，且责、权、利不清晰。
两家资金互助组织的成立均早于银监会允许设立资金互助社政策的出台，其借贷行为也走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合作范围”的规定。特别是以“资金互助社”名称对外公开挂牌营业，既没有相关部门的批准认可，也未经工商部门登记，更没有取得基本的法人主体资格。
这一切的调查结果都使得玉溪银监分局人士开始担心，由于入社条件低，社员范围有急剧扩大的可能，盲目扩充极有可能演变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因借贷关系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易产生矛盾纠纷，有可能造成地方经济社会不稳定。
然而，监管部门也证实，这类资金互助组织的融资模式非常适合农村、农户及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资金需求。不仅贷款规模小、频率高、灵活，而且具有时效强、多元化和差异化等特点，办理手续也简便快捷。通过它们融资的人群往往是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视为风险大、收益低、信用差、难管理的群体。
“一定程度上讲，资金互助组织是伴随多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迅速发展，因应农户对资金余缺调剂需求变化的一种自发的新型融资模式，是在民间借贷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转换为农村的微小资金互助性联合。这种联合不仅调剂了入股社员自身发展的资金余缺，对农村金融长期积蕴的信贷风险也起到了一定的分散补偿作用，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农村民间高利贷的发展势头。”银监分局人士对记者表示。
而对广大农民来说，资金互助社、合作社的成立可以使“单干”的农户有条件“抱团”闯市场。如通海县五垴山蔬菜专业合作社成立后，引进美国甜脆玉米、改良“铁头”芥蓝，使得本村轮种蔬菜面积多达5000―8000亩，仅此一项即实现销售收入500多万元。此外，合作社还统一供应农户化肥、种籽、农药。
“我们都是为了农民考虑，为了产业化考虑。资金互助的工作也正是为此服务的。”合作社人士这样认为。
“斟酌再三，我们仍然从法律角度认定这两个组织属于民间非法组织。但是，它们毕竟属于自发状态的新生事物，既体现了民办、民管、民受益的特点，也接受农业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帮助。如果法律上能对其性质加以定义，地方政府能合理引导，这些资金互助组织可以发挥其好的一面。”玉溪银监分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正规军”暂时缺位
可以肯定的是，民间资金互助组织的出现，与“金融正规军”的暂时缺位不无关系。
自2000年至2005年，玉溪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幅分别为3.04％、3.53％、3.81％、16.27％和10.14％。2004年以后，虽然农民收入增长加快，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上涨也十分明显。总的说来，农民增收仍然困难。
另一方面，玉溪农民对农信社小额贷款的需求正在下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他们需要的是更高额度的贷款。2006年底，农民人均收入达到3700元，最高的乡镇达到4700元，远远高于云南农民人均2900元的收入水平。
“小额贷款5000、1万的限额，对玉溪的农民来说仍然太少。他们需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产业性贷款，而农信社恰恰在这方面无能为力。”当地人对记者表示，农信社之外，农发行只涉及粮油企业，一些国有银行早些年已从县域退出，邮政储蓄则只存不贷。可以说，目前立足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是农信社，而农信社改革为统一法人社后，乡镇信用社降格为分社，贷款权限上收，在信贷需求旺盛期，受放贷限额、程序环节和资金实力限制，难以兼顾农户产业化的资金需求。而农村地区缺乏担保机构，贷款条件差的现状，也使信用社在贷款发放时更为谨慎。
与农户个体一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也很难从银行机构得到贷款。据云南省银监局统计，该省2005年末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6837个，其中专业经济组织2576个，直接带动农户106万户。但只有少数合作社得到农行或农信社直接的贷款支持，且资金需求满足率不高。比如文山州农信社2004、2005两年间扶持了6个合作社，发放贷款40笔，金额271万元，平均每个合作社每年得到贷款22.5万元。而上述小石桥乡资金互助社挂牌仅半年便能吸收农户自有资金近百万元。
“还有部分合作社以间接方式获得少量贷款。”云南省银监局有关人士介绍说，目前合作社有三种方式间接取得资金支持。
一是合作社理事个人贷款用于合作社。如玉溪市通海县某花卉专业合作社，其建盖保鲜冷库、购买运花车的资金都是几名理事以个人名义从信用社贷款。
二是合作社注册成为公司获得银行贷款。在红河州，由11位农民投资入股组成的某合作社注册为公司，获得信用社贷款426万元。
三是合作社为社员贷款提供一定便利。曲靖市采取“协会+信用社+联保贷款”的模式，合作社社员从信用社贷款能够优先且额度较大，有效解决了农户的生产垫本资金问题。
不过，更多的合作社及其成员均未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个中原因比较复杂。”玉溪银监分局负责人对记者分析，首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工商注册登记困难重重，是否具备贷款资格仍不明确；其次，合作社自身通常无稳定持续的营业收入，无还款来源，经济实力差，抗风险能力弱；而且运行机制不健全，产权制度混乱，故不具备贷款条件。加之，银行机构涉农金融服务的弱化；历史上乡镇企业和涉农贷款不良率高，以致农信社利率定价多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50%以上，超出了合作社的承受能力。这都使得合作社难以获得银行机构的资金支持。
对于一地经济而言，农户个人得不到足够的贷款支持，一般的合作社也无力取得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化规模却在不断壮大。“效益的增长对融资产生了新的需求，刺激了民间借贷快速发展，最终催生了资金互助组织。”玉溪银监分局人士对记者说。
⑦ 1997年，当时乡镇都有农村合作基金会，但是1999年1月被国家取缔了。我想问当时的利率是多少
中国的银行储蓄利率不是固定根据当时存入时的利率来计算的，而是根据人民银行的相关利率规定进行调整的。所以具体的，你要到银行柜台进行查询才能知道。
99年国家取缔基金会后，并不是单纯的取缔，而是进行相关金融机构重组，当时，乡镇的农村合作基金会都进行乡镇及村镇银行转型重组。
你要根据当时你存入的基金会重组变成哪家银行，一般性是以当地地名命名的农村商业银行。你拿着相关证明，股东证等相关 证件到柜台办理业务就可以了。
⑧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否合法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社区内为农业、农民、农村服务的资金互助组织，不是金融机构。 徽标
农业部负责制定有关的政策法规，指导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管理和发展。地方农业行政部门为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并会同农业行政部门对违反规定办理存贷款业务的行为进行处理。
农村合作基金会要维护其合法权益，规范其行为，有关部门要一如既往指导和支持农村合作基金会健康发展。
坚持正确方向。要做到“四坚持”、“四防止”：即坚持互助性，防止办成金融机构；坚持社区性，防止资金外流；坚持群众性，防止走“官办”道路；坚持民主性，防止变成领导干部“小金库”。
建立健全制度。
强化监督管理。
要通过上述工作，做到办会方向正确，办会质量提高。
⑨ 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由哪个部门管理
您好！
去年8月，邯郸伟光蔬菜种植合作社非法集资大案告破，主要犯罪嫌疑人高某某和其妻郭某某及另外36名骨干全部被警方抓获。
这家合作社自2010年底开始，以河北伟光集团、邯郸县伟光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武安市伟光林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永年县伟光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名义，以投资农场、蔬菜大棚基地、煤场、汽车运输队为借口，非法吸收存款达2.3亿元，涉及邯郸市邯郸县、丛台区、复兴区、邯山区等16个县(市)、区，集资群众超过1万人。
河南、江苏等省份，均出现过此类案例。在以投资担保类业务闻名全国的河南省伊川县，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该县江左镇上，看到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其营业网点的招牌上，无一不是挂着外圆内方的铜钱标志。每当有访客到来，坐在茶具旁饮茶的工作人员都会赶紧迎上，亲切地问，“存钱还是借钱？”
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大体一致：利用合作社作为主体，按照入股、分红等形式，以高于银行利息和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等手段，吸收社员存款。
“目前这些涉嫌非法集资的合作社其实都是借尸还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党国英说，过去，这种活跃在农村的非法集资组织叫农村合作基金会，在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时，国家曾对这类基金会进行过专项打击，几乎全部被取缔。
2007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赋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独立的法人资格和市场主体地位，规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行为、产权关系、盈余分配等基本制度。“不过，合作社规模总体较小，内部制度不健全、运行不规范等问题依旧存在。这其中，融资问题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瓶颈。”中国农业银行旗下《农村金融杂志》曾刊文阐释，由于农业生产本身具有较大的系统风险，加上合作社成立条件较为宽松，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对这类市场主体认可度较低，因此对其放贷都持谨慎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资金互助社成为银监会重点引导的发展方向。
目前，中国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经银监会批准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第二种由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在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开展的贫困资金互助项目；第三种是由地方政府批准或者是默许的，农民自发或者地区自发组织的合作社。诸如三地合作社、邯郸伟光蔬菜种植合作社等均属第三种。
“前两种情况比较好，第三种形式容易出现非法集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杜晓山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是差别，与监管不无关系，“前两者分别由银监部门或扶贫部门监管，第三种在被地方政府批准之后，很少被监管，甚至根本没人管。”
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共有98万家，入社农户7400万家，占中国总农户1/4左右。“不管工商局、农委农业局，还是银监部门，都不愿负起监管责任。”党国英分析，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合作社，不管是哪个部门，都没有足够的人手实现监管范围全覆盖，“就像三地合作社，目前既然已经造成这么大的危害，早查处当然比现在查处要好。但它搞了这么多年，监管一直跟不上，症结就是在这儿。”
不乏专家呼吁，国家或省级层面应出台管理性文件，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明确登记机关、业务主管部门、业务监管部门及其监管职责，建立健全监督管理体系。
党国英认为，就目前相关部门的监管力量来说，这是不现实的，“更有效的办法还是像国外那样，在各省市发展一批质量高、规模大的合作社，这样一来更利于监管。”
在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多达近百万家的当下，对其进行整合绝非易事。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突破合作社的融资瓶颈。
对此，中国农业银行旗下《农村金融杂志》撰文指出，各级政府除加大对合作社的资金扶持之外，应在合作社对内融资方面进行法律界定，确认管理主体和管理规范。对外融资方面，政府与金融机构积极协调，建立合作社信用评级系统，对小额贷款通过农户信用贷款的联保机制给予满足。对于大额资金需求，可组建政策性农信担保公司为合作社提供信用担保服务，帮忙金融部门建立风险防范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