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非组织和基金会管理制度

❶ 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主要内容

草案规定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和开展一次性临时活动的申请登记许可程序，还明确了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
目前，我国对境外NGO管理可依据的法规主要有两项：一是1989年6月颁布的《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以外国商会为其管理对象，主要是那些由境外在华活动的商业机构或人员设立，不从事任何商业活动的非营利性团体。二是2004年3月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其中有对外国基金会进行管理的相关条款。
上述两项法规只是涉及目前在华活动境外NGO中的两种类型，对多数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的管理一直无法可依。因此，加快出台相应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有效规制刻不容缓。
2012年，民政部修订了社会组织三个登记管理条例，有针对性地解决境外非政府组织设立国内代表机构和在国内开展活动的登记管理、监督管理问题，以利于更好地依法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国内的活动，也依法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有关社会组织和有关方面的合作。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均提到了加强对境外NGO的管理。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提出加强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引导和监督其依法开展活动 。

❷ 对非营利组织来说,双重管理体制的缺陷在哪里

双重管理体制的缺陷

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后，无论是基金会，还是草根NGO，都对仍存在的双重管理满腹狐疑。

基金会：不准政府官员担任基金会的领导，那我凭什么还要找政府部门做主管单位，而它也犯不着来管我呀！

草根NGO：双重管理体制的存在，逼迫得找不到主管单位的我们只能去工商注册，难道这种尴尬的局面要继续维持下去？

双重管理导致的弊端显而易见，在社会公益组织的纷纷谴责声中，它却依然雷打不动地在新条例中出现。双重管理制度的取消为何如此艰难，它何时会寿终正寝，还公益组织们一个明媚的春天？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以专家的视角给了我们答案。谁来监督

“取消双重管理，我不赞成，如果取消了，谁能承担起监督管理的职责？民政部能吗？法制办能吗？”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说。

王名曾参与基金会管理条例制定的讨论。他说，谁都承担不了监督的职责，马上取消，肯定带来很多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过渡。双重管理是注意到监管的必要性，虽然并不是一种好的监管制度安排，那么建立一种什么监管制度来取代？没有就取消现在的可能更混乱，更困难。之所以从双重管理来过渡，是因为双重管理将民间组织的监管问题提到了执法机关的面前。我们下一步的问题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监管体制来替代这种双重管理制度，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监督与发展

草根NGO发展受限，除了不能正大光明地在民政部注册，内部管理混乱也是其发展的难题。而如何才能使组织管理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无疑，监督，社会各种力量的监督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王名说，民间组织内部为什么会出问题，就是因为没有人监管，政府监管没有到位指导，社会监督也跟不上。这个问题不解决，民间组织不可能得到社会良好的回应，也不会得到社会的支持，捐赠者的支持，包括我们讲的志愿服务的支持。没有这些支持，民间组织就不可能有好的发展。我们必须看到，民间组织必须得有监督。监督和发展，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光说政府限制太多，其实现在政府的监管能力非常有限，几乎没有监管，无非是一年一次的年检，而对工商注册的NGO几乎完全是放开的。应建立监督力度大的监督体系，政府绝对不是无可作为的。有种观点是中国政府管得太严，其实是管得太弱了。它根本没有任何的监管能力，在监管方面无所作为，只是设置了很高的门槛，谁都别想进来。历史的进步

经王名提醒，记者才注意到新出台的条例在双重管理规定上与以往不同的一个小细节：“主管单位”前没有了“业务”两个字。是政府的忽视，还是有意而为？对此，王名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无需业务对应，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王名说。

别小看“业务”两个字，“业务”完完全全不要了，任何一个政府职能部门都可以做你的主管单位。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民政部也在尝试，如果没有人愿意做你的主管单位，它可以做。王名接着举了个例子，以前像地球村找主管单位，一定要找环保局，如果环保局不同意，那它死定了。而现在地球村可以找农业部，找发改委，找商务部，可以找任何一个政府职能部门。

但业务完全不相干，何来谈管，又如何来管？

王名解释说：“这是最大的进步。”业务主管单位有名无实，下一步就可以不需要了，而不需要，不就可以取消了？历史按照这样的步子走，三步四步往前迈，进步不可能一步到位的。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监管”上。民政部门难以独立地承担监管职能，要找一个搭档，一个职能单位来分担。“没有一个政府机关可以独立承担政府监管职能的时候，主管部门还是需要的，要考虑到为社会负责。”王名说：“如果没有谁来负责公益资产运转的几十个亿元资金，那是很可怕的。”国外的经验

王名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监管模式，美国，英国，德国都监管得非常好。美国通过税务部门来监管；英国实行分类管理，设立了一个慈善委员会的机构监管；德国通过法院来监管。最后，王名强调：双重管理带来很多麻烦，从这个意义上，我是反对双重管理的，但统一监管现在难度很大，应仔细研究一下，建立一种新的监管模式。

❸ 基金会管理条例的介绍

《基金会管理条例》是为了规范 基金会的组织和活动，维护 基金会、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而制定。《条例》于2004年2月11日在国务院第3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于2004年3月8日由国务院令 第400号发布，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共7章48条。《条例》施行的同时废止1988年9月27日国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国务院令 第18号）。《条例》在总结过去16年来中国基金会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了世界非营利组织管理立法的经验，第一次系统地对基金会登记、组织机构、财产使用和管理、监督管理等进行了规范。这个被称为“虽然不是最好，但显然就是答案“的条例，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中占据了自己独特的地位。

❹ 我经授权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 身为发起人 我希望需要境外项目或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来投资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国际化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相比之下，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道路还比较遥远。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我国现有社会组织近60万个，其中涉外机构不到600家，比例约为千分之一。

这其中，真正能在境外开展公益慈善项目的社会组织少之又少;参与国际交流的社会组织数量相对多一些，但质量方面目前较难判定;现今中国大陆有1000家社会组织加入了国际组织，台湾地区有1200家左右，从人口、社会组织数量来看，台湾比例要高得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做过一项统计，能够参与到国际组织核心部分，并担任副理事长或者常任理事的，我们人数不过300多人，与整个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非政府组织的全面咨商地位、特别咨商地位和名册咨商地位，我们现在所占比例都很小，这限制了我们发声、表达意愿，很难有机会去参与国际事务。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简称“民促会”)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国际交流、国际合作。过去5年中，民促会参加国际事务已达上百次，建立了中欧交流机制、中美交流机制以及中日韩合作机制，参加了很多较为重大的联合国的相关会议。

从资金的支持上来看，公益慈善组织参与国际事务普遍存在一个问题—筹资难。首先是目标人群不易明确，各国国情有异，执行扶贫、救灾、社区建设等相关项目时，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的标准;同时，在国际间做项目成本太高;此外，还要考虑到相关人员的家庭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在所在国的人身安全问题以及相关社会保险保障等问题。

国际视野、国际情怀，这是以“国际化”为战略的社会组织的领导力需要具备的。有了国际化战略，还要考虑自身是否具备配套的能力。

国内在理念层面能达到国际化程度的人才紧缺，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对国际视野、国际情操，或者用老话讲，对国际主义情怀的培养不足，导致具备国际理念的人才缺乏;其次，中国人口结构决定独生子女远赴国外做项目也面临很大挑战;第三，到国际上做慈善项目，要突破语言和文化障碍，只掌握英语还不够，到非洲还要讲法语，到巴西要讲葡萄牙语，到智利和秘鲁要讲西班牙语……不同的文化、宗教背景，能否良性融合，这都是难题;在相关项目中，更要保证人才的专业化。

从宏观环境来看，社会氛围是否支持社会组织走出去，这也客观地影响社会组织是否需要将“国际化”当做工作重点。

在中国大陆，中国扶贫基金会做得相对较好，青基会也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壹基金刚刚开始走向国际。除本国的成功案例可供我们学习，一些在华的国际组织也是很好的样本。

过去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除了《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很小一部分谈到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可以登记外，大部分都缺少法律地位，只能靠跟中国的某一个社会团体、基金会结对子，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或者设项目办公室。包括盖茨基金会、李嘉诚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等等在内，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也就30多家。现在全国人大正在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后将有法可依，明确欢迎哪些组织来华，不欢迎哪些组织来华，但具体操作上，我希望能更加客观、开放、宽容一些。我们既然欢迎外资企业来中国投资，为什么不欢迎境外非政府组织来中国做好事呢，做慈善、公益、环保、救灾、法律援助我们都该欢迎，同时，我们可以借鉴它们走向国际的成功经验和成熟规则。

除了政府、社会组织两方面的因素外，要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进程，也需要公民具备相关意识。现在世界对中国的印象可能是有钱、购物，去日本买马桶盖，在法兰克福机场“扫货”，加上一些同胞出国不太注意小节，诸如此类的问题难以避免，但尽量不要带出去。我们过去讲政府外交，逐步走向公共外交，又走向民间外交，现在正扩展到全民外交。每个人都是主体，无论是官员、工人、农民，你的面孔都会代表中国，我们应该有这种意识，这对社会组织国际化的影响也至关重要。

❺ 境外非政府组织可以直接聘用工作人员吗

我们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规定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只能设一个代表机构，通过这次我们的修改完善，境外非政府组织设多少代表机构不再限制，只是根据你的业务范围、活动地域及开展活动的需要，设若干个都行。既然我们的代表机构放开了，分支机构就没有必要存在。而为什么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就是原来有一些国外的自然科学的学术机构、学术单位曾经在中国设立分会，对这些已经设立的分会我们认可。
首先境外非政府组织到中国来是做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的事情来的，不是拉队伍的，没有必要在我们这里发展会员。其次，中国的组织，基金会也好，社会团体也好，可以在中国发展会员，但是中国这些社会组织发展会员是中国的法人，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不具备法人资格，开展临时活动的也是短期活动，活动完就走了，发展会员不符合中国的法律规定。
原来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发展过会员，这些会员主要指国外自然科学的学会，中国的专家、学者、科学家加入了这个学会，这是一个现状。另外，中国政府也支持科学家、学者加入国外的科学机构，所以国务院规定的除外，这就意味着以后我们的一些科学家、专家学者也好，加入境外机构成为会员，要经过国家的同意。

❻ 如何成立基金会

一、建立一家基金会需要遵循以下流程

1、 决定基金会的宗旨。每个基金会应该有一个表述存在原因的落在纸面的宗旨。

2、 组建理事会。初始的理事会将通过规划和筹资帮助工作团队把基金会背后的想法变成现实。随着基金会的发展成熟，理事会的性质和组成人员也会改变。

3、 起草章程。章程是理事会的运营规则，应该在基金会的早期发展过程中由理事会通过。

4、 准备注册需要的原始基金，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

5、 选择一个业务主管部门，获得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根据最新的政策，一些地区不需要再找业务主管单位。

6、 寻找办公场所，招募合适的工作人员。

7、 填写法人登记申请书，确定在哪个民政部门登记，向民政部门提交法人登记申请书。国务院民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

8、 进行战略规划。战略规划表述了基金会潜力的愿景。战略规划应该描述出实现这个潜力所必需经过的步骤，决定要实现这个机会需要什么样的工作团队，确定至少一年内的项目和运作优先事项。

9、 制定预算计划和资源开发计划。财务监管和资源开发(如筹资、获得收入、吸收会员会费)是理事会的最重要职责。实现战略规划需要的资源必须在预算和财务计划中描述清楚。

10、 建立基金会正式文件的存档体系。登记文件、理事会会议记录、财务报告和其他正式文件都应该妥善存档。

11、 建立会计体系。基金会财务的尽职管理需要一套已经确立的可以满足现状和未来需求的会计体系。

12、 提交税收减免资格申请。

二、个人募资行为是可以成立基金会的

1、根据募集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基金分为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公募基金是指可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售的一类基金；私募基金则是只能采取非公开方式，面向特定投资者募集发售的基金。

公募基金主要具有如下特征：可以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和宣传推广，基金募集对象不固定；投资金额要求低，适宜中小投资者参与；必须遵守基金法律和法规约束，并接受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2、与公募基金相比，私募基金不能进行公开的发售和宣传推广，投资资金额要求高，投资者的资格和人数常常受到严格的限制。与公募基金必须遵守严格的基金法律和法规的约束并要求接受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相比，私募基金在运作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所受到的限制和约束也较少。

3、它既可以投资于衍生金融产品，进行买空卖空交易，也可以进行汇率、商品期货投机交易等。私募基金的投资风险较高，主要以具有较强分析承受能力的富裕阶层为目标客户。

(6)境外非组织和基金会管理制度扩展阅读：

1、公募基金会，是指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按照2004年2月4日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总则第三条定义，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公募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按照募捐的地域范围，分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

2、2004年，中国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中第三条对公募的定义，即面向公众募捐。公募基金会按照募捐的地域范围，分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对于公募性组织而言，资源获得来自于公众的志愿性捐赠，不具有财政机制的强制性和市场机制的交易性，而是公众的捐赠意愿来决定。

3、公募基金会的公信力，概括而言，就是公募基金会公开说明组织所获各种资源的流向，以及说明各种运作是否有成效、是否符合组织宗旨及其社会承诺，用来证明其为可靠组织。

❼ 如何建立一个非盈利组织或公益基金会,需要那些相关的手续的法律流程

建立非盈利组织或基金会，由其归口管理的部门报经人民银行审查批准，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发给许可证，具有法人资格后，方可进行业务活动。 全国性的非盈利组织或基金会，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向民政部申请登记注册，并向国务院备案。

地方性的非盈利组织或基金会，报中国人民银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审查批准，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并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

申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

（二）章程草案；

（三）验资证明和住所证明；

（四）理事名单、身份证明以及拟任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简历；

（五）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

(7)境外非组织和基金会管理制度扩展阅读：

《基金会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基金会是非营利性机构。可以以安全、合理等方式对基金会资产进行保值增值。但基金会管理条例同时要求，基金会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不得低于当年收入（接受募捐、资本运营收入）的70%。

可以考虑将善款捐助给有关慈善基金会，如果善款额度有一定规模，就可以考虑在该慈善基金会中成立专项基金，就有权对资金的使用流向进行决策。即使不设立专项基金，可以与该慈善基金会签订捐助协议，有权对资助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

❽ 基金会的管理模式有哪些

基金会是指对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
1、基金会可以向国内外热心于其活动宗旨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募捐以筹集资金但必须出于捐赠者的自愿严禁摊派。
2、基金会的领导成员不得由现职的政府工作人员兼任。
基金会应当实行民主管理建立严格的资金筹集、管理、使用制度定期公布收支帐目。
3、基金会的基金应当用于资助符合其宗旨的活动和事业不得挪作他用。基金会不得经营管理企业。
4、基金会可以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利息也可以购买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但购买某个企业的股票额不得超过该企业股票总额的20%。
5、基金会对接受资助者使用资助资金的情况有权进行监督。如果发现不按原定的协议使用资金基金会有权减少、停止或者收回资助的资金。
6、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
7、国外捐赠给基金会的外汇归基金会所有允许开立外汇存款帐户。
国外捐赠给基金会的物资免征关税归基金会所有基金会有权将其作为资助无偿转让给与其宗旨有关的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但不得出售。
8、建立基金会由其归口管理的部门报经人民银行审查批准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发给许可证具有法人资格后方可进行业务活动。
全国性的基金会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向民政部申请登记注册并向国务院备案。地方性的基金会报中国人民银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审查批准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并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
基金会改变名称、合并或者撤销按照申请成立的程序办理。
9、基金会应当每年向人民银行和民政部门报告财务收支和活动情况接受人民银行、民政部门的监督。
基金会的活动违反以上规定时人民银行有权给予停止支付、冻结资金责令整顿的处置民政部门有权给予警告、吊销许可证的处罚。
10、以上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和民政部负责实施并可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❾ 请问境外的公益组织进入国内，要接受那些相关法律的调整，那些部门管理

来源：公益时报
3月23日，小母牛联益慈善之夜在北京举行，活动流程的第五项是联益基金会（小母牛）专项基金的启动仪式。事实上，类似像小母牛这样努力在中国寻求本土化道路的国际NGO，经过与中国政府的多年合作，已经深谙生存之道。除了资金来源不同外，与本土NGO几乎并无二致。他们很少或不再雇佣境外人员，并开始逐步尝试脱离对总部资金的依赖，开拓新的支持渠道。
2013年3月底，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任务分工的通知》指出：公益慈善等四类社会组织年底可直接登记。该举措被期待为“社会组织发展的春天”。
遗憾的是，这其中并不包括活跃在国内的几千家国际NGO，他们依旧“登记无门”。而对于相对幸运的基金会来讲，虽然参照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其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但登记注册依然按照双重登记制度的思路进行。
复杂的身份
国际小母牛组织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阿肯色州的非营利机构，致力于减少全球饥饿和贫困，保护地球环境。因最初向贫困家庭提供小母牛和养牛技术培训而命名。自1985年进入中国以来，在中国深耕超过20年，小母牛项目帮助人群从几十户农户到数万户，为贫困地区农户提供从种畜到饲养技能的链条式服务，受助农户实现自力更生后，在未来两至三年内将最初接受的农畜后代或等额资助，以及所学知识、技能和经验一并传递给其他贫困农民。
而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联益）2011年3月获准成立，自诩是继“壹基金”在深圳取得公募资格后，首家经北京市民政局获批成立的民间公募基金会。
虽然这种国际NGO挂靠本土公募基金会，成立专项基金的案例并不多见，但实际上早在两年前，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海惠）就已经开始尝试与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劝）达成协议，共同成立联劝（海惠）专项基金。
海惠即为国际小母牛中国办事处。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为数不多的NGO之一，1989年，国际小母牛中国办事处在四川建立，挂靠在四川省畜牧局内。虽然由政府代管在行政上有一定优势，但为了确保项目的规范化和专业性，国际小母牛组织仍决定单独注册建立小母牛项目办。
探索注册之路是艰难的，好在国际小母牛组织并没有一味地去追求以国际NGO的身份注册，考虑项目办没有外籍员工，而是尝试找省级有关部门探讨国际小母牛组织中国本土化之路。四川省民政厅民间管理局负责人很同情小母牛项目的处境，表示只要小母牛项目找到有关厅局（办）作为挂靠或主管单位，就可进行国际小母牛组织的本土化注册申请，只是注册名字不能用小母牛，因为在这个圈子里，大家都知道小母牛是国际NGO。
经过各种复杂的交涉后，2008年，国际小母牛中国办事处终于以“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的名义在四川省民政厅注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2011年2月，为参与上海市对口援疆工作中的社区扶贫项目和上海市郊的社区综合发展，海惠的姐妹单位“上海海惠社区民生发展促进中心”正式成立，身份仍为民非。
“注册的过程是比较曲折的，但好在我们并没有一定要以国际NGO的身份来注册，总部也考虑到国情和机构处境，允许我们以这样的名称（海惠）来申请。所以虽然我们是国际组织，但无论在注册上，还是项目执行上，都在走本土化的道路。现在对外宣传的牌子就是海惠-小母牛项目。”国际小母牛中国办主任陈太勇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注册成民非或者干脆在工商部门登记是大量在华寻求独立身份的国际NGO的最终选择。
针对两个二级基金的成立，陈太勇就表示目的为了增加一个公募的支持平台。“2012年3月，就已经和联益签署了合作协议，但一直在策划合适的活动方式和时机。”据了解，该天的活动邀请了联益和小母牛双方的企业合作伙伴，并在当晚举行了慈善拍卖。
“基金会”的优势与尴尬
对于国际组织来讲，在华拥有合法身份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更安全地实施项目、可以与更高层级的部门展开合作，企业基金会被认可甚至可以为企业市场开拓带来机会。
相对于“注册无门”的其他类型国际组织，基金会显然要幸运得多。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的设立主体并没有做境内外的限制，依照该条例，外国人可以在华捐资设立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也可以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当然，登记注册依然按照双重登记制度的思路进行。而且，此类组织必须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方能取得合法身份。
2013年1月，研华文教基金会正式拿到了民政部批文，成立了基金会北京代表处。1997年，财团法人研华文教基金会在台湾正式成立，主要项目为产学合作、社会公益以及内部员工的企业文化建设。
“基金会在大陆开展项目是比较早的，但在2011年下半年才开始准备注册，通过国台办向民政部正式提出申请，从准备材料到调查审核再到被批复大约是一年半的时间。”基金会工作人员郑妲新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因为研华科技是台资企业，所以作为企业基金会的研华文教基金会主管职能部门是国台办。
郑妲新表示，办事处的注册成功得力于国台办的大力支持。“上层部门的交涉和沟通会相对容易一些。”她认为对于有注册需求的境外背景基金会来讲，相比准备民政部要求的众多资料，其职能主管部门是否负责更为关键。
“另外，研华科技在北京算是纳税数额比较大的台资企业，可能在注册审核上也有一定考量。”郑妲新补充。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显示，目前正式在中国登记注册的境外基金会（含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仅二十几家。
致力于保护野生生物和自然栖息地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WCS）成立于1895年，总部设在美国纽约。1996年在上海建立了中国项目办公室，2005年，中国项目总部转移到北京。总部迁移后，WCS就开始筹划向民政部门申请注册。“2007年，做了第一次努力，申请递到了国家林业局，因为国家林业局是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WCS工作人员甘敏芳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此次申请得到的回复是对于协会类性质的境外机构注册办事处，没有相应的法律可以参照。
“后来就不了了之，2011年有消息说民政部要修订社会组织管理三条例（即《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又陆续有开放登记的说法，我们就一直在等。”甘敏芳说。
但实际上，等待并没有给这些国际组织带来收获。他们开始考虑曲线操作。“虽然仍缺少适用的法律条款，但境外的基金会是可以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WCS在美国和基金会的性质是没有区别的，适用于相同的法律注册条款、相同的免税政策，所以总部批准我们也可以叫WCS foundation（基金会），以基金会的名义提出申请。”甘敏芳表示，2012年WCS开始做第二次努力，包括总部在内又把相关的资料重新准备了一轮。
“因为拿到证书没有多久，具体的不同还没办法讲，只能说有好处。包括邀请合作伙伴时，有民政部认可的基金会代表处的身份会显得更正式，也更有公益色彩。包括一些项目的执行，之前是和高校合作，有了身份后合作伙伴的层级可以上升到教育部，这样项目运作也会更方便。”郑妲新介绍，2013年3月底，由研华文教基金会和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合作的某创新经营模式竞赛已经开赛。
单一的资金渠道
改头换面注册民非、工商注册、正式在民政部注册基金会、挂靠本土公募基金会成立二级基金……为了达到生存和开展活动的目的，国际组织选择了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但对于那些项目和合作伙伴相对单纯的机构而言，身份则没那么重要。
汤森路透基金会是依托于新闻和专业信息供应商汤森路透集团成立的公益机构。其旗下网站 TrustLaw提供免费的全球法律服务，以及妇女权益和高效行政的信息及新闻资讯。在中国，基金会主要向社会企业家和NGO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等均有合作。“我们就是一家企业基金会，没有独立的法人身份，暂时也并没有申请注册成立办事处的打算。”基金会中国项目主管刘东伟认为身份问题对于基金会执行项目并无影响。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资金支持的项目，与合作伙伴没有资金往来，不需要一个独立帐号。”刘东伟介绍，基金会和企业CSR部门分开，在中国的全职员工只有他一人，因此基金会每年所需要支出的经费只包括他一人的工资和差旅，均来自公司财务。
同样作为企业基金会的研华文教基金会，所有的资金也均源于企业。“研华科技股东分红的百分之三，每年会滚动到基金会里，所以不需要开拓其他收入渠道。”郑妲新表示。
事实上，因身份问题制约，在华国际NGO的资金来源均较单一，对总部的依赖程度很高。“WCS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资金来自美国，大约每年100万美金左右。从2009年开始，国内开始有个人捐赠进来，但笔数很少，额度也不大，每年也就一二十万的样子。”甘敏芳说，2012年，WCS“野生生物卫士奖”的项目得到了阿拉善SEE基金会支持，是第一笔来自国内机构的资助。
“大部分的资金还是来自海外，以上一个财务年度（2011年6月—2012年7月）为例，机构53%的资金来自香港，30%的资金来自美国，剩下的不到20%是机构自筹。”陈太勇告诉记者，小母牛香港的筹款能力很强，每年的捐赠收入都有几千万，而海惠上一年包括承诺分期捐赠在内的捐赠总收入（自筹部分）为1500万。“主要来自企业和企业基金会的捐赠。”
海惠在资金上对国际小母牛组织总部和其香港分会严重依赖，减少依赖的唯一办法就是解决筹款问题。实施本土化战略以来，海惠积极拓展新的收入渠道，包括成立二级基金在内，但效果却并不明显。据了解，联劝（海惠）专项基金成立两年来，包括捐赠物资折合在内共筹款不足20万。上文提到的小母牛联益之夜举行的慈善拍卖，截止到记者发稿，到账约50万。
“我们虽然没有挂靠成立二级基金，但和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有项目的合作，也算是有公募的渠道。”甘敏芳说，同海惠一样，虽然环基会积极帮助WCS寻找资金支持，但却一直没有获得额外的捐赠机会。
发展趋势与官方合作
事实上，国际NGO在华活跃的时间并不长，上世纪80年代后，较多地进入中国；以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事件为契机，国际NGO开始迅速发展。除了扶贫、教育等传统慈善领域，国际NGO更关注艾滋病防治、环境保护、妇女儿童、社会企业、公平贸易、农民工权利保护等较新的公益领域，一段时间内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带来了国际经验和国际视角。
以国际NGO最活跃的云南省为例，21世纪初期，国际组织贡献较大。根据云南省国际民间组织促进会《境外非政府组织发展及管理研究》的统计，国际NGO在滇的项目资金投入2003年是3200万元，2004年是5300万元，2005年是8600万元，2006年达到1.2亿元。
而近几年，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援助政策做出方向性调整，许多国际组织也相应灵敏地做出回应，逐步减少或停止在中国的资金支持。
同时，2008年发生在云南的香港伪慈善家李国华猥亵孤儿院女童案件进一步为境外NGO管理敲响了警钟。2009年12月29日，为了规范境外NGO管理，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为云南省内有关组织与境外NGO交流合作提供服务保障，云南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云南省规范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暂行规定》，并于201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境外NGO）在云南开展项目及活动，均需到省民政厅登记备案，否则即为非法。极少数身份可疑的国际机构开始撤出中国。
因为身份各异的原因，在华国际NGO的规模一直难以统计。仅就在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来看，资金投入可圈可点。2012年1月16日，民政部在京召开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工作座谈会。会上发布消息，自《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民政部依法登记的19家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累计在中国内地实施了1714个公益项目，总投入超过40亿元人民币，其中，2011年的公益项目支出为10.5亿元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身份如何，几乎所有现存的在华国际NGO都倾向与政府部门合作。据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韩俊魁在2011年的调查统计，选择经常与政府合作的境外在华NGO比例高达74.5%，若加上偶尔合作，这一比例达到93.6%。“从合法性上看，与政府合作会让那些没有登记的国际NGO绕开法律合法性的质疑展开活动，获得的行政合法性让其获得了较大的腾挪空间。”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在保护区内进行，一定要和当地的林业部门合作开展项目。尤其是广州方面的项目，与野生动物走私有关，必须和国家执法部门合作。”甘敏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