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聚兴诚基金会

『壹』 北京前门地区的著名店铺有哪些

前门大街地区北从前门箭楼起，南至珠市口附近；东从西打磨厂东口、西兴隆东口、大蒋家（大江）胡同起，西至煤市街。这里店铺多不胜数，而且涉及行业广泛，著名的老字号也聚集于此。

前门地区的绸布店铺有：谦祥益、益和祥、天有信、瑞林祥、瑞增祥、瑞生祥、福记、同义信、华绘、庆隆、裕顺兴、源隆祥、庆丽升、同信成、恒义昌、协成仁等。

帽庄有：马聚源、盛锡福、森记、恒和等。

皮货庄有：同义厚、忠兴厚、罩茂祥、天兴成等。

日用百货店有：中兴、亿兆等。

鞋店有：步云斋、万庆斋、祥升斋、祥元斋、恒庆斋、宝华斋、武胜斋、天成斋、集升斋、广升斋、内联升、全升斋、步瀛斋、兴隆斋、万升斋、天源斋、天利斋等。

饭庄饭馆有：福寿堂、天福堂、致美斋、泰丰楼、三盛馆、同义楼、同兴居、同兴楼、天兴居、会仙居、万年居、晋阳居、丰泽园、一条龙、都一处、正阳楼、全聚德、便意坊、兴升馆，华北楼等。

干鲜果海味店有：通三益、景泉涌、东鸿顺、长发祥、同聚成、崇兴号、瑞义祥、义吉成、永生源等。

茶叶庄有：森泰、庆林春、正兴、正祥等。

银钱业和炉房有：正通、隆聚裕丰、源丰、兴成、天聚丰、源和、隆茂源、德成、徐康、鸿庆恒、云益、乾丰等银钱业。

交通、盐业、聚兴诚、中率、金城、华孚等银号。以及聚丰、德顺等二十六家炉房。

另有合盛永颜料馆，公兴纸铺和敬记纸庄，永增军装局，正明斋饽饽铺，合香楼香蜡铺，六必居和天章涌酱园，万昌锡器铺、三山斋、宝丰斋眼镜店，永安堂、庆熙堂和长春堂药铺，裕兴昌估衣铺以及由上海迁京的老字号正兴德等。

『贰』 天津市聚兴诚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招聘信息,天津市聚兴诚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怎么样

钉钉企典 数据来源：以下信息来自企业征信机构，更多详细企业风险数据，公司官网，公司简介，可在上面进行查询，更多公司招聘信息详询公司官网。

• 公司简介：

天津市聚兴诚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03-30,注册资本null,法定代表人是孙飞,公司地址是河东区富民路114号（105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与税号是91120102684743285U,行业是金属及金属矿批发,登记机关是天津市河东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经营业务范围是钢材、建材、金属材料、装饰装修材料、五金交电、机电设备、塑胶制品、金属制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批发兼零售。（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涉及行业审批的经营项目及有效期限均以许可证或资质证为准）,天津市聚兴诚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号是120102000044015

• 分支机构：

• 对外投资：

• 股东：

孙飞,出资比例0.0%,认缴出资额是70.0万

孙宇,出资比例0.0%,认缴出资额是30.0万

• 高管人员：

孙飞在公司任职经理

孙宇在公司任职监事

孙飞在公司任职执行董事

『叁』 求徐悲鸿《巴人汲水图》的相关资料。

0276 巴人汲水图 立轴 设色纸本
作 者 徐悲鸿
类 别 中国书画>绘画
创作年代 1938年作
尺 寸 300×62cm
咨 询 价
钤印：徐、悲鸿、东海王孙、生于忧患
款识：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廿七年晚秋，随中央大学入蜀，即写沙坪埧所见。悲鸿。
题签：（晏济元题）徐悲鸿巴人汲水图真迹。平元署。钤印：济沅私印
竞投本件拍品，需办理特别竞买号牌。
说明：晏济元题签。
《巴人汲水图》赏析
徐悲鸿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艺术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一生，他毕生以复兴中国画为己任，孜孜不倦的努力奋斗、刻苦钻研，成为一位融中西、贯古今、取得独特成就的大艺术家，他在艺术教育上的卓越贡献，对中国现代画坛的发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徐悲鸿先生从1937年8月，随中央大学迁重庆，继续在中央大学任教，到1946年7月，由重庆乘“民联轮”去南京，经上海到达北平，就任北平艺专校长，他在重庆一共度过了10个春秋。可以说，这10年是他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10年，完成了他人格和艺术的双重升华，对中国人物、动物、山水画的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人物画方面，徐悲鸿先生以振聋发聩之声，倡导画家以人物为主，描绘现实生活、改变泥古不化，千山一面，画中没有人物活动的落后状态。他身体力行，拿起如椽巨笔，绘制了很多锐意革新的杰作。诸如《巴人汲水图》、《巴之贫妇》、《愚公移山》、《张采芹像》、《洗衣》等等。
《巴人汲水图》是一幅真实记录重庆人民辛勤劳作的艺术珍品，被誉为徐悲鸿先生最具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的四大代表作之一。《巴人汲水图》的创作成功，在当时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作品1938年展出时，即被誉为“五百年来罕见之作”。据廖静文先生回忆“当时的印度驻华公使看过画展后，亦为作品所感染，提出购买此件作品，由于悲鸿当时生活也非常拮据，于是才同意为他重新绘制了眼前这幅《巴人汲水图》”。
徐悲鸿先生1937年因国难而流落重庆，而正是在重庆的艰苦岁月里，国难当头的大气候和民不聊生的现实生活，使这位本来就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进步画家，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人民的疾苦，甚至把自己融汇到劳动民众之中。水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第一要素，但在山城水却来之不易。徐先生来到重庆，映人眼帘的第一道风景线即是一行行挑水的汉子，他们那吃力的步履和被水桶压弯的扁担，使画家深刻地感受到那份生活的艰辛，和生活在这块土地的重庆人世代相传的抗争精神。为此，被触发了的画家的创作灵感，在徐先生的头脑里构造出一幅真实生动的巴人汲水的蓝图。
这幅《巴人汲水图》在构图上匠心独运，使画家的造型手段放射出奇光异彩。整个画面十分奇特，高300厘米，宽却62厘米，颇显细高。但其悬挂起来，确与嘉陵江的百丈悬崖相一致的，使其场景更显陡峭与惊险，上下百丈石阶挑水的巴人闪烁着感人至深的华夏精神，在完美和谐的环境烘托之下给人以呼之欲出之感。
画象以其高度概括的手法，将巴人传统汲水的宏大场面，分解为舀水、让路、登高前行3个段落，精心绘制了多幅草稿，描绘了男女老幼不同动作的7个人物。舀水，描绘一健壮的男子，仅穿着一条黑色的短裤，头发虽已秃顶，但其身体强壮，匍匐着前身，右手紧握着一只巨大的木桶提梁，从湍急的嘉陵江水中，迅捷而熟练的舀水。旁边又一衣着褴缕的赤足妇女，低头用力，正把舀满的水桶，吃力地提到《巴人汲水图》赏析
徐悲鸿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艺术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一生，他毕生以复兴中国画为己任，孜孜不倦的努力奋斗、刻苦钻研，成为一位融中西、贯古今、取得独特成就的大艺术家，他在艺术教育上的卓越贡献，对中国现代画坛的发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徐悲鸿先生从1937年8月，随中央大学迁重庆，继续在中央大学任教，到1946年7月，由重庆乘“民联轮”去南京，经上海到达北平，就任北平艺专校长，他在重庆一共度过了10个春秋。可以说，这10年是他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10年，完成了他人格和艺术的双重升华，对中国人物、动物、山水画的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人物画方面，徐悲鸿先生以振聋发聩之声，倡导画家以人物为主，描绘现实生活、改变泥古不化，千山一面，画中没有人物活动的落后状态。他身体力行，拿起如椽巨笔，绘制了很多锐意革新的杰作。诸如《巴人汲水图》、《巴之贫妇》、《愚公移山》、《张采芹像》、《洗衣》等等。
《巴人汲水图》是一幅真实记录重庆人民辛勤劳作的艺术珍品，被誉为徐悲鸿先生最具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的四大代表作之一。《巴人汲水图》的创作成功，在当时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作品1938年展出时，即被誉为“五百年来罕见之作”。据廖静文先生回忆“当时的印度驻华公使看过画展后，亦为作品所感染，提出购买此件作品，由于悲鸿当时生活也非常拮据，于是才同意为他重新绘制了眼前这幅《巴人汲水图》”。
徐悲鸿先生1937年因国难而流落重庆，而正是在重庆的艰苦岁月里，国难当头的大气候和民不聊生的现实生活，使这位本来就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进步画家，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人民的疾苦，甚至把自己融汇到劳动民众之中。水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第一要素，但在山城水却来之不易。徐先生来到重庆，映人眼帘的第一道风景线即是一行行挑水的汉子，他们那吃力的步履和被水桶压弯的扁担，使画家深刻地感受到那份生活的艰辛，和生活在这块土地的重庆人世代相传的抗争精神。为此，被触发了的画家的创作灵感，在徐先生的头脑里构造出一幅真实生动的巴人汲水的蓝图。
这幅《巴人汲水图》在构图上匠心独运，使画家的造型手段放射出奇光异彩。整个画面十分奇特，高300厘米，宽却62厘米，颇显细高。但其悬挂起来，确与嘉陵江的百丈悬崖相一致的，使其场景更显陡峭与惊险，上下百丈石阶挑水的巴人闪烁着感人至深的华夏精神，在完美和谐的环境烘托之下给人以呼之欲出之感。
画象以其高度概括的手法，将巴人传统汲水的宏大场面，分解为舀水、让路、登高前行3个段落，精心绘制了多幅草稿，描绘了男女老幼不同动作的7个人物。舀水，描绘一健壮的男子，仅穿着一条黑色的短裤，头发虽已秃顶，但其身体强壮，匍匐着前身，右手紧握着一只巨大的木桶提梁，从湍急的嘉陵江水中，迅捷而熟练的舀水。旁边又一衣着褴缕的赤足妇女，低头用力，正把舀满的水桶，吃力地提到岸边。让路，描绘一头缠汗巾，赤臂裸腿的男子，弓矩着身体，肩负着重担，吃力地攀登着陡立而漫漫的石梯。旁边应接石上，谦恭地站立着一位身穿长衫，把前摆挽在腰间，肩挑空担的青年男子让路，他身体微侧，以同情与怜悯目光凝视着吃力攀登的挑夫。图画的上方，绘制了3位登高攀至江岸顶端的挑夫，他们爬完了艰险的陡梯，开始迈开大步，比较轻松地急行。
画面段落之间，用江岸的岩石和层层的石阶融汇贯通，石阶和岩岸先用颜色加水墨，染出大的体面关系，再以墨线勾勒，顿现层层的整齐排列的岩石阶梯，之字形排开，错落有致。为了突出江岸的高与陡，画家拉大了第二个画面与第三个画面的距离。背景的画法比较突出，画面中间留白更显出石级的曲折，上半部画一丛翠竹和几枝怒放的梅花，翠竹用青绿一挥而就，梅花则先用尽情挥洒的浓墨在宣纸上绘出枝干，再以白粉点出花瓣，清丽典雅，一尘不染，既映衬出江岸的陡峭，更使画面色彩丰富。
人物是《巴人汲水图》图的主体，整个画面突出物像的神韵，主题思想上寓意深刻，意义深远。技法上，用西洋的画法丰富中国画的表现能力，肌肉部分稍加皴染，就在挑夫身上适当加强了筋肉体积感，突出人体的健劲有力，表现出劳作的繁重，使画面的技法有较多的变化，构思、创意、技法等方面都充满了新意。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画传神之说。此画画毕，画家略加思忖，信手题加七言律诗一首：“忍看巴人惯挑担，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徐悲鸿先生对此画的满意还表现在把自我也融入了画意之中，画到站立在让路石上穿长袍青年的头部时，竟然绘上了自画像。题诗后，落款写：“二十七年晚秋，随中央大学入蜀即写沙坪坝所见。”画家把个人、民族、时代、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甚至把自己融于民众之中，具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这种隽永深长的画外之意，令人怡情，发人遐思。
第一幅《巴人汲水图》，徐悲鸿先生后来补题“静文爱妻保存”，现存于徐悲鸿纪念馆。此幅《巴人汲水图》此后真的留在了重庆，其过程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1998年在纪念艺术大师徐悲鸿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作品发表于1998年6月21日《重庆晨报》和《徐悲鸿在盘溪》一书。
徐悲鸿以《巴人汲水图》实现了其中西融合的宏大抱负。他将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绘画，极具成果的引向具有现代精神的写实，《巴人汲水图》亦落定为中国现代绘画的里程碑。
《巴人汲水图》是中国美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任何中国美术教材不可省略的作品。如果让我们从近代能够传世的绘画中，再选出能跻身“世界名画”之列的作品，无疑《巴人汲水图》鹤立其中。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强盛带动东方文化的日益彰显，如同《巴人汲水图》这样的鸿篇巨制必将会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中与西方的大师名作等量齐观。
现实主义国画的最佳范本
——《巴人汲水图》与徐悲鸿名作的研究略论
英衔
不必赘述那些与《巴人汲水图》相关的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随着岁月的积累，这些传奇、背景惟一能带给这件作品的只是它的小说魅力、增加其传奇性神秘性，而不是其本来存在的艺术魅力和现实价值。事实上，这件在徐悲鸿个人艺术生命中及中国现代艺术史上都已经、并将继续书写其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里程碑式重要意义的作品，不仅是徐悲鸿艺术生命中国画写生创作的巅峰之作，与历史、世界上名画比肩而立，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写生创作的最佳范本。
《巴人汲水图》的美术史意义最突出体现在其现实性。尽管是否需要或坚持现实性、需要多大程度的现实性一度是中国现代绘画领域长期讨论的话题，且一度被当时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们诋毁甚多，但谁也不能否认，在一个非常时期，尤其是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交炽而战乱频仍的现实处境下，现实性具有无可比拟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关于这一命题，徐悲鸿创作于次年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已经切实证明：在物质的方面，当时因该作而募集到的资金或可计算，而在精神的一面，由此而激荡起的爱国爱家、保国保家的热情却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毋庸置疑，《巴人汲水图》和《放下你的鞭子》显然都是一贯鼓吹坚持现实性的徐悲鸿的现实主义杰作。但问题是，在一般人的认识里，《巴人汲水图》和《放下你的鞭子》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有一定的不同。关于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事实上，造成这种情况的，是两个人力不可左右的原因：一是创作的时间节点和地点。《放下你的鞭子》是徐悲鸿1939年10月在新加坡筹办画展赈济国难途中即兴创作的，当时法西斯德国刚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国际注意力都集中在战争之上，这样，以反战为题材的《放下你的鞭子》自然就受到特别、额外、严重的关注，正如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时间和地点都掐得很到位；而《巴人汲水图》创作于1938年晚秋，当时的国际形势并不对中国抗战有利，虽然德国国内动作频频，已对周边国家虎视眈眈，但战争并未打响，英法奉行的仍旧还是绥靖政策，美国也并未有进一步的表示，因此，尽管当时国内情势已经如火如荼，国际上确实有一部分注意力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而聚焦于中国，但终究不能形成席卷全球的潮流。
另一即是采用的表现方式，《放下你的鞭子》采用的西方世界更易于认知和接受的油画表现方式，有理由推测这显然是徐悲鸿经过精心考虑而决定的；而受制于前一个客观条件的影响，《巴人汲水图》采用的是中国式的国画表现方式。不妨做一个有趣的假定，将《放下你的鞭子》换成国画写生创作，而将《巴人汲水图》换成油画写实创作；或者将前者置于重庆而后者置于新加坡，它们本身的能量及激荡起的能量其实可以推想得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已经远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投射、承载并凝聚于这两件巨作之上的历史重量——包括社会责任感和现实性——却渐渐平衡。
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巴人汲水图》是徐悲鸿国画创作中现实主义作品的最高峰。这其实只要将其与徐悲鸿其它的经典国画作品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即可知道。为人民熟知的徐氏经典国画巨作，目前看，有如下数件：《田横五百士》（1928-1930）、《九方皋》（1931）、《奚我后》（1933）、《愚公移山》（1940）、《九州岛无事乐耕耘》（1951）等。毫无疑问，以古代诗文传说题材入画的前四件，并不具备现实性，而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这种表达方式与其法国老师达仰的作品更类似；而建国后创作的《九州岛无事乐耕耘》虽然算是现实主义创作，实际上更多的则是体现了比较多的浪漫主义情怀，并非严格意义的现实主义创作。至于徐悲鸿那些以雄狮、骏马、雄鹰等动物为表现对象的作品，虽然有现实的情怀在内，但基本上遵循的是中国文化中的“赋比兴”传统，更注重的是其比喻意义、象征意义而不是其现实意义。就此而言，如果说徐悲鸿以《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及骏马、雄狮题材作品为代表的创作是《诗经》中众多的篇章，那么，很显然，《巴人汲水图》就是惟一的《春秋》。
在《巴人汲水图》创作的前后，当时的中国美术界产生了许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作品，如蒋兆和的《流民图》（1941年，国画）、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1940年，油画）、冯法祀《捉虱子》（油画，1945年）等，乃至鲁迅倡导下的新木刻运动中出现的江丰《码头工人》（1931年）、陈烟桥《拉》（1933年）、罗清桢《逆水行舟》（1933年）等，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徐悲鸿的《放下你的鞭子》。但如果以艺术性和现实性完美结合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作品，除了《放下你的鞭子》可以与《巴人汲水图》媲美外，其它人的创作并未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甚至有一些绝对现实主义的创作，现实性确实非常充分，但艺术性却非常匮乏，变成现实性的傀儡，甚至基本消失，因此，它们的作用充其量是煽动，而不是感染、感动。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根据地内部更为严重。严格来说，这已经不再是艺术的范畴。
有意思的是，这件可以认定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国画创作的最佳范本的《巴人汲水图》，其300×62cm的形制，似乎不仅是徐悲鸿作品中惟一一见的，也是当时国画作品中仅见的。
世代传承的“巴人汲水”精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府西迁，重庆襟江背岭，成为战时首都。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转移，许多军政界要人和文学、科学、艺术、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名人，如郭沫若、冰心、巴金、老舍、臧克家、马寅初、徐悲鸿、傅抱石、丰子恺等云集沙坪坝区，沙坪坝遂成为著名的文化区，盛极一时，蜚声中外。
1938年，先君悲鸿随中央大学入蜀，住在嘉陵江岸边的盘溪，每日过江至对岸沙坪坝中央大学为学生授课。目睹蜀中百姓的疾苦，疾笔创作了中国画《巴人汲水》，对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抱以深切的同情。在画上他题写了一首自作诗：“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忝血汗熬”，诗文充溢着画家对于当时百姓生活凄苦的同情和悲愤之情，也体现了他利用手中的画笔为黎民写照的历史使命感。
八年抗战期间是先君悲鸿公艺术创作的盛期，他以用艺术“为人类申诉”的准则作画，留下了诸多传世名作，如《巴人汲水图》、《愚公移山》、《喜马拉雅山》等等一系列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油画作品《放下你的鞭子》，更是在2007年拍出了7000余万元的高价。
《巴人汲水图》描绘了当时重庆人民一个极平常的生活场景——汲水，当时百姓每日生活用水，都要从江中汲取，故而无论男女，为了生计，每天都要到河边取水。他们挑着沉重的木桶，再装上满满的水，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走回家去，有时甚至要往返多次。正是这样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画面，触动了艺术家敏感的心灵。画中的竹林郁郁葱葱，梅花也在怒放，这情景不但对画面起到了很好的点缀作用，更是作者对于中华民族在严酷的历史环境下表现出来的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的赞颂。
这件作品如今完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也引出了一段曲折的收藏经历。 1949年，新四军干部朱良跟随部队到了重庆。到重庆后，恰巧遇见了聚兴诚银行老板的管家正在处理一批旧书画，在一大卷古代及近现代字画中，朱良唯独看上了这幅《巴人汲水图》。当时这位管家喊价160万元，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讲到120万元。朱良留下10万元订金，商定3天后取画。当时的朱良也没有多少现金，急忙找到后勤部长。当时部队正要给师级以上干部分配一件苏联毛呢大衣，按级别朱良应得一件，但恰巧这批大衣数量不够，朱良便主动提出不要大衣，希望换取120万元现金。后勤部长同意了他的建议，用这120万元，朱良如愿以偿地换得了这幅《巴人汲水图》。
文革结束后，重庆收藏界、书画界的许多老人，包括先君的好友晏济元、苏葆桢等画家，都经常到朱良家中欣赏他所收藏的这幅《巴人汲水图》。
1999年7月2日，我的母亲廖静文曾应邀请看到这件作品，她看过之后非常激动，并清晰地讲述了这张画的创作过程：先君悲鸿公在重庆期间创作了《巴人汲水图》并举办画展，当时的印度驻华公使看上这幅画，希望重金购得。先君当时在经济上紧张，还要救济学生、办画展，因此又重新画了一张。一件如今陈列在徐悲鸿纪念馆，而卖给印度公使的，正是朱良收藏的这件。
2004年，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上，《巴山汲水图》从800万起拍，多位买家投入争夺，最后经过数十轮换手，最后终以1650万元成交，创造了当时徐悲鸿个人书画拍卖的世界纪录。
据翰海公司的工作人员称，在这件作品的征集上公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今年是北京文物公司成立五十周年，也正是由于藏家与翰海公司有着多年深厚的情感，这件本应子孙永保的作品才得以再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件倾注了画家和收藏家心血的画作，在辗转七十二年后再度呈现给世人，他所承载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位画家的艺术成就，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以及几代中国人民族精神之火的传递，中华民族正是利用这样看似原始的“巴人汲水”精神，将中华民族的文化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2010年11月16日
徐庆平：徐悲鸿先生之子
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
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
我记得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到香港去参加一些活动，当时有一张我父亲（徐悲鸿）的作品，是自画像，画的小人在古柏树下，人很小但很真实，小人的头比指甲盖还小，当时那张画拍卖到了九十九万港币，加上手续费已经超过一百万元，这是当时中国第一幅超过一百万元的作品，《民报周刊》特别为这件事情发表文章，中国画超出了一百万元，觉得非常了不起，《荣宝斋》还请我写了一篇文章。2004年，我父亲的这幅《巴人汲水图》拍卖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元，那时感觉真的是天文数字了。而在今天，一千多万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好像有很多画都可以拍出这个价格。
这个情况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中国艺术品它的价值及它所应该有的价值，是不是还有一个可发展的空间？我在西方住了比较长的时间，感觉到中国的艺术品、书画作品在世界上都是独树一帜的，中西方虽有很多不同，但对于艺术都有着许多共同的审美观念。同时，中国画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思想与精神，尽管经过了一千年的时间，生命力仍然非常旺盛，别的艺术与画种都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画甚至比西方的油画还要强，现在的架上油画在国外好像已经失去一个独立的地位，中国画反倒还在蓬勃发展，这展示了中国画的巨大发展空间，这在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人的智慧，另外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绘画离它应有的价值还有一定的距离。比起西方的绘画、油画的价值，中国的绘画没有达到应有的价位，这是我在多年的东西方的艺术研究与探索中间形成的自己的一个看法。
——摘自2005年3月23日徐庆平先生《当代市场看法访谈录》

『肆』 赵深的设计成果

赵深自1927年回国开始，一直从事建筑设计，设计成果十分丰富。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档案资料全部丧失，难以完整地查清。
1927年赵深参加范文照事务所时，设计了南京大戏院（即现在的音乐厅），还设计了杭州西冷饭店（指西冷的老楼，在建新楼时已拆除），南京励志社，南京旧铁道部大楼官舍等。1928年，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在江湾建设上海市中心，征求设计方案，赵深的方案获一等奖。当时的市政府综合了不同的方案，自设设计处，聘董大酉主持设计工作。江湾市中心是一项规模较大，在建筑设计上是中国古典建筑现代化的尝试，其中赵深之功不可磨灭。
1930年冬，赵深自建事务所后，承接了上海大沪饭店（在延安东路343号，即现公安局招待所）及西海大戏院的设计。
1931年，成立“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后，承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大楼和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即现北京东路江西路建管局大楼）等业务，后者于九一八事变后由原10层更改设计为5层。
尽管赵深等人以及一些前辈建筑师是美国名大学建筑系毕业，学有专长，设计业绩证明确有才能，但在上海开展业务决非易事。租界内，洋人势力强大，涉外业务，固然全部由外国建筑师揽去，即使是中方重大业务亦不容易取得。宋子文、孔祥熙等官僚资本的崇外思想是当时社会上众所周知的，对中国技术人员不放心。如为了建造外滩中国银行新大楼，当时中国银行设了建筑课，由陆谦受任课长。陆谦受是建筑界公认很有才能的建筑师，但宋子文仍要公和洋行与陆谦受共同设计，（公和洋行即PalmerandTurner）。即如像国际饭店这样由民族资本家投资的工程，也是委托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一个建筑师事务所要能够生存并求得发展，最根本的是要能承接到设计业务。华盖一方面依靠精湛的设计技艺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另一方面通过一些社会关系，业务得以逐步开展，并建立起声誉。从成立起到抗战之前，承接到一些比较重大的工程设计，如上海恒利银行、南京中国旅行社“首都”饭店（现南京饭店）、南京陵园中山文化教育馆（抗战时毁于战火）、南京“首都”电厂江边发电所、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管库、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购料委员会办公楼、水晶台资源委员会办公大楼和实验楼工程等。前面提到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和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大楼两项工程是赵深、陈植事务所时开始设计，延至华盖完成的。设计的电影院有上海大上海大戏院、金城大戏院（即现黄浦剧场）、大华大戏院（即新华电影院是陈植留驻上海时设计的）。其他还有公寓、图书馆、学校和一些私人的住宅，还有莫干山的别墅。他们也曾参加过一些工程的方案竞赛，如上海大新公司（即现中百一店）和南京中山门博物馆等，但都未成功。上面提到的长沙岳麓山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工程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设计的。
1938年以后，赵深和童寯在内地也承接了一批设计业务，限于当时内地的经济能力，这些工程大都规模较小，标准不高，如广西大学新校舍、广西科学馆、贵阳物产陈列馆、资源委员会重庆小型炼钢厂、昆明南屏大戏院和大逸乐大戏院、坤维慈幼院、南菁中学、劝业银行、聚兴诚银行等。
其中，赵深在昆明设计的南屏大戏院获得较好的评价。戏院董事刘淑清为当地名流，甚为满意，向龙云推荐，龙云就委托赵深设计南菁中学。
大逸乐戏院规模不小，还引起了一场风波。以前曾讹传赵深在昆明“曾被逮捕过”，日本侵略者轰炸昆明之时，戏院附近落弹6枚，虽然戏院未炸毁，但整个屋盖产生较大的位移，全部屋架向山墙方向倾斜，顶部位移一尺余。他当即拟定修整计划，提交业主，敦促立即停业修理，否则将酿成大祸。戏院片面追求营业利润，不予理会，继续开映。在又一次轰炸中，又受落弹震动，仍不进行修理，照常营业，几天后，在一次晚场放映时，屋面坍塌，造成观众严重伤亡。事件发生后，赵深即去公安局自投，并要求查明责任。公安局将其转送法院。后经技术界鉴定屋架的设计与构造并无错误（该工程的结构由张有龄设计），即恢复自由，前后被拘留三星期。按理此事责任在业主，但仍被当地法院判为业务过失，赔出全部设计费作为死伤抚恤。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盖恢复在上海的原来机构。并设分事务所于南京以便承揽业务，从1946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设计的工程有：南京旧交通部公路总局办公楼、南京美军顾问团公寓（即现南京部队招待所AB楼）、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无锡申新三厂多层仓库及4万锭纱厂、无锡茂新第一面粉厂、台北市台湾糖业公司办公楼、无锡江南大学校舍、上海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大楼（即现华东建筑设计院办公楼）、上海电力公司隆昌路电业干部训练班校舍等。
在1950—1952年成立“联合建筑师工程师事务所”期间，事务所设于上海、北京两地，承接了一些业务。包括北京沈阳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上海纺织工业学院、榆次经纬纺织机制造厂住宅、福利区工程、石家庄纺织厂、乌鲁木齐七一纺织厂等。在七一纺织厂施工时，赵深到乌鲁木齐视察工地，正好王震、陶峙岳在石河子筹划城市建设工作，就专邀赵深到石河子研究城市的规划。赵深到了石河子现场，亲自动手进行规划设计。石河子市的第一期建设工程，就是按照他设计的规划进行的。
1952年7月赵深参加国营设计机构以后，长期担任技术领导工作。华东和北京两设计院中经他指导的工程项目，已很难具体查考，可以说，1955年他调回华东设计院后，华东设计院的重大设计项目都经过他的精心指导。他除了对设计方案，以至细部构造都加以深入推敲、严格要求外，而且经常亲临现场，检查与解决具体问题。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中央提出要重建唐山。当时他已是78岁高龄，为了重建唐山，他往返上海、北京、唐山等地，与建筑界有名望的专家研讨河北小区的规划，提出方案，以后河北小区的设计即以此规划方案为基础。在建造过程中，唐山余震不断，他又往返唐山、上海多次，到工地视察，提出很多建议。
他不仅对华东设计院的工程十分关心，而且对外地的重大工程，也当作自己的事一样。在他逝世前两个月，他在兰州市参加了该市的规划讨论后，又马不停蹄，匆匆赶到遵义市参加遵义纪念馆方案的讨论。他的一些设想为遵义市的领导和与会专家所采纳，并体现在改进方案之中。
建筑师在学术上的水平应该体现在其设计之中。赵深一生所负责设计和在其指导下设计的作品是相当丰富的，上面列举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不少，特别是私人住宅部分以及一些方案竞赛的稿件已无从查考。即便如此，在上面所列的项目中亦不乏佳作，留待建筑界研究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