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圆慈善基金会现状如何

1. 想知道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

中国慈善和美国慈善的不同：
1.中国大多慈善机构都是政府主办的，民间慈善过少，而且不能直接向人民募捐；美国则相反
2.美国慈善事业是不收税的，而中国还没有规定
3.美国已经步入我们所谓的小康，而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在为生存奋斗
相比之下，中国的慈善事业现状已经能够显现了吧

2. 慈善文化的慈善现状

慈善事业需要慈善文化的感染
2005年有关国内企业“为富不捐”的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据2005年11月2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11月21日召开的中华慈善大会专题论坛会上，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透露说：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未参加过捐赠。2002年，中国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不到当年人均GDP的万分之一。而2003年美国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比为1：38，人均慈善捐款相比为1：7300。
1000多万家企业中，99%的企业从未参加过任何捐赠，这是一个颇为令人尴尬的现象。而中美人均慈善捐款1：7300，更是一个令人难以启齿的事情。国内企业和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不高，不仅反映出我国慈善事业所面临的困局，而且反映出我们的企业及公众慈善文化的极度匮乏。
慈善文化体现出的是一个国家慈善事业是否发达，是否具有鲜明的社会感染力和引导力，同时也体现出企业用发展的成就回报社会的一种精神，体现出和谐社会让财富第三次分配从而惠及更多穷人的一种境界。
市场经济既需要企业发展，当然更需要企业文化的延伸和发展。慈善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检验企业是否具有善心、爱心及博大情怀的职能，但凡具有良好文化氛围的企业都具有一定的慈善文化内涵，都会通过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来回报我们的社会。支持慈善事业的目的，是让财富进入第三次分配，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帮助更多的穷人摆脱暂时的困境。目前我国慈善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而且全国100多家慈善机构大多为官办性质，其掌握的资金仅占国内GDP的0.1%。而美国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已经占到了9%，目前仅美国的富裕阶层——企业和个人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就达6700多亿美元。
尽管国情不同，但是慈善事业的目标却是一致的。美国之所以那么多人、那么多富豪热衷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关键在于具有良好的慈善文化氛围，而且他们均以参与慈善事业为荣，具有很多的慈善典范。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开国元勋，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他将绝大部分财富捐出，建设了著名的宾州大学，为美国后世的富豪们留下光辉的典范，影响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像洛克菲勒在18世纪末捐资30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多亿美元）开办芝加哥大学、卡耐基捐建卡耐基大学等。世界首富比尔·盖茨2000年和夫人开办了盖茨慈善基金会，一口气投入270亿美元，使基金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他表示，在他身后，他的几乎所有财产都将留给这个基金会。金融大鳄索罗斯，尽管财富没有人想象那么多，但也已捐赠23亿美元。在美国，企业捐赠已形成浓郁的氛围，富豪们如果不捐赠或捐赠少都是会被看不起的，公司也会因此而蒙羞。
反观国内1000多万家企业，99%的企业从未参加过任何捐赠，不能不令人大为遗憾，而国内人均慈善捐款不足1元人民币，则更是让助人为乐、扶贫帮困的传统美德所蒙羞。笔者以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富裕起来的群体正在迅速“扩大”，尤其是仅每年上榜的富豪就难以统计，他们虽然完成了财富的积累，但是在慈善榜上却鲜有他们的名字，显示出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富豪对慈善事业还存有各种“戒心”，还没有将慈善文化融入企业文化之中，让慈善文化伴随企业健康成长。
当今倡导和谐发展的大环境下，作为依托社会的支持富裕起来的企业和富豪们，理应承担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更多的责任。他们理应走在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前列。而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则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当然，光鼓励企业及富豪们参与慈善事业还不够，作为国家也应当大力倡导慈善文化，积极营造浓郁的慈善文化氛围，不仅是企业及富豪，从现在起就应当将慈善文化纳入道德教育体系之中，从中小学生就开始培养他们对慈善事业的情感，引导他们加深对慈善事业的理解，增强投身慈善事业的责任感。此外，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我们也应当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比如减免税款、鼓励创办民间慈善机构，严格监督慈善捐款的去向及使用等，让机制灵活起来，让民间慈善机构多起来，活跃起来，这样才能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关注慈善事业的浓厚氛围，丰富慈善文化的内涵，从而推动我国的慈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转型期慈善文化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明确发展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也是第一次把发展慈善事业提到“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高度来认识。
建议先从政府设在街道（乡镇）的社会救助管理事务所做起，通过购买服务，逐步转成社区和慈善组织共同管理、行使基层事务所做起，通过购买服务，逐步转成社区和慈善组织共同管理、行使基层慈善组织的职能，赋予帮困救助、社区募捐的双重功能。目前可以将社会弱势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经常性物资捐赠工作的职能通过购买服务转交给慈善组织，支持和推动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慈善文化现代化发展
当代中国急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对慈善事业的突出需求。一般来说，一个社会效益越高，对慈善的需求也越高。因为效益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排挤，而慈善代表着强者对弱者的援助。强者与弱者之间这一既排挤又援助的张力，正是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内在机制。然而，在许多需要慈善的场合，人们常常看不到慈善的出场，即使出场，往往也是相当单薄的。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不那么发达的国家相比，当下中国慈善事业的不振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不仅表现为慈善捐赠的钱物微薄，更表现为社会普遍的慈善观念的微弱。对此，迫切希望发展慈善事业的人们给出了各种解释，其中值得我们记取也催促我们尽快动作起来的，是认为中国缺乏慈善文化的说法。
尽管把事物的原因归结为文化，往往是一个最好遁词，一切解释不清的场合都可以通过归之于文化而获得解脱，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讲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在慈善问题上，文化确是一个有相当解释力的说法。不过，即使承认慈善文化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弄明白，文化在哪里出了问题。有人认为，中国慈善事业出问题，是因为今天的人将中国传统文化遗忘了，慈善文化出现了“断裂”，所以，要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传统重新连接上。回到传统，成为解决当前中国慈善问题的方案。
这样的想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传统上中国人有很强的慈善意识，见之于史书的慈善之举不绝如缕，捐赠施舍确实比现在更为常见，但人们心情急切之下容易忽视了重要一点，那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慈善业经过了一个“现代化过程”，在一些具有悠久慈善传统的国家或文化体中，慈善从观念到实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解决方法不是将“断裂”的文化简单地连接起来，而是在传统的慈善文化基础上，经过现代化改造，重建21世纪的中国慈善文化。
慈善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
重建中国慈善文化，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国家或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政府比较早地就承担起了保障国民基本生存需要的职责，饥荒年间，政府开仓赈灾是一种制度化的行为。不仅如此，基于“人心向背”的政治考虑，慈善行为一直被认为最好由政府来做，以增强政府的合法性。所以，政府垄断慈善事业在中国是有历史传统的。
但在现代社会，同民生相关的事务方面，政府的职责已经被严格限定在通过税收来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之内，超出国家法定责任之外的公民个人或家庭的困难，不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需要通过社会来解决。所以，慈善属于社会的范畴，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既不适合市场的利润逻辑，也不适合政府的公共服务逻辑，而是公民或企业公民基于一定的价值观而做出的公益行为。
目前中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以或明或暗的行政命令方式“号召”慈善的做法，既有社会上慈善尚未成为风气所造成的无奈，也有政府仍然习惯于自己从事慈善活动的旧习这一成因。它客观上造成了慈善在一些场合成为“第二税收”的现状。改变政府在慈善活动中的高调存在，解除公民捐款只能投向个别具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的限制，开放民间组织从事慈善的空间，是中国重建慈善文化的一项内容和条件。
现代慈善不等同于“功德”
公民是慈善的主体，但在为什么慈善上，公民也需要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传统中国不缺慈善和施舍，但这些善行背后的观念可能已经不适合今日的慈善事业。过去，国人常将施舍等善行同个人德行或“功德”相联系，所谓“荫功积德”，修个好名声或好来世。然而，在现代慈善概念中，一个人之所以行善，不是简单地出于个人做好事的动机，而是个人承担对他人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不是分外的德行，而是个人自我强加的义务，是现代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主体地位的体现。从个人美德到公共责任的转变，使慈善成为了一种“平常行为”，捐与不捐，捐多少，不但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这才有了西方广为流传的“多余的财富就像多余的体重一样，都是罪恶”；“带着巨额财富离开这个世界，是一种罪恶”等名言，才有了美国巨富反对取消遗产税的“悖谬”举动。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代表着巨大的责任，慈善就是履行责任的方式，这样的观念才是现代慈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才是现代慈善行为。反过来，正因为慈善是责任，所以才能在一些慈善事业发展良好的社会看到“悄悄的慈善”，而没见到对巨额捐赠的道德溢美之词。把慈善提到过高的道德水平，反映的不是慈善文化的先进和成熟，而是滞后和幼稚。最有能力做善事的是富人，而在贫富分化的背景下，给富人过高的道德地位，有可能导致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道义资源都向部分人集中，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平衡。以平常心看待慈善，是重建中国慈善文化需要确立的一种观念和心态。
公民把慈善当作个人的义务，这是一个社会的慈善文化被个人内化的结果，这种内化应该是一个柔性的过程，而不能是一个强制过程。这就是说，社会可以形成一种舆论氛围，倡导慈善和捐赠，但不能以任何一种方式，从行政摊派到强讨硬索，逼迫个人捐赠。公民在捐出自己的钱物时，从法律意义上说，是在自主行使对自己合法财产的支配权，这种权利不受他人的干预。捐赠之成为善，就在于它是发自个人内心的，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主张，因为一切善都必须是自由的，是对最高道德指令的内在服从。所以，现代慈善文化虽然不突出善行的个人德行性质，但仍然捍卫慈善作为德行所要求的自主和自由，不仅尊重个人捐或不捐的自由，更从体制上保证了个人捐赠用于其所愿意的对象或场合。
现代慈善组织承担着向捐赠者详细说明捐赠款或捐赠物使用情况和效果的责任。这种透明的慈善保证了慈善不会成为欺诈的牺牲品，保证了慈善不会助长欺诈泛滥所带来的伪善盛行。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切实地保证捐赠者的权利，让他们的良好意愿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也是中国今天重建慈善文化时需要通过制度来加以体现的一项原则。
慈善文化是一个综合体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真正关心中国慈善事业的人可以从一些当前最为迫切的地方做起，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中国国民的慈善观念和慈善行为都会走向成熟，悠久的慈善传统定能绽放出文化新芽。

3. 中国最能筹款慈善组织的钱去哪了

中国宋基会创立于1982年，与红十字基金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并称为中国三大公益基金会。中国宋基会设立于北京，但河南和上海、江西、广东、海南、陕西六省市，因各种渊源而设有省级宋基会。他们与中国宋基会之间，虽时有业务往来但并无上下隶属关系，均由省内政府机构主管。
在中国宋基会旗下，有7个直属事业单位，称为××中心，旗下分别有若干公司。而省级宋基会同样成立了各类庞杂的公司。
错综缠绕的“宋基系”公司大多集中于两个领域——地产与教育。这正是利润最高，同时权力最能发挥作用之地。
更令人震惊的是，许多公司在中国宋基会年报中几乎无迹可寻，营收状况、开支走向，均在政府与公众的视野之外。
南方周末特此刊发本期专题“宋基会不完全图谱”，以期帮助慈善机构——不管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健康成长。唯如此，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中国人涌动的拳拳向善之心，才能所托有人，才能用得其所。
一个省级慈善组织，筹款金额连续两年全国第一。是“捐赠”还是放贷利息？
十余年中，数十亿“善款”掌控在骨干员工控制的公司手中，而公司与宋基会没有任何股权关系。
公益项目4／5变身豪宅
一个计划庞大的公益项目，在六年之间用地缩水到只剩1／5，其余部分则变身豪宅。
这个“郑州新区宋庆龄基金会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是由原河南省副省长、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主席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
根据2005年奠基时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报道，活动中心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技活动中心等几十个场所。按照当时的计划，活动中心占地222亩，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总投资八亿元，由河南宋基会承办。
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隶属于河南省统战部，是一家成立于1992年的公募基金会，其注册业务范围是“募集发展资金、资助儿童文教、科技和福利事业”。
不过，热闹奠基之后，由于“经费不足”等因素，项目建设进程非常缓慢，目前仍未完工，甚至大幅“缩水”。
2011年8月26日，记者在施工现场见到，这块两百多亩土地已是两块。施工现场的公示牌显示，东北侧五分之一就是现在的活动中心所在地，此时项目的用地面积，已“缩水”至不到47亩，总建筑面积也只有5万平方米。
比起缩水的活动中心更让人关注的，是西南面另外4／5部分的15幢楼房。现场工程概况牌上显示，这个项目占地160亩，包括15幢7－8层高的楼房，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计划2013年完工。
在网友质疑活动中心缩水问题后，开发商连夜把项目外墙的项目宣传画全部撤掉，改贴上宋庆龄基金会的宣传画。
不过，售楼处边上的宣传画还是显示，这是一个名为“宋基绿城玉园”的住宅小区，开发商是郑州怡商置业（下称怡商置业）有限公司。
开发商已公布的户型图显示，玉园有超过500套住房，户型最小也有160平方米，最大的是四五百平米的复式。销售人员对记者表示将于11月左右开盘，初步的计划售价在两万元／平方米以上。这与郑州七千左右的商品住宅均价相比，堪称顶级。
对于外界的热议与质疑，郑东新区管委会7月在网上公开解释了“原委”──“原意向单位河南省宋基会，因建设资金短缺，主动提出将西侧部分用地划出，2007年9月，郑州怡商置业有限公司通过摘牌取得西侧用地，目前已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
不过，记者查询了郑州市国土局等政府网站，并没有找到这块土地当年的公开挂牌出让的记录，拿地价格更是未被披露过。
而这块土地的用地性质，目前也只为商业和文体混合用地，而非住宅用地。不过，在官方口径中，这个项目的名称并不是宋基绿城玉园，而是变成了与用地性质相协调的“怡商花园式商务会馆”。
可以看到，在河南省宋基会“建设资金短缺”的时候，这块黄金宝地被腾挪到了怡商置业手中。按照玉园售价估算，项目销售完成大约可以回笼资金20亿元，利润之高也可想而知。

量的钱哪里去了？资产负债表的答案是，大量资金都在“应收款项”科目下面——简单来说，就是已被借出。
南方周末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这些资金流入诸如宋基投资这样的，以张悍东或下属员工们为股东的各种“宋基系”公司，除了进行上文提及的各种投资业务，甚至还有大量资金被用于放贷。
在河南的一些企业圈子里，宋基投资方面可以“放贷”，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
南方周末记者翻阅了十来家宋基投资相关公司历年的年审报告，几乎所有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两个科目，金额都非常巨大，少则数千万，多则数亿，但其他科目的金额，相对都比较小。
对照这些公司的年审报告里的明细记录，可以看到许多借进来的钱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河南宋基会，而最终资金的去向则是五花八门，仅记者所掌握的部分名单，就分布在房地产、钢铁、计算机网络、商品贸易等诸多领域。
这种混乱的借贷关系，风险不可避免，通过公开途径就能轻易查阅到多起这类“宋基系”公司和各种社会企业的借款纠纷。
至于河南宋基会那高得让人费解的捐款收入，其中一部分便来自于此，这也是河南宋基会的一种“商业模式”——宋基放贷，捐款付息。
一起借款纠纷透露了这种“模式”的秘密：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公布的一起借款纠纷判决书显示，当地一家企业曾向河南宋基会借贷800万元，为期3个月，作为对价的是，企业需向基金会捐款160多万元，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利息”。
后来，由于借款方拖欠还款，双方闹上法庭。
在此案中，法院判决称，河南省宋基会的行为已违反了商业银行法“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的条款。法院最后判定该合同无效。
这种“宋基会放贷，企业捐款付息”的模式，由此浮出水面。但至于河南宋基会数十亿善款中有多少来源于此，又去向了何处，外界依然不得而知。
而围绕着这个巨大的资金池，也有另外一些利益正在隐秘生长，记者就曾在一个股东为自然人且专做借贷业务的“宋基系”公司的年审报告里，发现了一些以“咨询费”等名目入账的款项，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4. 中国方圆基金会是什么是国家单位吗

方圆基金会全称为：方圆国珍基金会。不是国家单位，是民间组织。

基金会（慈善基金会，foundation），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

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公募基金会按照募捐的地域范围，分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必须在民政部门登记方能合法运作，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民间非营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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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的特征：

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形态，基金会不同于政府、企业，也有别于一般的非营利组织，公益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基金信托性是基金会的基本特征。

1、公益性

基金会的公益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金会源于捐赠，是公益捐赠的制度化和组织化形式；二是基金会有明确的公益宗旨；三是基金会有明确的公益用途，通过各种项目活动使特定群体和整个社会受益。公益性决定了基金会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公益组织。

2、非营利性

非营利性体现在基金会的运作管理及其相应的制度规范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存在非营利的分配与收入约束机制，要求基金会的捐赠人、实际受托管理者不得从基金会的财产及其运作中获得利益；二是存在非营利的组织运作和管理机制，要求基金会具备有效规避较高风险与较高回报的自我控制机制；三是存在非营利的财产保全机制，要求基金会不得以捐赠以外的其他方式变更财产及产权结构。

3、非政府性

基金会的非政府性是其区别于政府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基金会在决策体制上不同于政府，是具有自主决策、自治的独立法人；二是基金会在治理结构上不同于政府，是民主治理、公开的社会组织；三是基金会在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是追求核心竞争力、在市场中优胜劣汰的组织。

4、基金信托性

基金会是以捐赠为基础形成的公益财产的集合，是以基金形式存在的公益财产，有两层含义：一是基金会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托关系，是捐赠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围绕公益财产达成的公益信托，良好的公信力是其核心价值所在；二是基金会是以公益财产形式存在的财产集合，通过有效的财产运作实现保值增值是其生命力的体现。

5. 中国慈善行业目前的现状是怎样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07期特别策划“面向21世纪的中国慈善事业”文章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发展阶段，中国的财富量急剧增长，2009年的GDP已经达到33.5万亿元，人均GDP达到了25188元。如果没有意外，中国即将超过人均GDP4000美元大关，提前40年实现邓小平同志所确定的2050年发展目标。

根据国际发展的一般经验，未来十年，中国的人均GDP完全有可能达到1万美元，初步迈上发达国家的门槛。经济发展的速度完全能够大大提前实现“三步走”战略。

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迅速地叠加发展，对于社会管理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另一方面，财富总量的大规模快速增长，要求社会大众对于财富的管理，作出新的较为艰难的社会选择。从而使贫富之间，能够建立兄弟情谊，并和睦相处。

应该看到，经济的快速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传统的安全管理对象发生了变化，政治性的管理正在大踏步地转向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基础，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公民社会，而公民对于公益事业的全面投入，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标志。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需要公益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

现状与差距

对于中国公益事业现状，特别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的基本认识，最为重要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究竟有多少的慈善公益空间？我们看三组数据。

年度慈善捐赠总额。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已经达到509亿元，占当年30多万亿元GDP的0.17%，占中国财政收入6800亿元的比例，不到5%。比较一下，美国2008年的捐款3000亿美元，占当年14万亿美元GDP的2%左右，占美国财政收入3万亿美元的10%。要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年度捐赠额应该是6000亿元。

慈善组织的数量。2009年，中国的基金会为1843个，美国的慈善组织超过100万个，英国比较活跃的慈善组织超过16万个，加拿大慈善组织也有8万个以上，跟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慈善组织的数量还很不够。

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2009年，中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不到两万，而美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则超过900万，英国亦有60万从业人员。中国慈善公益发展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未来五年中国的捐款数额年度能否达到5000亿元，慈善组织能否达到50万个，从业人员能否达到500万人，借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我国社会也应该建立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明确目标。这样的具体目标的确定，在经济具备了初步的条件以后，已经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幻想了，关键是要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然后才会落实为重大的社会行动。
作为慈善家的中国盖茨何时出现

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必须形成较强的公益慈善的社会压力，这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压力，必须发自于社会，才能形成社会影响力。当然这种压力不能只作为负面的谴责，更为重要的是正面的弘扬。

在香港，公益日就是要买旗做公益，当满城都买旗做公益标志的时候，那些未买的少数人就会觉得很尴尬。

目前中国已经有87.5万个千万富翁。当前时期，一定要广泛地宣传一个道理，那就是在存在贫富差距的社会发展格局里，富人与穷人之间必须和睦相处。

100多年前，福特汽车公司为使汽车能够有销售市场，从而主动为工人大幅度地涨工资，而卡耐基则是在致富之路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而开始了社会慈善的壮举。最近社会在热议盖茨和巴菲特倡导的富人在生前将财富的一半捐献给社会公益的活动。现在是中国社会作出响应的时候了，是中国的比尔·盖茨、中国的巴菲特站出来的时候了。

尽管中国社会有亿万捐赠的慈善家，但发展的格局还很不平衡。为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我们倡议5.5万个亿万富豪，应该把每年的捐款定为一百万，这应该成为一种基本的公益慈善道德体系，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责任底线，也应该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活动。如果亿万富翁年度捐款达到百万，千万富翁年度捐款达到十万，整个国家的公益事业，将会很快达到年度捐款越过千亿，甚至向两千亿元迈进，这样中国公益事业就会真正有实力迈向更加广阔的发展远景。

6. 中国方园慈善基金会是什么组织

中国方园慈善基金会是公益扶贫非盈利慈善组织。

方圆集团于2011年4月21日成立广东省方圆公益基金会，涉及教育、扶贫济困、文化科研、公益活动等多个领域。教育方面包括捐资用于助学、校舍改造、教育设施建设、教育科研发展等；扶贫济困方面包括参与广东“扶贫济困日”募捐活动、对口扶贫项目，资助困难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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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的特征

1、公益性。基金会的公益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基金会源于捐赠，是公益捐赠的制度化和组织化形式；

二是基金会有明确的公益宗旨；

三是基金会有明确的公益用途，通过各种项目活动使特定群体和整个社会受益。公益性决定了基金会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公益组织。

2、非营利性。非营利性体现在基金会的运作管理及其相应的制度规范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存在非营利的分配与收入约束机制，要求基金会的捐赠人、实际受托管理者不得从基金会的财产及其运作中获得利益；

二是存在非营利的组织运作和管理机制，要求基金会具备有效规避较高风险与较高回报的自我控制机制；

三是存在非营利的财产保全机制，要求基金会不得以捐赠以外的其他方式变更财产及产权结构。

3、非政府性。基金会的非政府性是其区别于政府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基金会在决策体制上不同于政府，是具有自主决策、自治的独立法人；

二是基金会在治理结构上不同于政府，是民主治理、公开的社会组织；

三是基金会在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是追求核心竞争力、在市场中优胜劣汰的组织。

7. 如何解决中国公益如今面临的问题

当前社会公益组织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是社会支撑的公益慈善意识和氛围需要培育。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有一种社会氛围，需要公众公益意识和社会公益价值观的支撑。但是，当前还有很多人没有充分意识到社会公益组织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独特作用。2005年12月湖北省慈善总会在武汉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超过半数以上的公民认为慈善事业属于政府的救济行为，知道中华慈善总会、湖北省慈善总会的人数不足一半；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虽然也曾参加过捐款捐物活动，但主要还是通过工作单位、学校、居住街道、慈善机构进行捐赠，而“经常主动捐赠”的人则很少。
作为一项有着实质内容的道德事业和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公益慈善事业实际是一种独特的财富转移方式，但目前参与行善和捐献者特别是各类企业的动机往往十分复杂。但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其参与捐献，就能通过公益组织实施有效救助，可以在追求公益效果的前提下提升社会道德。然而，有关统计显示，中国90%的公民没有捐过款物，参与捐助活动的中国企业不到总数的1%。当然，这跟中国的民营企业站稳脚跟时间还不长有关，近一两年来才开始有“企业公民”、“社会责任”的观念。
二是扶持发展的法律框架急需构建与完善。尽管目前政府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行政法规，但是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仍不确定。有些法律法规已经不适应管理需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亟须修订，《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需要实施细则。
要求扶持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框架和法制环境亟待改善的呼声较多。一是要求先取得“行政合法性”后才能取得“法律合法性”问题。根据现有的社团管理法规要求，建立社团组织时必须通过一个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挂靠并审批，之后才能在民政机关登记注册，这种管理体制只能造就大量的官办社团组织，而许多真正从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公益组织，由于无法找到主管单位，不能在民政部门获得合法的身份。二是对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组织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双重管理体制将组织的成立、管理、运行以至于最后解体都纳入政府管理体系。合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往往不是半官半民的组织就是准政府机构。而真正的从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恰恰由于现行制度的限制，很难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同时面临着法律和政策上的困惑。三是目前涉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税费优惠等鼓励政策不完善。现行规定对个人和企业捐助的善款减税免税比例偏低，享受全额免税的仅有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12家慈善机构。目前凡是比较成功的社会团体，都与创办者的特殊地位或是否取得政府的支持分不开。中华慈善总会接受的捐赠款物有近80%来自海外，只有20%多一点来自国内。这与扶持其发展的法律及政策空间不足有密切关系。
三是公益组织的自身建设与公信度亟待提高。社会公益事业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自身建设和能否取得社会公信。而目前我国社会公益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法制观念、社会责任有待加强，内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自律机制不够健全，组织行为不够规范，甚至信誉缺失等问题。而且由于在社会转型中受到价值观失范、诚信缺失等影响，目前公益组织公信力的现状令人担忧：一是募捐不坚持自愿原则。由于目前许多社会公益组织实质上是政府部门的延伸，往往面向干部职工和公务员队伍采取摊派形式开展募捐，违背自愿精神；二是善款去向不公示。对捐款的 赛泰泵阀使用情况，捐赠者无从了解，规章制度不够健全，管理不够科学，运作不够透明，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缺乏公信力，挫伤民众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和信心；三是专业和专职人员缺乏。公益组织行政色彩浓厚，不注重捐献文化培育，自律机制不健全，捐献制度缺位等，造成公益组织的公信力持续不高，反映了我国民间组织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
总之，中国社会公益组织数量偏少、组织体系发育还很不成熟，应有的功能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无论其外部的发展环境还是自身的发展水平都需要完善提高。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加快培育发展社会公益组织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把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纳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对推进我国社会的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对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加快培育和发展社会公益组织的过程，也是社会建设和制度创新的过程。
一要规范管理、引导提高。重视法规建设政策引导。国家应当尽快研究并制定《社会公益事业法》及相应的法规和政策，统一规范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组织形式和具体运作程序，同时整合已出台社会公益相关法规，规定公益组织的主体资质、监管规制、活动程序、会计准则和主管机关。当前，要强化政府对民间社会组织扶持培育和依法监管的作用, 改变长期以来“重登记、轻管理”，“重行政管理、轻依法管理”的局面，促进社会公益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制定扶持社会公益组织的政策，降低社会公益组织的准入门槛，扶持、帮助民间社会组织提高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和能力。在保证对社会公益组织正确管理和引导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各项改革，为其生长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可以考虑引入市场机制，政府对其投入资金的公益事业，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最合适的社会组织承担具体实施工作，政府购买服务并对它们进行跟踪管理。
完善公益捐赠鼓励措施。根据国外经验, 社会激励机制中税收制度是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推进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杠杆。建议政府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等法律,实行个人收入捐赠社会公益事业部分免税和开征遗产税、所得税、赠予税以及特别消费税等，对公益慈善事业及其参与者的税收照顾和优惠, 对个人特别是富人所得税或遗产严格执行累进税率制。目前要适当提高捐赠所应减免税收的优惠限额，以此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激励捐赠行为；对尚未成熟的社会公益团体要落实“免税”甚至奖励政策，激励其募集善款行为；要简化免税申请程序，放开受助对象限制，允许企业和个人直接向公益机构定向捐赠的善款在所得税前扣除，鼓励并促使企业及高收入阶层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并对社会公益组织给予必要的财政扶持。
健全公益组织监管机制。实行分类管理，对一些活动类组织重点是规范运作，切实加强对公益活动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和内部监督；对一些维权类组织重点是做实，通过督促、检查和运作机制的探索，确保经费来源、作用发挥、名副其实；对慈善类和公益服务类组织，则通过奖励、委托、补贴或购买服务等方式，重点扶持。在大力培育发展民间社会公益组织的同时，加大对非法和违法、违纪公益组织的查处力度，确保社会公益组织的健康发展。
二要倡导公益褒扬善行。广泛传播公益理念。各级宣传教育部门应该把社会公益精神的传播培育纳入全民教育宣传的框架体系之中，通过电台、电视、网络、报纸等主流媒体，及时宣介公益善行和国内外社会公益动态信息，传播普及公益理念，培育公众平等、互助、博爱、共享的社会公益意识。
营造公益文化氛围。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各级党和政府要把社会公益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范畴，大力弘扬扶贫济困、诚信友爱、互帮互助、奉献社会的良好风尚，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完善表彰激励机制。国家应该建立爱心公益表彰奖励制度。社会公益组织应当善于及时发现榜样，通过评选、表彰、宣传典型等，让行善者得到精神的褒奖和道德上的肯定，享有较高的荣誉和社会地位，极大地激发社会成员的善心与爱心，褒扬激励更多民众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各级党政部门还可以结合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单位等活动，把社会公益事业融入精神文明建设考评指标体系。主流媒体要积极开展公益传播工作，安排一定的版面、时段用于公益宣传，定期公布社会捐赠及救助事迹，鸣谢和激励爱心捐赠单位和个人，营造人人关注公益事业、人人参与公益善行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要强化自身能力建设。现阶段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着重要在规范化建设的同时，拓宽筹资渠道，增强救助实力，加强自律、注重公信。
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当前社会公益组织在加强自身建设中要着重增强自主意识，发展自立和自治能力，逐步建立规范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机制。公益组织要精心策划救助平台、设计救助项目、制定有关管理规则，保证捐赠者捐赠的款物捐得乐意、用得其所，能够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水平，壮大队伍，招募志愿者，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提高自身服务素质，树立良好社会形象。政府可实行向公益组织购买服务的办法，完善公益组织税收及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措施，增强公益组织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提高公益组织的自主发展能力。
注重自律诚信建设。在自律方面，社会公益组织应制订完备的规章制度，建立起相应的协调机构，以维护其规范运行。同时接受捐献者和社会各界尤其是舆论的监督，接受政府以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为依据，对其组织审批、社会捐献活动和基金等的监管。特别要注重公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增加透明度，对捐赠款物具体用途和去向都应在网站明细公布，对捐赠者有明确的交代；在捐助项目选点、评估时应充分尊重捐赠者的意愿，主动邀请捐助方参与；在捐助项目结束时和年终应主动接受审计，并将审计结果反馈给捐赠者。
拓宽公益筹资渠道。我国社会公益机构筹集善款存在着严重的“募捐资源不足”，已有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外国援助和商业活动。因此，社会公益组织要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动员募集社会公益资源，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募捐活动。可以借鉴国内外相关公益组织的筹资经验，积极探索通过与媒体互动开展公益传播募集善款，与公益社团、专业机构、爱心企业联动开展公益活动救助弱势群体，设立爱心公益基金和组建爱心公益联盟等方式壮大实力，力争汇聚更多的社会爱心。

8. 2020年度名气影响力大的慈善机构有哪些

新加坡善济医社有118年的历史，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慈善机构。卓顺发在2008年，接下去职务后，坚持不懈地为百年一射注入新的生命力，从当初的一家诊所扩展至15家分社，每天服务大约1400多人次，得到了患者和爱心人士的普遍认可和赞许。谢谢您能一如既往的采纳我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