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管理人转让控制权

㈠ 什么是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转让

就是转让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可提供股权证券基金备案。

㈡ 有限合伙形式的私募股权基金是否可以有两个普通合伙人

我国新的《合伙企业法》首次引入了有限合伙，但是其中关于有限合伙人的权利规定亦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使得本土的私募股权基金在募集设立中，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就权益安排亦经常出现僵局，很不利于中国本土私募股权行业的发展。
一、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概念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是指由至少一个普通合伙人和至少一个有限合伙人签订合伙协议设立的一种基金组织形式。其中，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 GP）由基金管理人担任，参与运营管理基金的投资行为，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 LP）由投资者担任，不参与基金的实质管理，并且仅以其出资额度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有限合伙制最大的特点就是资金和管理相分离，对于普通合伙人具有有效的激励作用。
二、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运行模式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有一套适合于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模式。从整体上分析，基本可以概括为“三个主体、两个协议、一种责任”。三个主体是指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和投资对象。两个协议是指三个主体之间存在的合伙协议、投资协议。而合伙协议是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关键所在。在协议中规定了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在获得利润后合伙人之间如何分配、遭受损失后如何承担责任等条款（通常情况下，普通合伙人出资1%，有限合伙人出资99%），收益分配一般通用“二八定律”。一种责任是指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中仅由担任普通合伙人角色的基金管理人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为其出资比例仅占资金总数的1%却负责该资金的经营运作和再投资，出于对投资者和投资基金的安全及保障投资收益方面的保护，普通合伙人被要求必须负有无限连带责任。
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第61条的规定，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人数应在2至50人之间。目前，我国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大多由一个普通合伙人和一个以上有限合伙人组成。有限合伙人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出资人，其主要功能在于将手中多余的资金交给企业，并由普通合伙人负责经营管理，实现高额的投资回报率。有限合伙人不对外代表基金执行事务，因而仅以其出资额度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以其专业知识全面运营公司的资金，并且会依照合伙协议享受一部分收益。这样就实现了出资人与管理人的有效分离，保障了出资人的利益，同时使得合伙企业获得最大化利益价值。
三、有限合伙人的法定权益规定及其完善建议
有限合伙因其灵活性、税收优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特性，已成为私募股权基金最常用的组织形式，其中有限合伙人权利是维系该类私募基金有效运转的关键规则。我国新《合伙企业法》赋予了有限合伙人诸多权利，担任有限合伙人的投资人可享受到以下法律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
（一）分红权。《合伙企业法》第33条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合伙企业法》第69条规定：有限合伙企业不得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收益分配通常都将作为重点条款规定在有限合伙协议中，并对各方形成约束力，对于具体如何设计亦有很大的实务操作空间。
（二）剩余财产分配权。在有限合伙企业清算解散时，根据《合伙企业法》第89条的规定，剩余资产的分配顺序为：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所欠税费、企业债务、合伙人之间的分配。对于在清算时有限合伙企业往往会持有一些被投资企业的股份，这些企业未上市或未被收购，往往是投资运营出现了问题，退出出现困难。对于这些股份的分配，法律未作明文规定，是以实物直接分配还是变现后现金分配，应由有限合伙协议约定或全体合伙人决定，该问题会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因此类股份通常较难转让变现，有限合伙人为保证自己的收益，需与普通合伙人协商比较有利的股份分配条款，以变现后现金分配原则为主，如只能以实物分配，亦需约定合适的股份估值条件。
（三）解散合伙企业权。在我国《合伙企业法》中，有限合伙人无法单独行使解散企业的权利，除一些法定的解散理由外，如合伙企业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若要解散有限合伙企业，必须与其他合伙人达成一致的意见，或者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如果有限合伙人对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业绩不满或对普通合伙人的管理不满，或者企业发生其他变化时，现有法律并未赋予有限合伙人可以像公司股东在面临公司僵局时提起司法解散诉讼的权利，即有限合伙人在企业出现僵局时并没有通过司法解散来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律途径。
在现有法律下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事先签订有限合伙协议时，有限合伙人应尽可能地将其可能预见并对其有利的重大解散事由及条件明确约定在协议中，以期在有限合伙企业并未如其预想顺利发展并获得投资回报时，亦可以有充足理由通过解散有限合伙企业而保障其投资本金。
（四）退伙权。在我国《合伙企业法》中，有限合伙人有三种退伙类型。一是《合伙企业法》第45条规定的约定及特定事项退伙，即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的，在企业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限合伙人可以退伙：（一）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二）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三）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四）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二是《合伙企业法》第46条规定的自愿退伙，即合伙协议未约定合伙期限的，有限合伙人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退伙，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三是《合伙企业法》第78条规定的当然退伙，即有限合伙人发生以下情形，当然退伙：（一）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二）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三）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有限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四）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同时《合伙企业法》第79条规定：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在有限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他合伙人不得因此要求其退伙。
一般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均设有固定期限，因而在我国《合伙企业法》下有限合伙人尚不能进行自愿退伙。综合对前述退伙方式的分析，在我国《合伙企业法》下，有限合伙人只能通过在约定和特定事项发生时才能真正主动行使退伙权，这其中亦需在有限合伙协议中尽可能详细地约定退伙事由，如企业投资在若干年内尚未退出、企业财务出现若干数额的亏损、有限合伙人因法律限制不能继续参与风险投资等。
（五）参与管理权。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垄断性地享有了管理权，同样作为投资主体且出资占较大比重的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因此，对普通合伙人管理权的制衡和监督是有限合伙人权利保障的重要措施和赋予其管理权的根本目的。赋予有限合伙人管理权，不仅是对有限合伙人固有权利的正视，更重要的是在普通合伙人管理权垄断之外，创立一个平衡点，使得有限合伙企业内部可以自行调控，达到权利制衡。但是，如果片面强调有限合伙人的管理权，不但会影响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平衡关系，也可能危及有限合伙企业的利益，危害普通合伙人和债权人的利益，最终也还会危害有限合伙人自身的利益。因而在赋予有限合伙人管理权的同时，还需通过对其权利应用方向进行指导，有效防止“管理权”冲突，保障有限合伙能够顺利运行。
（六）知情权。财务问题是企业经营状况的直接反映，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及时和有效的获知，可以对自身投资保障有及时的判断，并可以做出迅速反应，同时也是对普通合伙人经营管理权的直接约束，从积极的角度避免了普通合伙人经营“道德风险”的转化。
《合伙企业法》第28条第2款规定：普通合伙人为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有权查阅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第69条第2款第5项规定，有限合伙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有权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合伙企业法》赋予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范围亦主要集中在财务信息上，包括获取经审计的有限合伙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对涉及自身权益的情况，可以查阅有限合伙企业的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但是，我国对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行使过于简单，特别是查看信息的费用由谁承担和知情权的具体行使要件都没有明确规定，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行使能否得到充分保障。
《合伙企业法》应借我国《公司法》第33条中对股东知情权强制救济的规定，对于普通合伙人拒绝提供的情形，有限合伙人可以请求法院要求普通合伙人提供。
（七）对外代表权。根据《合伙企业法》第76条的规定，通常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亦不能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但是经过授权后，可以以有限合伙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交易了，。也就是说只要有限合伙人获得了有效授权，其以有限合伙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的交易，其后果归于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不会因此承担无限责任和其他赔偿责任，反之无授权下的此类行为，给有限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由该有限合伙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其中“未经授权”却带来很多问题，例如“谁有权授权”？是“合伙企业”、“所有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的普通合伙人”还是“所有合伙人”？另外授权范围、授权的公示方式等问题也模糊不清，在适用中必然引起争议，进而影响到责任承担。因此，应当对授权事项条款进行修改补充，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享有经营权，因此，由普通合伙人作为授权人较为合理。至于是由全体普通合伙人还是执行事务的普通合伙人授权，由于经营权是合伙企业最重要的权利，享有经营权与无限责任直接挂钩，因此，由所有普通合伙人授权较为合适。至于表决方式，则可由合伙协议规定。
（八）财产份额转让权。对于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转让，《合伙企业法》第73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但应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转让相对是比较简便的。然而，对于转让的效果，《合伙企业法》第24条中受让人“经修改合伙协议即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的提法，让人不禁疑惑，受让人是否就当然有权经修改合伙协议成为合伙人，合伙利益的转让和资格受让是否挂钩？此处的不明晰容易引起很多逻辑上的麻烦和实践上的障碍。
对此，我国立法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将“财产利益”与“合伙人资格”的相对分离，即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的转让、继承和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形都应当理解为“财产利益”的转移而非“合伙人资格”的转移，同时也不造成当然的退伙。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所包含的利益可以因有限合伙人的意愿或法律的规定而转让给合伙人以外的人，利益的受让者仅拥有参与分配收益的权利而没有对合伙事务的管理权与监督权，有限合伙人并不因此丧失其有限合伙人的资格，但有限合伙人死亡或主体资格消灭的，其有限合伙人资格也随之消灭。
（九）优先购买权。《合伙企业法》允许在两种情形下有限合伙人可以享受对其他合伙人合伙权益的优先购买权：一是《合伙企业法》第23条的规定，在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但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二是，《合伙企业法》第74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全体合伙人。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主要借鉴于公司法的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规定，能够更好地顺应有限合伙企业的“人合”特征。
（十）出质权。《合伙企业法》第72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将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若对照《合伙企业法》第25条的规定，即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其行为无效，由此给善意第三人造成损失的，由行为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出质，明显降低了要求，无需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出质要求的降低，充分考虑到私募股权基金中“人合性”的弱化和“资合性”的强化，同时因出质可能导致的合伙权益的转让，基于“财产利益”与“合伙人资格”的相对分离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只会产生有限合伙人变更的可能，对有限合伙企业的财产基础不会造成根本的影响。
（十一）自由交易权和自由竞业权
自由交易权。《合伙企业法》第70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同本有限合伙企业进行交易；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主要是由有限合伙人处于非管理人和决策人的地位决定的。
自由竞业权。《合伙企业法》第71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自营或同其他人合作经营与本有限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与自由交易权的法理相似，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重大决策并无实质的控制权，且其占有较大比重的出资，其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有限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一般都不会损害到本有限合伙企业的利益。因而《合伙企业法》对此的放权十分合理，且有助于整个风险投资基金市场的活跃，即使对此要有所限制，亦都留给合伙企业各方自由协商约定。
（十二）诉权。诉权可分为直接诉权和间接诉权。
直接诉权。有限合伙协议为合伙人之间具有最高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当有限合伙人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直接的诉讼主要会集中在普通合伙人是否违反了其信义义务。《合伙企业法》第32条规定普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外，普通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普通合伙人不得从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即在我国普通合伙人负有法定的信义义务，只有同本合伙企业进行的交易可以通过合伙协议的事先约定或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而被免除信义义务。但在实践中，目前尚无此类的诉讼发生，举证的要求、诉由、损害赔偿的标准、诉请在多大程度上会被支持在司法中尚不清晰，是更多的依照合同的理念还是参照公司股东诉讼的标准，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派生诉权。根据《合伙企业法》第67条第2款第7项的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限合伙人有权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但我国有限合伙人的派生诉讼制度过于简单，无具体的执行细则。因此，对可以提起派生诉讼的有限合伙人资格、“内部权利用尽”的前提、证明要求、诉讼费用和最后胜诉费用的承担和分配等各个要件做更明确的规定。
四、有效保护有限合伙人权益的建议
（一）完善合伙企业立法，保护和满足私募股权投资的需求
《合伙企业法》虽然首次承认了有限合伙，但在有限合伙人权利的行使和保护方面仍缺少明确的规定，导致实践中亦无明确的指引，因此建议立法部门进行充分调研，制定和颁布具体的合伙企业法的实施细则。
首先，应对我国已设立的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进行调研，根据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地加强对有限合伙人权利的制度研究，包括有限合伙人权利的具体行使要件、救济机制、与普通合伙人义务的对应、有限合伙人委员会的设置等。其次，在制度研究可行的基础上，《合伙企业法》在其具体实施细则中相应增加有限合伙人权利的具体行使规范，赋予有限合伙人有权司法解散企业、有权对违约和违法分配的利益要求索回，适当拓宽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范围，允许有限合伙人组建和参与专门委员会、对超过一定比例的已分配利益有权要求返还等，在有限合伙人享受各项权利的同时亦要辅以一定的权利约束机制。
在具备更明确的有限合伙人权利的法律规定下，普通合伙人在向投资人募集资金时，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承诺了基金的大部分投资，并将企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交给了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在有限责任的保护下，可以通过行使相关的权利而保证自身的收益，适当地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在遵守保密义务的前提下获得企业的财务信息，并及时了解到企业的其他经营情况，同时就涉及自身重大权益的事项有权向普通合伙人提议或起诉，从宏观上约束了普通合伙人的过度冒险行为，并保证企业不偏离正常的经营轨道。有限合伙人权利安排是否妥当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普通合伙人进行私募股权基金募资的成功与否，若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安排适当，不仅能维系基金自身的正常有效投资和收益，使投资方获得丰厚回报，亦有助于普通合伙人下一轮的基金募集和设立，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投资循环。
（二）在现有合伙企业法框架下，保护有限合伙人权利架构
在现有合伙企业法无明文禁止的情况下，只要不影响企业整体利益和外部债权人利益，合伙企业法应充分尊重企业的自治权，允许合伙人在有限合伙协议中自行约定其治理机制和合伙人之间权利义务安排，充分重视有限合伙协议作为自治法在调整企业内部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有限合伙人主张的权利应最大范围地体现在有限合伙协议中，并对普通合伙人产生较强的约束力。
对于现有合伙企业法尚未允许约定的有限合伙人权利，法律应遵循契约自由之原则，允许有限合伙投资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约定，只要在不损害第三者利益的情况下，法律应充分认可有限合伙协议的法律效力，并在司法实践中认可该等协议之执行效力，承认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就执行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违约金责任和其他权利制约。
通过在有限合伙协议中充分约定有限合伙人权利，如知情权、退伙权、自由交易权等，这些有限合伙人权利条款的相互配合，组成投资人进行私募股权投资的一套核心武器，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投资人的投资风险，而且可以较好的保障投资人在非控制企业管理下作为“消极投资人”的利益。同时，有限合伙人还可以通过这些协议条款的绑定，对普通合伙人的管理行为和冒险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和制约，保证企业在预设的轨道上发展而基本不偏离投资人最初做出投资的判断。在法律文件和权利要求上获得更多的权利，正是为了在实际中尽可能少的干涉企业的管理和投资决策和束缚普通合伙人的手脚。
（三）建立有限合伙人协会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风险投资业是一个高风险性行业，从事这一行业的基金管理人不仅要有理论知识，更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有良好的品德修养和风险承受能力。而风险投资业由于其特性和要求，信息的透明度较差，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由于知识、信息、经验、精力等的缺乏，将基金的管理和投资都交由普通合伙人，很难对担任普通合伙人的基金管理人们进行有效的监管，在完善内部有限合伙协议的同时，也有必要需要建立一些特定的程序和外部机构来从宏观及整体上规范和监管基金管理人和风险投资活动。
另外，各级政府还应组建风险投资行业协会，作为本地区风险投资行业的自律组织，通过对风险投资从业人员的管理来规范行业，间接维护有限合伙人整个群体的权利。该类协会应由一些资深的投资专家、财务专家、法律专家、企业家等组成，主要对风险投资从业人员进行资格管理以及从业道德管理，并为投资者提供相关咨询。风险投资的行业协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定期对风险投资从业人员进行考核和评估，并发放资格等级证书。风险投资能力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综合能力，可以对理论水平、实际运作能力、获利能力及信用水平、管理能力等多个方面来考评风险投资行业协会的定期考核和评估，对基金管理人的业务亦是一次重要的考验，对投资者的投资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指导作用。当然，风险投资行业协会自身也要受到政府的一定的监督，以保证行业协会的考核与评估结果的公开、公正、公平，否则，如果行业协会自身失去了信用的话，其对基金管理人的考核与评估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完善有限合伙人权利的司法救济
目前《合伙企业法》所赋予了有限合伙人在特定情形下可以对普通合伙人、合伙企业或损害企业权利的任何第三人可以提起诉讼的权利，但这些诉讼提起的前提、诉请、诉讼主体的适格、举证责任、诉讼费用的补偿和承担等诸多问题都尚存在疑问，亦导致有限合伙人实际提起诉讼时面临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保证有限合伙人在行使各项权利时享受有效的司法救济，建议我国法院应本着充分尊重表达各方意思自治的有限合伙协议的精神，总结实践经验，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此类诉讼的提起做出较为具体和可操作的规定。
（五）扩大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有限合伙人团体
有限合伙人团体的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有限合伙人权利的行使，机构投资者应逐渐成为该团体的主力军，增强话语权和抗风险能力，在壮大有限合伙人团体的同时提高整个团体的权利保护程度。
投资者进入存在诸多障碍是中国目前私募股权市场不能快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应当说，我国还存在着大量风险投资的潜在投资者，比如我国现在的投资基金、信托基金、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基金模式，如果采用有限合伙的形式，适当的将一定的基金引入风险投资领域，会极大地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即使是对于有政府参与的风险投资，也可以参照这一模式解决政府和私人投资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中国目前的私募股权市场，尽管诸如社保基金、保险基金、企业年金等机构投资者从资产配置和提高收益的角度考虑希望介入这个市场，但均受到所属领域监管政策的限制，还不能大量参与市场化风险投资基金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国各类基金会担任有限合伙人为私募股权基金提供资金还任重道远。未来随着监管问题的解决，机构投资者将成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最大资金来源。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个监管机构应适当调整监管思路，研究和制定允许机构投资者进行私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
五、结语
有限合伙制现已成为国际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主流组织形式，这是与其有利的税负待遇、良好的激励机制、声誉约束的有效性因素分不开的。伴随着本土私募股权基金的热潮，并非所有的投资人都能了解有限合伙制的一些基本规则特别是有限合伙人的权利规则，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越位与冲突在实践中还不能很好地协调，导致实践中私募股权基金的运转陷入僵局，投资人投资风险加大。我国有必要继续加强对有限合伙人权利制度的立法研究，扩大商事主体的自治空间，完善本土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配套法律规范，促进私募股权行业、创新型国家和金融中心的发展。

㈢ 转让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大全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转让，已经股权备案成功还没发行产品。

㈣ 私募基金管理人股权备案加产品备案转让转让费用流程

私募基金管理人股权备案加产品备案转让转让费用流程

一、公司所需要的条件和材料：1.最新营业执照；2.公司章程（最后一页需有签字、日期、公章）；3.验资报告（实缴资金是注册资金的25%以上或是实缴100万以上，带实缴银行汇单）；4.财务审计报告（营业执照是2017年之前注册的公司需要提供，会计师联系人电话和邮箱）；5租赁合同；6.公司所在写字楼全图片和带有机构LOGO的前台图片；7.公司员工花名册8人以上（带身份证号码）；8.工商公示出资人信息图片；9.工商存档出资人信息图片。二、所有股东需要需要的条件和资料：1.原件身份证（正、反面）；2.毕业证；3.联系方式（移动电话、邮箱、办公座机）；4.个人简历（教育经历从高中依次填写，工作经历从大学毕业后填写，工作经历从大学毕业后填写）。三、所有高管和法人需要的条件和材料

㈤ 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可不可以是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股的两家机构

理论是可以的。目前只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五家商业银行符合托管人的资格条件，同时控股这五家银行又控股一家基金公司的的机构并不存在。

另外如果你要延伸到实际控制人，只要是财政部、国资委下的基金公司一般也都控制着这五大银行。

㈥ 小米成立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将会由谁来管理

5月初，“小米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悄然成立，其由小米科技100%控股，背后实控人是雷军，昨天引发网友热议，冲上了微博热搜。

小伙伴们很好奇，未来新成立的小米私募股权基金，将会做哪些业务？当然，其还需要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管理人登记备案，才能对外募资、从事私募股权、创业投资管理。

基金君发现，其实小米掌门人雷军早就开始做私募了，包括顺为资本、湖北小米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等，投资了不少互联网、科技领域的创业企业，也投了芯片、半导体产业。

根据（财税〔2016〕36号）附件1，私募基金份额属于“其他金融商品转让包括基金、信托、理财产品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和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转让。”所以应属于金融商品转让，按6%征收增值税。

同合伙型一样，此处公司股东人持有的公司型基金份额，份额首先是个基金份额，属于金融商品，转让征增值税。而一般的非上市公司（不是公司型基金的），企业股东转让股权是不征增值税的。

㈦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持有权益

一、契约型基金和有限合伙制/公司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优劣分析

契约型基金与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基金在基金运营主体、基金内部治理结构等问题上的区别难以全面列举。本文对这些区别加以概括，将契约型基金的特征从优到劣概括为如下几点：

1. 契约型基金在运营的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具有优势

契约型基金的投资人，通过签署由基金管理人拟定的基金合同来设立投资基金。所谓投资基金，只是基于合同形成的集合自益信托法律关系的代称，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因此，其无需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设立额外的法律实体。故而，在对外投资时，契约型基金可以直接使用基金管理人的名义对目标公司进行股权投资。而在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基金中，必须设立专门的基金运营平台（公司或合伙企业），进而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管理部门办理一系列行政手续，因此增加了基金的运营成本（包括时间成本、费用成本）。

以上优势在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多支基金时可能表现更为明显。

2. 契约型基金在投资者的进出机制和资本变动灵活度上具有优势

契约型基金这一优势，对应于投资者，体现为投资者可以约定灵活退出（赎回基金份额）；对应于基金管理人，体现为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约定和基金管理的实际需要，调整基金的规模。举例来说：

第一，就投资者人数而言，契约型基金人数大于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基金。若设立有限合伙制基金，则投资者对应成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根据《合伙企业法》第61条，不得超过50人；若设立公司制基金，则投资者成为目标公司股东，实践中公司制基金一般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亦不得超过50人。而契约型基金由于不存在独立法律主体，仅受证监会105号令关于合格投资者不得超过200人的一般规定限制。

第二，就基金的增、减资而言，契约型基金程序简化于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基金。若设立公司制基金，增、减资均需要召集股东会并经绝对数量的表决权股东同意，并办理相应的增、减资工商变更程序；若设立有限合伙制基金，增、减资取决于合伙协议的约定，但增、减资同样需要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程序。而在契约型基金中，投资者的申购和赎回取决于签订的《基金合同》的约定，无需额外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三，就基金份额的对外转让而言，契约型基金灵活度优于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基金。若设立公司制基金，投资人（股东）若对外转让基金份额（股权）时，受《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强制性规范限制，一般情况下需其他股东（其他基金投资人）过半同意，且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若设立有限合伙制基金，无特别约定情况下，对外转让份额或出质需全体合伙人同意；而契约型基金的基金份额对外转让，仅需符合证监会105号令中关于合格投资者的规定，具体转让、出质的程序、要求，均可以在《基金合同》中自行约定。

3. 契约型基金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投资者有不同的影响

契约型基金缺乏成熟的法律体系，因此，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均可自由约定。而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基金的治理结构，除合伙协议和公司章程外，还受《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等商事组织法调整。其后果是，契约型基金的治理结构更灵活，但相应的，对基金投资者的法律风险也更高（例如投资者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督机制可能失灵）。举例而言：

第一，在内部机构职责上，若设立的是公司制私募基金，一般由全体投资者组成股东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内部决策和治理机构、职责分工，都有《公司法》为依据，其治理结构相对完善，基金投资者对基金管理人的制约机制更加有效，也能更多地体现基金投资者的权利；若设立的是有限合伙制基金，管理人是普通合伙人和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自治”的广度和深度都高于公司制基金。而在契约型基金中，具体的职权分工，例如投资方向的决策权、利润分配决定权，管理人在哪些事项上需要征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同意，均可由《基金合同》约定。因此，契约型基金基金管理人拥有更高的自主权，对应的，投资者对管理人的监督更难。

第二，在竞业禁止上，若设立的是公司制基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若设立的是有限合伙制基金，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否则，收益应归合伙企业所有。而在契约型基金中，基金管理人可以同时管理不同币种、不同规模、相同业务范围的多支基金，除非《基金合同》明确约定，否则基金管理人只需遵守公平对待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这一善良管理义务。因此，对契约型基金基金管理人的限制更弱。

4. 契约型基金在税负上没有优势

契约型基金的重要优势在于，由于基金本身并不是纳税主体，不存在双重征税问题，因此，其税负优于公司制基金。但有限合伙制基金同样存在无需双重征税的优势。因此，契约型基金由于税收政策的不完善，在税负上与有限合伙制基金相比并无明显优势，甚至可能存在劣势。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收益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目标公司分配给股东的股息、红利,和到期后转让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的收入。

第一，如果是公司制基金，项目公司本身属于纳税主体，因此其税负安排如下图所示：

第三，必须说明，契约型基金的税负优势主要是基于信托型契约型基金的实践而来的理论探讨，对本文这种新出现的契约型基金应该如何征税，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或税务实践。问题在于：虽然契约型基金本身不是独立的纳税主体，但契约型基金必须通过基金管理人对外投资，如果管理人是有限责任公司，基金管理人可能成为纳税主体。税务机关有可能做出这种处理：基金管理人获得股权转让收入，因此在基金管理人的层面上征收企业所得税，由基金管理人向投资人分配收益时投资人可能需要再次征收个人所得税，实质上还是“双重征税”，此时的税负安排与公司制私募基金一致。

综合来讲，契约型基金在实践中相比其他形式基金，尤其是有限合伙制基金，在税负上并无明显优势。

5. 契约型基金在风险隔离上有劣势

契约型基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资格主体，对外需以基金管理人的名义活动，其风险隔离能力较弱，主要体现在基金财产的独立性难以被认定。

若设立的是公司制基金，《公司法》明确公司的财产独立。因此，一旦投资者的出资进入项目公司这一基金运营平台，就成为项目公司的财产，投资者仅以出资为限对项目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基金财产作为项目公司的资产，能够有效的独立于投资者、基金管理人的财产；若设立的是有限合伙制基金，《合伙企业法》第20条也有关于合伙企业财产独立性的规定。

但在契约型基金中，仅有证监会105号令第23条明确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他私募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从事私募基金业务，不得有以下行为：（一）将其固有财产或者他人财产混同于基金财产从事投资活动……”，但契约型基金的对外投资必须以基金管理人的名义进行，而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基金财产独立性的明确法律依据。相关有权机关（如人民法院、仲裁机关、税务机构）是否会认可基金管理人的自有财产与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相互独立，目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契约型基金的风险隔离劣势有可能导致基金财产作为基金管理人的财产，用于偿还基金管理人的债务，对基金投资人的风险较大。

二、契约型基金与信托型基金的简要对比分析

契约型基金还可用来指代信托型基金，但与本文讨论的契约型基金有着显著的不同。在实践中，信托型基金的模式比较多用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此仅做简单分析：

根据《信托法》和《信托公司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的规定，此种模式中，信托计划设立后，是由信托公司亲自处理信托事务，独立自主进行投资决策和风险控制，其管理费和业绩报酬的直接收取者也是信托公司。在这一交易结构中，信托公司另行与基金管理人签订投资顾问服务合同，基金管理人以投资顾问的身份介入基金运作。因此，此种模式下，基金管理人对拟投项目、基金运作有可能缺少足够的影响力和把控力，难以保证对基金运作的合理监督。

㈧ 转让带股权备案的基金公司转让流程

转让带股权备案的基金公司转让流程？
带股权备案的基金公司转让费用 转让北京朝阳区股权带备案的投资管理公司需要多久？
能办私募备案的公司基本就这几类;投资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基金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㈨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被罢免如何运作才能良性运转

在私募市场的法律地位迟迟未得到正式确认前，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开展的私募股权、私募债券等私募证券的发行、备案、登记、转让等行为的合法性，都存在法律风险。即在缺少《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私募市场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私募行为缺少国家法律的保护，一旦发生争议，可能面临相关行为的法律效力缺失或待定问题。因此，建议以法律、行政法规形式明确私募市场的法律地位，才能鼓励市场上的各类金融创新行为，确保各类市场行为的有效性，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私募市场的创新发展，有效保护市场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
因此，建议从融资人信息披露、中介机构准入、监管和私募市场风险防控机制角度，加强对项目违约风险的防范。
（一）融资人在开展相应融资行为，除符合融资条件外，还应通过内部、外部的增信行为，提高融资人所发行私募证券的信用等级，这包括担保公司的连带责任担保、融资人实际控制人个人财产的连带担保等措施。
（二）对从事私募证券承销的相应中介机构，包括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应当严格行业准入，对其从事私募证券发行的专业能力进行持续考察、培训，提高中介机构的业务水平，提升整个市场的中介服务水平。
（三）从私募市场自身来讲，防范项目的违约，一方面应建立完善的产品备案机制，即从自身内控机制抓起，严格项目的筛选流程，严格融资人的信息披露及相关业务规则的执行落实，从源头上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机率。另一方面，应建立完善的风险应急处理机制。这包括风险事件发生后，如何快速紧调查、处置相应违约事件，必要时动用风险拨备金进行资金垫付、追偿以及自律管理措施等等，将风险事件发生后的不良影响降低到最低。
对于股权，未来的股权众筹，将更为贴近创业类群体，也更为贴近用户的生活场景，也许，下一个具有成长性的股权众筹项目，就发生在你身边的生活、商业和社交场景中，在获得配套的线上股权众筹融资，线下的创业辅导、市场定位和产品推广等综合服务后，你也能搭上股权众筹投资的快车，成为企业的早期投资者！接力国家政策，腾讯众创空间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