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基金会

① 10个成语故事和它的意思

1.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拼音】 (má què suī xiǎo，wǔ zàng jù quán)
【注释】 比喻事物体积或规模虽小，具备的内容却很齐全。
【出处】
【例子】 你别看我们那个生产小组，“～”。（茹志娟《如愿》）
2.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比喻两相争持，第三者得利。
3.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拼音】 (jīn yù qí wài，bài xù qí zhōng)
【注释】 外面象金象玉，里面却是破棉絮。比喻外表很华美，而里面一团糟。
【出处】 明·刘基《卖柑者言》：“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
【例子】 难怪人说长皮不长肉，中看不中吃！这才是～呢！（欧阳山《三家巷》一）
4.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拼音】 (yī yè zhàng mù，bù jiàn tài shān)
【注释】 蔽：遮。一片树叶挡住了眼睛，连面前高大的泰山都看不见。比喻为局部现象所迷惑，看不到全局或整体。
【出处】 《鹖冠子·天则》：“一叶蔽目，不见太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
【例子】 你们不能～，仅仅因为一些小的失误就全盘否定我们所取得的成就。
5.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拼音】 (qiān lǐ zhī xíng，shǐ yú zú xià)
【注释】 走一千里路，是从迈第一步开始的。比喻事情的成功，是从小到大逐渐积累起来的。
【出处】 《老子》第六十四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例子】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明·赵弼《两教辨》）
6.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拼音】 (qiān lǐ zhī dī，huǐ yú yǐ xué)
【注释】 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可以使千里长堤溃决。比喻小事不注意会造成大乱子。
【出处】 《韩非子·喻老》：“知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炽焚。”
7.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拼音】 (rén wú yuǎn lǜ，bì yǒu jìn yōu)
【注释】 虑：考虑；忧：忧愁。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出现眼前的忧患。表示看事做事应该有远大的眼光，周密的考虑。
【出处】 《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8.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拼音】 (qián shì bù wàng，hòu shì zhī shī)
【注释】 师：借鉴。记取从前的经验教训，作为以后工作的借鉴。
【出处】 《战国策·赵策一》：“前世之不忘，后事之师。”
【例子】 ～，我们要记取这次失败的教训，争取下次实验成功。
9.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注释】 箭已搭在弦上。比喻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
【出处】 三国魏·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注引《魏志》：“矢在弦上，不可不发。”
【例子】 我觉得以文字结怨于小人，是不值得的。至于我，其实乃是～。（《鲁迅书信集·致杨霁云》）
10.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拼音】 (yī fū dāng guān，wàn fū mò kāi)
【注释】 意思是山势又高又险，一个人把着关口，一万个人也打不进来。形容地势十分险要。
【出处】 《淮南子·兵略训》：“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过也。”晋·左思《蜀都赋》：“一人守隘，万夫莫向。”
【例子】 剑阁峥嵘而崔嵬，～。（唐·李白《蜀道难》诗）
11.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拼音】 (fān shǒu wéi yún，fù shǒu wéi yǔ)
【注释】 形容人反复无常或惯于耍手段。
【出处】 唐·杜甫《贫交行》：“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例子】 猴子虽然有手，却不会制造工具，至于“～”，猴子更不会。（茅盾《手的故事》）

② 我想去正规的机构做义工，接触同性恋者，请问去哪里可以报名。

http://www.chmsm.org/info/2782-1.htm
智行基金会上海办公室联系方法，该基金会可以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工作机会。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③ 基金赎回 T+5 是6月20号赎回 中间有3天假期 多久可以到账

T表示有交易行为的那一天，5表示需要5个工作日，6月20号赎回，后面需要再加上5个工作日就行。如果遇到假期就顺延下去。比如今天是20号，你在今天赎回，那么明天算一天，下周一到周四算四天一共五天。周四到账。
如果是一般的开放基金，不如去证券公司买吧，快多了。一般3个工作日都能到。

④ 海闻的学术兼职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3-1994)
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基金学术委员会委员（1993-199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济科学译丛》编委会副主编（执行主编）（1995-）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1998-）
天则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
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顾问 (1998-）
全国外经贸研究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委员（1999-）
《国际经济学译丛》主编（2000-）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2000-）
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2001-2008)
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经济问题专家（2001)
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2001-2005)
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会理事长（2007-）
北大商业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 (2007-)
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WTO经济导刊》、《现代商业银行》、《医院管理论坛》、China Economic Journal等
编委：《国际经济评论》、《经济前沿》、《中国卫生经济》、《卫生软科学》、《中国医疗前沿》、
Journal of Economic Research、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等

⑤ 王思明的研究成果

（2006年之前）：
（一）著作
1、《A History of Chinese Entomology 》（英文译著）天则出版社，1990年。
2、《中国近代昆虫学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5年。
3、《中美农业发展比较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年。
4、 中国农业发展史 《农业概论》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
5、《中国近代农业改进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年。
6、《中国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年。
7、《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中国图书文献出版社，2002年。
8 、《传统与现实的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
9、《西部农业开发史研究》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03年。
10、《二十世纪中国的昆虫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
11、An Inced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16th century 《Tradition and Change of Agriculture in East Asia》,p75-92, published by Korea Rural Economic Institute. 2003。
12、《论张謇科教兴农及倡导棉铁主义的实践》，中华工商联出版社出版《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
13、《二十世纪中国的昆虫学》（合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
14、China’s Entry into WTO and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Challenge and Strategy. WTO/DDA NEGOTIATION and AGRICULTURAL POLICY REFORM. Published by Korean Rural Economic Institute. 2004. September
15、《万国鼎文集》（主编），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05年
（二）论文
1、《美国农业机械化进程及其面临的问题》,《农业考古》1993年第1期。
2、《中国近代昆虫学社团》,《中国科技史料》1993.14(2)。
3、《台湾昆虫学研究及害虫防治事业的历史发展》,《中国农史》1994年第1期。
4、《从美国农业的历史发展看持续农业的兴起》，《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
5、《观念的更新与农史学科的发展》，《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 。
6、《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人民大学报刊复报告印资料中心《经济史》专题全文转载）。
7、《关于农业规模经营的问题》，《中国科技导报》1995年第4期（被收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主编的《中国科技文库》）。
8、Review on Making of A Hinterland :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Agricultural History》 1995(69):1
9、《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动力与条件》，《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10、《从历史传统看中美生态农业的实践》，《生态经济》1996年第6期。
11、《站办农场——农技服务产业化的新思路》，《中国科技导报》1997年。
12、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Tai Lake Region of China，荷兰《Agriculture， Ecosystem and Enviornment》 97。
13、《中美农业合作经济的发展比较》，《古今农业》1997年第4期。
14、《条件与约束：资源、技术、制度与文化》，《中国农史》1998第1期 。
15、《技术变化下的资源、环境与社会》，《古今农业》1998年第4期。
16、《诱致性技术变迁——谈明清以来的中国农业》，《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
17、《比较观中的中国国情分析及未来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战略》，《农业考古》1999年第1期 。
18、American Crops in Asia Before Columbus Times Pre-Columbiana，1999 。
19、《近代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及其动因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
20、《农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2003.3)。
21、《美洲作物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22、《试论政治因素及政府政策对中国现代昆虫学发展的影响》（合作）， 《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23、诱致性技术与制度变迁 《中国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4、《花生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合作）， 《中国农史》 2005年第1期。
25、《辣椒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中国农史》 2005年第2期。
26、《中国杂交稻发展的经济、技术与社会学分析》（合作）， 《中国科技论坛》2005年第3期。
研究成果（2006年之后）：
新疆坎儿井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及其保护利用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2（2）（与崔峰合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江苏传统制茶技术考证及价值探讨 《中国农史》2012年第4期（与刘馨秋合作）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29卷第3期（与李明合作）
江苏禅茶文化遗产考证 《农业考古》2012年（5）229：234 （与刘馨秋合作）
气象灾害对民国上海地区植棉业影响的比较分析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3） （与李义波合作）·民国时期长三角棉业组织研究 《中国农史》2012年（3）（与李义波合作）
中国古代农学思想探析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2年（11）（与黄颖合作）
东北人地关系变迁及其规律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2012（11） （与李琦珂合作）
东北地区农业系统资源利用方式及其效益的历史变迁 《东北亚论坛》2012（4）（与李琦珂合作）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什么与如何保护 《中国农史》2012（2）（与李明合作）
梁希“大林业思想”探析 《中国农史》 2012 （1）（与胡文亮合作）
中国农业发明创造对世界的影响 《农业考古》 2012（1）26：32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农学卷）（万国鼎） 科学出版社 2011年第287-296页 （与陈少华合作）
以国治水，以水知国 ---- 评大卫·艾伦·佩兹《国家工程》 《绿叶》2011年（12）
万国鼎与中国田制史 《中国田制史》 商务印书馆 2011年 387-394
长兴茶业历史发展概述 《农业考古》 2011（5） （与刘馨秋合作）
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争论的几点思考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6）（与姜萍合作）
毛泽东“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思想探析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1（9）（与张月群合作）
江苏省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调查现状与保护对策研究 《中国农史》2011年（3）（与璐璐合作）
农业遗产研究现状 《中华农业文化揽胜》 唐珂主编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1年
《农业：文化与遗产》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11年
《江苏农业文化遗产调查研究》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11年
《中国农业科技史》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11年
《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11年
江苏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调查与实践探索 中国农史2011（1）（李明）
刍议农业高校推进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传承的对策 中国农业教育2011（1）（胡燕）
近代农民离村原因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1（1）（周应堂）
《科学编年史》（编委）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0年12月
《技术：历史与遗产》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10年 （主编）
李约瑟与中国农史学家 《中国农史》2010（4）
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3）（与卢勇合作）
张謇“导淮”：中国近代水利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0（2） 98-105页 （与尹北直合作）
转基因大豆技术发展动因探悉 《中国农学通报》2010（4）342-347页。（与姜萍合作）
人文胜地，美食天堂------谈“四大名吃”之首的南京夫子庙小吃 台湾《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会讯》2010年 vol 16（1）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丛书》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10年始
《江苏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10-
李仪祉与江淮水利 《工程研究》2009（4）（与尹北直合作）
The Origin and Proction of Rice and Their Impacts on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Rice, Life & Civilization. Korea. 2009 Vol.3 ·中国的农业遗产研究：进展与变化 《中国农史》2010（1）
“无鸭不成席”----- “鸭都”何以成为南京的代名词？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中华饮食文化研究丛书》
《民以食为天·地方饮食文化》（二）（黄克武主编）2009 45-68页。
美洲作物的传播及其对中国饮食原料生产的影响 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中华饮食文化研究丛书》
《饮食传播与文化交流》（蒲慕州主编）2009 125-160页。
明清时期淮河水灾预防措施探析 《中国农史》2009（3）（与卢勇合作）
《美洲陆地棉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中国农史》2009年2期（与羌建合作）
农民离村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3）（与周应堂合作）
非理性群体行为中的个体理性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09（76-79）（与吴磊合作）
中国传统稻鱼共生系统的历史分析 《中国农学通报》2009（5）：245-249。（与夏如兵合作）
李仪祉对中国传统堤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农学通报》2009（5）：294-299页。（与尹北直合作）

⑥ 于长江的研究课题

2005 深圳市高校现代网络教育研究 （深圳市教育局）
2005 深圳市文化产业研究 （北京大学与深圳产学研基地）
2005 珠三角外资企业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研究（韩国经济人联合会项目）
2004 北京非主流艺术家群落研究 （《艺术评论》编委会项目）
2004 四川邛崃市新城文化战略研究（北京天则研究所项目）
2004 中国（北京地区）民众消费心理研究 （韩国 经济研究会项目）
2002 西藏基层民众宗教信仰状况和趋势 （四川大学当代西藏中心合作）
2002-2003 “社区”（共同体）概念在日耳曼社会文化传统中的意义（校际交流项目）
2002-2003 基于“理解”和“互为主体性”的田野研究方法（校际交流项目）
2000-2001 农村自发组织研究 （国家教委青年课题）
2000-2002 中国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国家教委课题）
1999-2000 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 （国家民委）
1998-2001 城市街区的结构与功能变迁 （学校课题）
1997 北京饮食文化研究 （台湾 中国饮食文化基金会）
1997 中国文化传统与饮料消费观念研究 （日本电通公司）
1997-1998 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项目）
1997-2000 北京球迷现象研究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1996-2000 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建 （博士研究课题）
1995-1999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1994-1999 中国教育的区域发展 （国际合作）
1992-1996 中国乡镇企业运行机制研究 （国际合作）
1988 甘肃临夏穆斯林经商传统研究 （学校课题）
1988-1997 西藏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课题）

⑦ 下载了个先锋影音，可是看电影的时候，电影文件自动下载到C盘了，请问怎么改变下载路径

播放器的设置里有个 目录选择项 那个调整

⑧ 请问从那里可以得到《美国基金会研究》这本书

中国非营利组织：定义、发展与政策建议

王 名 贾西津

一、非营利组织的定义与分类

讨论“非营利组织”问题，首先面对的是对这一词汇的定义及相关的分类问题。这两个方面又都容易引起歧义，故这里首先分别作较详细的阐释。

1.非营利组织的定义

非营利组织是英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的中译，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1]。与非营利组织类似的词汇还有“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第三部门”(third sector)等。1998年国务院将设于民政部的原社会团体管理局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一词从此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中国官方用语开始被正式使用[2]。这些词汇的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不作深入探讨，本文所称“非营利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和上述词汇是相通的，可互换使用。

那么，如何理解非营利组织呢?国际社会对这种社会组织的关注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关注中国的类似组织。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较为流行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 · 萨拉蒙(Lester Salamon)教授提出的所谓五特征法，即将具有以下5个特征的组织界定为非营利组织：(1)组织性；(2)非政府性；(3)非营利性；(4)自治性；(5)志愿性。这一定义被用于萨拉蒙教授主持的对全球42个国家非营利组织开展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后来常为人们所引用。在这一定义的5个特性中，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被公认为是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特征，组织性被视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但对非营利组织的其他特征，有人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情况提出了修正。

日本的重富真一提出结合亚洲国家的国情，可将上述定义修正为如下6个条件：(1)非政府性；(2)非营利性；(3)自发性；(4)持续性/形式性；(5)利他性；(6)慈善性[3]。他强调亚洲的多数国家属发展中国家，从经济上和社会上救助弱势群体是非营利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特殊背景，因而应将利他性作为一个重要指标，以区别那些以相互扶助为目的的社区非营利组织；进一步来看，具有利他目的的非营利组织，其开展活动的主要资金不能来自受益者，而应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和受益者之外的其他主体，换言之，是否非政府组织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其资金是否来自向受益者收费之外的其他来源，即慈善性。重富真一的标准比流行的非营利组织定义严格，突出了发展中国家非营利组织扶助救济的重要属性。

在我国，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非营利组织几乎不存在。但又确实存在一些从行为和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社会组织，因而中国学者大多更倾向于从推动和促进非营利部门的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将定义限制得过于严格。比如康晓光认为，只要是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称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4]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非营利组织都并非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术语，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不同的侧重，但这一概念总体上强调的是类似的属性，即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非政府组织被称之为区别于政府与企业的“第三部门”。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在观察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时需要注意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地位与实际属性不完全对等。在中国，与萨拉蒙的定义最为接近的法律实体，是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并为《民法通则》所承认的社会团体，以及按照有关行政法规所定义的民办非企业单位。[5]但它们并不代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全部，也称不上是典型。这主要与中国民间组织在双重管理体制下的登记困境和税收法律体系不完善造成的公益不足相关。如一些从事非营利公益活动的组织不得不以企业法人的身份存在，而一些营利性的培训机构等也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名义上成为非营利组织。同时，社会团体大多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而许多未经注册的组织却在不同程度上合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在国外，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一般依据税收情况确定，如美国非营利机构在国税局申请，大量基层组织并未经过国税局登记而存在，虽不享有免税待遇但具有合法地位；日本除正式登记为NPO法人之外，存在大量的任意团体；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许多合法的“非法人”非营利组织。

第二，处于转型中的事业单位可以被纳入观察视野。由于计划经济下的政企合一、政社合一，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不仅缺乏独立于政府运作的民间组织，甚至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不存在，有的只是国家概念下的“单位”。[6]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这些“单位”逐渐分化成为市场体系中不同运作机制的部门。事业单位正处在转型的时期，一部分已经相对独立出来，成为具有一定自治性的实体，更多的还在转化的过程中。而从发展的角度看，事业单位今后必将趋于分化，除少量重要者由国家财政支持成为国立的非营利机构，大量的事业单位或者转化为市场经济中独立运作的经济实体，即企业，或者成为社会中自治性的非政府组织。如目前医院的非营利、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已经实施，体现了卫生事业单位转型的思路。

第三，政治性自治组织属于广义的非政府组织概念。萨拉蒙在其早期研究中，对非政府组织的界定还有“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的限制，但后来特意去掉了这两个条件，扩大了非政府组织的范围。有人认为在中国村民自治过程中产生的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以及社区建设中出现的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也应被包括在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中[7]。我们认为，在广义上，村委会和居民委员会也合乎非政府组织的属性，但其产生背景较特殊，且是一个数量众多的同质群体，因此在研究时需要将其与一般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区分开来。

概而言之，我们认为，定义中国非营利组织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属于非政府体系的社会组织，它们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但并非面面俱到，需要客观而动态地加以观察和理解。在当前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历史条件下，较宽泛的界定标准将有利于更好地推动相关社会组织的发展。当然，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和管理，应当细致分类，以便针对各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按其特性区别对待。真正较严格地满足上述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组织，可理解为狭义的或典型的非营利组织。

2.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分类体系

目前，中国尚没有一个明确的非营利组织分类标准。现行法规体系中只将其划分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对于完善税收与管理体系显然不利。从长远看，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在美国，只为会员服务的互益型组织虽可享受免税待遇，但接受捐赠时要计算所得税；只有那些为公民服务的公益型组织不仅享受免税待遇，且其接受捐赠时会得到优惠的扣税待遇。参照这一思路，可将中国现阶段的非营利组织大体上分为会员制互益型组织、会员制公益型组织、运作型组织和实体型社会服务机构等，其中各种类型下还可以再作细分。另外，人民团体、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如在工商部门登记的非营利性团体)，都可依照其组成分别划入这些组织形式中。值得一提的是国有事业单位，它们是使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各种非营利性活动的组织，其中包括各种国有的医院、学校、剧团、养老院、研究所、中心、图书馆、美术馆等等，这类事业单位在登记管理上属中央编制办。许多事业单位目前正处在一个转型过程，部分也将逐渐分化成不同形式的非政府组织。图1概括了中国现有的各种主要的非政府组织。

图1 中国非营利组织基本分类

与现有法规框架下的分类标准相比，上述分类体系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公益性和互益性作为基本区分标准。“公益”是指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社会全体的利益)，“互益”是指某一特定群体内的互助性利益。将单纯互助性的社团与公益性社团区别开来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制定。这里侧重说明一下互益型组织，它们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存在于经济领域里的互益型组织，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业协会、商会、职业团体、工会等，其共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的活动和企业等营利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类组织通常被称之为“经济团体”、“产业团体”、“劳工组织”等，而区别于通常所说的社团。我们称之为经济性团体，由于其与市场经济结合最紧密，在运作机制、管理方法上都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团体。互益型组织的另一类是社会性团体，如各种学会、同学会、联谊会、兴趣团体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非营利组织的基本属性。

第二，将基金会单独列出。目前我国的法规体系中将基金会同其他会员制社团统一归为社会团体，而实际上基金会与会员制社会团体的组织性质与运作模式均有很大不同，将会员制组织与运作型基金会区分是当今世界常见的做法，如我国台湾地区分别用公益社团法人和公益财团法人来规范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基金会又按照资金运营方式分为自行运营资金的“运作型基金会(Operating foundation)”和专门用于资助的“资助型基金会(Grant-making foundation)”。

第三，将实体型社会服务机构进一步细分。由于学校和医院在满足公益需求中的特殊性和专业属性，一般均被单独列出，并通过特别立法加以规范，如日本的“特殊法人”(学校法人和医疗法人)等。这类组织因其实体性和服务性的特点，通常不列入所谓狭义非营利组织的范畴。在我国，现行法规中只有1998年公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能够对这类组织加以规范，但即使按照上述条例等级确认以后，也因没有明确的法人地位而在税收上难以定性。因此，我们主张：将非营利医院和非营利学校单独列出实行特殊政策。

第四，给各种非营利组织以更大的法律生存空间。如“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其中大量的是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无法去民政部注册登记，它们采取多种变通的方式以便生存和活动，包括注册为工商企业等。对于这类组织，不应一概视为“非法”而加以取缔，应依照法律允许它们生存和开展必要的活动。

二、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特征

1.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机遇

截至2001年底，民政部登记的全国各类社会团体12.9万个，重新登记确认的民办非企业单位8.2万家。[8]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种状况体现了非营利组织面临的许多有利的发展机遇，主要包括如下6个方面：

第一，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了生存空间。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蕴涵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的能量和多样化的需求，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体化的社会走向了开放化、市场化和多元化。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整个社会走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多元治理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逐步走向深入的政府改革将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政府改革在90年代通过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社会需求和相应的部分资源，政府改革的深化将会进一步触动原有单位体制的核心，政府将从更多的直接控制的领域退出来，将更多更具体的职能转移给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社会中介组织，地方政府创新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加速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和多元化进程，这一切都将大力推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第三，随着现行法律法规的改善，一个法制化的外部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对非营利组织来说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十多年来中国政府正在探索一条走向分类管理和逐步实现法制化的道路，1988年和 1989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1989年10月又发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在对原有条例作了大幅度修订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同时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1999年8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非营利组织的专门法案《公益事业捐赠法》出台。目前，重新修订的有关基金会登记管理和海外驻华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也有望在近期内出台。同时，要求从法律上明确定位民间组织的修改民法或制定基本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创新之举[9]则推动着整个法律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

第四，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社会转型和多元化的趋势愈渐明朗。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趋向多元化，政府不再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唯一主宰，单位制度在逐渐瓦解；以基层政权选举为代表的政治民主化正在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尽管起步较晚，但它们在环境保护、扶贫开发、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已经积极介入并在其中发挥有效的作用。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展开，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和自下而上的参与冲动推动着中国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各种社会事务及其决策过程中，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五，加入世贸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加入世贸对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对非营利组织来说，主要的机遇是拓宽了国际视野并打开了争取更多外部资源的可能性，同时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加快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走向联合与合作的过程；中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海外的竞争者出现了，对专业化能力的要求提高，必须适应国际惯例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转型需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和走向彼此联合与互律等等。

第六，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中，公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公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步培养和觉醒起来。中国自古有着社会自组织和自愿结社的传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改革，随着政府逐步退出许多社会控制领域，自上而下的人为的行政限制越来越少，公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过程的机会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自由权力得到认同，自主精神得到倡扬，自治机制得到培育，志愿服务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推动着整个社会资本的建设，从而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总之，在转型时期，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面对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国际等各方面的环境都是富有挑战性的，也充满了机遇；反过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又将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助推器。

2.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特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政府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进，非营利组织越来越成为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时必不可少的组织机制，无论政府也好，公众也好，乃至企业等市场力量，都在推进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但是，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非营利组织中，有两种来源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被称为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它们与政府改革相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社会化的产物，因此他们的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党和政府的相关机构等受权力控制的垄断领域；另一种是被称为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他们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经济、社会民主化进程有关，是公民有组织地参与经济过程、社会过程乃至政治过程的产物，所以他们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市场、社会、海外等开放的竞争世界。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源来源及其所形成的非营利组织，体现了转型时期中国公民社会的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一条道路可称之为“自上而下的自治化道路”，其基础在于政府改革和由此带来的政府职能的社会化，表现为：在政府周延出现一大批不以党政面目出现的机构，它们通常登记为独立的法人，往往行使着原由党政机构承担的职能。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补充形式，即在外交、农业、环保等一些政策领域，主要作为相关公共政策的补充形式发挥作用；二是协调形式，即在如冶金、纺织等一些行业管理领域，主要作为政府对相关行业进行管理的协调形式发挥作用；三是执行形式，即在如妇女、劳工、残疾人等一些社会政策和福利领域，主要作为政府特定方针和政策的执行形式发挥作用。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转型时期典型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具有模拟政府的行政性或自上而下的官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逐步增强的自治性，以及基于不同利益形成的面向市场和社会的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自我利益维护、自我主张、自主决策的冲动。这样双重属性形成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回归政府的行政化倾向和走向民间的自治化倾向。前者表现为这类组织对于自上而下的各种资源，包括编制、预算、职能、地位等，有着依然强烈的执念，会在各种适当的场合努力靠近党政机关并积极谋求来自上面的庇护和特权；后者则表现为随着这类组织的成长，他们越来越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干预过多及其严重的束缚，会积极谋求在资源配置上的自主权，并努力争取来自政府之外的各种有利的资源。

第二条道路可称之为“自下而上的自主化道路”，其基础在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民主化和广泛的公民参与，表现为：在党政权力不及、政策失灵或者默许的边缘地带，往往依靠精英人物发起成立一定的组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他们动员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利用来自民间的各种资源，瞄准一定的社会问题开展积极的活动。具体形式体现为8个方面：(1)出现一批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精英组织，如地球村、自然之友等；(2)出现如天则研究所、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独立的思想库；(3)出现一批依托城市社区的志愿者组织；(4)出现一批依托大学、开展公益咨询的专家组织；(5)出现一批主要面向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福利组织；(6)出现以大学为背景、面向社会的大学生组织；(7)出现市场经济孕育的自发性行业组织；(8)出现深入农村基层的民众组织。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转型时期典型的多样性、自发性和随意性，具体表现为：活动领域及方式的多样性，组织管理及运作的自发性，制度设计及约束的随意性。这些特征制约着这类组织的发展，使其在组织的规模、绩效、影响、社会公信度等许多方面受到限制。

上述两种类型的组织和相应的两条道路，其实衬托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艰难处境及其还处在发展起步阶段的过渡性或转型期的特征：一方面，大量的非营利组织还很难真正成为独立于政府的自治组织，尤其进入法律登记体系的非营利组织，许多还保留着政府或事业单位的色彩；而一些具有独立性的社会自发组织，被排除在法律体系之外，生存空间受限。另一方面，管理和社会监督机制很不健全，存在较严重的非营利组织的营利行为，影响了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度。

三、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困境的分析

尽管总的来看，非营利组织已经并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就其能够和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和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相比，和正在兴起并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相比，和改革开放中社会巨大变迁带来的需求相比，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显得明显的先天弱质、后天困难。它们在获取和运用资源、协调关系、发挥作用等方面都不存在明显的优势。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挤压下艰难寻求生存和发展之路，难以展现像我们在国外非营利组织身上看到的勃勃生机。调查显示，41.4％的非营利组织认为资金缺乏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其他相关的重要问题依次是：缺乏活动场所和办公设施 (11.7％)，缺乏人才(9.9％)，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8.5％)，组织内部管理问题(7.5％)等。

具体来说，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资源不足。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资金严重不足，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其中有不少组织处在名存实亡的“休眠状态”；也有一些组织为了维持生存发展，在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与其自身业务不相干的经营性活动或者违法活动。在人力资源方面，绝大多数受到政府支持的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中，基本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来自政府机构，其中有许多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离退休人员；很多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则没有或几乎没有固定的人才渠道，定员和编制极为有限，主要依靠志愿者开展活动，这导致了普遍存在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学、家长制等问题。

第二，能力不足。资金、人才等资源不足之所以制约组织的发展，除了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方面的限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能力不足。这里所说的能力是综合来看的，包括一个组织的活动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扩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小，资金筹措能力比较低，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比较弱，加上组织管理不规范、不透明、不民主，又缺乏评估和社会监督，使得它们难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普遍的社会公信，不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能力不足的背后是缺少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人。国内外无数成功的经验表明，优秀的领导人是非营利组织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我国现行组织人事制度限制了优秀人才进入非营利组织，使得其中难以产生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优秀的领导人。

第三，缺乏自治。从前述非营利组织的五个特征属性看，无论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还是自治性、志愿性或组织性，在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身上都表现得不鲜明。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缺乏自治。中国有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是通过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或者由各级党政机构所直接创办，或者本身就从党政机构转变过来，或者由原党政官员及与党政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所创办。这些组织，不仅其主要的资源来源于党政机关，且在观念上、组织上、职能上、活动方式上、管理体制上等各个方面，都严重依赖于政府，甚至依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即使民间自发建立的非营利组织，由于要挂靠在业务主管单位上，也会受到政府各方面的限制和干涉。这种状态随着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仅束缚了自身的手脚，也严重束缚了政府的手脚。解决这种政社不分的问题，需要实现体制的转变和观念上的革命，充分认识到非营利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使其成为真正具有自主性的自治组织。

第四，发展不平衡。这表现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呈现巨大的差距。就区域不平衡来说，不仅东西相比西部发展严重不足，沿海和内地相比内地发展严重不足，而且同为东部和沿海，区域之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有很大差距；就城乡不平衡来说，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非营利组织发展得较快，开展的活动较为集中，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认知和公信度也较高，但是在中小城镇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除了扶贫开发的少数外来的非营利组织之外，真正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很少，社会对这些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也很少；就不同领域之间的不平衡来说，非营利组织在那些相对说来政策宽松、易于得到资源而进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公民参与的领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如失业与就业、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保护、国际区域冲突和外交等领域，却因种种原因极少有非营利组织进入。这对于非营利组织整体部门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以上简要概括了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不完全是由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管理和能力建设不足所造成的。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处在转型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可以说，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反映了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念、治理模式与体制的根本转变。

第一，社会转型中基本价值与制度构建的双重缺陷。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相比社会经济的迅速变迁，制度和文化建设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空缺。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而言，首先面对的是来自现行法规和政策上的严格的制度限制。当前我国在民间组织管理上的基本特点是：门槛高、限制多、监管不力。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10]、分级管理原则[11]和非竞争性原则[12]，都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关，它们设置了一个对于普通公民来说高得难以逾越的门槛，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非营利组织通过登记注册来获得合法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组织一旦登记成立，除了象征性地接受财务管理方面的“年检”之外，没有任何日常性的评估和监督管理方面的制度约束，同时也难以落实有关公益事业的减免税待遇。其结果，使得整个第三部门内部良莠皆存，实际上损害了真正的公益组织。近来频频出现的公益腐败现象，包括挪用巨额善款进行非正常投资等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在于非营利组织管理上长期存在的制度缺陷。国外一般按照宗旨、收入分配及其开展的活动严格划分营利和非营利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并对不同性质的非营利组织给以不同的税制待遇和相应的管理办法。国内则没有这样的区分和明确规定，比如把本来就包括营利和非营利两种类型的民办学校全部规定为非营利，对

⑨ 景跃进的学术成果

全国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欧洲气候政治的政治过程和外溢》，2010-2012年
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村民自治中的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2001-2005年
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度青年项目：“两票制与农村党支部建设”， 2001-2002年
天则研究所1999年“政府体制改革”项目：“公共监督：政府监督与监督政府”，1999-2000年
澳门基金会2003年度项目：“澳门社会科学的提升与发展”，2003-2005年 《政治学原理》（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政治空间的转换：制度变迁与技术操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比较政治学导论》（合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合著），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0年
《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合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现代化的动力》（合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以及学术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