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基金会理事会会议记录

❶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公益项目

新公民计划
宗旨：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农民工子女(包括“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心理健康、道德养成等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对农民工子女个人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也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为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南都基金会决定实施新公民计划，以项目招标的方式，资助非营利组织开展农民工子女教育、心灵关怀的志愿服务和公益创新项目，捐建民办非营利农民工子女学校。南都基金会愿与社会各界一起，共襄义举，为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为和谐社会建设尽绵薄之力。

❷ 个人向9958基金会求助需要什么证明吗

您好，、核实评估
⑴ 医疗评估：
求助热线信息过滤初步判断后请患儿家长准备申请表，收到申请表，告知患儿家属。并编号、登记、入档案，同时助医部审核病情、并根据“南都童爱慈善基金”医疗专家团反馈意见综合评估（病情和费用评估），通过评估后进入救助流程（病情诊断证明必须加盖医院有效公章方可）；
⑵ 家庭评估：
助医部审核同时，志工部开始同步核实患儿家庭情况，通过一线志愿者的家庭探访、拍摄实地照片（人口、住房、病患局部等），并与当地村委会等相关部门核实患儿家长申请表填写资料的真实情况（收入、贫困证明、低保、新农合报销比例等），不能进行一线核实的患儿家庭，需要求在申请资料上加盖三级公章作为证明保障。
4、实施救助
⑴ 建立档案：
南都童爱救助患儿纸质档案包含了“南都童爱慈善基金”救助初筛评估表、“南都童爱慈善基金”救助患儿申请表、“南都童爱慈善基金”救助转款申请单、“南都童爱慈善基金”救助原始资料粘贴单、“南都童爱慈善基金”救助财务票据粘贴表、“南都童爱慈善基金”救助结案表和“南都童爱慈善基金”救助跟踪回访报告七个部分，其中在患儿申请表中，有对患儿家长负责权利的明确说明，并要求患儿监护人确认无误认可签字，签字后档案初建生效正式进入后续救助流程。
⑵ 平台对接：
在基金会网站上搭建患儿救助平台，推进患儿落实住院治疗，疏通医疗救治通道，跟进拨款。推动志愿者对患儿的救助工作，提供募款平台等服务，对于在医院已经在治疗中的患儿，与医院协调手术治疗方案，做到边募款边救助，及时在平台反馈病情治疗发展和费用变更信息。
⑶ 社工服务：
患儿进入救助流程后，社工在前期对患儿和家长进行咨询指导工作，住院后进行心理疏导支持，志愿者团队对生活事务困境上会给予跟进和帮助。
5、后期完善
患儿出院后必须有纸质复印件出院病历资料、结算发票和费用清单，（均为复印件），如拨款和转款超出总支出的80%， 患儿家长需要返还发票原件备档。
“南都童爱慈善基金”志工部全程跟踪救助过程与完成救助评估报告，管控救助质量，在救助流程中做社工服务，患儿治疗结束后，对个案三个月内进行电话回访、半年后进行家庭实访，并形成跟踪回访报告、保障整体救助成果的顺利完成。“南都童爱慈善基金”助医部对完成救助患儿的病种信息进行数据提炼和解析，对各个不同救助子项目的病源完成情况做整体分析报告，希望能帮到你O(∩_∩)O

❸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介绍

南都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5月11日，是一家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为民政部。南都基金会原始基金1亿元人民币，来源于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

❹ 王振耀的故事

慈善司长辞职记

北京新街口的大帽胡同，挤满了发廊和大排档。夏至之前的炙热气息，飘进了一座刚刚翻新不久的四合院内。

紧闭的院门后，王振耀拎着刚装满的热水壶向记者走来。在这个新办公场所的见证下，他14年的民政部官员生涯，已经渐行渐远。

现年56岁的王振耀，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4个月，从救灾救济司司长调任新组建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而争议频出的公益慈善领域，也将他频繁地推向公众视野。即便面对媒体的镜头，他也不自觉地用手碾过双眼和面颊，舒缓疲倦带来的不适，这是职务带来的习惯性动作。

这位疲惫的官员，经历了中国慈善公益领域高速发展和膨胀的历史阶段。在他离开民政部不久的将来，新的慈善法草案可能将获得通过，而今年的捐款金额、慈善组织数量都将创下一个历史性的纪录。

这或许都能算上王振耀的政绩，却未能阻止他早在心里草拟的一纸请调报告。

“他要走了，要走了。”青海玉树4月的一个深夜，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对本报记者谈及王振耀时说。

“他经常不顾实际的困难，也要费力弄出政策或建议。”但李连杰还是成功游说王振耀，请他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更像是一名学者

6月21日，壹基金研究院在北师大揭牌，王振耀的调离手续也即将办理完成。他身着曾经出现在许多活动现场的一件灰色西服，但蓝白相间的领带显然经过挑选，和壹基金的宣传色调一致。

“我现在的领导是壹基金和北师大。”王振耀向全场致辞时刻意强调了角色的更迭，一些跑慈善的记者也才恍然发现，宣传材料中他的官衔已经悄然添上了“前”字。

过去，王振耀算是慈善事业的监管者，而如今，他的工作则是要对壹基金理事会负责。“开研究院筹备会时，我让同事今后随时提醒，免得又有了司长架子。”

壹基金研究院，是中国第一家授予EMPA学位的公益教育科研机构。由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任理事长，北师大校方代表、常务副校长董奇，马云、马蔚华、马化腾、王石、冯仑等著名企业家也都出任理事。而王振耀手中，拥有一支在国内学界知名的社会政策研究团队，首批筹措的2000万元人民币运营资金，将主要用于慈善事业的研究，打造像布鲁金斯学会那样的智库。

“他有宽广的视野和理论思维，在民政部的时候，也更像是一名学者。”一位熟悉王振耀的人士说。他合著的《中国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管理的基本体系》，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就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检验。

从一个官员，转任学术机构负责人，20多年的政府经历，是王振耀抹不过去的印迹。生于河南农村的王振耀，上世纪1970年代在广西桂林服役，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80年代研究生毕业后，他既进入著名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奔走在中国乡村。1988年，民政部组建基层政权建设司，时任司长就是现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王振耀忝列下属农村处处长，一路见证了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的诞生与发展。

2001年，王振耀从哈佛肯尼迪学院学习公共管理归来，转任民政部救灾司司长，开始了十年救灾的奔走，并伴随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壮大，见证了许多体制和制度的生成变迁，也承受了迅速膨胀的慈善事业带来的种种压力。

官场上比较孤独的人

一位王振耀的同事说，“许多机构已经‘挖’了他近一年。”而王振耀也坦言，考虑离职的念头，已经有些时间。

6月18日下午，王振耀一次次跳过记者对细节的追问，没有透露辞职的具体原因。但从今年年初开始，他经过认真的考虑和谈话，最后还是向部里打了请调报告。

“退休之后再谋出路，难免让人觉得是去挂名的。”王振耀解释说，之所以在任期内就采用调离的方式，是不想让学校里的人说他是退休干部。

据记者了解，一般政府机关内，司局级官员的退休年限在57岁至60岁不等，到了这个岁数，如果还没有升迁机会，就会考虑退休或新的去处。

在慈善圈内，“王振耀辞职”的消息也只是近期才小范围传播。但人们习惯于他对各种与慈善公益有关的舆论热点进行回应，同时感叹他有别于某些官员的说话风格。在汶川地震之后，慈善领域受到空前关注，王振耀先后就“政府慈善”、“巨额股权捐赠”、“慈善基金免税”、“善款流入财政”等个案事件做过公开表态，人们通常认为，这会遭致并不乐观的结果。

“你知道我的性格，说话也难免得罪人。”王振耀说。

“在官场上，他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人。”王的一位下属说。这位官员举了个例子，身为救灾司司长的王振耀，曾经为了一笔500元的个人捐款办理个人所得税免除，而通过多个部门办理足足10道手续，历时几十天就为了拿回50元的个税免除。

这段故事在媒体上广为传播，王振耀的目的也是为了推动慈善税务优惠政策的推行。但这是一个多部门主管的领域，他的做法引起了其他部门一些人的批评。

在王振耀任职慈善司司长的两年间，中国已注册的慈善组织数量达到1600多家，年度捐款数额分别达到1000多亿和500多亿。面对这样的历史节点，王振耀自认留下了遗憾。“

彻底回到了民间

在中国慈善从业者眼中，“政府”和“民间”，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慈善发展路径。判断一个慈善参与者的意识倾向，往往以此为根据。

“因为中国有许多半官方的慈善组织，他们多由退休官员担任要职，掌握了巨大的慈善资源，而近些年出现了众多民间的草根NGO，两者之间在原有制度中的权利地位是不平衡的。”一位民政部特邀专家说，对于慈善领域一切政策法令的出台，人们已经习惯于以“有利于政府”还是“有利于民间”进行判别。

王振耀一年多的在任举措，同样会被放置于这种评价体系下。“他有一种体制内的开明，但细细研究他的话语，会显出一些人与体制间的矛盾。”上述专家说。

王振耀也认为自己彻底回到了民间，更要尊重民间的方式。他曾经身体力行捐赠者免税，但这一政策却并不是对所有捐赠者适用。由于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需要由国家、地方税务、财政和民政三部门进行认定，导致捐赠者向一些还未被列入免税清单的组织捐款，无法获得捐款。最先获得免税资格的慈善组织大多是半官方的，这实际是对慈善组织的不公平待遇。

关于免税制度，更有声浪的质疑源于王振耀的好友徐永光。徐曾于1980年代中期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辗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半官方慈善组织。但徐于2000年后开始涉入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从此成为为民间组织放声的代表人物。

2009年，徐永光所在的南都基金会联合其余多家慈善组织，向财政部、税务总局致信，认为对非公募基金会收取企业营业税，不利于其公益功能发挥。此前，王振耀曾向本报记者称，非公募基金的免税问题，主要还是基金会缺乏与有关部门沟通。

“慈善司成立之后，全国和地方都在翘首以待，希望有系统慈善政策出台，但是我们的政策千呼万唤出不来。”一位民政部主管的社团负责人说，慈善司的工作，似乎更多放在了很多具体项目的推动。“项目是民间组织的事，不是政府应该做的。”

但这位负责人也明白，关于社会关注的民间组织注册、免税等问题，既涉及民政部内部司局间的协调，又包含民政部与相关部委、大型半官方慈善组织的协调。

“要去突破这个大的结构，非常困难，这也是王振耀离开的原因之一。”对于这种说法，王振耀并没有当场向记者否认。

几天前，王振耀在慈善圈的朋友为他的“转身”开设一场小型派对，徐永光借着酒兴说，“振耀下海了。”这是他那个时代对官员离去的指称。

在场更多的人说：“不对，振耀上岸了。”

❺ 周庆治的慈善事业

周庆治名誉会长和徐永光
2005年，徐永光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离开，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首届中华慈善大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在完成大会任务之后，徐永光从人们的视线中悄然消失，令许多关心他的人颇费猜测。在中央电视台《春暖2007爱心总动员》一节目上，徐永光宣布：南都公益基金首期拿出1000万元用于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徐永光说：出资人是浙江南都集团。基金会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公司还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公益基金，将根据需要继续给基金会捐赠。
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是温州人，与徐是同乡加朋友。18年前，他们俩几乎同时下海，周从事商业营利行业；徐从事非营利公益事业。面对当年的朋友，徐永光说：当官的把官做大做好，做生意的把生意做大做好，我办公益就把公益做大做好，此生足矣。他们都很成功。周把生意做大了，要把“实现自我，回报社会”的理想付诸现实；徐成功运作了一个公募基金会和希望工程，还想做一个优秀的非公募基金会。周与徐可谓殊途同归。
徐永光并未因希望工程越做越大而欣慰，忧虑反而越来越深。他忧虑的是“按下葫芦浮起了瓢”，农村贫困孩子的教育问题刚刚因国家“两免一补”政策而有所缓解，城市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又冒了出来，而且，问题更为严重。徐永光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做一件事，那就是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撒一次露水。
徐永光的想法与周庆治不谋而合，也得到了南都集团全体股东的一致认同。南都集团参与过各种慈善活动，但周庆治从来不认为填写捐款支票就是慈善的全部。周庆治认为，中国需要一种机制，使得拥有财富的人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资源和智慧，用最有效的方法回报社会。“散财”和“聚财”同样需要能力。
“我想的最多的是探索回报社会的最佳方式，我把它看作第二次创业。”周庆治明确无误地表示：要办一个完全致力于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基金会。资助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环境的公益项目，将是南都基金会的重点选择。 在南都基金会中最亮眼的，便是“新公民计划”的诞生。
2007年，南都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通过对中国社会环境进行扫描研究，决定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作为主要关注领域，把核心项目命名为“新公民计划”。“新公民计划”包括新公民学校与新公民公益项目，新公民学校的宗旨是让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上好学；新公民公益项目从各个方面帮助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2007年7月12日，继“六一”儿童节宣布为农民工子女捐建百所新公民学校后，南都公益基金会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非营利组织承建新公民学校，同时招标资助关心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公益项目。这标志着南都公益基金会实施的以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为宗旨的“新公民计划”正式启动。
2008年，南都集团还将向基金会捐款1000万元，使基金会总支出达到1800万元。在基金会的资助业务进入良性发展状态下，南都集团对基金会的捐款将逐步增加。 在浙商中，周庆治低调而不张扬。徐永光说：“周庆治是一位怀有社会理想的企业家，做公益慈善是他社会理想的一部分。他无论在经历、经验，还是在学识方面都是比较全面的。他有过政府工作的经历，也就是说有从‘公域’到‘私域’的经历，现在的基金会，恰好是从‘私域’到‘公域’的跨越。他很早就开始关注公益领域，对国际上非营利组织的情况有所了解，所以对做基金会，他的感觉是很准确，也很到位的。”
周庆治要求在决定大的资助项目时应调查资助对象的个人背景。他这样要求，是希望把南都基金会做成最好的基金会，我有这个信心。这会是一个标准化的基金会，标准化的‘散财’样本。

❻ 徐永光的人物生平

徐永光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于浙江温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还没学会说话，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母亲靠给人缝补浆洗养育5个子女。
徐永光8岁才上学。那年母亲已上班，哥哥姐姐都上学，谁也顾不上管他。看到邻家孩子都在上学，徐永光也翻到户口簿，自己到学校报了名。那时贫民孩子交学费有两种优惠，一个是分期，一个是减免，这两种待遇，徐永光都享受过。
“童年的家庭生活和环境影响，往往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道路。”这一论断可以用来概括徐永光的人生。“出人头地”后推出希望工程帮助失学少年，也是命运让他做出的选择。
少年徐永光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小学五年级就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初一时就成为全校的第一个团员。“文革”开始，身为校干部加“红五类”的徐永光成为红卫兵头头，然而不幸“站错了队”，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关、被打。后来越墙逃跑，躲到姐夫家乡的一个小岛养伤避难。
1968年3月，徐永光应征入伍，当兵三年，他的最高职务是班长。退伍后进入温州邮电局当了汽车修理工。他不满足于车钳刨铣焊，想搞点小革新，想读书。1973年的大学梦终因张铁生而破灭。
“四人帮”被粉碎后，徐永光以一名解放者的热情投入工作，被评为浙江省“邮电学大庆先进个人”。1978年抽调参加共青团十大筹备工作后，时任团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白皋要正式调他到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徐永光认为自己更适合基层。谈话进行了整整一天，他才表态：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那就留下好好干吧。
徐永光的创新意识比较强，加上做事一向认真踏实，他在团中央的发展可用“直升飞机”来形容。不到7年，就从一名普通干事升至组织部长。
徐永光是温州人，而温州人在南宋永嘉学派之集大成者叶适的“道不可须臾离物”和“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的影响下，形成了务实、创新、重商的文化基因。因此，温州人不怎么热衷政治，即使从政，也很少做成高官。
“仕途光明”的局级干部徐永光也没有改变温州人的官场宿命，他认为自己“做官不得要领”。80年代末期，人们都想干点事、社会改革的气氛很浓，同时，第一波“下海”潮兴起，《基金会管理办法》鼓励成立“民间基金会”。1988年，共青团十二大通过了体制改革的决议。徐永光希望搞一块实体，把事业开发做起来。不久成立团中央事业开发委员会，同步推进两件事：一是创办中国华青公司，后因清理整顿，公司没有办下来；另一个就是筹办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结果基金会办成了。
“如果公司注册下来了，我会去做公司而不是做基金会。这样的结果无非是中国多了一个小商人，也许就少了一个希望工程。”90年代末，徐永光曾经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说，“希望工程的出现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其中就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这也许就是命运！”
“希望工程”的诞生是一个必然。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还有上亿，每年有100多万小学生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四五十元的书杂费而失学。
1986年，徐永光曾在广西柳州地区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他发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全村人口2000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250名学生中，小学一年级学生71名，五年级7名，辍学率达90%以上。”
1989年初春，已经请辞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在办公室里畅想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他脑海中闪现，希望工程的灵感跃然而出。
公益事业有三个最佳选择：贫困、儿童、教育。希望工程将这三个点捆到一起，一诞生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汇款单如雪花从海内外飞来，到1994年，中国青基会和省级青基会接受的捐款总额达到了3.85亿元，救助总规模达到了101.5万名，建希望小学的总数量达到了749所。这些数字，是基金会原计划的10倍、20倍。
超常规的发展，必然带来某些方面的失衡，比如，全国地县基金的数量难以控制，放任自流的现象已经出现。有些地县筹到钱后不报、不交，要留下自己用于希望工程；有些未经授权，就以希望工程名义接受捐款。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树大招风，谤随名高。希望工程的捐款中，既有海外富豪百万千万元的投入，也有普通孩子几元几角的压岁钱。由于这样的规模和影响，整个社会都不允许希望工程有任何污点。因此，1994年1月21日，当香港一家名为《壹周刊》的杂志以“千里追寻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为封面标题，说希望工程“数千万拨款不知去向”、“穷人读破校”、“掠水现象到处都有”、“港人捐钱无资料”时，善良的捐款人震惊了。
《壹周刊》的文章造成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名誉的极大损失。据统计，在文章发表之前的25个月内，来自香港的捐款每月平均达300多万港元，之后的数月内，每月仅有十几万港元捐款。
“为了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的荣誉，我们只有豁出去了，就是刀山也要上，就是油锅也要下。”徐永光咨询了律师的意见后，对同事说：“我们打官司！把官司打到他们家门口去！”
徐永光没有想到，这个官司，一打竟然打了6年。
在法律制度上，香港实施的是“英美法系”，内地实行的是“大陆法系”。由于是异地诉讼，徐永光和青基会毫无经验，加上《壹周刊》试图私下和解，其律师运用合理的法律程序设置障碍。对方提出一个证据需求，原告方就要经过6道环节当面呈交。开庭时间就这样一拖再拖。直到2000年3月13日，此案才得以开庭。
徐永光作为原诉方的第一证人接受了对方律师整整一天半的盘问。在2000年4月出版的《中国青基会通讯》上，徐永光在《庭审归来谈感受》一文中说，有一处“很险”：
大律师让我看一份1993年的希望工程公告，其中一项“1993年11月30日，希望工程接受捐款1亿零400万”，问我“是正确的吗”？我回答“正确”。他反复问了几次，我心里开始发毛，心想后面一定有个炸弹，不知何时引爆。在继续盘问中，我突然想起来：审计报告1993年12月31日的捐款数为1亿零100万，就是说时间多了一个月，钱还少了300万，这是怎么回事？我很紧张，幸好下午的盘问时间到，没有引爆。我舒了一口气，赶紧回去查个究竟。原来在发布公告时，财务没有经验，把非希望工程的捐款也统计进去了；而审计时则审查每一笔捐款的内容，减去了非希望工程捐款。第二天，大律师追问我这“300万”问题时，我不仅把来龙去脉解释清楚，还变被动为主动，阐明自己的观点。
官司最终因铁的事实和律师、证人等的出色表现而获得胜利。2000年6月20日，法官判《壹周刊》诽谤罪名成立，并赔偿青基会350万港元。这是当时香港诽谤诉讼史上赔偿额最高的案件。
凯旋而归的徐永光没有因此而轻松，他曾给希望工程概括了“八大隐患”：没有纳入统一管理的募捐“体外循环”；借希望工程之名搞非法牟利的“假名营私”；不按管理规范办事、另搞一套的“体制摩擦”；法律、政策不完善带来的“制度风险”；实施机构自己的“管理疏误”；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中伤毁誉”；外界以偏概全的“失准评判”；道德风险导致的“自砸招牌”。
“这八大隐患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希望工程的身边，每一个隐患的恶性发作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而另一方面，公众要求我们万无一失，这使得我们犹如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每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2002年，《南方周末》准备在3月21日的报纸上刊登记者采写的调查徐永光的报道。这篇调查列举了徐永光挪用超过一个亿的捐款草率投资、放在私人名下炒股、指示下属做假账、为青基会少数领导“谋取”第二套住房、在香港设有“秘密账户”等“十大罪状”。
然而，3月20日晚上，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周末报社通知全国十余印点停止印刷，撤换新版。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调查中，没有徐永光本人的声音。
这次“舞弊报道”风波，又将徐永光推入“黑幕”。
时隔5年，徐永光对此事表现得十分坦然。“我想得很明白。南怀瑾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就告诫我：‘永光，你要记住一句话，谤随名高。’做这么大的事情，承受这些算不了什么，心底无私天地宽嘛。”
实际上，此时对徐永光困扰最大的，不是此类“中伤毁誉”，而是民间组织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制度风险”。从1988年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颁布实施直到2004年执行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我国基金会一直处于“零成本”运作状态。《办法》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这意味着基金会不能从捐款中列支工作成本。
“我们只能打捐款收支的时间差，去搞投资增值。”
从整体上看，青基会的投资是盈利而不是亏损的。审计结果表明，到2002年底，中国青基会的增值扣除亏损部分，净收益是7400多万。“正是这些纯收益，支撑了希望工程10多年的运行。世界上哪个非营利组织能够‘零成本’运行如此？”说到此，徐永光有些愤愤不平。
“投资项目里确实有失误的，对此，我需要承担决策责任。但是，我个人的自律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假设我有过一分钱的不检点，今天也不可能在这儿和你聊天了。”
“希望工程”类的神话和徐永光式的英雄传奇不会再有了。因为，法制在健全，公益文化正在规范，所有的公益领袖都将回到制度之内，要么决策，要么执行，他们只能是“机构治理”中的一部分。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到2005年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全面实施的时候，徐永光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愿望完全实现，他的希望工程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而此时的青基会，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培养了一批成熟的专业人才。
“青基会有没有我都无所谓了，我再做其实也是浪费。”受《道德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的影响，徐永光萌生了退意，相继辞去了秘书长和常务副理事长的职务。
2005年初，受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的邀请，徐永光出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这一年，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提出要召开“中华慈善大会”，徐永光任大会组委会秘书长。他急切地想让草根组织登堂入室，在他推动下100多位草根组织代表应邀参会，一批草根组织代表获得中华慈善奖的殊荣。徐永光自己也被最基层的这些民间公益组织朋友们的精神感动得难以自已，也为他们的困难和艰辛忧虑万分。他写过一篇《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的文章，现在他想自己试试了。
中华慈善大会一结束，徐永光就向范宝俊会长提出辞职，理由是：“我的心野了，收不回来。”
想起那段短暂的经历，徐永光半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一直是有九分能力只做七分的事情。只有这一次，我的能力小于我希望推动的事情。于是，马上知难而退。”
《易经》中有一句话：“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徐永光深谙此道，总能把理想主义的激情和脚踏实地的务实结合得恰到好处。
今年3月，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政协工青妇三个团体的联组讨论。小组安排的9名委员发言后，还余半个小时，主持人宣布：“现在自由发言。”全场一片沸腾，委员们举手一片。徐永光的座位比较靠后，等主持人点是没戏了。于是也顾不得斯文，跑出座位一把抢到了话筒，向总书记建言应该发挥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还列举了民间组织登记难的问题。
该低调时低调，该张扬时张扬，该进则进，该退就退，这就是徐永光，决不含糊。
2006年，徐永光似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2007年2月4日，他以南都公益基金会筹办人的身份露面中央电视台《春暖2007爱心总动员》，并宣布出资千万元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
顷刻，他的短信爆棚了，有人称他是凤凰涅盘，有人打听“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出资人是谁。
实际上，这个基金会将由南都集团出资1亿元人民币注册。该集团董事长周庆治曾在浙江省委工作，是徐永光的同乡兼朋友。18年前，他俩几乎同时下海，一个经商，一个做公益，如今做生意的把生意做大了，办公益的也把公益办出了名堂，两人又走到一起关注第二代移民的教育。
南都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年初开始酝酿。当年2月，徐、周讨论了《南都基金会设立计划书》，提出“2006年3-4月向民政部递交注册申请，2006年6月机构挂牌”。但是到2007年5月11日，他们才收到《南都公益基金会设立登记的批复》。
“基金会审批历时1年，与预期的时间相去甚远”，徐永光说，“这个过程，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老话。”
虽然“多磨”，“省惯了”的徐永光和筹备组却一直努力节俭办事。一年多来，筹备组业务招待费一项共支出7600多元，每月不到600元。有一次，理事长何伟到民政部签备忘录，基金会工作人员花费600元安排了一桌饭菜。徐永光当着理事长面批评他们：“理事长又不是外人，点那么多菜干嘛！”
南都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与国际著名的大基金会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福特基金会通过一个投资组合来实现基金会的增值，南都基金会在理事会下面也设立了一个投资委员会，“这个做法将为国内基金会的投资探出一条路子。”
在“花钱”方面，南都基金会和福特、盖茨基金会一样，定位为资金提供者。“南都基金会锁定农民工子女教育，80%的支出用于这个领域，我们进行项目招标。”徐永光说，南都基金年会只有五六人管理项目，但是一年下来，“起码有十倍或更多的人来花这些钱做事。”
“支持民间组织”也是南都基金会的一个使命。“这样不仅让优秀的民间组织有钱做事，还能使资金的效率达到最大化。有人可能想不通，我们有这么多钱，干嘛要给别人花？我们自己养得起几十个人啊！但是自己养人干活，一定是低效的。”
8月9日，刚刚立秋的北京迎来了热情万丈的艳阳。正在开“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理事会”的南都基金会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民政部部长李学举。
李学举是徐永光在团中央时的领导，后来李学举到民政部任职，徐永光办了中国青基会。
“各奔前程”19年后，两位老同事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起。这次李学举还是徐永光的领导，代表业务主管单位对南都基金会表示支持，提出希望。满头银发的李学举与会议室中的专家志愿者们一一握手致谢，语重心长地说，保障农民工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从他从事政府工作多年的经验来看，政府做不到“包打天下”，人手也不够，所以南都基金会实施新公民计划、捐建新公民学校，关爱农民工子女的成长，意义非凡。
李学举肯定了南都基金会成立以后的工作，认为非常规范、民主、透明，高效。希望它在非公募基金会类型的民间组织中，能够起到典型、示范、榜样的作用，树起一面旗帜，促进民间组织特别是基金会事业的发展。

❼ 徐永光的争议人生

这位中国最知名也最富争议的半官方公益组织负责人，选择加盟一家非公募基金会，成为一名社会投资家。
徐永光已经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引退，转而成为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的操盘手，从一名官方公益组织的领导者转变成一名社会投资家。他运用南都基金会的资金进行社会投资，与商业风投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不同，他作为社会投资家追求的是所投机构的社会效应最大化。新公民学校是他的第一个社会投资项目。
从北京朝阳公园南门一路往东，经过北京绿化最好的地段，直到五环外的马各庄，葱葱绿树和街心公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路两旁的低矮平房与小五金商铺，和一座名叫“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的小学。
这所小学，目的是要为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在9月开学之前，它已经悄然完成了一次转变，一家名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机构介入了这所私人学校，为它提供155万元的资金，并且为之建立校董会，挑选校长。新校长胡益文将家搬到了学校，每天6点就起床迎接学生的到来，他在这里非常快乐，“因为看到学生们眼睛发亮精神好”！一学期100元的学费，和50元的餐饭费，就可以让孩子们穿着免费的新校服，在中午时排队到食堂打饭，然后对师傅说“谢谢”。老师们的月薪上涨了两倍，尽管只有1500元。
毁誉参半退出希望工程1949年出生的徐永光在30岁时开始离开温州。用了7年时间，徐永光从一个干事成为正局级干部，职位是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在政治机构内部的升迁中，据说很多人一辈子也难以完成这一过程。
但是徐永光在这个位置上只待了两年。1988年，徐永光决定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时，祖籍温州的南怀瑾先生希望徐永光为自己运营他推动修建的“金温铁路”，这也是中国第一条无政府投资的地方铁路。但徐永光选择以10万元注册资金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徐永光的个人网站上写道，“希望工程17年，募集海内外捐款逾30亿元人民币，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289万人，建设希望小学12559所，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
从1994年香港《壹周刊》对希望工程资金使用的质疑开始，关于徐永光的争论就从未停息。日后徐永光总用一句话为自己辩解，他说这句话是南怀瑾在十多年前就告诫他的：谤随名高。徐永光的脸柔和而毫无棱角，对任何人都笑脸相迎，头发总是梳理得整齐，总是身着并不昂贵的深色套装西服。难以想象这样的人会身处争议的漩涡中长达数年，曾经和《壹周刊》进行了6年的马拉松官司，并曾接受过8小时的律师当庭盘问。
基金会的进化徐永光自称，在1997年前后，希望工程和徐本人风头正旺时，他就已萌生退意，“希望工程风险太大，我几次提出要结束。1997年时，我提出这是希望工程最后一轮”，原因是一个他无法解决的制度性难题：“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种社会组织：第一是政府部门；第二是企业；第三是非政府非营利部门。这个部门应该是脱离政府的。但在官办的情况下，政府是管着第三部门的。从制度上讲，理事会应该是第三部门的最高机构，可是后面还有政府这个婆婆，到底是理事会大还是政府大？”
另一个难题是这些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并没有专门的运营费用。从公众手中募集来的资金如果用来作为运营费用，必定难逃外界的指责。徐永光的解决办法是用募集资金投资，用投资赚来的钱做运营费用。这也是他备受指责的原因：投资失败、资金在谁的名下运作等等。
徐永光坚持在2001年辞去了秘书长职务，2005年他又辞去了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和随后的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职务，从当年11月开始筹办南都基金会。
南都集团的董事长周庆治是徐永光多年的朋友，二人同是温州人。18年前，“我离开政府做公益，他离开政府做商业；我看着他做大，他看着我做大”，希望工程名扬天下，《福布斯》2001年把周庆治排在大陆百富第45位。
18年后二人殊途同归，“没有人说服我，我们一拍即合”。上海南都集团投入三亿元，一亿元为注册资金，另外两亿元作为基金会的本金，徐永光则是操盘手。“资助型基金会的定位有三种：一种资助社区服务和公益项目；一种培育非政府机构和社会企业家，比如阿育王；第三种资助学术研究和思想库。南都基金会是前两类。”徐永光说。这种新型的基金会和徐永光服务多年的半官方基金会截然不同。徐永光终于逃离了始终悬挂在他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首先，南都基金会的架构容易理顺；第二，不存在运营费用的问题；第三，徐永光也不用担心投资的问题。南都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同时有独立监事来监督基金会的运作。在理事会下设专门的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资本运作基金会的本金。运作产生的收益则由专门的项目评审委员会和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来分配。因为他多年的公益组织经验，徐永光正是负责资金分配的最好人选，“我从2007年的7月开始项目招标，招标的资金大体是2000万元。这个钱要用来建设10所新公民学校。这样的方式能够保证资金使用的高效率。我会选择优秀的机构，做得不好的得不到资源，这样也有利于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
以风投方式运作除了专业的投资团队之外，充裕的运营费用也让徐永光可以为基金会招募到可以长期工作的优秀人才，“南都中有香港大学的硕士，也有北大EMBA的毕业生。虽然我们的收入仍比商业机构低，但是适当的金钱回报可以让理想主义更持久”。南都基金会目前的中层管理者年薪10万元。
徐永光至此成为一个管理着专业团队的社会投资家。基金会的运作完全类似商业投资机构，只是社会投资家的目的是要寻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举例而言，在新公民学校的项目中，南都基金会投钱保证学校初期启动和三五年内的正常运行，却并不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正如风投投入资金保证一家有前途的公司有运营和扩张费用，但却不会介入公司的管理。商业投资机构如投行和PE会帮助自己投资的公司建立董事会，南都基金会也会帮助新公民学校建立校董会，“校董会的任务是把握学校大势，整合社会公益资源，让学校成为自助和可持续的公益机构，不再依赖南都基金会的资金投入”。然后，商业投资机构等待自己的投资产生丰厚股权回报；南都基金会则期待自己的投资能够解决尽量多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不过徐永光面临着和风投同样的问题，手中握着钱，却不知道投给谁，“找不到好的机构，好的个人。这个行业太弱”，“到时候，徐永光有钱花不出去，才会成为新闻”！这笔钱在2007年是800万元，2008年将是1800万元。

❽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组织徽标

南都公益基金会标识设计以银杏树为原型。银杏树植根本土，生命力旺盛，有中国国树之称。图形突出了银杏叶的特征，形似一棵扎根大地的小树，象征着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从小到大，顽强生长的品格，同时又蕴含着南都公益基金会倾力培育民间公益之树的美好寓意。图形设计简洁，造型优美，色彩采用暖色，亮丽温暖；张开的树冠像阳光怀抱需要关怀的人，让人心怀希望，体现了公益精神。
南都基金会资助非营利组织为农民工子女开展的各项公益项目和志愿服务活动，包括：农民工子女道德辅导项目、学业辅导项目、健康成长指导项目、就业服务项目、生活方式辅导项目、社会交往指导项目以及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研究和政策推动项目。公益项目最高资助额为人民币20万，重点项目最高资助额不超过30万，其中资助额在5万元以下的为小额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