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理财对收益的认定

⑴ 受托人拖欠委托理财收益,委托人可以主张利息吗

大部分人在进行委托理财时都签订了有关合同，但是需要看清委托理财合同，确认自己的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并看清是否具有其他担保措施。
委托理财在一定条件下应该是合法的，如果上市公司运用的资金是自有资金，而委托卷商是综合类卷商，并且履行了相应的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那么委托理财就是一种正常的商业行为。
对于公司之间的委托理财中普遍出现的保底条款，我们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至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和公司之间的委托理财，则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委托理财合同有效的场合，当事人对委托资产损失的计算又有约定的，若该约定不违反公平原则，应从其约定。

⑵ 如何认定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的合同效力57

关于民间借贷纠纷合同履行地的确定，有约定的当然从约定，很容易确定管辖法院，对于没有约定的依哪条法律确定管辖实践中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依据《合同法》第62条“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认为民间借贷应以接受货币一方即出借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二种观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合同履行地是指当事人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地点。借款合同是双务合同，标的物为货币。贷款方与借款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分别承担贷出款项与偿还贷款及利息的义务，贷款方与借款方所在地都是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地点。依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贷款方应先将借款划出，从而履行了贷款方所应承担的义务。因此，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依据此条批复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原因如下:
（1）借款合同是双务合同，并且借贷双方履行合同义务的表现都是给付货币和接受货币。出借人划出借款时，借款人是接受货币一方；借款人偿还借款时，出借人是接受货币一方。《合同法》第62条只是规定“接受货币一方”为合同履行地，在民间借贷这种双方均可能称为“接受货币一方”的法律关系中，不能仅以出借人为“接受货币一方”确定履行地。
（2）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也确定“贷款方与借款方所在地都是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地点”，按照交易习惯，贷款方应先将借款划出，由此推测，最高人民法院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前提是 “贷款方完成划款行为”，将“贷款方所在地”等同于“贷款方完成划款行为地”。
该批复是1993年出台，当时的民间借贷多是出借人直接提供现金，所以借款行为完成地即为“贷款方所在地”。该批复现在仍为有效，但如今资金流转方式多样，民间借贷有时会以借信用卡刷卡、开支票、异地转账等形式存在，此时借款划出地与贷款人所在地没有关联，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就失去了前提条件，在此种情况下，“贷款方所在地”并不一定是合同履行地。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批复虽在部分情况下适用条件不充分，但作为专门规定管辖的法律条文，多数时候还是有其应用的合理性，在没有更具体的条款可用时，比起用《合同法》确定管辖，以该批复确定管辖更为合适，但应区分情况稍作变通。
1．以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在划出借款的行为由贷款方本人完成时，比如出借现金、银行转账，“贷款方划出借款地”基本就是贷款方所在地，此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适用条件，应以贷款方所在地为民间借贷纠纷的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
2.以实际划出借款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不管是侵权行为地还是合同履行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民事诉讼法在确定管辖时总是要选择跟法律行为或事实本身具有密切联系的点，这也是国际私法通行的确定联结点的原则。笔者认为，贷款方划出借款的行为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借贷行为能够完成的关键，所以贷款方划出借款地应该算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密切联系点。诸如通过借信用卡的借贷行为，若是由借款人自己取款，贷款人所在地和实际划出借款地可能就不等同，此时就应以实际划出借款地为民间借贷纠纷的合同履行地。

⑶ 委托理财的法律性质

委托理财，是指财产所有人作为委托方，以特定的条件，将资金或有价证券委托专业投资者代为管理；专业投资者作为受托方，在一定期间内自主管理和处分委托方的财产。
为了规范委托理财，中国证监会相继出台了《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和《基金管理公司委托资产管理业务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中国人民银行也颁布了《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然而，无论是“受托投资管理”、“委托资产管理”、还是“资金信托”，都不能准确揭示委托理财的法律属性。而如何界定委托理财的法律性质，直接影响到委托人和受托人权利义务界定以及委托理财的风险承担，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根据“资产是否转移”以及“交易中使用的投资人名义”，委托理财可以分为信托型委托理财和委托代理型委托理财。
根据《信托法》第二条，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学说上亦指出，明示信托的生效要件有以下三项：
一是委托设立信托的意思表示，即委托人将其财产所有权一分为二，由受托人取得 “名义所有权”以便管理处分，由受益人取得“实质所有权”以便享受利益；
二是将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于受托人；
三是信托需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即信托合法性原则）。
据此，同时具备“委托人将资产转移交付于受托人”以及“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资产”这两个条件的委托理财，即为信托型委托理财；而设立信托型委托理财的合同，其性质应认定为信托合同。具体来说，如果委托人与受托人在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委托人直接将资金、证券等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管理，并从事投资经营活动，则该合同为信托合同。
反之，如果委托理财不同时具备“委托人将资产转移交付于受托人”及“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资产”这两个要件，则不能成立信托关系。实践中有的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开设资金账户和股票期货交易账户，由受托人使用委托人的账户从事投资经营活动；还有的委托理财合同约定，虽然委托人将资金或有价证券转交给受托人，但受托人在经营管理和投资交易时必须以委托人的名义进行。上述委托理财合同的本质在于，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委托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后果由委托人承担。所以此类委托理财合同应认定为委托合同，此类委托理财可以称为委托代理型委托理财。
此外，有的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受托人将一定数量的自有资产与受托资产一起投入证券期货市场，并与委托人按特定比例分享投资收益，分担风险——对于此种委托理财，定性为合伙（隐名合伙）是否妥当，值得探讨。笔者认为，委托理财的核心在于管理财产，而不在共同经营一项事业；虽然受托人亦投入一定的自有资产，但这只是其个人的投资行为，性质上区别于代人理财的行为，且依照相关规定，受托人固有资产与受托资产之运营应分账管理，足见受托人个人投资与委托理财虽然同时进行，但却为两个不同性质的民事法律行为；所谓委托人与受托人分享收益、分担风险，实际不过是双方就各自资产分别享有投资收益，承担投资风险；即使受托人额外承诺替委托人承担全部或部分投资风险，也无非是对于委托理财风险承担方式的一种特殊约定。因此，即使受托人投入自有资产，其所从事的委托理财仍应根据“资产是否转移”以及“交易中使用的投资人名义”区分为信托型委托理财和委托代理型委托理财，而不存在所谓“合伙型委托理财”。

⑷ 委托理财的损失处理

委托资产的损失范围应当以实际损失为限，不包括可得利益损失，并应以下列方式计算委托资产的实际损失：
委托资产损失=（委托人实际交付的委托资产+证券或期货的当日市值）－（委托资产的控制权实际转移至委托人的委托资产+证券或期货的当日市值）。
在委托理财合同有效的场合，当事人对委托资产损失的计算另有约定的，若该约定不违反公平原则，应从其约定。 （1）合同有效之场合。委托理财合同有效之场合，大体包括受托人是有资质的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法人以及自然人两种情形。现行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关于“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中国证监会2001年《通知》关于“委托人必须承担委托投资的投资损失”之规定，可以作为认定双方民事法律责任的依据或者参考。
在委托理财合同期满、双方终止或者协议解除合同时，若委托资产处于亏损状态，原则上受托人应在扣除依约取得的合理报酬后，将余额部分（包括货币资金和其他金融性资产）全部返还给委托人。若受托人对损失存在过错，则应酌情减少其报酬。
对于委托资金之损失，应根据当事人是否有过错、过错大小、过错与损失的因果关系等确定其各自责任。依委托代理制度一般法理，委托理财投资损失应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但受托人在受托管理资产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侵权行为或者未尽谨慎注意义务等而存在过错，且与受托资产实际损失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的，受托人应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合同无效之场合。因委托理财交易通过电子系统进行，交易对方并不特定，故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与普通合同无效之处理方式不同，不宜机械地套用合同法所规定的恢复原状等处理方式，不能因委托理财合同无效而否定证券、期货交易行为及结果。在委托理财合同因委托人或受托人无资质、订有保底条款、以及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而无效等场合，受托人应将委托资产本金返还于委托人，并支付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
（3）有效与无效之比较。至此，关于委托理财本金处理方面自然会生发出一个疑问：对委托人资产的保护，合同有效反而不如合同无效？这种处理结果通常只是一种表象，而实质上的权利配置和责任分担是公平的，而且有利于从司法角度推进委托理财市场行为的规范化。
首先，就法律预期而言，在委托理财合同有效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皆是遵循资本市场一般规律和规范的行为规则从事委托理财活动，并相互持有一个合理的法律预期，该双方基于法律规定和意思自治所出的法律安排及本金和收益请求权，在签订有效的委托理财合同时，即是已被考虑在内的可预期的权利，而且是确定的并依法受到保护的；若受托人理财技巧高超，则委托人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无效的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预期是不确定的，因合同无效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非是一种期待利益。
其次，就实际偿付能力而言，无资质的一般的咨询公司乃至事业单位等非金融机构法人的资力不如有资质的证券公司、投资咨询公司那么可靠，而是处于给付能力或缺不安且极其有限的状态，即便人民法院判令保护委托人的本金和利息，其执行结果也取决于受托人的清偿能力，实践中也常常因为受托人人去楼空或几近破产而执行无果。因此，从最终获得实际收益的角度看，依照有效的规则所从事委托理财活动对委托人最为有利。
再次，就过错和责任分配而言，在合同无效场合，让受托人承担较大的过错和责任也许不甚公平，但应当看到，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原因通常在于受托人无资质和保底条款的存在。无委托理财资质的法人是严禁从事受托理财业务的，受托人无疑应承担较大的过错和责任。同样，若没有保底条款的引诱，委托人通常是不会将委托资金交给受托人理财的，所以使受托人承担较大的民事责任既在情理之中，也是防止订立保底条款的重要措施。
最后，就规范导向而言，通过在无效合同中使受托人承担较重的责任，可使无资质的受托人对委托理财活动望而却步，可使有资质的受托人尽量避免订立保底条款，亦可使委托人慎之又慎地权衡订立无效委托理财合同以及未来的实际结果。一言以蔽之，通过这种规则配置，可以使委托理财活动更加规范化。 关于委托理财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如何处理因委托理财合同而获得之收益问题，有观点认为，委托人因无效合同所获得之利益，应充抵受托人或者监管人的赔偿金额；充抵后剩余之收益部分，人民法院应将其与受托人因无效合同所获得之收益一并予以收缴。鉴于收缴之规定乃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物，有失公平，亦容易因利益驱动而导致权力滥用，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在合同无效的场合，因委托理财所得之收益应先冲抵受托人或监管人应当返还或赔偿的资金数额，再扣除受托人从事理财业务所需支付之必要管理费等费用后，余额归委托人所有。
此外，即使合同双方当事人已经按照保底收益条款约定的分配比例各自获取了部分收益，双方所获取的收益亦应计算在委托理财收益总额之中。

⑸ 没有委托合同的委托理财属于什么类型法律关系，钱转移到受托人手上，以受托人名义理财，收益归委托人。

你说的可能是信托，信托是将你的资产让度给受托人名下，按委托人的意愿代为管理财产。这个在国外运作挺不错，不过国内的不太规范。

⑹ 如何确定委托理财损失的责任承担

(1)委托资产的损失范围和计算。委托资产的损失范围应当以实际损失为限，不包括可得利益损失，并应当以下列方式计算委托资产的实际损失：委托资产损失=（委托人实际交付的委托资产+证券或者期货的当日市值）一（委托资产的控制权实际转移至委托人的委托资产+证券或者期货的当日市值）。在委托理财合同有效的场合，当事人对委托资产损失的计算另有约定的，若该约定不违反公平原则，应当从其约定。
(2)委托资产本金损失的处理。区分委托理财合同有效和无效两种情形：
第一，合同有效的场合。委托理财合同有效的场合，大体包括受托人是有资质的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法人以及自然人两种情形。《合同法》第．406条关于“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12月发布的《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关于“委托人必须承担委托投资的投资损失”的规定，可以作为认定双方民事法律责任的依据或者参考。
在委托理财合同期满、双方终止或者协议解除合同时，若委托资产处于亏损状态，原则上受托人应当在扣除依约取得的合理报酬后，将余额部分（包括货币资金和其他金融性资产）全部返还给委托人。若受托人对损失存在过错，则应当酌情减少其报酬。
对于委托资金之损失，应当根据当事人是否有过错、过错大小、过错与损失的因果关系等确定其各自责任。依委托代理制度一般法理，委托理财投资损失应当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但受托人在受托管理资产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侵权行为或者未尽谨慎注意义务等而存在过错，且与受托资产实际损失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的，受托人应当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合同无效的场合。因委托理财交易通过电子系统进行，交易对方并不特定，故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与普通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不同，不能机械地套用《合同法》所规定的恢复原状等处理方式，不能因委托理财合同无效而否定证券、期货交易行为及结果。在委托理财合同因委托人或者受托人无资质、订有保底条款，以及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而无效等场合，受托人应当将委托资产本金返还于委托人，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标准支付同期定期存款利息。
(3)保底收益部分的处理
委托理财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因委托理财合同所获得的收益应当先冲抵受托人或者监管人应当返还或者赔偿的资金数额，再扣除受托人从事理财业务所需支付的必要管理费等费用后，余额归委托人所有。此外，即使合同双方当事人已经按照保底收益条款约定的分配比例各自获取了部分收益，双方所获取的收益亦应当计算在委托理财收益总额之中。

⑺ 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认定和法律性质是什么

委托理财又称代客理财，是同一业务从委托方和管理方角度形成的不同称谓。委托理财指专业管理人接受资产所有者委托，代为经营和管理资产，以实现委托资产增值或其它特定目标的行为，一般特指证券市场内的委托理财，即投资银行作为管理人，以独立帐户募集和管理委托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的股票、基金、债券、期货等金融工具的组合，实现委托资金增值或其它特定目的的中。 一、对委托理财类合同性质的认定 由于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包含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金融、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争议也很大，正确理解和认定委托理财类合同的性质，对于正确适用法律和解决纠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人认为，尽管委托理财类合同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但从本质上看，委托理财合同是以财产的委托经营管理为内容的委托合同，无论是委托代理、信托合同、还是行纪合同，其基础法律关系均应属于委托合同的性质。 尽管以上观点，从总的认识上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这类合同毕竟表现形式多样，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也差别很大，以民商事“意思自治”的原则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尊重合同中关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约定，应当是我们认识这类合同性质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观点失之笼统。 分析委托理财类合同，根据当事人在合同中关于权利义务的约定，我们认为，可以将委托理财类合同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约定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所有的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其本质上与借贷没有差别，应认定为借贷合同纠纷; 2、合同约定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管理的，应认定为信托合同纠纷; 3、合同约定委托人自己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委托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的，应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 4、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应当认定为合伙合同纠纷。 二、委托理财合同的表现形式介业务 委托理财是金融业界的习惯用语，简单地说，就是委托人(包括个人及单位)将自己合法拥有的资产委托给专业机构管理，由受托人(即接受委托的人)按照委托人要求的投资类别和方向进行投资，由此产生的收益和损失归于委托人的一种合同。 一般而言，委托理财合同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1、委托理财协议。 2、委托投资管理协议。 3、委托管理协议。 4、资产管理协议。 5、合作投资协议。 三、对委托理财的法律性质分析 委托理财，是指财产所有人作为委托方，以特定的条件，将资金或有价证券委托专业投资者代为管理;专业投资者作为受托方，在一定期间内自主管理和处分委托方的财产。 为了规范委托理财，中国证监会相继出台了《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和《基金管理公司委托资产管理业务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中国人民银行也颁布了《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 然而，无论是“受托投资管理”、“委托资产管理”、还是“资金信托”，都不能准确揭示委托理财的法律属性。而如何界定委托理财的法律性质，直接影响到委托人和受托人权利义务界定以及委托理财的风险承担，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根据“资产是否转移”以及“交易中使用的投资人名义”，委托理财可以分为信托型委托理财和委托代理型委托理财。 根据《信托法》第二条，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学说上亦指出，明示信托的生效要件有以下三项： 一是委托设立信托的意思表示，即委托人将其财产所有权一分为二，由受托人取得 “名义所有权”以便管理处分，由受益人取得“实质所有权”以便享受利益; 二是将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于受托人; 三是信托需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即信托合法性原则)。 据此，笔者认为，同时具备“委托人将资产转移交付于受托人”以及“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资产”这两个条件的委托理财，即为信托型委托理财;而设立信托型委托理财的合同，其性质应认定为信托合同。 具体来说，如果委托人与受托人在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委托人直接将资金、证券等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管理，并从事投资经营活动，则该合同为信托合同。 反之，如果委托理财不同时具备“委托人将资产转移交付于受托人”及“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资产”这两个要件，则不能成立信托关系。实践中有的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开设资金账户和股票期货交易账户，由受托人使用委托人的账户从事投资经营活动; 还有的委托理财合同约定，虽然委托人将资金或有价证券转交给受托人，但受托人在经营管理和投资交易时必须以委托人的名义进行。上述委托理财合同的本质在于，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委托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后果由委托人承担。所以此类委托理财合同应认定为委托合同，此类委托理财可以称为委托代理型委托理财。 此外，有的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受托人将一定数量的自有资产与受托资产一起投入证券期货市场，并与委托人按特定比例分享投资收益，分担风险——对于此种委托理财，定性为合伙(隐名合伙)是否妥当，值得探讨。 笔者认为，委托理财的核心在于管理财产，而不在共同经营一项事业;虽然受托人亦投入一定的自有资产，但这只是其个人的投资行为，性质上区别于代人理财的行为，且依照相关规定，受托人固有资产与受托资产之运营应分账管理，足见受托人个人投资与委托理财虽然同时进行，但却为两个不同性质的民事法律行为; 所谓委托人与受托人分享收益、分担风险，实际不过是双方就各自资产分别享有投资收益，承担投资风险;即使受托人额外承诺替委托人承担全部或部分投资风险，也无非是对于委托理财风险承担方式的一种特殊约定。 因此，即使受托人投入自有资产，其所从事的委托理财仍应根据“资产是否转移”以及“交易中使用的投资人名义”区分为信托型委托理财和委托代理型委托理财，而不存在所谓“合伙型委托理财”。

⑻ 浅谈如何区分委托理财与受贿犯罪

以理财之名行贿赂之实，不是什么新鲜的做法。早在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即有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
所获取的收益到底是投资所得还是犯罪所得，如何界定？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对两者进行区分：
委托理财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任何投资者都应当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赚多赚少，都由市场来决定。收益归受托人所有，损失也应由受托人承担。在打着理财“幌子”的受贿犯罪中，受贿一方为了确保固定收益，往往事先明确投资的回报率，双方之间既没有具体的投资项目，也没有明确的经营计划，作为委托一方的国家工作人员坐等财源广进，不承担任何市场风险。本案中，梁爱军两次让何劲光打下借条，约定两年后的固定还款金额为300万元，即表明其投资非市场行为。
委托理财所获取的收益不应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投资收益与市场风险呈正相关。当双方明确为借贷关系，且约定有“保底条款”的情况下，短期内投资收益不应当高到离谱。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不应超过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以2010年人民银银行贷款月息6厘多为参照，最高不应该超出月息2.5分。按照梁爱军的如意算盘，月息达到4分之多，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应认定为受贿。受贿数额以实际“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委托理财不应损害公共、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应以合法为前提，不得以损害国家公权力的廉洁性为代价。判断一种行为是理财还是受贿，关键要看高额收益的对价是什么，是不是建立在公权力的基础上。否则所谓的投资收益不是对资金的回报，而是对权力的回报。何劲光看重的不是东拼西凑的100万元，而是梁爱军手中的权力。正如他所说：“我不向梁爱军借款，也能向他人以月息2分借到资金。因为梁爱军是正科级领导干部，我想用这种方式与梁爱军拉近关系，以便我有事找其帮忙时，梁爱军不能够拒绝。”
对那些“尽量避免赤裸裸权钱交易”的人而言，委托理财的确是个不错的借口，既隐蔽又不至于斯文扫地，成为不少党员干部的“生财之道”。党员干部的个人理财行为亟待规范。就在梁爱军案发后不久，建湖县委办、政府办于2015年1月印发《关于严格规范党员干部个人借贷、投资、理财等行为暂行规定》，重申了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变相受贿的各项禁令，对于保证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具有现实意义。

⑼ 什么是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委托理财合同效力的界定

您好，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证券等金融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管理活动所引发的合同纠纷。

委托理财合同效力的界定

《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合同的效力，应以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法律的颁布机关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法规的颁布机关为国务院。

目前对于委托理财，只有《证券法》及证监会的一些规章、文件。而《证券法》并未对委托理财的主体作出规定。因此，只要委托双方签定的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委托理财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

同时，由于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无效，应根据《合同法》第56条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因此，认定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时，除了保底条款无效外，合同其他部分仍然是有效的。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⑽ 如何处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

委托资产的损失范围应当以实际损失为限，不包括可得利益损失，并应以下列方式计算委托资产的实际损失：委托资产损失=（委托人实际交付的委托资产+证券或期货的当日市值）－（委托资产的控制权实际转移至委托人的委托资产+证券或期货的当日市值）。在委托理财合同有效的场合，当事人对委托资产损失的计算另有约定的，若该约定不违反公平原则，应从其约定。 （1）合同有效之场合。委托理财合同有效之场合，大体包括受托人是有资质的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法人以及自然人两种情形。现行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关于“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中国证监会2001年《通知》关于“委托人必须承担委托投资的投资损失”之规定，可以作为认定双方民事法律责任的依据或者参考。在委托理财合同期满、双方终止或者协议解除合同时，若委托资产处于亏损状态，原则上受托人应在扣除依约取得的合理报酬后，将余额部分（包括货币资金和其他金融性资产）全部返还给委托人。若受托人对损失存在过错，则应酌情减少其报酬。对于委托资金之损失，应根据当事人是否有过错、过错大小、过错与损失的因果关系等确定其各自责任。依委托代理制度一般法理，委托理财投资损失应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但受托人在受托管理资产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侵权行为或者未尽谨慎注意义务等而存在过错，且与受托资产实际损失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的，受托人应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合同无效之场合。因委托理财交易通过电子系统进行，交易对方并不特定，故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与普通合同无效之处理方式不同，不宜机械地套用合同法所规定的恢复原状等处理方式，不能因委托理财合同无效而否定证券、期货交易行为及结果。在委托理财合同因委托人或受托人无资质、订有保底条款、以及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而无效等场合，受托人应将委托资产本金返还于委托人，并支付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3）有效与无效之比较。至此，关于委托理财本金处理方面自然会生发出一个疑问：对委托人资产的保护，合同有效反而不如合同无效？这种处理结果通常只是一种表象，而实质上的权利配置和责任分担是公平的，而且有利于从司法角度推进委托理财市场行为的规范化。首先，就法律预期而言，在委托理财合同有效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皆是遵循资本市场一般规律和规范的行为规则从事委托理财活动，并相互持有一个合理的法律预期，该双方基于法律规定和意思自治所出的法律安排及本金和收益请求权，在签订有效的委托理财合同时，即是已被考虑在内的可预期的权利，而且是确定的并依法受到保护的；若受托人理财技巧高超，则委托人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无效的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预期是不确定的，因合同无效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非是一种期待利益。其次，就实际偿付能力而言，无资质的一般的咨询公司乃至事业单位等非金融机构法人的资力不如有资质的证券公司、投资咨询公司那么可靠，而是处于给付能力或缺不安且极其有限的状态，即便人民法院判令保护委托人的本金和利息，其执行结果也取决于受托人的清偿能力，实践中也常常因为受托人人去楼空或几近破产而执行无果。因此，从最终获得实际收益的角度看，依照有效的规则所从事委托理财活动对委托人最为有利。再次，就过错和责任分配而言，在合同无效场合，让受托人承担较大的过错和责任也许不甚公平，但应当看到，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原因通常在于受托人无资质和保底条款的存在。无委托理财资质的法人是严禁从事受托理财业务的，受托人无疑应承担较大的过错和责任。同样，若没有保底条款的引诱，委托人通常是不会将委托资金交给受托人理财的，所以使受托人承担较大的民事责任既在情理之中，也是防止订立保底条款的重要措施。最后，就规范导向而言，通过在无效合同中使受托人承担较重的责任，可使无资质的受托人对委托理财活动望而却步，可使有资质的受托人尽量避免订立保底条款，亦可使委托人慎之又慎地权衡订立无效委托理财合同以及未来的实际结果。一言以蔽之，通过这种规则配置，可以使委托理财活动更加规范化。 关于委托理财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如何处理因委托理财合同而获得之收益问题，有观点认为，委托人因无效合同所获得之利益，应充抵受托人或者监管人的赔偿金额；充抵后剩余之收益部分，人民法院应将其与受托人因无效合同所获得之收益一并予以收缴。鉴于收缴之规定乃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物，有失公平，亦容易因利益驱动而导致权力滥用，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在合同无效的场合，因委托理财所得之收益应先冲抵受托人或监管人应当返还或赔偿的资金数额，再扣除受托人从事理财业务所需支付之必要管理费等费用后，余额归委托人所有。此外，即使合同双方当事人已经按照保底收益条款约定的分配比例各自获取了部分收益，双方所获取的收益亦应计算在委托理财收益总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