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
企业财务管理是在一定的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投资),资本的融通(筹资)和经营中现金流量(营运资金),以及利润分配的管理。
企业财务管理是通过价值形态对企业资金运动进行决策、计划和控制的综合性管理。
财务管理是在一定的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投资),资本的融通(筹资)和经营中现金流量(营运资金),以及利润分配的管理。
西方财务学主要由三大领域构成,即公司财务、投资学和宏观财务。其中,公司财务在我国常被译为“公司理财学”或“企业财务管理”。
财务不同于其他部门,本身并不能创造什么价值,但由于企业财务管理是直接向管理层提供第一手的信息,因此,企业财务管理实际上是一个隐性的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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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尼克森贝利 模型
参考文献
第一章 金融市场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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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货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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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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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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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衍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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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利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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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风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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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风险资产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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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效率市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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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期权的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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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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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金融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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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迈伦·斯科尔斯的成就贡献
斯科尔斯与已故的经济学家费西尔·布莱克曾于1973年发表《期权定价和公司债务》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们给出了期权定价公式,即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它与以往期权定价公式的重要差别在于只依赖于可观察到的或可估计出的变量,这使得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避免了对未来股票价格概率分布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依赖,这主要得益于他们认识到,可以用标的股票和无风险资产构造的投资组合的收益来复制期权的收益,在无套利情况下,复制的期权价格应等于购买投资组合的成本,好期权价格仅依赖于股票价格的波动量、无风险利率、期权到期时间、执行价格、股票时价。正是这篇文章的开创性研究为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荣誉,这篇文章所提出的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对这一领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也对后续的金融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上述几个量除股票的估计也比对未来股票价格期望值的估计简单得多。市场许多大投资机构在股票市场和期权市场中连续交易进行套利,他们的行为类似于期权的复制者,使得期权价格越来越接近于布莱克-斯科尔斯的复制成本,即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所确定的价格。布莱克和斯科尔斯通过对1966年至1969年期权交易价格数据的分析、另一学者哥雷对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成立后前七个月交易价格的分析都证实了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准确性。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复制法则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告诉人们可以利用已存在的证券来复制符合于某种投资目的的新的证券品种,这成为金融机构设计新的金融产品的思想方法。该论文中关于公司债务问题的论述也极富创建性,指出:企业债务可以看作一组简单期权合约的组合,期权定价模型可以用于对企业债务的定价,这包括对债券、可转换债券的定价。传统方法在分析权益价格、长期债务、可转换债券时,对资本结构中不同的组合成分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利用期权定价理论评价企业债务时,对资本结构中不同的组成部分同时进行评价,这样就考虑了每种资产对其他资产定价的影响,确保了整个资产结构评价的一致性。
Ⅳ 什么是普通可转债
分离交易可转债是一种新的可转债,在结构、存续期限、行权方式等方面与普通转债有一定的差异。分离交易可转债具有权证存续期比普通转债的期权有效期短、行权需要再缴款、一旦确定行权价后不可以再修正等特征。
由于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以分解为普通公司债券和认股权证,所以定价时可以分别确定两部分价格。普通公司债券的价格可以根据企业债收益率曲线确定。认股权证的价格决定比较复杂。虽然一些权证定价模型可以给出认股权证的理论价格,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各种投机因素的叠加,权证市场价格会大幅度偏离理论价格,所以认股权证定价要考虑投机因素的作用。
理论上,附认股权证公司债的认股权证行权价格与可转债的转股价格是一致的,权证到期,如果股价高于权证行权价格,权证价值=股价—行权价,权证持有人如果放弃行权,就损失了权证价值。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分离交易后,可转债的期权价值将进一步体现在权证价格上,而正股价格的波动将对权证价值造成影响,这也就意味着上市公司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业绩促使股价上升,才能获得更多的再融资。
我国证券市场上投资者的交易偏好是权证强于股票,股票强于债券。可转债用期权价值补偿了普通公司长期债券的债性,所以票面利率较低,节约了公司的财务费用,但是当公司股价远低于转股价格时,可转债的票面利率就要求较高;分离交易可转债就是把可转债的股性分离出来,分离交易的结果是扩大了期权的市场溢价,从而加大了对公司债券的债性补偿,可以降低其票面利率,节约上市公司财务费用。
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需求。追求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二级市场交易购入权证,债券部分则可以满足低风险偏好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需求。
Ⅳ 请问股票市场上用于CAPM估价的平均收益率是怎样计算得到的
公司价值的概念在国外早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并在近几十年来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公司资本结构理论、风险收益和资产定价理论、公司并购理论、公司价值评估理论和公司战略理论等。关于公司价值的衡量,西方学者和公司界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中从不同的角度形成了不同的公司价值观,主要有折现自由现金流量价值观、市场价值观、公司资源价值观和未来收益折现价值观等。在现代金融学和公司财务领域,折现自由现金流量公司价值观是西方被最为广泛地认同和接受的主流公司价值观,而且被西方研究者和著名的咨询公司如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成果所证实。这一模型在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中被广泛应用于投资分析和投资组合管理,公司并购和公司财务等领域。本文论述的理论基础是自由现金流量公司价值观,下面仅从公司自由现金流量的角度探讨公司的价值。
1 折现自由现金流公司价值模型
1.1 基本原理与模型
折现自由现金流量公司价值观认为公司价值等于公司未来自由现金流量的折现值。即选定恰当的折现率,将公司未来的自由现金流折算到现在的价值之和作为公司当前的估算价值。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一项资产的价值等于该资产预期在未来所产生的全部现金流量的现值总和。
(1)
不同的资产预期现金流量不同,如对股票来说主要为红利;对债券来说为票息和本金支付;对实物投资来说,则应为税后净现金流。折现率是预期现金流量风险的函数,风险越大,现金流的折现率越大;风险越小,则资产折现率越小。
公司现金流量折现价值模型主要包括股权自由现金流估价模型和公司自由现金流估价模型。股权自由现金流量(FCFE,Free Cash Flow of Equity)是公司支付所有营运费用,再投资支出,所得税和净债务支付(即利息、本金支付减发行新债务的净额)后可分配给公司股东的剩余现金流量,FCFE的计算公式为:
FCFE=净收益+折旧-资本性支出-营运资本追加额-债务本金偿还+新发行债务 (2)
公司自由现金流(FCFF,Free Cash Flow of Firm)是公司支付了所有营运费用、进行了必需的固定资产与营运资产投资后可以向所有投资者分派的税后现金流量。FCFF是公司所有权利要求者,包括普通股股东、优先股股东和债权人的现金流总和,其计算公式为:
FCFE=EBIT×(1-税率)+折旧-资本性支出-追加营运资本(3)
根据增长模式不同,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有很多种型式,如稳定增长模型、两阶段模型、H模型、三阶段模型和N阶段模型等,根据本文论述主题的需要,下面仅简要讨论FCFE和FCFF模型的基本原理。
FCFE折现估价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公司股权价值等于公司预期股权现金流量按股权成本进行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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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FF折现模型认为公司价值等于公司预期现金流量按公司资本成本进行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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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模型输入参数
用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模型进行公司估价时,需要确定的输入参数主要有自由现金流量的预测、折现率(资本成本)估算和自由现金流量的增长率和增长模式预测。
1)预测未来自由现金流量
公司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的自由现金流量,而不是历史的现金流量,因此需要从本年度开始预测公司未来足够长时间范围内(一般为5-10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这是影响到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估价准确度的最为关键的一步,需要预测者对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行业结构与竞争、公司的产品与客户、公司的管理水平等基本面情况和公司历史财务数据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熟悉和把握公司的经营环境、经营业务、产品与顾客、商业模式、公司战略和竞争优势、经营状况和业绩等方面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远景预测。
在分析公司和行业的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对行业和产品及公司经营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要对公司未来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和定位进行预测和评价,对公司销售、经营成本、折旧、税收等项目进行预测,而且要求预测者采用系统的方法保证预测中的一致性,在预测中经验和判断也是十分重要的。
2)资本成本
公司资本一般可分为三大类,即债务资本、股权资本和混合类型资本,混合类型资本包括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和认股权证等。从投资者角度看,资本成本是投资者投资特定项目所要求的收益率,或称机会成本。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资本成本是公司吸引资本市场资金必须满足的投资收益率。资本成本是由资本市场决定的,是建立在资本市场价值的基础上的,而不是由公司自己设定或是基于帐面价值的帐面值。债务和优先股属于固定收益证券,成本的估算较为容易,可转换债券和认股权证等混合类型证券,由于内含期权,成本一般可分为两部分进行估算,其中内含期权的估算可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法和二项式定价模型进行估算。普通股成本的估算模型较多,具体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模型(APM)、各种形式的扩展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风险因素加成法、Fama French三因素模型等模型。这些模型的共同点在于:(1)都建立在证券市场有效的前提下,存在无风险基准收益率和无套利定价机制;(2)基本原理都是股权资本成本=无风险收益+风险补偿,只是风险补偿补偿因素及估算上存在差异。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权益资本成本股价模型,传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建立在资本市场有效、投资者理性、厌恶风险并且投资组合分散程度充分和有效等假设基础之上,因此只考虑补偿系统风险因素,用单一的β来反映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程度。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公式为:
Ke=Rf+β[E(m)-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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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司在估算资本成本时,一般使用5-6%的市场风险溢价,β系数的预测方法较多,常用的有以下三种方法:
①在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有市场服务机构收集、整理证券市场的有关数据、资料,计算并提供各种证券的β系数;
②估算证券β系数的历史值,用历史值代替下一时期证券的β值;
③用回归分析法估测β值。
债务成本是公司在为投资项目融资时所借债务的成本,公司债务成本与以下因素有关:
①市场利率水平:市场利率上升,公司债务成本会随之上升;
②公司的违约风险:公司的违约风险越高,债务的成本越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则债务的边际成本越高。
③债务具有税盾作用:由于利息在税前支付,所以税后债务成本与公司的税率有关,公司的税率越高,债务税后成本就越低。
公司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计算公式为:
WACC=Kd(1-T)×WD+K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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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自由现金流价值模型看公司价值创造
公司的价值是公司预期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按公司资本成本折现的净现值。所以自由现金流量是公司的价值创造之源,公司的任何一项管理活动和决策必须满足以下四个中的一项或多项条件,才能为公司创造价值:
增加现有资产产生的现金流;
增加现金流的预期增长率;
增加公司高速增长期的长度;
优化融资决策及资本结构管理增加公司价值。
2.1 增加现有资产的现金流量 增加公司价值
1)提高营运效率增加公司价值
公司营运效率影响其营业利润率。其他条件相同时,公司营运效率越高,则其营运利润率越高,所以提高营运效率能为公司创造额外价值。可以通过许多指标来分析公司通过营运效率提高公司价值的潜力,例如通过杜邦分析体系,最常用也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进行同行业公司比较,如果公司的营业利润率大大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则应查找原因,采取措施提高营运效率以提高公司价值。
2)降低公司税务负担增加公司价值
公司的价值是其税后现金流的折现值,因此当公司营业利润一定时,任何能降低公司税负的行为都能提高公司价值。这些措施包括:
①跨国公司可通过公司内部成员单位之间转移定价或其他途径将利润由高税区转移到低税区;
②经营业绩良好的公司通过并购符合条件的营业亏损的公司可以降低当前和未来的盈利税收负担;
③在采用累进税制的地区,公司往往通过盈利管理使多年的利润平滑化,以避开高的边际税率区,这种办法在盈利周期性波动较大的公司采用得更多。
3)降低现有投资项目的净资本支出提高公司价值
净资本支出=资本支出-折旧,作为一项现金流出,它降低了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净资本支出中一部分用于投资公司未来增长,一部分用于现有设备生产能力和寿命的维护,如果公司在不影响现有设备的生产能力和使用寿命的前提下压缩现有投资项目的净资本支出,则可以提高公司价值。
4)管理不良投资增加公司价值
公司一般都存在收益低于资本成本的投资项目,对此类投资应仔细分析比较投资的经营价值、剥离价值和清算价值。投资项目的经营价值是选择继续经营项目,项目在寿命周期里预期产生现金流量的折现值;项目的清算价值是终止项目并进行清算公司可以得到的现金流;项目的剥离价值是其他投资者给项目的最高买价。如果项目的剥离价值或清算价值高于经营价值,则公司可以通过剥离或清算投资项目来增加公司价值,即:
如果清算价值最大,则应进行清算:公司的价值增加=清算价值-经营价值;
如果剥离价值最大,则应进行剥离:公司的价值增加=剥离价值-经营价值。
5)降低非现金营运资本增加公司价值
非现金营运资金=非现金流动资产(主要为存货和应收帐款)-流动负债(主要为应付帐款,不包括本年到期的长期债务部分)。非现金营运资产的增加为一项现金流出,对于零售和服务公司来说,公司往往通过维持一定的库存水平,采用信用销售来增加销售量,所以非现金营运资本造成的现金流出往往大于资本支出。公司可以通过加强信息管理水平降低库存和营运资本提高公司现金流,以提高公司的价值。
2.2 增长速度与公司价值
公司权益的可持续增长速度为公司在不通过外部融资的正常经营条件下可以长期保持的增长速度,公司权益的可持续增长速度=利润再投资率×权益资本报酬率ROE,在存在外部融资的条件下,公司的预期增长速度=资本再投资率×资本投资回报率ROA。如果公司的边际资本报酬率大于边际资本成本,增加投资能提高公司价值,此时应增加资本投资提高公司增长速度以提高公司价值。如果公司的边际资本回报率低于边际资本成本,则公司增长越快,价值损毁越多,此时应提高公司边际资本回报或降低再投资率以提高公司价值。
2.3 延长高速增长期的长度 提高公司价值
任何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都会进入增长速度等于或小于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的成熟期。当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ROA大于资本成本,即存在超额利润时,高速增长能提高公司价值;另一方面,某一领域的超额利润会吸引竞争者进入导致竞争加剧,最终导致高速增长期的结束。因此要延长高速增长期的长度,公司必须建立并提高进入壁垒和竞争优势。公司可采取以下措施建立竞争优势,延长高速增长期的长度以提高公司价值:
1)价值链分析(Value Chain Analysis)
由于产品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产品的寿命周期越来越短,顾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导致顾客的忠诚度越来越低。为了找到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可以进行价值链分析,价值链表明消费者心目中的产品或服务价值是通过公司内部一连串的物质、信息与技术上的具体价值活动(value activities)与利润(margin)所构成,在与其他公司竞争时,其实是内部多项活动在进行竞争,透过价值链分析,可以知道公司在哪些活动占有优势,那些处于劣势。还可以进行扩展的价值链分析,将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顾客的价值链与公司的价值链整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发现公司扩展价值链中能降低成本或增加差异化的潜在的价值改善因素,提供能增加顾客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加强基于价值管理的客户关系管理,不断提高顾客忠诚度,增加公司价值。
2)增加成本优势(Cost Leadership)
竞争中的成本领先优势能在很多方面增加公司的价值,低成本能提高营业利润率,或者公司可以在产品或服务的定价上比竞争对手更低,从而提高产品的市场份额,增加销售额,提高资本周转率。公司的低成本优势来自于规模经济、占有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优势、靠近主要的原材料产地或需求旺盛的产品市场、对分销渠道的独占权以及能降低成本的产品设计、工艺或专有技术等等。
3)差异化战略与品牌优势(Differentiation)
拥有差异化产品和品牌优势的公司在竞争中往往处于有利地位,公司往往可以比竞争者定更高的价格提高利润率或在相同的价格下能比竞争者销售更多的产品提高周转率和运营效率。公司可以通过基于价值的系统的品牌管理来提高品牌的价值。提升品牌价值可以增加公司价值。
2.4优化融资决策及资本结构管理 增加公司价值
公司融资决策和资本结构管理需要按照自身的业务战略和竞争战略,从可持续发展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角度使融资产品的现金流出期限结构要求及法定责任与企业预期现金流入的风险相匹配;平衡当前融资与后续持续融资需求,维护合理的资信水平,保持财务灵活性和持续融资能力并且尽可能降低融资成本以增加公司价值。
公司融资决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设计公司债务融资时尽量使公司各种类型债务的偿债现金流与公司资产产生的预期现金流匹配以降低公司的违约风险和债务融资成本,提高公司最优负债比例,利用杠杆优势增加公司价值。债务现金流和资产现金流严重不匹配会毁损公司的价值。例如,当公司采用短期负债来融资长期资产,或公司大量采用一种货币的债券融资购买预期产生另一种货币现金流的资产,都将加大公司的违约风险,导致债务成本上升,毁损公司的价值。
金融工程的重要的应用之一就是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趋势,运用金融工程技术,通过融资方案专业设计,还可以通过结构化衍生产品,不断降低融资成本。其中包括:根据利率变化预期设计融资产品如浮动利率债务或含有公司可赎回条款的债务以规避利率风险;利用投资者与公司之间对公司未来成长能力预期之差异设计融资产品合约如可转换证券、认股权、可赎回股票等融资方式;利用税法设计融资产品如利用资本收益和利息收益税率的差异,发行零息票债券等。
Ⅵ 高级债券与次级债券的区别和联系
高级债券与次级债券的区别如下:
(1)概念不同:
高级债券是高于其他债券级别的债券。由摩迪氏证券服务公司或标准普尔公司确定的等级,一般来说,质量高的债券是信用好的债券,记作AAA或AA、A。
次级债券,是指偿还次序优于公司股本权益、但低于公司一般债务的一种债务形式。次级债里的“次级”,与银行贷款五级分类法(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里的“次级贷款”中的“次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2)偿还期限不同:
作为附属资本的次级债券根据有无偿还期限还可分为高级附属资本和低级附属资本两类。高级附属资本为无规定偿还期限、可累积的次级债券,具体包括可累积优先股、次级可转换债券和永久次级债券。
(3)作用不同:
高级债券可以且必须用于分担银行的损失,且不必停止交易,而次级债券仅在银行破产清算时才可用于清偿银行的损失。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级债券比次级债券更具有充当资本的属性。最常见的高级债券就是可转换债券。
Ⅶ 后资本结构理论的资本结构管理控制模型的实证检验
Stulz模型、Harris-Raviv模型和Israel模型包含了丰富的实证检验假设在内,例如Stulz的四项结论,Harris和Raviv的两个定理,Israel的定理2至定理7,遗憾的是,无论是Stulz或Harris和Raviv,还是Israel,都没有亲自做过这方面的实证检验。公司控制权市场学派中有关公司控制权市场部分的实证检验早先主要是借用公司财务其他相关领域里的实证研究结果,例如20世纪80年代一批学者关于资本结构变动效应的实证分析,其中包括Masulis(1980,1983)等人关于转换要约的分析,Dann(1980)和Vermaelen(1981)等人关于股票回购的分析,Korwar(1983)、Asquith和Mullins(1985)等人关于多次发行的分析,Mikkelson(1981)、Dann和Mikkelson(1983)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分析,Dann和DeAngelo(1988)关于所有权结构的分析,以及Amihud、Lev和Travlos(1990)关于投资机会选择的分析。这批实证研究内容参差不齐,方法前后各异,结论多有出入,,何况还是借用别人的东西,结果当然不甚理想。其中较为值得一提的是Dann和DeAngelo(1988)的文章。Dann和DeAngelo的文章里有两句话谈到了资本结构与公司控制权市场之间的关系。在第一句话里,他们说:“从表决权的集中角度来解释股票回购同样也是最近由Harris和Raviv(1988)和Stulz(1988)建立的资本结构模型里所隐含的意义。”在第二句话里,Dann和DeAngelo又说:“事前选择资本结构。本身代表了一种反收购防御办法”,不过,他们认,这方面内容仍是“悬而未决的实证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有学者直接进行关于资本结构管理控制模型的实证检验,包括Friend和Lang(1988)、McConnell和Servaes(1990,1995)等,新近的研究则有Berger、Ofek和Yemack。Friend和Lang检验的基本想法很简单。他们认为:作为内部人的管理者所持有的股份越高,他们根据自我利益来调整公司负债比率的能力和动机就越强;此外,由于公司里除管理者之外,往往还存在大量的非管理性大股东(所谓非管理性大股东,是指持有公司发行在外股票比例在10%或以上的股东。)受这些大股东的约束,管理者常常无法按其意愿调整公司的负债比率,因此,必须分析这类大股东是否对管理者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Friend和Lang检验样本包括1979-1983年间于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984家公司。他们的证据说明在开放型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里,管理性大股东持有股票的市场价值以及管理性大股东持有股票比例均对公司的负债比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也表明了在开放型公司里,尽管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非管理性大股东,管理者仍具有较强的能力和动机根据其自身利益的需要来调整公司的资本结构。相反,在封闭型的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里,管理性大股东持有股票的市场价值以及管理性大股东持有股票比例对负债比率或者是没有显著影响,或者是显著性没有那么强,证据“反映了在封闭型公司里,管理者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调整负债的动机和能力都比在开放型公司里的管理者要来得低”。综合以上证据,尽管Friend和Lang自认他们的结果可能在方法论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上存在某些缺陷,但他们还是觉得“一般而言”,这一实证结果支持了资本结构管理控制模型的假设。
普渡大学的McConnell和北卡罗莱纳大学的Servaes相继于1990年和1995年发表的两篇合作论文,可谓是资本结构管理控制模型实证检验中精巧的“小品”。之所以说它们是“小品”,除了这两篇论文里涉及到这方面检验的篇幅很短外,主要还在于两篇文章的检验范围较窄,检验方法也相对较为简单。在1990年《关于股票所有权与公司价值的新证据》一文里,McConnell和Servaes基本上只是在检验Stulz的一个论点,即企业价值与其内部人持有的股票比例成一种曲线关系。McConnell和Servaes分别以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1976年的1173家上市公司和1986年的1093家上市公司构成检验样本,然后选择托宾q为因变量,管理者与董事成员持股比例(INO)、大股东持股比例(LB)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O)为自变量进行回归。他们的实证结果显示:如果以管理者与董事成员的持股比例(INO)来衡量内部人持股比例,则有“强有力证据”表明企业价值与内部人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曲线关系,企业价值先升后降。在较低的持股比例上,内部人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产生“强烈”的正面影响,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没有独立的影响。不过,McConnell和Servaes的这篇“小品”仅仅只是谈到了企业价值与企业内部人持股之间的关系,尚未谈到资本结构(负债比例)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McConnell和Servaes的文章还没有理清资本结构、所有权结构、公司控制权市场以及企业价值之间的纷乱头绪。于是,在1995年的《权益所有权与债务的两面性》一文里,他们把债务杠杆因素添补到1990年的检验方程里。McConnell和Servaes的实证结果包括如下两部分:
(1)关于企业价值和债务杠杆。实证结果表明,在低增长样本组里,托宾q与企业债务之间参数估计值在三个样本检验期间均显著为正,相同检验期间内,在高增长样本组里,托宾q与企业债务之间参数估计值均显著为负;
(2)关于企业价值和内部人持股比例。McConnell和Servaes修正了他们早先的结论,内部人持股比例与托宾q之间的关系不再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而仅仅只是得到“适当的”支持。
应该说,早期关于资本结构与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的实证检验重点基本放在管理者的持股比例与负债比率之间的关系上,这一点当然可以被看成是符合Stulz模型、Harris-Raviv模型以及Israel模型的精神。但是,随着学术界对资本结构与公司控制权市场之间理论关系的深入理解,学者们认识到,Stulz等人的模型只是对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解释的“一个版本”。关于资本结构与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两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其内容其实可以更为广泛地扩展到公司治理和反收购立法等方面,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也可以更为复杂。Berger、Ofek和Yermack以及Garvey和Hanka等人的实证分析正体现了这一趋势。
Berger等人的实证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企业债务杠杆的相对水平与公司治理变量之间的关系。他们在第一部分中所选择的因变量是债务比率,且以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分别表示。Berger等人的样本包含了1984-1991年之间409家公司的2196个观察值。他们所选择的自变量则形形色色,除了诸如高层管理人员的任期及持股比例、是否存在大股东、董事会的规模与构成等所谓衡量公司治理的变量外,Berger等人还塞进了诸如公司规模、抵押资产价值、非税收利益、研究与开发费用以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与财务费用等等他们认为会“影响到债务杠杆”的控制变量。因此,这部分的实证结果自然也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由于这一部分没有说明企业债务杠杆与公司治理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Berger等人又展开第二部分分析,即分析企业债务杠杆在出现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突发事件后是否发生显著变化。Berger等人主要选择与失败的收购、高层管理人员变更和董事会变动三个事件相关的哑变量,这三个事件都体现了公司治理的变动情况。Berger等人的回归结果表明:
(1)当公司面临被收购而收购又不成功时,公司的债务杠杆都会出现相当规模的显著增加;
(2)高层管理人员的变动同样导致较高的债务杠杆,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
(3)董事会的变动与新发行的债务有关。Berger等人自信地认为:“我们的结果强烈地表明管理者防御的程度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并且把这一结论看成是“本文的主要贡献”。
Garvey和Hanka于两年后发表了一篇自称可作为Berger等人论文“补充”的实证检验报告。他们的研究思路与Berger等人研究的第二部分内容相类似,不过,Garvey和Hanka所选择的影响公司债务杠杆变化的事件不同。在Garvey和Hanka检验中,美国地方州第二代反收购立法被圈定作为一个特定的影响事件,以此“比较在反收购立法保护前后公司的财务政策”。第二代反收购立法是公司控制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这一事件进行检验势必更为贴切地突出了公司控制权市场与资本结构理论之间的关系。Garvey和Hanka设计的自变量也完全体现了第二代反收购立法的特点。除负债比例、资产收益率(ROA)、股票收益率、总资产等例行的控制变量外,Garvey和Hanka主要加入了保护变量(protected)、地方州变量(state)和时间变量(time)三个哑变量。其中,以1987年作为美国第二代反收购立法的分水岭,1987年之前成为前反收购立法时期,1987年之后称为后反收购立法时期。保护变量反映了样本公司是否受反收购立法所保护,地方州变量反映样本公司是否处于通过反收购立法的州,时间变量反映样本公司是否处于第二代反收购立法之后的期间内。Garvey和Hanka所采用的样本包括1982-1990年之间的1203家公司。他们的多元回归结果主要包括:
(1)保护变量意味着在后反收购立法时期,受保护的公司与未受保护的公司之间的债务比例差额大约每年要减少8%。
(2)地方州变量表明,与前反收购立法时期相比,后反收购立法时期出现了反转现象,企业债务比例由增转减。
(3)部分企业除受反收购立法保护外,本身还设置了其他反收购方法,如在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企业可以通过选择加入或选择放弃来决定是否受反收购立法的保护,部分企业还采用了毒药丸防御方法等等。这些反收购方法同样也会导致企业债务比例的降低或提高。Garvey和Hanka认为:“总体而言,我们对选择加入或选择放弃以及毒药丸防御方法的考察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
(4)伴随着第二代反收购立法,企业的融资政策从债务融资转向权益融资“,后反收购立法时期权益融资的增加部分大致上正好补上了债务融资的减少部分”。
(5)与此同时,没有证据表明企业的规模与盈利能力在这段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Ⅷ 分离债权证ABC
分离交易可转债是一种新的可转债,在结构、存续期限、行权方式等方面与普通转债有一定的差异。分离交易可转债具有权证存续期比普通转债的期权有效期短、行权需要再缴款、一旦确定行权价后不可以再修正等特征。
由于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以分解为普通公司债券和认股权证,所以定价时可以分别确定两部分价格。普通公司债券的价格可以根据企业债收益率曲线确定。认股权证的价格决定比较复杂。虽然一些权证定价模型可以给出认股权证的理论价格,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各种投机因素的叠加,权证市场价格会大幅度偏离理论价格,所以认股权证定价要考虑投机因素的作用。
理论上,附认股权证公司债的认股权证行权价格与可转债的转股价格是一致的,权证到期,如果股价高于权证行权价格,权证价值=股价—行权价,权证持有人如果放弃行权,就损失了权证价值。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分离交易后,可转债的期权价值将进一步体现在权证价格上,而正股价格的波动将对权证价值造成影响,这也就意味着上市公司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业绩促使股价上升,才能获得更多的再融资。
我国证券市场上投资者的交易偏好是权证强于股票,股票强于债券。可转债用期权价值补偿了普通公司长期债券的债性,所以票面利率较低,节约了公司的财务费用,但是当公司股价远低于转股价格时,可转债的票面利率就要求较高;分离交易可转债就是把可转债的股性分离出来,分离交易的结果是扩大了期权的市场溢价,从而加大了对公司债券的债性补偿,可以降低其票面利率,节约上市公司财务费用。
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需求。追求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二级市场交易购入权证,债券部分则可以满足低风险偏好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需求。
Ⅸ 要探究实行市场化债转股的企业的财务效应可以用双重差分模型嘛,如果能用,应 该怎么用
要探究市场化的转债股和一些企业的财务状况的话,双重的模式也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