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⑴ 我国现今有多少国债

保持我国国债规模的可持续性，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逐步调整国债数量和品种期限结构，同时量化和控制其它政府债务，才能真正发挥国债政策的宏观经济调节作用。一、我国国债规模现状（一）我国国债规模的演变我国国债规模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一1958年。为了筹集国家建设资金，发展国民经济，我国在这一阶段发行了几亿元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发行规模不大，每年的国债发行额在当年GDP中比重不到1%.第二阶段：1958—1980年。我国坚持财政平衡的思想，没有发行国债，大多数年份预算保持平衡，即便有赤字，规模也很小，主要靠向中央银行透支解决。第三阶段：1981年一1993年。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筹集经济建设资金，我国于1981年恢复国债的发行。但国债发行额较小，这一阶段年平均发行量为198亿元，累计发行量为2106亿元，国债增幅比较平稳。第四阶段：1994年一1997年。由于国家预算体制改革，不再允许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解决赤字而改为发行国债，加之过于集中的还本付息，国债发行量呈现较大增幅。1994年国债发行量突破1000亿元，1995年以后，每年发行量均比上年增长30%以上，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和GDP的年均增长速度。第五阶段：1998年至今。为拉动内需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国债发行量陡升，导致1998年国债发行额高达3310.93亿元，比上年增长了33.7%.此后国债年发行量就一直节节攀升。2003年国债发行总量达到6355亿元，创下国债发行总量的新高。（二）国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5年以来，成效是显著的。1998年一2000年国家财政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共安排国债项目6620个，投资总规模2.4万亿元，到2000年底累计完成投资1.5万多亿元。1998年到2002年国债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5%、2.0%、1.7%、1.8%、1.8%.如果没有国债投资的支持，我国不会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还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国债贡献率是从动态上衡量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一个指标，它以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表示。为了使数据更精确，可以根据GDP和国债发行额的数据，建立一元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L GDP和L DEBT分别表示对GDP和国债发行额取对数，利用Eviews软件分析得到回归方程为：L GDP=6.22+0.63×L DEBT R2=O.97 t检验值：（24.5）（18.5）变量统计显著，F统计值为342.8，基本通过检验。GDP与国债发行额之间成正比，且国债发行对GDP的弹性为0.63，可见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有很大正面作用。二、我国国债规模指标分析决定或影响一个国家国债规模的因素有很多，而且每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各种经济条件和状况都存在很大差异，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其他国家或组织的国债规模指标来衡量我国国债规模。从我国的具体实际来看，我国国债规模的相关指标主要包括：国债发行额、国债余额、国债还本付息额、全国和中央的财政支出、全国和中央的财政收入、GDP、居民储蓄额。下面将衡量我国国债规模的指标分为两方面：应债能力指标和偿债能力指标。为配合下文的分析，表1给出了自1990年来我国国债规模相关因素的统计与衡量国债规模的各项指标值。（一）应债能力指标1.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当年GDP）。它反映了全社会宏观资源的利用效率，类似于企业的负债杠杆。从我国负担率走势上看，基本上是小幅慢升，在1998年前平均幅度是52以下，1998年由于国债发行的大幅增加，这一指标上升到10%，此后一直保持了较高的水平，2000年为14.54%，2002年接近20%.但由于我国国债余额增长率基数小，一直大于GDP增长率。而美国1970年代初国债负担率在33%左右，到1990年代末上升到66%，之后有所下降；日本1970年代初国债负担率只有5%，1980年代的10年中迅速上升到67%，1990年代末超过100%；德国1970年代初国债负担率也只有5%，1980年代上升到40%左右，1990年代末上升到60%，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国债负担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之上。同时，与西方发达国家规定的不超过45%，以及欧洲货币联盟签定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规定60%的比率相比，我国的这一指标显著偏低。从这方面看，承受能力还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2.国债借债率（国债发行额／当年GDP）。它反映了当年GDP增量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从表1中看出我国该指标走势一直平稳盘升，最高不过2002年的5.79%，与国际公认的50%警戒线相距甚远。如果仅以这个指标为依据来判断，则我国国债发行还有相当的空间。3.居民应债能力（国债发行额／当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债权债务关系看，政府是净债务主体，居民是净债权主体。因此，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最终主要落实到居民的应债能力上。从表1可以看出，尽管近年来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增长很快，国债发行额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率逐步提高，但由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也在快速增长，所以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率仍较低，居民购买国债的应债能力仍有较大潜力。（二）偿债能力指标1.国债依存度（国债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它表明财政支出靠债务收入的安排程度，该指标越高说明财政对债务依赖性越强，对财政未来发展威胁也越大。国债依存度有两种：一种是国债发行额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即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另一种是国债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即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前者《马约》中规定的标准为20%，而我国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自1994年开始就已连续超过20%，近年来已达到30%.日本政府即使在财政最困难时期，国债依存度的最高年份也只有37.5%.在我国，由于国债是由中央财政发行、掌握和使用，因此分析中央财政的依存度更具现实意义。由表1，我们可清晰地看到，自1990年来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一直在攀升。1996年以后连年超过50%.1998年甚至达到了67.68%.2002年即使有所回落，也依然达到42%.总之，自1990年来我国中央财政的国债依存度一直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25%.显然，我国这一指标显著偏高。2.国债偿债率（国债还本付息额／当年财政收入）。它表明当年的财政收入中必须拿出多少份额用于国债还本付息，该项指标越高，说明偿债能力越弱。由表1可明显看出我国国债偿债率已远远超过《马约》中规定的10%的警戒线。1994—1998年我国国债偿债率急增，至1998年的最高水平为23.82%，表明国债处于还本付息高峰期，已进入了不断攀升的“发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时期。我们不能忽略各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差异。以2001年为例，我国2001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6.52左右，而西方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为30%—40%.如果考虑我国的财政集中度，我们在评价国债偿债率时，就不能简单地拿10%警戒线来作为我国的标准。因此，根据我国目前国情，将国债偿债率上限修正为20Z.但即使这样，我国近几年的国债偿债率仍然高于警戒线。我国近些年由于国债规模的膨胀，加上新发国债期限较短，还本付息的支出负担日益沉重，偿债压力会进一步扩大。此外，我国的国债期限结构不甚合理，国债偿还期过于集中在“九五”后期和“十五”时期，我国今后一段时间还要面临偿债高峰的问题。在我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困难不能得到根本扭转的背景下，就不得不利用发新债来还旧债，后果是国债规模越来越大，极大地加剧了国债的规模风险。从上述的指标看，我国国债规模从应债能力角度，还具有一定的发债空间；但从偿债能力角度，则具有不容忽视的风险。三、结束语以上只是从应债能力与偿债能力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国债的规模。事实上，影响我国国债规模的因素还有很多，并且难以量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综合负债。国家综合负债是指国债规模加上各种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2.国债期限、品种结构。在国债期限上，我国现在大多是3、5年的中期国债，缺乏1年以内短期和5年以上长期国债，期限单一，平均期限偏短，偿债高峰周期短；在品种结构上，国债品种结构设计不合理，我国20多年来不可流通的凭证式国债占主导地位，满足不了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品种的不足同样制约着国债规模的发行空间扩展。3.中央银行对国债的需求。就货币政策而言，央行在国债市场上的公开市场业务，是调节货币供给量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为便于公开市场操作则更关注国债的高流动性，希望多发行短期国债，并要求国债达到一定的规模，不能仅以财政赤字的消除为限。因此，在国债规模控制中，既要考虑财政原则，也要考虑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规模和期限结构。4.国债资金运用的效果。由于我国缺乏对资金使用效益的监管制度，加上地方政府对资金的争夺，项目缺乏可行性研究等，使得国债的利用效率很低，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另外，我国国债还属于筹资型国债，国债资金用于建设性支出的比例还比较低，形成“赤字债务化，债务消费化”的倾向，这势必影响国债的实际规模。

⑵ 我国现在的国债发行规模是否太大如何正确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

不大 ，因为发达国家的国债的规模一般会有GDP的50%以上，有的甚至达70%，而我们国家只有2%左右，所以不大，有很大的空间。

⑶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为什么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会防范或导致通货膨胀吗

国债发行逐年扩大是常态，应该不是金融危机冲击的结果。多发国债可以抑制通货膨胀。
国债的发行在根本上解决不了通货膨胀。主要看国债的买家是谁，如果新发行的国债是国内投资者，而政府增发国债的同时减少财政支出可以减缓通货膨胀，因为流通的货币被政府沉淀为财政存款，不过这一招很少用，因为世界上各国能有财政盈余的政府不多；如果购买国债的是国外的投资者，而政府同时加大了财政支出，由于外资的流入会增加货币总量，会增加通货膨胀；如果购买国债的主体是货币当局比如中央银行，则相当于央行向市场注入了流动性，也是增加通货膨胀的。
通胀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货币增速与经济增速之差，影响货币增速的因素非常多：利率，外资，国债都是变量，不可一概而论。影响经济增速的也有消费，出口，投资等等方面也不是发行国债能控制的。

⑷ 我国国债规模是否适度

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国债规模进一步膨胀，因此，不免使人们产生了一些担心：现有的国债规模是否过度了？这样的国债规模是否会造成沉重的偿债负担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是学术界和实际决策部门普遍关注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对此作出理性而准确的回答，不但要对中国现在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未来的走势作出准确的分析，还要通过对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下面，本文就通过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来分析一下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及合理走势。
一、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二）、对借债率的比较。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而中国的借债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较低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94年起，中国的国债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体在25％－－30％，远远超过了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90年代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三）债务依存度的比较。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值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国债依存度这一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29.65%和71.12％，几乎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3－10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间，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也不过37％。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同，在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比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指标中，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离在政府预算之外，保守的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预算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第二，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 ，使帐面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小一块。又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被怎样高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警觉，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偿债率的比较。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在1994年以前，由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的也就不多，偿债率较地，如1990年不过是6.5%。但从1994年起，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的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二、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⑸ 如何判定一国国债发行规模是否适度

一、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二）、对借债率的比较。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而中国的借债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较低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94年起，中国的国债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体在25％－－30％，远远超过了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90年代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三）债务依存度的比较。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值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国债依存度这一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29.65%和71.12％，几乎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3－10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间，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也不过37％。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同，在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比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指标中，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离在政府预算之外，保守的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预算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第二，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 ，使帐面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小一块。又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被怎样高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警觉，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偿债率的比较。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在1994年以前，由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的也就不多，偿债率较地，如1990年不过是6.5%。但从1994年起，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的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二、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⑹ 影响债券发行规模的因素

你好，主要是信用因素，
国内整体的信用状况，以及企业自身的信用情况都很重要。

⑺ 国债的购买数量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国家财政收支差额和还本付息是影响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最重要因素。
国债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已成为各国政府不可缺少的宏观调控工具。我国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国债规模日趋庞大，尤其是 20世纪 90年代末，为阻止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对抗国内的通货紧缩趋势，我国连续 6年实施以扩大国债投资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国债发行量大增，对刺激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功劳巨大。

⑻ 简述发行国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原因

发行国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适度的国债规模刺激经济发展,规模过大对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适度的国债发行可以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国家公债的运用可以影响市场利率。适度的国债可以调节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平衡。

原因：国债是弥补财政赤字的较优方式。败政赤字出现后,一般有三种方式弥补。一是动用历年的财政结余;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或透支;三是发行国家公债。

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将社会暂时闲置的个人公共消费资金集中起来,并改变其使用性质,将其转向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或将资金沉淀下来,变一部分现实的购买力为潜在的购买力,从而减缓总需求压力。

(8)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影响因素分析扩展阅读：

在所有的理财产品中，国债由国家信用做为背书，应该是属于最安全的投资产品。称市场称为“无风险投资”。

2019年，国债三年期收益率为4%，五年期收益率4.27%，相比银行定期同期产品并不低。在银行理财产品打破刚兑的情况下，国债毫无疑问成为了“保本理财”性价比较高的替代品之一。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推出储蓄国债“随到随买”试点，将储蓄国债发行时间由原来的10天延长至全月。

而个人投资者可在4月全月，通过40家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共计约13万个营业网点，以及27家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的网上银行购买储蓄国债，有利于提高个人投资者购买储蓄国债便利性。

本次发行的电子式储蓄国债在发行期内不得提前兑取，发行期结束后方可提前兑取。而且提前兑取业务只能通过承销团成员营业网点柜台办理。

⑼ 哪些因素影响着美国的国债发行量和数额

美国国债主要受美国自身的经济状况的影响，还有政府的财政收支等，例如这次金融危机，美国7000亿救市，就是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募集资金、另外伊拉克战争；当政府每年的收入都不能弥补支出的窟窿，就需要提请国会同意，加大发行国债的额度。

⑽ 分析当前全球经济状况、我国经济状况，及对我国证券市场可能造成的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分析和调控对策建议

内容摘要：2008年我国经济经受了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通过精心有效的宏观调控，基本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格局，预计GDP增长10%左右，CPI上涨6.3%左右。2009年，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我国经济面临着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预计2009年GDP增长9%左右，CPI上涨4%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19%，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增长16%，贸易顺差2350亿美元，同比减少约9%。建议宏观调控将“保增长、促转型”作为基本取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一、2008年中国经济在发展中调整
2008年，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超出预期，国内出现突如其来的重特大自然灾害。面对国内外一系列不利因素，党中央、国务院沉着应对、果断决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重点和力度，在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保持了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
1.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取得初步成效
无论是年初确定的“双防”方针还是年中调整的“一保一控”方针，我国始终将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2008年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之一，采取综合措施全面控防通货膨胀。支农惠农政策力度加强，使夏粮连续第五年增产，秋粮丰收在望，肉禽蛋等生产稳定发展，食品价格同比涨幅已经从2月份最高时的23.3%回落到8月份的10.3%，其中猪肉价格从2月份上涨63.4%回落到8月份上涨1.0%。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势头的扭转成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明显回落的主要原因。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4.9%，涨幅比2月份高点8.7%回落了3.8个百分点，年内有望继续小幅走低，预计2008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6.3%，物价过快上涨的趋势初步得到扭转。
2.及时调整调控政策取向促进三大需求积极变化
在国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下，我国经济连续减速，经营困难的企业和行业不断增多，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将“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政策取向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目标，及时出台了多项微调措施，促进下半年三大需求出现积极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更加强劲，1-8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9%，增幅同比加快6.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8%，增幅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稳定增长，前8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84920亿元，同比增长27.4%，增幅同比加快0.7个百分点。在出口退税率提高和汇率升值放缓等多项政策利好刺激下，7、8月份当月贸易顺差同比增长3.8%和14.9%。总需求的积极变化有利于稳定经济走势，初步预计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10%左右。
3．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
在宏观调控政策引力和市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外贸结构进一步优化，“两高一资”产品和粮食出口受到政策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上升。从工业生产看，高能耗产品产量增速明显放缓，1-8月，生铁、粗钢、钢材、十种有色金属和水泥产量分别增长6.5%、8.3%、10.1%、13.3%和7.4%，增幅同比下降9.8个、9.4个、10.8个、11个和7.6个百分点。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产量同比增幅由去年10.2%提高到今年的31.6%；大气污染防治设备产量同比增幅由去年的5.2%提高到今年的50.3%。工业结构的改善有利于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预计今年节能减排完成情况好于去年。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也出现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需明显收缩使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证券市场股指调整幅度过大和成交低迷，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厚；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到位，煤电油气运短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资本跨境流动使我国货币流动性过剩压力不减，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又十分紧张；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不利因素较多，服务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在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下，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下图显示，2008年二季度以来，反映经济未来运行趋势的先行指数下降势头明显，表明经济趋势性下滑的风险在增大。
对2008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预测详见附表1。

二、充分估计2009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严峻性
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2009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
1.次贷危机的恶化使世界经济复苏艰难
次贷危机继续向纵深发展，正在严重破坏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秩序。这场金融危机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和什么时候充满不确定性。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继续扩散，由于发达国家金融领域普遍出现信用和信心危机，企业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规模缩水，商业银行普遍的惜贷行为使工商业实体经济活动失去金融支持。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将放大次贷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的拖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大调整严重打击经济信心，使世界经济的复苏可能进一步推迟。世界经济复苏缺乏新的增长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将低于2008年。今年8月份以来，全球经济降温使国际油价跌幅超过30%，带动其它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同程度的下降，近期各国通货膨胀率纷纷呈现见顶回落迹象，预计2009年随着世界经济进一步降温，通货膨胀压力较2008年减弱。
2.国际经济低迷将进一步收缩我国外部需求
2008年，美国经济陷入次贷危机后的低迷状态，美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大幅放缓，1-8月份仅增长10.6％。但由于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相对稳定，1-8月份对欧盟出口仍然增长26.3%。次贷危机负面影响已经从美国向欧洲、日本和新兴国家传导，欧盟和日本二季度经济负增长；同时，8月份以后美元汇率反弹使人民币对欧元、日元升值加快，2009年我国对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出口可能全面放缓，外贸顺差规模进一步缩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下拉影响可能比2008年更加严重，使我国2009年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
3.房地产开发投资降温，带动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减速
1-8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9.1%，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1.4%。但房地产成交量大幅萎缩，房价调整迹象明显，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紧张，市场可能由“量跌价滞”进一步发展为“量价齐跌”，初步预计，在2008年高基数的台阶上，200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下滑到10%以下，房地产投资增量从6800元减少为3200亿元，这将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减速。由于房地产是产业链较长的支柱产业，也是这一轮经济扩张的龙头产业，它的周期性调整将拖累一连串行业景气度下降，钢铁、建材等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随之减速。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土地出让金收入，今年以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增幅明显下降将影响明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4.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保持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难度加大
2008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但农民进一步增收面临许多制约因素，股市和房市调整使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缩水，扣除物价因素后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比前几年下降。“奥运景气”消失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可能逐步放缓。汽车、住房两大消费热点开始降温。1-7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0.8%，增幅下降37.2个百分点。上半年汽车销量增幅回落11.4个百分点，8月份全国汽车销售环比下降5.53%，同比下降6.34%。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热点退潮后在短期内很难由其它消费热点替代，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都可能低于2008年。
5.成本上升与产能过剩“两碰头”，企业效益不容乐观
2008年不得已对成品油、电力、公用事业等价格实行行政管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经济运行正常秩序受到较大影响。8月份火力发电仅增长1.8％，从供给方面约束了工业生产正常增长，如不及时解决这一突出矛盾，工业急剧减速将会威胁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2009年我国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产能过剩背景下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而销售价格难以提高的重压，企业效益将大幅滑坡，财政收入形势严峻。
三、2009年不同政策和环境组合下的经济增长情景预测
2009年，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宏观调控必须采取灵活有效的应对之策。我们将2009年国际经济环境分为轻微衰退、低速增长和轻微复苏三种情境，相对应地设计了三种不同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模拟预测了三种可能情景下的中国经济走势（见附表2）。
1.中方案：平稳增长情景(GDP增长9%左右)
美国、欧洲、日本三大经济体低速增长但没有陷入衰退，国际石油、粮食价格虽有波动但年均价水平比2008年有所下降，国内外没有比雷曼破产、汶川地震更强烈的突发事件发生；宏观调控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首要政策目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并根据实际运行变化，围绕“保增长、促转型”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2000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6%-17%，保证对普通住宅、经济适用房等房地产项目的正常贷款。
在上述条件下，经初步测算，预计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9%左右。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速小幅回落到3%左右。第二产业受出口和投资减速影响较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的15%减速为13.5%，第二产业增速也由2008年的11.1%减速为10.2%。受金融、交通运输和房地产等服务业减速影响，预计第三产业增速比2008年低0.5个百分点。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08年27%骤然下降到10%左右，多数制造业投资降温；虽然有积极财政政策和灾后重建等加速因素支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仍然回落7.5个百分点，预计名义增长率达到19%，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幅预计达到16%左右，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放缓使我国进出口同时减速，预计全年出口和进口分别将增长14.5%和19.5%，增幅同比下降6.5个和7.5个百分点，贸易顺差约2369亿美元，同比减少9%左右。理顺资源能源和公用事业价格成为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主要因素，预计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由4%上升4.3%左右。
这一情景的特点是考虑国内外不利因素增多，国内宏观调控明确“保增长、促转型”的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作出重大调整，给社会强烈的政策预期引导，防止了经济景气连续惯性下滑，为缓解产能过剩压力、加快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提供较为宽松的景气环境。从现在掌握的信息资源分析，2009年出现这一情景的概率预计达到60%左右。
2、高方案：快速增长情景(GDP增长9.5%以上)
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在2009年出现复苏，世界经济实际情况好于预期，国际石油价格水平低于2008年，国内外没有影响经济发展的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同时，宏观调控政策以“保增长”为首要目标，实行“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中央财政发行建设国债3000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8%左右，向在建和新开工投资项目（包括房地产）提供充足的贷款。
在上述条件下，虽然房地产投资增速由2008年的27%下降到15%左右，但新开工的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和灾后重建投资规模较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然较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达到24.5%。由于就业和收入状况较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达到18%。国际经济形势好于预期使出口增长17.5%，国内保持高增长使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需求保持旺盛，进口增幅也达22.5%，对外贸易顺差达到2447亿美元左右，同比减少6%。初步预计经济增长率将保持9.5%以上的速度，但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也继续保持在5%左右，理顺资源能源和公用事业价格成为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主要因素。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4%左右。
这一情景的特点是国际经济表现好于预期和宏观调控全面扩张政策的力量重合，较好维持了经济景气，继续保持就业扩大的局面，但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环境压力，可能使控制通货膨胀的成效前功尽弃，不利于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出现这一情景的概率预计在20%左右。
3、低方案：大幅下滑情景(GDP增长8.5%以下)
如果我国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轻微衰退；国内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到5%以下，投资新开工项目明显减少，虽有灾后重建等政策性投资支撑，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14.5%左右，增幅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4%，也比上年下降8个百分点；由于国内景气下滑，进口增幅下降，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1.5%和16.5%，贸易顺差2291亿美元，同比减少12%。经济增长率可能下滑到8.5%以下。由于经济景气明显回落，物价上涨压力减弱，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由4%上升4.5%左右。
这一情景的特点是国际环境剧烈变化与国内政策变化的紧缩效果叠加，使经济降温过快，就业压力更加突出，金融坏帐快速浮出水面。我们认为，我国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有效性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必然会根据经济运行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力度，这一情景发生的概率仅为20%左右。
四、对2009年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双加速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国内储蓄率较高，外汇储备充裕，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充分，国内消费市场潜力较大，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有力激发国内各方面发展积极性，因此，我国经济具有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活力和潜力，通过适时有效的调控，我国经济定能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对2009年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建议是：
1.以“保增长、促转型”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
当前，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但从国内农产品价格走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次贷危机后国际货币流动性变化趋势和美元汇率走势等因素看，我国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有了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控物价的政策效果2009年将进一步显现。与此同时，次贷危机对世界各国实体经济的破坏作用不断加剧，国内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长速度回落过快，经济过快下滑的风险在逐步增大。建议2009年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宏观调控首要政策目标。之所以要将“保增长”和“促转型”并列为首要政策目标，是因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同样突出，解决当前经济困难不仅需要总量政策的适度放松，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才能重构中国经济增长新活力，重获中国经济新的国际竞争力。将“保增长”和“促转型”并列为首要政策目标有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国应对复杂形势的思想和行动，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发展积极性更好地引导到落实科学发展观上来，防止为保增长重走粗放型发展老路。
2.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
建议2009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同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所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这次不仅要扩大政府建设投资，由政府配置资源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更要强调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减税费降低企业成本和居民负担，增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积极性。加大对结构转型的财政支持力度，在全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以促进企业设备装备更新；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对公益性科研机构和公益性行业科研的支持力度，支持国内重大装备制造业振兴和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开展企业创新风险投资试点，为企业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建议2009年中央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扩大到2000亿元，重点用于灾后重建、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节能减排和结构升级等产业发展项目、支持“三农”项目等，采用银行配套贷款、吸收民间资金入股等办法，扩大国债投资带动作用。
3.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9年我国货币流动性局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既可能因为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使国内金融机构对国内经济形势和企业盈利前景预期转坏，普遍出现“惜贷”现象，同时国际“热钱”大量撤出，造成我国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交易量大幅萎缩，突然由流动性过剩转变为流动性不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严重短缺；也可能因为中国经济表现明显好于其他国家从而国际“热钱”继续大量流入我国，延续我国这几年一直存在的货币被动投放局面，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面对不确定性，实行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都不适宜，因此建议2009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当局要根据货币流动性变化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控制在16%-17%，取消信贷额度管理，重点加强信贷结构引导，在重视中小企业贷款的同时，引导资金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国债项目配套倾斜，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转型中的独特作用。
4.加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
前几年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超出了城镇居民的承受能力，出现调整实属必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以改善供给结构和满足自住需求为导向，既要促进房价的理性回归，也要防范多重不利因素叠加导致市场过度调整。改善供给结构，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普通住宅的土地供应，加大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供给，大中型城市要扩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完善住房保障体系。金融机构应对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评估，保证对普通住宅和经济适用房等房地产项目的正常贷款，稳定房地产投资规模，保证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正常施工和竣工，防止因资金链断裂而出现大面积“烂尾楼”现象。要允许房地产上市公司和其它优质房地产公司通过企业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鼓励房地产行业的兼并重组。前期出台的住宅交易环节税反而增加了购房人负担，应当及时取消。适当降低居民首套自住房贷款利率，取消对“第二套住房”特别贷款限制政策，吸引居民在房价回落到合理水平时踊跃入市。
5.完善消费政策，进一步挖掘消费增长潜力
要深化全党对扩大消费重要性的认识，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必然在13亿人民的消费需求，经济结构转型最重要的方面是需求结构从主要依靠外需转向主要依靠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要从宏观收入分配环节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建议降低居民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税率为零，提高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到3000元，增加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减轻低收入者税负。实行积极就业政策，扩大城乡就业，落实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相关政策，根据物价水平变动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和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完善消费税制度，引导居民合理消费。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体育等服务性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6.完善外贸政策，帮助外向型企业渡过难关
建议稳定人民币汇率，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除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汇率传导机制，避免汇率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政策工具。次贷危机恶化后，发达国家未来的贸易壁垒会更多，贸易保护措施会更加频繁使用，中外贸易摩擦也会进一步增加。为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有预见性地做好应对措施，务实、有效化解中外贸易可能出现的纠纷。如有必要，还可联合其他相关国家，在WTO框架下联合抵制发达国家可能出现的通过贸易保护向国际社会转嫁危机的做法。可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对纺织轻工行业的鼓励类产品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重点支持自主品牌产品与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加快建立和完善自主性国际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要对中小型外贸企业在资金、技术上予以一定支持，帮助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渡过难关。继续严格控制粮食、化肥、钢材、煤炭和焦炭等“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努力扩大重要资源、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
7.抓住有利时机，理顺资源能源价格
当前，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逐步减轻，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全面回落，为我国理顺资源能源价格、改革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有利时机。要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下决心适时推出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电价改革步伐，促进合理电价机制的形成。主要采用经济手段解决当前电煤、成品油、供热等由价格引发的供需矛盾，做好电力、煤炭、成品油、供热等供给保障工作，从供给面保障生产生活正常秩序。要进一步强化电力需求侧管理，抑制不合理需求。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