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在发展趋势上有什么特征
①特征：这一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逐步瓦解和封建社会形成的社会大变革时期。
②反映：政治上，国家处于分裂时期，长期战争不断，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人民厌恶战争，渴望统一。整个社会出现统一趋势。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成长，各国掀起变法运动，逐步确立封建制度。经济上，随着铁农具和牛耕的推行，开垦荒地增多。奴隶主将新开垦出来的田地变成私产并出租，这些奴隶主转化为封建地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产生，封建地主私有土地制度确立。农业、手工业发展，商业兴盛，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兴的封建城市。文化上，社会大变革促进了科学文化的繁荣。科技走在世界前列，文化成果丰富，思想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❷ 我国国债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国债发展趋势良好，由于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渐缓，增长趋势下滑。而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这点可以从 很多方面得知，比如：黄金四国之一，世界工厂，GDP增长率，国民年收入。但是 我国的国债不是一般的人能买到的，因为发展趋势好，所以国债一发行，就被人买了。具体怎么买到的，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反正不是一般人能买到就是了
❸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在发展趋势上有什么特征
政治上：多国称雄争霸,周王室衰微,地方势力增强．分封制逐渐瓦解,奴隶制度逐渐衰落,早期封建主义萌芽,例如：齐鲁两国的改革,对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井田制给予的打击,有利于封建地主势力的发展．战国时期的各国由于封建地主势力的力量变大,奴隶制度阻碍了封建发展,各国进行变法运动．尤其以秦国商鞅变法最为彻底,效果最大,初步建立封建地主阶级掌握政权的王朝．
经济上：随着铁犁牛耕的广泛应用,私田出现,封建地主和农民出现,封建势力逐渐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为各国变法改革奠定物质基础．
民族上：华夏民族逐渐形成．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是我国由奴隶社会过度到封建社会的过度时期．
❹ 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历程
利用国债进行投资是政府有计划的配置闲置资源，是在内需不足和出口乏力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支持国家保持较高水平的投资，筹集建设资金，扩大建设规模，并使经济结构的调整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条件；国债发行是政府弥补财政赤字、调整结构、调节货币流通、影响外汇收支、促进供求平衡的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国债提供的信用工具，在启动投资的同时，提供了公开市场操作业务理想的工具，进一步推动了证券与金融市场的改革，国债所发挥的作用对宏观经济的全面平衡和稳定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1981年1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财政部开始发行国债。经过25年的发展，我国的国债市场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发行规模迅速增大
这些年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快速增加。如下图。
2. 发行种类较多
我国国债的发行种类包括凭证式和记帐式两种，前者针对社会公众，后者主要针对机构投资者。前者流动性较差，而后者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或者交易所市场买卖。从期限上讲，1年以下的国债在2005年以前是没有的，从2006年开始发行了真正意义上的短期国债。长期债券的发行也很少，例如，在2001年7月31日，财政部发行了2001年第七期记账式国债，期限为20年。
3. 国债发行方式越来越合理 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
从1981-1990年，我国国债的发行基本上是依靠行政摊派的办法完成的。
1991年，财政部第一次组织国债发行的承购包销，这标志着国债一级市场初步建立起来。承销制是一种协议性的市场发行制度，这种发行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由承销合同确定发行人与承销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二是承销人向投资人分销，而分销不出去的部分由承销人自己认购。
自1999年第九期记账式国债开始，中国的国债市场发行基本上采用招标机制。从招标的标的物来看，经历了交款期招标、价格招标和收益率招标的方式；从竞标规则来看，财政部先后在短期贴现国债发行中采用了"荷兰式"单一价格拍卖方式，在中长期国债和附息债券的发行中采用了多重价格拍卖方式。2004年总共14期记账式国债中，只有4期按照单一价格拍卖方式，而剩余14期都是多价竞价。
在我国，只有国债承购包销团成员才分别有权参加记账式国债拍卖活动，包括竞争性投标和非竞争性投标。其他机构投资者或个人只能够参加凭证式国债的购买，或向参与国债投标的承销商认购国债。
为了进行必要的投标筛选，财政部在国债拍卖前通常不仅规定最低、最高投标量限制，还通常设置一定的投标价格区间。这一措施也会减少独立投标人的数量，鼓励小规模投资机构和个人进行投标和并，从而产生投标过程中非竞争性行为的效果。比如，2001年7月31日，财政部发行了2001年第七期记帐式国债，招标区间定在4.25％和5.25%,期限是20年。由于市场普遍认为发行利率较高，所以在发行区间大力追捧，大批自营商拆借资金购买国债，并且该国债在上市之后价格迅速上升了20％以上。这说明，如果设置了一个错误的价格区间，会给市场带来冲击，或者影响国债的发行，或者影响国债财政负担。
4. 国债交易市场活跃 交易手段灵活
国债交易包括现货交易、回购交易，也包括2005年6月份和2006年2月份推出的远期和利率互换相续出现。国债的期货交易也有望恢复。
在1997年之前，国债交易基本上都是现货交易。1997年银行间债券开展质押式回购业务。在国债市场上，质押式回购量一直大于现券买卖量，质押式回购为投资者短期融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2004年，我国又推出买断式回购。这一方式有助于债券的流通，也有助于在市场中实现套利，进而有利于债券的定价。
我国债券交易市场包括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这两个市场的交易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以银行间市场为例。2006年全年的交易规模为382053亿元，而2001年才40940亿元。4年的时间，交易量增长了近8倍。
在我国，银行间交易规模要远远大于交易所市场。如下表。
注： （1）2004年以来的回购交易数据包括质押式回购与买断式回购；（2）现券成交金额只计算买入或卖出数据；（3）回购成交笔数与回购成交金额均为首期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
在银行间市场中，7天质押式回购的交易规模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质押交易规模的将近75%。
5. 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得以开展
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恢复了公开市场业务，有力地促进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控和引导一级交易商在市场的交易，并传递和影响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结算业务；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回购利率，成为银行同业间债券回购利率的指导性利率。
6. 交易机制更加完善，市场交易主体扩大，参与者增多
2000年4月，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管理办法出台，下列机构可成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参与者，从事债券交易业务：(1）在中国境内具有法人资格的商业银行及其授权分支机构；(2）在中国境内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3）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
2002年4月15日将银行间债券的准入制度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实行准入备案制，向所有可以投资国债和金融债的金融机构以及各类投资资金开放了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银行间债市交易主体成分不够的问题。2002年6月17日起，商业银行柜台记账式国债交易开始试点，将个人投资者纳人银行间市场。2002年10月29日，银行间债券市场向非金融机构开放。2004年2月16日，银行间债券市场向外资银行开放。2006年，在中央国债公司直接或间接开立一级托管账户的投资者共6439个。在总体上看，投资者的类别相当广泛，基本覆盖了几乎所有种类的投资者群体
在交易机制上，由过去的单边报价过渡到双边报价。双边报价，实际上就是国外的做市商制度。这一制度对于活跃债券交易，更好地发现债券价格非常有利。
❺ 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实施情况及其未来走向
货币政策目标是一国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
包括：经济增长、价格水平稳定、充分就业、利率稳定、汇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尽管央行不能直接带来这些目的，却能针对它可以影响的变量制定不同的政策。货币政策的诸多目标之间常常有冲突，政策可以达到一个目标，但却也使另一个目标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在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在实际中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单一目标，以稳定币值作为首要的基本目标；另一种是双重目标，即稳定货币和发展经济兼顾。
从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历史演变中来看，无论是单一目标、双重目标或多重目标，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当时所面临的最突出的基本矛盾。但货币政策要保持足够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政策目标不能偏颇和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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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1试述当前国际形式总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2试述美国次贷危机的基本含义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回答第二个问题：
美国次贷危机就是由于次级信用贷款所引发的一场金融危机，金融机构将好的金融产品和存在很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打包出售，银行因为追求高收益而给信用较低的人提供贷款，这些人的还款能力较差，当他们无法偿还高价买的房屋等产品的贷款时，银行收回他们抵押的房屋，但这些房屋本身也存在着价格欺诈的问题被高估，市场价值并不足以抵偿贷款金额。从而造成大量社会财富的损失。
这次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的制度的漏洞，对金融机构监管不力，从而导致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泡沫膨胀，当这个利益链条上一个环节出问题的时候，整个金融体系崩溃。而金融机构的责任最终却要每个普通美国人，甚至全世界的人来买单。
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他们经济的衰退势必影响到与之来往密切的中国。对出口的影响自不必说。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而美国经济衰退，美元贬值，会使我国所持有的国债缩水，财富上造成巨大损失。再者，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使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利益联系更加紧密，美国出现问题，中国实际上在替他们分担风险。
❼ 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中国无疑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回头看2015，很多一致预期被证明是一致错误：A股没有等来6124，却等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股灾；央企没有等来激进的混改，却等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合并；地方政府没有等来期待的财权，却等来一堆来去无踪的置换债，人民币没等来美联储加息，但还是来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暴贬……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快。当下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和外部环境换挡任何一项都足以改变中国，更何况是所有冲击叠加在一起。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不断调试自己的逻辑。
2015至少告诉我们三点经验：第一，当所有人形成一致预期的时候，很可能是一致错误，机会和风险往往藏在大家都忽视的地方，比如股市中的配资。第二，政策冲击只会改变经济的节奏，不会改变方向。比如增长破7，通胀1时代，流动性宽松，基本面并没有任何的出乎意料。第三，市场虽然有时会偏离基本面，但最终还是会回归，偏离的越多，回归的方式约剧烈，比如股灾。带着这些经验，我们对2016年做出以下判断：
1、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6.5%，实际增速略高于目标。
2015全年保7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预测GDP不能只看三大需求，因为中国根本没有三大需求的准确统计，固定资产投资不等于资本形成，净出口不等于经常账户顺差，社会消费品零售也不等于最终消费。更准确的方法是看从生产法分析各产业对GDP的增长拉动。对比今年和2015年，除了工业和金融业之外，其他所有行业的波动不到0.1个百分点。所以基本只要分析工业和金融业即可。工业可以看规上工业增加值，10月还在下行，而且看不到拐点。金融业可以看几个指标。一是存贷款增速，10月几乎萎缩了一半，和三季度增两倍落差明显；二是证券交易额，两市成交量增速已经从二三季度的10倍和3.4倍回落到2.5倍；三是金融业相关税收，10月营业税从19.3%大降至9.7%，企业所得税业大降10%。综合判断，四季度最多与三季度持平。
形势比人强，从以往4次下调目标的历史来看，如果当年没有完成目标，一定会导致增长目标下调，比如1998和2014年。以此推断， 2016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是大概事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目标可能定在6.5%，但最终的实际增速可能略高于6.5%。2015年第一产业拉动没有变化，第二产业少拉动0.9个百分点左右，第三产业多拉动0.6个百分点左右。先看趋势，2016年第一产业不会有明显波动，第二产业大概率贡献下降，第三产业的贡献还会上升。再估算幅度，2016年的周期下滑压力应该介于2015和2014年之间，按2014和2015的均值计算，假设第二产业少拉动0.6，第三产业多拉动0.3，这样算下来2016年的增速应该在6.7%左右，略高于预期目标。
2、CPI继续“1”往无前，PPI连跌超过50个月，通胀有惊无险
2016年预计CPI同比1.6%，较2015年略有回升，但仍然有惊无险。首先，2016年翘尾因素略高于2015年。假设今年CPI为1.42%，则2016年翘尾因素为0.55%，略高于今年的0.44%。其次，2015年猪价上涨8.2%，带动CPI新涨价因素0.33%。考虑到猪价上涨带动补栏以及明年总需求依然不强，明年猪价继续强势的概率不大，假设2016年猪肉均价为22元/千克，拖累CPI新涨价0.38%。最后，2015年Brent原油均价约为53.83美元/桶，较2014年大幅下跌45.6%，对CPI新涨价因素拖累0.91%（原油价格和CPI新涨价因素相关系数为0.02）。考虑到低油价对页岩油产业的冲击，部分企业去产能，在最新的报告中EIA上调2016年原油价格预期至56.24美元/桶，较2015年上涨4.5%，贡献物价上涨0.09%。第四，在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之下，其它价格因素的贡献应该也略低于今年的1.56%，假设和去年的下滑幅度相同，则为1.38%。综合看2016年CPI约为1.64%（翘尾因素0.55%-猪价因素0.38%+油价因素0.09%+其它因素1.38%）。
预计明年PPI累计负增长将超过50个月，但同比跌幅将收窄。考虑到本次去产能周期中，宏观经济政策强调底线思维和严守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去产能的力度总体上温和于98年的大破大力去产能，上游原材料行业过剩产能并未明显去化，PPI转正仍需时日。但明年PPI同比跌幅有望在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下收窄，一是稳增长政策重点转向财政政策，总需求冲击边际上有所缓解；二是近期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力度有望加大；三是明年信用风险加速爆破，企业破产倒逼产能去化；四是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一定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五是美元升值周期下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对PPI的拖累减弱，尤其是油价，今年是跌45.6%，假定明年油价涨4.5%，其它因素影响不变，则PPI跌幅可能收窄2.5-3个百分点左右；
3、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资本加快“走出去”，人民币再现一次性贬值。
美联储加息的条件已经具备，现在只是何时扣动扳机的问题。目前看，12月加息的概率已经达到70%，即便12月没加，明年也会至少加一次息。对人民币来说，美联储加息也好，加入SDR也好，其象征意义都已经大于实质意义，人民币的长趋势拐点已经形成：
（1）美元升值预期已经形成，只会有节奏变化，不会有方向变化。一方面在基本面比烂时代相对不烂（失业率甚至低于我们加工过的登记失业率），另一方面在比赛放水时代相对偏紧，尤其是相对于欧洲，欧元在美元指数中占比60%，而欧洲未来可能日本化，欧央行已经是覆水难收，欧元长期看贬。
（2）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趋于收窄，甚至转向逆差。长期看，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储蓄投资缺口收窄必然导致逆差，短期看，商品的衰退性顺差不可持续，服务贸易逆差在屡创新高，投资负收益短期无法逆转。
（3）中国资本[0.00%]账户逆差将加速扩大，吃掉经常账户顺差。今年三季度资本账户逆差已达到创纪录的2239亿美元，完全吃掉了经常账户的634亿美元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缩水1606亿。这种趋势不可逆转：一是个人资产配置多币种化，二是企业加快走出去，三是中美利率收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打破，套利资金逆转，过去是借低利率又贬值的美元投资高利率又升值的人民币，可能逐步成为借低利率又贬值的人民币投资高利率又升值的美元。
综上，尽管短期央行可以通过量价干预维稳，为加入SDR护航，但贬值压力只会推迟，不会消失，最终达到临界点，央行可能不得不再次允许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从防范资本外逃的角度来看，一次性贬值确实也比渐进贬值更有效。但风险在于，第一次市场觉得是偶然，第二次市场会当成趋势。
4、货币政策从主角变配角，降息空间明显收窄，降准次数不少于今年。
2015年货币政策是绝对的主角，2016年可能逐步退居配角。货币宽松的方向不会变化，但思路上会有所调整，从主动到以被动对冲为主，政策重心逐步转向财政政策和供给侧改革。第一，融资成本的矛盾已经大幅缓解。贷款加权利率下降107个BP，其中一般贷款利率下降91个BP，住房贷款下降123个BP，对于依然融资难的企业，问题出在风险偏好，不是货币宽松能解决的。第二，通胀会掣肘货币宽松。从今年来看，央行对汇率依然自信，主要的掣肘因素还是来自通胀，全年最长的一段货币空窗期就和CPI的回升有直接关系。而根据我们的预测，2016的通胀会高于今年。
（1）2016降息的次数会明显减少。一是存贷款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降息的边际作用在递减。降息的意义更多的体现在降低国企等强议价主体的贷款利率和住房贷款利率，但目前住房贷款利率已经从最高时的6.97%大幅降到5%，从10月降息时保持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不变来看，这似乎已经达到央行的合意水平。二是CPI和PPI都应该高于今年，由于通知下滑导致的实际利率攀升压力缓解，而且会反过来压低实际利率。三是降息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大于存款利率，会进一步挤压银行的息差。
（2）2016降准的次数不少于今年。一是对冲央行外汇占款的趋势性下滑，今年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大降1.2万亿，而2013和2014年分别是增加2.8万亿和6411亿，一来一去产生每年近2万亿的基础货币缺口。2016年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减，为了维稳，央行口径外汇占款的下降幅度预计不少于今年，必须充分降准对冲。二是稳增长的资金需求也需要降准来满足。1998年为了配合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央行曾一次性降准5%给四大行输送火药。2016年专项金融债等公共融资工具会继续放量，这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特别国债，如果只是从存量池子里拿钱，那可能会使稳增长的效果大打折扣。
5、财政赤字至少扩大到2.5%，扩大发债+结构性减税，政策性金融+PPP配合政府大幅加杠杆
财政政策将逐步取代货币政策成为主角，财政赤字率至少会扩大到2.5%。2014年财政赤字率仅有2.1%，2015年财政赤字率目标虽然提高到2.3%，但横向来看与美国的3.2%、日本的3.3%、印度的4.1%均有较大差距，纵向与2000年至2002年的2.6%、2.4%、2.6%相比也有提升空间。近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称要反思财政政策，其中特别提及“3%的赤字率是不是绝对科学，值得探讨”，暗示中央已经开始反思积极财政不积极的问题。
财政政策主要有两个抓手：扩大政府发债规模+结构性减税。首先，扩大政府发债规模。传统的地方政府债券虽然是大势所趋，但目前预算管理和财政透明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扩容不会太明显。主要还是置换债，一定会比今年的3万亿大得多。其次，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提高个税征收起点，加大小微企业减税力度等。
明年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的配套政策，主要是通过发行政策性金融和推广PPP配合政府加杠杆。第一大抓手是政策性金融。中央层面虽然暂时还发不了特别国债，但以政策性银行为主体的专项金融债其实是一种另类的特别国债。今年已发行的6000亿专项金融债由国开行和农发行、中央财政贴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明年为了解决增量项目的融资来源问题，至少会扩容到1万亿。第二个抓手是PPP，今年是项目招标年，明年才是签约年，3.4万亿的存量PPP项目中的签约规模将超过1万亿。
6、注册制推动股票供给放量，股票市场不会有惊心动魄的疯牛，只有摇摇晃晃的慢牛。
2016年大概率推出IPO注册制。从近期IPO重启释放的信号看，监管层明年可能把加快供给作为核心工作。首先，2016年钱多资产少的堰塞湖现象将继续强化，注册制相当于扩大股市池子泄洪。其次，有助于减少隐性的“壳”价值对市场的扭曲，促使市场回归价值投资。第三，加快供给也有助于促使资金更多的流向实体经济，提升直接融资占比。最后，市场热度明显回升，也为加快供给提供了条件。目前来看，明年实施注册制的可能性较大。一是证券法修订已提上日程，一读已经完毕，明年可完成二读和三读。二是在重启IPO的同时完善了新股发行制度，调整发行监管方式加强信息披露，可视为推出注册制的准备工作之一。
注册制长期是利好，但短期可能加剧市场波动。一是大量资产推向市场将直接分流存量资金，尤其是一些没有投资价值的存量股可能遭受重创；二是注册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信息披露、监管体系、退市制度等方面做好配套改革，推出后如果出现超预期的波动，政策可能出现反复（类似之前IPO政策的反复），打击市场对改革的信心。以台湾为例，台湾在完全注册制之前实行了23年的核准制与注册制并行制度，2006年才过渡到完全的注册制，当年台湾股指呈现出大起大落的W型走势。
总体来看，2016年股市不可能重复今年的疯牛，摇摇晃晃的慢牛是大概率事件。近两年的股市繁荣大部分靠走心，即通过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和改革带来的转型预期来提升估值，而分子上的企业盈利并没有明显改善。2016年的企业盈利依然不支持疯牛，一是成本下行可能放缓，二是需求端尚未完全企稳，三是供给端产能尚未开始消化。因此支撑市场还是只能靠估值，而这样的市场一定是敏感和反复的。尽管无风险利率下行推动的牛市还将继续，但2016年的市场可能会在以下风险的冲击下加大波动：一是人民币贬值，二是注册制和国企整体上市导致供给放量，三是实体信用风险，四是无风险利率从快速下行转向缓慢下行。全年市场可能围绕这些因素展开频繁波动。
7、信用风险加速爆破，国企违约成为常态，无风险收益率继续下行。
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约为123%，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未来去杠杆无非五种途径：一是靠经济复苏，企业收入提升加快偿债；二是靠融资成本的下行，同样的收入可以偿还掉更多的债务；三是靠政府输血，财政兜底；四是靠市场输血，被兼并收购；五是靠债务减记；六是信用违约。目前来看，第一种方式看不到希望；第二种方式能解决一部分国有企业的问题，但对于大部分高风险的民企来说，银行并不愿意降低利率；第三种方式也只适用于国企；第四五种方式对过剩行业来说也是奢求；到头来，大部分传统产业都不得不选择最后一种道路。
基于这种逻辑，2016年信用风险会比2015年更多更频繁。2012年第一例国企债券违约（11海龙CP01），2013年第一例P2P违约（东方创投P2P平台），2014年又相继发生第一例信托（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第一例私募债（13中森债）、第一例民企债券（11超日债）违约，2015年更是蔓延至央企债券（11天威MTN2）。只要看不到经济复苏或大规模债务减记，2016年信用违约事件会进一步蔓延。政府为守住金融风险底线，仍会去保一部分存量债务，但失去保护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国企违约将成为常态。
信用风险的释放有助于推动无风险利率继续下行。一是随着刚性兑付的打破，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所占用信贷资源减少，减少异化的资金需求。二是货币供给继续保持宽松，稳增长和去杠杆防风险都需要低利率的支持，货币宽松是大趋势。三是债务置换虽然短期可能对利率造成冲击，但长期来看解决了期限错配和滚动融资问题，有利于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四是经济增长从重资产工业向轻资产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资金需求系统性下行；五是人民币虽有贬值趋势，但总体来看中国资本账户依然处于管制状态，不会因资本大规模外逃终结利率下行趋势。
8、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加速落地，美丽中国成为最大亮点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美丽中国无疑是最值得期待的亮点。十三五规划把绿色发展列入五大发展理念，并首次提出“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和“美丽中国”概念。生态环保作为一个产业已经站在了更大的风口上。
第一，监管体系从属地管理转向垂直管理，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这意味着从环境监察总队到县级监察机构都将脱离地方政府的管辖，改由省级环保机构直接管理，包括相关的人事任命权、资金管理权等。这有利于打破过去属地化管理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让环保监测数据说出真相，让环保执法落到实处。
第二，通过市场化的交易、融资和管理机制来激发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这是环保体制的一个重大创新。过去环保基本是依靠政府的生态补偿，这种方式一方面加大了地方政府负担，另一方面对社会资本也没有吸引力。十三五将重点通过交易机制激励地方政府，即地方政府可以把自己节省出来的排污权等拿到市场交易。初始分配制度完成确权和生态空间的划定将为此创造条件。对于过去束缚环保的融资问题，可以在生态空间整体开发的基础上，通过“绿色金融”和“PPP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加入。
9、国企改革1+N方案陆续落地，国企整体上市加速推进，央企合并步伐放缓。
2015年是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年，“指导意见”和一系列配套改革方案出台，1+N的顶层设计逐步成型，2016年将进入落地之年。
（1）央企层面主要看整体上市，合并步伐会低于预期。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广集团整体上市，一是相对公平又迅速的提高国资证券化率，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市场化的定价方式也易被各方接受。二是缓解市场的堰塞湖效应，同时也加大国企的股权融资，减少对信贷资金的占用。三是注册制和市场供给将是2016年资本市场的重点之一，为国企整体上市创造了条件。从地方国企看，随着IPO重启与注册制改革，上市门槛降低，国资证券化的进程将继续加快。从央企看，一大波资产正在靠近。很多央企证券化空间巨大，即便资产证券率较高的中航工业集团8000亿资产中，也只有约60%实现了上市，实现整体上市还有3200亿空间。
央企合并的步伐将低于市场预期。2015年最火爆的央企合并在2016年可能会低于预期。中央的确有意支持央企整合重组，各行业的央企也上报了很多合并方案，但从包括南北车在内的已有案例来看，央企合并的效果并不理想。主要问题是整而不合，有的是因为互补性不强，比如当年行政主导的中外运长航合并，结果是长油航运退市，有的是经营能力和文化的差异，比如南车在经营能力和资产质量上远远优于北车，门不当户不对引发的矛盾可想而知。
（2）地方国企改革重点看混改，主要是资产优质的发达地区。央企通过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已完成大部分混改工作，混改重点在地方国企，尤其是广东、上海、重庆等国企资产较为优质的发达地区。一是地方国企数量庞大，超过10万家，多数企业难以上市，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PPP等方式混改是较为可行的改革方案。二是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地方国企混改步伐比央企更快，在国企改革顶层文件发布前，已有20多个省市公布了改革方案，公布了积极的混改目标。很多资产在地方政府手中无法物尽其用，交给市场有助于盘活存量资产，减轻地方政府负担。
10、房地产销售结束回光返照，地产投资第一次出现年度负增长，国家住房银行提上日程
房地产销售在2015年回光返照，2016年将再次回到现实。30大中城市的高频销售数据9月就已开始回落，全国的商品房销售也在10月首次出现回落，政策宽松带来的短期效应正在逐步消散，地产身上的镣铐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短期看，政策宽松的边际力度会减弱，去年限制地产销售的信贷和利率因素都已经基本消除，房贷利率已经从高点回落123个BP，进一步下调的空间不大，10月降息时已经特别要求公积金贷款利率不作调整。中长期看，人口压力才刚刚开始。根据我们的估算，2005到2014年间全国的刚需人口（20-29岁）暴增6500万，而未来5年可能会减少5000万，这种趋势会在2016年进一步加速。而在户均超过1套、人均超过33平米的情况下，改善型需求也空间有限。
房地产投资的情况要比销售更糟。2014年新开工面积负增长，2015年施工面积负增长，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可能出现全年负增长。实际上从当月数据来看，今年8月之后就已经出现负增长。销售的火爆并没有引燃地产商投资的热情，目前的主基调依然是消化库存。待售面积已经从去年底的6.2亿平米上升到6.7亿平米，而待售面积与近一年月均销售的比值也从去年底的6.0上升到6.3，库存不仅没有消化，反而随着新项目的竣工继续恶化。如果再考虑到近50亿平米的在建面积，就更没有理由对房地产投资乐观了。不过话说回来，地产投资的下行是好事，如果地产投资明年回升，只会让房地产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
房地产政策的核心是消化库存。扩大供给的措施会逐步弱化，比如保障房建设，扩大需求的措施会继续强化，比如信贷政策、公积金政策和交易税费的进一步调整。此外，作为激发合理需求、构建住房融资体系的关键，国家住房银行有望加速提上日程。
❽ 我国国债发展简史及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我国国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1950-1958年）：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种国债。在此后的"一五"计划期间，又于1954-1958年间每年发行了一期"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总额为35.44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预算经济建设支出总额862.24亿元的4.11%。
1958年后，由于历史原因，国债的发行被终止。
第二个阶段（1981年至今）：
我国于1981年恢复了国债发行，时至今日国债市场的发展又可细分为几个具体的阶段。
1981-1987年间，国债年均发行规模仅为59.5亿元，且发行日也集中在每年的1月1日。这一期间尚不存在国债的一、二级市场，国债发行采取行政摊派形式，面向国营单位和个人，且存在利率差别，个人认购的国债年利率比单位认购的国债年利率高四个百分点。券种比较单一，除1987年发行了54亿元3年期重点建设债券外，均为5~9年的中长期国债。
1988-1993年间国债年发行规模扩大到284亿元，增设了国家建设债券、财政债券、特种国债、保值公债等新品种。1988年国家分两批在61个城市进行国债流通转让试点，初步形成了国债的场外交易市场。1990年后国债开始在交易所交易，形成国债的场内交易市场，当年国债交易额占证券交易总额120亿元的80%以上。1991年我国开始试行国债发行的承购包销；1993年10月和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推出了国债期货和回购两个创新品种。
1994年财政部首次发行了半年和一年的短期国债；1995年国债二级市场交易活跃，特别是期货交易量屡创纪录，但包括"3.27"事件和回购债务链问题等违规事件频频出现，致使国债期货交易于5月被迫暂停。
1996年国债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首先是财政部改革以往国债集中发行为按月滚动发行，增加了国债发行的频度；其次是国债品种多样化，对短期国债首次实行了贴现发行，并新增了最短期限为3个月的国债，还首次发行了按年付息的十年期和七年期附息国债；第三是在承购包销的基础上，对可上市的8期国债采取了以价格（收益率）或划款期为标的的招标发行方式；第四是当年发行的国债以记帐式国库券为主，逐步使国债走向无纸化。
1996年以后，国债市场交易量有所下降。同时，国债市场出现了托管走向集中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与非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分离的变化，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即全国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深沪证交所国债市场和场外国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