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我国国债发展现状

A. 论文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现状与前景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怎么写啊想不出来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外汇储备曾有过两次高速增长时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终于摆脱了十余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现了连续4年的高增长。第二次发生在21世纪之初。从亚洲危机的冲击中恢复之后，中国经济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轨道。与此相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长；到了2006年4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万亿美元。

随着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担心和争论也纷至沓来。人们或怀疑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性，或诟病巨额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或指责外汇储备的积累输入了通货膨胀，或认为人民币汇率因此而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无独有偶，就在中国为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而惴惴不安之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除去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在国际储备体系中拥有“关键货币”的经济体，也都出现了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情况。此类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恰恰是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摒弃了实行多年的固定汇率制并转向各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之时；而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外汇储备理论却告诉我们，一国转向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

本文旨在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背景来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及其改革问题。我们首先从功能转变的角度对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进行分析，然后对外汇储备增长引起国内流动性迅速增加的现象以及货币当局的对冲操作进行评论，最后，在借鉴国外管理外汇储备之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外汇储备体制的改革问题。

二、外汇储备的规模：着眼于功能转变的分析

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现象，一个普遍的担忧是，从传统外汇储备功能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应付支付进口、偿还短期债务和稳定汇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堆积外汇，等于将我们用宝贵的资源换回的资金低成本地交给外国使用。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它忽视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要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浮动汇率制与高额外汇储备积累相伴相随的新现象，我们必须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征以及世界各国的应对之策说起。

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起因于各国经济基本面的恶化，而是以国际投机资本对固定汇率制的恶意冲击为主要特征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经济体大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实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但是，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经济体声称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变，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汇率的干预。著名国际金融专家麦金农在对这些经济体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缜密研究之后敏锐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体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只是一种假象；从汇率的走势和各经济体的操作实践来看，各种自称自许的浮动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汇率制等等，其运行特征更像钉住汇率制度。”他将此概括为“没有信誉的固定汇率制”。从制度层面上分析，这种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种制度安排的结合，即公开宣布的弹性汇率制、(出于稳定目的)对汇率的频繁干预、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我们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安排，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新特征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之所以要公开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为的是使投机资本难以获得关于汇率变动的明确信息，从而大大弱化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地区)汇率展开攻击的动力；之所以要稳定汇率，是因为对于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而言，本国(地区)货币汇率对关键货币保持稳定，事实上将使得本国(地区)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获得一种稳定的“名义锚”，从而有助于本国(地区)经济稳定增长；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为的是使货币当局更灵活地干预(而不是像固定汇率制下那样单方向地干预)外汇市场，从而影响国际投机资本的预期，并据以对国际投机资本保持一种“威慑”，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对本国(地区)货币汇率进行攻击。从实践效果上看，一国(地区)外汇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慑”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地区)的汇率和金融体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为缓和货币错配的不利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需要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增强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的信心。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货币制度下黄金的功能，一国(地区)的外汇储备就类似金本位制度下货币当局拥有的黄金。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该国(地区)货币当局发行的信用货币有一种实际价值的资产——外汇储备作为支撑。因而，一国外汇储备越多，居民对该国(地区)信用货币的稳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货币替代的发生。发达国家的实践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外汇储备在增强货币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来，欧洲央行逐步减少了外汇储备，但同时黄金储备却相应上升。欧元是当前惟一能与美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为增强欧元同美元的竞争力，欧洲央行就不能过分依赖美元储备发挥增强货币信心的作用——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总之，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其外汇储备却未如人们依据传统理论而推断的那样大幅减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传统的外汇储备功能是与固定汇率制度相适应的。其明显的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外汇储备的“务实”功能，即，一旦经济受到不利冲击，货币当局就准备实实在在地用“真金白银”去满足进口、支付债务和干预汇率的需要。在浮动汇率制下，满足上述三项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汇储备管理的核心在于“保持信心”，具体而言，浮动汇率制下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支持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政策与汇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过吸收货币危机冲击以及缓和外部融资渠道阻塞，来克服本国(地区)经济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国(地区)能够偿还外债的市场信心；支持公众和外部投资者对本国(地区)货币稳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偿还外部债务与使用外汇的需要；应付灾难和突发事件。

外汇储备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时就意味着其作为一国(地区)财富的功能得到强化。换言之，追求国家财富的增长，成为外汇储备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标。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加强管理，外汇储备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题为《外汇储备的财务成本》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对110个国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数据进行严格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统计期内，即便将所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获得了净收益。应当说，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资而言，外汇储备的投资业绩都是毫不逊色的。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仔细分析我国的国际收支表，我们可以间接地推断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情况(图1)。以2005年为例，当年中国净投资收益为顺差91.2亿美元，实现了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逆转；其中，投资收益流入356.2亿美元，同比增长92.2%；投资收益流出2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6.9%。在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中国的投资收益包括“直接投资项下的利润利息收支和再投资收益、证券投资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资收益(利息)”。考虑到中国对外投资中官方证券投资(外汇储备使用)占主导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国投资收益大幅上升与中国对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是外汇储备增加)密切相关。这间接说明，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鉴于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从满足进口支付、偿还债务和干预汇率全面转向提供信心并增加国家的财富，鉴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讨论外汇储备规模的大小，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

三、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不利影响：流动性过剩及对冲困境

外汇储备功能的转变，并不意味规模过大的外汇储备不会对一国经济和金融的运行带来不利的结果。相反，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它将给国内经济带来货币供应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进而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不利后果。我们看到，这正是当下中国发生的情况。

(一)央行的对冲努力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的不利影响，对冲外汇储备的压力，央行从2002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起初，公开市场操作集中于以国债为主的现券卖断操作和回购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存量相当有限，在经历了一段不长时期的单向操作之后，央行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券可卖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将公开市场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购转换为中央银行票据，然后再用于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从此正式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2003年初，鉴于外汇储备又比上年骤增742亿美元的现实，央行认识到，外汇储备的增加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意味着，对冲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的过度增加，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可用来实施对冲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决定将央行票据作为今后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基础。于是，从2003年4月22日开始，央行票据开始了大规模发行，并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券种被允许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在从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时间里，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迅速增大，品种也不断增多。目前，其未清偿额已经超过政策性金融债，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上仅次于国债的第二大品种。

从以上的简短回顾不难看出，央行票据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尚在进行之中，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做出的现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

央行票据的产生及发展，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迄今为止的金融宏观调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银行由此获得了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过对这种金融工具的买卖，央行实现了在保持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过对其自身负债结构的调整来调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从而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的积极效果。其二，由于采用了连续滚动发行方式和竞争性招投标机制，并开拓了比较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银行间市场)，央行票据的发行和交易利率逐渐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发挥了某种基准利率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其三，作为一种无风险、规模巨大和交易活跃的基础性金融债券，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各类金融机构实施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动了以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

(二)央行票据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但也应当看到，发展央行票据市场，是在我国国债市场发展不充分，其市场密度、深度和弹性均存在缺陷，从而很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础的条件下，央行为了弱化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之不利影响而做出的“次优”选择，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难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成本问题

由于央行票据构成央行负债，在其操作过程中，央行需要为其发行的票据支付利息，这便产生了调控成本问题。然而，如果径直将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全部归诸调控成本，那是不正确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央行票据的成本。第一，由于发行央行票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央行因过度买进其他资产(外汇)所造成的基础货币之过度投放，而央行买进的这些资产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据的成本，必须将发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与其相应增加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收益进行比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库中，还有一种“对冲”工具，这就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我们还可以将央行购买并持有外汇资产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须支付的成本(对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进行比较。进行了上述比较之后，对于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成本问题，显然应有别样看法。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发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成本(法定准备金利率)进行比较。很明显，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对于近年来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操作，我们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较找到强有力的解释。

2.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利率的影响

无论其目的为何，发行央行票据总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反之则相反。央行的这一操作，必然会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利率产生影响。这样，就在央行大量发行央票来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央行同时也就成为我国货币市场上最大的做市商。作为做市商与作为调控当局这两种矛盾身份的一体化，无疑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并加重了其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在极端的情况下，倘若央行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对央行票据的利率有所追求，就会有操纵利率之嫌——这显然与央行的市场中立地位和市场稳定功能相悖。事实上，近年来央行票据发行曾出现过若干次流标情况，正反映了市场对央行这种双重身份存在的质疑。

3.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发行央行票据为的是对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其直接出发点在于追求内部均衡。而央行票据市场的供求态势和由此决定的利率走势，又将通过其对人民币资金的供求对比和市场利率之走势的影响，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动态产生冲击，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问题。不难看出，单一运用发行央行票据这种手段来同时应付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经常不一致的目标，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举例说，为对冲外汇储备增加而发行央行票据，固然达到了收缩银根的效果，满足了对内均衡的要求；但银根的收缩将导致人民币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没有进一步刺激投机性外汇的进一步流入，至少也没有弱化其流入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国依然实行固定汇率制，从而无须顾及汇率水平的变动，这一缺陷并不明显。但是，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加快改革，无疑加速了我国为开放性大型体的步伐，致使这一缺陷日益凸显。
在以上所举的三个缺陷中，第一个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所谓成本问题，实际只是财务安排的一个假象——如果把外汇资产和央行票据负债纳入同一个核算框架中同时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我们在下文中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后两者。出现第二个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行票据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与调控者两个相互对立的职能于一身，难免冲突。出现第三个缺陷的原因，在于日益成长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从而必须同时兼顾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相互联系但经常冲突的目标——将这两项任务挤压在单一的对冲操作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经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并降低了国家总体的宏观调控效力。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将带来不利的后果。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阻断外汇储备的动态同国内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

在探讨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对别国的经验做些比较分析。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欧盟、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汇管理体制安排，并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践经验背后的理论线索和逻辑关系，我们概括出如下两点认识。

(一)外汇储备持有者问题

关于外汇储备当局的安排，大国和小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经济开放的大国更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或货币当局之外的专设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和汇率稳定职能；而小国则更多地选择由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与汇率稳定职能。

对于任何开放型经济体来说，宏观调控的任务均可概括为同时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但是，因经济规模的不同，从而对内部均衡重要性强调程度的不同，大国和小国处理内外均衡关系的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

对于开放型大国经济来说，由于客观上本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且始终强调经济的独立性，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便是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然而，经济政策理论(例如“丁伯根法则”)和各国实践均告诉我们，由于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要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我们看到，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均确定了由货币当局负责内部均衡、而由财政当局负责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汇储备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国家自然都选择由财政当局来主导外汇管理体制，并负责制定汇率政策。由财政部门或专设机构主导外汇管理体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的直接联动关系，阻隔汇率变动可能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隔断了不稳定的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其调控国内经济运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情况则不同。由于他们几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撑的国内经济体系，其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这就意味着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内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也就无所谓内外均衡的职能分工问题。同样由于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保持汇率稳定，实现外部均衡，在多数情况下总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特区便是合适的例证。

这两个经济体事实上都不拥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那么，他们货币政策的惟一目标就是保持汇率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由货币当局负责外汇储备的管理，以确保本国基础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的变动保持同步变动关系，是实现汇率稳定和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二)外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

在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地区)倾向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分档管理。其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在常规的流动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从国际比较来看，外汇储备较少(对汇率干预要求较低)的国家(地区)，由于持有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较低，通常采取的是较为简单的管理模式，其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大都是维持较高的流动性，对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没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往往对外汇储备实行了分档管理，在确保外汇储备流动性的前提下，将多余部分进行收益率较高的各种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

比如，从1997年开始，韩国货币当局便将储备资产分为流动部分、投资部分和信托部分三个部分来管理，并对不同的部分设置不同的投资基准。流动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国库券组成，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合适的规模，追求高度流动性的目标。投资部分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入的资产，追求收益率目标。以上两个部分的外汇储备均由韩国银行的内设机构进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样追求收益率目标，不同的是，这部分外汇资产是委托给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的。根据韩国银行的解释，设置这一档的目的，在于提高储备收益的同时，提供一条向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学习先进投资知识的途径。自2003年开始，韩国进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额出资的韩国投资公司(KIC)。从功能设置来看，该公司将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韩国银行和财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

新加坡政府亦然。与韩国不同的是，新加坡不仅将国家外汇储备分为两档，而且该两档的储备分别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资公司(GIC)来持有并管理，从而实现了机构分离。在这种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及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保证，目的是维持新元汇率的稳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作为一家由政府全额出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则接受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委托，通过其6个海外机构，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对股票、公司债券、货币市场证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来实现外汇储备收益的长期增长。

我国香港特区也将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档来实行分档管理。支持组合为货币基础提供支持，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此确保港元汇率的稳定。投资组合则保证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追求较为长期的投资收益。投资基准由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外汇基金对各国及各环节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整体货币摆布。外汇基金雇佣全球外聘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外汇基金约1／3的总资产及所有股票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类如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凭借其本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于“关键货币”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汇储备，但是，其外汇储备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说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作为一国财富的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五、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是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造成的。就国际而论，全球经济失衡当推首因；就国内而言，储蓄过剩并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则属根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还是国内储蓄过剩，都是由一系列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内矫正绝非易事。这意味着，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将是我们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必须面对的情势。鉴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显示出若干负面影响，鉴于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体制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新的复杂局面，改革传统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创造一个灵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当务之急。

(一)根本的任务是建立全球配置资源的战略

面对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局面，人们直观的反应是要将外汇储备“用掉”。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当真能够大量购买国外的资源、产品和劳务，亦即为外汇储备找到规模巨大且稳定的非金融用途，外汇储备就不会增长过快了。反过来说，外汇储备之所以增长过快，正是因为我们“用”不出去。在此情势下，简单地为了减少外汇储备而不计成本、甚至浪费地“用掉”我们用国内资源和产品交换而来的外汇储备，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鉴于此，面对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局面，应当提出的任务是促进外汇储备多渠道使用。综合别国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这既包括外汇资产持有机构的多元化，也包括外汇资产投资领域的多样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运行之中。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全球的资源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着眼于全球经济运行来规划我国的资源配置战略，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被有机地纳入这一全球化发展战略之中。具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外汇储备，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并藉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改革之一：国家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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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现行的框架下，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都必须集中于货币当局，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主体，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门在内，都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持有外汇资产。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是与传统体制下国家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相适应的；而今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开始为外汇储备积累过多及增长过快而苦恼。为了适应上述变化，放松外汇管制已经势在必行。近来有关当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汇于民”的战略，正是适应了这种转变的趋势。

为了便于了解这种战略转变，我们首先需要对外汇资产、官方外汇储备等相关概念进行更全面、更精确的定义。

六、结束语

从本质上说，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无论涉及多么复杂的内容，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将原先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改变为由货币当局、其他政府机构和广大企业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B. 有关国债的论文

国债是国家公债的简称，是指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发行的以人民币支付的国家公债。它是国家为维持其存在和满足其履行公共职能的需要，在有偿条件下筹集财政资金时形成的国家债务。
从财政=税收+费用+利用+债务+其他收入这一等式中可以看出，在收支的总体平衡中，是由支出来决定收入的。因为有了支出的需要，才有了对足以支撑这些支出的收入的要求，因而才产生了财政。这是现代国家“以支定收”的基本财政理念。同时，也可以看出 ，收入是随着支出的变动而变动的。在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各种收入之间则存在着此增彼减的关系。一个人在自身收入足以满足生产、生活支出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去借债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只有当以税收为主的其他收入不足以满足国家预算的情况下，才需要发行国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债在财政收入中扮演着一种补充性的角色。所以从根本上说，国债只是赤字的伴生物。因此，只有当税收、利润和费用等既定的收入形式不能满足政府的支出需要时，国债才能作为某种调节器在灵活性上使财政收支的公式得以平衡。由此可以得出国债的基本功能就是弥补财政赤字。

在市场经济下，政府需要满足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需要。如此种类繁多、项目庞杂而经济效益又非常隐性的公共物品决定了政府用来满足这类支出的财政收入就必须具有稳定可靠、数额庞大等特征。与国债相比，税收恰好具有这一特性。税收凭借其强制性、固定性与无偿性这三大特性稳居财政收入的第一位，相形之下，国债的特征则是自愿性、有偿性和灵活性。自愿性是建立在群众自愿承受的基础上的。所以其收入的量不是很稳定可靠。有偿性是任何债务本身都具有的一大特征，借债就必须偿还。灵活性则是指国债的确立是以财政收支之间的差额为依据的，既不具有发行时间的连续性，也不具有发行数额的固定性。

国债在财政收入中所承担的角色就决定了国债应有的规模。从理论上讲，一国在每一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必然客观地存在着某种适度债务规模的数量规定性，也就是说，在这一规模上，国债功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对经济生活的正面积极影响作用最大，相对而言负面的不利作用最小。在现实生活中，决定或影响适度债务规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市场健全程度，国债的结构状况、筹资成本与所筹资金的使用效益等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对国债总量的把握。

因此，国债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如何通过实体、程序上的各种规定以保证、维持国债的发行最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熊比特在1918年发表的《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最早提出了税收国家危机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即在于由于国家职权的过度扩张，导致国家的支出大量扩充，无法由常规的税收收入来支应，最终将导致国家过度举债。如何避免这种危机是国债法的根本任务所在。

国债法是调整在国债发行、使用、偿还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就十分重视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政府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但至今，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国债立法，有关国债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发行一次国债，就对此进行一次的国债立法，在效力层面上也主要集中在法规和规章的层面上。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就决定于1950年发行一批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通过《关于发行人民胜利建设公债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债发行的国债立法的开始。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1958年开始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制定《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在，又无外债”的国家，相应的国债立法也就停顿下来。1981年1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当年起恢复发行国债。随后从1982年—1991年，国务院先后又发布了当年的国库券条例，在此期间国务院、财政部又先后发布对已发行的国库券进行偿还、付息等的法律规定，以及特种国债等其他国债方面的法律规定。1992年3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从这次的条例规定中，不再象以往那样是针对某一年发行国库券的规定，而是对国库券的有关内容作出了较为统一的规范。

自1994，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就已经超过了50%，而且一直呈攀升之势。,在1997年我国整个国家财政有1/4以上的支出、中央财政有近3/5的支出需要靠发行国债来维持。如果说26.8%的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还没有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的话，那么55.6%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大大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15-20%）。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要目标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的一半以上要依赖于发行国债，这不仅与政府活动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照此发展下去，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调控这种风险，我认为主要的手段应该运用法律进行。法律的完善也就意味着这种风险在社会中可期待地被降低。

通过法律对发行国债的程序的规定以防止国债发行权的滥用。从根本上说说，国债的发行应纳入国家预算的范围之内，由权力机关进行，不应该随意下放。同时完善法律法规，尽量杜绝在各个方面的漏洞，以保证国债的正常运行并被用于正当的用途。国债，作为财政信用，它以国家为后盾，而国家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才能把这种信用制度强制地、稳定地建立起来，使其来源更具有可靠性，才能使国债的购买和转让者更增强信赖感。建立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法律环境，要在国债方面形成一个完整、配套的国家信用法律制度。只有通过对国债法的制定才能增强国债市场的透明度，才能预防和解决国债发行和转让中的矛盾和纠纷，促进国债市场的顺利发展，为国债市场的顺利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希望采纳

C. 老师要我们写一遍关于 结合美国金融危机谈谈我国国债的现状及风险 的论文 5000字 要怎么写呢

你好，我不是什么专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分享一下。

文章属于摘抄。请查收。

中国全身而退的机会几乎为零

“两房”终获美国政府出手搭救，这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两房”债权人松了一口气。然而美国政府的出手意味着美国财政赤字将创历史新高，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可能被调降，或将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国债债权人套得更深。

“只要有如此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在，那么不是这里损失，那里也会损失。”社科院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斌昨天表示，被美国国债深套，主权财富基金或外汇储备出海抄底不成，反成“垫被”的不只是中国，这是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共同困境，“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是否需要那么多外汇储备？”

“两房”获救的悖论

公开资料显示，“两房”共持有5.4万亿美元的未清偿债务，约占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总规模的40％。如果“两房”破产倒闭，全球金融市场将出现大幅动荡，那些“两房”的债权人处境可想而知。

对于美国政府的救助计划，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明分析认为，这意味着2008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达到历史新高，与“两房”资产组合有关的信用风险，大部分将转移到美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新增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可能被调降，存量国债的市场价值可能缩水，从而给国际债权人造成资产损失。”

而据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6月，我国持有美国国债5038亿美元。

“不是这里亏，就是那里亏，羊毛都是出在我们身上。”张斌形象地说，“毫无疑问，在美国爆发的这场次贷危机中，包括中国、日本等国在内的国家，成了强有力的买单者。”

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的看法较为乐观。他表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采用“持有到期”的策略。存量美国国债市值降低，这对于持有债券不到期就转手的投资者来说有损失，但官方储备管理通常是持有债券到期收回本息。

买还是不买“都是亏”

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之一，中国央行目前正为如何处置所持美国国债感到左右为难:如果央行停止购买美国债券，其原有投资将陷入亏损，因为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率仅3%；如果继续购买，人民币的升值因素也将导致亏损。

“除了收益率损失外，央行所持美元债券还将遭受汇率损失和价差损失。”海通证券宏观经济高级分析师陈勇称。

尽管遭遇多重风险，央行目前却无法停止继续购买美元债券，因为这将导致美元贬值，引发中国原有投资进一步损失。陈勇表示，这一两难处境是人民币汇改滞后所造成的，由于结售汇机制，央行不得不持有巨额外汇储备，也不得不持有巨额美元债券资产；而美元一旦恶化，“我们是大户”，风险自然更大些。

纽约时报上周五报道称，因在美国公债和抵押贷款市场的投资价值缩水，央行已经开始与中国财政部就充实其资本金的方式问题进行了会谈。

该报称，财政部最有可能采取的方式是，直接将其他政府机构的债券转至央行。报道还称，由财政部注资将降低央行独立性。财政部对人民币升值一直抱反对态度，这或将对央行产生一定影响

“仅仅是冲击的开始”

在张明看来，持有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已被美国资本市场深度套牢，全身而退的机会几乎为零。他分析称，中国政府很难通过多元化外汇储备来规避风险。如果中国每年不购买1500亿美元左右的机构债，而改为购买其他金融产品，将会面临其他问题。例如，如果中国政府购买更多美国国债，将会导致国债收益率下降；如果购买更多企业债，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将会上升。当然，中国可以转而购买其他国家的金融资产，但是这种做法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欧元资产太贵，日元资产收益率太低。任何国家资本市场的交易成本都高于美国。

“如果我们不下决心纠正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那么中国的宏观经济、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冲击，‘两房’危机可能仅仅是冲击的开始。”张明说。

外管局出手的尴尬

不仅仅是持有巨额美元债券资产。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投屡战屡败，但中国外储出海的步伐依然“矫健”。据财经网报道，截至今年8月底，中国外管局已在近50家英国上市公司分持1%以下的股权，这些公司既包括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英国天然气公司、吉百利、英国电力公司、联合利华、乐购、传播公司等，还有力拓、必和必拓亦名列其中。

而此次外管局上阵，外汇储备的大规模出海欧洲似乎运气也并不好，恰恰赶在“欧元区的危机”，变身成了“欧元或英镑资产”。就在这个8月，欧元区的“次贷问题”开始浮现，长期坚挺的欧元和英镑大幅跳水。统计显示，自8月11日-9月8日间，欧元兑人民币贬值5.45%，兑美元贬值4.74%。

D. 简述发行国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原因

发行国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适度的国债规模刺激经济发展,规模过大对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适度的国债发行可以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国家公债的运用可以影响市场利率。适度的国债可以调节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平衡。

原因：国债是弥补财政赤字的较优方式。败政赤字出现后,一般有三种方式弥补。一是动用历年的财政结余;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或透支;三是发行国家公债。

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将社会暂时闲置的个人公共消费资金集中起来,并改变其使用性质,将其转向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或将资金沉淀下来,变一部分现实的购买力为潜在的购买力,从而减缓总需求压力。

(4)论文我国国债发展现状扩展阅读：

在所有的理财产品中，国债由国家信用做为背书，应该是属于最安全的投资产品。称市场称为“无风险投资”。

2019年，国债三年期收益率为4%，五年期收益率4.27%，相比银行定期同期产品并不低。在银行理财产品打破刚兑的情况下，国债毫无疑问成为了“保本理财”性价比较高的替代品之一。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推出储蓄国债“随到随买”试点，将储蓄国债发行时间由原来的10天延长至全月。

而个人投资者可在4月全月，通过40家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共计约13万个营业网点，以及27家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的网上银行购买储蓄国债，有利于提高个人投资者购买储蓄国债便利性。

本次发行的电子式储蓄国债在发行期内不得提前兑取，发行期结束后方可提前兑取。而且提前兑取业务只能通过承销团成员营业网点柜台办理。

E. 求目前国内外国债研究现状（论文用）

我国货币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子市场是国债市场，这是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场所。1997年6月后，我国的国债市场一分为二，形成了相互隔绝的交易所场内国债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两部分，从而杜绝了银行资金流入股市。其中的银厅间债券市场应规范运作，发展较为迅速，己经成为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重要场所。
但是必须看到，目前的银行间债券市场规模过小，使得中央银厅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效果大打折扣。例如，1999年全国银行问债券市场的交易量仅为刀．4亿元，只相当于场内国债交易量的，而1997年底余额为1亿元，商业银行系统的法定准备金、备付金合计约20000亿元，则基础货币约为33456亿元，即使假定这完全系中央银行买入，中央银行所能增加的基础货币仅占全部基础货币的0.23，无法真正有效地调节社会货币供应量。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是通过协调手段的调节实现的。其重点调控手段有：
第一，国债与公开市场业务的协调配合。目前国债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国家财政用于建设性支出和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财力来源。要把国债变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手段，使之成为既调节产业结构，又调节货币流量，成为发展、稳定于一体的经济杠杆，国债改革还需把握两个方面：一是发行短期国债，期限在3个月、半年、9个月和一年不等，不定期常年发行，中央银厅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吞吐国债，稳定基础货币，调节社会供需总量平衡，实现稳定。二是改变国债的使用方向，提高国债的利用效率。即国债不能用于消费性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生产建设性支出，特别是用于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确保国债走上“有投入也有产出”的良性循环机制，不致酿成沉重的偿债负担。
第二，财政投资项目与银行配套贷款的协调配合。目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重点在于财政对于贷款的贴息措施。财政贴息可以大大降低信贷资金的成本，从而真正刺激起社会的投资需求，这样会在财政投入和民间投资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连带关系。把后者真正带动起来。

F. 求《我国私募基金的现状与发展》毕业论文

形成真正的资本约束机制，加强市场价格对于社会资源的引导和企业行为的约束，提高市场效率。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难以脱离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
建立健全市场化运行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是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有待深化。虽然我国资本市场股票发行体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定价，但是现有发行体制仍然存在行政控制环节过多、审批程序复杂等问题。一方面，股票市场发行体制仍然采用行政色彩较浓的核准制，从发行人资格审查、发行规模乃至上市时间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都由监管机构决定。在境外成熟市场上，股票发行普遍实行注册制，程序更为便捷和标准化，定价机制更加市场化。另一方面，中介机构、专业机构投资者在发行定价过程中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另外，债券市场发行机制存在诸多缺陷。由于不同部门制定的发行审批具体规则差别很大，从而造成不同债券产品的发行审批标准不同。企业债券发行审核体制总体上是沿用高度依赖行政审批的额度制。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债券市场的发展。由于国债交易市场流动性不足，收益率曲线不完整，导致债券市场的发行和交易均缺乏必要的利率基准，制约了债券市场市场化定价功能的有效发挥。
二是交易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交易成本较高。中国股票市场至今缺乏做空机制，难以形成有效的套利机制，限制了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充分发挥，降低了股票市场运行的有效性。在市场深度和流动性成本指标方面，中国股票市场与境外主要市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与境外市场交易的价格冲击成本相比，中国股票市场的流动性成本不仅高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成熟市场，还高于印度、韩国等新兴市场。债券市场交易机制有待完善。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以及银行柜台债券市场相互连通不足，债券交易的流动性成本较高，效率较低。
三是登记结算的法规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有待完善。目前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登记结算技术系统仍然相互独立，同一个投资者持有的证券分别登记在两个证券帐户内。这种相对分割的登记结算体系降低了股票市场的整体运行效率，增加了跨市场创新产品推出的技术难度。
四是市场分割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目前中国股票市场分为国内A股市场、国内B股市场和香港市场（红筹股和H股），债券市场分为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柜台交易市场。市场间相互分割，缺乏必要的套利机制，从而降低了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有效性。
3、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多渠道吸引各类长期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
所谓多渠道是指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场外市场在内的多个市场，发展这些市场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减少经济对于银行间接融资的依赖。
2007年，随着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直接融资比例有了很大提高。统计显示，我国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已超过10%，而之前几年都只有百分之几。如果将海外上市企业融资计算在内，我国直接融资的比例还会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直接融资比例还比较低，尤其是债券融资相对于股权融资严重滞后。由于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增加了银行系统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以平衡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关系。目前国际上日、德、美等发达国家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已分别达到50%、57%、70%。
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已经开始提速。中国证监会正加快创业板市场建设，形成更有效率的场外交易市场，稳步推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建设，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我国已经全面完成创业板市场规则、技术及人员等各项筹备工作，创业板市场已经进入实质性筹设阶段。创业板市场的推出将会使我国资本市场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迈出一大步。
一个成熟而又发达的资本市场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点。一是要有一个发达的多层次证券交易市场，既包括场内证券交易市场（目前的沪深证券交易市场），还包括场外交易市场、柜台交易市场、直接的产权转让交易市场等多层次、多形式的资本交易市场。在场内交易市场内部，又包括主板和创业板市场在内的证券集中竞价交易、大手交易、非流通股转让等若干交易平台。二是要有一个发达的债券交易市场，要采取措施进一步促进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互动，推动场内外市场的融合，从而提高我国债券市场整体动作效率和流动性；还应进一步丰富债券交易品种，加快发展公司债市场。三是要有一个发达的期货市场，既包括商品期货市场，也包括金融期货市场等。
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既是资本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要求。一个多层次、内涵丰富的资本市场是我国的企业融资结构安排、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也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满足不同企业的不同融资需求的同时，为越来越多投资意识觉醒的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可以预见，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及各种衍生品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随着创业板市场、柜台交易市场的逐步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将能够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为企业融资和投资者投资提供更好的服务。
4、促进证券期货机构和有效竞争格局的形成，提升市场各参与主体的竞争力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逐渐发展、成熟，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发展也将进入新的时期。促进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机构更加规范化和国际化，完善治理结构，健全激励机制，提高管理、服务和风险控制水平，培育出大批既了解国际运作、又服务于中国经济需求的专业人才。增强证券公司的各项主要业务能力，形成依托于本土市场的较强的全球竞争力。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应更趋多元化，增强抗风险能力。
全面发展以基金管理公司为主的资产管理机构，使中国资本市场成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大幅增加基金规模，丰富基金类型及品种。使中国资本市场成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出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资产管理机构。在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的背景下，大力发展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评级公司等其他证券期货服务机构，使其运营、管理更加规范，专业化程度和执业水平显著提高。

G. 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历程

利用国债进行投资是政府有计划的配置闲置资源，是在内需不足和出口乏力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支持国家保持较高水平的投资，筹集建设资金，扩大建设规模，并使经济结构的调整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条件；国债发行是政府弥补财政赤字、调整结构、调节货币流通、影响外汇收支、促进供求平衡的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国债提供的信用工具，在启动投资的同时，提供了公开市场操作业务理想的工具，进一步推动了证券与金融市场的改革，国债所发挥的作用对宏观经济的全面平衡和稳定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1981年1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财政部开始发行国债。经过25年的发展，我国的国债市场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发行规模迅速增大

这些年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快速增加。如下图。


2. 发行种类较多

我国国债的发行种类包括凭证式和记帐式两种，前者针对社会公众，后者主要针对机构投资者。前者流动性较差，而后者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或者交易所市场买卖。从期限上讲，1年以下的国债在2005年以前是没有的，从2006年开始发行了真正意义上的短期国债。长期债券的发行也很少，例如，在2001年7月31日，财政部发行了2001年第七期记账式国债，期限为20年。

3. 国债发行方式越来越合理 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

从1981-1990年，我国国债的发行基本上是依靠行政摊派的办法完成的。

1991年，财政部第一次组织国债发行的承购包销，这标志着国债一级市场初步建立起来。承销制是一种协议性的市场发行制度，这种发行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由承销合同确定发行人与承销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二是承销人向投资人分销，而分销不出去的部分由承销人自己认购。

自1999年第九期记账式国债开始，中国的国债市场发行基本上采用招标机制。从招标的标的物来看，经历了交款期招标、价格招标和收益率招标的方式；从竞标规则来看，财政部先后在短期贴现国债发行中采用了"荷兰式"单一价格拍卖方式，在中长期国债和附息债券的发行中采用了多重价格拍卖方式。2004年总共14期记账式国债中，只有4期按照单一价格拍卖方式，而剩余14期都是多价竞价。

在我国，只有国债承购包销团成员才分别有权参加记账式国债拍卖活动，包括竞争性投标和非竞争性投标。其他机构投资者或个人只能够参加凭证式国债的购买，或向参与国债投标的承销商认购国债。

为了进行必要的投标筛选，财政部在国债拍卖前通常不仅规定最低、最高投标量限制，还通常设置一定的投标价格区间。这一措施也会减少独立投标人的数量，鼓励小规模投资机构和个人进行投标和并，从而产生投标过程中非竞争性行为的效果。比如，2001年7月31日，财政部发行了2001年第七期记帐式国债，招标区间定在4.25％和5.25%,期限是20年。由于市场普遍认为发行利率较高，所以在发行区间大力追捧，大批自营商拆借资金购买国债，并且该国债在上市之后价格迅速上升了20％以上。这说明，如果设置了一个错误的价格区间，会给市场带来冲击，或者影响国债的发行，或者影响国债财政负担。

4. 国债交易市场活跃 交易手段灵活

国债交易包括现货交易、回购交易，也包括2005年6月份和2006年2月份推出的远期和利率互换相续出现。国债的期货交易也有望恢复。

在1997年之前，国债交易基本上都是现货交易。1997年银行间债券开展质押式回购业务。在国债市场上，质押式回购量一直大于现券买卖量，质押式回购为投资者短期融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2004年，我国又推出买断式回购。这一方式有助于债券的流通，也有助于在市场中实现套利，进而有利于债券的定价。

我国债券交易市场包括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这两个市场的交易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以银行间市场为例。2006年全年的交易规模为382053亿元，而2001年才40940亿元。4年的时间，交易量增长了近8倍。

在我国，银行间交易规模要远远大于交易所市场。如下表。


注： （1）2004年以来的回购交易数据包括质押式回购与买断式回购；（2）现券成交金额只计算买入或卖出数据；（3）回购成交笔数与回购成交金额均为首期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


在银行间市场中，7天质押式回购的交易规模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质押交易规模的将近75%。

5. 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得以开展

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恢复了公开市场业务，有力地促进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控和引导一级交易商在市场的交易，并传递和影响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结算业务；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回购利率，成为银行同业间债券回购利率的指导性利率。

6. 交易机制更加完善，市场交易主体扩大，参与者增多

2000年4月，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管理办法出台，下列机构可成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参与者，从事债券交易业务：(1）在中国境内具有法人资格的商业银行及其授权分支机构；(2）在中国境内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3）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

2002年4月15日将银行间债券的准入制度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实行准入备案制，向所有可以投资国债和金融债的金融机构以及各类投资资金开放了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银行间债市交易主体成分不够的问题。2002年6月17日起，商业银行柜台记账式国债交易开始试点，将个人投资者纳人银行间市场。2002年10月29日，银行间债券市场向非金融机构开放。2004年2月16日，银行间债券市场向外资银行开放。2006年，在中央国债公司直接或间接开立一级托管账户的投资者共6439个。在总体上看，投资者的类别相当广泛，基本覆盖了几乎所有种类的投资者群体

在交易机制上，由过去的单边报价过渡到双边报价。双边报价，实际上就是国外的做市商制度。这一制度对于活跃债券交易，更好地发现债券价格非常有利。

H. 我国近年的国债规模~~（2003-2008）

我国国债规模及其风险防范

摘要：自恢复国债发行以来，国债规模日益扩大。国债政策在拉动投资、扩大内需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国债规模的迅速扩大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担忧。本文以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认为目前我国国债规模已经偏大，对目前国债规模应持谨慎态度。文章最后提出一些措施，以防范国债规模风险。
关键词：国债规模；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国债负担率；国债风险防范

国债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常被各国用以调节经济。从1998年开始我国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大了国债的发行力度。事实表明，近几年的国债政策在拉动投资、扩大内需、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国债对GDP增长贡献如下：1998～2002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分别是1.5%、2%、1.7%、1.8%和2.0%.与此同时，加大国债发行力度使得国债规模迅速扩大，5年来我国累计发行国债22577.6亿元（加上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总量达到29177.6亿元），平均每年发行4515.5亿元，年均增长28.56%，2002年我国国债发行规模更是创下5946.30亿元的历史新高。国债规模的迅速扩大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担忧。

一、国债规模现状分析

从世界各国管理国债规模的实践来看，一般都采用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和国债负担率来判断一国的国债规模是否合理。

（一）国债依存度

国债依存度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量占该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反映了财政支出对国债的依赖程度。在我国，国债依存度有两种计算口径，即国家财政国债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我国的国债由中央财政发行，国债收入归中央财政控制使用。因此，我们在用国债依存度来衡量国债规模时采用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更为合理。从表1中可以看到，1994～2002年我国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分别为：64 84%、75 72%、85 89%、95 23%、121 86%、96 69%、84 37%、84 67%和87 63%.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非常高，中央财政支出资金来源很大部分依靠发行国债，这必然会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其中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国际上关于中央财政对国债依存度的警戒线是25～30%，我国的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远远高出世界公认警戒线，表明我国的国债规模的形势比较严峻。

（二）国债偿债率

国债偿债率是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反映了国债发行规模与财政收入是否相适应。这一指标越高，表明以前所发国债对财政形成的压力越大，反之则越小。从表1中可以看到，1994～2002年我国国债偿债率分别为：6.65%、12.56%、17.09%、21.04%、22.74%、15 66%、11.59%、11.74%和13.05%.很多学者都主张我国的国债偿债率应控制在8～10%，可见我国的国债偿债率已经超过了公认的安全线。虽然国债偿债率已经呈现出向安全线逐步接近的趋势，但是我国近些年由于国债规模的膨胀，加上新发国债期限较短，还本付息的支出负担日益沉重，偿债压力会进一步扩大。一般来说，国债本息是必须无条件偿还的，刚性很强。在我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困难不能得到根本扭转的背景下，就不得不利用发新债来还旧债，后果是国债规模越来越大，极大地加剧了国债的规模风险。

（三）国债负担率

国债负担率是指某一时期国债余额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国债负担率与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致相同。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左右。因此，我们应推算我国合理的国债负担率在20%左右。从表1中可以看到，我国1994～2002年国债负担率分别为：4.89%、5.64%、6.42%、7.40%、9.91%、12.85%、14.56%、16.28%和18.89%.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债负担率比较低，似乎可以说明国债规模还不够大。事实上，我国举债的历史比较短，不能够将我国的国债余额与西方发达国家国债余额作简单的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债余额是经历上百年时间积累形成的。从上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国债负担率增长较快，2002年国债负担率是1994年的3.86倍，1994年到2002年间国债负担率平均年增长率约为18%，大大超过了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如果长此以往，我国财政将会不堪重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国债规模风险防范对策

我国国债依存度和国债偿还率已经远远超出国际安全警戒线，而且国债负担率增长很快，表明我国国债规模已经偏大，面临着较大的国债规模风险。为此，采取相关措施，控制和防范国债规模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合理界定国债使用方向，加强对国债资金使用的监督

首先，国债资金应优先投向那些瓶颈性产业和部分生产建设性项目，以弥补国家建设资金的短缺，避免重复建设。国债资金应支持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支持国有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产业升级，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引导银行、企业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领域投资。在每个投资项目中，应确保国债资金的投入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大政府的偿债能力，实现国债规模的均衡发展及自身良性循环。其次，要坚决杜绝半拉子工程，对于已经开工的国债项目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严禁挤占挪用国债资金，确保国债投资的高效率。针对目前我国国债一些投资项目效率差的情况，需要在资金使用方面加强管理。这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项目管理制度，明确资金使用者的使用责任，保证项目的质量。

（二）加快财政改革的速度，降低国债偿债率和国债依存度

虽然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有所改善，但我国的财政收入仍然较低，处在世界较低水平。财政收入低制约了国债偿还能力，使得国债规模风险比较突出。要降低衡量国债规模风险的两大指标———国债偿债率和国债依存度，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此，必须加快财政改革的速度。首先，必须完善流转税制度，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结构中的比重，努力扩大关税在筹集财政收入中的作用，大力压缩无税区和低税区。其次，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积极稳妥地推进“费改税”，逐步将预算外和体制外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纳入税收管理。再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减少税收流失，严厉打击偷税、漏税、逃税行为。

（三）加强国债期限结构管理，优化国债偿还期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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