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备受关注

Ⅰ 2020年我国实施的货币政策

2020年我国实施的货币政策：2020年中国经济工作，明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仍然实行常态化货币政策的国家。

我们将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要求，综合考虑经济增长、通胀预期、宏观杠杆率和汇率稳定，保持灵活适度，加强逆周期调节，疏通政策传导机制，提升货币政策效能，发挥好结构性工具引导作用，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尤其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支持力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1)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备受关注扩展阅读：

货币政策反经济周期调节，是指货币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当经济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时，就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或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紧缩货币供给与信贷，给过热的经济降温，抑制过高的通胀率。

反之，当经济增长率下滑，或者有衰退风险的时候，货币政策则要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保障流动性供给，刺激投资和消费。

在经济下行阶段，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金融机构或企业等面临短期资金供给不足时，中央银行要为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便利，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平稳增长，改善融资环境，维护投资者的信心，为经济增长提供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货币政策反经济周期调节的应用，旨在调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Ⅱ 地方债的限额管理

由于地方政府举债缺乏制度规范，举债形式多样、程序不透明、违法担保和资金使用脱离预算管理等问题突出，导致举债规模过快增长，不少地区债务负担沉重，偿还难度大。
2015年8月24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标志着我国依法启动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限额管理。此次提请审议的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由两块数字相加而成，一块是最终甄别确认的2014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一块是2015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的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后，国务院将在批准的限额内，核定各地债务限额。地方政府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提出本地区债务限额，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并在批准的限额内举借和偿还债务。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廖晓军在会议上作审查报告时建议，建立向人大报告地方政府债务的制度和公开完善的地方政府债务考核评价制度。对违规举债的典型地区和责任人员，要公开曝光，严肃问责，形成警示效应，树立法律权威。
廖晓军还建议，建立对违反规定的地方和个人的问责机制。对部分债务风险指标已经预警的地区和债务风险较高的地区，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偿还债务，切实降低风险。对于确实无法偿还的专项债券，要建立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强化市场约束。严格区分企业债券与政府债券，严禁将城投债等企业债务纳入地方政府债务。要妥善处理各类或有债务，坚决杜绝各种违法担保、变相举债行为。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的决议。根据该议案，2015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锁定16万亿元人民币(下同)，预计债务率为86%。
此次获批的2015年1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实际就是目前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该限额由两块构成，一块是截至2014年末的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4万亿元，一块是今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的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0.6万亿元。

Ⅲ 人民日报：不能动不动就拿纳税人钱为国企违约买单

债券市场要想健康持续发展，必须打破刚性兑付，这应该成为共识.
近日，东北特钢债券违约事件，因其第一大股东是辽宁省国资委，引起广泛关注。投资人希望能够财政兜底予以兑付，企业大股东则试图以“债转股”“债转贷”等方式解决。当地政府、主承销商和投资人能否通过市场规则和法治方式达成共识、破解困局，考验各方智慧。
债券违约有增加趋势。谈到近期几起违约事件，财政部负责人直言，“援助但不兜底”。的确，对于国企债券违约的处置，应该用市场化手段、坚持法治化方向。债券发行是一种市场行为，不可避免有违约的风险。而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国企债券违约风险漠视，存在着刚性兑付依赖。在发生兑付风险时，不少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政府信用，也总是动用纳税人的钱，补市场的窟窿。当前，一方面是地方政府为国企兜底的能力越来越弱，一旦发生国企债券违约，动辄几十亿元，政府即便想兜底也有心无力；更重要的是，刚性兑付使国企债务风险越来越高，杠杆率不断提高，风险积累也越来越大。
打破刚性兑付，恢复建立良性债券市场，需要让市场在债券的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国企的违约问题固然不同于一般企业，政府应该给予一定援助，但援助不等于兜底。作为市场主体，国企应该按照市场规则处理债务违约问题。国企之所以债务规模偏大、债务率过高，主因就是把政府当保姆、当靠山，而金融机构也患“国企崇拜”病，总觉得政府可以兜底。
长期以来，刚性兑付成为“行规”，金融机构、投资者忽视了背后的风险，导致债券市场价格失灵，风险信号失灵。债券市场刚性兑付如果一直硬撑下去，泡沫只会越来越大，杠杆越来越高。东北特钢资产负债率远超警戒线，各种贷款、债券还是一路绿灯，债务居然超400亿元，就是一个例证。
如何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投融资体制？实际上，长期存在的刚性兑付，使得债券市场扭曲失真。“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指出，“有序打破刚性兑付”，“局部的风险该释放的也要及时释放，打破刚性兑付，反而有利于降低长期和全局风险”。债券市场要想健康持续发展，必须打破刚性兑付，这应该成为共识。刚性兑付打破，信用债的定价回归市场，企业再发债券，其利率就会由市场根据不同行业的投资风险定价，利率和资金会优化配置，一些落后产能发行债券就会越来越难，这对于去产能、去杠杆，国企的深化改革、产业的转型升级作用巨大。
对政府来说，则要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在市场经济机制下，政府应该权责对等，该由市场来做的事情，不越位、不缺位。不能动不动就拿纳税人的钱来为国企的违约买单。同时，政府“援助不兜底”，该作为的必须作为。处理债券违约，要有底线思维，立足于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应该看到，目前债券市场整体违约率很低，构不成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
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绝不能倒退，债券处置也必须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发债企业、地方政府、承销机构和市场监管部门应发挥各自作用，既不兜底，也要坚决防止逃避债务的恶意违约，尽最大努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哪些信号 0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了哪些信号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昨天，为期四天的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终于落下帷幕。因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要定调2016年的经济工作，还要对下一个五年的经济工作进行总体筹划，这使得本次会议意义更加深远，定调、筹划工作更加谨慎。然而，这个姗姗来迟的工作会议，不负众望，释放了更多的重要信号：
首先，会议明确2016年经济工作的总体基调和总思路。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将在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要求，牢固树立和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五大政策支柱为：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重点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其次，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的稳增长，着力强调从供给侧入手，解放生产力，增加新供给，改善供给结构，提升竞争力。因此，本次会议更多鼓励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合理地位，在激活市场动力的同时，也不降低政府监管的力度，使供给侧的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成为稳增长的方法和路径，更好地为促进稳增长服务。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当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2016年四大改革看点有：供给侧改革、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再次，会议指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结构性改革任务繁重。对内，积极化解产能过剩、降低房地产市场库存、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扩大有效供给、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明年积极工作重点。对外，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重点。同时，将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扩大有效供给方面，会议提出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实施精准扶贫，减少贫困，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培优新兴行业，培优人才，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质量，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双创”。而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我国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途径。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我们实现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依托。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合作对象国来说，国际产能合作有助于加快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促进其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合作双方来说是互利共赢的。
从商业银行角度看，此次会议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提出新的要求：
第一，会议强调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要求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加快发展绿色金融。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将有效激活商业银行的活力，有利于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保险、基金、融资租赁等多元化经营。商业银行要抓住机遇，加快自身的发展转型，创新新产品和服务，继续实施综合化经营，大力发展绿色债券等中间业务，以降低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二，会议将精准扶贫、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发展新产业、加强农业现代化等推上明年经济工作重点，这也将给商业银行带来新的业务机会。商业银行将承担更加综合化的融资服务角色，一方面积极创新新产品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还可参与项目的设计、开发等咨询顾问服务。通过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业银行将提升高智能高信息化服务水平，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第三，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对金融服务在提出要求也创造新的发展空间。首先，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定向发行专项债券等方式，对重点合作项目提供更多融资服务；其次，在加强风险防范前提下，银行可以发挥援外优惠贷款的作用，扩大支持国别范围和行业领域；再次，为支持国际产能合作，中资金融机构应加快海外机构建设，支持企业以境外资产、股权等权益为抵押开展贷款，探索境外发债备案制，鼓励开展公私合营项目贷款业务。借助上述机会，商业银行将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
第四，会议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这将为商业银行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银行进一步化解不良贷款、稳定资产质量。会议还强调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各类融资行为得到规范，也将为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腾挪出更多的空间。

Ⅳ 国九条的内容是什么

以下是2014年版的“国九条”。来源于http://ke..com/view/155770.htm#2_4
国务院9日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对于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拓宽企业和居民投融资渠道、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20多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涵盖股票、债券、期货的市场体系，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总体上看，我国资本市场仍不成熟，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依然存在，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实现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开拓进取。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取向，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紧紧围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激发市场创新活力，拓展市场广度深度，扩大市场双向开放，促进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防范和分散金融风险。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促进资本形成和股权流转，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促进创新创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资本市场改革发展要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借鉴国际经验，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履行好政府监管职能，实施科学监管、适度监管，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市场秩序。
二是处理好创新发展与防范风险的关系。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市场服务能力和效率为目的，积极鼓励和引导资本市场创新。同时，强化风险防范，始终把风险监测、预警和处置贯穿于市场创新发展全过程，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是处理好风险自担与强化投资者保护的关系。加强投资者教育，引导投资者培育理性投资理念，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提高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健全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参与权、求偿权和监督权，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是处理好积极推进与稳步实施的关系。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坚定不移地积极推进改革。同时，加强市场顶层设计，增强改革措施的系统性、针对性、协同性，把握好改革的力度、节奏和市场承受程度，稳步实施各项政策措施，着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发展。
（三）主要任务。
加快建设多渠道、广覆盖、严监管、高效率的股权市场，规范发展债券市场，拓展期货市场，着力优化市场体系结构、运行机制、基础设施和外部环境，实现发行交易方式多样、投融资工具丰富、风险管理功能完备、场内场外和公募私募协调发展。到2020年，基本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透明、稳健高效、开放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二、发展多层次股票市场
（四）积极稳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股票发行制度。发行人是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必须做到言行与信息披露的内容一致。发行人、中介机构对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充分性和及时性承担法律责任。投资者自行判断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自担投资风险。逐步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股票发行条件、上市标准和审核方式。证券监管部门依法监管发行和上市活动，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五）加快多层次股权市场建设。强化证券交易所市场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职能。壮大主板、中小企业板市场，创新交易机制，丰富交易品种。加快创业板市场改革，健全适合创新型、成长型企业发展的制度安排。增加证券交易所市场内部层次。加快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建立小额、便捷、灵活、多元的投融资机制。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将区域性股权市场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集中统一的登记结算制度。
（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引导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规范经营决策。督促上市公司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制度，提高财务信息的可比性，增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促进上市公司提高效益，增强持续回报投资者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保障公司独立主体地位，维护各类股东的平等权利。鼓励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理制度。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允许上市公司按规定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员工持股计划。
（七）鼓励市场化并购重组。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的主渠道作用，强化资本市场的产权定价和交易功能，拓宽并购融资渠道，丰富并购支付方式。尊重企业自主决策，鼓励各类资本公平参与并购，破除市场壁垒和行业分割，实现公司产权和控制权跨地区、跨所有制顺畅转让。
（八）完善退市制度。构建符合我国实际并有利于投资者保护的退市制度，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退市指标体系并严格执行。支持上市公司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在确保公众投资者权益的前提下以吸收合并、股东收购、转板等形式实施主动退市。对欺诈发行的上市公司实行强制退市。明确退市公司重新上市的标准和程序。逐步形成公司进退有序、市场转板顺畅的良性循环机制。
三、规范发展债券市场
（九）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完善公司债券公开发行制度。发展适合不同投资者群体的多样化债券品种。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制度。丰富适合中小微企业的债券品种。统筹推进符合条件的资产证券化发展。支持和规范商业银行、证券经营机构、保险资产管理机构等合格机构依法开展债券承销业务。
（十）强化债券市场信用约束。规范发展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服务。完善发行人信息披露制度，提高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建立债券发行人信息共享机制。探索发展债券信用保险。完善债券增信机制，规范发展债券增信业务。强化发行人和投资者的责任约束，健全债券违约监测和处置机制，支持债券持有人会议维护债权人整体利益，切实防范道德风险。
（十一）深化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在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完善债券品种在不同市场的交叉挂牌及自主转托管机制，促进债券跨市场顺畅流转。鼓励债券交易场所合理分工、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债券登记结算机构信息共享、顺畅连接，加强互联互通。提高债券市场信息系统、市场监察系统的运行效率，逐步强化对债券登记结算体系的统一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
（十二）加强债券市场监管协调。充分发挥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作用，各相关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各司其职，加强对债券市场准入、信息披露和资信评级的监管，建立投资者保护制度，加大查处债券市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价格操纵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力度。
四、培育私募市场
（十三）建立健全私募发行制度。建立合格投资者标准体系，明确各类产品私募发行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和面向同一类投资者的私募发行信息披露要求，规范募集行为。对私募发行不设行政审批，允许各类发行主体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向累计不超过法律规定特定数量的投资者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产品。积极发挥证券中介机构、资产管理机构和有关市场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私募产品发行监管制度，切实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建立促进经营机构规范开展私募业务的风险控制和自律管理制度安排，以及各类私募产品的统一监测系统。
（十四）发展私募投资基金。按照功能监管、适度监管的原则，完善股权投资基金、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私募集合理财产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各类私募投资产品的监管标准。依法严厉打击以私募为名的各类非法集资活动。完善扶持创业投资发展的政策体系，鼓励和引导创业投资基金支持中小微企业。研究制定保险资金投资创业投资基金的相关政策。完善围绕创新链需要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五、推进期货市场建设
（十五）发展商品期货市场。以提升产业服务能力和配合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为重点，继续推出大宗资源性产品期货品种，发展商品期权、商品指数、碳排放权等交易工具，充分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增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允许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以对冲风险为目的使用期货衍生品工具，清理取消对企业运用风险管理工具的不必要限制。
（十六）建设金融期货市场。配合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适应资本市场风险管理需要，平稳有序发展金融衍生产品。逐步丰富股指期货、股指期权和股票期权品种。逐步发展国债期货，进一步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六、提高证券期货服务业竞争力
（十七）放宽业务准入。实施公开透明、进退有序的证券期货业务牌照管理制度，研究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等交叉持牌，支持符合条件的其他金融机构在风险隔离基础上申请证券期货业务牌照。积极支持民营资本进入证券期货服务业。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以相互控股、参股的方式探索综合经营。
（十八）促进中介机构创新发展。推动证券经营机构实施差异化、专业化、特色化发展，促进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系统重要性的现代投资银行。促进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向现代资产管理机构转型，提高财富管理水平。推动期货经营机构并购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拓宽融资渠道，扩大业务范围。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优化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模式。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围绕风险管理、资本中介、投资融资等业务自主创设产品。规范发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柜台业务。对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评级增信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开展证券期货相关服务强化监督，提升证券期货服务机构执业质量和公信力，打造功能齐备、分工专业、服务优质的金融服务产业。
（十九）壮大专业机构投资者。支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投资，支持社会保险基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资金、境外长期资金等机构投资者资金逐步扩大资本市场投资范围和规模。推动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大力发展证券投资基金。
（二十）引导证券期货互联网业务有序发展。建立健全证券期货互联网业务监管规则。支持证券期货服务业、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产品、业务和交易方式。支持有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参与资本市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扩大资本市场服务的覆盖面。
七、扩大资本市场开放
（二十一）便利境内外主体跨境投融资。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范围，提高投资额度与上限。稳步开放境外个人直接投资境内资本市场，有序推进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资本市场。建立健全个人跨境投融资权益保护制度。在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范围内，逐步放宽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限制，完善对收购兼并行为的国家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制度。
（二十二）逐步提高证券期货行业对外开放水平。适时扩大外资参股或控股的境内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经营范围。鼓励境内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国际竞争力。推动境内外交易所市场的连接，研究推进境内外基金互认和证券交易所产品互认。稳步探索B股市场改革。
（二十三）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完善跨境监管合作机制，加大跨境执法协查力度，形成适应开放型资本市场体系的跨境监管制度。深化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监管合作。加强与国际证券期货监管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证券期货监管规则制定。
八、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二十四）完善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和评估处置机制。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覆盖各类金融市场、机构、产品、工具和交易结算行为的风险监测监控平台。完善风险管理措施，及时化解重大风险隐患。加强涵盖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信托理财等领域的跨行业、跨市场、跨境风险监管。
（二十五）健全市场稳定机制。资本市场稳定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各地区、各部门在出台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资本市场的敏感性，做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完善市场交易机制，丰富市场风险管理工具。建立健全金融市场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和处置机制。健全稳定市场预期机制。
（二十六）从严查处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违法违规线索监测，提升执法反应能力。严厉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行为。完善证券期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深化证券期货监管部门与公安司法机关的合作。进一步加强执法能力，丰富行政调查手段，大幅改进执法效率，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切实提升执法效果。
（二十七）推进证券期货监管转型。加强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系建设，依法规范监管权力运行，减少审批、核准、备案事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监管能力和透明度。支持市场自律组织履行职能。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资本市场诚信监管制度，强化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
九、营造资本市场良好发展环境
（二十八）健全法规制度。推进证券法修订和期货法制定工作。出台上市公司监管、私募基金监管等行政法规。建立健全结构合理、内容科学、层级适当的法律实施规范体系，整合清理现行规章、规范性文件，完善监管执法实体和程序规则。重点围绕调查与审理分离、日常监管与稽查处罚协同等关键环节，积极探索完善监管执法体制和机制。配合完善民事赔偿法律制度，健全操纵市场等犯罪认定标准。
（二十九）坚决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严格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完善公众公司中小投资者投票和表决机制，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和投资者损害赔偿救济机制。督促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加上市公司业绩发布会，代表公众投资者行使权利。
（三十）完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按照宏观调控政策和税制改革的总体方向，统筹研究有利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
（三十一）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加强登记、结算、托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资本市场监管数据信息共享。推进资本市场信息系统建设，提高防范网络攻击、应对重大灾难与技术故障的能力。
（三十二）加强协调配合。健全跨部门监管协作机制。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的协调合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与证券期货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协同配合。出台支持资本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外汇、海关监管政策。地方人民政府要规范各类区域性交易场所，打击各种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做好区域内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
（三十三）规范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管理涉及资本市场的内幕信息，确保信息发布公开公正、准确透明。健全资本市场政策发布和解读机制，创新舆论回应与引导方式。综合运用法律、行政、行业自律等方式，完善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管理制度。依法严肃查处造谣、传谣以及炒作不实信息误导投资者和影响社会稳定的机构、个人。

Ⅵ 2.中国的系统重要性银行有哪些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规模体量大，在金融市场上具有风向标作用，识别并强化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有助于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市场公平有序竞争，有助于提高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切实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办法》是评估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基本规则，是强化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重要性银行“大而不能倒”风险的重要举措，是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关键制度安排，有助于识别对我国金融体系有系统性影响的银行，有助于增强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认定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有助于推动系统重要性银行稳健经营。
要点一：与国际监管趋势接轨
2018年11月27日，“一行两会”联合发布《指导意见》，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和处置作出了总体性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被看作是中国对于防范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重磅利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规模较大、结构和业务复杂、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性强，在金融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将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危机后有关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已就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建立了相关制度安排。
央行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从我国情况看，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部分规模较大、复杂度较高的金融机构因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度高而居于金融体系核心，对我国金融体系整体稳健性以及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具有重要影响。为此，迫切需要明确政策导向，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和处置作出制度性安排。
实际上，据了解，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7个成员国中，目前绝大部分国家已经建立了本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和监管办法，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进度相对较慢。因此，有银行业分析师对记者表示，指导意见的颁布，不仅是出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考虑，也是重要的监管制度补短板，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
要点二：先从银行业切入，证券、保险业随后
《评估办法》是《指导意见》发布后的首个配套细则，之所以先选择制定出台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办法，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考虑：
一是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业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目前我国金融业总资产30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总资产268万亿元，在我国金融业总资产中占比达到89%。考虑到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工商银行(港股01398)、农业银行(港股01288)、中国银行(港股03988)、建设银行(港股00939)等4家银行均已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名单。
二是国际上对于评估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方法已较为成熟，对我国来说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现行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认定中，基本仅包含银行、保险这两类金融机构，但将证券业、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纳入并没有先例。根据安排，我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涵盖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认定的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例如，此前外媒就多次报道，蚂蚁金服等金融科技“巨头”有望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
因此，如何设定针对证券业、从事金融业务机构的评定标准，以及针对这两类机构如何设定特别监管要求和特别处置机制备受外界关注。
此外，《指导意见》设定了参评机构的范围标准：一是可采用金融机构的规模指标，即所有参评机构表内外资产总额不低于监管部门统计的同口径上年末该行业总资产的75%；二是可采用金融机构的数量指标，即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参评机构数量分别不少于30家、10家和10家。
要点三：纳入名单的银行将有何特殊“待遇”
一旦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则意味着要身上的“担子”将更重。这主要体现在将会有额外的、更为严格的特别监管要求，以避免日常经营中盲目扩张；同时，为以防万一，还要制定特别处置机制，确保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时，能够得到安全、快速、有效处置，保障关键业务和服务不中断，防范“大而不能倒”的问题。
央行有关负责人就表示，按照《指导意见》确定的分工，银保监会仍依法负责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实施日常监管。央行则从强化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出发，一方面，牵头制定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拟从实施附加资本要求、落实资本内在约束机制入手，强化流动性、大额风险暴露、风险数据加总和风险报告等方面的监管要求。另一方面，从制定恢复和处置计划、开展可处置性评估等方面提出管理要求，切实提高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经营稳健性。同时，央行将持续开展系统重要性银行监测分析，开展压力测试，并视情提出相应的附加监管要求。
一旦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确定后，意味着这些银行将要执行更为严格的资本充足要求，这些银行也将面临更大的资本补充压力，发行优先股、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资本补充工具的需求也会更大。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熊启跃曾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以附加资本要求为例，巴塞尔委员会对入选的G-SIBs按最终得分划定了五级，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附加资本要求（从1%到3.5%不等），预计我国也会借鉴这种方式设定分级附加资本要求。
“从其它国家实施的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监管要求看，一般情况下，D-SIBs的附加资本要求会比G-SIBs低，预计我国也会如此。”熊启跃说，不过，即便如此，由于当前我国银行业普遍资本紧缺，一旦入选系统重要性银行，还是会加重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特别是对部分股份行等中小银行。
民生银行(港股01988)首席宏观研究员温彬表示，随着《评估办法》的实施，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机构盲目扩张规模的冲动将会受到抑制，这也标志着差异化监管走向深入、走进实质阶段。《评估办法》通过对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的定量打分，辅之以监管定性评价，为差异化监管奠定了较好基础。预计6家国有商业银行、2家政策性银行、1家开发性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10家左右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将进入备选，其中打分结果有望选定20家左右的银行作为第一轮系统重要性银行。
要点四：评估系统重要性银行需要这些流程
根据《评估办法》，我国未来将每年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根据名单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差异化监管。评估流程将包括确定参评银行范围、向参评银行收集数据、计算系统重要性得分、进行监管判断、确定并公布名单等。
其中，确定参评银行范围的标准为，若某银行满足下列任一条件，则应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范围：
1.以杠杆率分母衡量的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在所有银行中排名前30；
2.曾于上一年度被评为系统重要性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上述第一条标准，预计首批系统重要性名单中，基本将涵盖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和部分头部城商行。
按要求，参评银行于每年6月底前填写并提交上一年会计年度数据。银保监会在完成数据收集后，计算参评银行系统重要性得分。得分达到300分的银行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初始名单。按系统重要性得分进行分组，实行差异化监管。各组分界值如下：第一组：300分至449分；第二组：450分至599分；第三组：600分至1399分；第四组：1400分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得分达到300分的银行杯被纳入初始名单后还需监管部门判断，最后交由金融委审议确定终极名单。对于300分以下的银行，也有可能会纳入名单，央行、银保监会可根据其他定量或定性辅助信息，提出将系统重要性得分低于300分的参评银行加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的监管判断建议，与初始名单一并提交金融委办公室。
此外，金融委每三年对本办法规定的评估流程和方法进行审议，并进行必要调整与完善。行业发生显著变化、现有评估流程和方法不能满足防范系统性风险实际需要的，金融委可对评估流程和方法进行额外审议。
要点五：依据四大类共计13项指标评分
《评估办法》发布后，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将向参评银行发送数据报送模板和数据填报说明，收集2018年数据，开展2019年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
根据《评估办法》，首先，采用定量评估指标计算30家参评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得分，评估的一级指标包括“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和“复杂性”，指标权重均为25%，每个一级指标下设若干二级指标，得分达到一定分值的银行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初始名单。具体评估指标构成如下：
一、规模：采用作为杠杆率分母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和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之和作为定量指标，按照《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规定的口径计算。
二、关联度：包含三个定量指标，权重均等。
1、金融机构间资产，指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交易形成的资产余额。
2.金融机构间负债，指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交易形成的负债余额。
3.发行证券和其他融资工具，指银行通过金融市场发行的股票、债券和其他融资工具余额。
三、可替代性：包含四个定量指标，权重均等。
1.通过支付系统或代理行结算的支付额，指银行作为支付系统成员，通过国内外大额支付系统或代理行结算的上一年度支付总额，包括为本银行清算的支付总额和本银行代理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清算的支付总额。
2.托管资产，指上年末银行托管的资产余额。
3.代理代销业务，指银行作为承销商或代理机构，承销债券，代理代销信托计划、资管计划、保险产品、基金、贵金属等业务的年内发生额。
4.境内营业机构数量，指银行在境内设立的持牌营业机构总数。
四、复杂性：包含五个定量指标，权重均等。
1.衍生产品，指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本金余额。
2.交易类和可供出售证券，指银行为交易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证券余额和可供出售证券余额之和。
3.非银行附属机构资产，指银行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境内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
4.理财业务，指银行发行的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
5.境外债权债务，指银行境外债权和境外债务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