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万新与国债

❶ 请列举一些中国金融事件，如3.27国债事件

唐万新隆德系事件

❷ 外媒惊叹：中国人究竟是怎样暴富的

外媒惊叹：中国人究竟是怎样暴富的？
“印钞票”时代正在到来
商业见地网5月7日发表文章称，人类真正的历史与其说是政治史，不如说是经济史。如果放在历史的维度看，以2013年为起点的10年，A股正在上演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超级大牛市，这一力度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象。
未来，房地产市场将不再是全社会最大的资金池，中国人的财富配置将发生历史性转变：普通家庭的资产，将由房子占80%到90%，金融资产只有10%到20%，逐步变成金融资产占30%以上，甚至占大头。其实，这正是当前这波股市行情产生的一大原因。
“印股票的时代”正在到来，IPO注册制方案已经从证监会报到了国务院，《证券法》的修改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种种迹象显示，注册制将在几个月后“粉墨登场”，中国股市史无前例的大扩容时代到来了。
继4月2日证监会核准了30家公司的新股发行之后，4月23日又核准了25家公司的新股发行。一个月发行55只新股，创下史上最大的IPO纪录。
为此，中国证监会方面表示，将在继续保持按月均衡核准首发企业的基础上，适度加大新股供给，由每月核发一批次增加到核发两批次。
加快新股发行，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本轮牛市被称为是“政策市”，政策呵护股市的目的也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即满足企业上市融资的需要。如今指数已经挺进到4,400点，就管理层来说，完全可以考虑进一步加速新股发行了。

但是，投资理念不成熟导致很多A股市场的投资者追求暴富，而要暴富就必然会投机炒作。这个属性被市场的主力所利用，表现在个股的炒作上，连续制造涨停板，连续大幅拉升。
最典型的如南北车，股价从每股4元、5元急剧拉升到40元左右。股价急剧拉升，股指又如何走得了慢牛。更何况目前股市里的资金很多都是带着杠杆而来，这些资金冒着巨大的风险进入，其动机就是为了赚快钱，为了追求暴富。
事实上，经济发展关系到老百姓生活水平能够提高。时评人杜君立认为，在全球化的“大锅饭”中，勤劳的中国通过供养西方迅速“暴富”：西方得到了享受，中国得到了钞票或者债券。
植物时代和矿物时代
如果对人类历史进行简单归纳，大体可以分为植物时代和矿物时代。
在矿物时代之前的几千年里，人类始终挣扎在温饱边缘，有限的植物资源使战争和饥荒周而复始的出现，这就是所谓“马尔萨斯陷阱”。但矿物时代颠覆了贫穷的传统。

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一个前现代的贫穷中国就变成一个后现代的富裕中国，父辈们的奢侈品已经成为我们的必需品。这无疑是一场财富的革命。植物时代也可以说是农业时代，人类几乎所有的财富和必需品都无一例外地来自植物。
从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率先走出了植物时代，但直到200年后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基本仍然停留在植物时代，一切物质几乎都依赖土地上植物的生长：食物、木材、棉花、燃料……为了保证每个人的“糊口”问题，中国所有的土地都被种上了庄稼（“以粮为纲”），实在不能耕种的土地也种上了各种可用作建材或燃料的植物。
对一个将近10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极其有限的植物生产只能使贫穷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当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大潮时，中国很快就走出了持续数千年的植物时代，全面进入矿物时代。这一过程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上一辈人还是以步行来移动，这一辈人就已经通过汽车和飞机来移动。
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物质就是石油、煤炭和钢铁。30年时间，中国的石油、煤炭和钢铁消耗翻了数十倍，彻底改写了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的面貌。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食物、衣物、建筑、家具、设备、燃料等各种生活必需品几乎都来自矿物质，而不再是来自植物。

对一个当代人来说，他完全生活在一个矿石物质里：化肥催生的粮食、钢筋水泥的房屋、钢铁海绵的汽车、塑钢家具、耐磨保暖的化纤衣物、方便的化石燃料……廉价的矿物时代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过剩，自动化机器的普遍使用几乎消灭了劳动与工作，人成为一种坐享其成的“消费动物”。
如果说植物时代人们只能得到大自然的利息，那么进入矿物时代后，人们则拿到了大自然的本金。
“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祖辈的地球，而且借用了儿孙的地球。”经历数百亿年才形成的地矿资源被当代人一朝之间神奇地打开了。
改革30年：中国社会经济大变迁
从历史看，中国人当下的富裕是如此不可思议，甚至连古代帝王都不一定能享受到一般民众视为平常的物质生活。更不可思议的是，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30年间。
30年前，人们最奢侈的理想还是吃上一口饱饭、穿上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有一间不漏雨的房子……30年后，人们将满桌的饭菜倒进垃圾桶，衣柜里堆满从未穿过的新衣，无人居住的新房随处可见……如果用数据来说，1979年，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体人均存款不足10元，而安徽凤阳县每个农民平均存款只有0.5元；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储蓄最高的国家，人均存款超万元，而黑领云集的北京人均存款将近10万。

虽然有极其可怕的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但30年增长了1,000倍，这是一个无可质疑的事实。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将近100倍，人民币总量增加了700多倍。这种高达百倍的物质激增只能用“暴富”来形容。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化肥、钢材、水泥的生产国和消费国。过去20年中，中国的钢铁、水泥、塑料和化学纤维产量分别提高了5倍、10倍、19倍和30倍。作为矿物时代的标志物，中国的汽车数量在不到30年里增长了10,000倍。
1978年，中国千人汽车拥有量名列世界倒数第一；1985年中国汽车保有量不足2万辆，如今汽车总数超过2亿辆，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凭心而论，这种“暴富”是“技术”的结果，因为我们掘开了地球。位于黄土高原不毛之地的神木堪称这种“暴富革命”的典型标本。仅仅几年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神木，因为地下埋藏的“黑金”，一夜之间成为“中国首富”。
混沌无序环境下的“小人乍富”
虽然比起西方国家来，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但这和中国人的暴富并不矛盾。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有这么多一夜暴富的“暴发户”和“败家子”--野蛮、贪婪、粗鄙、无耻、恶俗、低智。
事实上，整个中国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小人乍富”的疯狂与迷茫，如同一个突然中了头彩的穷光蛋，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忘乎所以。

不可忽略的是，在这一轮轮造富潮中，有很多人趁着混沌无序的社会环境，撑鼓了自己的腰包。
1980年代，当时暴发户主要是“倒爷”，靠特权批出内部低价商品，转手到市场高价卖出，小到肥皂，中到电视，大到钢铁汽车。其巅峰是1989年牟其中从俄罗斯倒来一架图154飞机，转手卖给了四川航空，这让他成为中国最大的“倒爷”，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因为他知道俄罗斯飞机卖不出去，却急需轻工业产品。据他后来自称从中赚了8,000万到一亿元。
“倒”爷倒得好可以互惠双方。不过，在“倒”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些颇有争议的做法。
牟其中便曾同时肩负中国“首富”和“首骗”两个名号。
另外倒爷有公私之分，亦即官民之别。民间倒爷名为“私倒”，官家倒爷称为“官倒”，后者神通当然是更为广大。官倒手里一般都有权有势，通过“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投机诈骗，是上个世纪80年代腐败的主要形式。
上个世纪开始的国企改制潮中，一大批国企员工下岗，而也有一批人因此富起来了。尤其是当年颇具争议的民企入股和MBO模式，非常容易出现暗箱操作、导致国资贱卖。

最为著名的案例是顾雏军，他的“格林柯尔系”疯狂地扩张，收购亏损的国有企业，还曾将科龙电器扭亏为盈，一度被称为“国企”救星。
而他的每一笔国企收购，都急促而突然，让更多的质疑涌来，关于他借助大量的关联交易，以及利用地方政府急于改制的心理促成交易的评论屡见不鲜。造成舆论高潮的是，2004年8月，郎咸平一篇《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责顾雏军使用“七板斧”伎俩，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侵占国家财富，这场著名的郎顾之争裹挟了很多经济学家参与其中。
2005年9月顾雏军正式被捕，2008年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2012年9月6日出狱。
1990年A股开启后，坐庄操纵盛行，大批亿万富豪涌现，以德隆系的唐氏兄弟最著名。“德隆系”表现为一种现象，即一个庞大的金融控股集团，其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价无一例外地巨幅上涨。有点评称，德隆内外兼修全面控制“老三股”的手法，是一套集各种违规手法——内部交易、市场操纵等——于一身的模式，唐万新做到了极致。
不过，在21世纪初股市低迷中，“德隆系”股票大多数被打回原形，唐氏兄弟也破产入狱。
如厦门远华案的赖昌星，规模上百亿，将大批高官拖下水，最后逃到加拿大也难躲牢狱之灾。

据悉，上个世纪潮汕等沿海地区一直有一些“走私致富”的神话。譬如，当时，潮汕形成一个个采购、运输、销售、融资等职能分工明确的集团。湛江一些走私团伙也从家族式管理走向社会化，与汕头、香港等地的走私分子勾结，规模化作业。在这些地区，最富的人大多是有走私嫌疑的人。
当年的金融市场违规操作，让很多人浑水摸鱼，成了富豪。据说，当年的“327国债”事件至少让四个人完成了原始积累，或者发了大财：当时28岁的魏东，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
在327国债事件中，有消息称魏东个人赚了约2个亿，随后他的公司控股了九芝堂、千金药业和国金证券等，成为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2008年，他突然在北京家中跳楼身亡，年仅41岁，身后留下了巨大的谜团。
进入新世纪，中国国内百亿级、千亿级富豪层出不穷，这来自于三个历史性的机遇。
一是“世界工厂”。国际资本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结合，西方市场向中国打开，很多民营制造业老板抓住这个机遇，由此身家十倍增长，成为亿万富豪。
二是“房地产市场化和矿产私有化”。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创造了一种敛财模式，把原本属于全民的土地，以招拍挂制度将价格推到了中国普通居民承受力的极限，这个超级泡沫背后的财富再分配造就了一个人类空前的富豪集群。如今中国亿万富豪中近一半是房产商，身家最高的如王健林如今已经超过1,000亿元；

三是“人民币升值引发国际热钱投机中国”，助推了2007年的超级A股大泡沫顶峰、2011年创业板造富顶峰、2013年楼市顶峰。

❸ 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司其他

德隆神话的华彩乐章，是所谓“产业整合”，其“黄金”时期是1998年至2000年。
虽然投资相当庞杂，被业内戏称为“与国家计委相当”，德隆最主要的产业整合行动依托“老三股”展开，形成了以食品饮料加工、汽车配件、电动工具、水泥为四大支柱下辖子（分）公司逾百家的大型企业集团。
这是德隆作为“实业巨子”的金字招牌，也是德隆实业一翼从各大银行借款170亿元的凭借所在。
然而，所谓德隆的产业整合，并经不起推敲。早在2003年初，一家著名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部门即对“德隆系”旗下四大上市公司（新疆屯河、天山股份、湘火炬、合金投资）和三大控股集团（德隆集团、新疆德隆、屯河集团）做出系列财务风险分析报告，指出“德隆系”产业公司普遍存在重大财务问题，亦存在众多业绩疑点。
德隆所谓产业整合，是以连续的并购来实现资产规模、销售规模的迅速膨胀，但企业的还债能力、盈利能力均极其薄弱，根本没有体现出“整合”的价值。外界无从判断并购的成本是否合适，而德隆庞杂的胃口也让人怀疑它根本不可能逐次消化。 从专业财务分析上可以看出，整个德隆的产业体系脆弱不堪，完全是依靠银行资金堆砌而成，经营风险极大。
第一，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借款依存度过高。2003年底，与净资产相比，四家公司的借款依存度均大幅超过100%，其中新疆屯河的借款依存度高达184%。这表明“德隆系”企业对外部借款的依赖度极大，且主要为银行短期借款，支撑结构性资产，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二，“德隆系”企业的银行借款主要有三个用途：借新还旧（包括短期贷款和到期利息）、进行新的扩张（投资）、覆盖新增的应收款和存货，真正用于生产经营部分的贷款很少。
第三，所谓短贷长投，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以银行短期借款支持长期投资现象严重，资产结构严重失衡。这里首先有诈骗银行贷款的嫌疑，因为贷款投向与用途不符。其次即使在西方银行里，银行提供并购用的过桥贷款，也有严格的条件，其中买家必须有一定的自有资金和相应的抵押担保。而德隆的并购则完全依赖贷款。
第四，在并购驱动下的资产规模扩张虽然带来了销售收入的明显增加，但是盈利能力几乎没有改善，主营业务的偿债能力与其巨额借款相比相差悬殊。从近三年的数据变化情况看，四家上市公司合计净资产增加了54.3%，而长短期借款却上升了75.2%；合计销售收入是2001年底的3.4倍，而净利润却仅增加了 121%。除湘火炬，其余三家上市公司的借款规模达到或超过销售收入规模；也就是说，有的上市公司如果把当期所有的销售收入都用来还债都不够。
相应地，这些上市公司能够用于偿债的折旧摊销前利润增加并不明显，主业经营获取利润能力及以自身经营积累还债能力很差。主营业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与借款压力相比仍显悬殊，除天山水泥偿债期为6.4年，其他三家公司平均都在20年左右，德隆集团整体则达到了24年，远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可接受水平（五年）。
第五，短期借款偿付压力巨大。整个德隆集团的营运资金需求保持在37亿元左右，营运资本却经常捉襟见肘（常常为负数）；现金支付能力缺口巨大，且缺口不断扩大（由2001年底的-37.38亿元扩大到2003年9月底的-51.46亿元）。
第六，业绩真实性存在疑点。仅以新疆屯河2003年的业绩为例，净利润大幅增加。前三季度净利润0.59亿元，四季度0.6亿元。但分析现金流量表，同时发现前三季度的固定资产折旧为0.62亿元，年报中却又减少至0.13亿元，即回吐了0.49亿元，从而“贡献”0.49亿元净利润。难道四季度的16 亿元销售只产生了0.11亿元的净利润？由此，应怀疑其业绩销售的真实性。
另外，几家上市公司和集团还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即大量对外提供资金。德隆集团的其他应收款竟高达20亿元，显示出该集团复杂的关联交易资金往来关系，说明除了屯河集团及四大上市公司，还有巨额的隐性对外投资和资金运作情况。
现在看来很清楚，这些资金暗流实际的方向是二级市场，或者所谓的“海外收购”，等等。
2004年4月-5月间，德隆为了掩盖从多家上市公司挪用的巨额资金，同时也防止各地委托理财客户启用司法程序冻结资产，把所投资的各个项目通过一系列资产转移合同，转回各个上市公司内部。但即使如此，各上市公司因德隆欠下的债务黑洞依然触目惊心（见“德隆系上市公司对外债务表”）。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从杨斌（欧亚农业）、张海（健力宝），到顾雏军（格林柯尔）、唐万新（德隆）的精彩故事，《财经》杂志都有过详细报道。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年代的中国企业经营者们，有着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和过于冲突的戏剧化性格。
我们更想探究的是，为什么中国——不管是科技“海归”还是域外“特首”，上述诸人的成长背景和行事风格是典型“中国式”的——新企业制度建设是如此的无奈、艰难、可笑？如此大面积、系列化的案发，是否昭示着一种宿命？企业制度创新在中国经济总量不断膨胀的背景下，难道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经营活动主体的企业不断的失败，是否隐含着法律环境的缺失？抑或政府功能的错位和失效？
在感叹故事的同时，分析其背后存在的逻辑更有价值。由于顾雏军、唐万新的情形更具代表性，我们以下以“顾-唐”来指称此种模式。 在分析“顾-唐”故事背后的逻辑前，我们先来看看其故事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顾-唐”的公司股权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复杂到除案件调查人员、相关律师，恐怕没有人能了解清楚；他们的身份摇曳多变，或科技狂人，或金融枭雄，或异域特首，或足坛大佬；涉及的产业领域更是跨度甚广，从蕃茄酱到火花塞，从制冷剂到大客车，从种大棚到盖别墅，不一而足。但这些都仅是故事的表象，至多是供人闲谈消遣的花絮，并不是其核心要素。
“顾-唐”故事的核心要素，至少可概括为这样几点： 如上所述，“顾-唐”的投资在产业领域和空间布局上跨度都很大。虽然他们或标榜“以创造中国传统产业新价值为己任”、“以产业整合手段来改善产业结构，增强产业竞争力以获取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或宣称“以技术为纽带整合中国家电产业”、“做全球白色家电第一人”等等，这些仅是故事的噱头，当不得真。
“顾-唐”的产业构造在产业链、资源共享、协调管理等方面比较难整合，实际上，他们也未采取过真正有效的举措。这种撒豆成兵、零散马铃薯式的投资，几乎理不出主线来；唐万新的“准混业金融”不是，顾雏军的白色家电也不是。
但是，贯穿于这些零散马铃薯之间的，还是有一条“顾-唐”收发自如的红线，这是他们故事的主题；如果这也能称之为主营业务的话，那么“顾-唐”的主营业务就是——实际操控更多的资产。 一是求量不求质，否则，便无法理解一些ST乃至停牌的亏损上市公司（如襄阳轴承、扬州客车等），在毫无产业背景的顾雏军手中有那样的投资价质，而且求量就不能求质，不求质是为了求量；
二是不求完备但求控制，法律手续是否完备、完成对“顾-唐”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控制，健力宝到张海东窗事发尚有收购款未付清，理论上交易并未完成，但张海已控制健力宝两年有余，德隆的所谓“垂直管理”也有此种含义。类似情况在唐万新之于巨田证券差点发生了，在顾雏军之于襄阳轴承部分发生了，实际控制被收购主体是“顾-唐”的目的。至于法律是否完备、完成，已不重要；甚或为了更好地控制，有意造成法律上的不完备、状态上的不完成的情形。 细细分析“顾-唐”的故事文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展开这些翻云复雨的情节时，与其演对手戏的配角大多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和监管者。虽然表面上看，各家国有企业都有其所有者（各类集团公司、国资公司等），实际上是其真正的所有者和监管者——各级地方政府在台上演出，配合故事的展开。
唐万新的“三驾马车”是如此，其旗下的众多金融机构（南昌市商业银行、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南京国投、重庆证券、伊斯兰信托……）大多如此；顾雏军的广东科龙、合肥美菱、扬州亚星、襄阳轴承全都如此；在张海的故事里，虽然有股东之间的恩怨，但是健力宝所在地政府也扮演了不轻的戏份；杨斌的故事亦如此。
其中，江西省南昌市短时内先后在南昌市商业银行的股权转让中失手于唐万新，又在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转让中失手于顾雏军最为典型，可发一叹！正是这些“配角”们毫不逊色的演出（赞许？期待？默认？无奈？憎恨？），“顾-唐”作为主角成就了故事的精彩，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配角”。 围绕上述所说的膨胀资产这一主题，“顾-唐”在展开收购行动中，多选择一些融资性强的资产作为平台、道具。这主要包括：
第一，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本身就是具有融资性，理当成为“顾-唐”的首选。鉴于各种政策法规的限制，“顾-唐”进入金融机构并不顺利，但仍有斩获，其中德隆以各种方式进入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金融性租赁公司最为典型。所谓混业经营、金融创新都是幌子，要害就是融资，正如人们事后总结所言，德隆的金融创新“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就是一个巨大的‘老鼠会’”。
第二，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本身就有直接融资的功能，即使由于各种原因参与不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其在中国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及担保认可较为便利，且上市公司的股权抵押也是方便的融资措施。这些因素使得各类上市公司成为“顾-唐”使用最为频繁的道具，其中以德隆“三驾马车”、顾雏军“四大金刚”最为人们熟知。
第三，各种用途的土地（尤其是政府批租土地）。土地的天然稀缺性造成了必然升值的趋势，土地的原始获得价值和评估价值间的巨大差异（政府批租土地更如此）在账面上的体现，以及土地在商业银行具有极强的抵押性，使得“顾-唐”们将土地也纳入其表演道具中。杨斌整个故事的基础就是土地，顾雏军费尽心思，获得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龙工业园2000余亩土地，透过合肥美菱、美菱集团之间多次复杂的交易，获得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逾166万平方米的土地，都是明显的例证。 “顾-唐”的故事有鲜明的主题，有精心挑选的配角，有屡试不爽的道具。这些现实的存在，按照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表述，故事背后必有其自身的逻辑。
“顾-唐”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在扩张企业版图时有着良好的直觉，永不停歇的冲动，超强的勇气和心理承受能力。他们精心编排的故事服膺于怎样的逻辑呢？
第一，在中国，起点太低、积累时间太短的私有资产与庞大甚或低效的国有资产共存。自上世纪5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来，私有资产于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无存在的可能，实际上是切断了自晚清“洋务运动”百余年以来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私有资本工商化积累的历史。
因此，当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时，中国的私有资产实际上是从一个几乎为零的状态开始的；其积累时间过于短暂，且理论上的合法性和实践中的可行性一直在摇摆中前行，至今也未完全解决。而他们面对的则是恐龙般巨大的国有资产存量，这些存量除一些垄断行业和个别特例，大都效率不高。
资产量级上的巨大差异和适者生存的商业丛林法则，使得私有资产无法按一个自然积累、逐步发育的状态成长。他们一定会跳跃性地膨胀，突出“大者为王”，数量和规模成为其所有者的第一考量，且一定会把兼并收购的目标指向国有资产——这是必然的甚或惟一的选择，也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一个理性选择。
明乎此，就可理解“顾-唐”故事的主题确定和配角选择的现实基础了。
第二，中国是一个法治精神、法律文本和法律的程序性都相对缺失的国度。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从事企业活动，完备的合同、守法的行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等未必会带来高回报，甚至成为高回报的包袱。“顾-唐”不是慈善家，也不是投资上的低能儿；他们不计成本扩张规模，是因为他们深知，无论质量好坏，只要规模大就有腾挪转移的空间；无论法律上是否完备，只要能够实际控制，就可以以拖待变，以时间换空间或以空间换时间，就能攫取丰厚的操作利润。
这些特征往往深深地体现在“顾-唐”第一桶金的获得过程中，并形成了他们思维的路径依赖，并指向第二桶金、第三桶金的挖掘中，且大都奏效。但所谓“成败萧何”，这种过程是非收敛的。随着往复环节的增多，涉及资源几何位数的增加，内部机理和外部环境稍有扰动，崩溃是可以想见的。
唐万新曾抱怨有些国有企业也在做与德隆同样的事情，但因他们有政府背景，所以并没有像他一样困难重重。诚然，企业扩张中的信用、心理因素相当重要，“真”和“假” 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认识，并没有客观判据。但他不应该忘了，首先，国有企业经营者没有他们那种对扩张的路径依赖的思维；再则，国有企业经营者在现有制度安排下，相当程度上既无动力也无可能去追求操作利润。这里有质的不同。
第三，中国是一个大政府社会，各级政府都相当强势，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强力地介入到社会各个方面，经济领域也不例外。除了以政策法规的制定者、执行者的角色介入经济活动，政府往往还直接控制着主要的企业和资源。对地方政府而言，当地的上市公司、地方性金融机构、中心城市的土地资源等成为其直接掌握的主要经营性资源。
政府功能自身的“越位”，为“顾-唐”选择他们作为交易对手提供了必然性。但是，必然性重复地成为现实性且都以政府作为输家收场，就耐人寻味了。这不仅仅是经验缺乏可以解释的。
公众首先联想的肯定是腐败问题。不能说此类问题不存在，但从已公开的信息看，“权钱交易”不是主流——假如其成为主流，分析起来反而相对简单了。最近 20多年，中国经济处于粗放的高速增长期，各级地方政府也自然处在经济总量增长竞赛的亢奋之中；尤其是所谓某地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出了多少位高官的“故事版本”，极大地刺激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神经，使他们陷入莫名其妙的“GDP崇拜”、“五百强招商崇拜”中，不能自拔。
“顾-唐”不是泛泛之辈，“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道理他们是深知的；他们编织了一系列说辞，从GDP、税收、就业等方面来打动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形下，患有“GDP崇拜招商综合症”的各级地方政府要想不成为“顾-唐”故事的配角都难；而这种“GDP崇拜招商综合症”本身是不健康的，最后成为输家可以想见。
此外，中国的政府构造是自上而下的，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升迁等，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其辖区的民众意愿，而是来自更高层部门。针对这种构造， “顾-唐”通过公关说服较高层的部门，就可轻易地在各级政府展开他们的故事。简言之，各级地方政府功能的“越位”、经验的缺乏，中国宏观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背景下形成的各级地方政府“GDP崇拜招商综合症”，以及政府考核机制上的特征，把各级地方政府推上了故事的舞台，扮演起“顾-唐”故事的配角，且以输家收场，这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左右的。
第四，“顾-唐”故事的精彩之处，还在于他们引起的巨大反响和蕴含的样本意义，对此进行分析，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认知其隐含逻辑的脉络。“顾-唐”故事在大众层面引起的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批评声音，这不奇怪，值得探究的是学者层面毁誉参半且互为表里的微妙态度。
我们不认同那种泛道德化的看法，即在学者中，对“顾-唐”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全是一种狭义的利益关系；果如此，这些学者的争论岂不等同于“顾-唐”案件中控辩双方律师的法律陈词？这显然不是事实的全部。
“顾-唐”的赞许者在相当程度上是“借酒消愁”，所要消的“愁”，就是曾经在中国大陆绝对存在、今天还有较大影响的僵化的计划经济和低效的国有资产体制。他们对其弊端有切肤之痛，只要能够达到改革这种体制的目的，手段已然不重要。不幸的是，“顾-唐”这杯酒并非佳酿，不能解他们的“愁”。没有证据证明 “顾-唐”收购后的国有企业在效率上有明显提高，在社会资源配置上有明显改善，在技术上有明显进步，当然上述几方面也未见明显下降。
至于“顾-唐”的反对者，则是从“顾-唐”故事中相当程度上揭示私有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种种弊端（“顾-唐”身上大都确实存在），期望“明君”，期望一种“好的国有资产制度”安排。但是，现有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法律制度状况恐怕难遂他们心愿。
“顾-唐”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给定的现实环境下，“好的私有企业制度”不能很快地普遍发育出来；同样，“好的国有企业制度”也无法很快地普遍建立起来，
“顾-唐”的故事和改革开放前的状态分别说明了这些。赞成者和反对者虽然观点如此对立，但面临的尴尬甚至于悲剧意义可能是相同的——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有人可能会质疑，“好的私有企业制度”也是可以发育出来的，如联想集团、TCL集团等等。确实，“柳-李”（其中以柳传志、李东生最具代表性）故事的效果强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当然也强于“顾-唐”。
但是，我们想指出的是，这种成功仅具个体意义；从样本意义上说，“顾-唐”比“柳-李”更具典型性。“柳-李”故事的成功有很多前提条件，如选择的是一个规模较小但已进入临界状态、随后会爆发增长的行业，否则，增量式产权改革毫无作用；处在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相对宽松的年代，白手起家，创业致富是社会歌颂的精神，法律法规上也没有任何对MBO或类似MBO的限制；具体的国有资产所有者通达、宽松，从事改制的管理者则理性、节制，双方良性互动，达到双赢。 *德隆往事：一个400元起家的金融神话的破灭
人们说，德隆的发家和衰败，都具有异乎寻常的象征意义。
从投资400元冲洗胶卷的彩扩社，到涉足大半个中国的庞大产业、金融“帝国”，“德隆灵魂”唐万新从西部边陲的乌鲁木齐起家，到如今在江城武汉面临受审，20年弹指一挥间，有多少令人叹息和深思的故事？ 在1986年的边城乌鲁木齐，大学刚毕业的唐万新和他的5个朋友，投资400元创办他们的第一个实体“朋友”彩扩部，代人冲洗1元钱一张的照片。但据称就是这个小本生意，让他们在当年的乌鲁木齐挣了约60万元。
1988～1990年间，有着新奇思想和大把现金的年轻唐万新们开始四处出手：办厂生产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经销饲料添加剂，承包了帕米尔高原上塔什库尔干县的一家宾馆，他们甚至还组建过航空俱乐部。但是，这些尝试基本以失败告终，不仅将此前的赢利亏尽，他们还一度拖欠银行及客户资金180万余元。直到 1991年，唐万新在乌鲁木齐的科海开发公司一度成为新疆最大的电脑散件供应商，才基本挽回此前亏损。
敏锐的唐万新们在1992年嗅到资本市场牛市气息，在当时人们购买股票尚需动员时，他们大量收购原始股和内部职工股。在西安，他们包销黄河机器厂3000万新股中的1000万股、国棉五厂800万股。然后，再在新疆等地以1倍或2倍的价格出手。
在靠排队领取认购证购买股票的年代，甚至在乌鲁木齐一次性雇请过1500名民工排队领取认购证。这些人一排就是两天，每天领取劳务费50元。而这些认购证很快被换成原始股，再为唐万新们变成大把的真金白银。
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新疆德隆房地产公司注册成立，德隆进入娱乐、餐饮和房地产投资领域。1994年8月，北京JJ迪斯科舞厅破土动工。而坐落在乌鲁木齐市中心的宏源大厦1995年竣工时，曾号称是新疆当时最高档的写字楼。
与此同时，德隆进入农业产业化领域。1994年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的新疆德隆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这样，德隆一方面开始了他们的产业之旅，另一方面，因农业产业化惠及百万农户，由此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德隆真正意义上的高速扩张是在进入金融机构之后。它首先进入的是1993年设立的“新疆金新租赁有限公司”（新疆金融租赁前身）。1994年，在武汉国债场外交易所，唐万新用金新租赁的交易席位，通过国债回购业务，先后向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融资总计3亿元。
正是在这3亿元资金之上，唐万新的产业整合、战略投资的理念，得以生根、发芽。 德隆国际战略投资公司的回答是：通过行业研究确定目标，制定行业战略；选择目标企业并长期跟踪，伺机收购；通过兼并、收购，形成产业经营平台，取得行业领先地位；最后进行产业整合，发挥协同效应，拓展业务规模和范围，强化核心竞争能力以取得优势地位。
1997年至2002年间，德隆进行了一些堪称“大手笔”的产业整合战役。其中，对新疆屯河股份有限公司和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天山股份）两家公司的整合，堪称经典之作。
1996年10月，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受让昌吉州屯河建材工贸总公司、新疆八一钢铁总厂的新疆屯河股权后，成为新疆屯河第四大股东，至1998年控股屯河集团。此时的新疆屯河年产水泥40万吨，在新疆仅次于年产水泥100万吨的天山股份。
另一方面，脱胎于老牌国企新疆水泥厂的天山股份，拥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水泥生产线，但债务负担却十分沉重。1998年11月，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德隆以旗下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作为其发起人之一，持有其股份1．16%
同处乌鲁木齐———昌吉地区的两强相争，导致双方成本大幅升高。公开资料显示，1998年后，因与新疆屯河竞争，天山股份每年约要多付出成本3000万元。
德隆利用自己在两家企业的控制影响力，最终完成了对新疆水泥产业的整合：新疆屯河将所有水泥资源转让给天山股份，同时获得天山股份控股权。新疆屯河本身，则一心一意做自己的“红色产业”番茄酱项目，并在此后成为世界主要番茄酱生产厂家之一。而天山股份，也自此奠定了全国第三、西北最大水泥企业的地位。
正是按照这种整合思路，德隆1996、1997年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之后，恣肆描绘它的产业整合地图。
德隆的愿景是，在战略投资行业成为龙头，3～5年内成为全球500强企业之一，建立一个世界级的“企业精英俱乐部”，汇集最多领袖级经营人才，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主流的桥梁。
然而，德隆产业整合、做大做强企业的另一面是操纵股价。武汉市人民检察院2005年12月6日的起诉书称，从1997年3月以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先后以金新信托、德恒证券、中企东方为操作平台，使用24705个股东账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的手法，长期大量买卖“老三股”，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在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实现银行存贷款、票据金融、信用卡、票据、保险、证券、期货和共同基金等交易活动，效率会大大提高。满足这种现实需求，就是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理由。金融控股公司，正是唐万新和德隆追求的梦想。
然而，在当前政策法规限制之下，德隆的金融控股公司之路注定隐讳而曲折。德隆通过2001年成立的上海友联经济战略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02年更名为上海友联战略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即上海友联），打造出类似金融控股公司的平台。
2005年12月27日终审宣判的“德隆系刑事第一案”德恒证券案、2005年9月在乌鲁木齐开审的德隆系金新信托案、11月在银川宣判的伊斯兰信托案，揭出的幕后操控者均是上海友联。
通过上海友联，德隆实现了对金新信托、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德恒证券、大江信托、伊斯兰信托、恒信证券、中富证券、昆明商行、南昌商行、株洲商行等各家金融机构的操控。
在上海友联的操控下，德隆旗下的金融产品，一度推出客户全面金融服务，包括“委托理财”“战略并购”“战略退出”“MBO”“借壳上市”“杠杆收购”等一系列金融新产品。
但这些金融产品在德隆资金链绷紧的压力下逐渐萎缩，最后，各家金融机构开始了疯狂的委托理财敛财活动，承诺12%甚至更高的年回报率。至此，德隆的综合金融服务名存实亡，其金融控股公司的梦想终于落空。
2005年12月27日，重庆高法对德恒案的终审判决对德隆的“金融控股”给出了说法：
德恒证券公司以开展资产管理业务为名，采取承诺到期后归还委托资产本金并支付固定收益的方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08亿余元供上海友联公司统一调拨、使用，数额特别巨大，且造成案发后尚有68亿余元资金无法兑付的严重后果，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04年4月14日，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投资和屯河股份首度全面跌停，德隆危机全面爆发。
其实，业内人士认为，早在2000年12月“中科系事件”和2001年4月郎咸平“炮轰德隆”时，德隆就已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只不过后来德隆通过委托理财的“拆东墙补西缺”办法，才得以勉力维持。至2004年春，德隆系已身陷十面埋伏、大厦将倾。
2004年4月14日后，德隆“三驾马车”连续多日跌停，市值蒸发过百亿元。此后不久，德隆出售天一实业、罗布泊钾盐股权，湘火炬更是将德隆告上法庭。
4月上旬到5月下旬，德隆几乎将所持有的“三驾马车”质押殆尽。
5月30日，德隆国际召开了董事会暨危机处理工作会议，首度承认“德隆全系统危机最深重、困难最严重的时期”。
6月8日，德隆危机进一步升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开庭审理了两起有关德隆的案件，各地债权人纷纷动用法律途径向德隆索债，德隆在各地的资产大部分被冻结。
8月26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了《资产托管协议》，三公司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了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行使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9月4日，华融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进行托管经营。
至此，德隆已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悄然谢幕。

❹ 国进民退是什么原因

1998年，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有企业大量出现亏损、倒闭和职工下岗的情况，由于国有经济当时所占比重还比较高，所以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随后，中央提出了国企三年改革脱困的计划，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抓大放小”，国有经济收缩到垄断行业和更具优势的竞争领域，用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的话说，当时是“国退民进”的格局。这种在经济布局上顺势而为的调整构成了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一个重要体制基础。

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要求央企进入行业前三名才能避免被淘汰，这使得央企必须要不断扩张、收购、兼并，这就表现出“国进民退”。

(4)唐万新与国债扩展阅读：

“国进民退”的说法站不住脚：

1、“国进民退”本身就是很不靠谱的说法，它错误地把国企与民企置于对立面，错误地认为国企与民企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简单回顾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可知，国企民企共进局面屡见不鲜，而且一些垄断性国有行业中民企的身影越来越多，民企唯一尚未进入的就剩下部分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的领域了。

2、十九大在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同时，均明确强调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其实，深化国企改革，本质上是要促进我国结构转型、提升增长效能，重要手段就是逐步削弱国企垄断程度，并引入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混改。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环保督查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后淘汰的是过剩产能，挤压的是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短期来看，由于原材价格上涨，国企利润改善幅度的确好于民企；但从中长期看，最终能存活发展下来的肯定是有竞争力、有责任感的企业，这点无关国企还是民企。

❺ 唐万新的德隆建立

一切新鲜的机会，唐万新都乐于尝试。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唐万新还是在20多岁时就显露了非常人的一面。但据德隆的人透露，真正开始构建其德隆帝国的“福地”是陕西西安和湖北武汉。正是在西安的三年时间。唐万新通过“一级半市场”倒卖精密合金、陕西五棉、西安民生、西安金花的法人股开始了新疆德隆发达之路，也正式走进了资本市场。而1994年的武汉国债交易中心，唐万新向海南华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融资3亿元，这笔钱在德隆迅速起家的过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
1992年，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公司相继成立。这是后来被称为“德隆系”的唐氏事业的起点。德隆诞生以后从事的项目，与过去一样种类繁多———房地产、农业种植业，乃至歌舞厅。这些项目依然成败参半。
1993年5月，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始筹建，德隆随后参股。1994年间，德隆承包了新疆金融租赁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席位，唐万新由此获得第一个金融管道。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唐以新疆金融租赁的名义，在武汉、北京等地融资3亿多元，账外循环，全部由德隆直接使用。
1996年底，德隆的危机关头，唐万新获得机会收购金新信托30%股权。由于以德隆名义出资收购获批的可能性很小，唐万新绕道新疆屯河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春天，德隆建仓湘火炬，1996年7月，唐万新已将湘火炬70%的流通股握在手中，该股也从2.3元上涨到4元左右。1997年6月，德隆入主合金投资，半年后入主湘火炬，并分步完成了对新疆屯河及其母公司屯河集团的收购。
从此，唐万新开始驾驶德隆这艘“帝国航母”巡行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边缘上。

❻ 历来是埋葬枭雄的地方 只是这一次死的会不会是潮汕

从汕头市领导带潮汕商帮集体为姚振华造势的时候，万科股权大战就从撕破脸走向了不可控。

潮汕人以前从不会做这种事。送钱用不着这样。这是明目张胆、敲锣打鼓地站台亮肌肉。

恒大、融创这两天也来了。但焦点其实没变，还是宝万华三雄争霸。

许家印除非脑子烧糊涂了，才会这时候想来当大股东。大概率是其中某方的利益相关方。还有转移视线的作用。

不掺立场客观地说：这时候希望大资本进场的，只有姚振华。先把二级市场的险情解了，场外对价，好说。

但是啊但是，戏飙到这个程度，哪还有完美收场的可能。捅出去的刀子，收回来也是流血的。

所以下个断语，既然都已破了底线，唯一的方向就是继续突破底线。各方都在磨刀，准备捅向更致命的部位。

反正这个监管空窗期不出刀，秋后也会被算账。

中国股市，从来是埋葬枭雄的地方。

埋骨何须桑梓地，A股处处是青山。

在土地、交通、基建市场上，很多东西可以私底下解决。股市不太可能。即使一级市场留下案底，都会彪炳史册，抹之不去，G点永存，随时会被别人捅。洗不白，擦不去。

但是股市是流动性最强的地方，资本变现能力也强。其它出口不畅的时候，资本总会被诱引到二级市场。

一旦来到这个市场，不理性的不止是股民，也包括各个资本族系。再强大，总有机会被捅刀。没上万科的时候，谁关心姚振华的钱怎么来的。

其实中国资本市场25年历史里的折戟枭雄，大多的路数都是如此。成也资本运作，败也物壮则老。大多都离不开乱花迷眼的高杠杆和关联交易。

最具参考价值的，还是唐万新。

“德隆系”的创始人，中国第一代产融结合的拓荒者，唐万新曾导演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最大神话：一个资产一度超过1200亿元，横跨数十个行业、下属二百多家企业。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财技”，曾与时髦的“产业整合”、“混业经营”理念一起为人所津津乐道。但这种“杠杆”式资本运作模式，成为放大产业、金融风险的祸首。

德隆正式控股的上市公司一度达到6家，与其密切合作的上市公司有40余家。这些上市公司被德隆占用的资金总额共计超过40亿元。与此同时，德隆还将相当多的流通股进行质押以获得资金。

德隆获得银行贷款的方式是：先由上市公司贷出用于下一步并购所需资金，并购完成后，再由下一级被并购企业向银行贷款，反过来由上市公司担保。德隆通过层层控股，对这些资金拥有绝对的支配权。这种“以小搏大”的资金运作手法，固然发挥了资本的最大效应，但给整个集团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一旦资金链断裂，整个系统就会迅速崩溃。

另一方面，相对于德隆这种资本利用率极高的运作手法，其自身的管理资源和管理能力有限，融资成本高昂，不可能管好无限放大的资源。因此，不仅集团外部经济泡沫压缩对系统造成威胁，即使内部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如高管人员挪用资金)，也很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危机。

2004年5月，唐万新出走海外，1个多月后回国自首。

2006年，唐万新等人在武汉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认为，唐万新及其属下高管利用下属金融机构，采取承诺保底和固定收益率，与不特定社会公众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的方式，实施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50亿元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手段长期操纵股票交易价格非法获利98.61亿元的行为，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交易秩序，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

最终唐万新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两罪并罚被判8年。此前，德隆参股或控股的金融机构德恒证券、金新信托、中富证券和恒信证券等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

当时业界即分析金控公司模式导致内部盘根错节并且隐秘的关系，给监管部门带来了很大挑战。希望尽快对混业经营和民间集资等模糊地带明确法律边界，底线列明，释放长久的创造力。

还有一长串被A股消灭的名单，都曾是名震一时的枭雄。

●管金生

1995年，管金生因“3.27”国债期货事件从万国证券辞职，1997年因行贿、滥用公共资金获刑17年。2003年，管金生保外就医。

2015年，在一次论坛上，管金生说“二十年前的327事件，我并不口服心服，但是在行动上绝对尊重和遵守了法律的判决。”

“我个人也有自我检查和自我反省，由于当时市场管理者在我提出合理化的停牌建议之后，采取了不作为的做法，照当时那天情况继续交易的结果，一定是空方券商全部破产，没有任何一家的空方可以幸免于难，几十家的券商破产，一定会发生大规模的股民投资者上街挤兑，到证券公司挤兑，在上海这个地方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绝对是一场金融风暴。

如果当时我有足够的智慧，完全应当综合采用外交和政治的手段，管理者不作为就向管理者的上级再反映……比起那些始终坚持改革不动摇又能安全交易的那些企业家，我跟他们差的很远，差在智慧上。”

●张海

健力宝原总裁，2005年3月被佛山警方拘捕，后因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获刑10年，后相继两次减刑，最终于2011年年初提前出狱。被查实减刑系弄虚作假之后和女友出逃境外。

受此案牵连者24人被查办。其中司法行政、监狱系统11人，看守所系统3人，法院系统1人，律师2人，社会人员7人。

●周正毅

前上海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原农凯集团公司董事长，曾被封为“上海首富”。

2007年，因操纵证券交易、行贿、挪用资金等获刑16年

●刘汉

原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持有境内外上市公司5家(其中国内1家，海外4家)，拥有全资及控股企业30多家。

在上世纪80、90年代市场经济初起、价格双轨时，从木材运输和建材等贸易中赚得第一桶金，1994年在期货市场中一战成功，跻身亿元富豪之列。

2014年，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吕梁

证券记者出身，采访了近百位股民，在数十家财经媒体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百万股民“炒”深圳》的长篇纪实报道。

后先后操盘康达尔（000048）、中科创业，通过上市公司互保、上市公司通过银行质押贷款、券商融资和个人锁仓等复杂的资金关系，编织成一条耗尽54亿元之巨的资金链。造就了“牛股神话”，吸引大量炒家入场，最终崩盘。

2001年，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后“人间蒸发”，至今不知所踪。

●罗成

1982年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出狱之后，将东大集团销售收入做到比TCL、格力还高。然而罗成没有在东大拿到一点股份，愤而二次创业，并最终造就当年的天下第一股——亿安科技。

亿安科技从1999年10月25日到2000年2月17日，股价由26元左右不停歇地上涨到突破百元大关，成为自沪深股票实施拆细后首只市价超过百元的股票。2001年1月10日，证监会宣布查处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此后亿安科技连续6个跌停板，庄家在融资人手中的股票被强行斩仓，亿安科技彻底崩盘。

罗成抽资出逃，他曾经发回一份传真，里面只有简短的两句：“关于这次股市操纵的事情，都由我一人负责，和其他人没有关系。另外，我拿走了8000万元，以后由我负责。”

2001年，操纵股价，出逃

●仰融

一手缔造了一个资产规模达200亿元、旗下掌控六家上市公司的华晨帝国。央视将其评为2001年经济界的十大风云人物。他是第一个让社会主义国家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的人，也曾是300亿资产的“主人”。

2002年3月11日，财政部下发了(2002)第五号函，认定华晨所有资产归国家所有，并直接拨给辽宁省政府。基本依据是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属国有(由于海外上市条件制约，华晨汽车上市文件所披露的最终控股股东名单是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该基金会当时由仰融掌握。此后，该基金会被认定为完全国有)，这也成为仰融与华晨的产权纠纷之重要因素。

此后，他陆续经历了资产清查、职务解除、出走美国……直至被中国辽宁省政府刑事批捕。

2002年，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批捕后，仰融出走美国。

●朱耀民

网络药业庄家，从券商、银行以1:4甚至更高杠杆融资操盘获利。最终爆仓。

2003年，因金融诈骗判刑14年。出逃两个月后被抓。

●张少鸿

2004年，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获刑10年

●魏东

2008年，自杀

●顾雏军

2008年，因虚报注册资本、挪用资金等罪名获刑12年

●张荣坤

2008年，因操纵证券市场罪获刑19年

●刘军

2009，因行贿官员判刑14年

●严晓群

2010年，因银根收紧债务黑洞被刑拘

●黄光裕

2010年，因内幕交易、单位行贿获刑14年

●宋如华

2013年，因挪用资金获刑9年

●成清波

2014年，因涉非法集资被批捕

●徐翔

2015年，因涉内幕交易、操纵股价被判刑事强制措施。

近期曝出徐翔在东方金钰（600086）的暗仓(找人代持)，市场猜测之前徐翔通过“暗仓”操盘了多只股票。

宝万华三方都已难全身而退，只看谁伤得轻，谁伤得重，谁倒在台上。

今天一起回顾下那些曾经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枭雄，对比一下今天的战场。体会一下什么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以及，不管一个商帮多么强大，它也要意识到自己姓商，但另两家姓罩。

人的悲剧在于：欲望无止境，能力终归有边界。

二级市场是检验欲望和能力的最好地方。

(作者：悦涛 来源：深圳经济观察)

❼ 唐万新的梦想破灭

唐万新祖籍重庆万州，他出生在一个充满温馨的家庭。唐万新的父母善良、谦和，他们养育了在中国证券市场重组之风盛行时，横空出世的“德隆系”五兄妹：原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唐万里、北京友谊医院眼科医生唐万华(女）、德隆帝国的“老战士”唐万平、唐万川和“舵手”唐万新，简称“万里平川一片新”。唐家是以母亲主政的，在这个重视教育的家庭里，父母与孩子亲密无间，造就了孩子们优于常人的组织能力。唐万新更是长着一张灵气的脸，他的刚毅和直率，赢得家人和他人的尊重，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和威信。唐万新还是有名的孝子。二十世纪90年代初，时任乌鲁木齐规划设计院副院长的其父突然去世，唐万新悲痛欲绝，几乎中断工作20余天料理后事。2003年7月其母病逝，他前后2个月工作不在状态。
唐万新小时候身材矮小，刚从 重庆万州转学至乌鲁木齐市八一中学时，他时常被同学们“忽略”。但是唐万新的热情、豪爽、重义气，很快就让他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当年年底，极富号召力的唐万新就被推选为班长。
1981年9月，唐万新考入位于山东的原华东石油学院的石油地质系，对于唐万新来说，这与“理论物理科学家”和“发明家”理想实在是相去甚远，入校一年半后，唐万新就电话通知家人后即主动退学。他义无返顾回到乌鲁木齐重考大学，这次，他的成绩达到了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分数线，但按当时的规定，在读大学生参加高考只能由原在读大学录取，此时，华东石油学院已录取完毕，与华东石油学院相隔数千里的新疆石油学院接纳了唐万新，他的梦想又一次破灭了。
从新疆出去又回到新疆，不能不说是一种机缘。从唐万新后来的经历看来，“好地方”新疆注定就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唐万新21岁时即首度涉足企业管理。这一年，高校纷纷兴办校办工厂和农场，新疆石油学院也在吉木萨尔县创办了一个农场，但因管理混乱，亏损严重。21岁的唐万新满怀憧憬和冒险精神，积极自荐“打理”农场，但因为缺乏经验，农场的经营被“打理”得更加混乱。1985年2月底，唐离开新疆石油学院，要续他的“理论物理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梦想。

❽ 曾经轰动的德隆系是怎么个样的事情

想知道德隆，必须要了解掌舵人唐万新

唐万新的故事是从整整20年前开始的。1986年，唐万新承包一家名叫“朋友”的彩扩部，并从此开始他的商人生涯。唐出身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干部家庭，父母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支边的知识分子。唐万新是个天性不安分的人——两次考上大学又两次主动退学，他对经商的兴趣比读书要大，这与他父母对儿子的期望相差甚远。

那正是“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经商热年代。唐万新很快适应了新的“个体户”角色。新疆当时还没有彩照冲印机，唐万新就亲自坐飞机带着客户的胶卷到广州冲洗，或者托去广州的乘客代为冲洗胶卷。

唐万新还展现无师自通的“借鸡生蛋”的融资才能：彩扩部对外招工，唐万新要求前来报名的在家待业的女青年先交押金，这些押金为彩扩生意提供了宝贵的启动资金。

此外，唐万新出手阔绰，当时能乘坐飞机的大多数是新疆本地经济领域的实力人物，唐就此在当地银行圈结交了广泛的人脉。

据称唐万新在彩扩生意上赚了60万人民币，这在上世纪80年代并不是个小数目。后来唐又尝试过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魔芋挂面等诸多生意，但均遭到失败，他一度还欠下银行180万债务，差点被送进监狱。

“对一个魔法师来说，死只是生命的另一次冒险。”然而，对于唐万新来说，破产只是一个赌徒的另一次冒险的开始。侥幸逃脱牢狱之灾的唐万新又分别在海南热、新疆石油开发热中寻找机遇，但都不很成功。1990年代初中国股市创立，“杨百万”、“孙百万”等股市一夜暴富的故事鼓舞了唐万新，他开始打算到股市上寻找机会。

按照唐万新在公安局的供述，1992年，唐从朋友赵世平那里借了5万元一个人来到西安，在西安先后做了精密合金、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几家企业的法人股认购权买卖，然后再倒卖给新疆和深圳两地的下家。

这是很赚钱的交易。唐万新从中可以赚取每股0.5元到1.5元的差价。唐在供述里承认：“到1993年3月份，我就赚到了5000万元至7000万元。”唐万新以前在飞机上结交的金融圈的人脉此时发挥了作用，新疆一些金融机构为唐从事此种交易提供资金，使唐完成了大规模的法人股收购。

1992年，唐万新成立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从屡败屡战的个体户到股市暴发户的蜕变。

这是个需要资金高速运转以及大量融资的行当。唐万新渴望得到一家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融资平台。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进入唐的视野。唐打通各种关节，终于得以参股新疆金融租赁(德隆在2000年公开控股)，并在1994年承包了新疆金融租赁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席位。

在武汉，唐万新窥得金融机构的门径之后，精明地发现其中的漏洞和诀窍，他开始胆大包天地进行国债回购交易，分别向海南华银信托、中农信融得3亿元的巨资进行国债回购。这是唐第一次大手笔豪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豪赌成为日后引爆德隆的定时炸弹之一。巧合的是，武汉也成了唐日后身陷囹圄之地，这是后话。

新疆金融租赁成了唐万新的第一个融资平台，借助于此，唐万新开始了“点石成金”的魔术游戏。唐万新继续在一级半市场上淘金，他总是抢在第一时间飞到准备发行新股的公司的所在地，然后雇佣大量民工认购新股中签表，等新股上市后转手卖掉。唐在西安、上海从事的一级半市场业务一直持续到2001年。

“(我)做一级半市场，前后一共赚了7亿至8亿元。”唐在供述中称。

“融资老鼠会”成形

“懵懂而死，与草木同朽；悟道而生，是为永生。”

———古谚

1995年，唐万新遭遇证券市场上的第一次大溃败。

在当年的“327事件”中，唐在国债期货市场上被强行平仓，巨亏1亿元。事实上，根据有关案卷，自1994年起，唐万新便纠集以前的朋友同学，即所谓的“德隆老战士”，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大举进入二级市场和国债期货市场。

这是一场中国早期证券市场的庄家对决。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方，与万国的管金生以及辽国发的高原、高岭兄弟为代表的空方，发生惨烈对决。在中经开的恶劣手段之下，管金生铤而走险、巨量抛空砸盘，最终导致万国爆仓亏空，高氏兄弟在穿仓后则远走高飞。中经开在6年之后因为在银广夏和东方电子事件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被勒令清盘，也在2002年黯然退场。

此时的唐万新与这些中国股市早期教父相比，只是一个跟庄的大户而已，不仅如此，由于在国债期货中站错位置及跟错庄，还蒙受了1亿元巨亏。

好在还有一级半市场支撑德隆半壁江山。不过，在国债上伤筋动骨的唐万新并未放弃二级市场，他仍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操纵手法。股市牛人马晓全盘操控界龙股份的操作手法给唐万新留下深刻印象。

马晓炒作界龙股票时，开创了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进行资金合作的新手法，他用手中的流通筹码抵押融资，同时继续大量收集流通股票，以至于几乎垄断界龙的流通盘。不过，马晓在通化东宝上肆无忌惮地采用此炒作模式，却最终惨遭阻击。

股市的韭菜永远都割不完，虽然马晓在通化东宝出局，但吕梁、唐万新等股市新庄家仍奉之为圭臬，纷纷效仿马晓的手法。“德隆后来在二级市场炒作老三股并没有什么翻新之处，基本模仿界龙在1994年的炒作模式，只不过把时间拉长而已。”一位操盘手如此评价。

新疆屯河1996年上市，彼时德隆持有其9%的股权，这个时候德隆在二级市场上开始悄悄吸纳屯河的流通筹码；此外，到1996年7月湘火炬也有70%的流通股筹码被唐万新吸纳。唐万新此时主要是以个人名义炒股，采用了以手中股票抵押融资、然后再次买入股票的循环抵押买入方式，这种股票质押融资成了日后引爆德隆的又一枚定时炸弹。

但是，到了1996年底，股市形势突变，股价暴跌，在这种情况下唐万新如不追加保证金将有被强行平仓之虞。更严重的是，中央开始整顿金融秩序，清查金融租赁公司在各证券交易中心的资金业务，那些租赁牌照到期的则需要重新领证。

屋漏偏逢连夜雨，新疆金融租赁此时还面临人事更迭，这意味着唐万新挪用新疆金融租赁3亿多元资金的违规行为将很可能曝光。德隆另一高层人士王宏在供述材料声称：1996年底，德隆资不抵债1亿元；德隆负债总额4.2亿元左右，其中欠新疆金融租赁的即有3.2亿元；而德隆资产总值仅3亿多元。

唐万新面临第二次破产危机，迫切需要融入巨资填补在新疆金融租赁的黑洞。唐万新在庭审中承认，他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以毒药解毒药”。

金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唐万新的狩猎目标。在中央清理金融秩序的风暴下，金新信托的原大股东欲转手金新信托股权。出手阔绰的唐万新再次打通各种关节，通过新疆屯河曲线收购金新信托的30%股权。在股权尚未交割完毕之际，唐就迫不及待地率领王宏等德隆老战士进驻金新信托。

类似的故事接着在金新信托上演：唐万新继续施展腾挪大法，利用金新信托违规融资。德隆通过挪用资金、债券、债券保管单等违规方式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融到5亿到7亿元资金。唐万新终于以更大的毒药化解了德隆1996年底的危机。王宏在供述中承认，作为经手人，他为此害怕，“我感到恐惧，后怕，无奈”。

金新信托逐渐取代新疆金融租赁，成为唐万新的第二个重要的融资平台，唐万新通过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了20多家办事处，建立委托理财业务融资网络，至此，一个全国性的“融资老鼠会”已然成形。

此外，金新信托还成了唐万新的炒股通道。武汉检察院的起诉书声称，“1997年3月，唐万新组织洪强、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利用金新信托上海宁武部营业部作为操作平台集中买卖‘新疆屯河’股票。”

长庄下的产业整合神话

唐万新能很快领悟并学会庄家的各种操纵手法。不过，他性格中有太多狂想成分，这让他始终没有学会最重要的风险控制能力———抑制内心的贪婪。 ———一位操盘手

在利用金新信托炒股的过程中，唐万新渐渐感到马晓模式的弊端。新疆屯河、湘火炬被高度套牢，相形之下，君安证券重仓持有的四川长虹通过数年的大比例送股，股价累计涨幅惊人，高达400%。君安证券借以从高位从容出货，获利超过40亿人民币。

君安的成功让“炒股炒成股东”的唐万新艳羡不已，他意识到：庄家需要控制上市公司，然后操纵上市公司大比例送股，才能在二级市场赚钱。

1997年5月，新疆德隆董事局会议在北京达园饭店召开。唐氏兄弟一直把所谓“达园会议”吹捧为“德隆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认为这次会议确立了“产业整合的战略路线”。

真相却是灰色的。根据记者拿到的武汉检察院起诉书，这次会议上德隆实际上确定了集中持有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股票的操作方案。此后，新疆德隆逐步完成了对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等三家上市公司法人股的收购，并继续组织洪强、董公元、张龙、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在二级市场集中买卖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的流通股票。

唐万新开始在两个世界跳舞：其一是通过金新信托继续委托理财以获取资金，同时在股市上通吃流通筹码、炒股获利；其二是通过上市公司完成产业整合，成为所谓的“成功实业家”，以报自己当年在实业领域屡战屡败之辱。

这是危险的舞步，1997年以后德隆规模膨胀，金新信托的账外债务持续扩大，这仍然是一个“以一个更大的黑洞来填补前一个黑洞”的饮鸩止渴的游戏。“没有利润来源，完全是净消耗”，王宏在供述中感到茫然无助。

然而，唐万新仍乐观不已，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在他眼里，只要能在股市上迅速赚钱，就能够使用这些利润大大方方填补这些资金黑洞，兑付危机迎刃而解。

1998年8月，唐万新在上海召开新疆德隆董事局扩大会议。根据起诉书，唐万新进一步明确了“集中持股”方案。之后，操作“老三股”的地点转移至上海大厦16楼。唐万新因为要到北京去组建德隆总部，操盘工作交给唐万川和王恩奎(两人分别为唐万新的三哥和姐夫)，两人都直接向唐万新汇报。唐万川具体负责买卖“老三股”，王恩奎负责老三股的统计。

2000年3月，德隆收购重庆证券并将之更名为“德恒证券”，老三股的操作平台也由金新信托转移到德恒证券。起诉书显示：由王恩奎根据统计数据以及唐万川的指令来协调金新信托和德恒证券买卖老三股的先后次序。

在德隆向老三股派驻高管后，老三股在数年时间里连年推出高送股方案，股价也是节节上涨，账面利润丰厚。唐万新在德隆出事后在一封长信中称：“至2000年，累计为客户赚取了30多亿元利润。”

然而，这成了无法兑现的账面利润。在2000年的大牛市中，当唐万新看着股市越来越疯狂时，他隐隐感到不安。有圈子里朋友建议他趁高位出货、了结利润，但唐万新固执地认为股市能涨到10000点，“不愁出不了货”。

这一时间，据唐万新的供述书，除了操作老三股外，“我还买了祁连山、三峡水利、秦丰农业、亚华种业、人福科技、青岛双星、华北制药等(股票)。”

因此，老三股只能屹立不倒，这是德隆在资金市场上构建“老鼠会”和基地股票做庄的标杆和品牌。做庄规模铺得太大的唐万新在这场危险游戏里已经欲罢不能，一位熟悉他的操盘手则称“唐对内心的贪欲失去控制”。

此外，唐万新甚至相信了自己编造的“产业整合”的神话，德隆实业体系大概能带来6亿元的利润，然而，唐在股市的护盘成本一年就要10个亿。

击鼓传花戛然而止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多米诺骨牌的游戏，终于进入了它最后也最具观赏性的阶段。 ———袁剑《中国证券市场批判》

2000年底长庄股中科创业崩盘。长庄先行者“K先生”吕梁仓皇出逃。吕梁与唐万新渊源甚深。吕梁的名片上身份众多，其中赫然写着他是德隆系两只股票的策划人。

中科创业崩盘无疑是这场危险游戏倒下去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不少吕梁的委托理财客户同时也是德隆的客户。在中科创业崩盘后，这些客户也要求德隆还钱，这是唐万新碰到的又一场兑付危机。

2001年初，金新信托有4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要求兑付。在不少地区甚至出现群情激愤的客户打砸营业部的行为。唐万新从这时起的三年时间里一直处于被追债的境地，以至于唐在供述书里哀叹：“自己也成了融资员。”

此时，唐万新发现在老三股上根本无法出货，股市已经走熊，老三股一旦出货就意味着崩盘。唐的一位朋友回忆，“我对唐万新说：‘你应该放松下来！’可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知道，一旦放松下来，他和德隆就会崩溃。”

2001年，德隆先后在杭州西湖数度召开会议，几次会议的内容都是如何拯救危机。唐万新与其他7名董事在两项内容上出现严重分歧：一是唐万新认为要挽救金新信托，其他董事则建议让金新信托破产、断腕自救；二是唐万新主张从老三股出货，但其他董事坚决反对，因为德隆体系的庞大“老鼠仓”隐藏其中，利润丰厚超乎想象，出货计划显然与这些董事的利益相悖。

会议的最后结果就是把这场危险游戏玩大：保留金新信托和暂缓老三股出货。唐万新知道自己已经套上“停不了的红舞鞋”。在2001年的寒冷冬天，不可一世的唐万新深感恐惧，他草莽性格中显现脆弱的一面，他对身边人哭道：“德隆有救吗，我能挺过去吗？”

但是哭过之后牞唐万新继续选择铤而走险。此时金新信托已经失去客户的信任，唐万新在供述书中承认：“只要说是德隆的机构，就立刻出现挤兑风波，以德隆的名义再无法做下去。”唐万新需要打造一个新的融资核心平台。2001年10月，在唐万新部署下，上海友联替代金新信托成为处于核心地位的新平台。

唐万新把贪婪之手伸向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收购金融机构的目的无他，就是为了更方便融资，扩大融资老鼠会。友联逐渐成了整合德隆旗下林林总总金融机构的“司令部”。德隆体系控股及参股的金融机构达到21家，收购了南京大江国投、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健桥证券等数家证券信托公司，以及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南昌市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

唐万新还创造性地谋划出“委托控股”的隐蔽收购模式以躲避监管，即：用客户的委托理财资金收购金融机构股权，股东名册上则仍显示为客户，但实际由德隆持有。唐万新出手阔绰和金钱开道的作风，是其进军金融机构屡屡得手的关键因素。

收购或参股之后，德隆很快露出峥嵘面目：这些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很快通过挪用、抵押、担保等手段流失于德隆庞杂的体系中。德隆旗下金融机构以委托理财方式融资450亿元，其中未兑付金额172亿。此外，德隆系企业前后从多个地方的商业银行挪走资金数十亿。甚至德隆系的实业企业和上市公司也沦为唐万新的提款机。重庆实业被德隆令人发指地提走将近10亿人民币。

德隆违规融资的资金大多数投入股市。根据起诉书，从2002年3月至2003年9月，唐万新将老三股的操作平台再次由德恒证券统一到金新信托；从2003年10月起，德隆国际安排中企东方统一操作老三股，唐万川负责总操盘。

公诉人还对德隆的操纵进行一次总清算。按照起诉书，自1997年到2004年4月14日止，唐万新等人利用自有资金和部分委托理财资金，使用24705个股东账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手法，长期大量买卖老三股，造成三只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这段时间内，新疆德隆、德隆国际买入“老三股”金额678.36亿元，余股市值为113.14亿元，按移动平均法的计算原理，计算余股成本为162.30亿元，共获累计既得盈利为98.61亿元。

这是一个“挖东墙补西墙”的游戏。只要不断有新的客户资金被骗进来，偿还旧客户的资金，这场击鼓传花的骗局就能维持下去。事实上，通过每年资金的不断借旧还新，德隆早期进入“老三股”的成本早就回收，并非业内人事所宣称的“善庄”、“傻庄”。

唐万新疯狂地把游戏玩大，德隆一高层人士颇有意味地对英国《经济学家》称：“德隆大而不死。”

不过，勒在德隆脖子上的绳索已经收紧。2003年底，新疆啤酒花董事长卷款潜逃，新疆上市公司担保圈由此岌岌可危，各大商业银行开始自查关联方贷款。

唐万新此刻感到大难临头。2004年1月4日，德隆董事局在海口召开扩大会议，唐万新终于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做出纵有损失也要将老三股抛出的秘密决定。“大不了18年白干了。”唐说。

可是为时已晚。2004年4月3日，这是唐万新40岁生日。10天后，合金投资遭遇跌停，德隆帝国彻底崩塌前第一块巨石滑落的声音已经清晰可闻。次日，老三股全线连续跌停，老三股全面崩盘。

转瞬间，德隆帝国分崩离析。

德隆大事记

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这是德隆帝国的开始。

1993年，德隆参股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后来新疆金融租赁成为德隆一个重要的融资平台。

1996-1997年，德隆相继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及湘火炬，并陆续在三只股票上建仓，开始了疯狂操纵股票的历史。其间，德隆还收购新疆金新信托，填补挪用新疆金融租赁公司3亿元巨资留下的窟窿。

1997年5月，德隆在北京召开达园会议，这次会议被德隆自己认为是“德隆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所谓的“产业整合”战略，实则是确定德隆在二级市场上的股票炒作方案。

1997年-2001年间，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30余家办事处，开始大规模展开委托理财业务。

1999年，德隆将总部从新疆迁往上海。德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2001年初，受中科创业崩盘影响，金新信托有4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需要兑付，这是德隆又一次兑付危机。

2001年6月，上海友联成立，友联逐渐发展成为整合德隆旗下各种金融机构的“司令部”。

2002年，德隆相继控股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和南昌市商业银行，开始把手伸向银行体系。

2004年4月14日，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投资和屯河股份首度全面跌停，德隆危机全面爆发。

2004年5月30日，德隆国际召开了董事会暨危机处理工作会议，首度承认“德隆全系统处于危机最深重、困难最严重的时期”。

2004年6月8日，德隆危机进一步升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开庭审理了两起有关德隆的案件，各地债权人纷纷通过法律途径向德隆索债，德隆在各地的资产大部分被冻结。

2004年8月26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了《资产托管协议》，三公司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了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行使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9月4日，华融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进行托管经营。

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唐万新没有选择逃避，最后还是回国受审。

❾ 请列举一些中国金融事件，如3.27国债事件

唐万新隆德系事件

❿ 中国股市真相 中国股市17年怎么样

中国股市17年--对了解中国证券市场的本质很有帮助
如果静下心来想想，会觉得有件事情很奇怪，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了这么多年，居然书店里是没有一本书是完整的回忆以及叙述中 国证券发展历程的。校内上充斥着各种如何进入顶尖投行基金公司的心得，却没有人跳出来说这行到底干的是什么玩意儿，赚的是谁的钱。我觉得下面这篇文章很 好，张志雄写的，描述了中国股市自开张以来一直到2006年的若干重大事件。更多的背景介绍就不多说了，但我问了伴随着中国股市成长的几位元老级人物，他 们说里面的内容没有夸张和失实。

《中国股市真相（中国股市17年）》是2007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志雄 高田胜巳。

张志雄：《科学与财富》（value）杂志主编。1966年生，1991年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任《上海证券报》编委和专题部主任。1998年后，历任华夏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上海有线电视台财经频道总监、《财经时报》副总编，并在《财经》杂志开设专栏，写有《基金黑幕》《股市忧思录》等文章。2002年创办《科学与财富》（value），专注读书与投资。著有和主编《学习学习再学习》《游走在时空边缘》《放量》《中国股市十七年》等几十部书籍和报告。

作品目录
第一章 中国证券市场的概要和变迁

第二章 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与操作者
第一节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证券服务机构
第二节 证券公司、基金和机构投资者
第三节 个人投资者和玩家
第四节 外资动向
第三章 中国上市公司之局面
第一节 中国股市中的民营企业
第二节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整体上市与MBOO
第三节 迷失的上市公司CEO
第四章 已经发生的未来
第一节 疯狂的权证“赌博”
第二节 新加坡上市和中航油惨败
第三节 令人啼笑皆非的海外收购
第四节 形形色色的大股东圈钱游戏
第五节 上市公司做假何时休
第六节 监管部门的舞弊与不作为

网络参考：http://ke..com/view/1131889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