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基金合伙人

『壹』 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是一种较为古老的企业组织形态。其前身为11世纪晚期在意大利、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地方被使用的一种新型商业经营方式 -康孟达。而康孟达从其产生开始便是为了适应高风险的投资需要。因为中世纪的海上贸易尤其是远洋贸易是当时风险最大但同时也是利润丰厚的贸易 ,有足够资本的投资者希望进行投资来获取高额利润 , 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承担高风险带来的无限责任 , 船主则往往苦
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来造船、购货 , 于是船主企业家和投资者各取所需 , 订立康孟达契约 , 由船方承担无限责任以获取资金 , 而投资者只承担有限责任 , 并可以取得利润。盛行于海上贸易的康孟达后来在陆上贸易中实行 , 发展成为了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与现代意义风险投资的结合始于 20世纪 60年末的美国。当时美国股市急剧直下 , 使得以个人为主要筹资对象的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 ARD 、小型企业投资公司 SBIC 等风险投资公司处境艰难 , 在此环境下 , 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寻找到了新的组织形式 -有限合伙。这种风险投资机构一般由风险投资家发起 , 出资 1%左右 , 成为普通合伙人 , 其余 99%左右吸
收企业或保险机构等投资者出资 , 成为有限合伙人 , 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的责任有三: 一是以其人才全面负责资金的使用、经营和管理; 二是从每年的经营收入中提取相当于资金总额的 2%左右的管理费; 三是项目成功而收益倍增时 , 普通合伙人可以从收益中分得 20%左右 , 而其他合伙人可以分得 80%左右。据统计 , 目前 , 在美国风险投资机构中采取有限合伙制的占 80%, 其余则为企业或金融机构所属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政府支持的小型企业投资公司 SBIC 。受美国风险投资热潮的影响 , 长期以来在法律上不承认有限合伙制的日本 , 从 1998年 11月开始也在立法上正式承认了风险投资机构的有限合伙形态 , 从而为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

『贰』 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基金的特点

新合伙企业法有感
新合伙企业法已经于2006年8月27日通过，将于2007年6月1日开始施行。新法最重要的修改体现在四个方面：明确了法人可参与合伙，确立了有限合伙制度，增加了有限责任合伙制度，并增设合伙企业破产规定。新合伙企业法的前述修改，有助于打破妨碍我国创业投资事业发展的众多法律障碍，将对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制度支撑和推动作用。本文拟立足于律师实务操作角度，从有限合伙人和创业投资机构立场出发，就新法部分规定对创投活动的若干风险性影响及其对策问题进行探讨。
一、允许法人和机构参与合伙以及允许合伙企业破产的风险性影响

1、壳企业：普通合伙人刀枪不入的软猬甲？

老合伙企业法不允许企业法人作为合伙人，同时，合伙企业不得破产。新合伙企业法将合伙企业的兴办主体从自然人扩大到包括自然人、法人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其他组织，这些主体可依法作为普通合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以上参见新法第2条、第3条)；如果合伙企业依法破产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仍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参见新法第92条)。

有限合伙制度意在搭建一个“能人和富人共舞”的平台，由富人(投资者、创投机构、“资本家”)作为有限合伙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能人(经营者、“知本家”)作为普通合伙人参与企业经营，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这个制度框架下，由于普通合伙人需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从而使企业治理实践中常见的经营者道德风险问题，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或者降低。根据新法关于法人可以作为普通合伙人以及合伙企业可以依法破产的规定，假设能人(经营者、“知本家”)不是以自然人身份，而是通过设立一个“壳”公司或另外一个“壳”有限合伙的形式，将其作为合伙企业中的普通合伙人，甚至是唯一的普通合伙人，那么，在合伙企业破产时，能人(经营者、“知本家”)就能够通过“壳企业”作为屏障，有效地规避法定的无限连带责任，不需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个人责任。显然，这不是有限合伙人、创投机构愿意看到的。

因此，如果投资者拟作为有限合伙人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的创投机构，或者创投机构拟采取有限合伙企业形式对项目(创业企业)进行投资时，应当要求经营者直接以自然人身份作为普通合伙人，而不是通过设立“壳企业”作为普通合伙人。

2、有限合伙人与作为普通合伙人的法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董事是谁的董事？

在国外，由法人(公司)作为唯一的普通合伙人，已经成为现阶段有限合伙的典型形态。在这种模式下，有限合伙的控制权名义上掌握在作为普通合伙人的法人(公司)手中，但法人(公司)的管理者实际上可能就是有限合伙人中的部分人。这样的有限合伙可说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的有限责任实体，发起人一方面通过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而经营合伙事务，另一方面作为有限合伙人享有有限责任的保护。这样既有利于企业避免双重征税、充分享受合伙的税收优惠，又可最大限度的利用法律为有限合伙人所提供的有限责任保护(参见廖凡《美国非公司型有限责任企业初探》一文)。（附件一：合伙企业的税收优惠）

但是，在由法人(公司)担任唯一普通合伙人的情况下，法人(公司)同有限合伙之间将可能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因为公司的股东与有限合伙人有时候并不会完全重合。由此导致的问题是，法人(公司)的董事和经理应当优先考虑法人(公司)股东的利益还是应当考虑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乍看起来，公司的董事和经理对公司及公司股东负有的信义义务，与公司对有限合伙及有限合伙股东负有的信义义务，二者没有直接的关联关系，我国法律对此也没有明确规定。不过，国外的判例指出，公司的董事和经理不仅对有限合伙和有限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而且这种信义义务高于其对公司股东负有的信义义务；在二者发生利益冲突时，董事和经理必须优先考虑有限合伙和有限合伙人的利益。

在设立公司(法人)作为唯一普通合伙人时，假如有限合伙人或者创投机构只是该公司的众多股东之一，则有必要通过公司章程和合伙协议这二份根本性的法律文件，将“公司董事和经理必须优先考虑有限合伙和有限合伙人的利益”这一点予以明确规定，以便为日后妥善解决法人与合伙企业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提供依据。

3、有限合伙未依法注册或未依法成立的风险

根据新合伙企业法第3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现实的问题是，第一，哪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是“公益性”的，很不容易区分。如果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中所列“公益事业”范围来界定，则绝大多数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均可列入“公益性”单位(参见《公益事业捐赠法》第3条)。第二，对“国有独资公司”的定义，新公司法和老公司法是有区别的。新公司法下，“国有独资公司”是专指由国资监管机构(即俗称的各地“国资委”)作为唯一股东的公司；老公司法下，“国有独资公司”的范围更广阔，包括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公司。那么，到底是新公司法下还是老公司法下的“国有独资公司”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如果前述单位违规作为普通合伙人，甚至是唯一的普通合伙人，将会导致什么法律后果？有限合伙是否因此在法律上并未成立？如果企业登记有误，或有限合伙在法律上并未成立，而有限合伙人错误的相信有限合伙企业已成立，或者错误相信自己为有限合伙人的，当第三人与该合伙企业进行交易时，由谁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等等，有限合伙人或创投机构将可能被这一系列缠夹不清的问题拖入诉讼泥淖。

快刀斩乱麻的解决方案是，凡涉及到国有独资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投资者和创投机构均应建议它们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入伙。同时，有限合伙人、创投机构应当加强对企业申报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时的监管。

二、关于有限合伙规定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1、信托与隐名合伙：有限合伙企业如何在50个合伙人的上限内私募？

在国外，为了适应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需求，现阶段有限合伙的规模大为扩张，动辄拥有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上千名有限合伙人，与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的有限合伙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国新合伙企业法对普通合伙企业没有限制合伙人人数，但对有限合伙企业，则规定了其合伙人最高不得超过50个，其中，至少应当有一个普通合伙人，如果仅剩有限合伙人的，企业应当解散(以上规定参见新法第61条、第75条)。新法对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人数的限制，是为了防止发生大规模的变相非法集资，但该规定的不利影响是，将使创投机构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私募基金活动。那么，创投机构是否能够在新法第61条规定的框架内有效进行大规模私募？

由于新法对普通合伙企业没有限制合伙人人数，虽然创投机构可以通过吸引投资者先加入普通合伙企业A，再由普通合伙企业A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设立有限合伙企业B，但是，该方案要求投资者首先对普通合伙企业A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对投资者显然不具吸引力。如果由投资者先成立若干个50人数以下的有限合伙，再由这些企业共同成立一家有限合伙，则将因为企业层级太多，而使有限合伙“税收掩体”的功效大为降低。

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案，首推信托方式。根据我国《信托法》规定，委托人可以将其财产权信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受托人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除受托人采取信托机构形式从事信托活动必须符合国务院有关办法规定外，对受托人没有更多的资格限制，只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均可成为信托法规定的受托人(以上参见《信托法》第2条、第4条、第19条、第24条)。信托法对委托人人数没有限制(但在实践中，对某一具体信托事项，受托人一般会主动将委托人人数限制在200人以内)。采取信托方式的另一个好处是，财产一旦信托出去，就获得了独立的法律特性，既与委托人其他财产相区别，也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相区别，除了有限的几种情形，信托财产不属于委托人、受托人的遗产或者清算财产，也不得被强制执行，这就使信托财产在法律上的保护力度远远高于其他财产(以上参见《信托法》第14条至第17条)。因此，创投机构可以采取信托方式进行基金私募，让其他投资者作为委托人，将其资金以信托方式，信托给创投机构进行管理和处分。

解决方案之二是，采取“隐名合伙”方式。隐名合伙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对于他方经营的事业进行出资，从而分享其营业利益并分担其损失的合同。理论上认为，隐名合伙实质上是一种融资合同关系，并不是商事主体，它只要双方达成协议即可，无需进行登记，而有限合伙都是一种商事主体，必须经过登记注册后才能有效成立。隐名合伙与有限合伙相同的地方在于，隐名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均只以其出资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他们也都不享有对合伙企业的对外代表权和事务执行权。公司中的隐名股东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可以通过变更工商登记成为显名股东，而合伙企业中的隐名合伙人，是不能要求成为显名合伙人的。尽管我国法律上尚未确认隐名合伙这种方式，但隐名合伙的上述特点，使得创投机构可以通过采取“隐名合伙”方式，由一小部分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在工商登记簿予以明示，而其他投资者则作为“隐名合伙人”，从而进行较大规模的基金私募。

2、安全港规则：有限合伙人的手可以伸多长？

传统理论认为，作为享受有限责任待遇的对价，有限合伙人不得参与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得执行企业事务，不得对外代表企业。但随着拥有成千上万有限合伙人的复杂融资安排和跨州经营的大型有限合伙的出现，一些国家的立法也与时俱进，比如美国，先后通过在控制理论的基础上增加 “安全港规则”，到加大债权人举证证明“有限合伙人控制企业经营”的难度，再到2001年立法明确规定有限合伙人并不因参与合伙事务的经营控制而承担无限责任，等等，赋予了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更多的管理权利，使得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的权利更趋接近于公司股东对公司事务的管理权利。

新合伙企业法第68条规定，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第76条规定，如果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有限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并与其交易的，该有限合伙人应当对该笔交易承担与普通合伙人同样的责任。同时，第68条列举了八类事项作为“安全港”条款，只要有限合伙人的行为不超出这八类事项范围，就不会有承担无限责任的危险。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于有限合伙人参与企业的内部管理实行严格的禁止，在“安全港规则”中的规定也比美国更加严格。那么，在我国，有限合伙人是否有办法在更高程度上参与对合伙企业事务的管理呢？

尽管新公司法规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即如果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参见新公司法第20条。理论上对此也称为“揭破公司面纱”)，但是，该制度只适用于公司制法人，而对合伙企业，法律上尚无此类规定。由于我国的法律体制是倾向于大陆法系的，而成文法是大陆法系的传统，它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法官依照法律规定，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运用所谓的“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过程解决纠纷，它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求严格依照既有的规则来定纷止争，因此，在大陆法系下，法官的创造性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法律修改之前，法官是无权通过创设新的判例的形式，来确定一项新的法律原则的。换言之，在合伙企业法正式确立“合伙企业人格否认制度”之前，从理论上讲，法官是不可以将公司法中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推衍适用于合伙企业的。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投资者或者创投机构希望在更高程度上参与对合伙企业事务的管理，目前相对可行的办法可能是，有限合伙人充分利用新法关于允许法人参与合伙的规定，通过设立“壳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之一，与其他普通合伙人共同参与对合伙企业事务的管理，同时，应当在合伙协议中对普通合伙人的表决权行使等问题作出详细、明确的约定，规定对哪些合伙事务，必须获得有限合伙人或者创投机构控制的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壳公司”的赞成票，才可以通过决议。

二、关于有限合伙规定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3、信托关系：界定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内部关系的准则

英美法系的法律一般认为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信托关系，普通合伙人处于受托人地位，有限合伙人处于委托人和受益人地位，普通合伙人作为控制、管理和支配合伙企业全部资产的一方，对有限合伙人承担信托义务，具体体现为忠实义务和谨慎注意义务两个基本性义务，并由此推衍、派生出其他种种具体义务。在信托义务这个框架下，普通合伙人一般很难通过设计复杂的法律形式或者采取其他机会主义行径，从事损害合伙企业或者有限合伙人利益的活动(参见朱小川《浅析有限合伙中的合伙人关系——以英美法系中的受信关系为中心》)。

我国新合伙企业法对有限合伙企业，更多的是规定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和合伙企业对外部、对第三人的责任，以及有限合伙人与合伙企业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合伙人内部之间的关系，除了规定普通合伙人不得进行职务侵占、越权处理、竞业禁止、违规交易外(参见新法第96条、第97条、第99条规定)，缺乏更多规定，尤其是对普通合伙人可能出现的不利于有限合伙人的行为，缺乏估计和约束。

由于新合伙企业法对普通合伙人的行为缺乏严格约束，加上在新法中有限合伙人可以借重的“安全港规则”着实狭窄、有限，在这个法律框架下，普通合伙人稍微开动脑筋，就可以通过种种并不复杂的途径，比如，采取“壳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进行关联交易；以合伙企业对其有关交易进行担保；以本合伙企业担任其他合伙企业的合伙人；“飞单”、故意放弃盈利机会，等等，损害、掠夺、掏空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并规避其法定责任。

对此，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投资者或者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创投机构，应当借鉴英美法系中普通合伙人负有的忠实义务和谨慎注意义务之规定，高度重视事先通过合伙协议予以防范，在合伙协议中尽可能详细地约定、列举普通合伙人不得从事的行为和事项，并且约定当发生普通合伙人的此类违规行为时，有限合伙人有权要求退伙或者要求普通合伙人收购其财产份额。

『叁』 有个问题：风险投资基金一般都是有限合伙制，普通合伙人需要承担无限责任。可不可以将VC基金弄成契约型的

基管机构当然可以自己组建，可以是公司制和合伙制，各有利弊

『肆』 有限合伙形式的私募股权基金是否可以有两个普通合伙人

我国新的《合伙企业法》首次引入了有限合伙，但是其中关于有限合伙人的权利规定亦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使得本土的私募股权基金在募集设立中，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就权益安排亦经常出现僵局，很不利于中国本土私募股权行业的发展。
一、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概念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是指由至少一个普通合伙人和至少一个有限合伙人签订合伙协议设立的一种基金组织形式。其中，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 GP）由基金管理人担任，参与运营管理基金的投资行为，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 LP）由投资者担任，不参与基金的实质管理，并且仅以其出资额度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有限合伙制最大的特点就是资金和管理相分离，对于普通合伙人具有有效的激励作用。
二、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运行模式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有一套适合于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模式。从整体上分析，基本可以概括为“三个主体、两个协议、一种责任”。三个主体是指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和投资对象。两个协议是指三个主体之间存在的合伙协议、投资协议。而合伙协议是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关键所在。在协议中规定了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在获得利润后合伙人之间如何分配、遭受损失后如何承担责任等条款（通常情况下，普通合伙人出资1%，有限合伙人出资99%），收益分配一般通用“二八定律”。一种责任是指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中仅由担任普通合伙人角色的基金管理人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为其出资比例仅占资金总数的1%却负责该资金的经营运作和再投资，出于对投资者和投资基金的安全及保障投资收益方面的保护，普通合伙人被要求必须负有无限连带责任。
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第61条的规定，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人数应在2至50人之间。目前，我国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大多由一个普通合伙人和一个以上有限合伙人组成。有限合伙人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出资人，其主要功能在于将手中多余的资金交给企业，并由普通合伙人负责经营管理，实现高额的投资回报率。有限合伙人不对外代表基金执行事务，因而仅以其出资额度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以其专业知识全面运营公司的资金，并且会依照合伙协议享受一部分收益。这样就实现了出资人与管理人的有效分离，保障了出资人的利益，同时使得合伙企业获得最大化利益价值。
三、有限合伙人的法定权益规定及其完善建议
有限合伙因其灵活性、税收优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特性，已成为私募股权基金最常用的组织形式，其中有限合伙人权利是维系该类私募基金有效运转的关键规则。我国新《合伙企业法》赋予了有限合伙人诸多权利，担任有限合伙人的投资人可享受到以下法律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
（一）分红权。《合伙企业法》第33条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合伙企业法》第69条规定：有限合伙企业不得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收益分配通常都将作为重点条款规定在有限合伙协议中，并对各方形成约束力，对于具体如何设计亦有很大的实务操作空间。
（二）剩余财产分配权。在有限合伙企业清算解散时，根据《合伙企业法》第89条的规定，剩余资产的分配顺序为：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所欠税费、企业债务、合伙人之间的分配。对于在清算时有限合伙企业往往会持有一些被投资企业的股份，这些企业未上市或未被收购，往往是投资运营出现了问题，退出出现困难。对于这些股份的分配，法律未作明文规定，是以实物直接分配还是变现后现金分配，应由有限合伙协议约定或全体合伙人决定，该问题会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因此类股份通常较难转让变现，有限合伙人为保证自己的收益，需与普通合伙人协商比较有利的股份分配条款，以变现后现金分配原则为主，如只能以实物分配，亦需约定合适的股份估值条件。
（三）解散合伙企业权。在我国《合伙企业法》中，有限合伙人无法单独行使解散企业的权利，除一些法定的解散理由外，如合伙企业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若要解散有限合伙企业，必须与其他合伙人达成一致的意见，或者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如果有限合伙人对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业绩不满或对普通合伙人的管理不满，或者企业发生其他变化时，现有法律并未赋予有限合伙人可以像公司股东在面临公司僵局时提起司法解散诉讼的权利，即有限合伙人在企业出现僵局时并没有通过司法解散来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律途径。
在现有法律下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事先签订有限合伙协议时，有限合伙人应尽可能地将其可能预见并对其有利的重大解散事由及条件明确约定在协议中，以期在有限合伙企业并未如其预想顺利发展并获得投资回报时，亦可以有充足理由通过解散有限合伙企业而保障其投资本金。
（四）退伙权。在我国《合伙企业法》中，有限合伙人有三种退伙类型。一是《合伙企业法》第45条规定的约定及特定事项退伙，即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的，在企业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限合伙人可以退伙：（一）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二）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三）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四）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二是《合伙企业法》第46条规定的自愿退伙，即合伙协议未约定合伙期限的，有限合伙人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退伙，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三是《合伙企业法》第78条规定的当然退伙，即有限合伙人发生以下情形，当然退伙：（一）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二）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三）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有限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四）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同时《合伙企业法》第79条规定：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在有限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他合伙人不得因此要求其退伙。
一般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均设有固定期限，因而在我国《合伙企业法》下有限合伙人尚不能进行自愿退伙。综合对前述退伙方式的分析，在我国《合伙企业法》下，有限合伙人只能通过在约定和特定事项发生时才能真正主动行使退伙权，这其中亦需在有限合伙协议中尽可能详细地约定退伙事由，如企业投资在若干年内尚未退出、企业财务出现若干数额的亏损、有限合伙人因法律限制不能继续参与风险投资等。
（五）参与管理权。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垄断性地享有了管理权，同样作为投资主体且出资占较大比重的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因此，对普通合伙人管理权的制衡和监督是有限合伙人权利保障的重要措施和赋予其管理权的根本目的。赋予有限合伙人管理权，不仅是对有限合伙人固有权利的正视，更重要的是在普通合伙人管理权垄断之外，创立一个平衡点，使得有限合伙企业内部可以自行调控，达到权利制衡。但是，如果片面强调有限合伙人的管理权，不但会影响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平衡关系，也可能危及有限合伙企业的利益，危害普通合伙人和债权人的利益，最终也还会危害有限合伙人自身的利益。因而在赋予有限合伙人管理权的同时，还需通过对其权利应用方向进行指导，有效防止“管理权”冲突，保障有限合伙能够顺利运行。
（六）知情权。财务问题是企业经营状况的直接反映，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及时和有效的获知，可以对自身投资保障有及时的判断，并可以做出迅速反应，同时也是对普通合伙人经营管理权的直接约束，从积极的角度避免了普通合伙人经营“道德风险”的转化。
《合伙企业法》第28条第2款规定：普通合伙人为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有权查阅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第69条第2款第5项规定，有限合伙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有权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合伙企业法》赋予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范围亦主要集中在财务信息上，包括获取经审计的有限合伙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对涉及自身权益的情况，可以查阅有限合伙企业的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但是，我国对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行使过于简单，特别是查看信息的费用由谁承担和知情权的具体行使要件都没有明确规定，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行使能否得到充分保障。
《合伙企业法》应借我国《公司法》第33条中对股东知情权强制救济的规定，对于普通合伙人拒绝提供的情形，有限合伙人可以请求法院要求普通合伙人提供。
（七）对外代表权。根据《合伙企业法》第76条的规定，通常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亦不能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但是经过授权后，可以以有限合伙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交易了，。也就是说只要有限合伙人获得了有效授权，其以有限合伙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的交易，其后果归于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不会因此承担无限责任和其他赔偿责任，反之无授权下的此类行为，给有限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由该有限合伙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其中“未经授权”却带来很多问题，例如“谁有权授权”？是“合伙企业”、“所有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的普通合伙人”还是“所有合伙人”？另外授权范围、授权的公示方式等问题也模糊不清，在适用中必然引起争议，进而影响到责任承担。因此，应当对授权事项条款进行修改补充，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享有经营权，因此，由普通合伙人作为授权人较为合理。至于是由全体普通合伙人还是执行事务的普通合伙人授权，由于经营权是合伙企业最重要的权利，享有经营权与无限责任直接挂钩，因此，由所有普通合伙人授权较为合适。至于表决方式，则可由合伙协议规定。
（八）财产份额转让权。对于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转让，《合伙企业法》第73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但应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转让相对是比较简便的。然而，对于转让的效果，《合伙企业法》第24条中受让人“经修改合伙协议即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的提法，让人不禁疑惑，受让人是否就当然有权经修改合伙协议成为合伙人，合伙利益的转让和资格受让是否挂钩？此处的不明晰容易引起很多逻辑上的麻烦和实践上的障碍。
对此，我国立法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将“财产利益”与“合伙人资格”的相对分离，即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的转让、继承和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形都应当理解为“财产利益”的转移而非“合伙人资格”的转移，同时也不造成当然的退伙。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所包含的利益可以因有限合伙人的意愿或法律的规定而转让给合伙人以外的人，利益的受让者仅拥有参与分配收益的权利而没有对合伙事务的管理权与监督权，有限合伙人并不因此丧失其有限合伙人的资格，但有限合伙人死亡或主体资格消灭的，其有限合伙人资格也随之消灭。
（九）优先购买权。《合伙企业法》允许在两种情形下有限合伙人可以享受对其他合伙人合伙权益的优先购买权：一是《合伙企业法》第23条的规定，在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但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二是，《合伙企业法》第74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全体合伙人。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主要借鉴于公司法的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规定，能够更好地顺应有限合伙企业的“人合”特征。
（十）出质权。《合伙企业法》第72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将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若对照《合伙企业法》第25条的规定，即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其行为无效，由此给善意第三人造成损失的，由行为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出质，明显降低了要求，无需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出质要求的降低，充分考虑到私募股权基金中“人合性”的弱化和“资合性”的强化，同时因出质可能导致的合伙权益的转让，基于“财产利益”与“合伙人资格”的相对分离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只会产生有限合伙人变更的可能，对有限合伙企业的财产基础不会造成根本的影响。
（十一）自由交易权和自由竞业权
自由交易权。《合伙企业法》第70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同本有限合伙企业进行交易；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主要是由有限合伙人处于非管理人和决策人的地位决定的。
自由竞业权。《合伙企业法》第71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自营或同其他人合作经营与本有限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与自由交易权的法理相似，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重大决策并无实质的控制权，且其占有较大比重的出资，其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有限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一般都不会损害到本有限合伙企业的利益。因而《合伙企业法》对此的放权十分合理，且有助于整个风险投资基金市场的活跃，即使对此要有所限制，亦都留给合伙企业各方自由协商约定。
（十二）诉权。诉权可分为直接诉权和间接诉权。
直接诉权。有限合伙协议为合伙人之间具有最高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当有限合伙人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直接的诉讼主要会集中在普通合伙人是否违反了其信义义务。《合伙企业法》第32条规定普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外，普通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普通合伙人不得从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即在我国普通合伙人负有法定的信义义务，只有同本合伙企业进行的交易可以通过合伙协议的事先约定或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而被免除信义义务。但在实践中，目前尚无此类的诉讼发生，举证的要求、诉由、损害赔偿的标准、诉请在多大程度上会被支持在司法中尚不清晰，是更多的依照合同的理念还是参照公司股东诉讼的标准，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派生诉权。根据《合伙企业法》第67条第2款第7项的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限合伙人有权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但我国有限合伙人的派生诉讼制度过于简单，无具体的执行细则。因此，对可以提起派生诉讼的有限合伙人资格、“内部权利用尽”的前提、证明要求、诉讼费用和最后胜诉费用的承担和分配等各个要件做更明确的规定。
四、有效保护有限合伙人权益的建议
（一）完善合伙企业立法，保护和满足私募股权投资的需求
《合伙企业法》虽然首次承认了有限合伙，但在有限合伙人权利的行使和保护方面仍缺少明确的规定，导致实践中亦无明确的指引，因此建议立法部门进行充分调研，制定和颁布具体的合伙企业法的实施细则。
首先，应对我国已设立的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进行调研，根据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地加强对有限合伙人权利的制度研究，包括有限合伙人权利的具体行使要件、救济机制、与普通合伙人义务的对应、有限合伙人委员会的设置等。其次，在制度研究可行的基础上，《合伙企业法》在其具体实施细则中相应增加有限合伙人权利的具体行使规范，赋予有限合伙人有权司法解散企业、有权对违约和违法分配的利益要求索回，适当拓宽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范围，允许有限合伙人组建和参与专门委员会、对超过一定比例的已分配利益有权要求返还等，在有限合伙人享受各项权利的同时亦要辅以一定的权利约束机制。
在具备更明确的有限合伙人权利的法律规定下，普通合伙人在向投资人募集资金时，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承诺了基金的大部分投资，并将企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交给了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在有限责任的保护下，可以通过行使相关的权利而保证自身的收益，适当地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在遵守保密义务的前提下获得企业的财务信息，并及时了解到企业的其他经营情况，同时就涉及自身重大权益的事项有权向普通合伙人提议或起诉，从宏观上约束了普通合伙人的过度冒险行为，并保证企业不偏离正常的经营轨道。有限合伙人权利安排是否妥当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普通合伙人进行私募股权基金募资的成功与否，若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安排适当，不仅能维系基金自身的正常有效投资和收益，使投资方获得丰厚回报，亦有助于普通合伙人下一轮的基金募集和设立，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投资循环。
（二）在现有合伙企业法框架下，保护有限合伙人权利架构
在现有合伙企业法无明文禁止的情况下，只要不影响企业整体利益和外部债权人利益，合伙企业法应充分尊重企业的自治权，允许合伙人在有限合伙协议中自行约定其治理机制和合伙人之间权利义务安排，充分重视有限合伙协议作为自治法在调整企业内部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有限合伙人主张的权利应最大范围地体现在有限合伙协议中，并对普通合伙人产生较强的约束力。
对于现有合伙企业法尚未允许约定的有限合伙人权利，法律应遵循契约自由之原则，允许有限合伙投资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约定，只要在不损害第三者利益的情况下，法律应充分认可有限合伙协议的法律效力，并在司法实践中认可该等协议之执行效力，承认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就执行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违约金责任和其他权利制约。
通过在有限合伙协议中充分约定有限合伙人权利，如知情权、退伙权、自由交易权等，这些有限合伙人权利条款的相互配合，组成投资人进行私募股权投资的一套核心武器，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投资人的投资风险，而且可以较好的保障投资人在非控制企业管理下作为“消极投资人”的利益。同时，有限合伙人还可以通过这些协议条款的绑定，对普通合伙人的管理行为和冒险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和制约，保证企业在预设的轨道上发展而基本不偏离投资人最初做出投资的判断。在法律文件和权利要求上获得更多的权利，正是为了在实际中尽可能少的干涉企业的管理和投资决策和束缚普通合伙人的手脚。
（三）建立有限合伙人协会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风险投资业是一个高风险性行业，从事这一行业的基金管理人不仅要有理论知识，更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有良好的品德修养和风险承受能力。而风险投资业由于其特性和要求，信息的透明度较差，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由于知识、信息、经验、精力等的缺乏，将基金的管理和投资都交由普通合伙人，很难对担任普通合伙人的基金管理人们进行有效的监管，在完善内部有限合伙协议的同时，也有必要需要建立一些特定的程序和外部机构来从宏观及整体上规范和监管基金管理人和风险投资活动。
另外，各级政府还应组建风险投资行业协会，作为本地区风险投资行业的自律组织，通过对风险投资从业人员的管理来规范行业，间接维护有限合伙人整个群体的权利。该类协会应由一些资深的投资专家、财务专家、法律专家、企业家等组成，主要对风险投资从业人员进行资格管理以及从业道德管理，并为投资者提供相关咨询。风险投资的行业协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定期对风险投资从业人员进行考核和评估，并发放资格等级证书。风险投资能力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综合能力，可以对理论水平、实际运作能力、获利能力及信用水平、管理能力等多个方面来考评风险投资行业协会的定期考核和评估，对基金管理人的业务亦是一次重要的考验，对投资者的投资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指导作用。当然，风险投资行业协会自身也要受到政府的一定的监督，以保证行业协会的考核与评估结果的公开、公正、公平，否则，如果行业协会自身失去了信用的话，其对基金管理人的考核与评估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完善有限合伙人权利的司法救济
目前《合伙企业法》所赋予了有限合伙人在特定情形下可以对普通合伙人、合伙企业或损害企业权利的任何第三人可以提起诉讼的权利，但这些诉讼提起的前提、诉请、诉讼主体的适格、举证责任、诉讼费用的补偿和承担等诸多问题都尚存在疑问，亦导致有限合伙人实际提起诉讼时面临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保证有限合伙人在行使各项权利时享受有效的司法救济，建议我国法院应本着充分尊重表达各方意思自治的有限合伙协议的精神，总结实践经验，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此类诉讼的提起做出较为具体和可操作的规定。
（五）扩大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有限合伙人团体
有限合伙人团体的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有限合伙人权利的行使，机构投资者应逐渐成为该团体的主力军，增强话语权和抗风险能力，在壮大有限合伙人团体的同时提高整个团体的权利保护程度。
投资者进入存在诸多障碍是中国目前私募股权市场不能快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应当说，我国还存在着大量风险投资的潜在投资者，比如我国现在的投资基金、信托基金、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基金模式，如果采用有限合伙的形式，适当的将一定的基金引入风险投资领域，会极大地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即使是对于有政府参与的风险投资，也可以参照这一模式解决政府和私人投资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中国目前的私募股权市场，尽管诸如社保基金、保险基金、企业年金等机构投资者从资产配置和提高收益的角度考虑希望介入这个市场，但均受到所属领域监管政策的限制，还不能大量参与市场化风险投资基金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国各类基金会担任有限合伙人为私募股权基金提供资金还任重道远。未来随着监管问题的解决，机构投资者将成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最大资金来源。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个监管机构应适当调整监管思路，研究和制定允许机构投资者进行私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
五、结语
有限合伙制现已成为国际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主流组织形式，这是与其有利的税负待遇、良好的激励机制、声誉约束的有效性因素分不开的。伴随着本土私募股权基金的热潮，并非所有的投资人都能了解有限合伙制的一些基本规则特别是有限合伙人的权利规则，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越位与冲突在实践中还不能很好地协调，导致实践中私募股权基金的运转陷入僵局，投资人投资风险加大。我国有必要继续加强对有限合伙人权利制度的立法研究，扩大商事主体的自治空间，完善本土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配套法律规范，促进私募股权行业、创新型国家和金融中心的发展。

『伍』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如何选择合伙人

私募股权基金她属于金融行业，合法性不容质疑，在发达国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监管制度非常苛刻，就象我国的军火和人体器官一样，由国家控制，一个总裁的资金比比哥哥多几十倍，他们为国家，企业，个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突出贡献，就象 我国的银行，保险。一个人，一个国家，整个世界离不开， 柳先生在我国作的有声有色，国家认可，人民认可，受益的企业和个人得到了一百四十倍的回报，你愿意选择吗 投资有风险需谨慎，沧州献县，刘先生愿与网友互相学习

『陆』 风险投资人的分类

第一类称为风险资本家（adventure capitalists）。他们是向其它企业家投资的企业家，与其它风险投资人一样，他们通过投资来获得利润。但不同的是风险资本家所投出的资本全部归其自身所有，而不是受托管理的资本。
第二类是风险投资公司（Venture Capital Firm）。风险投资公司的种类有很多种，但是大部分公司通过风险投资基金来进行投资（风险投资公司除通过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筹集风险资本外，同时也直接向投资人募集资本，公司本身也采用有限合伙制形式，投资人成为公司的有限合伙人，公司经理人员成为公司的一般合伙人），这些基金一般以有限合伙制为组织形式[虽然有限合伙制（LP）是主要组织形式，近年来美国税法也允许选用有限责任合伙制（LLPs）和有限责任公司（LLCs）形式作为风险投资公司另一种可选组织形式]。
第三类是产业附属投资公司（Corporate Venture Investors/direct Investors）。这类投资公司往往是一些非金融性实业公司下属的独立的风险投资机构，他们代表母公司的利益进行投资。和专业基金一样，这类投资人通常主要将资金投向一些特定的行业。
第四类叫天使投资人（Angels）。这类投资人通常投资于非常年轻的公司以帮助这些公司迅速启动。在风险投资领域，“天使”这个词指的是企业家的第一批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在公司产品和业务成型之前就把资金投入进来。天使投资人通常是创业企业家的朋友、亲戚或商业伙伴，由于他们对该企业家的能力和创意深信不疑，因而愿意在业务远未开展进来之前就向该企业家投入大笔资金。

『柒』 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风投也称创业投资，主要指向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获得该公司股份的一种融资方式，是私人对外股权投资的一种方式。风险投资一般采用风险投资基金的方式运作，在法律结构上是采取有限合伙的形式，风投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管理该基金的投资运作，获得相应报酬。私募股权投资是通过私募资金对非上市公司进行的权益性投资，在交易实施过程中，私募会附带考虑将来的退出机制，即通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兼并及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退出获利。私募股权的运作指私募机构对基金的成立和管理、项目选择、投资合作和项目推出的整体运作过程，私募股权投资的不同运作模式直接影响了投资的汇报水平，属于不能外泄的独占秘密。

『捌』 风险投资所说的LP是什么

LP（Limited Partner）是指有限合伙人。

1、有限合伙人，即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保险机构等机构投资人和个人投资人，或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人的，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伙人。这些人只承担有限责任。

2、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8)风险投资基金合伙人扩展阅读：

1、主要义务

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有限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并与其交易的，该有限合伙人对该笔交易承担与普通合伙人同样的责任。

有限合伙人未经授权以有限合伙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交易，给有限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该有限合伙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2、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转换规定

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玖』 风险投资界的GP和LP是什么意思

一、GP：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泛指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机构或自然人，英文简称为GP。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二、LP：有限合伙人（英文：Limited partner），即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保险机构等机构投资人和个人投资人，或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人的，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伙人 。这些人只承担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三、主要权利

1、普通合伙人

1）经营控制权

普通合伙人对基金事务拥有充分的管理和控制权，有权代表合伙基金签订对外的法律文件，在有限合伙中处于核心地位。依照美国有限合伙法第405节的规定，合伙协议可以授予全部或指定的普通合伙人在指定的问题上，按人或其他方法，分别或全部地与任何类别的有限合伙人共同地行使投票表决权。

2）利润分成权

协议通常约定，普通合伙人投入基金资本总额1%左右的资金，但享有基金投资收益的20%左右的分成。当然如前所述，分成基数通常是扣除本金和利息成本后的余额，有时甚至还要扣除基准收益，并且是按基金全部投资项目的组合计算收益。

3）年度管理费

普通合伙人通常可获得其所管理的合伙基金总额1.5%~3%的管理费，此管理费主要用于普通合伙人为管理基金而支出的日常开销，如房租、办公费、通讯费等。

2、有限合伙人

1）有限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作价出资。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出资。

2）有限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未按期足额缴纳的，应当承担补缴义务，并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违约责任。

3）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4）有限合伙人可以同本有限合伙企业进行交易；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5）有限合伙人可以自营或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有限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6）有限合伙人可以将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7）有限合伙人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

8）有限合伙人的自有财产不足清偿其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的，该合伙人可以以其从有限合伙企业中分取的收益用于清偿；债权人也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合伙人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用于清偿。

9）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全体合伙人。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

拓展资料：

合伙人公司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合伙人拥有公司并分享公司利润的企业。合伙人为公司主人或股东。其主要特点是：合伙人享有企业经营所得并对经营亏损共同承担责任；可以由所有合伙人共同参与经营，也可以由部分合伙人经营，其他合伙人仅出资并自负盈亏；合伙人的组成规模可大可小。

机制优点

合伙制因具有独特的较为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曾被认为是投资银行最理想的体制。 在投行中，合伙人制度的机制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物质利益得到了合理配置，有了制度保障。在有限合伙制投资银行中，有限合伙人提供大约99%的资金，分享约80%的收益；而普通合伙人则享有管理费、利润分配等经济利益。管理费一般以普通合伙人所管理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收取，大约3%左右。而利润分配中，普通合伙人以1%的资本最多可获得20%的投资收益分配。

2、除了经济利益提供的物质激励外，有限合伙制对普通合伙人还有很强的精神激励，即权力与地位激励。

3、有限合伙制由于经营者同时也是企业所有者，并且承担无限责任，因此在经营活动中能够自我约束控制风险，并容易获得客户的信任；同时，由于出色的业务骨干具有被吸收为新合伙人的机会，合伙制可以激励员工进取和对公司保持忠诚，并推动企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4、有限合伙的制度安排也充分体现了激励与约束对等的原则。

『拾』 有没有谁知道风险投资基金的合伙人之间是如何分红的

如果出资同样多，那么出力多的人应该是多得的.
他们事先应该协议的！
至于总裁与合伙人各人实际能得到多少，只有他们本人才能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