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请介绍几篇债务融资与避税有关的论文
一、债务融资比例浅论
债务融资比例，即资金总量中债务资金的比例对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
1.提高债务融资比例能够降低企业自由现金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自由现金流表示的是公司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如果自由现金流丰富，则公司可以偿还债务，回购股票，增加股息支付。当公司产生大量的自由现金流时，经理人从自身价值最大化出，倾向于不分红或少分红，将自由现金流留在公司内使用，经理可以自由支配这些资金用于私人利益，或是进行过度投资，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由此产生代理成本。
首先，由于对股东的支付会减少经理控制下的资源，因而减少了经理的权利，甚至在企业必须获取资金时，又会受到资本市场的监督，因此经理人倾向于不少红或少分红；其次，当公司内部留有大量自由现金流时．经理可以将自由现金流用于私人利益，这直接增加了经理的效用；再次，企业经营者有将企业扩张到超过最优规模的动机，因为经营者的权利因他们所控制资源的增加而增大，而且与销售增加正相关的经营者的报酬也会相应增加，导致企业进行过度投资。然而，股东的利益在于公司价值最大化和投资回报问题，规模大并不代表效益高。因此，如何让经营者支出现金而不是投资于回报小于资本成本的项目或者浪费在组织的低效率上，这是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
原本企业可以通过股票回购或发放股利的形式将现金支付给股东，从而能够降低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但是，由于使用未来现金流的控制权留给了经理，经理从自身效应最大化出发，难以保证上述行为的必然实施，也就是说，发放股利或股票回购对经营者的约束是软性的。与此相反，企业向债权人按期还本付息是由法律和合同规定了的硬约束。企业经营者必须在债务到期时，以一定的现金偿还债务本息，否则面临的将是诉讼与破产。负债融资对经营者的这种威胁，促使经理有效地担负支付未来现金流的承诺。因此，因负债而导致还本付息所产生的现金流出可以是红利分配的一个有效替代物，从而更好地降低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 提高债务融资比例能够优化股权结构
最早对负债融资的股权结构效应做出分析的是Jensen和Meckling(1976)，他们研究表明，在经营者对企业的绝对投资额不变的情况下，增大投资中负债融资的比例将提高经营者股权比例，减少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目标利益的分歧，从而降低股权代理成本。
如果债权人对公司的约束是硬的，那么在股权分散，法人或管理层持股比例较小的情况下，增加负债融资，一方面能相对提高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管理者持股比例，增加大股东的监督力度和管理者与股东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使债权人特别是大债权人能更好的发挥对大股东，管理层的监督和约束的职能。因此，在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中，负债融资一方面增加了管理层的激励，对约束经营者行为、防止经营者过度投资，降低股权代理成本、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业绩起着积极的治理效应；另一方面，债权人的监督约束了大股东的私利行为，避免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
而当股权过于集中时，大股东利用手中的控制权通过董事会中的绝对多数来直接控制经营者。此时，经营者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往往会迎合大股东一起来侵占债权人、其他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利益。大股东的股权集中优势越明显，这种可能性就越大。此时外部融资的困难将会加大。因为当债权人和其他中小股东事先预料到大股东这种利益侵占行为时，要么就拒绝融资，要么就要求提高投资收益。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如果外部负债融资不能到位，这种负债的监督和约束功能将无从发挥，从而影响公司治理效率。
3 提高债务融资比例可以激励经营者努力工作
经营者与所有者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即经营者更倾向于不冒风险，因为他们的财富同公司正常运转相联系。就公司所有者而言，他们更关注股市的系统性风险对公司股价的影响，因为对于一个分散化投资者来讲，这种风散化的投资组合策略已大大降低了行业或单个企业所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相反，经营者却无法有效地分散化风险。对于他们来说，其拥有财富的大部分都同其所在公司的绩效有关。他们的工资收入、股票期权及人力资本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公司的正常运转。而当公司出现问题时，经营者的财富很难在公司问转移。从这一点上讲，他们所遭遇的风险更像是一个债权人的风险而非股东的风险。增加上市公司的负债资本比率，提高了流动性风险和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提高了经营者不当决策的成本，即债务可作为一种担保机制。
二、浅论债务融资的类型结构
债务融资类型结构，即不同来源的债务比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企业债务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商业信用、银行信贷、企业债券、租赁等。不同类型的债务对于约束代理成本各有其特点而多样化的债务类型结构有助于债务之间的相互配合并实现债务代理成本的降低。
1.银行信贷
银行信贷是企业最重要的一项债务资金来源，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也是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主要代表，有能力对企业进行干涉和对债权资产进行保护。但银行信贷在控制代理成本方面同样存在缺陷：流动性低，一旦投入企业则被“套牢”；信贷资产缺乏由充分竞争产生的市场价格，不能及时对企业实际价值的变动做出反应；面临较大的道德风险，尤其是必须经常面对借款人发生将银行借款挪作他用或改变投资方向，以及其他转移、隐匿企业资产的行为。债务人的道德风险由于银行不能对其债权资产及时准确地做出价值评估而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2.企业债券
债券融资在约束债务代理成本方而具有银行信贷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企业债券通常存在一个广泛交易的市场，投资者可以随时予以出售转让。这就为债权投资人提供了充分的流动性 可以降低投资的“套牢”效应，也即是降低了投资的专用性。在这种条件下，债权人对权利的保护不再是必须通过积极的参与治理或监督，还可以通过”一走了之”的方式。显然 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冲突被分散化了（至少从特定债权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是如此），债权的代理成本相应降低。这与股票的流通能带来股权资金的相对低成本使用是类似的道理。
其次，债券对债权融资代理成本的约束还通过“信号显示”得以实现。由于债券存在一个广泛交易的市场。其价格能对债券价值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并且，债券的价格变动还将反映出企业整体债权价值和企业价值的变化。企业债券实际上起到了一个”显示器”的作用。可以使债权人及时发现债权价值的变动。尤其是在发生不利变动时迅速采取行动来降低损失。显然。债券的这种作用有利于控制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冲突——在冲突刚开始时就及时发出信号，引起债权人的重视并采取适当行动，从而防止冲突扩大或升级。银行对贷款的质量评估也可以起到类似作用，但由市场来对企业债务定价，不仅成本要低得多，而且准确性和及时性要高得多。债券的这种信号显示作用是其他债权融资方式所没有的。当然，与银行信贷相比，债券融资亦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债权人比较分散，集体行动的成本较高，而且债券投资者较大众化，未必是专业机构。这些特点显然不利于债券投资者约束债权的代理成本。
3.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是期限较短的一类负债，而且一般是与特定的交易行为相联系，风险在事前基本上就能被“锁定” 所以它的代理成本较低。但是，由于商业信用比较分散，单笔交易的额度一般较小，债权人对企业的影响很弱，大多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即使企业出现滥用商业信用资金的行为，债权人也很难干涉。
4.租赁融资
租赁融资作为一种债务融资方式，最大的特点是不会产生资产替代问题，因为租赁品的选择必须经过债权人（租赁公司）审查，而且是由债权人实施具体的购买行为，再交付到企业手中。而且，在债务清偿之前，债权人始终拥有租赁品在法律上的所有权，对企业可能的资产转移或隐匿行为都能产生较强的约束。从这个角度来看，租赁融资的代理成本较之其他方式的债权融资显然要低得多。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各种债权融资方式在克服代理成本方面均具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因此在债权融资中应实现各种融资方式之间的取长补短 将各种具体的债权资金搭配使用、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降低代理成本。而在所有可能的债权融资方式中，银行借贷与发行债券无疑是两种最为重要的债权融资方式，银行贷款与债券不仅具有替代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相当程度的互补性。银行作为债权人在参与公司治理与监督方而具有显著优势，而债券则可以及时发出信号为债权人的
三、浅论合理避税
合法避税是指在尊重税法、依法纳税的前提下，纳税人采取适当的手段对纳税义务的规避,减少税务上的支出。合理避税并不是逃税漏税，它是一种正常合法的活动；合理避税也不仅仅是财务部门的事，还需要市场、商务等各个部门的合作，从合同签订、款项收付等各个方面入手。避税是企业在遵守税法、依法纳税的前提下，以对法律和税收的详尽研究为基础，对现有税法规定的不同税率、不同纳税方式的灵活利用，使企业创造的利润有更多的部分合法留归企业。它如同法庭上的辩护律师，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税是合法的，是企业应有的经济权利。必须强调一点：合法规避税收与偷税、漏税以及弄虚作假钻税法空子有质的区别。
避税的种类按其特征和内容分为国内避税、国际避税和税负转移三种形式。我们将主要为中小企业家们介绍中国国内常用的一些避税方法。
从实用角度来看，国内的避税就是指企业通过各种方法、途径和手段避开国内纳税义务。从更现实的条件出发，企业的老总和财务经理需要解决不同难题。
合理避税：老总能做什么
规避税收，现在早就不是一个只适合于私下交流的话题。现在许多企业老板都在交流怎样规避税收，成功的经验大家“群起而效仿”。十届人大刚刚谢幕，税收政策、税收监管和税率水平等问题被各位代表多次提及。
一个企业经营的角度来分析的。假如能是一个管理决策层，从企业的发展战略角度来看，这样的操作更适合于您。
换成“洋”企业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税收倾斜政策，因此由内资企业向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等经营模式过渡，不失为一种获取享受更多减税、免税或缓税的好办法。
注册到“避税绿洲”
凡是在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以及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保税区设立的生产、经营、服务型企业和从事高新技术开发的企业，都可享受较大程度的税收优惠。中小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可以有目的地选择以上特定区域从事投资和生产经营，从而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本节内容读者可参见《推开“离岸绿洲”的门》一文）。
进入特殊行业
比如对服务业的免税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养育服务，免缴营业税。
婚姻介绍、殡葬服务，免缴营业税。
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缴营业税。
安置“四残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35%以上的民政福利企业，其经营属于营业税“服务业”税目范围内（广告业除外）的业务，免缴营业税。
残疾人员个人提供的劳务，免缴营业税。
做“管理费用”的文章
企业可提高坏帐准备的提取比率，坏帐准备金是要进管理费用的，这样就减少了当年的利润，就可以少交所得税。
企业可以尽量缩短折旧年限，这样折旧金额增加，利润减少，所得税少交。另外，采用的折旧方法不同，计提的折旧额相差很大，最终也会影响到所得税额。
用而不“费”
中小企业私营业主应考虑到如何对经营中所耗水、电、燃料费等进行分摊，家人生活费用、交通费用及各类杂支是否列入产品成本。
当今的企业界，这一项被频繁运用。他们将自己买房子、车子的支出，甚至子女入托上学的费用都列支在公司经营项目。这样处理并不为国家政策所允许，虽然此方法在时下的企业界并不鲜见，但我们在此并不提倡。
合理提高职工福利
中小企业私营业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考虑在不超过计税工资的范畴内适当提高员工工资，为员工办理医疗保险，建立职工养老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职工教育基金等统筹基金，进行企业财产保险和运输保险等等。这些费用可以在成本中列支，同时也能够帮助私营业主调动员工积极性，减少税负，降低经营风险和福利负担。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支出赢得良好的综合效益。
做足“销售结算”的文章
选择不同的销售结算方式，推迟收入确认的时间。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延迟收入确认的时间。例如某电器销售公司，当月卖掉10000台各类空调，总计收入2500万左右，按17%的销项税，要交425多万的税款，但该企业马上将下月进货税票提至本月抵扣。由于货币的时间价值，延迟纳税会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节税的效果。
合理避税：财务总监能做什么
常用的避税方法有很多，但一般不外乎：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转移定价法、成本计算法、融资法和租赁法。
用足税收优惠政策
新税法的颁布实施将减免税的权力收归国务院，避免了减免税过多过乱的现象。同时，税法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从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2年；利用“三废”作为主要原料的企业可在5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企事业单位进行技术转让以及与其有关的咨询、服务、培训等，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所得税等等。企业应该加强这方面优惠政策的研究，力争经过收入调整使企业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最大限度避税，壮大企业实力。
同时，现在全国各地经济开发区如雨后春笋，他们开出的招商引资条件十分诱人，大多均以减免若干年的企业所得税、减免各种费用等等条件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如果您的企业是高新技术产业或受鼓励产业，如此优惠的条件当然成为企业规避税收的优先考虑因素之一。
定价转移
转移定价法是企业避税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有关联的企业双方为了分摊利润或转移利润而在产品交换和买卖过程中，不是按照市场公平价格，而是根据企业间的共同利益而进行产品定价的方法。采用这种定价方法产品的转让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市场公平价格，以达到少纳税或不纳税的目的。
转移定价的避税原则，一般适用于税率有差异的相关联企业。通过转移定价，使税率高的企业部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的企业，最终减少两家企业的纳税总额。
出于不能公开的原因，对我们接触到的部分企业和公司的规避税收行为均予匿名。只要企业能寻找到两个税率相差更大的地区，在这两家企业间进行贸易和合作，贸易的额度越大，所能节省的税收就会越多。
分摊费用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要按一定的方法摊入成本。费用分摊就是指企业在保证费用必要支出的前提下，想方设法从账目找到平衡，使费用摊入成本时尽可能地最大摊入，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避税。
常用的费用分摊原则一般包括实际费用分摊、平均摊销和不规则摊销等。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折旧计算法，我们就可总结出普遍的规律：无论采用哪一种分摊，只要让费用尽早地摊入成本，使早期摊入成本的费用越大，那么就越能够最大限度地达到避税的目的。至于哪一种分摊方法最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最大限度地避税目的，需要根据预期费用发生的时间及数额进行计算、分析和比较并最后确定。
通过名义筹资避税
这一原则就是利用一定的筹资技术，使得企业达到最高的利润水平和最轻低的税负水平。一般说来，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主要有三个渠道：1、自我积累：2、借贷(金融机构贷款或发行债券)；3、发行股票。自我积累的奖金是企业税后分配的利润，而股票发行应该支付的股利也是作为税后利润分配的一种方式，二者都不能抵减当期应交纳的所得税，因而达不到避税的目的。
借贷的利息支出从税前利润中扣减，可以冲减利润而最终避税。
资产租赁
租赁是指出租人以收取租金为条件，在契约或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将资产租借给承租人使用的一种经济行为。从承租人来说，租赁可以避免企业购买机器设备的负担和免遭设备陈旧过时的风险，由于租金从税前利润中扣减，可冲减利润而达到避税。
㈡ 论文：我国上市公司债券融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提纲怎么写
一是我国股票债券市场发展的基本情况；
二是我国上市公司债券融资的政策法律环境及国际环境；
三是债券融资的机遇与挑战关键点；
四是融资风险控制与融资收益间的措施。
㈢ 有木有谁写过债券融资成本的方面的论文，或只知道
是写过一些，不难的
㈣ 关于金融融资方面论文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比例在98%以上，中小企业产值、增加值、总资产、销售收入的比例均超过60%，利润总额的比例超过50%，税收总额的比例超过40%，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3/4。尽管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然而至今我国金融体系中还没有一类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中小企业在经营中因为融资困难不得不面临一次次财务危机。资金短缺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㈤ 8000字以上的金融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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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僭越的动力机制与表现
[摘要] 虚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渗透与发展，贯穿着金融虚拟化的自我膨胀和扩张。货币虚拟化和信用创造为金融的虚拟化趋势提供了正向的内在动力，而以金融衍生品为特征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性不断突破信用框架提供了逆反的规避动力。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正在国际信用体系架构、信用货币发行和信用对象规制等过程中不断践履着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关键词] 金融虚拟化 信用制度 动力机制 表现
一、引言
伴随着货币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纬度。以货币虚拟化为基础的金融虚拟化以及对金融虚拟化正负功能影响的探讨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各执一词，但不可回避的是，虚拟经济作为脱离传统“实体经济”范畴的新范式，在整体经济中的比例膨胀与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张息息相关。金融虚拟性作为当代金融的一个突出特征，其演变历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态势，在经济虚拟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由弱变强、以几何级数膨胀的趋势和规律。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的脉络看，任何经济逻辑中都留有人类的烙印，人们不仅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干预甚至掌控经济的内生过程，这个过程也匹配着人类经济制度的衍生过程。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诺思，2000，第110页）经济是一种复杂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缺陷的存在都会使经济偏离正常的轨道。货币虚拟化发展趋势和信用的不断创设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内在动力本源，而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金融规避行为所引发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外在制度条件。下面我们将从金融虚拟性扩张与广义信用制度关系角度探讨当前金融虚拟化如何从不同层面突破信用制度框架。
二、正向动力：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
金融活动依托货币运动与信用创新实现对实体财富和虚拟财富的优化配置。货币是金融最原始的形态和萌芽，也是金融产生的内在本原，信用则为二者的过渡创造权利与义务的外在制度保障。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的伴生与互动共同构建了金融虚拟化的正向动力激励。
金融虚拟性的扩张过程内始于货币虚拟性的内在特性外化，货币虚拟化的趋势是在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并使货币在表现商品价值的材质上不断与实物背离的过程中实现的。“用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来代替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1976，第95页）货币起源于商品之间的联系，使直接物物交换的自然过程转向了以货币为媒介进行间接交换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孕育着信用。信用从一开始就具有替代货币流通和支付形式的原始冲动。
贵金属货币的出现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它出现之前，商品交易是单纯的物物交换，偶然性的存在使商品所有者面临诸多交易“瓶颈”。货币虚拟性无论内在特质还是外在表现都受到货币形式原始状态的制约。此时，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延续更多依赖于一种社会契约。“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卢梭，2002，第39页）贵金属货币的出现虽然缓解了商品内在矛盾，并使后者外在的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却只是为货币虚拟化外溢提供了可能。之所以是可能，除了实物货币自身价值的存在限制了价值虚拟表现外，不成熟的信用关系也从外部环境上制约着货币虚拟化的发生。这种可以与之结合并内化的制度框架，直到信用货币条件下才使货币虚拟化外溢成为可能。
信用货币（银行券、法币等）对贵金属货币的替代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货币虚拟化受货币材质的限制。尽管金本位、银本位或双本位制度是信用货币得以流通的基础，但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度和信誉性仍存疑问，这种疑问在国家权威性和银行信用性的双重作用下被成功地解答了。此时，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已经超脱了实物商品或服务范畴，转而将前者提升到了国家和银行的信用层面。考夫曼(Gorge·Kaufman)有如下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行纸钞(随后被称为通货)的权利被转移给政府，……或者可以这么说，通货仅有名义价值，而且它的供给完全由政府决定。”（考夫曼，1998，第15页）银行信用可以创造货币，从而使货币数量实现多倍增长，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非现金结算制度的建立，为银行的货币创造机制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的货币增长并不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而是通过银行信用扩张来实现的，这使得原本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演化为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实现了虚拟化的外溢。
经济信用化使经济过程逐步摆脱了经济主体自身积累的依赖，转而依托外部资金来源的融资。由此，资本支付手段的职能被部分货币所有者创新为价值增值的手段。生息资本，进而虚拟资本开始登上经济舞台。客观地讲，虚拟资本的产生是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双重作用的结果，它亦成为金融虚拟化的开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带来预期收入的资本。它是由债券（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马克思，2004，第451页）对资本增值无限制的追求与自有资本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限制了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从而抑制了虚拟经济的发展。此时，为虚拟资本发展保驾护航的信用制度应运而生，“还有一种促进集中的力量，这就是信用制度。”（齐威格，1997，第280页）通过信用的媒介，一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就可以由货币资本家贷给企业经营，使虚拟资本的积累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的积累，从而也就推动了金融虚拟化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贵金属货币还是信用货币，他们均是在一国内部以贵金属作为储备而介入金融活动的。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核算也仍然以国际公认的世界货币——黄金作为交易的货币汇兑基础，可以说，此时的货币虚拟化仍然提留在一国母体内部，还没有具备占领全球金融贸易活动的能力。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着黄金的国际货币地位，这成为虚拟资本跨越国界进行世界范围资本配置的障碍。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以及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国际虚拟化能力终于装备在货币身上，金融虚拟性也随之超越国界限制，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来发挥其强大的虚拟化功能。
三、逆反动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规避动力
金融虚拟化过程随着对信用制度成熟和完善要求的不断提出而发展，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辩证联系。虚拟资本产生之前，金融虚拟化相对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它的运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货币内生虚拟性突破各种束缚发展壮大的自然发展过程；虚拟资本产生之后，金融虚拟化一方面得到了实现虚拟性外溢的强大信用保证，另一方面自身的独立性又始终成为突破制度设定的框架在更大范围实施虚拟性扩张的内在冲动。
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约束。诺思（North）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关联影响的框架，它们确定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讲，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尽管金融虚拟化要求信用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制度保障作用，但这种制度保障的存在也意味着将金融创新抑制在已知制度框架内，客观上又为金融虚拟性的扩张套上了一副无形的“锁链”。毕竟金融虚拟化源于货币虚拟化所表现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作用与外化，是一个主观意志无法控制的客观过程，制度的衍生则是人类寻求自身价值实现得以保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是人类主观意志对客观规律遵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辩证地讲，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落后于金融虚拟扩张的，这就决定了早期金融虚拟化所推动的信用生成在虚拟性膨胀后又反过来成为制约其内在发展的桎梏。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虚拟性仅仅表征着金融具有虚拟化的倾向与能力，而其虚拟化程度是否显著则受到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尤其是信用制度）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这也为金融机构规避信用约束，实现虚拟创新提供了动力来源。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E.J.kane）于1984年提出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规避创新就是指回避各种金融规章制度的管制以期达到理论最大化的目标模式。规制型金融创新意味着内在市场自发力量与外在市场机制相结合共同回避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所寻求的金融创新行为。凯恩的理论实际也为我们诠释当前金融虚拟化的全球性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金融市场的微观行为主体——金融企业或机构与宏观规制主体——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着自由与管制的博弈。金融企业或机构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整体，其寻求的是以市场力量的自发运动来维系其价值创作、增值过程，实质上是金融虚拟化得以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企业或组织制度层面的体现。而以金融稳定为宏观目标的政府和银行则必须兼顾双面责任，即一面保持金融市场的活力和动力，为金融企业或机构提供信用制度支持；另一面要对这种动力实施管制，使其限制在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即设定并实施的规章制度框架。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创新来规避管制，一旦危机金融稳定，政府又会加以管制，这种管制将导致新一轮的规避行为。管制和规避引起的创新总是不断交替，形成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
从当前全球虚拟经济发展的态势看，金融虚拟性的规避创新主要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设与泛化表现出来。广义的金融衍生品不仅仅涉及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合约，而且应当涵盖基于实体标的产权证券化或债权证券化所形成的混成组合型衍生产品。这种宽口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是对既定制度规范圈设框架的突破，它使国家决策和信用规制的对象“进化”得虚无化，从而为金融虚拟化的膨胀与扩张提供了一种逆反动力。
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从理论上讲，当前金融虚拟化的扩张是失去了有效信用控制的必然结果。当贵金属非货币化之后，所有的货币形式都失去了自然控制其在市场中流通的数量机制，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面对货币的不断虚拟化显得力不从心。此时，各国的货币发行主体必须依靠国家制定的信用制度来控制各国信用货币的供给量，约束金融虚拟化的扩张。然而，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和虚拟经济的强势发展使得任何一个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国家和地区都失去了独立有效控制信用供给的能力。金融虚拟性扩张使国别信用制度一方面无法再为金融虚拟性提供强有力的信用保证，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金融虚拟化在全球的扩张。因此，实现对信用制度多方位、全角度的僭越越来越成为金融虚拟化在全球扩张的必然要求。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一国虚拟化货币主导国际信用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所设定的是以美国为中心国家，欧洲和日本为边缘国家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个框架内，经济货币格局表面上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但实质却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货币体系。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达国家都在试图维持两个固定比率，即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率和美元与各国货币的固定比率。尽管1973年固定汇率制度的解体使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率“脱钩”，但各国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关系却固定下来，并且成为当今全球国际汇兑的主体，“美元金本位”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例如，从美元在国际贸易中货币计价的比例来看，美国的国际贸易只占全球国际贸易的13.5%，而以美元计价的国家贸易却占全球国际贸易的近半数，政府部门的国际资本流动基本上是以美元计价的，有的国家甚至国内也采用美元计价。在国际汇兑中也不例外，世界上大概40个国家的货币采用钉住美元或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
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的独霸地位使这种一国的虚拟化货币支配着国际金融体系。各国储备的不再是黄金和美元，而是只有美元或美元资产（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这就使美国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创造出各种金融虚拟工具来实现以前“金本位”下无法平衡的国际收支逆差。从下表所表现的美国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到2005年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看，2005年的7915.08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与1973年的71.4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相比，32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增长了大约112倍。在这些经常项目中，除了美元外还存在着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另外，与1973年44.86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逆差相比，2005年美国7854.49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顺差较之1973年增长了近176倍，从而实现了美元的巨额“出口”。尽管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债务人”，但他却成功的使美元触角伸入到世界各个角落。这表明一国在拥有国际“铸币权”的条件下，可以使一国虚拟化货币不再受到任何国别信用制度的约束，彰显了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和国际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
2.“美元金本位”引发各国信用货币的膨胀
美元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决定了各国在外汇储备中主要以美元储备为主。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32年里，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元大量无节制的外流，贸易顺差国获得美元货款，除留在各国商业银行境外金融机构的美元头村外，大部分回到本国按照美元与本国货币的汇兑比率兑换成本国货币。大量美元的涌入必然促使本国货币管理当局增加本国货币的供给，从而使本国信用货币出现膨胀。这一点对于国际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显得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新华网）。按照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的比率计算，中国累计发行了近10.4万亿人民币，即使中央银行用短期债券对增发的人民币进行对冲，也会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扩张。作为仅次于现金的流动性非常强的资产，短期债券使银行市场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冲才能使这部分现金始终停留在银行间而不扩散到民间市场上。另外，各国滞留下的大量美元则作为国家的外汇储备通常以购买美国等货币开放国家的政府或大企业债券保存下来。（刘骏民，2007，2）这些债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虚拟资产，这无形中又加大了外汇储备国的金融风险。比如我国经济在2008年初所遭受的美国次贷款危机的影响就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国的信用制度在外来国际货币的冲击下不仅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为国外虚拟化货币在本国的扩张提供了信用服务。
3.金融衍生品泛化加速信用规制对象虚无化
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主要是各种信用行为和关系，其借助的工具就是对信用货币供求机制的有效管理来保证信用的维系。然而，随着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展，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逐渐虚拟化、缥缈化。金融衍生品的泛化则使信用规制的箭头更加无所适从。在以往货币金融工具和普通证券阶段，由于金融交易是以实体经济的存量作为交易基础的，尽管具有一定虚拟性，但它仍然受到实体经济的制约。期货与期权、指数期货与期权等从出现就是十足的虚拟资产或产品，不仅其质是虚拟的，而且从量上也是交易者想象的结果，具有绝对的虚拟的特点。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带着众多投机者对未来虚无缥缈的预期冲击着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稳定。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已有较长的历史。1849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就正式推出了远期和期货交易。当今，金融衍生品交易正在爆炸式地增长,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995年载文称，国际金融市场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种，并且还将不断增加。2004年有组织金融衍生合约交易总额为1143.9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0.7%。货币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7.2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62.7%。利率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1043.2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1.3%。股票指数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93.5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23.4%。场外衍生市场交易未清偿合约名义金额在2004年6月底比2003年12月底增长11.6%，达220万亿美元（2004年世界统计年鉴）。以上数据说明，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壮大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几乎可以无限设计，只要符合人们短期牟利的投机心理，人们就可以不断地实现金融创新的泛化。
五、结语
虚拟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虚拟性，它可以凭空创造、无中生有，基于它脱离实体经济的特性给予国家经济表面的繁荣或泡沫，使国家信用在调控国别信用行为和规避风险方面变得软弱无力。金融虚拟化扩张表现出巨大的投机性，而这种投机性背后却隐含着无法估量的危机。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金融虚拟化已经在宏观领域支配着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中国外汇储备的巨幅增加都说明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金融虚拟化支配或牺牲的对象，谁也不能逃脱。既然不能逃避，那就勇敢面对。所以我们应当通过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速国家金融、信用体系的成熟，完善对金融产品和工具的信用规制等措施，保障我国金融环境的安全和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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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骏民李曙军:全球流动性膨胀与经济虚拟化[J].开放导报，2007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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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世界性难题在我国更加显露，一方面是企业得不到有效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是融资部门闲置大量信贷资金。在诸多矛盾中，中小企业才是矛盾的载体，要真正掌握解决这些矛盾的有效手段，还应首先从企业自身这一矛盾承载方着手。 【关键词】 中小企业；融资；闲置资金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层次参差不齐，特别是在法人构架、经营管理、长远策略等方面存在诸多公认的不足和问题，经过多年的理论探讨研究，对企业自身建设和金融单位融资方式等方面形成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难题的成因，近期，笔者对本辖的10户盈利稳定、产品市场前景较好、内部管理基本健全、并有申请新增贷款意向的中小企业5年的财务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其确实存在着几个影响融资的问题： 一、企业资产规模无度扩张，资金缺口进一步增大 中小企业市场准入后，在规模扩张的管理方面，我国没有相应控制政策措施。规模的扩张速度决策取决于企业主个人意愿，在调查中，发现10个企业4年间共投入固定资产资金19 712万元，而企业所有者权益（即实收资本、盈利公积、未分配利润）四年间只增加了13 763万元，从融资部门借入的长期贷款只增加了1 126万元，而长期负债确减少了1 923万元（详见表一），也就是说四年间这些企业将7 872万元的流动性借款和流动资产挪用于长期资产投资之中，造成企业流动资金长期不足，形成新的流动资金缺口。这样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不求资金综合平衡，无计划、无原则的扩张行为，怎能成为融资单位的合作对象。这是造成融资难的一个主要因素。 二、企业资金应用失衡，偿债能力明显不足 企业的偿还债务能力是融资单位最为关心的事项，在对这十户企业财务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后（详见表二），发现四年间其速动比率平均仅为55%，平均流动比率也只有101%，两项指标与一般评价标准存在明显差距，而这些企业的存货占款常年占到流动资产的45%之上，这就需要更高的资产流动性指标来保证企业的偿债能力（企业评价速动比率应为100%左右，流动比率为200%左右）。很低的资产流动性反映出企业根本不能保证短期负债的及时、足额清偿。这对于债权人来说已经形成一个能否到期收回信贷资金的危险信号。较低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是造成融资部门“惜贷”的又一因素。 三、企业主投入不足，资产负债比例有背信贷原则 企业的资产和负债会在生产经营中不断增长，企业股东或企业主注入资本的多少直接反映着业主承担债务的能力。在对十户企业资产、负债和权益计算分析后发现，平均产权比率为231%，而资产负债率高达58%（见表三），两项指标均与一般评价指标相差甚多（企业评价指标：产权比率为1：1左右，资产负债率为50%之下），这样的比例给出的结论就是融资单位扮演着企业主要出资者，进而形成了借款人能破得起产而债权人破不起产状态。企业偿债的能力和承贷能力，是保证债权人款项安全的重要条件。对于一个失去稳健性，却又高风险、低成本、高回报的财务结构的企业，又有哪一个融资单位敢去问津，这也是不能较好地融入资金的又一因素。 四、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造成银企信息不对称 企业财务约束制度不够健全，同时财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许多企业财务制度根本得不到有效发挥。部分企业财务人员是根据业主意图制作财务信息，还有部分会计人员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对企业财务信息结构根本没有掌握，对外制作的报表只能达到一个平字，各种报表根本就没有相互对应关系，形成的企业财务报表数据不实，更不要说报表科目的正确使用。还有的企业为了自身利益需要，同一时段形成数据不同的多样报表，报出的报表出现上报主管部门一套，税务部门一套，银行的又是一套，令专门搞企业财务的信贷员也难识“庐山真面目”，造成企业的财务报表对外没有影响力。而金融部门信贷风险的根源就是信息不对称。信息的不对 称致使银行系统不得不要求中小企业融资时提供足够的担保，从而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企业也就无法顺利地进入融资单位的融资名单之中。 五、辩证地看企业融资结果与融资难的关系 通过对这十户企业的财务状况与近年融资情况分析，发现金融部门并没有对这些中小企业实行所谓的“惧贷、惜贷”。截止目前，十户企业共借入金融部门贷款为14 436万元，占十户企业所有借款余额79%以上。占到当地金融部门全部贷款的10%以上。在其流动性指标严重不足与资产负债率指标偏高的情况下，能够长期占有较大规模信贷额度，不能说是金融部门“惜贷”在影响企业的发展，如若严格按照银行信贷控制原则，部分企业早已被列入超比例发放的行列，根本进不了融资单位的融资名单之中。我们通过对本辖所有金融部门了解，目前十户企业中，已有几户企业向金融机构提出了几千万元立项贷款和追加贷款的意向，在上述企业目前的财务状况下，要破解这样的“融资难”问题，仅仅依靠融资单位单方努力和建设社会信用环境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为了中小企业在经营中得到有效的信贷支持，使他们在一个和谐、稳健、规范的环境中发展壮大，不仅要在外部创造一个好的经营环境，更主要是要从企业自身着手打造一流的具有一定竞争能力、适应国际形势变化能力、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现代化企业群。为此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小企业应从财务信息的真实性，资产扩张的可控性，资产负债的协调性，偿还债务的流动性上下功夫，这才是解决融资难的根本途径。 （一）加强对中小企业决策上的有效约束，规范其经营行为 营造一个好的外部融资环境，只是对解决融资难主要矛盾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真正解决问题的途径还要从建立现代企业财务制度入手，重点解决当前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监督无作为，财务报告真实性与准确性低的问题，提升企业财务人员素质，增强业主对财务状况的重视程度，建立有效的会计监督机制和审核制度。提高企业对外信息可信度，打破银企信息不对称僵局，增加融资单位对中小企业融资信心，才能进一步疏通社会各种融资渠道。 （二）约束企业扩张行为，规范资金应用 当前，很多中小企业还处于一个发展阶段，特别是一些利润较高的行业，企业都具有较大的扩张欲望，在没有规范性约束的条件下无度地资产扩张，会让企业变得弱不禁风，经不起任何市场波动的考验。故国家企业管理服务部门要及早出台相关制度约束企业无限扩张行为，形成一个社会与企业能够共同维护的企业经营守则，让企业凭借自身过硬的资产质量和较高的信用度来赢得融资单位的青睐，解决一厢情愿的融资难局面。 （三）企业要增强自有资金实力，减小对融资依赖 企业经营者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练好内功和规范市场运作之上，要加大自身积累，增加企业资产中自有资金的占比，提高流动资金份额，减少对外融资的绝对依赖性，在资金应用上取得自主权，在企业扩张过程中要做到自身出一块、社会融一块、金融部门借一块的原则来进行资产增加。倡导适度负债，让股东或企业主成为真正企业经营的得益者、负债人和风险的承担者，才能增强债权人对其融资信心，才能得到银行和社会投资融资者的更多支持。 （四）合理使用资金，保证偿债能力，提高自身社会信用度 在经营过程中企业要配比使用有限资金，兼顾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协调好三者关系，特别是在融资困难环境下，企业更应在提高流动性上下功夫，增强企业的偿债能力，既要尽可能降低过多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又要保证短期债务偿还能力； 将速动比率和流动比率达到一般评价指标之上，树立良好的企业法人形象，杜绝不良信用记录，以较强的资金实力、较好的资产流动性和较高的信用度赢得融资单位的信任，破解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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