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保险业支持一带一路
“一路一带”是中国资本输出计划的战略载体。在经济层面上，“一带一路”的战略目的有两大层次：近期着眼于“基建产能输出+资源输入”，远期着眼于“商贸文化互通，区域共同繁荣”。基于以上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梳理出国内产业发展的五大主题机遇：
一、“通路通航”主题：包括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整机生产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交通运输是优先发展领域，以加快提升我国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并形成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
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将率先直接受益于亚欧交通运输大通道的建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将加快推进公路、铁路、民航、海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的互联互通,吞吐量将明显提升。连云港至鹿特丹港联通的新欧亚大陆桥，将强化其在国际陆路运输中的骨干作用。中国也将全力打造与我国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东盟地区的海陆空综合交通方式：海上——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连起来；内河——中国出资澜沧江-湄公河河道建设,打造黄金水道；公路——南(宁)曼(谷)、昆(明)曼(谷)公路已经开通，东南亚正在形成两横两纵的公路通道；铁路——中国计划以昆明和南宁为起点,建设泛东南亚铁路联系东南亚陆路国家。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走出去”，也将带动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及整机生产等产业增长。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港口运营、设备制造等领域的管理与技术优势,推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服务和交通运输企业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走出去”。中国的港口有用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经验，铁路建设“走出去”给其他基础设施类公司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样板。同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存在强烈的建设大港口的需求，我们认为这些领域的优质企业存在建设和运营“走出去”的良好前景。尤其是在铁路建设方面，突破国家界限的“欧亚铁路网计划”，也会刺激铁路建设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有意向的铁路工程已达到0.5万公里，和欧亚铁路网的8.1万公里规划目标相比还有巨大的空间。而且中国依靠压倒性技术和成本优势，将成为铁路建设的最大受益方。
二、“基建产业链”主题：包含建筑业（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装备制造业（设备及配套类装备制造），基建材料（钢铁、建材、有色等）。
从需求端来看，“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无论是从国内需求或是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分析,这些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均极其旺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财政紧张的原因,基建投资支出不足,普遍呈现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人均GDP、人均公路里程、人均铁路里程等指标均远低于我国，亚洲和非洲的沿线国家较中国分别有10%和20%的城镇化提升空间,而中国在自身城镇化过程中累积的大量经验和产能可以对外输出。从国内来看，西北部区域各省区铁路、公路及高速公路密度在全国均属后列,新疆、青海、甘肃跻身倒数5位,宁夏、陕西居于中后段水平，为实现“一带一路”各国间的基建对接，中国西北部的城市建设、交通运输网络等基建领域投资需求很有空间。
从供给端来看，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台阶,我国建筑业及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日趋严重,“基建输出”能够大幅缓解我国建筑业、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大背景下,我国参与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我国加大对外开展基建投资业务的战略构想。根据总体基建投入约占GDP的5%估算,“一带一路”沿线对基建的需求或达到每年1.05万亿美元,而中国对外承包完成额2013年仅为0.14万亿美元,仅占其中的13%。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形成合力，未来我国建筑业和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大幅加快，海外市场广阔的产业扩张前景将逐渐打开。
在“一路一带”的战略政策支持下，对外工程承包施工企业“走出去”能形成较大的出口拉动,有效对冲国内需求端的下滑，从而带动整个“基建产业链”。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也面临艰难转型。目前贸易环境下,追求出口增长容易引起的诸多摩擦和矛盾，而对外投资的方式更容易被接受，用对外投资启动外需是比出口更好的选择,利用施工企业输出方式能带动国内设计、咨询、制造、材料、劳务、金融、保险、服务等多行业的输出,对冲国内需求端下滑。不同于外贸出口通常的低成本和低附加值，施工企业“走出去”方式有效带动的是中国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如机电产品,符合国家产业升级的目标。
三、“能源建设”主题：包括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电站建设、电力设备等。
拓展新的油气资源进口途径是“一带一路”紧迫的战略目标。近几年我国对油气资源的需求在快速增加,但我国的油气资源进口主要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海陆运输,获取途径较为单一,能源安全较易受到威胁,拓展新的油气资源进口途径十分紧迫。
“能源建设”主题之下，构建中国陆上的能源大通道战略，将直接利好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与西部新疆接壤的中亚国家油气资源极为丰富,是仅次于中东的第二个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目前我国从中亚及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量占比仍然偏低,天然气近几年从中亚的进口量在不断攀升,但随着天然气的普及,国内需求量的快速增长,通过新疆从中亚的进口量仍将持续增加。
未来,为满足新增进口量的输送需求,新疆将建设多条能源管道,包括: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西气东输三线、四线、五线工程,轮南-吐鲁番、伊宁-霍尔果斯等干线及天然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二期工程等，构建中国陆上的能源大通道。配套的输油管道、天然气的输送管道、电网以及道路运输等,这些领域必然迎来进一步的利好。加强与沿线国家能源资源开发合作,鼓励重化工产业加大对矿产资源富集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较旺的沿线国家投资,实现开采、冶炼、加工一体化发展,推动上下游产业链融合。
需求面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电力消费水平极低,发展空间巨大。根据2013年的电力消费统计数据来看,“一带一路”沿线非OECD国家的人均年电力消费量仅仅约为1655.52KWH,而同期OECD国家的人均年电力消费量约为7579.49KWH,前者仅仅为后者的21.84%左右,因此单从电力消费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非OECD国家的未来电力消费水平将会有极大的增长空间,伴随着电力消费量的增加,必然会带动这些国家的电力投资,从而带来巨大的电气设备需求。
由于这些国家国内制造业比较薄弱，“一带一路”所涉及的主要国家电气设备严重依赖进口。上述国家的总体进口比例约为56.73%,按照此比例并且结合“一带一路”涉及地区的未来投资趋势计算可以得出,在2014-2020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非OECD国家大约有年均1396.06亿美元或更多的电气设备进口需求,今后我国的电力企业有可能会分享这个巨大的海外市场。
供给面来看，现阶段我国电气设备的产能严重过剩。2013年,我国发电设备产量约1.2亿千瓦,约占全球总量的60%,而我国的年均装机水平只有5000万-6000万千瓦,产能严重过剩,因此我国的电气设备企业有“出海”消化这些过剩产能的迫切性。
我国电气设备的技术水平在诸多领域都已属于世界先进水平,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目前我国的水电项目及设备在国际上是极具竞争力的,全球的水电工程中大约有80%是中国企业建设的。在光伏市场方面,我国的太阳能电池产品的转换率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并且出口组件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0%。
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渐展开,我国电气设备走出去的步伐将进一步的加快,我国的电气设备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非OECD国家市场上占有40%左右的市场份额应该是可期的。照此比例计算,我国电气设备企业2014-2020年期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总额将可能达到约984.35亿美元/年左右,这将使我国的电气设备企业大幅受益。例如根据印度电气电子制造商协会的统计,中国的电气设备在2012年已经占有了整个印度电气设备市场的44.92%的份额,而且据印度电力部统计,2012年到2017年,印度已开工建设的装机容量为7.6万兆瓦,其中超过六成的设备可能由中国制造商提供。
四、“通商”主题：商贸与文化产业
长期来看,道路联通、贸易联通中同样伴随着文化沟通，“丝绸之路”自古是文化交汇的体现，其交流合作的内容涵盖了文化、旅游、教育等人文活动。培育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可以积极推进特色服务贸易，发展现代服务贸易。人员的流动还会加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旅游产品、文化产品、民俗风情、旅游线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发展，旅游企业可以开展旅游管理协作、旅游业务合作、旅游包机航线、旅游投资贸易、旅游服务采购。
从政策支持方面来看，文化旅游产业也将伴随着“一带一路”整体战略的推进而迎来新的增长空间。“丝绸之路”是中国旅游最古老而且最具代表性的品牌之一，是“美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重要支撑。国家旅游局将2015年中国旅游主题年确定为“美丽中国—2015中国丝绸之路旅游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打造跨界融合的产业集团和产业联盟，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民族品牌的旅游企业做大做强”；要“推动区域旅游一体化，完善国内国际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建立互联互通的旅游交通、信息和服务网络，加强区域性客源互送，构建务实高效、互惠互利的区域旅游合作体”。
五、“信息产业”主题：抓住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趋势，加快我国信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互联互通”是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由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组成,还包括互联网、通讯网、物联网等通信基础设施。“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深度互通会对信息基建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对中国通信行业,特别是像华为、中兴和信威等已经成功“走出去”的通信基础设施提供商来说,构成重大利好。
中国通信设备产业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先行者,在全球五大电信系统设备厂商中已占据两席,华为的销售收入已经超过爱立信跃居第一。目前华为海外收入占比已超过70%,中兴海外收入占比达到50%,烽火也有10%的收入来自海外,中国电信系统设备厂商的全球竞争力,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回想中国企业的第一轮“走出去”,华为、中兴和信威等公司,受益于国务院扶持优势装备出口的优惠政策,相继获得国家开发银行数百亿元规模的买方信贷融资支持,从而在非洲、拉美、东欧等新兴国家市场拓展中占据优势；现在中国企业迎来第二轮“走出去”的战略机遇，一方面，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趋势意味着“一带一路”国家存在持续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增长空间；另一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融资机构必然会积极对海外信息基础设施进行融资，这可以更加直接地关联到对中国设备的需求。中兴、华为等已经实施“走出去”战略并取得良好海外布局的排头兵,以及ICT领域其他已经开始海外拓展的公司都将迎来重大产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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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一带一路保险公司成立
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上，国有企业的角色和作用受到广泛关注。
截至2014年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10余家央企中有107家在境外共设立8515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的央企达80多家。
作为国企问题的资深专家，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在目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企不仅在产能和签约能力方面实力强劲，而且在推进各个产业的国际化发展以及国际合作与谈判等方面也起着带头作用。
作为国家实力和形象的代表，国有企业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怎么当好“主力军”和“领头羊”？
国企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力军”和“领头羊”
谈及“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企的角色，李锦表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发挥着‘主力军’和‘领头羊’的作用。”
国资委的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额约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7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境外投资和对外工程承包的增长加速了中国装备制造“走出去”。2014年中国共有62家承包商上榜世界250强，已有1家进入前10名，5家进入前30名。
上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推进中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工作会议上批示，紧密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加大“走出去”力度。
在李锦看来，“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也是一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过程。因为“一带一路”划定的区域范围值得装备制造业和国际产能合作积极利用。他认为，“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的含义是“产业的输出，能力的输出。”
“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的合作，核心就在于通过这样的合作，从产品的贸易、产品的输出推进到产业的输出和能力的输出上来。中央企业对外开放‘新’在何处？就是要在产业和能力的输出上作出好文章。”李锦说。
而在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的细分领域，国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他认为，企业主导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要求。他表示，6月1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中将“企业主导”排在基本原则中的第一位，分外引人注目。
上海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丁晓钦认为，作为国家形象和利益的重要代表，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被摆在首要位置。丁晓钦认为，由于周期较长、收益不高，私人资本与私有企业通常不愿意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对于国企来说，投入“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不仅是贯彻国家战略和意志的体现，也是消化和转移我国国内产能的一个重要途径。
此外，丁晓钦还表示，由于“一带一路”战略涉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而现阶段，我国民营资本的规模、技术水平、竞争力、管理水平都不如国有资本，更远远比不上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资本，因此目前进入国际要素市场，获得足够份额的主要还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是我国进入国际要素市场的希望，也是我国获得国际要素市场定价权的主通道。”丁晓钦说。
“主力军”如何发力
那么，国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该如何发力？
李锦认为，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把国企“做大做强做优”，是发挥其“主力军”、“领头羊”作用的一个重要方式。
李锦认为，首先把国企做大，在做大的基础上再做强做优，这是从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需要出发，是国企改革与发展基调的一个变化。
事实上，在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合并、中电投与国家核电合并事宜相继获得国务院批准后，“今年下半年可能将迎来国企兼并重组浪潮”的说法广为流传。
但李锦也表示，央企做大并非简单地合并。“做大”需要新思路，要与“做强”“做优”同时进行。“以后的重组，要着重从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和功能分类出发。”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中国对外经贸研究室主任杨立强认为，放眼全球，我国国有企业与世界一流水平仍有较为明显的差距，而兼并重组式的改革能把国企“拧成一股绳”，扩大国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话语权。
“对国企自身来说，兼并重组能增强自身实力；从国外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说，也能避免同质化竞争，避免‘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架’，形成更大的合力。”杨立强说。
李锦认为，国企的兼并重组对“一带一路”建设起着“双向推动”作用。“国企的兼并重组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一带一路’建设也会推动国企的兼并重组，（国企）重组又接着推动了‘一带一路’，这是双向推动的良性循环。”
李锦指出，国企的兼并重组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有非常直接而具体的影响。“在交通运输、装备制造、能源发电等领域，央企重组的步伐已经迈开了。”
对于国企的兼并重组，丁晓钦指出，需要特别注意兼并重组的对象问题。“如果兼并重组的对象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道国）的企业，特别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必然会影响整个‘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实施，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此，他建议国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采取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等形式。通过邀请东道国企业共同组建一个新的企业，以促进该国基础设施、民生等方面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和竞争水平，以达到双赢。
除兼并重组的方式外，杨立强表示国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还应注重对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防控，以及对当地市场环境的分析和调查。他认为，这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系统工程，包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和经济形势的风险识别，对国际汇率波动风险的把控，以及工程承包或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问题。
他说，国企的竞争力始终来源于自身产品和服务，因此“练好内功”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出去以后，人家才不会看你是不是‘国字号’，看的就是你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金融服务不可缺
“主力军”的发力也离不开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保障。
7月14日，国资委发布的《“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路线图》公布了中央企业参与的一系列大项目，涵盖了电力、轨道交通、建材、通信等多个领域。
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毅此前曾透露，“十二五”以来，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从2.7万亿元增加到4.9万亿元，年均增长16.4%；营业收入从2.9万亿元增加到4.6万亿元，年均增长12.2%，截至2014年底，中央企业境外经营单位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利润占比分别达到12.5%、18.7%和10.6%。
7月27日，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庄聪生在2015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论坛上表示，企业普遍反映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服务比较欠缺。“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的资金来源中，主要依靠的是自有的资金。”
对此，庄聪生建议加快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特别是做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服务布局，扩大覆盖面，提高服务能力，并且进一步发挥政策性保险机构的作用，采取降低费率、扩大覆盖面、创新保险产品、提升理赔效益等措施。
事实上，我国金融、保险机构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也给予了较多关注。并推出了针对“一带一路”的产品和服务。
来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信保累计实现承保金额11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5%。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7.4%。
6月24日，中信银行宣布设立“一带一路”基金，首期规模200亿元，主要投资于“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城市基础设施、轨道交通、城市综合开发、并购重组、产业投资及“走出去”项目。
此外，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也在近年挂牌成立，这三大金融机构显然将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起到积极作用
李锦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机构应该转变理念，“在国内，金融机构的理念是赚企业的钱，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机构应该更多地帮助企业，扶持企业在外面的业务。”
国企+民企联合出海
“一带一路”建设中，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如何发挥更大作用，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新增境外投资的企业中，大多数为民营地方企业，占到了94%，其中金融类对外投资450亿美元，占总额的43.8%，同比增长36.8%。
庄聪生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工商联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调研，发现目前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数量和投资在逐年增大，占比持续提升，成为实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力量。
但他也直言：“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渠道少，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瓶颈。”而且，相较于国企，大多数民营企业规模小，实力弱，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也经验不足。
对此，李锦认为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应该允许和鼓励“国企+民企联合出海”，实现“国民共进”。
在他看来，国有企业往往实力雄厚，且对外经济交往经验丰富，而民营企业灵活高效，在科技、服务等领域拥有比较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企可以尝试通过业务合作、合资办厂等形式带动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到“一带一路”的战略中。
丁晓钦也认为，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需要发挥各自优势。
“国有企业在国家战略、国家利益层面，始终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主力军。”丁晓钦说，“同时要发挥中小型私营企业的作用，诸如物流、互联网、服务业等均需要中小型私营企业参与。”
杨立强则指出，对于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企业应当平等对待。“不管是地方国企还是央企，也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是企业，不要区别对待。”
对于“一带一路”中的“国民共进”，杨立强和李锦都建议通过建立境外工业园区的方式来实现。他们认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中国工业园的方式，有利于带动更多中小企业“抱团”，从而减少和规避风险，并且带动装备和制造产能“走出去”，刺激社会投资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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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航运保险服务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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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应发挥先导作用。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航运业应抓住机遇，在海上丝路构建过程中发挥先导作用，凭借其具有的天然优势，带动其他行业的合作与发展，共同服务于海上丝路的建设。
航运企业作为国际物流的专业提供商，在解决港口互联互通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和特殊地位。如果能抓住关键的港口节点，通过新建、改建或扩建，提高产能、输出管理，提高效率，就能保证“一带一路”的点和线保持经络畅通。一位业内专家表示，“‘一带一路’不仅要实现产能的‘走出去’，更要实现资本的‘走出去’，中国企业应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提高自身资产管理等专业技术经验。”
港口建设属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单单依靠当地企业自身很难完成，因此跨国航运企业的投资就显得非常重要。李建红建议，要积极打造具有产业集聚功能的丝路园区综合服务平台。招商局经过30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开发招商蛇口工业区、漳州国家级开发区过程中发现，集聚产业是发展地方经济的一个重要措施。丝路园区将依托港口，或者是空港为核心节点，以临港产业园区为主要载体，建设集商品交易、物流中转、出口加工制造、跨境清结算，以及通关服务这五个功能为一体的便利化平台，助力中国企业通过丝路园区借船出海。
跨国航运企业的资本投资不仅能够带来充足的资金，使港口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其所属船舶的挂靠给港口带来了稳定的货源，易形成发展的正循环，但风险也不容忽视。许立荣指出，在国际港口码头业投资方面，一是要注意规模投资的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应积极保护码头投资者的利益。二是倡议以资本为纽带，加强与全球上下游产业链企业的合作，提升国际合作水平。
航运企业和港口的充分合作，可以实现双赢，这已成为航运业的一种发展趋势，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多产业协同布局成为跨国航运企业近年来战略调整的方向之一。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将“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转变成实实在在的企业商业模式，形成海外航运物流产业的集群竞争力，将成为国际航运业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亚欧航线是世界三大主要集装箱航线之一，海上丝路的构建基础，就是这条繁忙的海上运输线路。作为亚欧航线繁荣的两端之一，中国具有先发优势，但如何将发展的动力注入当地，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航运具有关键的先导作用。航运是整个物流产业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一头连接着市场，一头连接着生产。近年来，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额度在逐年提升，但一方面航运基础设施落后，另一方面沿线国家或地区间缺乏合作，国际航运管理和有关标准不统一制约了业务增长。这些问题均需通过大力发展航运、促进航运的合作予以解决。
航运涉及的内容广泛，包括连接港口、码头、集疏运体系，以及船舶经营、船舶登记、入籍、保险、法律、中介代理、金融等一系列服务。这些领域的发展不仅带动相关行业的增长，而且将推动港口腹地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可以说，航运的先导作用，将直接影响到海上丝路建设的成败。
当前，国际航运市场处于缓慢复苏阶段，海上丝路战略也为中国航运企业转型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海丝之路的推进，航运企业扩大投资将取得新的成果，本土市场与国际市场日益融合，通过产业链纽带的深化和互补，完善航运资源配置能力，推动高端技术创新要素价值的全球实现，航运企业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海运强国，将真正被赋予全新的内涵。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㈣ 一带一路的风险及应对
中国企业如何安全走上“一带一路”？
2015-05-09 00:41:35来源: 中国经营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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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陈丽丽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因素重要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因时制宜
对“一带一路”进行风险研究，无法回避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投资主体。
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既体现在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上，也体现在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上。作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同的投资主体在风险评估和承受方面是不同的。
学界研究显示，因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长期是国有企业，导致中国企业对政治风险不敏感，可能要归因于大型国企在“战略性自然资源”（Strategic Natural Resources，SNR）和政治风险之间的权衡取舍。研究表明，东道国以石油、铁矿石、铜矿石为代表的SNR每增加100万吨，中国在当地的直接投资就会增加5568万美元，而大多数SNR丰富的国家都是政治风险很高的国家。丰富的SNR对当地政治风险起到了“屏蔽”的作用。除了使命不同带来的影响之外，国企管理上的问题也不可忽视。一些国企对外投资时盲目拍板、出了问题胆小怕事则息事宁人，事后又缺乏风险管理的检讨和改善（韦军亮等：《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相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投向自然资源丰富、政治风险高的地区，而民企更可能是市场寻求型的。与国企相比，民企虽然尚未在对外投资中扮演主角，但其对风险的认知与各种准备，并不见得优于国企。何况，在此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对中国式的政商关系形成了路径依赖，民企十分自然地就将中国的一套带到了境外，这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其对自身风险抵御能力的高估。
国企习惯了不负责，民企习惯了钻空子，这是中国特色政商关系带来的两个负资产，也是“一带一路”必须真正正视的核心风险——风险不在外，而在内！
学界的部分研究也表明，中国对外投资在“制度质量”低下的地区，其表现并不差。毕竟，影响投资成效的，除了“制度质量”之外，还有“制度距离”——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的差异。
对中国自身吸引外资的研究，似乎支持了这种“性相近、习亦相近”的论点。对69个国家与地区在2000~2003年间的对华投资分析发现，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程度与投资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成负向关系（潘镇：《制度距离与外商直接投资：一项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以2000 多家在华外企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外企的母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越大，其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就越差（潘镇等：《制度距离对于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
并不是目标国的“制度质量”越高，越有利于跨国经营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国的“制度质量”较高，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和中国的“制度距离”更大，较大的制度差异将使经营者面临更为陌生的制度环境，有些制度是本国所没有的，与国内的交易有所不同，经营者只有熟悉并适应这种环境才可能在目标国成功经营（谢孟军:《目的国制度对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制度距离”与对外投资的反比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有。美国学者发现，“制度距离”接近，“心理距离”越小，相应会减低跨国经营中那些不确定性风险引致的额外成本。研究甚至发现，母国的制度环境相对更能容忍腐败的存在时，这个国家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也有比较优势，特别是当投资目的国也存在高腐败的环境时，所以，高腐败容忍度母国的企业更倾向于向国内腐败盛行的东道国投资。
学者发现，环境不成熟的国家更能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比如泰国、越南、印度等。企业更懂得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营，较竞争者赢得更多的机会。随着东道国与中国的差距增大时，中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但是当这个差距超过一定范围后，中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加，如美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等，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政府的行政效率也较高，在这些国家投资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陈丽丽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因素重要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完善制度
当今中国的一大国情，就是尚处于转型期，制度不完善曾经是、并且依然是最大的背景。在对外投资上，中国企业既不完全具备微观层面上的所有权、内部化、区位、知识资本、生产率等优势，也不具备宏观层面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许多特质与中国比较接近、相似，这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或许就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之一。
机会绝对不会出现在抱怨与畏缩之中，而在于如何积极行动。
首先，既有的投资实践证明了，中国投资在“制度质量”低的国家表现尚可。除了国内企业适应在浑水里游泳的特点之外，不可否认，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也有效对冲、弥补、替代“制度质量”问题。
有学者运用2003~2010年间中国对131 个国家的投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越长、两国城市之间结为友好城市数量越多，双方高层领导人的互访越密切，对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十分显著的积极作用。双边友好的外交活动对一些比较敏感和重要的投资（如资源寻求性的投资）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双边外交活动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不足（张建红：《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其实，通过外交渠道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及各种经济协定等，就是最为直接的制度设计，能有效填补两国的“制度距离”，中和“制度质量”低下的风险。
其次，建立、完善投资担保机制，发挥保险对风险的转移功能，也能有效中和“高腐败带、高风险路”的危害。
一方面，要用好既有的投资担保机构，比如世界银行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这家机构的宗旨是向外国私人投资者提供政治风险担保，包括征收风险、货币转移限制、违约、战争和内乱风险担保，并向成员国政府提供投资促进服务，加强成员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从而推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包括文首所提及的乌兹别克斯坦等在内，“一带一路”一些节点国家，本身就是MIGA的成员。在MIGA的框架内，用好担保工具，可以有效减少中国投资的风险——当然，村支书集资200万元人民币去投资制砖厂之类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环保成本高的项目，估计很难得到保险支持。
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建立双边甚至多边合资的针对“一带一路”、甚至某一目标国的投资担保机构。如同建立“亚投行”一样，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亚投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保险公司）？有了这样的双边乃至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投资者背后的担保者，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会对具体的风险防控做出更为及时、有效的反应。或许，“一带一路”中，除了高铁等基建类产业之外，保险大约是最可以先行、也最应该先行的产业。
保险行业的有效介入，不仅能够提供实质性的安全网，也能加快加深对沿线各国风险的评估预防，倒逼沿线各国政商关系的改善和“制度质量”的提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每年编制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就是有益的尝试，当然其实用性、针对性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若能结合外交部、商务部等主管部门的力量，尤其是驻外机构的实操经验，从更高层面、更深入地编制风险分析报告，对“一带一路”风险控制防范将有很大的意义。
第三，提升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真正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与其说是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不如说是中国企业本身对不同风险的把控能力。学者对1324个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成功率低的原因，一方面是源自于双方政治和体制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企业本身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程度不高所致。大量实例证明，事先对风险准备不足、事中对风险不善应对、事后对风险不予总结，是中国企业的通病。“没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这还是中国企业要加强的基本功。这样的自我改革，或许也能倒逼中国国内政商关系的改善。
㈤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海外投资吗
“一带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㈥ 求一带一路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案例
由于涉及到企业的部分机密，很多内容都不会公开（至少暂时不会公开），以下介绍部分内容仅供参考：
1、皇京港英文名称直译为“马六甲门户”，是刚成立不久的一家名为凯杰发展的马来西亚公司牵头建设的一个包含深水码头在内的综合项目。其中深水港计划投资80亿林吉特（约合人民币124亿元），参与其中的还有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中国深圳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山东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港口计划在2019年建成。
2、比雷埃夫斯港：中远集团如今控制了地中海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的全部业务。中国人通过希腊踏入欧洲，扩大“新丝绸之路”的网络。
3、瓜达尔港
㈦ “一带一路”吸引了多少海外投资
区域合作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发展战略对接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
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㈧ 在一带一路实施的过程中，中国对外投资有什么影响
当前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海外投资布局主要有五点战略意义：
首先，弥补中国周边安全的短板。中国进行海外投资首先要考虑资金安全问题，亦即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目前，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壮大存在忧虑，加深了中国周边环境复杂性、不稳定性。“一带一路”在安全上可弥补中国周边安全合作的短板。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寻求区域一体化和互利共赢，以建立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为切入点，使亚洲整体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融并进。目前，APEC自贸区谈判有望启动，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谈判可望在未来一到两年完成。“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推动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将推动亚洲经济走实、走强。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积极参与21世纪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顶层设计，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体现。
第四，“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它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转移那些对于中国是过剩产能而对于周边国家则是经济发展需要的有效产能，并为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开辟新渠道。
第五，“一带一路”建设将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