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储蓄向投资转化

① 为什么金融基本任务是促储蓄向投资转化

投资是让钱动起来，这样才能资金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储蓄使资金丧失流动性

② 促进居民储存向投资转化，证监会是如何回应的

证监会表示储蓄转为投资，将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很好的资本市场，促进科技企业进行融资。证监会近日发文表示，未来将加强对资本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帮助行业提高直接融资的占比，加强中国资本市场对实体企业的主力。同时不断距离居民储蓄转向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来带动居民财富的增长。专业人士也表示，储蓄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如果让储蓄投入到最安全的地方，获得最高的回报，资本市场成为最佳的地方资本市场将居民储蓄转换成支持企业发展的动力。

未来长期来看，炒房将会变成炒股，随着各地房地产调控的不断加强，炒房已经没有多大空间了，资金将陆陆续续从楼市走向股市，房价也会因此降下来，而投资金融将会成为社会财富增值的主流渠道，现在学习一些理财知识也是很有必要的。

③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什么为实现这一目标，采用的政策工具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六次比较明显的波动，包括五次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和一次通货紧缩，与此相对应，经历了六次比较大的宏观调控。从调控手段和做法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调控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总体来看，随着宏观调控实践的不断深入，我国宏观调控越来越成熟，初步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当然也存在不少值得认真总结的不足甚至教训。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构建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新形势需要的新型宏观调控体系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这是中1． 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包括两个方面，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国家主要通过控制税收和支出来影响国民产出水平，但其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政府支出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政府对物品和劳务的购买，另一部分为转移支付，这一部分支出是单向价值转移，并没有伴随交换行为，也就是说政府的支出没有伴随商品的回流，政府支出的多少在短期内仅仅影响到总需求，两者是同向变动关系，而总需求又对国民产出发生作用。

税收的变动有双重作用，第一，税收的变动会改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到 消费者的消费支出，由此进一步影响总需求和国民产出水平。第二，税收的变动还可以对总供给和潜在国民产出水平发生影响。税收的变动一方面影响居民户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影响投资者的收益和预期收益，由此投资者就会随收益的变动相应地权衡数量。如果降低税收，相应地带动投资增长，资本存量的不断累积和技术进步必然会在长期内推动潜在国民产出的水平的提高，使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发生改观。

政府干预经济的财政政策手段可进行如下分析，如下图 的LM-IS曲线所示，假定LM曲线既货币市场均衡情况，均衡收入y和利率r，政府实行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它可以是增加政府支出，也可以是减少税收，现假定增加支出，则会使IS右移到IS'，右移的距离是EE〃，EE〃为政府支出乘积和政府支出增加额的乘数，即是EE〃＝kg×△g，这就是说，一笔政府支出能带来若干倍国民收入的增加，在图形上，就是指收入应从y0 增加到y3，y0y3＝△y＝kg△g。但实际收入不可能增加到y3，因为如果收入增加到y3 ,则必须假定利率r0 不上升。可是，利率不可能不上升，因为IS向右上移动时，国民收入增加了，因而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增加了，但货币供给未变动（LM未变动），因而人们利用投机需求的货币必须减少，这就要求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抑制了私人投资，这就是所谓的“挤出效应”。

在IS曲线的斜率不变时，财政政策效果又随LM曲线斜率不同而不同。LM斜率越大，即LM曲线越陡，则移动IS曲线时收入变动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小，反之，LM越平坦，则财政政策效果越大。如下图所示，有一条斜率逐渐变陡的LM曲线，一般来说，在经济萧条，收入和利率较低时，LM曲线较平缓，财政政策效果就较大，而收入水平较高，接近充分就业水平时，LM较陡峭，财政政策效果就较小，表现在图中，政府支出同样增加△G，使IS曲线右移同样的距离，即IS1到IS2的水平距离和IS3到IS4的水平距离是相同的，但国民收入增加的情况y1y2明显大于y3y4。
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已实行四年，效果明显，有关部门已明确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未来几年将逐步淡出。目前的问题是，国民储蓄大量集中于银行，银行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渠道，而近年来由于银行不良贷款率较高，为防范金融风险，又不能过度扩张贷款。因此要加快投 融资体制改革的步伐，扩大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扩大直接 融资比例，解决我国社会投资增长乏力的问题。据中国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说，“中国政府将实行适当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今年中国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1500亿元，用于在建国债项目、西部大开发项目、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等。”[6]

2. 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和财政政策一样，在 宏观经济政策中处于同样重要地位，属于最基本的政府调节手段。货币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间接的达到目标，如果增加货币供给量，部分超出人们所需要的货币量进入金融市场，在市场的导引下，债券价格上升，利息率下降，从而增加了投资需求：反之，如果减少货币供给量，利率在货币市场的导引下不断上升，这样会使投资降温，最后的结果导致国民产出的变动，当然也会对就业和增长率甚至国际收支产生一定影响。

在LM曲线形状不变时，IS曲线越平坦，LM曲线移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大，反之，IS曲线越陡峭，LM曲线移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小，如下图所示，有两条IS曲线，IS0较陡峭，IS1较平坦，当货币供给增加使LM从LM0右移到LM1时，IS较陡时，国民收入增加较少，即货币政策效果较小，而IS较平缓时，国民收入增加较多，即货币政策效果越大，这是因为，IS较陡峭，表示投资的利率系数较小，但即投资对利率的变动敏感程度较差，因此，LM曲线由于货币供给增加而向右移动使利率下降时，投资不会增加很多，从而国民收入也不会有较大增加；反之，IS较平坦时，表示投资利率系数较大，因此，货币供给增加使利率下降时，投资和收入会增加较多。
当IS曲线斜率不变时，LM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效果越小，反之，则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大，如下图所示，IS0和IS1的斜率相同，货币供给增加使LM从LM0右移到LM1时，比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反之，若LM曲线较陡峭，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影响较小，即货币供给量稍有增加就会使利率下降较多，因而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叫多增加，即货币政策的效果较强。[3]
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应该采取适应（accommodating）财政政策的利率管理模式，通过适度增加货币供应抑制实际利率水平上升，以降低政府债务的 融资成本和防止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体现向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倾斜的需求管理政策偏好。

经济学界各种不同的学派对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的效果众说不一，主要集中体现在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一般来说，凯恩斯主义者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把货币政策置于次要地位，而以货币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则把货币政策置于相对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货币主义把货币政策推崇到极致，认为货币是唯一的重要因素，只要把好货币关，放弃其他任何经济干预，经济就会自动实现良性循环。货币主义虽然推崇货币政策，本质上还是自由主义者，只是把政府把好货币关看作是政府应该做好的事情。事实上英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货币主义的经济实验，表明了起初步的有效性，打破了“滞胀”的局面，但是在提高了经济增长和降低了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利息率和失业率却大幅度上升。

3. 收入政策具体指出直接控制工资和价格上涨的政策，包括协商性和强制性两种实施方法。在可以通融的非关键时期，政府对增加工资和物价上涨做出若干条指导性的规定，政府与工会，企业进行协商以限制工资和价格的提高，但在紧迫时期，政府则会以法定的形式进行强制性的工资和物价管制，也可以称为冻结工资和物价。实施收入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限制通货膨胀过速扩张。

就限制通货膨胀而言，政府可以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什么还要借助于工资——物价管制呢？其主要原因为：一方面，采用紧缩性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会付出极大的代价，财政及货币政策在短期内都主要是通过影响总需求来控制通货膨胀率，这种方法必然导致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降低国民产出水平。美国早1980-1984年间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代价是损失1000-22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其次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具有“滞后”性，不能在紧要时刻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因此，在通货膨胀压力难以承受时，政府便采用收入政策减轻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尼克松执政时，美国曾经事实过工资——物价管制。

收入政策是所有政策中最有争议的措施，部分 经济学家对收入政策颇有微词，认为收入政策不仅不能解决实质问题，而且会破坏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扭曲经济关系，损害市场效率。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收入政策固然存在缺陷，但可应一时之需，而且勿需付出惨重代价。

4. 对 外贸易政策运用于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国家，还是贸易自由国家，但其运用的方式不同。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实施的对外政策主要包括关税壁垒、汇率，外汇管制， 外贸管制等，而坚持贸易自由主义的国家则也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这些政策，但主要是政府适时干预外汇市场，甚至联合干预。目的是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以及外汇市场的稳定和国际收支的平衡。

在实施经济政策时，为了达到一种经济目标，很可能以损害其他目标为代价， 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就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降低关税，增加进口，一方面给 消费者带来利益，但另一方面也打击了本国的民族工业，以致可能影响国内经济增长；出口过多，不但会影响国内 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还会造成通货膨胀，此间的政策利益不可完全调和。

上面介绍的几种经济手段都是政府通过充当“守夜人”来间接的干预市场的经济活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认为，市场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最佳方式，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政府行为逐渐成为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政府干预一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政策主张。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市场条件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一系列经济事件的影响，尤其是管制失灵，美国首先开始实行放松管制等一系列措施。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的相互替代是一个动态过程。市场失灵和管制失灵界定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在动态经济中，这种行为边界是比较模糊和发展变化的，出现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规范运行需要政府管制；同时，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市场结构的动态调整和管制债效的变化，政府管制行为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通过放松管制提高管制质量和效率。[2]

上述都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指导思想，但在我国的政府管制中还是有一些新的指导思想出现。当前，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转轨时期，政府管制行为有着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我国的政府管制基本上属于行政性管制，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与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垄断经营者，放松管制，特别是改革性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培育有竞争力的 市场竞争主体是在加入WTO背景下我国产业组织政策的重点。

1． 彻底实现政企分离是政策放松管制的前提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资源配置的“计划权”逐渐转化为行业的垄断权，形成了行政性垄断。相应的，政府的管制机构也大多属于行政性管制，自然垄断行业的主要业务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垄断经营。改革开放以来，政企合一的行政性垄断的局面有所改变，但尚未真正实现政企分离，部分垄断行业仍然被政府部门直接控制。在我国，放松管制首先要解决好政企分离问题，国有资产不但要从一般性竞争领域中退出，而且政府要在垄断性行业中转变角色，由垄断经营者边变裁判，为潜在竞争者与在位者以及在位者之间的竞争创造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一方面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一方面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2． 放松对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使垄断性的行业更具竞争性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竞争性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从而增强竞争性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经济 国际化趋势的加快，国内市场 国际化使得国内企业未出国门就必须应对国际竞争。因此，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提高产业竞争力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特别是放松政府管制，增强垄断行业的 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竞争性行业要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作用，鼓励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提高竞争性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增强其参与国际 市场竞争的能力。

3． 实行“非对称管制”，培育垄断行业新进入厂商的竞争实力

“非对称管制”是指在同一个垄断行业，对在位厂商和新进入厂商实行不同的管制政策，在防止在位厂商利用自身优势采取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同时，对新进入厂商实行较为宽松的优惠的政策。在放松管制初期，原有的在位厂商仍然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凭借长期以来所获得的超额 利润保持着对新进入厂商的 竞争优势，它可以采用掠夺性定价、价格歧视，交叉补贴、驱逐对手定价等多种策略，以消减新进入厂商的市场占有率，达到排挤 竞争对手的目的。因此，在放松管制的初期，需要采取“非对称管制”措施，培育垄断行业新人进入厂商竞争实力。

4． 放松经济性管制的同时，强化社会性的管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放松经济性管制的同时，将目标逐渐集中于社会性管制，以人的安全，健康平等和经济秩序，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为监管的主要内容。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增长的加快，不少企业在追逐 利润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道义和责任，在破坏生态环境，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损害 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屡见不鲜。加强社会性管制，特别是加强对环境和 产品质量的管制，对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保证广大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5]

中国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设，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完善，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在调控手段上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及一九九七年中国克服和战胜亚洲金融危机的困难和挑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使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逐步走向成熟。 央10年的政策，

2007定调2008：

防过热、防通胀、重民生

·2005定调2006：

继续搞好宏观调控

·2004定调2005：

巩固宏观调控成果

·2003定调2004：

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

·2002定调2003：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

·2001定调2002：

扩大内需

·2000定调2001：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1999定调2000：

突出抓好国有企业改革

·1998定调1999：

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

·1997定调1998：

继续稳中求进

·1996定调1997：

稳中求进

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
第一，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实现国家长远战略目标的首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首要条件。因此，促进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的目标。促进经济增长是在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中实现的。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使之达到基本平衡。
第二，增加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就业的情况如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充分就业是我国政府的责任。我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方面劳动供给数量庞大，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显得有限。因此必须坚持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长期将增加就业的宏观调控目标落到实处，并严格控制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就业的增加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要增加就业，首先要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增加就业的基础。同时还必须提高就业弹性。为了提高就业弹性，要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加快小城镇建设。
第三，稳定物价。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的波动是价格发挥调节作用的形式。但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对经济生活是不利的。如果物价大幅上升和通货膨胀，会刺激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经济效益下降；如果物价下降和通货紧缩，则会抑制投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决定，但政府可以运用货币等经济手段对价格进行调节，必要时也可以采用某些行政手段（如制止乱涨价、打击价格欺诈），以保持价格的基本稳定，避免价格的大起大落。
第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各种交易所引起的货币收付或以货币表示的财产的转移。
此皆本人拙见，希望有所帮助

④ 中国宏观调控手段

1.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来影响和调节经济活动的措施。
2.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
法律手段包括两方面：一是通过经济立法进行事前调整，二是通过经济司法进行事后调整。
3.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行政命令、指示、指标、规定等行政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
宏观调控的各种手段各有所长、各具特色，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宏观调控手段的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宏观调控手段的总体功能。 1.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来影响和调节经济活动的措施。

⑤ 你认为有哪些措施可以解决我国目前的通胀的问题

第一，加快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促进储蓄向投资和消费转化，从源头上解决造成当前通货膨胀的机制问题。一是要转变过去鼓励储蓄、抑制消费、控制投资的政策，做好储蓄、消费和投资三者之间的平衡。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降低社会平均储蓄率，提高消费率。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特点，促进储蓄高效地向投资转化，通过投资提高和带动劳动就业，通过就业的扩大带动国内消费，从而扩大国内需求来减少对外顺差压力。二是要进一步调整外贸政策，鼓励进口。调整过去“重出轻进”的政策为“大进大出、进出平衡”的政策，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外互补型经济转变，把进口和出口有机结合，把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形成良性互动的整体。三是调整我国的外资政策，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追求技术。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战略调整应服从于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基本战略，服从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的取向，由利用外资向引导外资转变。通过进一步促进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挤压和诱导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溢出，最终提升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第二，把控制流动性过剩与增加供给作为治理通胀的着力点，做好“紧货币、宽信贷”的有机结合。从经济学上看，要治理好通胀，一方面要控制和减小货币供应量，另一方面要设法扩大资源、商品供给。我国目前采取的紧缩银根政策就是在控制货币供应量，但同时也应防范企业受制于信贷紧缩、消费减小等因素影响，生产出现下滑。因此，要防范和治理通胀，应在适当收缩货币供给、对冲市场过剩流动性的同时，扩大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做好“紧货币、宽信贷”的有机结合。在“稳健”货币政策主基调下，控制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加强信贷结构调控，使信贷增长和投放尽可能贴近经济运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一方面采用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尤其是数量型工具，如发行中长期央行票据、开办特种存款等以深度锁定市场流动性，缓解对冲到期票据的压力，吸收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注意把握政策力度和原则，给市场足够的空间用好用活信贷。选择合适的操作时机，提高货币信贷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尽量减少政策给市场带来的冲击。

第三，转变外汇利用方式，用好用活外汇储备。一是优化外汇储备结构，提高运营能力。改变以购买美国国债为主的单一币种结构，实行多币种多元化的外汇储备；减少货币和债券储备，增加实物、资源和股权储备。二是利用外汇储备扩充国家战略储备，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基础。将外汇储备与我国未来长期短缺的能源和重要金属矿产品储备进行转换，采购一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能源和重要金属矿产品，调整战略储备结构，并加强动态调控。三是逐步放松外汇管制，实行市场机制，各经济主体自由决定买卖和持有外汇，降低国家因强制管制外汇形成的巨额风险。四是进一步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扩大我国的海外投资，推动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改变目前资本和经常项目“双顺差”状况，消除流动性过剩的基础。

第四，改革现行的银行结售汇制度，逐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投放间的联动关系。一是改银行结售汇制度为外汇市场交易制度，由供求双方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有管理的交易；二是用财政资金建立国家外汇战略储备，并建立专业机构进行管理和经营；三是央行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当外汇市场供求发生较大变化、汇率出现大幅动荡时，央行运用外汇平准基金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来调节供求，使汇率在目标范围内波动。

第五，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尽快稳定汇率，消除升值预期。汇率是一种价值尺度，而非价格杠杆。所以，汇率水平只有相对的均衡，没有绝对水平上的高低。任由市场单边升值，既找不到合理的汇率均衡点，更不利于汇率浮动机制的形成，相反只会加剧内部经济矛盾，影响企业生产。第109届广交会上，企业由于忧虑汇率政策变动，不敢接长单。在成交定单中，短单占90%，长单仅占10%，为近年来的罕见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要尽快完成2005年以来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尽快使汇率水平在一定的水平上稳定下来，从根本上消除升值预期，减少资本的套汇性流入。

第六，加大对非正常性资本流入的防控力度。当前，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处在低利率区间，我国则由于人民币的升值趋势和应对国内通胀而不断升高的利率走势，使国际资金套汇套利空间扩大，资本超常性流入趋势也在加强。据初步估算，从2005年至2011年3月底，超过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的资本流入约6031亿美元，尤其是2010年以来，非正常部分的流入性趋势明显强化，其中2011年1季度流入约1669.2亿美元，已经超过2010年全年1624.1亿美元的水平，是2009年的2.5倍。尽管我们不能全部归因于热钱，但相当部分可能与套汇套利有关。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加大对资本项下、贸易项下的监管力度，加强房地产和股市的外资动态监测，坚决打击地下钱庄和其他非法资金流入途径，尤其必要。

⑥ 金融脱媒化的“脱媒”的发展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脱媒”的发展，因为当公司直接向用户销售产品与服务的方式在技术上成为可能时，公司将可以完全跳过批发商和零售商直接将产品与服务送到客户手中。这样导致的成本降低将使得制造商和消费者同时获利。实际上，脱媒在消除一些传统的工作的同时会创造出更多的职业。而且，在脱媒的过程中往往会创造出来许多各类新的不同形式的媒介。由于技术革新导致的中间商成本的降低，会使得更多的人成为中间商，而不是相反。以国际互联网为例，由于Internet使得交易成本大幅降低，许多原本由于成本问题而无法开展的零星的、特殊的交易，现在都逐渐地成为可能。这样，更多的（而不是更少）中介应运而生。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国家通过生产资料的垄断占有，并依托扭曲的劳动力、农产品价格体系，最大限度地占有了社会生产剩余。在国民财富分配中，国家占有绝大多数份额，是真正地“藏富于国”。
1979年，在国民储蓄结构中，居民、企业、政府部门储蓄比重分别为22.55%、33.65%和42.8%，政府掌握着绝大多数社会经济剩余，居民储蓄微乎其微。改革以来，严重扭曲的劳动力、农产品价格体系逐步得以调整，“放权让利”的改革及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加快了由“藏富于国”向“藏富于民”的转变。
到1995年，居民、企业、政府在社会储蓄结构中的比重已变为70%、25%和5%，动员居民储蓄，加快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则成为加快社会资本形成，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
转型以来，中国政府面对国有企业旺盛的融资需求，依托国有银行的信用垄断地位，通过利率管制、规模计划、信贷干预等广泛的金融管制政策的推行，低成本动员了居民部门的金融剩余，对国有企业部门提供了庞大的融资支持，这成为影响中国转型发展绩效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在金融管制政策下，国有银行在社会信用活动中享有垄断经营权，居民除了将钱存入银行外，没有其它的投资渠道，使储蓄资产在社会金融资产中占有过高的比重。

⑦ 稳健财政政策的若干对策措施

由于当前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增长仍然偏快，投资增长的“软着陆”目标还未达到，国家对投资的控制应当严格些。出现这种状况，部分是由于政策时滞因素的作用未充分显现，还有，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增长仍然存在相当的盲目性和严重的结构性投资失衡问题。因此，要继续采取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完善对投资增长的宏观调控。
投资调控政策不仅要在“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更要采取灵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抑制房地产和城市建设投资继续过热增长，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投资增长下滑过多，主要是为民营投资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推进投资的市场化。特别是后者，要在进一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上采取更加积极措施，使投资体制或结构尽快实现“两大转变”，即使投资增长真正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型；政府对投资的监管方式由“硬干预”转变为“软干预”。政府需加快从私人物品供给上（投资和生产经营）退出，而公共物品供给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政府“软干预”则主要依靠法律法规、技术和环保标准、市场化的手段如利率和利率杠杆来调控投资的增长。
今后，政府投资要严格控制用国债资金和预算内资金上新项目，而把重点放在支持在建项目尽快建成，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基础教育和卫生建设、大型生态工程和大型公共设施工程及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方面。其中更应加大对农村公共方面的投资、铁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资。 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最重要的上具之一。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下，应当注重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促进经济内生增长，以实现既定的财政政策目标。
⑴适当调整税制结构，提高资本形成质量。一个良好的税制是兼顾了税收效率与公平的税制。但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存在较多不合理的地方，如间接税与直接税的结构不合理，具体税种设置不合理，还有一些税未开征，如社会保障税等。目前，应当将增值税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并适当降低税率、改进个人所得税、完善消费税、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税费，完善地方税制度等。通过这样的结构性调整，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推动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产业结构。
⑵调整投资课税政策，提高投资效益。如在增值税方面，首先应加快转型步伐，在增值税税率未变的情况下，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后，由于允许抵扣的进项税款增加,实际上相当于减税。从实践方面看，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工作效应已显现，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生产总值和民营经济投资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幅度。可以看出，民间投资对减税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其次，扩大征税范围。将与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代理业、仓储业等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这个过程要注意和税收征管能力相结合，采取分步推进的方式。
⑶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将逐步由物质资本刺激经济增长转向由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首先，开征教育税，增加税收收入，为国家教育提供尽可能充裕的财力基础。中国目前已征收的城乡教育费附加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教育费，大多已具有准税收性质。应该说，费改税的时机基本成熟。基本思路可以是，实行专税专用，税基由国家统_规定，税率可由省级政府根据需要和可能自主决定。其次，运用税收政策，鼓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开发。如对民间办学实行税收优惠，对社会投资办学实行税收鼓励。个人对人力资本进行自我投资。可以考虑在现行个人所得税制中，把教育支出计入费用扣除。
⑷调整税收政策，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目前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主要目标是启动民间投资，而中小企业是中国民间投资的主体。但从中国目前增值税运行来看，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并没有同等对待，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应及时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政策，对建账完整、财务核算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定后，可转为一般纳税人，允许其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开征社会保障税，减少不确定因素，完善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预防性储蓄占居民总储蓄的比重,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才会发生重大变化，社会消费需求才会真正扩大，进而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
完善股票税制，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拓宽投资渠道，增大直接投资的比例，也有利于储蓄转化为投资。 鉴于科技、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必须作出相应的政策安排。一是加大科技投入，积极运用各种财政扶持方式，促进科技进步。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作为技术进步的主要组织和经费的主要提供者的政府，除了直接的财政拨款或采购的方式对科技发展形成支持手段外，还可以采取一些间接手段来达到支持科技发展的目的。财政担保和财政资助是两种比较可行的方法。⑴财政担保。政府为促进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对真正具有良好前景但也具有较高风险的科技创新项目或高新技术企业，以政府信用为后盾给企业提供担保，保证企业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开展科技创新活动，这一方法应成为重要的促进科技发展的财政支撑手段。⑵财政资助。包括直接提供设备与服务的资助，也包括财政贴息以鼓励银行低息贷款的间接资助，都是政府可以采用的能有效促进科技发展的财政支持手段。
二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投入体系。我们在加大财政对技术投入力度的同时，要调整对科技的投入结构。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是那些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的科研活动，如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的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活动。要运用经济杠杆和政策手段，特别是要重视发挥税收优惠对科技投入的导向作用，鼓励和引导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必须明确的是，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资金供求今后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三是加强人力资本（教育与培训）投资，为科技的持续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可持续发展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
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在实施稳健财政政策中，要建立有利于环保投入稳定增长的预算支出政策措施。
⑴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政府环保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一是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清晰界定财政支出范围。在环保领域,财政支出主要介入市场完全失灵的领域（如跨流域大江大河的整治等）、通过市场能够解决但解决不好的事项（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二是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环境事权，明确各级政府环境事权划分及其投资范围和责任，使中央和地方在环境保护方面权责对等，分职治事。在加强中央对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充分调动地方参与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实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国家环保投入占整体GDP的比重，为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⑵进行预算支出科目改革，为财政履行环境保护职能提供制度保证。在进行预算支出调整时，应将环境保护作为支出的一大类单列，并下设环境监测、污染治理、环境规划等子目。把环保支出作为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加强政府财政对环保支出的保障力度，通过公共财政改革为环境保护提供新的资金支持渠道。
⑶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促进财政支出效益最大化。此外，要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体系。 中国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总体目标或着力点是“稳定预期、保持景气、防控通胀”，所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当继续搭配使用，并且应当促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微观化，并讲究内部搭配使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要有明确的总体性取向，又要在各自本身的内部结构上有松有紧，保持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
在财政政策方面，应运用预算支出政策进行短期的需求管理，用调节短期需求量的办法实现短期供求平衡；用税收政策来调节中长期供给量变化，改善供给结构，实现中长期供给稳定和结构优化。税收政策要“有增有减、有松有紧”。预算支出政策应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积极姿态，尤其是国债投资政策方面，要将着力点放在中长期供给能力建设、结构改进和供给稳定机制建设方面来。
在货币政策方面，既要保持货币政策必要的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以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又要注意赋予政策一定的灵活性和应变性，相机抉择、斟酌使用。考虑到资金供给已经比较紧张而物价回落有一定的滞后期，下一步不宜出台新的总量性紧缩措施,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适度进行微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从“适度从紧”转变为“总体稳健、适度放松，有紧有松、结构优化”，可以适当扩大公开市场货币投放、降低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同时进一步运用差别准备金率调整信贷结构，缓解可能出现的资金紧张局面。

⑧ "在金融市场，一些人的储蓄可以转化为其他人的资本”这句话如何理解

一、几个基本概念
资本：经济分析传统上将生产要素分为三种：土地、劳动和资本，土地与劳动为基本生产要素或初始要素，资本则称为被生产出来的要素，一种本身就是由经济过程产出的耐用投入品，如建筑、设备及投入和产出的存货。资本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资本的使用价值就是资本的增值性或者增殖能力。
融资：就再生产所需资本而言，社会资本有五种融通渠道，一是财政生产性投入，二是金融信贷资金，三是资本市场融资（发行上市、上市公司再融资、发行债券及可转换债券），四是商业信用，如商家之间的预付、应付、赊销、代销等资金，五是民间融资，表现为企业（或个人投资者）的自筹资金以及他们之间的借贷资金等。
资本经营：就是将资本作为商品加以经营的经济活动，其实质就是将资本的使用价值加以买卖。
民间投资者：按现行统计口径，社会投资者可分为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大致可以把非国有单位视作民间投资者，即民间投资者包括：股份制企业中非国有股东，城乡集体企业（如乡镇企业），私人经济（如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专业大户），个人投资者（如股民），政府引导投资项目中城乡个人的出资等。
民间投资：是指个体、私营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联营、合股等经济实体的投资。
启动民间投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良好的投资机制，通过建立消费（或储蓄）与投资、负债与资本金、金融资金与产业资本等之间有效的互动和转换机制，促进非国有单位、个人的消费资金（或储蓄）向投资转化，从而增加民间资本总量；二是营造良好的企业成长环境，培育民间投资者，激活其作为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增强其创业能力和融资能力，从而增加社会投资总量，优化社会资本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提高投资效率。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通过建立有效的投资机制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形成区域核心竞争能力，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对民间投资主体概念的定义，大体可分为三种口径，中口径为：非国有经济与非外商经济投资的总和，包括交通、联营、个体、私营、非国有股份制五种经济类型的投资的总和。主要以直接与间接投资两种形式，国内与海外两大区域，独资、参股、控股三大手段，大、中、小三种投资规模，重点分布在农业、制造业、交通仓储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五大产业领域。
二、全市民间投资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基本情况
1、民间投资保持旺盛增长势头
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地区以来，我市民间投资始终保持加速增长态势。1994-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29亿元，是建区前1981-1993年总额的5.31倍，其中，1994-2002年非国有经济57.5亿元，是1981-1993年总额的3.71倍。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6.03亿元，其中，非国有经济12.55亿元，分别1993年、1995年和2000年的6.21倍、3.02倍和1.54倍。非国有经济投资在1981-1993年、1994-2000年和九五（1996-2000年）期间，平均速度分别为13.72%、22.07%和32.45%。
以“两工”、投劳折资等方式，将劳动力资源转化为民间资本，集中投入到交通、通信、能源、水利、城市、巴中新村等基础设施建设。1994-2000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地方自筹67.4亿元，占77.87%，以劳折资59.91亿元，占69.21%。
2、私有经济成为民间投资的主力
坚持对内对外开放，促进了以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为代表的私有经济成为最活跃的经济主体和民间投资的主力。2002年，全市发展各类民营企业755户，新发展个体工商户7721户，民营经济从业人员11.33万人，增长16.8%；注册资金9.32亿元，增长15.5%；全年产值及营业收入为95.46亿元，增长20.3%；上缴税金1.32亿元，增长19.6%，占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达到49.2%；实现增加值47.83亿元，增长20.3%，占GDP的比重达到50%。
3、民营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民营经济以其制度创新、机制灵活的优势，对全市国营百货、糖酒、蔬菜等商业企业发起强烈竞争。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1993年国有、私营、个体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2.06%、1.15%和27.48%，到2002年则分别为14.65%（下降17.41个百分点）、5.45%（上升4.3个百分点）和55.9%（上升28.42个百分点）。民营经济促进了市场活跃和流通发展。
4、民间投资发展的空间较大
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构建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区域经济框架，是“巴中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大力培育市场经济主体，很抓大户发展，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政府推行“六统一、一监督”制度，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实行主导产业优惠政策，降低产业进入成本。如对天然气（CNG）汽车的发展，允许个体控股发展；加强市场经济秩序建设，建立绿色食品“绿色通道”，减少管理环节，降低流通费用，降低社会成本。这些措施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拓展了民间投资发展空间。以通江银耳、南江黄羊、巴州芦笋、平昌高梁、巴州雪山的长毛兔、巴州渔溪的川明参、南江和通江北部山区的中药材和干果等特色绿色食品正逐步被培育成为主导产业，增加了投资商机。其他一些区域性或社区性的投资项目也具有良好的投资回报，如巴城和三县城以及重点集镇的房地产、社区建设等都具有广泛的市场。
5、民间资本总量不断增大
民营经济的组织形式有所提高，私营企业中股份制企业的比重明显上升，个别个体户（主要是科技服务产业）注册为个人独资企业，一批私有经济业主在投资特色绿色食品的过程中，增加了科技含量，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民间经济企业，民间资本总量不断增大。2002年全市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47.73亿元，占各项存款余额的79.98%，全市人均储蓄额达到1350元，比1993年的177元增长6.6倍。在金融市场，一些人的储蓄可以转化为其他人的资本。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思想观念仍存在一定的偏见
在一些干部群众中间，培育民间投资主体、发展民营经济的观念尚未成为全市的主流思想。一些干部对民营经济缺乏服务意识，认为从民营经济中“吸”一点“借”一点不损害国家利益。
2、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缺乏法律保护。例如，由于现行法律将贪污罪的主体定为损害公有财产所有权，对私营企业中的雇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私营企业财产，只能作民事经济纠纷论定，故个体、私营个体在生产经营中，财产被侵吞、权益受损害以及遭受有关部门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侵扰的事情，仍屡见不鲜。
缺乏产业指导和发展规划。据统计，我国国有经济可以投资的领域约有80个，外资约60个，而非国有经济仅约30个，不少领域外资进入了，对民间资本却排斥在外。政府的一些规定使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如限制民营经济进入电信、广电等行业。在评定职称、计算工龄、在职培训等方面，民营经济的从业人员也受到一些限制。
税收政策不平等。民营企业除了缴纳所得税，其税后利润分配还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造成了事实上的双重征税；国有单位可能得到划拨土地，而个体、私营经济只能以更高的价格以出让方式得到。由于大多数民营企业都属于现行税法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在100万元或产值在180万元以下），还不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因而难与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打交道。
政策措施不配套。国家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地方政府也配套出台了扶持措施，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很多是停留在一些概念比较抽象，缺乏相应的具体措施，导致政策的可操纵性差，甚至出现政策与政策之间不衔接，政策文本与法律文本内涵与外延不一致的现象。
银行信贷支持不平等。尽管一些地方建立了中小企业担保组织，但是担保机构资金来源及资金运作方式单一，补偿机制不健全而形同虚设，手续多、费率高、范围窄、额度小、期限短、可操纵性差，难以为民营企业提供有力的担保。政府对一些企业的财政贴息贷款、产业发展基金在安排上，民营企业也很难得到。据统计，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中，自筹占50-60%，银行贷款、利用外资各占15%，国家预算不到1%。2002年，全市私有经济贷款1.42亿元，约占贷款总额的2%。
市场管理不规范。对民营企业的管理政出多门，工商、税务、劳动、公安、环卫、物价、城建等诸多部门各管一块事，“有利争着管，没利无人管”，使得劳资纠纷、劳动安全、养老保障和偷漏税等行为时有发生。
3、民营经济自身存在一些缺陷
个体规模小。2002年全市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本约21万元，而1998年全国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本为59.9万元。
组织形式相对落后。全市民营经济主要以个体户为主要的组织形式，家庭式的管理方式和高度集权化的决策机制，导致财务管理混乱，缺乏自律性，生产经营行为短期化，缺乏长远战略思想，技术和人才吸纳力不强，在法律保护、市场拓展、融资手段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产业空间狭窄。全市民营经济大部分集中在商业批发零售、饮食娱乐、交通运输服务等行业，其社区性特征突出，向外拓展市场的可能性较小，业内竞争十分激烈。如巴城的士通常价格仅2元钱。
私企生命周期短。据调查分析，我市个体户的平均生命周期为1年多，60%的私营企业经营期不超过3年。
三、民间资本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三大支柱，我市民营经济则已占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巴中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根本途径就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努力提高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
我市应围绕这条主线，在更新思想观念、拓展产业空间、更新融资工具、培育市场主体、优化投资环境等方面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以新的举措创造新的发展业绩，促进“三大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更新思想观念
促进和引导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的转变，发展壮大民间投资，有利于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有利于增加就业和繁荣市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在自主性；有利于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加快经济社会的市场化进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转变思想观念，树立“学而优则商”的社会意识。要大力破除一些地方还相当严重的“官本位”思想，破除鄙“商”、恐“资”的思想，要努力形成尊“商”、重“资”的社会主流思想意识。
（ 二）拓展产业空间
民间资金要转变为民间资本，其基本前提条件是民间资本要有投资的空间、投资的机会和获取收益的预期。
一是放宽产业准入条件。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领域，均鼓励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在实行优惠政策的投资领域，对民间资本同样适用。要改革传统的投资体制，变基础设施公益型为开发经营型，把基础设施作为资本品推向市场，引入旧城改造、新区开发等建设领域，运用级差地租原理，以规划为龙头，以土地有偿出让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为手段，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水电气、垃圾处理、道路、桥梁和城市交通等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加快巴城中心城市和三县城副中心城市的建设步伐，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良性循环。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投资绿色农产品开发，发展社区服务业和民办教育、民办旅游等。
二是积极培育主导产业。没有选择就没有优化，就没有相对优势。根据相对优势资源，进行主导产业的培育，以加强产业分工协作，提高产业关联度，降低生产成本，创造区域市场，形成民间资本良好的投资预期。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生态环境优美是我市的相对优势资源，也是我们进行主导产业培育的首选产业。要把劳动力资源开发当作第一大产业来办，努力建成全国知名的劳务输出市场。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绿色农产品开发，发展南江黄羊、通江银耳、中药材、山野菜、干果、芦笋、兰草等特色花卉，以及江口醇、小角楼白酒，南江霞石等特色工业产品。
（三）更新融资工具
更新融资工具是民间资本转化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一是对国家投资的项目，要继续探索采取项目股份、合作或出售未来经营权等形式，向社会吸纳资本。对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可减免基础设施配套费、分期支付土地转让费，给予扩大特许经营权期限、范围，合理提高项目收益和回报率等优惠条件，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对竞争性项目，要坚持项目法人制度，由项目法人对项目投资和经营负责，政府严把产业政策、公共和劳动安全、生态环保三大关。通过深化国有集体企业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改造吸纳和带动民间资本的投入。通过财政贴息、参股、担保等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应，以吸引民间资本的大量跟进。
二是金融改革。继续深化国有金融体制改革，改善金融服务质量，实现金融企业与地方发展的双赢。积极稳妥地发展地方金融，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股份制改造，允许市内外企业和个人参股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应完善机构设置，明确工作职责，充实信贷人员，制定有针对性的贷款政策和管理办法，增强服务意识，增加服务品种，对民间投资者的贷款申请一视同仁；要帮助民间投资者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增强信用意识，提供信息咨询和理财经验；要与民间投资者共同努力，严格防范金融风险。取消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的额度要求，只要具备发债条件，就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登记发行债券；还可以采取买壳上市等方式，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借壳上市，利用资本市场融资。
三是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完全依靠由企业推进产业化发展来完成是不现实的。乡镇政府要切实改变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由定项目、下指标、督生产转向指导建立合作组织、开展劳务输出、绿色农产品开发或专门从事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等经营活动。
四是资本转化和流动。创造条件推进资源、产权的资本化。政府对巴城和三县城的城区国有土地建立一级垄断市场。进一步完善住房建设和销售的各项政策措施，发展住房二级市场。鼓励建立为民间投资者服务的商会、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发展为民间投资者提供政策、法律、财会、技术、管理和市场信息等服务的中介组织，帮助民间投资者建立规范的产权制度、财会制度和人员培训制度。
（四）培育市场主体
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我市最为缺乏的即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套企业培育机制，促进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
一是实施“孵化”政策。在由农民向个体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孵化”工作的重点是减负，减轻农民的转变成本；在由个体经济向民营企业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孵化”工作的重点是推进创新，通过政策的不断调节，大力引进外地投资者，鼓励市场竞争，增强企业活力。
二是增强民营经济的自我完善能力。通过加强产权制度建设、内部管理、市场扩展、技术改造等方面的改造，提高企业的适应能力、赢利能力和发展能力。
三是在民营企业加快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管理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技术不断创新”的灵活机制，特别是通过办好工业园区来带动“现代城市型产业群”的发展,即形成若干组有机结合、优势互补能产生出特有组合效益的企业群,并体现其先进性、特色性、低污染性、高就业性。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提高企业组织化程度和工业生产要素的集中度，提高民营工业产业层次，促进民营经济向科技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提高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
（五）优化投资环境
经济主体的亲附背离与否，关键看其投资环境是否优劣。投资的社会成本低，易于安居乐业就是好环境。因此，优化环境，建立投资“洼地”，筑巢引凤，是地方政府加快经济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一是加强硬环境建设。要继续加强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区位劣势，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创业环境。
二是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价格欺诈行为，坚决破除产业、区域以及行政管辖权的壁垒限制；建议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收入型，允许购入资本品的进项税额按折旧年限逐年抵扣，降低投资成本，刺激投资增长；进一步完善“六统一、一监督”和“民主评税”等措施，取缔各种非法收费项目，完善税种结构，对与民间投资有关的税费科目要进行清理和规范，调整不公平的税赋，切实减轻民间投资者的负担；对尚处于创业阶段的民间投资者可以给予一定的减免税支持，建议把那些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或基金，通过扩大现有税种税基或设置新税种的办法实施“费改税”，切实降低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
三是重塑人文环境。要通过宣传教育，继续发扬“红军精神”、“巴中精神”，培育创业创新精神，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和尊“商”崇“技”的社会氛围，树立巴中良好的区域形象和商业信誉。调整和制定有关政策，使民间投资者在评定职称、评选先进、户籍管理、子女就学以及因商务和技术交流需要办理出国（境）手续等方面，享受国民待遇。
四是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政府要进一步加强为经济主体服务的工作，努力提高公共产品有效供给能力。要把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本着积极引导、热心服务、依法监管的原则，采取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尽快建立民间投资项目登记备案制度。改进对民间投资的统计方法，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民间投资状况。搞好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加强劳动安全保护，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区域政策的应变和创新能力，提升区域整体形象。
五是推进民主政治环境建设。进一步扩大政治民主，拓展民间投资者参政议政的渠道，加强社会舆论监督，为民间资金转变为民间资本创造政治社会条件，为发展民营经济服务。

⑨ 何为拉动内需为什么要拉动内需采取什么措施拉动内需

1、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培育和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在保护内需的同时,还要十分注意培育内需。要想尽办法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尽快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认真落实退耕还林的有关政策,引导乡镇企业机制的转换,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结合农村费税改革,积极推进乡镇精简合并,减少管理层次,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清理规范对进城农民的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对进城民工在办理执照、税收、法律及咨询方面提供各种优惠政策,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积极扩大就业、再就业,加强对下岗工人的职业再培训。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及中小企业;减轻自主就业的负担,提供自主就业的优惠政策,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建立稳定的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增长机制,使行政事业单价职工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 2、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切实确保城市低收入居民及农村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培育居民的购买力。对城市居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逐步达到“应保尽保”。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逐步实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费用的收缴率。尽快对在城市工作的人员以及所在单位和企业征收社会保障税,为所有在城市工作的人员建立社会保障账户。农村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建立适合当地实际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出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努力消除影响消费的各种障碍,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努力增加居民收入,解决居民收入偏低与消费潜力较大的矛盾;结合培育消费热点,大力发展信贷消费,解决居民消费习惯;大力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消除消费者惧怕假冒伪劣的心理障碍;采取切实措施保护诚实守信,提高流通领域的信用。落实企业改制收费减免政策,整顿公路建设收费;落实对下岗职工的收费减免政策,整顿针对职工工资的各种收费,清理专门面向汽车的收费项目,规范住房建设收费行为,整顿集贸市场管理收费,清理招标投标和建筑市场收费。通过改善流通环境,大力培育农村在家用电器的欲望,通过清理整顿各种乱收费、多收费的现象,鼓励城镇居民在家电、汽车、通信、旅游、教育方面的消费。 4、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步伐,创造新的消费群体。在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同时,积极发展小城镇,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建设小城镇,重点要加强小城镇建设的“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规模适度,注重时效”。要引导乡镇企业合理集聚,不断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不断繁荣和发展小城镇经济。逐步将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延伸到小城镇,建立适应小城镇发展要求的新的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5、加快推进体制改革步伐,疏通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 6、提高各项改革的配套性和系统性,降低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 7、进一步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降低市场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