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投资项目

㈠ 现在的澳门经济发展状况怎么样

从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发展格局看，在国际经贸合作领域中，香港为处于世界经济体系项端的具较强竞争力的既是国际相互联系，又是内地对外双向联系的“超级联系人”；广州与深圳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贸联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澳门虽没有香港、广州与深圳三个核心城市在金融、航运物流、贸易、商务与专业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力，但其在开展国际经贸合作方面却有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所没有的对葡语国家进行沟通与联系的“精准联系人”的资源优势。

表1 葡语国家经济比较

4 分步骤推进

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不能急于求成，必须进行系统的规划，明确其总体战略目标及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目标，并制定相应的实施计划，以使建设工作能适时有条不紊地推进并获取预期成效。

总而言之，我们只有依托粤港澳大平台的建设，不断推进澳门经济建设与繁荣，才能激活珠江西岸经济，加快世界大湾区的形成！

㈡ 国发201530号文件是什么

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5〕3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近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初见成效。当前，全球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为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为抓住有利时机，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实现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一）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保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重大举措。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出了新要求。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有利于促进优势产能对外合作，形成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促进企业不断提升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增强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的提升。
（二）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新阶段，加快铁路、电力等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有利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实施“一带一路”、中非“三网一化”合作等重大战略。
（三）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抓手。当前，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掀起新热潮，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积极开展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投资合作，有利于深化我国与有关国家的互利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总体要求
（四）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着眼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把握国际经济合作新方向，将我国产业优势和资金优势与国外需求相结合，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政府统筹协调，创新对外合作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大力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有力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打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五）基本原则。
坚持企业主导、政府推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按照国际惯例和商业原则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政府加强统筹协调，制定发展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提高便利化水平，完善支持政策，营造良好环境，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
坚持突出重点、有序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要选择制造能力强、技术水平高、国际竞争优势明显、国际市场有需求的领域为重点，近期以亚洲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为主要方向，根据不同国家和行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用贸易、承包工程、投资等多种方式有序推进。
坚持注重实效、互利共赢。推动我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践行正确义利观，充分考虑所在国国情和实际需求，注重与当地政府和企业互利合作，创造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坚持积极稳妥、防控风险。根据国家经济外交整体战略，进一步强化我国比较优势，在充分掌握和论证相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基础上，积极谋划、合理布局，有力有序有效地向前推进，防止一哄而起、盲目而上、恶性竞争，切实防控风险，提高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效用和水平。
（六）主要目标。力争到2020年，与重点国家产能合作机制基本建立，一批重点产能合作项目取得明显进展，形成若干境外产能合作示范基地。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更加有效，服务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骨干企业。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进一步提升，对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
三、主要任务
（七）总体任务。将与我装备和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好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国别，并积极开拓发达国家市场，以点带面，逐步扩展。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作为重点行业，分类实施，有序推进。
（八）立足国内优势，推动钢铁、有色行业对外产能合作。结合国内钢铁行业结构调整，以成套设备出口、投资、收购、承包工程等方式，在资源条件好、配套能力强、市场潜力大的重点国家建设炼铁、炼钢、钢材等钢铁生产基地，带动钢铁装备对外输出。结合境外矿产资源开发，延伸下游产业链，开展铜、铝、铅、锌等有色金属冶炼和深加工，带动成套设备出口。
（九）结合当地市场需求，开展建材行业优势产能国际合作。根据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发挥国内行业骨干企业、工程建设企业的作用，在有市场需求、生产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以投资方式为主，结合设计、工程建设、设备供应等多种方式，建设水泥、平板玻璃、建筑卫生陶瓷、新型建材、新型房屋等生产线，提高所在国工业生产能力，增加当地市场供应。
（十）加快铁路“走出去”步伐，拓展轨道交通装备国际市场。以推动和实施周边铁路互联互通、非洲铁路重点区域网络建设及高速铁路项目为重点，发挥我在铁路设计、施工、装备供应、运营维护及融资等方面的综合优势，积极开展一揽子合作。积极开发和实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扩大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国际合作。在有条件的重点国家建立装配、维修基地和研发中心。加快轨道交通装备企业整合，提升骨干企业国际经营能力和综合实力。
（十一）大力开发和实施境外电力项目，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加大电力“走出去”力度，积极开拓有关国家火电和水电市场，鼓励以多种方式参与重大电力项目合作，扩大国产火电、水电装备和技术出口规模。积极与有关国家开展核电领域交流与磋商，推进重点项目合作，带动核电成套装备和技术出口。积极参与有关国家风电、太阳能光伏项目的投资和建设，带动风电、光伏发电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积极开展境外电网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带动输变电设备出口。
（十二）加强境外资源开发，推动化工重点领域境外投资。充分发挥国内技术和产能优势，在市场需求大、资源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加强资源开发和产业投资，建设石化、化肥、农药、轮胎、煤化工等生产线。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为重点，开展化工下游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建设绿色生产基地，带动国内成套设备出口。
（十三）发挥竞争优势，提高轻工纺织行业国际合作水平。发挥轻纺行业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在有条件的国家，依托当地农产品、畜牧业资源建立加工厂，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生产成本低、靠近目标市场的国家投资建设棉纺、化纤、家电、食品加工等轻纺行业项目，带动相关行业装备出口。在境外条件较好的工业园区，形成上下游配套、集群式发展的轻纺产品加工基地。把握好合作节奏和尺度，推动国际合作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良性互动。
（十四）通过境外设厂等方式，加快自主品牌汽车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开拓发展中国家汽车市场，推动国产大型客车、载重汽车、小型客车、轻型客车出口。在市场潜力大、产业配套强的国家设立汽车生产厂和组装厂，建立当地分销网络和维修维护中心，带动自主品牌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提升品牌影响力。鼓励汽车企业在欧美发达国家设立汽车技术和工程研发中心，同国外技术实力强的企业开展合作，提高自主品牌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技术水平。
（十五）推动创新升级，提高信息通信行业国际竞争力。发挥大型通信和网络设备制造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巩固传统优势市场，开拓发达国家市场，以用户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加强与当地运营商、集团用户的合作，强化设计研发、技术支持、运营维护、信息安全的体系建设，提高在全球通信和网络设备市场的竞争力。鼓励电信运营企业、互联网企业采取兼并收购、投资建设、设施运营等方式“走出去”，在海外建设运营信息网络、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与通信和网络制造企业合作。鼓励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利用全球智力资源，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
（十六）整合优势资源，推动工程机械等制造企业完善全球业务网络。加大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石油装备、机床工具等制造企业的市场开拓力度，积极开展融资租赁等业务，结合境外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扩大出口。鼓励企业在有条件的国家投资建厂，完善运营维护服务网络建设，提高综合竞争能力。支持企业同具有品牌、技术和市场优势的国外企业合作，鼓励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提高机械制造企业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技术水平。
（十七）加强对外合作，推动航空航天装备对外输出。大力开拓发展中国家航空市场，在亚洲、非洲条件较好的国家探索设立合资航空运营企业，建设后勤保障基地，逐步形成区域航空运输网，打造若干个辐射周边国家的区域航空中心，加快与有关国家开展航空合作，带动国产飞机出口。积极开拓发达国家航空市场，推动通用飞机出口。支持优势航空企业投资国际先进制造和研发企业，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提高国产飞机的质量和水平。加强与发展中国家航天合作，积极推进对外发射服务。加强与发达国家在卫星设计、零部件制造、有效载荷研制等方面的合作，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投资国外特色优势企业。
（十八）提升产品和服务水平，开拓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高端市场。发挥船舶产能优势，在巩固中低端船舶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市场，支持有实力的企业投资建厂、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及销售服务基地，提高船舶高端产品的研发和制造能力，提升深海半潜式钻井平台、浮式生产储卸装置、海洋工程船舶、液化天然气船等产品国际竞争力。
四、提高企业“走出去”能力和水平
（十九）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各类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要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和优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惯例，明确工作重点，制定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为我拓展国际发展新空间作出积极贡献。
（二十）拓展对外合作方式。在继续发挥传统工程承包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我资金、技术优势，积极开展“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等合作，有条件的项目鼓励采用BOT、PPP等方式，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开展装备制造合作。与具备条件的国家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国际产能合作要根据所在国的实际和特点，灵活采取投资、工程建设、技术合作、技术援助等多种方式，与所在国政府和企业开展合作。
（二十一）创新商业运作模式。积极参与境外产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经济特区等合作园区建设，营造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法律政策配套的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良好区域投资环境，引导国内企业抱团出海、集群式“走出去”。通过互联网借船出海，借助互联网企业境外市场、营销网络平台，开辟新的商业渠道。通过以大带小合作出海，鼓励大企业率先走向国际市场，带动一批中小配套企业“走出去”，构建全产业链战略联盟，形成综合竞争优势。
（二十二）提高境外经营能力和水平。认真做好所在国政治、经济、法律、市场的分析和评估，加强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论证，建立效益风险评估机制，注重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完善内部投资决策程序，落实各方面配套条件，精心组织实施。做好风险应对预案，妥善防范和化解项目执行中的各类风险。鼓励扎根当地、致力于长期发展，在企业用工、采购等方面努力提高本地化水平，加强当地员工培训，积极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
（二十三）规范企业境外经营行为。企业要认真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宗教和习俗，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坚持诚信经营，抵制商业贿赂。注重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承担社会责任，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积极作贡献，实现与所在国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建立企业境外经营活动考核机制，推动信用制度建设。加强企业间的协调与合作，遵守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坚决防止无序和恶性竞争。
五、加强政府引导和推动
（二十四）加强统筹指导和协调。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非“三网一化”合作等，制定国际产能合作规划，明确重点方向，指导企业有重点、有目标、有组织地开展对外工作。
（二十五）完善对外合作机制。充分发挥现有多双边高层合作机制的作用，与重点国家建立产能合作机制，加强政府间交流协调以及与相关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合作，搭建政府和企业对外合作平台，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完善与有关国家在投资保护、金融、税收、海关、人员往来等方面合作机制，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供全方位支持和综合保障。
（二十六）改革对外合作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深化境外投资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境外投资审批，除敏感类投资外，境外投资项目和设立企业全部实行告知性备案，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完善对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管理方式，从注重事前管理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完善对外承包工程管理，为企业开展对外合作创造便利条件。
（二十七）做好外交服务工作。外交部门和驻外使领馆要进一步做好驻在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工作，加强对我企业的指导、协调和服务，及时提供国别情况、有关国家合作意向和合作项目等有效信息，做好风险防范和领事保护工作。
（二十八）建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完善信息共享制度，指导相关机构建立公共信息平台，全面整合政府、商协会、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信息资源，及时发布国家“走出去”有关政策，以及全面准确的国外投资环境、产业发展和政策、市场需求、项目合作等信息，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的综合信息支持和服务。
（二十九）积极发挥地方政府作用。地方政府要结合本地区产业发展、结构调整和产能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指导和鼓励本地区有条件的企业积极有序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三十）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加快与有关国家商签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实现重点国家全覆盖。
（三十一）发挥优惠贷款作用。根据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需要，支持企业参与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工程承包和大型投资项目。
（三十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发挥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积极作用，通过银团贷款、出口信贷、项目融资等多种方式，加大对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融资支持力度。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按照商业可持续和风险可控原则，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创新金融产品，完善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开展PPP项目贷款业务，提升我国高铁、核电等重大装备和产能“走出去”的综合竞争力。鼓励国内金融机构提高对境外资产或权益的处置能力，支持“走出去”企业以境外资产和股权、矿权等权益为抵押获得贷款，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加强与相关国家的监管协调，降低和消除准入壁垒，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加快境外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布局，提高融资服务能力。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对接与协调，共同开展境外重大项目合作。
（三十三）发挥人民币国际化积极作用。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境内商业银行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并在境外使用，取消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地域限制。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完善人民币全球清算服务体系，便利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合作和投资。鼓励在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大宗商品贸易及境外经贸合作区等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降低“走出去”的货币错配风险。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使用，有序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
（三十四）扩大融资资金来源。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在境内外市场募集资金，用于“走出去”项目。实行境外发债备案制，募集低成本外汇资金，更好地支持企业“走出去”资金需求。
（三十五）增加股权投资来源。发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用，设立业务覆盖全球的股权投资公司（即中投海外直接投资公司）。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中非基金、东盟基金、中投海外直接投资公司等作用，以股权投资、债务融资等方式，积极支持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项目。鼓励境内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走出去”，充分发挥其支持企业“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等的作用。
（三十六）加强和完善出口信用保险。建立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大型成套设备的长期制度性安排，对风险可控的项目实现应保尽保。发挥好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的风险保障作用，扩大保险覆盖面，以有效支持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带动优势产能“走出去”。
七、强化服务保障和风险防控
（三十七）加快中国标准国际化推广。提高中国标准国际化水平，加快认证认可国际互认进程。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区域标准制定，推动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标准互认。尽早完成高铁、电力、工程机械、化工、有色、建材等行业技术标准外文版翻译，加大中国标准国际化推广力度，推动相关产品认证认可结果互认和采信。
（三十八）强化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作用。鼓励行业协会、商会、中介机构发挥积极作用，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的法律、会计、税务、投资、咨询、知识产权、风险评估和认证等服务。建立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管理体系，完善中介服务执业规则与管理制度，提高中介机构服务质量，强化中介服务机构的责任。
（三十九）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加大跨国经营管理人才培训力度，坚持企业自我培养与政府扶持相结合，培养一批复合型跨国经营管理人才。以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为先导，加快重点行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建立人才国际化交流平台，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供人才支撑。
（四十）做好政策阐释工作。积极发挥国内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新媒体作用，及时准确通报信息。加强与国际主流媒体交流合作，做好与所在国当地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工作，阐释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积极推介我国装备产品、技术、标准和优势产业。
（四十一）加强风险防范和安全保障。建立健全支持“走出去”的风险评估和防控机制，定期发布重大国别风险评估报告，及时警示和通报有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重大风险，提出应对预案和防范措施，妥善应对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重大风险。综合运用外交、经济、法律等手段，切实维护我国企业境外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完善境外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及时妥善解决和处置各类安全问题，切实保障公民和企业的境外安全。
国务院
2015年5月13日
（本文有删减 个别表述有调整）

㈢ 程诚：中国援助非洲，和西方有哪

中国无疑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令人激动人心的案例：它不仅通过40年的市场化改革让7亿多人口脱离贫困，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高中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同时把自身从一个受援国转化成了全球发展资金的最主要提供国之一。

然而，中国经济的爆发式发展并不是依靠外部援助取得的，而且中国在持续提供对外援助的同时，仍然坚持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立场。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以及大量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中国不仅在理论上对于“外国援助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而且在实践中也开始对作为主流国际发展理论核心的官方发展援助提出了挑战。

与西方的官方发展援助严密的制度设计、精密的技术定义和扎实的理论基础不同，中国与非洲的发展合作更多的是“在干中学”，从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实践当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操作模式。

根据中非发展合作数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总结，结合西方的国际发展理论，中国的学者和发展从业人员也开始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以此来解释中国对非援助和其他各种合作方式。

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尝试针对原有援助项目的市场化改革方案，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对于对外援助体系的彻底变革，中国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对非援助与发展合作道路。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9、捆绑问题

援助的捆绑（Tied Aid)是指援助国在对外援助物资与服务的采购过程中，使用行政手段要求受援国采购援助国国内产品的。由于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样数额的援助预算所能采购到的发达国家（援助国）产品远远少于在发展中国家（受援国）所能够采购到的同类商品，因而捆绑比例是影响援助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因素。

伴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结构逐渐从主要依靠第一第二产业（援助物资主要的生产领域）调整到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传统援助国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已经大规模降低了ODA资金的捆绑比例，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等国都已经实现了对外援助“零捆绑”。

尽管如此，ODA的各种规则仍然使得援助项目多被援助国承包商所获得。直至2007年，一些南欧国家的援助捆绑比例仍然较高，比如意大利的援助捆绑比例为36%，西班牙为30%；即使标榜无私援助的美国，其捆绑比例竟然高达33%；连全球人均收入最高国家之一的奥地利，这一比例也达到了22%。[6]

中国为发展合作所提供的资金捆绑程度也处于较高水平：赠与和无息贷款采购捆绑了百分之一百的中国产品，而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信贷则维持了从90%到70%不等的捆绑比例。这些捆绑条款一般都会在援助与合作项目资金协议中明文列出，获得双方的认可之后再在项目招投标中实现。

近年来，非洲国家和中国之间经济实力差距的拉大，中国的捆绑政策已经遭到了国际社会和非洲合作方的较多批评。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在中非发展合作项目中采购更多非洲的产品与服务，以满足降低捆绑比例的要求。

10、援助的融资设计问题

从支持项目融资设计的角度来看，除去技术援助以外，财政援助仍然是当代ODA的主要方式之一，亦即援助国直接为受援国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要求其在满足如民主、善治等要求的基础上将这些资金投入到发展项目中去。

虽然ODA为此设计了大量的监管制度（见第8点），但是对于援助资金的贪墨和挪用仍然屡见不鲜，刚果（金）前总统蒙博托就被爆出过贪污十几亿美元援助资金存入海外银行账户的丑闻。相比之下，中国在与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中采取了“资源换基建”的融资设计，较好地控制了资金被贪污挪用的风险。

应该注意的是，以上十点是ODA模式与中非发展合作模式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差距。对比ODA模式，中非发展合作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优势，甚至代表着国际发展合作的未来发展趋势；同时，ODA模式当中也有着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虽然说两种发展合作方式——发展援助与南南合作——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福祉的改善，但是二者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所选择的资源却是大相径庭。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比较复杂，涉及到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历程和由此形成的对于发展问题的不同看法，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对自己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自我认定，以及对于国际关系中平等互利原则的坚持。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ODA是一种受援国依赖援助国的不平等合作模式，关系双方的权力和义务不平衡；而中非发展合作则是平等的合作方式，互利共赢是其本质属性。另一方面，本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虽然发展程度高于大多数非洲国家，但是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自身发展任务，需要在国际合作中较多地顾及自身的利益诉求。

近年来，虽然OECD一直尝试劝说中国等新兴市场援助国加入传统援助国的集团，但是中国对此一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中国对于加入发展援助委员会，或者接受ODA范式的拒绝态度不仅仅是出于保持自身独立性的考量，更是因为ODA从本质上就不符合中国方面对于非洲、对于发展问题的基本看法；如果应用其理论框架来理解中非发展合作，结果注定是水土不服。

㈣ 中非产能合作需注意哪些法律问题

劳资关系法律问题是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遇到的最大法律问题
根据相关调查研究，中资企业在非洲遇到的劳资关系法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地劳动法律要求对当地工人进行技能培训，提高了用工成本。非洲许多国家的劳动法都要求用工单位对工人进行技能培训，而进行技能培训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培训费用，导致用工成本上升。由于一些非洲国家教育、培训水平较低，当地十分缺乏有相应技能的人员，即使法律没有此项要求，很多中资企业也不得不自掏腰包对员工进行培训。二是当地劳动法过于保障工人的工作自由，导致工人随意旷工现象严重。东非三国的劳动法都非常重视保护当地工人的工作自由，例如，允许工人在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终止劳动合同，允许工人与用工单位谈判约定工资支付方式，等等。这就导致中国企业经常出现人手不够，不得不临时招聘人员的情况，而对于新招聘的员工不得不重新进行培训，导致用工成本增加。三是当地劳动法规定的假期较多，再加上当地员工缺乏加班意识，导致工程进展关键时期缺乏必要人员。四是当地员工法律意识较强，当地中资企业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应付劳资纠纷。在上述三个非洲国家中，当地人也有非常强的维权意识和法治观念。由于有些中资企业对当地劳动法不了解，再加上一些当地员工出于故意敲诈和刁难中国企业的目的，导致中国企业不得不经常应对劳资纠纷。
作为在东非三国投资所遇到的最大法律问题，一些中资企业对如何处理当地的劳资关系法律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形成了一些值得推广和借鉴的经验。归纳起来，中资企业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严格遵守当地劳动法规，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制定劳动规章制度，规范企业用工管理，减少用工法律风险。很多非洲当地的中资企业都专门将当地劳动法规翻译成中文，供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学习、适用。在了解当地劳动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本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单位的用工管理制度，以减少在招聘或辞退环节出现的法律风险。
二是采取激励奖赏措施，提高当地员工薪酬水平，提升当地员工技能水平，稳定员工队伍，保障企业用工需求。为了能够稳定员工队伍，防止员工为更高的薪酬跳槽，留住一批熟练的技术人员，一些当地中国企业给当地员工发放的薪酬远远高于当地企业的薪酬水平，并且经常免费提供一些技能培训项目，使当地员工既能获得较高的收入，也能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这样他们就会安心在中资企业工作。
三是实行本地化管理，聘请当地律师或与当地法务公司合作，依法应对各类劳务诉讼。一些中资企业为了更有效地依法处理日益增多的劳务诉讼，防止一些当地员工利用中资企业不了解当地法律而有意进行敲诈或刁难的现象，很多中资企业开始改变观念，聘请当地人员担任人力资源主管，这样便于他们与当地员工的沟通与交流。此外，他们还专门聘请当地律师或与当地律师事务所合作，积极依法应对劳务纠纷，维护企业权益。
四是主动与当地员工或有关团体进行沟通交流，改变他们的劳动观念，使他们自觉接受必要的加班，实现双方共赢。在东非三国的劳动法中有很多假期的规定，而当地员工又没有加班的意识，为了保证中国企业的用工，一些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与当地员工或团体主动沟通交流，现身说法，说服他们自觉接受必要的加班。

㈤ 资金融通是意思

融资瓶颈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挑战之一。推动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融资体系，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促进各国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点之一。5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共同努力，在资金融通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成果斐然。

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者和负责任的行动者，5年来，中国积极推动各类主体在境内外募资设立了一批对外投融资机构、基金，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深化与相关国家和地区互利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5年12月份，中国倡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成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重要平台。截至今年8月份，亚投行成员国扩展至87个，已投资28个项目，投资总额54.3亿美元。

成立于2014年底的丝路基金，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也成果颇丰。今年6月份，丝路基金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备忘录，并通过中哈产能合作基金购买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部分股权。7月16日，丝路基金与欧洲投资基金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中欧共同投资基金投入实质性运作。该基金主要投向对中欧合作具有促进作用、商业前景较好的中小企业。截至目前，丝路基金已签约20多个项目，承诺投资金额超过80亿美元。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贷款期限长，在支持境内外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建设上发挥着独特作用；商业银行则在利用筹集资金渠道多元性吸收存款、发行理财、发行债券等方面具有优势。

5年来，各家商业银行积极拓展“一带一路”市场，加大优质信贷项目储备力度，主动对接“一带一路”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并在资源配置、授信审批、信贷规模等方面给予支持。此外，在加大信贷投放的同时，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创新产品和业务模式，探寻“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可行途径。

以中国银行为例，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银行共跟进“一带一路”重大项目逾600个，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共实现授信新投放约1159亿美元。中国银行海外机构已覆盖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多元化金融产品及服务。

㈥ 海外舆论如何评价2017年中国经济

全年GDP总量首超80万亿元，增速在经过近7年调整后首次回升……中国经济2017年的优异表现可谓世界经济复苏中的一抹亮色，海外舆论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增速回升对世界经济复苏的积极意义。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大卫·蒙亚耶教授对2017年中国经济取得6.9%的增长惊叹不已。大卫认为，这充分证明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能够成功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大卫还表示，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西方国家唱衰、看空中国经济前景的论调并不成立。许多西方机构、媒体和专家学者看待中国的眼光并不客观，他们的论断往往缺乏科学分析，掺入了许多主观色彩。今年，南非将主办金砖峰会，中国则将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大卫相信，一个经济上更有活力的中国将为金砖机制和中非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民营银行——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大卫·萨姆阿尔认为，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超过市场预期，表明中国经济企稳向好势头强劲，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复苏和亚太地区保持增长的主引擎。他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正在稳步推进，经济运行情况与决策设计目标越来越契合。他表示，在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积极效应带动下，印尼经济转型的外部环境更趋稳定；中国连续多年保持印尼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稳居印尼第三大投资国地位，这些对印尼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扩大就业、技术创新均有促进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资本有力支持了印尼旅游业、创意产业、数字经济等新经济的发展，表明中印尼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潜力无限。

㈦ 一带一路4年来中国对外承包的工程屡创奇迹是怎么回事

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中企在海外工程承包的模式上将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建造—营运—移交’（BOT）模式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将大幅度增加，以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近日在京发布的《2016—2017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对外承包工程2016年完成营业额1594亿美元，同比增长3.5%，新签合同额2440亿美元，同比增长16.2%；其中在“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市场完成营业额760亿美元，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同比增长9.7%，超过平均值近两倍；交通、电力、建筑领域成为业务增长优势领域。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不仅带动国内相关产品、装备、技术和服务“走出去”，也有力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赢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充分肯定和广泛赞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4年来，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已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在不久前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方承诺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将继续成为中国海外工程承包业务发展的增长点和驱动力，参与海外工程项目建设的中企也在探索新的合作发展模式，寻求在当地业务的转型升级。

5月30日，中国交建所属的中国路桥与肯方签署了10年的运营合同，根据合同，中国路桥将为蒙内（标轨）铁路提供运营及维护服务，服务内容包括机车车辆调度安排、铁路及机车的维护保养等工作，同时为肯方提供技术转移、人员培训等服务。这份合同的签订，标志着海外中国铁路“走出去”从工程建设走向产业链上游，有助于带动中国铁路装备、优质产能全方位“走出去”。

德勤会计事务所报告显示，2015年非洲开工工程项目金额达3750亿美元，未来非洲国家依旧希望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非洲市场前景广阔。

面对这样的投资环境，中企在非洲的工程承包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在“一带一路”“三网一化”推动下，中企在大型项目上的竞争力显著提升，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的可观经济社会效益，让中国品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中企在海外工程承包的模式上将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建造—营运—移交’（BOT）模式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将大幅度增加，以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同时，我承包企业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也在加快转型升级，由单一的土建承包商、勘察设计承包商、设备制造商向综合承包商、运营商，甚至投资开发商转变。”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王志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正如人们从蒙内铁路等诸多中国海外承包工程项目的新突破中看到，转型升级中的中企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正在为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㈧ 谈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的角色是什么

1、世界和平建设者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庄严承诺：“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从亚信上海峰会到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欢迎、认同，并多次被写进联合国重要文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2、全球发展贡献者

一花独放不是春。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为全球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中国新时代的发展理念。中国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与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意在自身实现发展的同时，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联互通的合作平台。6年来，“一带一路”从“大写意”到“工笔画”，从愿景变为现实，推动了一大批项目落地生根，已经成为一条造福共建国家的繁荣之路。

3、国际秩序维护者

从亚信上海峰会到APEC北京会议，从博鳌亚洲论坛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金砖领导人厦门会晤，从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到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在一系列多边场合，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向更加合理、均衡和公平的方向发展。

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推动全球增长开出了“中国药方”。从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到设立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从设立丝路基金，到推动人民币正式“入篮”，中国以坚定的信心和雄厚的实力，不断为完善全球治理提出方案、贡献智慧、落实行动、留下印记。中国用正义的主张、有担当的行动，将一个一个“不确定性”的问号逐渐拉直。

(8)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投资项目扩展阅读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倡议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构建“五位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理念顺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从“中国之中国”走向“世界之中国”的国际胸怀，为人类发展不断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