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ppp 模式中社会资本能得到什么好处
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字母缩写，通常译为“公共私营合作制”，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 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PPP模式的优点：
（1）消除费用的超支。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在初始阶段私人企业与政府共同参与项目的识别、可行性研究、设施和融资等项目建设过程,保证了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缩短前期工作周期,使项目费用降低。PPP模式只有当项目已经完成并得到政府批准使用后,私营部门才能开始获得收益,因此PPP模式有利于提高效率和降低工程造成价,能够消除项目完工风险和资金风险。研究表明,与传统的融资模式相比,PPP项目平均为政府部门节约 17%的费用,并且建设工期都能按时完成。
（2）有利于转换政府职能，减轻财政负担。政府可以从繁重的事务中脱身出来，从过去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变成一个监管的角色，从而保证质量，也可以在财政预算方面减轻政府压力。
（3）促进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利用私营部门来提供资产和服务能为政府部门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能,促进了投融资体制改革。同时,私营部门参与项目还能推动在项目设计、施工、设施管理过程等方面的革新,提高办事效率,传播最佳管理理念和经验。
（4）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可以取长补短，发挥政府公共机构和民营机构各自的优势，弥补对方身上的不足。双方可以形成互利的长期目标，可以以最有效的成本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5）使项目参与各方整合组成战略联盟,对协调各方不同的利益目标起关键作用。
（6）风险分配合理。与BOT等模式不同, PPP在项目初期就可以实现风险分配,同时由于政府分担一部分风险,使风险分配更合理,减少了承建商与投资商风险,从而降低了融资难度,提高了项目融资成功的可能性。政府在分担风险的同时也拥有一定的控制权。
（7）应用范围广泛，该模式突破了目前的引入私人企业参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组织机构的多种限制，可适用于城市供热等各类市政公用事业及道路、铁路、机场、医院、学校等。
㈡ 社会资本投资健康服务业有哪些优惠政策
一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境外资本依法依规以多种形式投资健康服务业。二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服务。三丰富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四培育相关支撑产业，加快医疗、药品、器械、中医药等重点产业发展。加大价格、财税、用地等方面的政策引导和支持，简化对老年病、儿童、护理等紧缺型医疗机构的审批手续。
㈢ 保险业资本流向哪个市场
银行理财、保险理财没有汇率，只有利润率。
保险利润率是保险企业从当年保险费中扣除当年的赔款、税金、费用支出和提留各项准备金后的纯收入与投资纯收入之和，包括营业利润和投资利润两部分。
保险利润率是制约保险供给的一个重要因素，利润率对保险供给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险资本，二是险种结构。众所周知，需求的动力是消费，供给的动力是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均利润率规律支配着一切经济活动，保险资本也受平均利润率规律的支配。如果保险企业利润率高，就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流向保险业，而在一般情况下，保险资本量与保险供给成正比关系，从而扩大保险供给；反之，如果保险企业利润率低，一些保险资本就会退出保险业，流向其他高利润的行业，从而缩小保险供给。同样，某一险种利润率高，保险人会争相开发，从而增加某险种的供给；反之，如果某险种利润率低甚至亏本，保险人就会减少或停止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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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如何发挥保险资金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
2016年，保险资金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力度，在支持扶贫攻坚、产业升级、民生项目、“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保监会修订并发布《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试点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06]1号），放宽了保险资金可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行业范围，增加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即PPP模式）等可行投资模式。2016年，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注册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共计152支，同比增长25.6%；注册规模3174亿元，同比增长17.3%；累计注册保险资产管理产品651支，注册规模16525亿元，保险资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的项目频频落地。面对资产荒、项目荒的严峻挑战，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开发搭建全国性的资产管理信息共享平台，为资金方、项目方和产品方牵线搭桥。目前，平台已推出项目超过1600个，项目投资规模39204亿元，平台机构用户超过360家。作为保险行业投资平台，1月4日正式成立的、负责中国保险投资基金的设立、募集和管理的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引导保险资金支持重大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截至12月底，已落地发行项目总规模超1500亿元。
㈤ 保险资金参与沪港通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现阶段可以大体维持中央、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划分，继续发挥地方改革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目前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应该重点着眼于寻找新的机遇，扩大开放，提高标准，以开放促改革。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偏低，而“沪港通”则为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提供了试验田。依照现有的国情，我国在养老保障体制上很难实现财务平衡，因此需要推动养老保障的待遇标准从受益基准制转向供款基准制。在医疗体制方面，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扩大市场准入，同时发挥商业保险的功能。
构建鼓励地方改革创新的中央地方关系
“沪港通”：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试验田
目前，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程度偏低，造成我国金融市场相对封闭，不利于金融机构摆脱惰性，影响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正在筹备中的“沪港通”，不但是了解境内、境外资本流动的一个绝佳观察口，也可以作为稳定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一个试验田。资本市场对信息的反应最为敏感，能够最先反映出投资者信心的变化，“沪港通”的资金走向基本代表境内外基金的配置倾向，因此可以成为跟踪资本跨境流动的重要指引，也是理解境内、境外资本流动的观察口。与二级市场相关的跨境资金流动只是资本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沪港通”的初期规模不是很大，而且确定是以券商通道投向股市，所以对汇率的影响有限，因此不会失控。
推动养老保障的待遇标准从受益基准制转向供款基准制
当前庞大的养老金缺口既可能对未来的财政可持续构成严峻挑战，又深度影响当前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根据初步测算，现行职工养老保险体系近期会出现大量资金缺口，其后不断攀升，考虑已有的资金积累并维持现有占GDP0.5%的力度的财政补贴，到2050年累计的资金缺口将占当年GDP的42%。
目前养老保障制度碎片化严重，可携带性不足。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存在分人群、分区域式的制度碎片化现象，这既无法满足公平和效率的要求，也阻碍了人们的择业自由，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因此，现在需要建立的是跨地区的养老金可携带政策，只要养老金可以跨地区携带，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并不特别迫切。中央应该鼓励不同的地方根据自己的特色，选择不同的政策，然后中央在跨地区可携带性方面推出一些协调性政策，既保证劳动力的流动，又给地方一个创新的空间。
当前，需要推动养老保障体制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养老保障的待遇标准从受益基准制向供款基准制转变；二是养老保障的资金来源从现收现付制向预筹积累制转变；三是养老金个人账户安排从名义个人账户向做实个人账户转变。只有这三个转变才能实现养老体制的财务可持续性。其中，待遇标准的转变更为关键：供款基准制使得权责的联系更加紧密，有助于解决财务不可持续的问题；这种转变使得政府和个人的责任划分更明确，如果政府对特定的群体在个人账户供款方面给予补助，再分配同样可以通过个人账户实现。此外，在处理财务不平衡时，必须将其写入顶层改革方案，引起更多的重视。
在事权上，不应急于改变中央地方之间现有的事权划分，继续发挥地方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除了推动司法权“去地方化”之外，其他地方事权目前可继续由地方掌握。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土地、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模式等领域，应该允许各地方根据中央确定的原则和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的改革方案，这有利于地方发现各方案的优劣，比较竞争，最终优化趋同。财权上，在地方仍然承担较多事权的前提下，需要赋予其相应的财权，包括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由于近期面临“营改增”改革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的矛盾，可以通过加大现有主要税种地方占比等方式，适当弥补和扩大地方财力，比如，增大地方在增值税中的分成比例。
为了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需求与阳光融资渠道极为有限的矛盾，应该逐步建立一个以市政债为基础的地方政府融资体制。反对地方政府发债的主要依据是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很难硬化，但是，一方面，当前基本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做法基本无效，因为已经有为数众多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因此更应该强调新的约束机制。另一方面，地方债的硬化约束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比如，可以设定债务上限，试编并公布各省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还可以加强对债务可持续性的管理，虽然现在中央和地方都在做滚动预算，但没有在滚动预算的基础上做中长期债务可持续性预测。此外，地方的行政领导频繁更换，也是导致市政债的约束机制失效的原因之一，因此需要改革干部的管理体制。
发挥市场作用推动医疗保障体制改革
医疗保障改革的核心是发挥市场的作用。首先，放开医疗市场准入，包括中心城市和小城镇的医疗服务准入，推动形成多元办医、有序竞争、分层合作的格局。适度放松对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鼓励民办医疗和外资参与的医疗机构的发展；按照统一标准实施行业监管和医保政策，营造公立和民营医疗机构的公平竞争环境；加强城镇社区医疗诊所和农村地区中心卫生院的建设，建立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其次，充分发挥商业性医疗保险功能，满足包括大病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在内的多样化需求，减少居民对社会化基本医疗保险的过度依赖。医疗体制涉及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例如，有关药物、诊断技术的信息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有明显的不对称，其难点在于在其他领域非常有效的市场机制，到医疗领域有可能会无效。而商业保险的信息中介优势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相应的配套措施如税收、补贴、人事政策必须到位。并不是放开准入就会一劳永逸，当前社会资本投资的医疗机构都是按照盈利机构来纳税，另外公立医院得到多种补助，因此这是不公平的竞争。除此之外，医疗卫生部门的人事制度也阻碍了医生的自由流动。当前优质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医院，一般的乡镇卫生院尽管有一定的设备基础，但人才严重不足。因此应该设计合理的制度，使得更多的专业人才参与到各种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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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悬赏一遍论文，题目：融资型投资业务的资产运营效率与风险防范，要求，正式论文格式，题材随便，时间很紧
在较长时期内，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将会是我国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的主阵地，主要投资方式未来可能从信用借款转向PPP等项目融资方式。
2006年以来，中国保监会发布了一系列保险资金运用政策，支持保险机构通过债权、股权等多种形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目前，保险资金主要采用间接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由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管理机构作为受托人，发起设立信托型投资计划，向保险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基础设施项目。
截至目前，保险机构通过发起设立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项目资产支持计划等投资计划，投资各类基础设施项目超过万亿元，主要投资项目有中石油西气东输项目、南水北调工程、京沪高铁等国家重大工程及城市轨道交通、保障性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项目等重大民生工程。债权投资计划已经发展成为企业年金、银行理财资金等保险业外资金争相配置的重要金融产品，成为部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业务和重要收入利润来源。
未来一段较长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积极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巨大，均对中长期投资资金的需求很大。与银行、证券、信托等其他金融部门相比，保险业可以提供期限更长、供应更加稳定、资金成本较为合理的巨额资本，有条件成为经济新常态下长期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外部环境挑战
从外部投资环境看，保险机构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还存在一些挑战因素：
一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凸显。
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投融资主体，以平台债务融资为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不可持续。大部分平台主要从事投资回收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和园区建设等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难以依靠项目及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偿还贷款，维持资金链条主要依托土地财政。地方财政提供的各种显性或隐性担保是包括保险资金在内的各类社会资金向平台提供融资的主要动因。
从长期看，地方财政收入有下滑趋势，地方政府还款能力可能进一步下降。部分地方政府契约精神和信用意识较为淡薄，还款意愿较低，甚至存在“新官不认旧账”、“管借不管还”以及通过行政手段逃废平台债务的现象。
在部分区域，地方政府通过多个融资平台集中举借巨额债务，借新还旧、平台相互担保等情况比较严重，部分城市需偿还的债务本息已经远超过其可支配总财力。近年二、三线城市土地出让净收益普遍大幅度下降，土地财政难以持续，区域性投资风险逐步显现。
二是股权投资权益保障机制难以落实。
例如，2007年平安资产发起设立股权投资计划募集保险资金，成为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并委派了董事和监事。由于京沪高铁存在治理结构、关联交易、核心资产划分等问题，影响了京沪高铁的发展质量和运营效率，京沪高铁作为优质资产会计报表连年亏损，极大损害了保险等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
三是缺乏配套支持政策。
例如，保险资金股权投资计划取得的收益为目标公司的税后分配收益，应免征企业所得税。但目前税收法规存在滞后性，实务中保险公司面临重复征税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和投资积极性。又如，不动产投资计划的资产抵质押登记制度尚未明确，在国内大部分地区无法办理不动产抵质押登记，严重限制了投资计划的风险管控和权益保障能力。
监管政策制约
从监管政策层面看，2012年10月发布的系列监管政策大幅度拓宽了险资投资计划的运作空间，政策效应已经显现。从市场主体反映的情况看，还需要进一步修订监管政策。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
一是监管政策立法层级过低。
目前投资计划主要依据是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还有一些非正式的监管口径，缺乏上位法支持。监管政策对微观具体事项规定过细过严，修订不及时，缺乏制度弹性，限制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创新空间。
二是投资行业范围较窄。
监管政策限定了交通、通讯、能源、市政、环境保护等5个可投资行业，与实体经济的重点投资行业并不匹配。现有投资计划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和不动产3个行业，合计占比超过90%。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中，投资额占比前五名的行业依次是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用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三是高度依赖外部信用增级。
符合监管政策免于信用增级要求的偿债主体较少。按2013年中国500强公司排行榜，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00亿元的公司不到100家，其中还有部分公司净资产低于300亿元，不满足监管要求。如此，绝大多数债权投资计划都需要有非常强的外部信用增级，显著增加了融资主体的融资成本，造成对信用资质好的融资主体的挤出效应。一方面，降低了专业管理机构选择优质偿债主体的空间，降低了投资计划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债权投资计划的第一还款来源普遍较弱，形成风险隐患。
市场主体问题
从市场主体层面看，保险机构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行业文化的制约。
保险业长期存在重视前端销售、强调当期激励、忽视能力建设的文化缺陷，对保险资产管理产品领域的负面影响表现为：低价竞争与同业抢夺项目，投资协议不规范而存在法律风险，以高当期激励争夺行业内有限的专业人员，普遍忽视后续管理与风险管控，急于拓展业务而忽视能力建设、风险控制和投后管理等。
二是投资管理能力普遍不足。
目前，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的投资模式单一、投资期限较短、创新意识不强、专业团队相对分散、投资风险管控能力较弱。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量较大，投资期限较长，涉及较多的法律问题和投资风险，协调管理成本较高，投资风险难以控制，需要积聚行业力量来对接重大项目，提升专业管理机构的投资能力。
三是保险资金负债成本逐年走高。
近年，保险与券商、基金、信托、银行理财等金融机构和产品的竞争加剧，推高了保险产品的渠道销售费用和负债成本。保险资金对投资计划的收益率要求超过企业年金和银行理财产品，制约了保险资金通过投资计划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由于投资计划的收益率不能覆盖其负债成本，部分中小保险公司大量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信托计划，潜伏了较大风险。
创新路径思考
首先，保险机构需要加强能力建设。
保险资金作为保险公司的负债，是保证其履行保险赔偿或给付义务的准备金，是中产阶级的风险储备金和养命钱。与信托、私人银行、私募基金等针对高净值客户的金融产品相比，保险资金更加强调投资安全性。由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资产流动性差，信息透明度较低，存在较大投资风险，因而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对投资管理能力的要求远高于股票、债券等公开交易品种。
为有效管理投资风险，专业管理机构应当在项目储备、尽职调查、信用评级、项目评估、交易结构设计、决策审批、组织实施、产品销售、后续管理等重点业务环节具有较强的专业水平，建立具有项目投资、法律、会计、审计、资产评估、信用评级、风险管理等方面从业经验的专业团队，建立相互制衡的运作机制，减少对个人专业能力和业务资源的过度依赖。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需要实现专业化运作，搭建合理的组织架构，设计专业化运作流程，积聚专业人才和资源，有效提升投资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
其次，保险机构需要加强业务创新。
最近几年，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大力开发准标准化的债权投资计划金融产品，锻炼了队伍，积累了业务资源，建立了销售渠道。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规范管理，地方政府隐形担保及刚性兑付逐步打破，地方融资平台面临转型与分化。财政部与发改委等部门正在积极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可以预计，符合价格调整机制相对灵活、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投资规模相对较大、需求长期稳定等特点的经营性及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未来可能主要通过PPP方式进行融资运作。
保险资金要顺应这种变化，适时将投资计划的发展重心从公司融资或平台融资转变为项目融资，创新交易结构和产品形态，以项目本身的经营性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减轻对银行担保等外部信用增级的依赖。通过投资计划直接对接优质投资项目，投资期限与项目投资回收期相匹配，偿债安排与项目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相匹配。由此减少偿债主体的再融资风险及保险资金的再投资风险，充分发挥保险资金提供中长期稳定性投资资金的比较优势。
再次，保险行业需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行业协会需要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已经成立，债权投资计划等金融产品注册查验工作将主要由行业协会承担，监管部门将更多关注系统性区域性风险防范。行业协会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好维权、服务、创新和自律的功能作用，积极维护市场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二是尽快建设投资计划交易清算平台。由于投资计划个性化特征较强、信息披露不足，目前流动性较低，缺乏市场化定价估值机制，亟须建立相应的市场基础设施。包括：建立或选择资产交易场所，让资产流动起来，盘活存量；要有专门机构进行产品登记和确权，建立登记中心和行业管理平台；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对相关利益主体的约束力，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时效性、连续性、全面性。
三是建立行业性母基金。保险业通过成立行业母基金的方式开展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可以构建行业平台和公司平台两级专业投资管理平台，统筹行业力量，提升行业整体投资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同时还能有效实现投资分散度，平滑投资风险。
最后，进一步改进监管方式与机制。
按照“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总体要求，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一是完善监管政策。尊重市场主体，鼓励行业创新，根据市场情况及发展需要及时修订、整合及简化监管政策，提高监管效率和弹性。在政策层面支持保险机构扩大投资空间，丰富投资工具，加强风险管控，确保投资风险可控。
二是完善配套政策。主动加强与国土、住建、财政、税收、环保等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推动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支持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配套支持政策。
三是加强风险管控。持续监测保险资金投资风险，确保保险资金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