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让钱动起来，这样才能资金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储蓄使资金丧失流动性
⑵ "在金融市场，一些人的储蓄可以转化为其他人的资本”这句话如何理解
一、几个基本概念
资本：经济分析传统上将生产要素分为三种：土地、劳动和资本，土地与劳动为基本生产要素或初始要素，资本则称为被生产出来的要素，一种本身就是由经济过程产出的耐用投入品，如建筑、设备及投入和产出的存货。资本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资本的使用价值就是资本的增值性或者增殖能力。
融资：就再生产所需资本而言，社会资本有五种融通渠道，一是财政生产性投入，二是金融信贷资金，三是资本市场融资（发行上市、上市公司再融资、发行债券及可转换债券），四是商业信用，如商家之间的预付、应付、赊销、代销等资金，五是民间融资，表现为企业（或个人投资者）的自筹资金以及他们之间的借贷资金等。
资本经营：就是将资本作为商品加以经营的经济活动，其实质就是将资本的使用价值加以买卖。
民间投资者：按现行统计口径，社会投资者可分为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大致可以把非国有单位视作民间投资者，即民间投资者包括：股份制企业中非国有股东，城乡集体企业（如乡镇企业），私人经济（如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专业大户），个人投资者（如股民），政府引导投资项目中城乡个人的出资等。
民间投资：是指个体、私营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联营、合股等经济实体的投资。
启动民间投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良好的投资机制，通过建立消费（或储蓄）与投资、负债与资本金、金融资金与产业资本等之间有效的互动和转换机制，促进非国有单位、个人的消费资金（或储蓄）向投资转化，从而增加民间资本总量；二是营造良好的企业成长环境，培育民间投资者，激活其作为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增强其创业能力和融资能力，从而增加社会投资总量，优化社会资本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提高投资效率。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通过建立有效的投资机制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形成区域核心竞争能力，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对民间投资主体概念的定义，大体可分为三种口径，中口径为：非国有经济与非外商经济投资的总和，包括交通、联营、个体、私营、非国有股份制五种经济类型的投资的总和。主要以直接与间接投资两种形式，国内与海外两大区域，独资、参股、控股三大手段，大、中、小三种投资规模，重点分布在农业、制造业、交通仓储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五大产业领域。
二、全市民间投资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基本情况
1、民间投资保持旺盛增长势头
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地区以来，我市民间投资始终保持加速增长态势。1994-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29亿元，是建区前1981-1993年总额的5.31倍，其中，1994-2002年非国有经济57.5亿元，是1981-1993年总额的3.71倍。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6.03亿元，其中，非国有经济12.55亿元，分别1993年、1995年和2000年的6.21倍、3.02倍和1.54倍。非国有经济投资在1981-1993年、1994-2000年和九五（1996-2000年）期间，平均速度分别为13.72%、22.07%和32.45%。
以“两工”、投劳折资等方式，将劳动力资源转化为民间资本，集中投入到交通、通信、能源、水利、城市、巴中新村等基础设施建设。1994-2000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地方自筹67.4亿元，占77.87%，以劳折资59.91亿元，占69.21%。
2、私有经济成为民间投资的主力
坚持对内对外开放，促进了以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为代表的私有经济成为最活跃的经济主体和民间投资的主力。2002年，全市发展各类民营企业755户，新发展个体工商户7721户，民营经济从业人员11.33万人，增长16.8%；注册资金9.32亿元，增长15.5%；全年产值及营业收入为95.46亿元，增长20.3%；上缴税金1.32亿元，增长19.6%，占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达到49.2%；实现增加值47.83亿元，增长20.3%，占GDP的比重达到50%。
3、民营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民营经济以其制度创新、机制灵活的优势，对全市国营百货、糖酒、蔬菜等商业企业发起强烈竞争。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1993年国有、私营、个体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2.06%、1.15%和27.48%，到2002年则分别为14.65%（下降17.41个百分点）、5.45%（上升4.3个百分点）和55.9%（上升28.42个百分点）。民营经济促进了市场活跃和流通发展。
4、民间投资发展的空间较大
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构建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区域经济框架，是“巴中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大力培育市场经济主体，很抓大户发展，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政府推行“六统一、一监督”制度，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实行主导产业优惠政策，降低产业进入成本。如对天然气（CNG）汽车的发展，允许个体控股发展；加强市场经济秩序建设，建立绿色食品“绿色通道”，减少管理环节，降低流通费用，降低社会成本。这些措施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拓展了民间投资发展空间。以通江银耳、南江黄羊、巴州芦笋、平昌高梁、巴州雪山的长毛兔、巴州渔溪的川明参、南江和通江北部山区的中药材和干果等特色绿色食品正逐步被培育成为主导产业，增加了投资商机。其他一些区域性或社区性的投资项目也具有良好的投资回报，如巴城和三县城以及重点集镇的房地产、社区建设等都具有广泛的市场。
5、民间资本总量不断增大
民营经济的组织形式有所提高，私营企业中股份制企业的比重明显上升，个别个体户（主要是科技服务产业）注册为个人独资企业，一批私有经济业主在投资特色绿色食品的过程中，增加了科技含量，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民间经济企业，民间资本总量不断增大。2002年全市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47.73亿元，占各项存款余额的79.98%，全市人均储蓄额达到1350元，比1993年的177元增长6.6倍。在金融市场，一些人的储蓄可以转化为其他人的资本。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思想观念仍存在一定的偏见
在一些干部群众中间，培育民间投资主体、发展民营经济的观念尚未成为全市的主流思想。一些干部对民营经济缺乏服务意识，认为从民营经济中“吸”一点“借”一点不损害国家利益。
2、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缺乏法律保护。例如，由于现行法律将贪污罪的主体定为损害公有财产所有权，对私营企业中的雇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私营企业财产，只能作民事经济纠纷论定，故个体、私营个体在生产经营中，财产被侵吞、权益受损害以及遭受有关部门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侵扰的事情，仍屡见不鲜。
缺乏产业指导和发展规划。据统计，我国国有经济可以投资的领域约有80个，外资约60个，而非国有经济仅约30个，不少领域外资进入了，对民间资本却排斥在外。政府的一些规定使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如限制民营经济进入电信、广电等行业。在评定职称、计算工龄、在职培训等方面，民营经济的从业人员也受到一些限制。
税收政策不平等。民营企业除了缴纳所得税，其税后利润分配还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造成了事实上的双重征税；国有单位可能得到划拨土地，而个体、私营经济只能以更高的价格以出让方式得到。由于大多数民营企业都属于现行税法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在100万元或产值在180万元以下），还不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因而难与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打交道。
政策措施不配套。国家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地方政府也配套出台了扶持措施，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很多是停留在一些概念比较抽象，缺乏相应的具体措施，导致政策的可操纵性差，甚至出现政策与政策之间不衔接，政策文本与法律文本内涵与外延不一致的现象。
银行信贷支持不平等。尽管一些地方建立了中小企业担保组织，但是担保机构资金来源及资金运作方式单一，补偿机制不健全而形同虚设，手续多、费率高、范围窄、额度小、期限短、可操纵性差，难以为民营企业提供有力的担保。政府对一些企业的财政贴息贷款、产业发展基金在安排上，民营企业也很难得到。据统计，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中，自筹占50-60%，银行贷款、利用外资各占15%，国家预算不到1%。2002年，全市私有经济贷款1.42亿元，约占贷款总额的2%。
市场管理不规范。对民营企业的管理政出多门，工商、税务、劳动、公安、环卫、物价、城建等诸多部门各管一块事，“有利争着管，没利无人管”，使得劳资纠纷、劳动安全、养老保障和偷漏税等行为时有发生。
3、民营经济自身存在一些缺陷
个体规模小。2002年全市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本约21万元，而1998年全国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本为59.9万元。
组织形式相对落后。全市民营经济主要以个体户为主要的组织形式，家庭式的管理方式和高度集权化的决策机制，导致财务管理混乱，缺乏自律性，生产经营行为短期化，缺乏长远战略思想，技术和人才吸纳力不强，在法律保护、市场拓展、融资手段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产业空间狭窄。全市民营经济大部分集中在商业批发零售、饮食娱乐、交通运输服务等行业，其社区性特征突出，向外拓展市场的可能性较小，业内竞争十分激烈。如巴城的士通常价格仅2元钱。
私企生命周期短。据调查分析，我市个体户的平均生命周期为1年多，60%的私营企业经营期不超过3年。
三、民间资本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三大支柱，我市民营经济则已占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巴中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根本途径就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努力提高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
我市应围绕这条主线，在更新思想观念、拓展产业空间、更新融资工具、培育市场主体、优化投资环境等方面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以新的举措创造新的发展业绩，促进“三大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更新思想观念
促进和引导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的转变，发展壮大民间投资，有利于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有利于增加就业和繁荣市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在自主性；有利于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加快经济社会的市场化进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转变思想观念，树立“学而优则商”的社会意识。要大力破除一些地方还相当严重的“官本位”思想，破除鄙“商”、恐“资”的思想，要努力形成尊“商”、重“资”的社会主流思想意识。
（ 二）拓展产业空间
民间资金要转变为民间资本，其基本前提条件是民间资本要有投资的空间、投资的机会和获取收益的预期。
一是放宽产业准入条件。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领域，均鼓励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在实行优惠政策的投资领域，对民间资本同样适用。要改革传统的投资体制，变基础设施公益型为开发经营型，把基础设施作为资本品推向市场，引入旧城改造、新区开发等建设领域，运用级差地租原理，以规划为龙头，以土地有偿出让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为手段，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水电气、垃圾处理、道路、桥梁和城市交通等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加快巴城中心城市和三县城副中心城市的建设步伐，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良性循环。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投资绿色农产品开发，发展社区服务业和民办教育、民办旅游等。
二是积极培育主导产业。没有选择就没有优化，就没有相对优势。根据相对优势资源，进行主导产业的培育，以加强产业分工协作，提高产业关联度，降低生产成本，创造区域市场，形成民间资本良好的投资预期。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生态环境优美是我市的相对优势资源，也是我们进行主导产业培育的首选产业。要把劳动力资源开发当作第一大产业来办，努力建成全国知名的劳务输出市场。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绿色农产品开发，发展南江黄羊、通江银耳、中药材、山野菜、干果、芦笋、兰草等特色花卉，以及江口醇、小角楼白酒，南江霞石等特色工业产品。
（三）更新融资工具
更新融资工具是民间资本转化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一是对国家投资的项目，要继续探索采取项目股份、合作或出售未来经营权等形式，向社会吸纳资本。对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可减免基础设施配套费、分期支付土地转让费，给予扩大特许经营权期限、范围，合理提高项目收益和回报率等优惠条件，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对竞争性项目，要坚持项目法人制度，由项目法人对项目投资和经营负责，政府严把产业政策、公共和劳动安全、生态环保三大关。通过深化国有集体企业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改造吸纳和带动民间资本的投入。通过财政贴息、参股、担保等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应，以吸引民间资本的大量跟进。
二是金融改革。继续深化国有金融体制改革，改善金融服务质量，实现金融企业与地方发展的双赢。积极稳妥地发展地方金融，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股份制改造，允许市内外企业和个人参股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应完善机构设置，明确工作职责，充实信贷人员，制定有针对性的贷款政策和管理办法，增强服务意识，增加服务品种，对民间投资者的贷款申请一视同仁；要帮助民间投资者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增强信用意识，提供信息咨询和理财经验；要与民间投资者共同努力，严格防范金融风险。取消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的额度要求，只要具备发债条件，就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登记发行债券；还可以采取买壳上市等方式，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借壳上市，利用资本市场融资。
三是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完全依靠由企业推进产业化发展来完成是不现实的。乡镇政府要切实改变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由定项目、下指标、督生产转向指导建立合作组织、开展劳务输出、绿色农产品开发或专门从事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等经营活动。
四是资本转化和流动。创造条件推进资源、产权的资本化。政府对巴城和三县城的城区国有土地建立一级垄断市场。进一步完善住房建设和销售的各项政策措施，发展住房二级市场。鼓励建立为民间投资者服务的商会、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发展为民间投资者提供政策、法律、财会、技术、管理和市场信息等服务的中介组织，帮助民间投资者建立规范的产权制度、财会制度和人员培训制度。
（四）培育市场主体
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我市最为缺乏的即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套企业培育机制，促进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
一是实施“孵化”政策。在由农民向个体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孵化”工作的重点是减负，减轻农民的转变成本；在由个体经济向民营企业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孵化”工作的重点是推进创新，通过政策的不断调节，大力引进外地投资者，鼓励市场竞争，增强企业活力。
二是增强民营经济的自我完善能力。通过加强产权制度建设、内部管理、市场扩展、技术改造等方面的改造，提高企业的适应能力、赢利能力和发展能力。
三是在民营企业加快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管理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技术不断创新”的灵活机制，特别是通过办好工业园区来带动“现代城市型产业群”的发展,即形成若干组有机结合、优势互补能产生出特有组合效益的企业群,并体现其先进性、特色性、低污染性、高就业性。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提高企业组织化程度和工业生产要素的集中度，提高民营工业产业层次，促进民营经济向科技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提高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
（五）优化投资环境
经济主体的亲附背离与否，关键看其投资环境是否优劣。投资的社会成本低，易于安居乐业就是好环境。因此，优化环境，建立投资“洼地”，筑巢引凤，是地方政府加快经济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一是加强硬环境建设。要继续加强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区位劣势，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创业环境。
二是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价格欺诈行为，坚决破除产业、区域以及行政管辖权的壁垒限制；建议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收入型，允许购入资本品的进项税额按折旧年限逐年抵扣，降低投资成本，刺激投资增长；进一步完善“六统一、一监督”和“民主评税”等措施，取缔各种非法收费项目，完善税种结构，对与民间投资有关的税费科目要进行清理和规范，调整不公平的税赋，切实减轻民间投资者的负担；对尚处于创业阶段的民间投资者可以给予一定的减免税支持，建议把那些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或基金，通过扩大现有税种税基或设置新税种的办法实施“费改税”，切实降低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
三是重塑人文环境。要通过宣传教育，继续发扬“红军精神”、“巴中精神”，培育创业创新精神，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和尊“商”崇“技”的社会氛围，树立巴中良好的区域形象和商业信誉。调整和制定有关政策，使民间投资者在评定职称、评选先进、户籍管理、子女就学以及因商务和技术交流需要办理出国（境）手续等方面，享受国民待遇。
四是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政府要进一步加强为经济主体服务的工作，努力提高公共产品有效供给能力。要把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本着积极引导、热心服务、依法监管的原则，采取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尽快建立民间投资项目登记备案制度。改进对民间投资的统计方法，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民间投资状况。搞好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加强劳动安全保护，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区域政策的应变和创新能力，提升区域整体形象。
五是推进民主政治环境建设。进一步扩大政治民主，拓展民间投资者参政议政的渠道，加强社会舆论监督，为民间资金转变为民间资本创造政治社会条件，为发展民营经济服务。
⑶ 什么是货币政策风险承担传导渠道
货币政策是政府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的各类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占有重要地位，货币政策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中也处于核心地位。在货币政策的研究中涉及到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即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问题。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后，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开始正式形成。在这20多年里，中国人民银行由原来的“政府出纳”角色逐渐演变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宏观调控部门，货币政策由原来基本被忽视逐渐被公认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自1984年我国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开始，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也随经济体制的转化而逐步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征。从1984年至今，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及传导机制的变迁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直接调控的货币政策（1984～1993年）
这一时期，全国的货币调控主要以央行的直接调控为主，货币调控工具主要为利率、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断加强对信贷规模和再贷款额度的控制。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传导中，1984～1985年为抑制信用失控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1986年紧缩货币政策起到效果，当年工业增长速度下降到0.9%。由于要求放松银根的压力存在，中央银行同年取消了信贷指令性控制做法。1986年银行贷款增加28.5%，农村信用社贷款增长42.1%，经济再度升温。1992年宏观经济政策再度宽松，新一轮经济过热开始。当年信贷规模增长如表1所示，金融秩序出现混乱现象，人民银行开始实施严厉紧缩政策。结合表1的数据分析，从政策的实施结果来看，虽然直接调控缺乏必要的弹性，使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大起大落，但就政策而言，无论扩张还是收缩行为，都能很快实现货币政策调控意图。
（二）直接调控为主、间接调控为辅的货币政策（1994－1997年）
这一时期，中央银行的货币调控手段主要为信贷计划，其次为利率工具，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常用的货币调控工具在这一时期较少采用。1994年为了克服总需求受到抑制，而通货膨胀仍在继续的局面，选择了将治理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从而开始了长达4年的从紧货币政策。1994－1997年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最大特点是一再贷款和外汇市场的“对冲”操作来调控基础货币供应量（见表2）。
表l：1984～1993年货币政策调控结果 年份 信贷计划数(亿元) 实际信贷额(亿元) 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GDP增长率(%) 通胀率(%)
1984 423 1176 49.5 34.3 34.8 16.9 2.8
1985 713 1140 24.4 14 25.4 13.5 8.8
1986 950 1685 23.3 29.4 20.6 8.8 6
1987 1225 1442 19.4 14.4 24 11.6 7.3
1988 1560 1519 46.7 21 21.2 11.3 18.5
1989 1600 1858 9.8 6.6 18.3 4.1 17.8
1990 1700 2757 12.8 19.2 28 3.8 2.1
1991 2100 2877 20.2 23 26.5 9.2 2.9
1992 2800 3526 36.5 25.2 31.2 14.2 5.4
1993 3800 4846 3513 38.3 37.3 13.5 13.2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网站。
表2：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结构变动 年份\增加额比例\基础货币工业主要渠道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增加额 比重 增加额 比重 增加额 比重
外汇占款 2302 64 2765 45 3072 87
对国有银行再贷款 2832 -79 1317 21 -2059 -54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01－1998.01）。
（三）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1998－2003年）
这一时期，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采用资产负债比例取代贷款规模限额，在调控工具上，注重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等，以强化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1998－1999年为货币适度扩张时期。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央银行为了克服商业银行“借贷”行为，采取了有利措施放松银根。2000－2002年8月货币政策为稳中偏松时期。此期间，消费物价指数为0.6%，通货紧缩的现象并未完全消失。2002年9月～2003年末16个月间为通货适度紧缩时期。
（四）间接调控政策的确立阶段（2004～2007年）
2004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化措施，对信贷资金的过快增长进行了“微调”，当时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主要以信贷传导为主，汇率、利率等传导途径为辅的间接货币调控政策基本确立。
（五）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至今）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以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我国经济受冲击加大，人民银行开始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4.14%下调至2.25%累计下调1.89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7.47%下调至5.31%累计下调2.16个百分点。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见表3），货币政策使用密度较为频繁。到了2009年下半年，已实现经济快速恢复增长，这时央行开始考虑宽松货币政策适时逐渐退出的问题。
表3：存款准备金率调整 时间 存款准备金调整
2008.9.16 17.5%调至16.5%
2008.10.9 16.5%调至16%
2008.12.5 16%调至15%
2008.12.23 15%调至14.5%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011年，货币供给平稳回落，货币政策回归常态。进入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于2011年1月18日、2月25日和5月10日，三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机构暂不上调，以对冲银行体系部分过剩流动性，控制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同时又兼顾到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发展。
2011年上半年，我国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宽松力度有所减弱。中国人民银行三次上调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货币供给逐渐平稳回落；引导银行把握信贷总量、节奏和结构，加强金融风险防范；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适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但也出现了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实际利率水平为负值、股票市场整体走弱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集聚的情况。
2011年公开市场操作在流动性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市场流动性变化，灵活、适时、适度地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2011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表示，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中央银行此次汇率改革的直接目标是缓解国际压力。无论从5月外贸形势、国际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向和国内CPI超过3%等国内因素来看，还是从全球汇率结构性变动看，此时人民币重启汇率改革的成本都是比较低的。在一定意义上，这意味着我国将容许一定程度的人民币缓慢升值，因此也意味着收紧国内总需求，减小了年内加息可能性。在2011年G20多伦多峰会召开前夕重启汇率改革，较好地把握了时机。今后，将继续按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从上述各阶段货币政策的实证分析不难看出，目前我国仍执行着信贷渠道为主的传导机制，但是随着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率传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资产价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也逐步凸显出来。
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通过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发展沿革以及各种渠道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的分析，结合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一）利率传导渠道
在我国，由于利率市场化并未完成，利率形成机制不尽合理，使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和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受到制约，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率非完全市场化扭曲了利率的形成体系。在利率市场化国家，基准利率一般指央行再贴现率和再贷款利率，然后以此为基准通过货币市场利率中介等短期利率形成对应存贷款利率等长期利率的调节。由于我国存贷款等长期利率是受管制的，短期的货币市场利率难以通过市场化的利率期限结构来影响长期利率；存贷款利率作为一种政策利率反而会对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产生不小影响。如此一来，虽然短期利率已市场化，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长期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最终导致一方面投资、消费等经济变量对市场化短期利率的反应不灵敏，另一方面非市场化的长期利率失去了对经济资源市场均衡优化配置的功能。
第二，利率非完全市场化制约了消费和投资对利率的弹性。市场化的利率体现了社会投资报酬和资金成本，对于企业，市场化利率是其投资决策与内涵报酬率相比较的基准，而官方公布的贷款利率非市场化利率，不能真实反应企业的资金成本，这就造成了投资对官方公布的贷款利率不敏感。而从居民层面看，利率管制使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波动幅度小且频率低，这使得财富收益的变化范围较小，即使利率有些微调，人们也不会因此认为财富收益有大的改变；同时，利率非完全市场化限制了市场的流动性，并产生了对居民消费的抵减作用，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利率变化对财富价值的影响程度，这从本质上制约了利率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力度。
第三，利率非完全市场化制约了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利率具有调节经济的内在平衡机制，而利率非完全市场化破坏了这种平衡机制，对商业银行信贷供给形成制约。
第四，利率非完全市场化制约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发展中国家的利率管制对经济增长造成了较大损害，这些低的或负的实际利率造成了金融的非中介化，利率不能有效发挥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杠杆作用。就我国现实而言，以金融机构存贷差作为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考查指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存贷差一直在增加，长期沉淀在金融机构的资金，最终一部分会成为金融机构弥补不良贷款和亏损的资金，对货币政策形成传导障碍。
第五，利率非完全市场化扭曲了股市价格。利率作为股票市场的一个敏感指标，中央银行的每一次利率调整，甚至投资者对利率走势的预测或市场对利率变动的谣言都极易造成股价的波动，可以说，利率在某种程度上是股价变动的参照基准。在利率非完全市场化背景下，由于利率实质上充当了再分配的一种手段，而无法反映真实的资金供求关系，由此，实际利率的变动必然导致股票价格的非正常反应，这也是造成我国近年来股市泡沫、风险累积，最终导致股市传导机制不畅的重要制约因素。
（二）信贷传导渠道
第一，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在中国人民银行阶段传导不畅主要是由于利率弹性不足，利率的变化不能有效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进而影响其可贷资金规模。
第二，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在商业银行阶段传导不畅主要是由于商业银行存在多重经营目标，银行信贷供给不完全受可贷资金规模的影响。通过对银行信贷渠道各时期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企业主导时期”的传导非常有效；“中央银行主导时期”和“商业银行主导时期”的传导是弱有效的。
第三，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在“企业主导时期”传导有效是由于企业所获得的贷款及时用于了生产性投资。正因为如此，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在“企业主导时期”这一传导过程中，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银行贷款能影响国内生产总值。
（三）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
第一，股票资产在居民个人资产中的比重不高，财富效应不明显。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目前我国股民只占总人口不到5%，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已达40%。而且，在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中，各类有价证券（债券、股票、保单）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不足30%，主要还是现金和银行存款。此外，我国股票市场上的投机氛围较浓，股市波动较大，居民对股票收益和风险的认识较为谨慎，整个社会的股票持有率较低。这样，股价的变动对居民的实际资产额影响较小，因此股票价格变动对整个居民消费的影响有限。
第二，股票市场不完善，使“托宾Q效应”难以发挥。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股票市场中还存在一些制度性和体制性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阻碍了股票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传导作用。
（四）汇率传导渠道
根据国际金融学的相关理论，在存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制下是无效的，即汇率传导渠道的影响与货币政策的目标完全相反。因而，面对当前国际金融环境与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为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或重新选择是必要的，扩大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应是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同时应该看到在我国还存在一些实施灵活性汇率制度的不利因素：
第一，我国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还是一个比较“薄”的市场，每日外汇交易量十分有限，外汇市场的规模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这样一个薄的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如果扩大汇率变化的灵活性，就可能引起汇率的大幅波动，不仅起不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反而会成为新的冲击源，对贸易和投资行为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我国的外汇市场如同其他各类金融市场一样，在发展早期存在市场规则不健全、监管不力、投资者行为不规范不理性等问题，而外汇市场本来就是存在着多重均衡的较为不稳定的市场，这些现象的存在可能进一步加剧汇率的波动性。
第三，我国的外汇市场还缺乏规避风险的交易工具，如果汇率的灵活性扩大，将加大企业和金融机构面临的汇率风险。
第四，我国的汇率制度安排还不能完全从短期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来考虑，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实现一些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可能会在短期内扭曲市场，降低市场效率，但这种代价从长期看是值得的。
第五，东欧转型国家的实践表明，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的转变，采取逐步加大汇率制度灵活性的渐进方式，实效要优于“休克疗法”的转变方式。
四、对策建议
面对当前这种多种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并存的局面，我国应在进一步完善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作用的同时，兼顾资产价格渠道和汇率渠道的发展。
（一）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提高利率弹性
1.逐步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范围
目前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以及外汇存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为加强商业银行贷款风险管理，商业银行应有确定利率的自主权，并逐步扩大其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使市场利率能够灵敏地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发挥利率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以支持经济发展。
2.适度调整利率结构
建立合理的利率结构是利率市场化的基础。合理的利率结构应包括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间的资金利率结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的利率结构；利率与其他资产负债业务间的利率结构。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率结构，才能发挥利率市场化的积极作用。
3.加强对利率渠道运行的监管
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应加强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货币政策运行状况的监管，以便于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同时，应建立有效的风险监测体系，增强金融政策的透明度，来减少利率形成机制的偏差，提高利率市场化的有效性。
4.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其利率敏感性
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使其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通过竞争获得资金，使利率发挥对投资的调节和导向作用。目前，我国必须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出资人到位，避免“出资人缺位”现象的出现，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理性的市场竞争主体，增强成本约束，增强企业对投资成本和风险变化的敏感度和应对能力，提高对货币政策变动作出反应的敏感性。
5.完善非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提高个体、私营企业的素质
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行股份制改造，改变家族式管理模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同时要加强和改进对非国有企业的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从而扩大货币政策传导的覆盖面。
6.改善居民资产负债结构
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个人委托贷款、集合信托、集合理财、保险等投资工具，促进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进一步发展个人消费信贷，规范发展个人经营性贷款，增加个人信用消费和投资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
（二）改革商业银行内部机制、完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
1.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资金融通中介的主导作用
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优化产权结构、明晰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和改善产权关系，优化产权结构。另一方面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先进的管理方式和金融产品，树立盈利目标和所有者权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增强国有银行的国际竞争能力，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为货币政策的传导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2.加强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按照《巴塞尔新协议》的要求，该协议将于今年在全球银行业全面实施。为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强《巴塞尔新协议》的研究，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和内部控制强化银行内部权力的约束与监管，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防范金融风险。建立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尤其是加强银行衍生交易工具的信息披露，增强银行信息的透明度，以保证银行稳健，安全运营。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实现内部稽核管理体制的独立性。
3.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增强货币政策的覆盖面
加快现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上市和兼并重组，吸收民间资金建立规范的地方中小金融组织，为当地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将货币政策的效力带到地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些分散在地方的金融组织对当地的中小企业情况比较熟悉，取得信息的成本比较低，运作比较灵活。中小银行的发展壮大，为中小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通过非国有银行与非国有经济的相匹配发展，使货币政策的效力传导到国民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从而使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加全面有效。
（三）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提高资产价格渠道的有效性
1.疏通股票市场渠道
第一，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股票发行手续，严格实行退市制度以抑制投机性泡沫。众多绩优公司是增强投资者长期投资信心和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我国一部分上市公司经营效益低下甚至亏损，失去了投资的价值，往往就成为投机炒作的对象。
第二，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切实提高市场透明度。庄家操纵市场、噪音交易者非理性行为等的发生，主要源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信息披露要体现有效性、及时性和充分性的原则；信息披露的内容、格式和标准要统一化和规范化，以便投资者进行比较和分析。
第三，构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机制。我国要在加强金融中介风险管理、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的基础上，“开明流，堵暗流”，进一步沟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要建立规范的证券融资渠道，有条件地使银行与证券业、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资金互相融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控制资金供求量；进一步扩大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数量，完善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对质押率、平仓线等予以弹性控制；允许券商进入银行间的国债回购市场；更进一步放宽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将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扩展到投资银行业务，在参与企业的兼并重组和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重组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
2.疏通房产市场渠道
第一，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平抑房地产的周期波动，防止供求关系过大波动。供给方面，应尽力改善住房供应结构。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放在调节商品住房的供求关系，改善住房供应结构，扩大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比重上。要严格土地转让管理，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要严格禁止转让，依法制止“炒买炒卖”土地行为。需求方面，以引导需求来调控房地产市场。一是要运用税收政策，对短期投机行为进行打击；二是金融政策不能“一刀切”，应区分投机需求与正常需求，同时要考虑地区差异；三是控制土地的重点应是控制土地炒作，而不是控制土地供应，可以通过对闲置的土地进行征税，增加土地的持有成本；四是对商品房预售进行严格监管，加强网上备案和销售合同管理，防止虚拟交易、炒卖楼花、加价出售、拒售房屋等炒作行为；五是完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培育正确的住房消费观念，引导人们理性购房，避免百姓盲目跟风搭车，成为最后的买单者，引起房市和社会动荡；六是对投机需求宜“疏”，不宜“堵”。
第二，拓宽融资渠道，实现房地产融资渠道多元化。一是要加大房地产企业上市的规模，同时鼓励一些实力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房地产建设债券。二是大力发展以具体项目融资为主要特征的私募型房地产信托产品，积极鼓励一些具备良好资质的房地产企业与证券公司合作成立产业投资基金，逐步推动以购买和长期持有成熟物业为目的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发展。三是尽快在中国建设银行等商业银行试点的基础上扩大住房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的实施范围，改善房地产贷款结构，增加房地产贷款的流动性，同时缓解资本充足性指标对银行资产扩张的压力。四是吸引外资投入房地产市场，鼓励境外投资银行来华建立以房地产业为投资方向的合作项目和项目投资。五是建立房地产金融资产的流通市场体系，借助资产证券化、指数化、基金化等金融手段，实现房地产金融资产的流通和交易。
（四）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证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也在加快，汇率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和地位将逐步提高。从实践来看，这项制度基本符合我国国情。但是必须看到，目前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是在强制结售汇及外汇周转限额的约束下形成的。这种汇率形成机制一定程度上会使央行在综合运用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干预外汇市场时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疏通汇率传导渠道，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要对外汇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逐步推行企业意愿结售汇和外汇周转限额弹性制度，改变外汇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以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充分发挥银行“蓄水池”的功能，扩大企业在经常项目下保留现汇的比例，降低企业的汇率风险和经营成本，增强在国际市场在的竞争能力。
第二，为保证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公开业务的顺利开展，应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前提下，根据国际市场情况调整汇率，放宽汇率波动幅度，增强名义汇率的灵活性，使由于外资流入形成的外汇供过于求的局面，由本币汇率的适度上浮而得以缓解，从而减少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压力。
第三，要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适当增加其他类型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扩大交易主体的数量，逐渐弱化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刺激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增大市场交易的规模，为浮动汇率制的真正实施准备一个良好的外汇市场。
第四，建立合理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逐步将国家外汇储备与其他外汇分开。我国净外汇资产与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管理有很大关系，近年来，人民银行一直难以摆脱随外汇占款增减而被动投放或收缩基础货币的局面，主要是没有把国家外汇储备与其他外汇分开。实际上，中央银行应只对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负责。逐步实现中央银行外汇资产的证券化，按照安全、流动、微利的原则将外汇储备用好。
第五，实现中央银行调控手段的多样化，应创造条件改变目前调控手段单一的状况，采用多种手段调控汇市，包括银行间市场公开业务、远期外汇市场干预、利率调整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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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代保险具有保障、资金融通、社会治理三大功能。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分散风险、经济补偿或给付、促进社会安定等方面；资金融内容提要：现代保险具有保障、资金融通、社会治理三大功能。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分散风险、经济补偿或给付、促进社会安定等方面；资金融通功能主要体现在资金积聚和资金运用方面；社会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稳定器作用、参与社会风险治理、保障交易启动消费、优化金融配置、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纠纷、补充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保障功能是与保险相伴而生的，它是保险的本质和核心，也是区别于银行、证券的显著特征；资金融通和社会治理功能则是保险随着经济发展，在其保障功能基础上产生的衍生功能。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功能。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十分有利，保险功能的发挥有较大的机遇和潜力。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人们风险意识的提高，保险，作为一种经济保障制度，在保障经济、促进改革、稳定社会、造福人民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被誉为社会的“安全网”和“精巧的稳定器”。随着现代保险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发挥功能的不断延伸，客观上要求对其功能的熟悉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这对于正确把握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方向，将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融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保险的三大功能及其之间的关系
现代保险的三大功能
随着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保险已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保险的功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挥。现代保险至少具有保障、资金融通、社会治理等三大功能。
1.保障功能。这是保险的基本功能，是由保险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该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分散风险。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种种风险，而风险的发生是不确定的，保险是一种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人们之所以购买保险，并不是因为保险本身具有消除各种风险的特质，而是通过保险这一制度能将人们面临的各种风险转嫁出去，交由专门经营风险的保险组织承担，并且在既定的风险事件发生后，人们能够从保险组织那里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从而摆脱因风险事件造成的困境，解除人们在生产生活等活动中的后顾之忧。经济补偿或给付。即在风险发生时，保险人在约定的责任范围内，按照保险财产实际损失数额或者约定金额给予赔付，从而保障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连续进行，或者避免被保险人及其家属在生活上陷于困境。促进社会安定。美国闻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要五个层次理论，即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安全的需要包括物质上的劳动安全和职业安全、经济上的生活安定和未来保障、心理上的免于灾难威胁和安全感。保险作为一种经济保障制度，通过分散人们面临的各种风险，并对因风险事故造成的意外损失给予经济上的补偿，能够弥补人们所遭受的不幸损失，消除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和惧怕心理，从而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
无数事实证实，每次灾难与风险的爆发尤其是重大灾难与风险的爆发，往往是保险的保障功能发挥最充分的重要契机，因为灾难能够唤醒人们的风险意识，而这正是保险业赖以发展的客观基础。我国自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经历过无数次大的自然灾难，每次大灾的爆发均带来过一个保险业发展的高峰。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推动了保险业的迅速发展，因为“非典”疫情的蔓延，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健康意识和风险保障需求，人们对保险保障功能的熟悉也就更为深刻。如2003年1-4月份，各寿险公司健康险保费收入就达55.3亿元，占人身险总保费的4.78％，较去年同期增长69.67％，增速远远超过养老金保险和人寿保险业务。可见，保险作为一种经济保障制度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2.资金融通功能。这是保险的衍生功能，是在保险基本功能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该功能随着现代保险业、尤其是寿险业的迅速发展和金融环境的不断完善而越来越突出。所谓资金融通，是指资金的积聚、流通和分配过程，保险的资金融通功能主要指保险资金的积聚和运用功能。具体来说：资金的积聚。保险公司主要通过销售保险产品等渠道，吸引、积聚社会闲散资金，促使社会资金从各个行业流向保险公司。保险资金的积聚功能，对社会储蓄具有一定的分流作用，有利于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资金的运用。保险经营的长期性，使得保险公司进行资金运用成为可能。为了确保未来偿付能力的充足性和保证经营的稳定性，保险公司必须进行资金运用以提高保险资金的收益率，这主要通过保险资金从保险公司流向资本市场而实现，保险公司则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
资金融通功能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在“银行主导型”的传统金融市场中，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来完成的，保险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随着经济的发展，非凡是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保险资金融通功能发挥的空间非常广阔，保险业已在金融市场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资产治理和股市的重要参与者，持有很大比例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很高。如1998年全球40％的投资资产由保险公司治理，保险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占整个股票市值的比重，美国为25％，欧洲为40％，日本为50％。
由于保险资金具有规模大、期限长的特点，充分发挥保险资金融通功能，一方面可以积聚大量社会资金，增加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分散居民储蓄过于集中银行所形成的金融风险，有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长期的、稳定的资金支持，改善资本市场结构；同时，也能够为保险资金提供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满足保险资金对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从而实现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正是由于保险具有资金融通功能，进而具备了金融属性，因此保险业便与银行业、证券业一起成为金融业的三大支柱。
3.社会治理功能。现代保险对于社会的治理，不同于以国家为主体的“他我治理”，也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部门治理，而在于通过其各项功能的发挥，能够促进、协调社会各领域的正常运转和有序发展，即起到“社会润滑剂”的作用。社会治理功能是保险的又一衍生功能，随着保险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和增强，该功能日益突现。主要表现在：保险通过发挥经济补偿或给付功能，一方面使得保险基金在广大被保险人之间实现了社会再分配，另一方面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熨平社会发展中的不安定因素，客观上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参与社会风险治理。保险的经营对象是风险，保险进行风险治理，主要体现在防灾防损工作上，其最大特点就在于积极主动地参与、配合社会防灾防损部门开展防灾防损工作。一方面能够有效承担风险治理的社会责任，有利于增强偿付能力，降低投保人支付成本，提高自身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通过积累大量的损失统计资料，可以为社会防灾防损部门进行风险治理提供可靠的依据，同时能够培养投保人的风险防范意识，尽可能地减少社会财富的灭失。保障交易，启动消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双方往往会面临各种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而风险的存在会阻碍商贸交易活动的／顷利进行。由于保险的介入，可以将交易过程中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承担，不但能够提高交易双方的信用度，减少交易双方的纠纷或分歧，促成交易的成功，而且还能够启动社会潜在消费，扩大内需，如出口信用保险、住房按揭保险、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等等。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例如，保险资金融通功能的发挥，一方面通过积聚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化零为整，起到分流社会储蓄、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以及分散金融风险的作用，一方面又通过资金运用，参与资本市场运作，对于推动资本流动、实现金融资源在全社会中的合理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纠纷。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责任保险得到了迅速发展，如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能使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治和经济补偿，减少致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从而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补充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被誉为“社会的减震器”，它为社会提供诸如养老、医疗、失业、救助等方面的基本的经济保障。而商业保险则为社会提供较高水平、多层次的保障服务，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保障需求，是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正确熟悉三大功能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保险的三大功能中，保障功能是与保险相伴而生的，它是保险的本质和核心内容，也是保险区别于银行、证券的显著特征；资金融通和社会治理功能则是保险随着经济发展，在其保障功能基础上产生的衍生功能。三者之间是一种本质与衍生的关系。简言之，前者是基础和前提，处于主导地位，后两者产生于前者并服务于前者，处于从属地位，并以不断完善前者的作用内容和扩大其影响范围为主要职责。随着保险衍生功能的逐渐发达，如投资型保险产品的推陈出新，在实践中有人不断将保险的最本质功能——保障功能加以弱化甚至忽略，过分强调保险的投资功能、夸大保险产品的投资回率，恰恰漠视了广大刚刚摆脱温饱的消费者对于保障型险种的巨大需求，轻易诱使保险消费者形成“轻保障、重收益”的非理性消费理念，表现在：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时，不是根据自身风险状况和经济承受能力，而是热衷于与投资型险种进行片面的比较。这对我国寿险业长远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二、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功能及其影响因素
我国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功能
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保险业在党中心、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非凡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给保险业带来了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保险业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在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稳定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主要表现在：保障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资保险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保障功能日益突出。2002年，国内保险深度3％，保险密度237.6元，承保风险总金额533406亿元，保险业共支付保险金700多亿元。非凡是在特大自然灾难和突发社会事件中，如1998年特大洪水、2002年两次空难事件以及2003年抗击“非典”斗争中，保险公司及时组织赔付或者适时推出满足人们需要的保险产品、服务项目，切实发挥了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资金融通功能进一步加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险是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国内保费收入为3053.1亿元，占居民储蓄余额的3.5％，保险业可运用资金余额达5799亿元，保险已对社会储蓄形成一定的分流作用，且在国债、证券投资基金等资本市场上逐渐占有一席之地。社会治理功能日益突出。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人们对于养老、医疗、健康、失业等方面的保障需求日益迫切，现代保险在稳定社会方面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现阶段促进保险业功能充分发挥的有利因素
1.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思想的深化和拓展，对于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十六大确立了我国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新目标包含着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体制的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等多项综合指标，蕴含着全民共享、全面进步的深刻内涵，需要各行各业共同奋斗，加快发展，作为充当社会稳定器的保险业也概莫能外。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保险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服务，对保险业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同时也为保险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空间。
2.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为保险业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在我国，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小型化，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目前社会保障体制正在进行深刻变革，原来依靠国家和单位养老、医疗保健的想法也得加以转变，因而商业保险的发展潜力非常大，需要商业性养老、医疗保险等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治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将会把保险作为防范风险、保障经营的重要手段，对保险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3.我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扩大内需、扩大出口和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措施的实施，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进出口贸易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这些都要求保险业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
4.随着国民收入提高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风险因素明显增加，居民的风险意识逐渐增强，保险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同时，由于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各项责任保险也将成为企业和个人转嫁责任风险的保障需求。
5.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键在于加快经济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要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防范金融风险。保险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保险业在金融业中的地位将不断增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空间会很大。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2年国内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8.7万亿元，储蓄率高达39％，而在保险业发达国家，居民储蓄率普遍低于10％。根据央行所作的居民储蓄存款动机问卷调查，在银行储蓄中，以养老、教育、防病、失业等为储蓄动机的比例达44.5％，且这一比例有逐步上升趋势。上述动机的储蓄都是长期资金，在发达国家，通常用于购买保险而不是银行存款。这说明，8.7万亿元居民储蓄中约有4万亿元与保险业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和可替代性，相当于我国保险业现有总资产的6.6倍。
6.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保险作为支持国际竞争不可或缺的手段，将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与此同时，我国保险市场将全面对外开放，这不仅带来了挑战，也为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7.由于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和9.11恐怖事件的影响，全球保险业正面临重大调整和变革，这是国内保险业加快自身发展、尽快做大做强、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利时机。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都十分有利，保险功能的充分发挥理应有较大的机遇和潜力，因此加快发展是必然趋势。
制约保险业功能充分发挥的消极因素
1.发展不足是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经营主体不断增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保险监管体系初步形成，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总体发展水平仍然很低，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尽管保险业保持着年均30％以上的增速，但这是在较低水平上形成的高速度。当前，保险业整体规模小，体制创新、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不足，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低，远远落后于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相适应，人们的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还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保险还没有渗透到经济的各行各业、社会的各个领域、生活的各个方面，保险的各项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可见，发展不足是当前制约我国保险业功能充分发挥的最大实际。
2.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不够是直接因素。产品和服务是保险业发展的基本要素，保险业功能的发挥最终体现在产品和服务上。从表面看，制约我国保险业功能充分发挥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保险的熟悉不够，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薄弱，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保险业自身。一是保险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品种不够丰富，与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产品发展缓慢，无法满足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对保险产品的多样化需求；二是服务创新力度不够。由于保险产品是非凡的无形商品，专业性强，加之保险条款表述的非通俗性，使得许多人对保险不甚了解，因此保险产品不像实物商品那样一看就知道该不该购买，而必须通过营销和服务才能让人们了解和熟悉，但是目前保险业的营销和服务水平已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保险服务意识不强、服务不到位的现象比较突出，人们普遍对保险业缺乏信任。
3.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与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狭窄之间的矛盾，抑制了保险资金融通功能的有效发挥。承保和资金运用并称为保险公司两大业务支柱，其中资金运用业务已经取代承保业务而成为保险业的主要收益来源。大量的保险基金只有通过资金运用才能保值增值，才能确保未来的偿付能力充足，这是由保险经营的非凡性决定的。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保费收入年均增长30％以上。截至2002年底，我国保费收入增速达44.7％，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为5799亿元，预计到“十五”期末，保险业可运用资金将超过1万亿元，不充分发挥这部分金融资源支持经济发展将是巨大的浪费。由于种种原因，出于资金安全性的考虑，目前国家在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上采取了过多的限制性规定。但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费收入的高速增长与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狭窄之间的矛盾将会日益突出，直接影响到保险偿付能力和经营的稳健性。据统计，在现有资金运用政策的作用下，我国保险业的资金运用组合中，银行存款占51％，国债及回购业务占33％，公司债券占7％，投资基金占6％，其他占3％；而在欧洲，现金和银行存款仅占1％，股票占37.1％，债券占35％，贷款占12.1％，不动产占5％，其他占9.8％；在美国，现金和银行存款占3％，债券占53％，股票占30％，贷款占9％，不动产占1％，其他占4％。由此可见，我国保险业可运用资金大量投向银行存款，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保险资金融通功能的发挥：一是弱化了保险对储蓄的分流作用，使得保险从居民储蓄中分流出来的大部分资金又重新回流到银行，需要通过银行进行“二次交易”后再融资出去，增加了交易成本，不利于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降低了保险业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二是增加了资金在银行过于集中所形成的金融风险，降低了资金运用收益率；三是阻隔了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保险资金不能有效利用资本市场进行投资，以满足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追求，同时资本市场也会因缺乏保险资金的强力支持而不利于资本结构的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4.现阶段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不佳。一是事关保险业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和健全，滞后于当前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实际；二是现有的部分宏观政策、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三是部分地方政府没有把保险业当作一个产业来对待，少数地区职能部门强制干预保险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以及多头执法、重复监管的问题比较突出；四是人们对保险的认可度不高，存在片面的熟悉，而保险误导、欺诈宣传又增加了人们对保险的不信任感。
以上这些不利因素说明，目前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不相适应。假如不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保险业就难以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担负起应有的历史责任。
三、充分发挥保险业务项功能的建议
加强保险宣传力度。随着保险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广大消费者的保险意识和对保险业的认知程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熟悉有一个过程，因而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宣传保险的功能，持续提升保险业的社会影响力，让人们逐步接受它，并且自愿地为自己的未来买保险。
重塑保险业的社会信用。社会信用是保险业的生命线。发挥保险业的各项功能，必须保证保险业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为此，要加强舆论宣传，积极倡导诚信经营的理念，通过引导保险公司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以赢得良好的社会信誉；要加强保险监管，真正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的保险市场秩序，保证整个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与银行业、证券业一起共同维护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保险业要树立全新的发展观。一是既要看到当前保险业发展的有利时机，提高对加快发展必然性的熟悉，又要看到我国保险业存在的巨大差距，增强对加快发展重要性和紧迫性的熟悉；二是当前我国保险业发展初级阶段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要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指导思想，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应围绕发展主题来考虑和解决，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应果断改变；三是发展的概念不仅是指业务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结构的优化、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只有结构优化了，质量和效益提高了，保险业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发展才有后劲，才是健康的发展；四是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决定了发挥保险业的各项功能必须循序渐进，既要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又要紧密结合我国国情，不断探索，稳步推进，正确处理好加快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
积极为加快保险业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一是保险经营者要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密切关注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热点问题，大力开发新产品，尤其注重开发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具有广泛社会需求的保险产品，同时努力创新服务方式，丰富保险服务的内涵，将服务渗透到保险消费的各个环节。二是保险消费者要不断增强保险意识和维权意识，善于利用保险作为转移自身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三是保险监管者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转变监管方式，提高监管透明度，积极推进各项市场取向改革，减少对保险经营的不必要干预，同时加大对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积极探索保险资金运作机制和治理体制的改革，不断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并支持有条件的保险公司设立保险资产治理公司，不断提高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和收益率；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完善保险市场供给主体；逐渐转变监管的重点，实行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切实防范和化解保险经营风险；金融业内部要加强协调和沟通，做到三者之间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合作，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共同防范金融风险。四是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保险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认真研究制定保险业发展规划，赋予税收优惠政策，以支持保险业的长远发展，如个人购买长期商业养老保险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免征营业税政策、对强制性和政策性保险的减免税收政策，等等。
⑸ 分别结合资产结构调整效应和财富效应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货币政策是政府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的各类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占有重要地位，货币政策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中也处于核心地位。在货币政策的研究中涉及到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即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问题。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后，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开始正式形成。在这20多年里，中国人民银行由原来的“政府出纳”角色逐渐演变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宏观调控部门，货币政策由原来基本被忽视逐渐被公认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自1984年我国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开始，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也随经济体制的转化而逐步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征。从1984年至今，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及传导机制的变迁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直接调控的货币政策（1984～1993年）
这一时期，全国的货币调控主要以央行的直接调控为主，货币调控工具主要为利率、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断加强对信贷规模和再贷款额度的控制。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传导中，1984～1985年为抑制信用失控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1986年紧缩货币政策起到效果，当年工业增长速度下降到0.9%。由于要求放松银根的压力存在，中央银行同年取消了信贷指令性控制做法。1986年银行贷款增加28.5%，农村信用社贷款增长42.1%，经济再度升温。1992年宏观经济政策再度宽松，新一轮经济过热开始。当年信贷规模增长如表1所示，金融秩序出现混乱现象，人民银行开始实施严厉紧缩政策。结合表1的数据分析，从政策的实施结果来看，虽然直接调控缺乏必要的弹性，使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大起大落，但就政策而言，无论扩张还是收缩行为，都能很快实现货币政策调控意图。
（二）直接调控为主、间接调控为辅的货币政策（1994－1997年）
这一时期，中央银行的货币调控手段主要为信贷计划，其次为利率工具，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常用的货币调控工具在这一时期较少采用。1994年为了克服总需求受到抑制，而通货膨胀仍在继续的局面，选择了将治理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从而开始了长达4年的从紧货币政策。1994－1997年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最大特点是一再贷款和外汇市场的“对冲”操作来调控基础货币供应量（见表2）。
表l：1984～1993年货币政策调控结果 年份 信贷计划数(亿元) 实际信贷额(亿元) 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GDP增长率(%) 通胀率(%)
1984 423 1176 49.5 34.3 34.8 16.9 2.8
1985 713 1140 24.4 14 25.4 13.5 8.8
1986 950 1685 23.3 29.4 20.6 8.8 6
1987 1225 1442 19.4 14.4 24 11.6 7.3
1988 1560 1519 46.7 21 21.2 11.3 18.5
1989 1600 1858 9.8 6.6 18.3 4.1 17.8
1990 1700 2757 12.8 19.2 28 3.8 2.1
1991 2100 2877 20.2 23 26.5 9.2 2.9
1992 2800 3526 36.5 25.2 31.2 14.2 5.4
1993 3800 4846 3513 38.3 37.3 13.5 13.2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网站。
表2：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结构变动 年份\增加额比例\基础货币工业主要渠道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增加额 比重 增加额 比重 增加额 比重
外汇占款 2302 64 2765 45 3072 87
对国有银行再贷款 2832 -79 1317 21 -2059 -54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01－1998.01）。
（三）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1998－2003年）
这一时期，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采用资产负债比例取代贷款规模限额，在调控工具上，注重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等，以强化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1998－1999年为货币适度扩张时期。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央银行为了克服商业银行“借贷”行为，采取了有利措施放松银根。2000－2002年8月货币政策为稳中偏松时期。此期间，消费物价指数为0.6%，通货紧缩的现象并未完全消失。2002年9月～2003年末16个月间为通货适度紧缩时期。
（四）间接调控政策的确立阶段（2004～2007年）
2004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化措施，对信贷资金的过快增长进行了“微调”，当时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主要以信贷传导为主，汇率、利率等传导途径为辅的间接货币调控政策基本确立。
（五）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至今）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以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我国经济受冲击加大，人民银行开始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4.14%下调至2.25%累计下调1.89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7.47%下调至5.31%累计下调2.16个百分点。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见表3），货币政策使用密度较为频繁。到了2009年下半年，已实现经济快速恢复增长，这时央行开始考虑宽松货币政策适时逐渐退出的问题。
表3：存款准备金率调整 时间 存款准备金调整
2008.9.16 17.5%调至16.5%
2008.10.9 16.5%调至16%
2008.12.5 16%调至15%
2008.12.23 15%调至14.5%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010年，货币供给平稳回落，货币政策回归常态。进入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于2010年1月18日、2月25日和5月10日，三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机构暂不上调，以对冲银行体系部分过剩流动性，控制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同时又兼顾到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发展。
2010年上半年，我国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宽松力度有所减弱。中国人民银行三次上调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货币供给逐渐平稳回落；引导银行把握信贷总量、节奏和结构，加强金融风险防范；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适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但也出现了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实际利率水平为负值、股票市场整体走弱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集聚的情况。
2010年公开市场操作在流动性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市场流动性变化，灵活、适时、适度地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表示，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中央银行此次汇率改革的直接目标是缓解国际压力。无论从5月外贸形势、国际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向和国内CPI超过3%等国内因素来看，还是从全球汇率结构性变动看，此时人民币重启汇率改革的成本都是比较低的。在一定意义上，这意味着我国将容许一定程度的人民币缓慢升值，因此也意味着收紧国内总需求，减小了年内加息可能性。在2010年G20多伦多峰会召开前夕重启汇率改革，较好地把握了时机。今后，将继续按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从上述各阶段货币政策的实证分析不难看出，目前我国仍执行着信贷渠道为主的传导机制，但是随着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率传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资产价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也逐步凸显出来。
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通过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发展沿革以及各种渠道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的分析，结合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一）利率传导渠道
在我国，由于利率市场化并未完成，利率形成机制不尽合理，使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和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受到制约，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率非完全市场化扭曲了利率的形成体系。在利率市场化国家，基准利率一般指央行再贴现率和再贷款利率，然后以此为基准通过货币市场利率中介等短期利率形成对应存贷款利率等长期利率的调节。由于我国存贷款等长期利率是受管制的，短期的货币市场利率难以通过市场化的利率期限结构来影响长期利率；存贷款利率作为一种政策利率反而会对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产生不小影响。如此一来，虽然短期利率已市场化，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长期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最终导致一方面投资、消费等经济变量对市场化短期利率的反应不灵敏，另一方面非市场化的长期利率失去了对经济资源市场均衡优化配置的功能。
第二，利率非完全市场化制约了消费和投资对利率的弹性。市场化的利率体现了社会投资报酬和资金成本，对于企业，市场化利率是其投资决策与内涵报酬率相比较的基准，而官方公布的贷款利率非市场化利率，不能真实反应企业的资金成本，这就造成了投资对官方公布的贷款利率不敏感。而从居民层面看，利率管制使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波动幅度小且频率低，这使得财富收益的变化范围较小，即使利率有些微调，人们也不会因此认为财富收益有大的改变；同时，利率非完全市场化限制了市场的流动性，并产生了对居民消费的抵减作用，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利率变化对财富价值的影响程度，这从本质上制约了利率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力度。
第三，利率非完全市场化制约了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利率具有调节经济的内在平衡机制，而利率非完全市场化破坏了这种平衡机制，对商业银行信贷供给形成制约。
第四，利率非完全市场化制约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发展中国家的利率管制对经济增长造成了较大损害，这些低的或负的实际利率造成了金融的非中介化，利率不能有效发挥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杠杆作用。就我国现实而言，以金融机构存贷差作为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考查指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存贷差一直在增加，长期沉淀在金融机构的资金，最终一部分会成为金融机构弥补不良贷款和亏损的资金，对货币政策形成传导障碍。
第五，利率非完全市场化扭曲了股市价格。利率作为股票市场的一个敏感指标，中央银行的每一次利率调整，甚至投资者对利率走势的预测或市场对利率变动的谣言都极易造成股价的波动，可以说，利率在某种程度上是股价变动的参照基准。在利率非完全市场化背景下，由于利率实质上充当了再分配的一种手段，而无法反映真实的资金供求关系，由此，实际利率的变动必然导致股票价格的非正常反应，这也是造成我国近年来股市泡沫、风险累积，最终导致股市传导机制不畅的重要制约因素。
（二）信贷传导渠道
第一，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在中国人民银行阶段传导不畅主要是由于利率弹性不足，利率的变化不能有效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进而影响其可贷资金规模。
第二，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在商业银行阶段传导不畅主要是由于商业银行存在多重经营目标，银行信贷供给不完全受可贷资金规模的影响。通过对银行信贷渠道各时期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企业主导时期”的传导非常有效；“中央银行主导时期”和“商业银行主导时期”的传导是弱有效的。
第三，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在“企业主导时期”传导有效是由于企业所获得的贷款及时用于了生产性投资。正因为如此，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在“企业主导时期”这一传导过程中，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银行贷款能影响国内生产总值。
（三）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
第一，股票资产在居民个人资产中的比重不高，财富效应不明显。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目前我国股民只占总人口不到5%，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已达40%。而且，在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中，各类有价证券（债券、股票、保单）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不足30%，主要还是现金和银行存款。此外，我国股票市场上的投机氛围较浓，股市波动较大，居民对股票收益和风险的认识较为谨慎，整个社会的股票持有率较低。这样，股价的变动对居民的实际资产额影响较小，因此股票价格变动对整个居民消费的影响有限。
第二，股票市场不完善，使“托宾Q效应”难以发挥。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股票市场中还存在一些制度性和体制性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阻碍了股票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传导作用。
（四）汇率传导渠道
根据国际金融学的相关理论，在存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制下是无效的，即汇率传导渠道的影响与货币政策的目标完全相反。因而，面对当前国际金融环境与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为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或重新选择是必要的，扩大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应是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同时应该看到在我国还存在一些实施灵活性汇率制度的不利因素：
第一，我国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还是一个比较“薄”的市场，每日外汇交易量十分有限，外汇市场的规模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这样一个薄的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如果扩大汇率变化的灵活性，就可能引起汇率的大幅波动，不仅起不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反而会成为新的冲击源，对贸易和投资行为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我国的外汇市场如同其他各类金融市场一样，在发展早期存在市场规则不健全、监管不力、投资者行为不规范不理性等问题，而外汇市场本来就是存在着多重均衡的较为不稳定的市场，这些现象的存在可能进一步加剧汇率的波动性。
第三，我国的外汇市场还缺乏规避风险的交易工具，如果汇率的灵活性扩大，将加大企业和金融机构面临的汇率风险。
第四，我国的汇率制度安排还不能完全从短期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来考虑，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实现一些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可能会在短期内扭曲市场，降低市场效率，但这种代价从长期看是值得的。
第五，东欧转型国家的实践表明，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的转变，采取逐步加大汇率制度灵活性的渐进方式，实效要优于“休克疗法”的转变方式。
四、对策建议
面对当前这种多种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并存的局面，我国应在进一步完善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作用的同时，兼顾资产价格渠道和汇率渠道的发展。
（一）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提高利率弹性
1.逐步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范围
目前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以及外汇存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为加强商业银行贷款风险管理，商业银行应有确定利率的自主权，并逐步扩大其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使市场利率能够灵敏地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发挥利率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以支持经济发展。
2.适度调整利率结构
建立合理的利率结构是利率市场化的基础。合理的利率结构应包括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间的资金利率结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的利率结构；利率与其他资产负债业务间的利率结构。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率结构，才能发挥利率市场化的积极作用。
3.加强对利率渠道运行的监管
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应加强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货币政策运行状况的监管，以便于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同时，应建立有效的风险监测体系，增强金融政策的透明度，来减少利率形成机制的偏差，提高利率市场化的有效性。
4.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其利率敏感性
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使其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通过竞争获得资金，使利率发挥对投资的调节和导向作用。目前，我国必须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出资人到位，避免“出资人缺位”现象的出现，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理性的市场竞争主体，增强成本约束，增强企业对投资成本和风险变化的敏感度和应对能力，提高对货币政策变动作出反应的敏感性。
5.完善非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提高个体、私营企业的素质
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行股份制改造，改变家族式管理模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同时要加强和改进对非国有企业的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从而扩大货币政策传导的覆盖面。
6.改善居民资产负债结构
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个人委托贷款、集合信托、集合理财、保险等投资工具，促进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进一步发展个人消费信贷，规范发展个人经营性贷款，增加个人信用消费和投资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
（二）改革商业银行内部机制、完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
1.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资金融通中介的主导作用
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优化产权结构、明晰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和改善产权关系，优化产权结构。另一方面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先进的管理方式和金融产品，树立盈利目标和所有者权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增强国有银行的国际竞争能力，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为货币政策的传导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2.加强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按照《巴塞尔新协议》的要求，该协议将于今年在全球银行业全面实施。为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强《巴塞尔新协议》的研究，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和内部控制强化银行内部权力的约束与监管，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防范金融风险。建立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尤其是加强银行衍生交易工具的信息披露，增强银行信息的透明度，以保证银行稳健，安全运营。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实现内部稽核管理体制的独立性。
3.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增强货币政策的覆盖面
加快现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上市和兼并重组，吸收民间资金建立规范的地方中小金融组织，为当地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将货币政策的效力带到地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些分散在地方的金融组织对当地的中小企业情况比较熟悉，取得信息的成本比较低，运作比较灵活。中小银行的发展壮大，为中小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通过非国有银行与非国有经济的相匹配发展，使货币政策的效力传导到国民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从而使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加全面有效。
（三）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提高资产价格渠道的有效性
1.疏通股票市场渠道
第一，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股票发行手续，严格实行退市制度以抑制投机性泡沫。众多绩优公司是增强投资者长期投资信心和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我国一部分上市公司经营效益低下甚至亏损，失去了投资的价值，往往就成为投机炒作的对象。
第二，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切实提高市场透明度。庄家操纵市场、噪音交易者非理性行为等的发生，主要源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信息披露要体现有效性、及时性和充分性的原则；信息披露的内容、格式和标准要统一化和规范化，以便投资者进行比较和分析。
第三，构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机制。我国要在加强金融中介风险管理、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的基础上，“开明流，堵暗流”，进一步沟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要建立规范的证券融资渠道，有条件地使银行与证券业、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资金互相融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控制资金供求量；进一步扩大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数量，完善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对质押率、平仓线等予以弹性控制；允许券商进入银行间的国债回购市场；更进一步放宽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将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扩展到投资银行业务，在参与企业的兼并重组和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重组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
2.疏通房产市场渠道
第一，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平抑房地产的周期波动，防止供求关系过大波动。供给方面，应尽力改善住房供应结构。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放在调节商品住房的供求关系，改善住房供应结构，扩大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比重上。要严格土地转让管理，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要严格禁止转让，依法制止“炒买炒卖”土地行为。需求方面，以引导需求来调控房地产市场。一是要运用税收政策，对短期投机行为进行打击；二是金融政策不能“一刀切”，应区分投机需求与正常需求，同时要考虑地区差异；三是控制土地的重点应是控制土地炒作，而不是控制土地供应，可以通过对闲置的土地进行征税，增加土地的持有成本；四是对商品房预售进行严格监管，加强网上备案和销售合同管理，防止虚拟交易、炒卖楼花、加价出售、拒售房屋等炒作行为；五是完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培育正确的住房消费观念，引导人们理性购房，避免百姓盲目跟风搭车，成为最后的买单者，引起房市和社会动荡；六是对投机需求宜“疏”，不宜“堵”。
第二，拓宽融资渠道，实现房地产融资渠道多元化。一是要加大房地产企业上市的规模，同时鼓励一些实力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房地产建设债券。二是大力发展以具体项目融资为主要特征的私募型房地产信托产品，积极鼓励一些具备良好资质的房地产企业与证券公司合作成立产业投资基金，逐步推动以购买和长期持有成熟物业为目的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发展。三是尽快在中国建设银行等商业银行试点的基础上扩大住房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的实施范围，改善房地产贷款结构，增加房地产贷款的流动性，同时缓解资本充足性指标对银行资产扩张的压力。四是吸引外资投入房地产市场，鼓励境外投资银行来华建立以房地产业为投资方向的合作项目和项目投资。五是建立房地产金融资产的流通市场体系，借助资产证券化、指数化、基金化等金融手段，实现房地产金融资产的流通和交易。
（四）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证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也在加快，汇率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和地位将逐步提高。从实践来看，这项制度基本符合我国国情。但是必须看到，目前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是在强制结售汇及外汇周转限额的约束下形成的。这种汇率形成机制一定程度上会使央行在综合运用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干预外汇市场时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疏通汇率传导渠道，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要对外汇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逐步推行企业意愿结售汇和外汇周转限额弹性制度，改变外汇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以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充分发挥银行“蓄水池”的功能，扩大企业在经常项目下保留现汇的比例，降低企业的汇率风险和经营成本，增强在国际市场在的竞争能力。
第二，为保证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公开业务的顺利开展，应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前提下，根据国际市场情况调整汇率，放宽汇率波动幅度，增强名义汇率的灵活性，使由于外资流入形成的外汇供过于求的局面，由本币汇率的适度上浮而得以缓解，从而减少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压力。
第三，要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适当增加其他类型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扩大交易主体的数量，逐渐弱化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刺激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增大市场交易的规模，为浮动汇率制的真正实施准备一个良好的外汇市场。
第四，建立合理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逐步将国家外汇储备与其他外汇分开。我国净外汇资产与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管理有很大关系，近年来，人民银行一直难以摆脱随外汇占款增减而被动投放或收缩基础货币的局面，主要是没有把国家外汇储备与其他外汇分开。实际上，中央银行应只对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负责。逐步实现中央银行外汇资产的证券化，按照安全、流动、微利的原则将外汇储备用好。
第五，实现中央银行调控手段的多样化，应创造条件改变目前调控手段单一的状况，采用多种手段调控汇市，包括银行间市场公开业务、远期外汇市场干预、利率调整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