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南充哪里有手工编制品卖啊
6月12日，在嘉陵区文峰镇蚕茧站，偌大的院子被前来卖茧的蚕农围得水泄不通。
“有订单，有技术，销路不愁，我们养蚕就稳赚钱，养蚕比种庄稼划算得多。”刚刚卖了蚕茧，手里拿着一叠百元钞票的文峰镇乌木桥村八组村民林世奇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他刚以每公斤23元的价格，卖了65公斤的方格簇蚕茧，收入了1495元。他说今年他共喂了4张纸的春蚕，这是一张半蚕种的收入。
“今年准备喂春蚕、夏蚕、秋蚕和晚秋蚕四季蚕，估计今年养蚕收入可以超过1万元。”林世奇喜滋滋地说，今年茧子收购价每公斤在去年13.2元的基础上提高到每公斤19元左右，如果用纸板方格簇化蛹的蚕茧，每公斤收购价在22至25元；他家的4张春蚕全部使用纸板方格簇饲养，因此今年每张纸的收入可以增加200元左右。
近年来，嘉陵区抓住国家“东桑西移”和我市蚕桑“百万工程”实施的机遇，以强化蚕桑基地乡镇建设和培育业主大户为重点，夯实蚕桑产业发展载体，依托千年绸都第一坊、西部茧丝绸交易中心、丝绸服装企业等延伸产业，打造蚕桑产业发展助推器，搭建“以蚕桑基地为塔基，以缫丝加工、服装生产等产业为塔身，以依托蚕桑发展的旅游产业和丝绸服装交易商贸为塔尖”的蚕桑产业链条共同发展的“金字塔”，打造川东北蚕桑产业经济强区，给区域经济腾飞插上了“金翅膀”。
2007年，嘉陵区共发种5.6万张，产茧3.8万担，蚕农茧款收入近3000万元；区茧丝绸交易中心交易额超过3亿元；依托蚕桑开发的千年绸都第一坊旅游产业收入7000多万元。
一组组数字犹如一缕缕阳光，普照着“丝绸之乡”，温暖着嘉陵百姓，见证着在过去几年里，嘉陵蚕桑产业通过改革机制、科技创新等手段理顺发展关系，从兴盛到衰败，再从衰败到崛起，构建川东北蚕业经济强区的不平凡历程。
蓄势：突破陈旧观念，占领思想高地，嘉陵蚕桑重振“全国优质茧丝原料生产基地”雄风，重现“丝绸之乡”魅力
“巴蜀人文胜地，秦汉丝锦名邦”。有着“全国优质茧丝原料生产基地”称号的嘉陵区，蚕桑业具有3000多年历史，是富民兴区的传统优势支柱产业之一。曾几何时，嘉陵蚕桑书写了年发种10万张，产茧300万公斤的辉煌历史。
正是由于嘉陵蚕桑具有悠久历史，区内现有的1亿株桑树良桑化率不足60%。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推广的桑品种，不仅产叶质差、量低，而且硬化早、亩桑效益不高；加之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受到市场疲软和体制障碍等方面的影响，嘉陵蚕桑业发展出现了两种怪象：一是养蚕规模越来越小，2004年全区发种量不到3万张，产茧量仅为历史最高期的20%，农民毁桑严重；二是蚕桑部门债台越筑越高，2004年底累计负债1100多万元，蚕种场、茧丝绸公司停产多年，部分职工因为工资问题身陷困境。
发展陷入僵局，稳定面临危机，嘉陵蚕桑何以才能重振“全国优质茧丝原料生产基地”雄风，再现“丝绸之乡”魅力？正在这时，有利于蚕桑业发展的利好消息一个个传来。
2006年，国家吹响“东桑西移”的号角，沿海发达地区丝绸产业转移滚滚而来，作为“中国绸都”的南充又被纳入了我省丝绸服装产业带；同年，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大力实施蚕桑“百万工程”建设的决策。面对这一发展机遇，嘉陵区如何抢占承接丝绸产业转移的“第一落点”？嘉陵人审视自身，寻找发展潜力。属于典型传统农业大区的嘉陵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脱贫致富一直是区委、区政府的头等大事，蚕桑产业是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基础良好，蚕农生产积极性高，且具有丰富的经验，发展蚕桑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必然选择。区位优势明显，嘉陵地处成都—南充—重庆三角经济贸易区接口处，与成都、重庆构成两小时黄金经济圈，有利于发展茧丝绸贸易。区内丝绸服装企业聚集且发展态势良好，丝绸服装企业原料需求量十分巨大，栽桑养蚕是推动丝绸服装产业发展助推器。
面对优势，嘉陵人毫不沾沾自喜，而是思索着如何才能将潜在优势变为现实优势，将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搭建‘以蚕桑基地为塔基，以缫丝加工、服装生产等产业为塔身，以依托蚕桑发展的旅游产业和丝绸服装交易商贸为塔尖’的蚕桑产业链条共同发展的‘金字塔’，打造川东北蚕桑产业经济强区。”嘉陵的决策者们“开发”出了蚕桑产业马车加速前行的“新动力”。
面对着有多种增收渠道选择和正日渐对栽桑失去兴趣的蚕农，嘉陵区委、区政府领导开始了思索！“取经”、“醒脑”、“提神”、“充电”等一系列工程在嘉陵紧锣密鼓地展开。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不仅请来蚕桑经济专家为广大干部授课，还组织全区蚕桑基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以及部分蚕茧企业负责人和区级有关部门负责人近到省内的阆中、高县、珙县学习，远赴广西、云南、浙江取经，从他山之石中谋求嘉陵蚕业发展新思路。干部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启迪了思维。全区上下形成了“打造川东北蚕业经济强区”的产业强区主导意识。
随着茧丝绸行业的复苏，蚕茧价格不断上涨，蚕农收入日益增加，丝绸服装企业发展壮大，随着千年绸都第一坊的成功打造，茧丝绸交易中心的生意兴旺……现在的嘉陵区以蚕桑丝绸为“媒”，丝绸经济、丝绸旅游、丝绸文化互相渗透，形成了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服装生产贸易以及蚕桑旅游和蚕桑附产物开发利用“一条龙”的蚕桑产业链条。嘉陵蚕桑重振了“全国优质茧丝原料生产基地”雄风，重现了“丝绸之乡”魅力。
发力： 创立全新机制，土地等生产要素相对向业主集中，技术等生产要素迅速向农户推广，嘉陵蚕桑谱写跨越华章
明确发展方向后，嘉陵区委、区政府迅速吹响了实施蚕桑“优质蚕茧基地建设”的集结号，按照“决心一次下足、规划一步到位、基础一年夯实、栽植一年完成”的工作思路，成立了“万亩生态优质蚕桑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了对蚕桑生产的领导，并于去年的1月19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蚕桑生产的意见》文件，组织编制了详尽的优质蚕茧生产基地实施方案及其详细目标。
2007年，全区新栽桑10万亩，桑园面积达到14万亩，实现当年育苗、当年栽桑、当年嫁接、当年完成养蚕设施添置改造、当年投产，一年完成三年栽桑任务。到2011年，全区桑园面积达到20万亩，发种20万张，产茧20万担，蚕农茧款收入达到2亿元，蚕农人均增收突破1000元。
“以市、区级蚕桑基地建设为重点，打造以国道212线、318线和李蟠线为中心的‘百里蚕桑走廊’。”区蚕桑局局长罗彤介绍说，为了把目标变为现实，嘉陵区以文峰、双店、土门等5个市级蚕桑发展基地乡镇和吉安、临江、世阳等7个区级蚕桑基地乡镇为“优质蚕茧”项目实施区，辐射双桂、集凤、华兴等8个区级基地乡镇，掀起全区蚕桑产业发展热潮。
蚕桑产业的发展，育苗是关键，建设是基础。去年5月，该区召开了全区育苗工作会议，出台了育苗管理办法，明确了统一供应桑种、统一发放薄膜、统一技术规程、统一补助标准、统一验收办法的“五统一”措施。为了给蚕农育苗提供技术保证，区蚕桑局组织全体职工建立起技术大联包机制，起早摸黑地下乡进村，包片指导育苗，短短半个月时间里，就发动186户育苗大户育下了营养杯8000万株，创造了嘉陵育苗史上速度最快、面积最多的全新纪录。
“区上任务逼得紧，我们每天天刚亮就起床和农民一起劳动，中午饿了就在地里吃农家饭，在冒暑奋战的日子里，先后有20多名乡、村干部累倒、中暑住院……”6月12日，正在新庙乡养蚕业主大户胡子刚的蚕房里，指导使用纸板方格簇的该乡副乡长王晓慧说，自从领到新栽桑任务后，全乡干部把办公地点搬到了田间地头。去年，该乡新栽桑4000多亩，桑园总面积已近6000亩。
为了激发农村基层干部抓蚕桑产业发展的积极性，该区按照“一项产业，一套政策，一个班子，一把尺子”的原则，区政府及时与各乡镇签订栽桑目标责任书，层层分解任务，落实到农户和地块，并组建督察组，奔赴乡镇明察暗访。区委、区政府对栽桑任务还实行专项目标考核，对工作落实差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实行跟踪问责。同时在蚕桑基地乡镇栽桑中实行“升降级”制度。
四面环山的土地都披上了桑林绿装，昔日撂荒的土地里见不到成片的杂草。“我一共承包了280亩土地，搞起了栽桑养蚕。”胡子刚对笔者说，去年5月初，乡上组织乡村干部和部分养蚕大户到该区文峰镇参观蚕桑产业发展状况，看着文峰蚕桑产业蓬勃发展态势，让身为乡农业中心主任的胡子刚萌生了租地栽桑养蚕的想法。胡子刚盘算着：1亩桑园一年可养4至5张蚕，按当时的茧价13元/公斤，每年养蚕收入大约在2100元以上，加上桑园里间种黄豆、秋玉米、花生等经济作物，一年收入3000元以上不成问题；而纯粹种1亩小麦、玉米、红薯等粮食作物，一年下来的收入不超过2000元。两相比较，更坚定了他的想法。
同年11月初，胡子刚与嘉兴丝绸有限公司的老板林加胜一起投入40万元，按照前三年80元/亩，三年后180元/亩的价格，在该乡合兴嘴村承包了280多亩的荒坡地搞起了栽桑养蚕。
为了培育蚕桑业主大户，新庙乡整合各种涉农项目资金，打通了连接乡道与胡子刚桑园的500米泥碎路，1公里的便道路，修砌了4口蓄水池和1口沼气池，并完善了灌溉水渠。如今280多亩的荒坡地已全部栽上了桑树，地里间种上了大豆、花生、中药材等经济作物。“今年我已养了8张春蚕，按现在方格簇蚕茧的价格，收入6000元以上不成问题，这还不加各类经济作物的收入。”胡子刚高兴地说。
去年以来，嘉陵区通过创新土地流转机制，积极培育养蚕大户，涌现出了一大批像新庙胡子刚一样的蚕桑业主和专重大户，如大通谢鸣鹤、移山唐彬等。全年，该区新培育有桑园10亩以上的大户58户，现有桑园3至10亩的骨干户达79户，有桑园30亩以上的示范户26户。在这些蚕桑业主和专重大户的典型带动，该区蚕农思想上实现了“要我栽桑养蚕”为“我要栽桑养蚕”的转变。
而“谁发展、谁受益、谁收购”的蚕茧收购经营政策的放宽，以及蚕业专项扶持资金的设立，也激发起了以嘉兴丝绸为主的丝绸企业当产业龙头的积极性。
去年，全区新栽桑8000万株、10.1万亩，改良4500万株、5.5万亩，在养蚕大棚发展上，已经新建起了养蚕大棚136处，改建养蚕大棚123处，标准蚕房达到9195平方米，在小蚕共育室推广上，已经新建小蚕共育室42处，改造小蚕共育室21处，新建、改建面积达到3075平方米，小蚕共育面达到了60%以上。全年发种5.6万张，产茧3.8万担，蚕农茧款收入近3000万元。
延伸：带动下游产业，开辟广阔天地，承载南充厚重的丝绸文化，拓展“中国绸都”外延，丰富“中国绸都”内涵，嘉陵蚕桑演绎“破茧成蝶”神话
“我们以保护价从农民手中收购鲜茧，缫丝后直接卖给嘉陵服装工业园的织绸制衣企业”嘉兴丝绸负责人林加胜介绍说，公司同时与农民和织绸制衣企业签订购销合同，三方合作在嘉陵本地就能完成，不仅节约了成本，而且在质量、信誉等方面不用操心。据了解，嘉兴丝绸已与服装园的顺成纺织品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合作，嘉兴丝绸负责收茧和缫丝两道工序，然后将加工好的白厂丝卖给服装园区的服装企业织绸制衣。
从养蚕、收茧、缫丝，再到织绸、制衣、销售，嘉陵区的蚕桑基地、丝绸企业和商贸市场的完备，将蚕桑产业链条越拉越长。拥有20个蚕桑基地乡镇，桑园14万亩，年养蚕量可达10万张，让缫丝加工有了充足的“口粮”，园区顺成、依格尔、诗琪丽等多家服装企业就在本地消耗成品丝，制成成品后通过茧丝绸交易中心等商贸流通渠道将产品销售出去。
走在嘉陵区“绸都大道”，感受浓郁的丝绸文化。街道两边是精心制作的丝绸宣传栏，营造出浓郁的丝绸氛围。在茧丝绸交易中心各个装饰精美的商铺里，人气旺盛。精致、美观的蚕丝被、真丝窗帘、真丝床上用品、丝绸工艺品、真丝服饰等各类丝绸产品琳琅满目，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据嘉陵区商务局局长韩荣武介绍，为叫响“中国绸都”品牌，区委、区政府煞费苦心，不仅将原耀目路改名为“绸都大道”，还千方百计广招丝绸企业和商家入驻该大道，争取形成西部最大的茧丝绸交易中心。
“没有丝绸产品的展销作为载体，‘中国绸都’的品牌就容易成为空壳。”韩荣武告诉笔者，几年前，北京、广州等外地游客到南充旅游时，纷纷抱怨南充虽然是丝绸之城，却看不到实实在在的丝绸产品，想购买几件很不容易。“那时的丝绸专卖店不多，且零星分布，根本没有形成规模。”
如今，爱肤尔、依格尔、美亚、六合……南充的名牌丝绸企业产品纷纷入驻绸都大道经营，就连浙江嘉兴、万事利等丝绸产品也来此“安营扎寨”。林立的丝绸专销商铺，琳琅满目的各种丝绸产品，让绸都大道成了名副其实的丝绸一条街。
据四川依格尔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明树介绍，公司在交易中心设立的专卖店，展销了20余种畅销欧美国家的“拳头”产品。其中，一款新的丝绸制品还受到了乌干达总统的青睐，专门安排人员购买了数套。
南充市茧丝绸交易中心经理熊得民告诉记者，茧丝绸交易中心不仅吸引了成都、重庆、遂宁、广元、达州、巴中等南充周边城市的顾客，还有上海、云南、北京、广州等外省（市）的消费者慕名前来购物。目前，绸都大道的茧丝绸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超过3亿元。到2010年，茧丝绸交易中心的茧丝绸交易额，可望突破10亿元。成为西部茧丝绸交易“航母”。
来到嘉陵区文峰镇渭钟沱村看到，一望无际的桑海、优雅别致的小楼房，一幅幅充满生机的和谐新农村画卷展现在眼前。游客在这里穿桑林、过栈道、沐江风，亲身感受乡村旅游的乐趣和魅力。
“去年一共养了24张蚕子，也就是2万多元。说老实话，我们情愿在家养蚕，比在外打工要好一点。”踏着蜿蜒的青石板路深入“天蚕部落”，正忙碌着给幼蚕喂桑叶的养蚕大户蒲秀珍告诉笔者，今年，她家又养16张春蚕，按目前的市价预计收入近1.3万元。
来到“姐妹坊”蚕家乐，只见这里的生意火爆。“今天有30多名城里人来我这吃农家饭。”业主李安蓉乐呵呵地向笔者说，她们三姐妹每年单搞农家乐，纯收入至少在4万元以上，还不加养蚕、闲时外出打工的收入。来到一座红墙青瓦的古典建筑前，门楣上“丝绸文化陈列馆”几个金黄色的大字，在阳光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陈列室内摆放着古时缫丝车、纺车、手摇式织布车等“土设备”，墙壁上有反映南充桑蚕、丝绸发展的历史图片，还有用桑蚕丝制作的服装服饰产品，刺绣、绸扇、旅行袋等丝绸工艺品，蚕丝被、真丝睡衣……
随行的区蚕桑局局长罗彤介绍，凭借丰富的蚕桑资源，该区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业主百姓参与”的建设思路，筹集民间资金5000万元投入到“千年绸都第一坊”景区的打造中。农家乐、蚕家乐的乡村旅游开发、核心景点的打造如火如荼。目前，塘坊渡码头、蚕渡码头、蚕桑景观道、古桑风情园等景点已全部建成。
以桑蚕养生、娱乐休闲为主题，重点开发旅游精品。该区先后开发桑叶茶、桑叶肴、桑葚糕、桑蛾酒、桑枝菌等系列蚕桑食品，让游客在品尝天下第一蚕桑宴时，还可以购买蚕桑保健旅游产品。拟建的蚕桑休闲坊，则可以让游客品桑叶茶、做泥疗、沙疗等。
该区还从浙江购进嫁接桑苗25万株，集中在文峰镇建密植桑园，并引进手工制作丝棉、手工刺绣、桑葚酒酿造等民间工艺，利用现有农房产改造建设“天蚕部落”，农民通过办“蚕家乐”大发旅游财……
“‘千年绸都第一坊’景区盛大开坊以来，已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7000万元。”嘉陵区委主要领导告诉笔者，该区力争在两年内，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农耕文化、蚕桑文化内涵，铸造千年绸都第一坊景区旅游灵魂，打造集南充城郊、嘉陵江沿线的蚕桑丝绸文化与历史文化观光、生态观光度假、川北民俗文化于一体的国家4A级旅游区，推进产业互动、城乡共融、百姓致富。
B. 列出对我国改革开放做出卓越贡献的20个人物 50分!
刘汉元 （1964年-） 1978年9月至1981年7月在四川省水产学校读书；1981年9月至1986年，在眉山县水电局工作，任技术员、高级工程师；1986年创办眉山县渔用配合饲料厂（通威饲料厂），1992年至今任通威集团总裁、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汉元从1983年下海就投身水产养殖。1986年，22岁的他建起西南第一家集约化鱼饲料加工厂。如今，通威集团已连续9年占据中国水产饲料第一的位置，刘汉元因此被称为“鱼状元”。从上世纪80年代初500元人民币创业，到如今超过200亿元的销售额，刘汉元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价值追求，通威集团在饲料行业积极进行资本扩张的同时，还把眼光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刘汉元和他带领的通威集团，无疑是中国经济30年历史跨越的一个缩影，也为民营经济下一个30年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现实样本。
吴仁宝 （1928年-） 1954年2月，任江苏省江阴县华士瓠岱乡人民政府财粮委员，之后历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江阴县委书记、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村党村企总办主任；2003年7月起任华西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华西村党村企总办主任。 他不断创造着自己人生的一个又一个辉煌。他是“天下第一村”的带头人，他成功造就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范。他的成功在于两大因素：与时俱进和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从上世纪60年代冒着风险创办小磨坊和小五金厂，到上世纪80年代坚持走发展做大集体经济的道路，再到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一村两制”的新尝试，吴仁宝大胆的尝试都合上了改革的节拍，带领着华西村走上了符合村情民情、实现共同富裕的好路子。他有句名言：“家有黄金数吨，一天只能吃三餐；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
柏广新 （1955年-） 历任黄泥河林业局党委副书记，黄泥河林业局副局长、书记，延边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延边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延边州林管局局长，延边林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现任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当年担任吉林延边林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时，柏广新“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掀起了延边林业“二次创业、战略转移”的改革风暴,使一个林业企业迅速焕发青春。任职吉林森工后，他又对公司进行了一次全方位、深层次、实质性的改革。实现了加工业国有资本全部退出、辅业全部转制民营、社会职能全部移交、职工全部转换劳动关系、对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标。这次重大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着森工企业发展的产权单一、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主业不突出、创利能力不强等五大历史难题，打造一个现代化的森工集团成为柏广新的未来目标。
隋凤富 （1956年-） 1977年9月参加工作，高级经济师。曾任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八五七农场十队工会主席，省农垦总局八五七农场党委副书记，九三分局局长，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副局长，现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局长、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总经理。 隋凤富作为老农垦人，见证了农垦队伍在黑龙江昔日的亘古荒原上建成了我国耕地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有农场群，形成了年提供150亿斤商品粮的生产能力，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如今在隋凤富的带领下，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通过出让国有产权、增资扩股、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产权多元化，建立了现代企业的制度，他使这个龙头企业在做大的同时，还着力在做强上下功夫，不断推进农产品由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由单一产品向系列产品转变，拓宽和延长了产业链条，提高企业外向度和国际市场竞争力。
傅光明 （1954年-） 被誉为“中国养鸡第一巨人”、“中国鸡王”。多次获得“全国乡镇企业家”等荣誉称号，并当选福建省工商联副会长、福建省政协委员， 200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现任福建圣农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傅光明自1984年创业以来，将仅2万元资产的小企业发展成为现有资产8.8亿元的出口创汇型食品加工联合集团企业，从一个个体户发展成为南方最大的肉鸡饲养加工企业、肯德基全国核心供应商、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由傅光明带领的福建圣农集团倡导的“农业工业化、农业标准化、农业系统化”，对全国的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模式。他用工业的方法做农业，规范了农业各个流程，摈弃了传统的“公司加农户”的养殖模式，将散养户变成企业的产业工人，杜绝散养户活鸡进厂的大门。他把做优质产品、讲求信誉贯穿于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
谢国民 （1939年- ） 出生于泰国。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回到泰国。1963年进入其父创办的泰国正大养蜂集团。1968年被擢升为正大集团总裁；1989年起至今任正大集团董事长。此后，他在中国各地陆续建成100多家饲料厂，50多家家禽养殖场和6家一条龙工厂。 他精明能干，勤奋而富有开拓精神。他雄心勃勃利用外资，苦心经营，敢于向外开拓，苦干了5年，很快使正大集团走上繁荣道路，业务蒸蒸日上，进入黄金时代。1968年他被擢升为正大集团总裁至今。汕头创办经济特区之初，他率先领取第一张外商营业执照，办起正大康地饲料厂，从此，他先后在中国各地建成100多家饲料厂，50多家家禽养殖场和6家一条龙工厂。他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守业，并用自己企业家的大气和眼光，将正大集团的“版图”进一步地扩张，使之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农牧工商一体化的跨国企业，在世界农业企业化中也名列前茅。
马蔚华 （1949年-） 生于辽宁锦州，经济学博士。曾任辽宁省计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副司长、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局长等职务；1999年3月至今任招商银行行长。 他是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银行家，他导演了招商银行近年来“网络化、资本市场化、国际化”的三出大戏。他使得招商银行拥有统一的电子化平台，率先开发了一系列高技术含量的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吸引了大批高端用户，同时树立了技术领先型银行的社会形象。他率先利用信息化网络技术改造银行业务，建立网上银行，抢占了金融领域的制高点；他将原始的服务手段与先进的管理理念“嫁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他将企业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的营销策略进行了完美组合。招行也从一家后起的小银行，成长为拥有“中国最健康、最有潜力”美称的银行新锐。
王 军 （1941年-） 生于湖南，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任江南造船厂工程师、武昌造船厂工程师，1977年至1978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1979年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业务部工作；1995年至2006年任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 自1979年参与中信公司创建，他在中信工作达27年之久，掌舵中信这个超大型企业超过10年。他是中国金融混业经营旗手，带领中信集团打破了中国金融业实施多年的绝对分业的模式，并开始朝混业的方向进行积极探索。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控股自2003年以来就着手“中信金融通”的设计、研发工作，“中信金融通”意味着有混业经营基础的中信控股，已经在为混业经营做更进一步的尝试。中信集团公司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以金融为主业，涉及众多领域的国有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王军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宪章 （1942年-） 河北霸县人，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曾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现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中国保险学会副会长。 他是我国金融系统乃至国际金融界广泛关注的风云人物。他利用丰富的保险从业经验和国际视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领导中国人寿积极参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完成了公司众多历史性跨越，成为内地第一家进入全球500强的保险企业。他提出“高效、务实、开拓、创新”的经营理念，通过拓宽销售渠道、适时调整销售策略，成功地掌握了市场的主导权。他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领导和推动了中国人寿的股份制改革，并成功完成了中国最大国有保险企业的重组和境外上市工作，创造了当年全球最大的IPO，揭开了中国人寿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杨明生 （1955年-） 辽宁海城人，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1980年进入中国农业银行工作，2002年12月主持中国农业银行全面工作，2003年9月就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行长。2007年7月，就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 2002年后，他一直主持中国农业银行全面工作。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农行相对落后。对于农行改革的难度，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农行历史包袱重，且改革必须与整个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统筹考虑，因而综合改革难度最大。在他的领导下，农行丝毫没有放慢改革的步伐。按照国家确定的“一行一策”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原则，他带领农行迎难而上，用最快的速度拿出重组方案，以内部改革为重点，通过内部改革推动体制变革，提高农行面向市场的盈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消化各项沉重的历史包袱，为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和农行成功上市打下了坚实基础。
法兰克?纽曼 （1942年-） 196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有超过30年的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曾任美洲银行集团董事局副主席、首席财务官，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美国信孚银行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现任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他由深圳发展银行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为深圳发展银行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2005年6月起至今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任职美国财政部时，他要面对数万亿美元的赤字；走马上任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等着他的同样是巨大的压力——144亿元不良贷款。上任三年多来，他给出的“成绩单”令人瞩目。在他的领导下，深发展实现了巨大的飞跃。银行业务快速发展、盈利水平逐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准不断进步。随着重点核心业务的强劲增长，深发展2007年的净利润创下该行20年历史上的最高点；2007年全年资本金的增额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
范勇宏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干部，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干部，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查委员会第五、六届委员。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财经委投资基金法顾问。 从1998年受命筹备华夏基金管理公司至今，他秉持着讲规矩、守信用、长期发展、稳步前进的原则，带领华夏基金从我国首批成立的全国性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发展成为大型基金管理航母——2001年、2002年整体投资业绩位居业内第一，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超200亿元，累计分红超过30亿元。以创新著称的华夏基金还完成了中国基金业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创新活动，开辟了一条封闭式基金“起死回生”的通途——“封转开”，为封闭式基金转型树立了一个标杆。而在这次基金业“拓荒之旅”中，范勇宏功不可没，他的勇气、智慧和责任感令人钦佩。
郭树清 （1956年-） 内蒙古人，博士研究生、研究员。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贵州省副省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拥有深厚学术背景的他，曾是中国市场经济框架体系的重要设计者之一，有着省级政府的管理经验，也曾主政外汇管理局管理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目前掌舵资产超过7万亿元的中国建设银行。他性格耿直，非常直率，对事物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是个思辨型学者；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和担任政府官员，使他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经验。他入主建行后，带领建行在股份制改造、冲刺上市中取得了重大成果。2006年，在他的领导下，建行成功实施了中国银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外并购：以97.1亿港元收购了美国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高良玉 （1965年-） 安徽枞阳人，经济学硕士，经济师。曾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股票处工作，1993年至1997年任证监会发行部副处长，1998年任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9年起至今任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 提起南方基金，熟悉基金业的人自然而然的会联想到“高良玉”三个字。他是南方基金发展至今的关键人物。他敢做敢为、思维缜密、紧跟市场，10年来，南方基金虽然经历了几次风浪，却每次都能处变不惊，化险为夷，一直在行业中保持着第一梯队的位置，无论在产品创新还是管理规模都是如此。高良玉带领着他的团队用铁的事实证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首先把基金规模做大，然后其它问题再在发展中应对化解。中国基金业的10年发展史，也是南方基金作为领头羊的开拓史，高良玉和南方基金已经成为中国基金业的一个标志。
常振明 （1956年-） 北京市人，MBA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中信实业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中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信集团常务副总经理，中国建设银行副董事长兼行长；后重返中信集团工作，现任中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他在金融业界威名不凡，然而人们却很少听到他的声音，既没有豪爽之言辞也不见鲜明之笑颜，但这正显现其沉稳专注。外界拿他专业围棋选手的背景来揣摩其帅才，认为一切已寓于其中。中国银行业的体制疾患由来已久，无论是难以逾越的“诸侯割据”还是错综复杂的行政关系，而对常振明来说，这盘金融大棋局都烂熟于心、掌控得当、信手拈来、妙子连珠。在常振明加盟建行期间，建行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成为首家上市的国有控股银行。常振明“功成身退”，重返中信集团，而此时中信集团的金融改革，也已进入实质阶段。
董文标 （1957年-） 河南人，曾任河南金融管理学院副院长，交通银行郑州分行行长、党组书记，交通银行董事，海通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1996年2月起担任中国民生银行副行长、行长，现任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 深谙国际金融规则的他，最初毕业于一所中专，在学校任教多年。由他撰写的《中央银行概论》让他在银行界崭露头角，颇受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赏识。他在银行管理、金融证券方面积累了19年工作经验，带领民生银行通过商业化运作的方式，为中国银行业入股美国银行业提供了新的操作模式，并为国内商业银行实现全球化经营贡献经验。在执掌民生银行之前，他已经在金融界创造了多个奇迹：他使交通银行郑州分行的利润超过当地所有的金融机构；他按国际标准化股份公司的形式组建海通，使海通证券发展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证券公司之一。
王林祥
（1951年-）
内蒙古包头人。1970年在原伊盟绒毛厂参加工作；1981年任伊盟羊绒衫厂副厂长；1983年任伊盟羊绒衫厂厂长。1991年至今任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裁；1999年12月至今任鄂尔多斯集团董事局主席。
从1983年至今，他带领着伊盟羊绒衫厂一路走到今天的鄂尔多斯集团。他为中国创造出了一个享誉世界的纺织业民族品牌。“中国羊”在他的牵引之下，沿着改革开放的大道，变成极具市场竞争力的“世界狼”——鄂尔多斯不仅实现了持续二十多年赢利，而且将其它竞争对手远远抛在身后。同行业世界排名前五位的其它四个集团，全加起来也赶不上鄂尔多斯。在国家西部大开发、能源战略重点西移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鄂尔多斯集团又斥巨资打造重工业园区，大举进军煤炭、电力、冶金和化工产业领域，积极培育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开了二次创业的帷幕。
王国春
（1946年-）
四川人，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1970年参加工作，曾任四川省珙县忽厂技术科副科长、生计科科长、四川省珙县磷肥厂副厂长、厂长、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酒厂党委书记，并任宜宾市政协副主席。现任五粮液集团董事长和党委书记。
从1985年至2007年，王国春一直是五粮液的当家人。他凭借品牌买断的经营模式将五粮液从一个地方中等规模的国有企业变身为国内白酒业老大。年均40%的增长速度、连续十多年的全国产销量第一、累计为国家上交98亿元税金、资产达到160亿元、品牌价值306.82亿元，王国春可谓硕果累累。在王国春的带领下,五粮液先后开发研制了“包包曲盒式立体发酵微机监控系统及制曲新工艺”、“微机配料系统”、“微机勾兑专家系统”等独创先进工艺新技术,被国务院列为全国25家科技进步型企业之一。五粮液两获全国质量管理奖,成为酒类企业之唯一。
刘存周
（1944年-）
1976年开始从事医药生产和经营管理工作。1997年调任哈药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0年一举坐上中国医药行业销售收入的第一把交椅。刘存周因此被业界人士誉为“中国医药行业的比尔·盖茨”。2007年9月任中国医药集团董事长。
刘存周是国内医药界的热点和焦点人物之一。他是曾经的“哈药教父”。在主持哈药期间，刘存周“精干主业、优化副业、收拢五指、形成拳头、调整经济结构、发展规模经济”的思路使集团销售利税大幅增长。截至2004年10月，哈药集团累计创造利税56亿人民币——而在3年前，哈药集团共有23家亏损企业，潜亏5.3亿元人民币。他对产权改革有颇多想法，他希望引入外部股东，避免政府一股独大过多干预，使哈药能在一个顺畅的体制通道中尽快变身为国内医药产业巨头。后因重组思路与相关部门相异而黯然辞职。目前，他正帅领中国医药集团稳步推进。
李金元
（1958年-）
河北沧州人。1992年李金元用积蓄加上借款共2000万元人民币创建天狮集团并投入到高钙产品的研发。目前天狮已发展成一家以高科技产品为主导、多种产业并存发展的大型跨国集团。现任天狮集团总裁。
数年间，李金元率领天狮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直销企业之一，他抢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率先在海外开发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业务辐射全球六大区域的190多个国家，在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公司。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做了表率，在国际社会建立起牢固的市场框架。继“健康人类，服务社会，发展实业，报效国家”的企业理念后，李金元创造性地提出了“六网互动”、“新置换”、“新超市”三大理论，保证了天狮集团健康、长远、有序地发展。李金元热心慈善事业，历年来对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的投入已超过14亿元，并获得“2008年度中国十大公益楷模”等殊荣。
朱新礼
（1952年-）
1974年至1988年，任山东省沂源东里工业集团总经理。1991年至1992年，任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1992辞职下海创立山东淄博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1994年创立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任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裁。
朱新礼带领汇源员工在全国各地创建了27个现代化饮料食品企业，带动了40多个果蔬等原料基地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建立了基本遍布全国的营销服务网络，构建了庞大的果蔬产业化经营体系。“汇源”商标为国家驰名商标，汇源牌果汁饮料为中国名牌产品。一个总资产只有49亿人民币的汇源集团，通过授权资本，巧妙地将汇源果汁推向国际资本市场。此后，通过全资控股的汇源控股，坐收超过74亿港元的股份出让款。而可口可乐开出的25亿美元收购价，更是将朱新礼推上舆论风口浪尖。朱新礼因其“资本”之路独特而曲折而备受关注。
张 茵
（1957年- ）
广东韶关人。1985年赴香港开始废纸回收贸易，1988年在广东东莞建立了自己的独资工厂，1990年，与丈夫刘名中建立美国中南有限公司，1996年在广东东莞投资1.1亿美元建立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20年间，从3万元到270亿元，财富增长90万倍；从“废纸回收”到“大陆首富”，地位跨度天翻地覆，她的传奇依靠的是：变废为宝。用十年的时间，她成为了美国的“废纸回收大王”；同样用了十年时间，她又成为了中国的“造纸大王”。她凭借自己的敏锐独到的眼光和诚实专一的经营，创造了一个行业的神话。她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白手起家者。从内地到香港，从香港到美国，再从美国回到内地，她一次次开始新的创业。她说自己喜欢那种徒手打天下的感觉，希望能做中国的阿信。而她的成功也激励着成千上万的创业者的创新激情，被誉为平民创业的楷模。
宗庆后
（1945年－ ）
浙江杭州人。改革开放初期，在杭州工农校办做厂业务员； 1986年-1987年，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1987年-1991年，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厂长；1991年至今，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他把一个靠借款10余万元创业的校办工厂培育成年销售收入近百亿的企业，创造了民营企业发展史上的奇迹。依靠他“企业家的直觉”配合务实的经营，娃哈哈每一项产品都排到了行业前列。凭借他精心编织的市场网络，娃哈哈产品推广到了全国每一个角落。“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成为大江南北共知的广告语。他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行的治理方式——家长式的管理来带动娃哈哈，走过了异常艰辛之路。如今的宗庆后在捍卫他苦心经营的娃哈哈品牌，他与达能的恩恩怨怨，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创业、探索的曲折历程。
季克良
（1941年-）
江苏南通人，高级工程师。1964年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食品发酵专业，分配到贵州茅台酒厂工作至今。1981年，季克良任贵州茅台酒厂副厂长，1991年任厂长兼厂党委副书记、总工程师，现任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季克良在酒业，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有绝对的发言权。他曾发表白酒技术管理论文数十篇。1998年任贵州茅台酒厂厂长兼董事长，带领茅台酒从1999年到2002年的年销售收入从6亿元上升到20多亿元，稳居全国前列。是他，一手将茅台从年产不足千吨的小作坊，做成了现在年产量超过1.6万吨的大企业。是他，将茅台推向了历史最辉煌的顶点。季克良还是我国著名评酒专家，曾任全国第四届、第五届评酒委员，中国白酒协会常务理事，中共十五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知识分子，1995年被评为“中国商界十大风云人物”。
殷顺海
（1953年-）
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
在殷顺海担任同仁堂集团董事长十多年间，改革思路非常清晰，同仁堂通过剥离、上市、重组、改制，使优良的企业更优，使不良的企业变良，再通过委托管理，实现集团资源的优势互补。企业资产总额由18.2亿元增长到63亿元，目前，同仁堂拥有境内、外两家上市公司， 连锁门店以及遍布各大商场的店中店六百余家，海外合资公司、门店20家，遍布14个国家和地区，产品行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仁堂已经形成了在集团整体框架下发展的现代制药工业、零售医药商业和医疗服务三大板块，配套形成了十大公司、两大基地、两个院、两个中心的“ 1032工程”。
曾宪梓
（1934年- ）
出生于广东梅县。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与夫人黄丽群女士创立了享誉世界的“金利来”名牌。现任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香港华侨华人总会永远名誉会长等。
贫困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梦想。曾宪梓靠一把剪刀起家，不断钻研香港市场状况，多次赴西欧学习先进技术，集众家之长，数年间使得“金利来”领带占领了香港市场，成为男人们庄重、高雅的象征。曾宪梓创立了“金利来”王国，而“金利来”成就了曾宪梓创建世界名牌的梦想。他更具有一颗可贵的中国心，投资百万美元于家乡梅县，却分文不取利润，全部捐于家乡建设。十几年来，二百多项、高达6.8亿多元的教育、体育捐款更彰显他的倾情之爱。1997年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勋衔制度中的最高荣誉奖章——大紫荆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