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債券市場信用風險整體可控

1. 信用債風險控制如何拿捏

由於國內信用債市場規模小、歷史短，信用評級經驗少， 債券違約記錄很少，違約率、損失率等風險度量無法量化，也無法科學的設立風控指標，總是出現投資部門與風控部門吵架的事情。 2007年以前，因為出現過（非上市）企業發債不能及時兌付，引發普通持有人「討說法」的小規模事件，所以發改委一直比較注重企業違約風險帶來的社會和政治影響，在選擇發債企業時，條件比較高，審批嚴格，債券市場的信用債比例因此一直很低。由於供遠小於求，可投資債券以有擔保高信用級別債為主，因此機構對於債券信用風險的控制需求不大，信用利差長期保持較小區間。 2008年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從依賴直接融資向間接融資轉移，信用債發行條件和審批程序放寬， 央行和發改委鼓勵企業發行債券進行融資，尤其是短期融資券和城投債大量發行，無擔保、低評級債券逐漸增多，中國信用債市場開始走上成長之路。隨著發債企業的不斷擴大，不但低信用評級債券總量擴大，尤其是近期，同信用級別的不同發債主體的資質逐漸分化日漸明顯。與此同時，在結果導向和賺錢效應的影響下，投資者的低級別信用債投資比例越來越集中，信用風險的控制和評價成了機構投資者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由於各機構信用風險評估人員和經驗的不足，對於信用債風險的控制措施，多以限制可投資債券信用級別下限和單券投資比例等指標進行風險控制。該方法制定簡單，對總體信用風險的控制和分散有一定效果，但對目前我國信用債市場投資的制約也很明顯。從投資的角度，筆者對信用債的風險控制有以下想法。 首先，根據經濟景氣周期，以資產配置策略的為出發點，動態調整（中期）信用債券投資風控指標，更符合投資需求。信用風險首先是宏觀經濟風險，在經濟景氣周期，整體信用風險下降，企業信用評級上移概率大，這時候應加大風險資產配置比例，低風險信用債比例應該增加；反之亦然，在經濟景氣下降周期，應減少信用債投資比例，同時提高信用債券投資級別限制下限。因此，信用債券投資級別下限、比例等限制指標，應該定期（如：季度、年度）根據經濟周期和整體信用風險的評價動態制定和調整。 其次，在中期信用資產配置（信用風險）策略的指引下，通過行業景氣周期和風險分析，制定（短期）行業信用級別投資下限和資產配置比例限制進行風險控制，是相對可行和合理的。國內信用債市場還在起步階段，市場還很小，發債需求很旺盛，發債有一定的門檻和壁壘，如福禧債這樣的非系統性單個債券發生信用違約風險的概率不大，也難以預測，單券比例等指標雖然可以分散風險，但也難以規避由此引發的系統性風險。

2. 中國債務的風險到底有多高

中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的負債率到底是多少？這些債務的風險有多高，會不會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系統性風險或者區域性風險，應對這些債務和風險有哪些應對舉措？基於此，日前，國務院信息公開辦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共同舉辦第25次文津圓桌閉門研討會進行研討。

債務總量持續增長但整體可控

數據顯示，以廣義信貸總量的指標，到2016年一季度末，廣義信貸為134萬億，廣義信貸和GDP之比是193%，比2008年末上升79個百分點。以各項貸款比GDP的指標，到2015年底這個指標差不多是150%左右，比2008年末上升47.5個百分點。這說明這些年我國債務總量在持續增長。

不過，中國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副主任何國鋒稱，相對債務總量增長，債務結構的問題更加需要引起關注。

何國鋒強調，值得關注的是，社會整個融資體系結構不合理，長期依賴銀行體系。他說，近年來，直接融資尤其債券融資這塊發展比較快，但股票融資佔比比較低。2015年末債券和股票融資總量在社會融資規模佔比14%左右，這導致實體經濟融資壓力和風險過度集中在銀行體系，銀行業承擔了大量本來應該由資本市場解決的一些金融服務，像科技創新、大眾創業、兼並重組這些應該由股權融資來做更好一些。

就整個銀行體系來看，中國銀行(601988,股吧)體系的不良貸款率仍較低。何國鋒提到，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75%，同時整個貸款損失准備也比較充足，目前商業銀行貸款撥備有2.4萬億，今年以來還在增長，撥備覆蓋率175%，貸款撥備率3.06%，對於不良貸款仍有充足的撥備。

此外，企業債市場信用風險總體可控。

截至2016年3月底，企業債券存量規模4.17萬億元，占整個公司信用類債券余額的四分之一左右。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財政處處長關鵬表示，發改委管理的企業債券最大的特色是與投資項目直接掛鉤，服務於國家重大戰略、重大規劃和重大政策，資金的投入大都形成了一些比較優質的資產，能夠產生穩定的經營收入，是債券還本付息的重要保障。因此，企業債券在整個公司信用類債券的各品種中違約數量最少，信用風險總體可控。

另外，財政部預算司債務處處長尹李峰也提到，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當前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尹李峰說，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兩項合計全國政府債務26.66萬億，佔GDP的比重為39.4%，低於歐盟60%的預警線，也低於當前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水平。

尹李峰表示，從地方政府債務來看，目前債務風險也總體可控，以國際通用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指標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低於國際通行警戒線。與一些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不同，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形成了大量與債務相對應的優質資產作為償債保障，加上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將保持中高速增長，也為債務償還提供了根本保障。

不過，針對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總體有所下降、局部地區的債務風險有所上升、地方政府違法或變相舉債擔保情況仍有發生、一些地方還有一些不規范的PPP模式等新情況和問題，尹李峰稱，有關部門正在督促地方和相關部門採取措施加以解決。

從居民負債來講，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曹紅輝提到，2013年中國達到55.5%，美國為113%(2007年為143%)，日本是130%。相對來講，中國的居民部門負債率還是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曹紅輝說，消費的貸款在中國是兩倍於經營性負債的，佔到整個居民負債的32%，其中居民負債中，80%是用於購買房產，其次就是汽車和信用卡的貸款。另外，中國的居民人口結構中，40歲以下佔53.71%，這說明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並非是造成中國居民負債增長的一個顯著制約因素，今後還有比較大的增長空間，人口結構沒有成為一個約束。按照美國15%的居民負債的邊界來看，大概我們可以新增40.69萬億的居民負債空間。綜合舉措解決結構性債務問題

在論壇上，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曹紅輝表示，全球債務同樣在增長不能光拿中國說事。他說，從全球來看，2000年開始全球債務87萬億，2007年是142萬億，2014年是200多萬億。在2007年到2014年債務危機債務救助中全球性增加了57萬億美元。債務對GDP比例，全球上升了17%，絕對值和相對值都在上升。到現在為止這種持續上升的趨勢沒有發生根本性的逆轉，但各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

雖然總體負債水平上升，但相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GDP負債水平還是處於一個比較低位的水平。

曹紅輝說，2001年到2014年，發達國家的債務規模達到49.7萬億美元，新興市場為14.2萬億美元。從全球來看，數量眾多的邊緣化國家的負債率在下降，少數重要的經濟體的負債率卻在快速上升，這其中存在結構性差異。比如，美國2001到2014年負債率從53%上升到100%，日本從153%上升到200%。在去杠桿的過程中，美英兩國效果最為顯著，但其他發達國家的居民債務水平不減反增，比如加拿大、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債務持續膨脹，荷蘭、丹麥、挪威的杠桿率大大超過了美國的峰值。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萬喆說，中國的債務狀況總的來看有三點，一是赤字總體比較小，二是經濟增速仍然全球領先，三是中國政府掌握了很多生產性資源，不大會出現資不抵債的狀況。整體來說，債務水平和狀況應該是可控的。但問題是，既然債務實際可控，為什麼坊間、尤其外圍對中國的債務問題會有這么大的恐慌呢？

她說，這其中有一些問題值得關注，比如債務總體不透明，除了過去不願意主動公開債務情況外，就是目前提到的大部分債務都是直接顯性的債務，有一些直接隱性和間接的債務沒有談到，隱性債務如何清算出來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另外，政策的不連續，在某些政策上有一些突然性，轉向特別陡，或者一些政策到基層後出現異化，再有可能一些可執行的程度不是那麼高，這容易招致質疑。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何帆也認為，中國的債務問題是結構性的。總體來看，中央政府的債務水平並不高，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增長速度比較快，企業負債水平較高。這反映出：第一，中央政府不願意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是希望地方多花錢，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並沒有明確劃分清楚。第二，企業負債很高，跟依靠貸款的粗放增長方式，跟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都有關系。比如，大的央企融資超過了自己的需求，錢到手之後轉手倒給中小企業，自己還能賺一筆錢，導致負債率越來越高。如果看這些指標，只能說中國經濟處於亞健康狀態，但並沒有到了馬上就要出現危機的地步。

何帆預測，如果真的出現危機，肯定反映在流動性方面。政府債務的騰挪空間更大，很有可能出事情的是企業的負債，企業到最後還不上錢了。只是目前來看，企業的盈利狀況大體來講還比較穩定，沒有出現明顯的惡化，另外，企業的資金仍然主要用於日常經營，尚未出現企業資金大量被佔用還舊債的情況，也沒有出現明顯的還債擠佔了投資的情況。

何帆認為，債務問題是必須盡快解決的。不過，中國還遠遠沒有到了馬上就要爆發債務危機的時候，不必過分擔心。有時候，債務危機是自己嚇出來的。

何帆建議，應該密切關注債務指標，同時盡快做好預案准備。各種解決債務問題的政策措施很可能會有一定的副作用。解決債務問題，需要「雞尾酒療法」，各種葯效需要配合，劑量需要斟酌，對潛在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考慮。

何國鋒也表示，要實現經濟有序去杠桿，把債務盡可能的降下來，還是應區別對待，分類施策。從銀行信貸角度，總的思路還是應該通過信貸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對不同行業或不同產業採取不同的措施。從銀行監管角度來看，企業負債整體較高，同時企業債務風險已經有所暴露。當前，主要以央企作為突破口來研究怎樣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和企業債務鏈，緩解企業相互拖欠資金的問題，同時穩妥處置僵屍企業的信貸風險。對僵屍企業，現在主要還是盡量推動其進行兼並重組、債務重組，盡量少實施破產清算，對於必須要破產清算的也是在多方研究信貸怎麼退出來，包括信貸退出的方式、節奏，包括影響，盡量不搞大規模一刀切退出。

3. 問：銀行間債券市場長期債券信用等級分為幾級含義是什麼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有關規定，銀行間債券市場長期債券信用等級分為三等九級，符號表示分別為：AAA，AA，A，BBB，BB，B，CCC，CC，C，其中BBB級及以上級別為投資級別，BB級及以下為投機級別。
具體含義如下：
①AAA級：償還債務的能力極強，基本不受不利經濟環境的影響，違約風險極低。
②AA級：償還債務的能力很強，受不利經濟環境的影響不大，違約風險很低。
③A級：償還債務能力較強，較易受不利經濟環境的影響，違約風險較低。
④BBB級：償還債務能力一般，受不利經濟環境影響較大，違約風險一般。
⑤BB級：償還債務能力較弱，受不利經濟環境影響很大，有較高違約風險。
⑥B級：償還債務的能力較大地依賴於良好的經濟環境，違約風險很高。
⑦CCC級：償還債務的能力極度依賴於良好的經濟環境，違約風險極高。
⑧CC級：在破產或重組時可獲得保護較小，基本不能保證償還債務。
⑨C級：不能償還債務。
⑩除AAA級，CCC級以下等級外，每一個信用等級可用「+」、「-」符號進行微調，表示略高或略低於本等級。

4. 什麼叫違約重生

顯性債務暗度陳倉轉為隱性債務會否導致失控？隱性債務究竟多大盤子，拖成顯性債務時各方如何應對？債轉股是不是一個化解債務的好辦法？
一直以來，中國債務是一個被迷霧籠罩的高頻話題。海外評級機構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下調，凸顯人們對中國債務危機的擔憂。中國債務到底有多少，是否已至臨界狀態？各方一時眾說紛紜，高盛、麥格理、IMF、麥肯錫、社科院等機構則紛紛給出大相徑庭的研究數據。
6月15日，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國新辦舉行的吹風會上就中國債務問題進行了詳解。
吹風會給出如下信息：中國債務危機不會發生但必須警惕防範；化解中國債務不可能哪個部門單兵作戰，必須成立跨界的綜合部門統籌部署；處置債務就是給過去30多年高歌猛進的經濟增長擠水分，要用資產變現為未來中長期發展補窟窿；債轉股不能貿然推進，必須行走在市場化和法制化的大道上，否則將是一場災難。
當前對於中國債務通常採用兩個指標：債務總規模（即包括政府、實體企業和居民在內的債務余額）和負債率（即債務總規模與GDP的比重）。對於債務總規模，各機構都有自己的演算法，怎麼核算中國獨特的地方融資平台，怎麼計算海市蜃樓般的隱性債務，各有各的賬本。如今影子債務猶如鬼魅比顯性債務更可怕，它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而關於負債率，目前也頗有爭議，到底是負債和GDP比合理，還是與資產比更合理，不同的演算法差異頗大。況且，資產猶如冰棍，是個不確定的東西，或許當下能夠覆蓋對應的債務額，但到變現償債的時候或許已折價。
值得思考的是，債務下降一定比債務高攀好？究竟債務激增是沒管住的問題還是背後的體制機制頑疾？顯性債務暗度陳倉轉為隱性債務最終會導致失控？而隱性債務究竟多大盤子，拖成顯性債務時又將怎樣？
債務到底多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第一副總裁利普頓近日發表觀點認為，中國債務總額相當於GDP的225%左右。其中，政府債務約佔GDP的40%。家庭債務約佔40%，企業債務則約佔GDP的145%。麥肯錫在2015年初給出預測。根據截止到2014年第二季度的數據，麥肯錫認為中國整體債務佔GDP比例為282%。高盛在2016年1月預測，中國2015年整體債務佔GDP比例為216%(幾個月之後，高盛又給出一份獨立報告指出2016年中國整體債務佔GDP比例接近270%)。麥格理分析師Viktor Shvets指出，中國整體債務規模為35萬億美元，接近GDP的350%。
盡管不同機構數據口徑不同，但都反映出中國債務增速較快，企業債務負擔偏重的現實。
李揚表示，「綜合跟蹤研究，中國政府債務處在可控范圍，爆發債務危機是小概率事件。中國有足夠的資財來應對債務風險。 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NIFD）從2011年開始編制中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至今在資產負債表方面有了近10年數據，在債務率方面已有了連續20年的數據。
NIFD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中國債務總額為168.48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49%。在結構上，居民部門債務率40%左右，金融部門債務率約為21%，政府部門債務率約為40%，如果考慮到一些融資平台債務及或有債務，政府部門債務率會有較大幅度上升，達到57%，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率高達131%。如果把融資平台債務加進來（這部分與政府債務有所重疊），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率高達156%。
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元，佔GDP比重為39.4%。以更寬的口徑估算，政府債務水平達到56.8%，仍低於歐盟60%的警戒線。
李揚強調，評估分析中國債務，不應就債務說債務，還應考慮與資產的關系。
NIFD分析顯示：按寬口徑匡算，2014年中國主權資產總計227.3萬億元，資產凈值為103.3萬億元。按窄口徑匡算，中國的主權資產為152.5萬億元，資產凈值為28.5萬億元。上述分析表明，中國擁有足夠的資產來應對債務風險。
通常機構和學者喜歡用債務/GDP比例來反映「宏觀債務水平」。這樣模式的結論一般是「中國的債務率太高，已進入危險境地」。而按李揚的觀點，准確衡量一個國家的宏觀杠桿率，應該使用國家資產負債表的數據來對照，計算其債務與股權資金兩個存量數據的比例。「如果從資產和債務關系分析，中國債務的前景應該比較樂觀。」問題是，資產變現時機重要，如何防止價值縮水。
如果分析中國債務結構和歷史特點發現：中國是高儲蓄國家，而且債務主要是內債，也就是自己人借自己人錢，因此可以憑借自己的力量平滑處理債務。同時，市場化程度高的國家，償債能力很重要，但中國金融市場以間接融資為主，中國企業的債務對應的是金融機構，流動性很重要。現在的問題是「流動性積壓」，大量貸款放出去並沒有產生效益，而是被大量債務裹挾，吞噬了流動性。經濟學者何志成曾向《財經》記者解釋過流動性積壓的概念，大量通過金融系統投放到社會的流動性，被非常多的不能流動的項目產業行業占壓，而這其中國有企業的吞噬能力值得關注。中國的債務主要集中在企業部門，其中國有企業佔比65%。
就債務鏈而言，國有企業、國有銀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等，這些部門其實是一個債權人，所謂債務不過是左右手互倒，左右口袋互掏，導致債務鏈掰扯不清。
李揚強調，盡管中國債務風險暫時無憂，但必須警惕，不可任其蔓延。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曾經歷過不良債權的迅速上升，人們非常擔心處理不良債務可能會使公共債務佔GDP比率急劇上升。但由於當時保持了低利息率和較高經濟增長速度，中國很快就擺脫公共債務負擔增加對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的威脅。而現今，中國經濟緩慢下滑，如何化解債務，考驗宏觀對策。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接受《財經》雜志采訪時表示，中國有其體制特徵，由於中國居民的高儲蓄率，只要不發生大規模資本外逃和外流，銀行擠提導致系統性危機的可能性極低。更大的可能性是由於不良債權上升，銀行惜貸、企業惜借，使通貨收縮進一步加劇，並導致經濟增長速度的進一步下降。
醞釀成立專門機構統籌處置債務：誰來處置債務？籬笆牆怎麼扎？
「化解債務不能靠哪一個部門單兵作戰，而是需要綜合的解決方案，統籌安排的專門機構。」李揚表示，只有全國一盤棋，才能統籌考慮，採取移山填海的方式統一解決。
因為債務鏈條涉及金融改革，國企改革，財稅體制改革等等諸多方面。無論是「一行三會」還是財政部等，哪個部門都無力扛起化解債務的大旗。財政部可以考慮到國企、央企、融資平台等債務問題，但是企業債管理不到，一行三會處理金融機構的相關債務，但並沒有掌握全部數據。
IMF副總裁利普頓近日也建議，中國要化解債務問題，需要考慮各方協調，成立專門機構綜合各方來解決。
利普頓說，企業債務雖仍可控，但數額龐大且快速增長。為避免今後出現嚴重問題，解決企業債務問題已經勢在必行。需要全面的計劃和具體的行動，來硬化預算約束（特別是對國有企業），對薄弱企業進行重組或破產清算，確認和分配損失，處理相關的社會成本，並便利市場准入。鑒於這方面涉及的廣泛挑戰，建議成立一個人員配備充分、具有清晰職能的工作小組，並以正在實施的煤炭和鋼鐵行業重組計劃為基礎，來推動和實施現實可行的國企重組並處理與之相關的給銀行業帶來的影響。
不良債權、不良資產處置，過剩產能和高庫存的消弭，僵屍企業的關閉，以及整頓財經紀律的改革和法制化監管體系的完善，這些是全國一盤棋。克服部門之間議而不決，利益部門扯皮，以及信息的遺漏，目前建立綜合的管理框架已經達成共識。李揚表示，目前中國還沒有形成這樣一個統籌機構，但是在朝這個方向努力。據悉，現在發改委、商務部等部門已經在協調，下一步決策層將考慮醞釀建構統籌機構。
一些學者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認為，目前中國債務率可控，資產規模遠超債務，正是政府快速推進國企和銀行業改革，處置不良貸款、關停僵屍企業、對國企施加硬性預算約束並完善銀行貸款流程和金融治理體系的較好機會。這為政府處置不良貸款和債務違約留下較多空間。
余永定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建議，企業去杠桿化應該逐步推進，不能操之過急，銀行貸款也不應該輕易劃入不良。企業部門去杠桿對經濟產生的下行壓力應該由政府部門加杠桿加以抵消。降低債務對GDP比例的出路，短期在於提高經濟增速度，長期則需依靠結構改革，特別是企業制度改革、銀行體系治理和監管體系改革和資本市場的發展。此外，如何消除過去數年來影子銀行金融產品帶來的隱患，如何抑制房地產泡沫，預防房地產市場崩盤對中國金融穩定的沖擊等等都是我們必須應對的挑戰。
總之，建立綜合管理架構後管什麼，怎麼管，仍待逐步釐清。不過，就債務說債務，在債務圈子打轉，可能轉不出來，債務高企的背後是機制的「根」。
打破剛兌標志債市浴火重生
由2014年3月「11超日債」無法按期全額支付利息肇始，中國債券市場信用違約事態愈演愈烈。進入2016年以來，中國的信用違約風險也在增加，信用違約事件在增加。
對此，李揚表示，與信用違約關聯的是「剛性兌付」的概念，在信用違約事件發生之前，整個信用市場，特別是債市，大家都認為中國市場存在著「剛性兌付」。如果都是「剛性兌付」的話沒有信用的差別，全中國就只有一個政府信用。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會出現評級泡沫問題，全是AAA級。而且這種情況下市場上的利率、收益率出現一些扭曲現象。
因此，李揚認為，應當讓微觀主體的信用擺脫政府信用籠罩，把自己的真實面目顯露出來。
信用違約現在在中國市場上越來越多發。違約主體從小的延伸到大的，從民企延伸到國企、央企，從經濟落後地區延伸到經濟發達地區。針對這些趨勢，李揚表示，信用違約恰恰是打破「剛性兌付」的必要手段，其實它標志著中國的信用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企業終於擺脫了對政府的依賴，它用自己的信用在市場上表現出來，投資者開始用它的信用來衡量它，出現問題自己負責，就是自己的投資要自己負責。市場已經開始逐漸用自己的面目來顯示，那麼市場的法制架構就至關重要。所有的事情要依法進行、依法違約、依法清償、依法破產。因此，信用違約的出現對中國債市則意味著浴火重生。
對於各方熱議的債轉股，李揚表示，本輪債轉股各方的看法是，必須堅持市場化、法制化的原則，近期債轉股的進程有所放緩，是因為決策部門要確保其符合市場化和法制化的方向，有關部門需要謹慎考慮。
「債轉股固然是處置不良債權的辦法，但是，如果用不好則意味著一場災難。」李揚說。

5. 哪些行業的信用債企業存在較大的違約可能

貸款流向「五小」（浪費資源、技術落後、質量低劣、污染嚴重的小煤礦、小煉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電等）和兩高一剩（高耗能、高污染及產能過剩）等國家限制、控制甚至淘汰類的行業。這類行業本身就對社會發展存在不良的影響，加上國家政策（如稅收、財政等）的限制，很難有大的發展，甚至可能成為政府直接勒令退出市場和破產關閉的對象，從而造成信貸機構不良貸款和呆賬、壞賬的出現。這一類企業違約可能非常高。

一般的話慎入行業有：房地產、建築、紡織服裝、有色金屬、化工、煤炭、鋼鐵等風險較大，出現結構性產能過剩且短期內難以明顯好轉的行業。
嚴格控制或退出類：
煤化工、水泥、平板玻璃、造紙等行業國家明確淘汰落後產能的行業，主要包括小鋼鐵、小水電、小水泥、小煉油、小煤窯、小玻璃、小造紙、小礦山、小化工、小葯廠、小火電等行業。

6. 民營上市公司債務違約頻現該怎麼解決

近一段時間以來，債券市場信用風險加速暴露，一些民營上市公司或持有上市公司的集團接連出現債券違約，引發了市場的擔憂。業內人士認為，這些債務違約，體現出金融與政府債務雙重監管大背景下，一些企業自身經營和財務控制能力出現了問題，債券市場的風險整體仍然可控。

而在稍早之前，則出現了企業發債10億元幾乎全部流標的情況。5月21日，東方園林發布公告稱，公司公開發行不超過15億元的債券已經獲批，原本計劃發行的10億元公司債券，實際發行規模僅0.5億元。業內人士認為，在信用收縮的大環境下，資質較差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和部分城投平台再融資壓力進一步加大，這可能將繼續加快相關信用風險的暴露。

WIND統計數據顯示，自2018年以來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已經發生至少19起債券違約事件，涉及發行主體11家，合計債券余額為176.04億元。除此前的春和集團、大連機床、丹東港、億陽集團外，新增違約主體5家，分別為上海華信、富貴鳥、凱迪生態、神霧環保和中安消。與2016年不同的是，本輪違約多集中在民營上市公司、其中包括一些較知名的上市公司，因此引發了市場對風險蔓延的擔憂。

中金公司認為，本次「違約潮」並非事出偶然，本輪債務違約加速受去年底來融資環境收緊所驅動，尤其是資管新規出台後銀行非標資產快速回表為地方政府與民企的資金鏈帶來了不小的壓力。同時，多項去杠桿宏觀政策疊加，包括財政支出放緩、地方政府融資及基建投資監管趨嚴，表內信貸額度偏緊等，也加劇了企業融資的壓力。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對記者表示，這一情況的發生，主要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產業調整所致。由於中國經濟區域發展差異較大，違約的企業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以及其他一些經濟形勢相對較差的地區。從行業來看，違約事件主要集中在一些面臨較大行業分化和環保壓力的傳統產業。

上市公司發債熱情高漲

Wind統計顯示，今年以來上市公司信用債發行規模已達4465.34億元，而去年同期僅為979.41億元，增幅高達355.92%。大幅攀升背後，上市公司償債壓力進一步提升。截至目前，A股上市公司存量信用債規模已達28188.96億元。其中，年內償債規模將達5436.61億元。即使扣除年內發行的短融，償債規模仍達3666.11億元。

從行業分布來看，按照細分行業分類，房地產發債規模最高，達到了864.9億元，緊隨其後的是電力能源行業，達到了831.9億元，采礦行業發債規模也達到了215億元。這三類行業發債規模占上市公司發債總量的比例達42.81%。Wind統計顯示，在年內上市公司債券到期情況方面，包含多個細分行業的製造業到期債券規模為1761億元，其次為電力能源行業，到期規模為822.6億元，房地產行業為717.86億元。

東方金誠評級公司首席分析師蘇莉認為，強監管下發生的信用收縮對債券發行人構成了一定的挑戰，融資成本和再融資難度有了較大的提升，尤其是對「借新還舊」過度依賴的企業沖擊較大。具體來說，部分負債高企、盈利能力出現顯著下降的民營企業或較為邊緣化的國企，尤其是處於產能過剩領域企業或成為信用風險暴露的集中區；部分面臨債券到期和回售壓力的房地產企業，在再融資難度明顯上升的情況下，也有可能出現新的違約主體。

另一方面，公開信息顯示，年報公布後，上市公司的償債能力正在受到交易所的高度關注。以飛樂音響為例，5月18日，上交所對其下發2017年年度報告的事後審核問詢函，問詢函要求該公司結合業務構成、資金使用安排、經營情況，說明報告期資產負債率大幅上升的原因，並要求上市公司結合短期借款規模、流動資金等，分析公司的短期償債能力、是否存在短期償債風險以及應對措施。

債券市場信用風險整體可控

盡管債券違約事件時有發生，但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債券市場的信用風險仍然整體可控。李迅雷強調，從違約金額來看，信用債違約金額比例還不到1%，大概只有0.4%、0.5%左右，遠遠低於目前銀行的壞賬水平，在一個正常的范圍內。李迅雷表示，從金融監管角度來講，要打破剛性兌付，所以不排除接下來還有不少公司出現違約。他指出，應當要有防範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意識，做好預期引導。

中信證券則認為，近期頻繁爆發的信用風險事件，各家主體違約的導火索和根源有所不同，其風險的積聚與爆發不在貨幣政策或流動性環境，而在於自身經營和財務控制能力。在穩杠桿和防風險目標下，預計原有風險處置將更加溫和，防範新風險積聚。未來信用風險總體會更為緩和，但結構上低評級主體仍然面臨一定風險。

中金公司建議，在政策層面，要遏制風險蔓延，短期內需要提供必要的流動性支持及較穩定的政策預期，保持社融增速環比在一個較合理的水平有助於穩定總體融資條件及總需求，同時盡快頒布資管新規的執行細則及過渡期的安排也有助於「非標」資產有序退出，降低「踩踏」風險。中長期制度建設方面，金融去杠桿不能「單兵突進」，平穩去杠桿需要財稅體制改革及低質量信用資產平穩退出機制等方面的配合。

蘇莉認為，近期及後續可能出現的違約案例是我國信用債市場去除剛性兌付面紗之後呈現的信用風險本來狀態，信用風險的還原和釋放將促使信用債市場回歸信用風險定價的本源，引導投資者理性平衡信用風險與收益，有助於消除系統性風險的隱患。不過，在相對集中暴露信用風險的階段，也需要避免金融機構集體非理性和踩踏效應導致風險傳染性加劇。建議債券市場投資者提升信用風險識別和組合管理能力，對債券風險的暴露制定應對預案，冷靜應對信用風險。

7. 銀行間債券市場長期債券信用等級分為幾級含義是什麼

答：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有關規定，銀行間債券市場長期債券信用等級分為三等九級。符號表示分別為：AAA，AA，A，BBB，BB，B，CCC，CC，C，其中BBB級及以上級別為投資級別，BB級及以下為投機級別。具體含義如下： AAA級：償還債務的能力極強，基本不受不利經濟環境的影響，違約風險極低。 AA級：償還債務的能力很強，受不利經濟環境的影響不大，違約風險很低。 A級：償還債務能力較強，較易受不利經濟環境的影響，違約風險較低。 BBB級：償還債務能力一般，受不利經濟環境影響較大，違約風險一般。 BB級：償還債務能力較弱，受不利經濟環境影響很大，有較高違約風險。 B級：償還債務的能力較大地依賴於良好的經濟環境，違約風險很高。 CCC級：償還債務的能力極度依賴於良好的經濟環境，違約風險極高。 CC級：在破產或重組時可獲得保護較小，基本不能保證償還債務。 C級：不能償還債務。

8. 信用風險在金融市場有何重要性

1、我國中小企業面臨的資本市場缺乏層次，直接融資存在結構缺陷

我國目前債券和股票市場的發行和流通雖然已經具有一定的規模，但是，廣大中小企業仍然難以躋身其中，大型企業依然占據優勢。加之在債券市場投資者的構成當中，機構投資者一直是絕對的主力，當企業債券發行規模偏小、流動性受限時，對機構投資者的吸引力通常有限。

2、間接融資體系存在制度缺陷，大企業對小企業形成明顯的「排擠效應」，縣域中小企業融資出現真空

由於歷史沿革和現行的管理體制，四大行的主要客戶群體依然為國有大企業，中小企業很難得到貸款。從金融體制方面分析，與眾多的中小企業相比，我國中小銀行不僅數量嚴重不足，而且進一步發展面臨著諸多障礙，無力滿足縣域經濟中廣大中小企業對於金融服務的需求。

3、缺乏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正規制度安排和相應配套措施

(1)法律制度和實踐對信貸人權利保護不利。在我國的整個法律制度安排中，缺乏對信貸人權利的保護，嚴重影響到中小企業融資的有效性和可得性。加之金融機構債權保護手段嚴重不足，通常運用的追償、行使抵押權、訴諸法律等手段的運用效果不佳。2000年以來，雖然金融機構將90%以上的債務企業破產案件訴諸了法律，但通常法律保護的也只是賬面債權，債務企業的財產已經被轉移，金融機構債權實際上被懸空。形成了在一些產權保護差的地區，借款企業逃廢債嚴重，銀行惜貸、被動防守、信貸結構進一步惡化，中小企業融資更為困難的惡性循環局面。

(2)大多數中小企業對信息披露重要性的意識淡薄，徵信體系尚未建立。近年來，我國中小企業對於信息披露重要性的認識雖然有所加強，但遠未達到完善的程度，大多數中小企業沒有形成重視對外信用度和企業道德的商業習慣。金融機構和中小企業對於「市場交易」的前景和重要性還缺乏認識，「市場交易」的場所制度很不完善、全國性的徵信體系尚未建立。

(3)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實力較弱，風險補償機制缺位。我國中小企業擔保機構呈現出多樣化特徵，但其總體實力較弱、擔保風險累積，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其在中小企業融資中作用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