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基金會

㈠ 國外大公司治理丑聞及其解決方法,

企業丑聞震盪，德國公司陷入治理危機

德國企業一向以形象光明正大而自居，但國內某些跨國公司卻丑聞纏身，令這一形象失色不少。這些丑聞據稱包括上億歐元的賄賂，購買色情服務，以及其它違規行為。牽涉其中的不乏一些國內最資深的企業高管。一名已被定罪的企業高管是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的知己，他曾經和前總理一起大張旗鼓地改革國內呆板的勞動力體制。困擾西門子，大眾，德意志銀行和其它公司的丑聞情況如此嚴重，按照沃頓商學院和德國一些企業管理專家的話來說，以至於德國公司高層們決定採取英美方式管理企業。這些辦法將增加公司的透明度，讓投資者在公司經營方面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並削弱來自銀行方面的影響——要知道，在德國公司的經營上，銀行一直以來都扮演重要角色，銀行高管們一直高高占據著公司監督委員會（相當於美國的董事會）的重要位置。沃頓商學院法律和商業道德研究教授托馬斯·唐納森（Thomas Donaldson）說，跟幾年前困擾美國的企業危機相比，德國公司案例略有不同；不過，它們都以各自方式，損害了企業主管人員在公眾中的信心。「我想，德國遇到的企業危機，跟美國遇到的類似安然公司的丑聞相比，在影響程度上是一樣的。我估計，這將促使德國人在企業管理方面，特別是腐敗問題上，更深刻地反省自己。」克里斯蒂·施耐德（Christian Schneider），一位土生土長的德國人，是沃頓人力資源中心跨國研究咨詢小組負責人。他認為，眾多違規事件的集中爆發，正提醒德國有必要採取措施，改進先前那套倍受贊譽的「勞資共同決策」制度。有人把這套制度描繪成是：在決定公司重大事項時，管理層和勞工代表之間體現出來的一種親密關系。布魯斯·柯高特（Bruce Kogut）是巴黎附近的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的戰略學教授。他說，這些丑聞突顯出一個事實，那就是德國公司並沒有使自己朝更加開放和更加負責的趨勢發展。「德國企業並不理解新的游戲規則，」柯高特說。「他們習慣的是銀行和企業、工會與政府間關系密切。 距離那種更盎格魯-撒克遜的、更美國式的商業文化，德國仍然相距遙遠。」7200萬美元的獎金所有這些丑聞令德國企業形象大打折扣。舉個例子，美國有關部門正在就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在全球設立多個秘密帳戶，專門用於賄賂外國政府官員的案件展開調查。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已經承認它在非洲，亞洲和東歐有過「不適當的支出」，並且對涉案員工作了解僱或停職處理。在另一個案件中，德意志銀行的首席執行官約瑟夫·安科曼（Josef Ackermann）曾被指控賄賂曼內斯曼公司（Mannesmann）的管理人員，這是一家被英國電信公司沃達豐收購的工程公司。2006年11月，他向檢查官支付了大約420萬美元結案。當安科曼將那筆可能高達7200萬美元的獎金支付給曼內斯曼公司負責人的時候，他本人還是沃達豐公司的監事會成員。曼內斯曼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克勞斯·艾思（Klaus Esser）在同意接受沃達豐提出的1830億美元的收購價格後，便將這筆獎金的絕大部分納入私囊。作為結案的條件，艾思同意支付大約190萬美元罰金。經過長時間的庭審後，杜塞爾多夫市的一家法院於2004年宣告安科曼和其他被告無罪釋放。2005年，聯邦法院又要求安科曼和其他涉案人員接受新的審查。盡管接受了檢控機關的懲罰，安科曼仍然擔任德意志銀行管理委員會的主席。不過，最近幾個月以來，最吸引人眼球的莫過於西門子和大眾事件了。在西門子，官方正在調查公司高層是否開設了黑金帳戶，賄賂潛在的海外客戶。2006年11月， 200名警察搜查了西門子公司的辦公室和雇員住所，獲取了成千上萬份文件，整個調查事件公開化了。檢察官同時聲稱，發現一些西門子雇員使用一套系統來貪污公司錢財。在2006年9月30日結束的一個財政年度內，這個商業巨無霸實現的銷售收入1150億美元。西門子說它正配合進行這項調查。《華爾街日報》報道，自從警方突查行動以來，公司承認在過去的幾年共有5.44億美元的交易存在嫌疑。西門子同時稱，這些錯誤都是「個人行為」。但是這家報紙認為，拘留證據以及記者接觸過的證人證言都讓人覺得，「在這家公司里，行賄是一個很普遍、高度組織化的行為。」《華爾街日報》同時報道，因為忽略了西門子公司帳目上的這些涉嫌賄賂款，長久以來為西門子提供審計服務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德國分公司，也在接受調查。畢馬威正在協助官方調查，但否認存在過失。西門子高管面臨的指控具體包括：公司電力部門的兩位前高管，據稱支付了780萬美元賄金，從義大利國家電力公司那裡爭取渦輪機定單。《華爾街日報》稱，2004年，西門子公司資深高管托馬斯·舒芮特（Thomas Kutschenreuter）支付給西門子曾經的商業夥伴、沙烏地阿拉伯咨詢公司BAE公司（Beit Al Etisallat） 5000萬美元。報紙稱舒芮特正在配合檢察官的調查，他聲稱這筆支出獲得了西門子公司管理委員會的授權，現任首席執行官克萊菲德（Klaus Kleinfeld）和當時的首席執行官馮·皮埃爾（Heinrich von Pierer）都知情。據說在和一名代表BAE公司的沙特商人打過一個電話之後，舒芮特就去為付款做了安排。來電者要為曾經給西門子提供的商業合作索取9.1億美元傭金。假如西門子不付，那麼，打電話者威脅說，他就向美國證監會舉報，並提供替西門子在沙特行賄以獲取電信合同的詳細資料。上述5000萬美元中，1700萬美元據稱是支付欠下的傭金，剩下的則是封口費。在另一起案件中，為了從義大利國家電力公司那裡拿到渦輪機定單，西門子電力部門兩位前高管花了780萬美元行賄。今年3月中旬，這兩個人，克雷（Andreas Kley）和維格納（Horst Vigener），在德國的達姆施塔特市接受審訊。他們倆人聲稱參與了行賄，但沒有違反德國關於嚴禁賄賂外國政府官員的法律，因為這家電力公司已經私有化了。但是檢察官認為，在他們行賄期間，義大利國家電力公司仍然屬於國家控股。3月27日，另外一項調查讓西門子公司雪上加霜。公司管委員成員之一的費梅爾（Johannes Feldmayer），在紐倫堡被檢察機關逮捕。他被指控跟一筆支付給蓋思奇（Wilhelm Schelsky）的資金有關。後者是一家德語首字母縮寫為AUB的德國工會的官員，該工會對西門子一向友好。《華爾街日報》稱，檢察官們相信這筆錢通過蓋思奇機構給了AUB，用來抵消德國最有實力的行業工會IG Metall的影響力。費梅爾拒絕認錯。蓋思奇在2月份涉嫌偷稅被捕。大眾公司的違法行為據稱涉及公司高管和工會官員。在這場被媒體戲作「賞錢和妓女丑聞中，大眾公司高管涉嫌挪用公款，利用性派對、假日色情陪侍和紅包等方式收買勞工代表，又稱勞資聯合委員會成員。大眾案例讓我們看到在德國勞資雙方協調一致共同決策的管理制度下，管理者和勞動者之間比較緊密的關系使得勞工組織在公司重大決策時，擁有一定發言權。2007年3月5日，這個案例有了最新進展，公司強大的勞資聯合委員會前任負責人克勞斯·沃科特（Klaus Volkert）被控48項罪名，包括煽動職工和貪污。1月，大眾公司前任人事主管彼得·哈慈（Peter Hartz）因為批准「賞錢和妓女」計劃而被定罪，處2年緩期徒刑以及大約73.6萬美元罰金。他承認收買沃科特來影響雇員決定，獲取他們對公司重組和削減開支計劃的支持。德國法律規定大型企業的重大決定須咨詢公司的勞資聯合委員會領導們的意見。據悉，1995年和2004年之間，沃科特索取並獲得了大約250萬美元的獎金，此外還有78.6萬美元，用於豪華旅遊，購買衣服和珠寶，為他和女友支付子虛烏有的咨詢費用。現年65歲的哈慈2005年從大眾辭職，他一度在德國廣受尊敬。2002年，他擔任所謂的哈慈委員會主席，為施羅德總理出謀劃策，制定了一系列勞工改革方案，來降低失業振興經濟。比比美國的丑聞沃頓商學院的唐納森教授注意到，同美國相比，德國公司的丑聞有點兒不一樣。美國公司和會計師事務所曾經犯下的錯誤行為，讓安然、世通、泰科等公司蒙羞，導致以兩位國會議員名字命名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出台。「一個明顯的不同是，安然和其它一些肇事公司基本上已經一敗塗地，」唐納森說。「雖然世通公司已經恢復，但是元氣大損。而在西門子和大眾汽車，毀滅性的打擊沒有出現。」第二點不同是，德國的公司腐敗范圍沒有美國廣。「安然丑聞涉及13家公司，」唐納森說。「在它們之後，緊跟著曝光投資銀行丑聞、基金管理公司丑聞和紐約證交所丑聞。在過去5年中，我們看到各種各樣嚴重的金融和會計丑聞。德國是否會走上這條路，我們還不得而知。」還有一點不同，這兩個國家發生的公司丑聞形式不一樣。在美國，唐納森注意到，安然時代的丑聞通常是精心策劃，抬高公司股價。高管們通過做假賬在股市上套利。而在德國，大量的問題跟賄賂有關。「這些丑聞意義深遠、震撼人心，以德國素來嚴格的公司監管制度而不能防範，令人驚詫，」 唐納森解釋說。「每一起案例中，我們都有一些明顯的失誤需要控制。上億美元流出公司大門，卻無人查問。」長期以來，德國的法律制度認為，花錢賄賂外國官員，是公司必要的業務開銷。實際上，德國法律一度允許企業為這樣的開銷撇賬。自從德國採用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999年制定的反腐敗綱領後，這種現象改變了。根據唐納森的說法，這個綱領源自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在德國商人中，賄賂有時是種必要手段的觀點依然存在，唐納森說。「今天當你跟德國公司高管交流時，你會發現這一點。他們會說，『德國人有高標准，但當我們出去到世界各地時，那裡比較粗野和骯臟，要是說我們還能夠按照足球規則來玩那就太幼稚了。』我想，跟瑞典甚至美國比起來，這種觀點在德國更有市場。但是，多年來一直用錢收買大眾公司勞資聯合委員會的頭頭，而且還提供色情服務的做法，是對德國誠信傳統的一記猛擊。」員工和管理層之間的關系沃頓商學院國際勞動關系專家施奈德說，一定程度上，給西門子和大眾帶來難堪的根源在於兩者在監管上的共同弊端：德國公司管委會非常規的設立方式，以及工會在這些委員會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德國公司管理分上下兩層結構，下面的管委會較小，負責向監事會匯報並由後者任命。在公司管理委員會里，有三種不同的雇員代表形式。1952年頒布的《工作組織法》要求所有雇員人數超過500名的公司，在監事會中必須要有三分之一的雇員代表。1976年的《共同決定法》中規定，在雇員超過2,000名的公司中，必須具備概念上的相等性——即，監事會中50%是股東代表，50%則是雇員代表。可是，當意見相左，需要監事會主席進行第二次投票表決的時候，股東代表一定會是占據多數席位，通常監事會主席都是站在股東一邊的。另外，在監事會里，勞工方至多可以有三名來自公司以外的工會成員。這些頗有爭議的「外部」代表跟公司沒有必然的聯系，無法直接代表本公司雇員的權益。第三種雇員代表形式，盡管僅限於煤炭和鋼鐵行業，卻在監事會中真正保證了同等性，假如被任命的工會負責人實際上是管理委員會代表的話，雇員代表就可以對他投否決票。今天，這個特殊的共同決定法案所起的作用有限，因為煤炭和鋼鐵行業正在萎縮。可是，既然它規定了德國有史以來最廣泛的勞資共同決策體制，對工會來說它具有非常大的象徵意義。「在歐盟內部，德國是唯一一個施行如此影響深遠廣泛的制度的國家，」施奈德說。「沒有第二個國家希望有這樣的制度。你所做的，是讓工會成員和雇員代表在公司作出重大決定的時候，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包括任命和免職管理委員會成員，」施奈德說。「其結果就是，許多德國公司管理人員抵制勞資共同決策制度，因為他們自己就是由監事會任命和解僱的。這種雙層委員會制實際上會使界線模糊，因產生利益沖突而受到批評。勞資共同決策制度的產生，是為了讓雇員的利益在公司最高層的實體中得到反映。但是在一家大公司里，雇員代表是一回事，做管理決策則是另外一回事。」勞工和管理層之間的親密關系「是導致大眾公司出問題的原因」，施奈德補充說。「為了獲得監事會雇員代表對大眾公司延長工作時間和機構重組的要求的支持，公司管理層開始通過錢，假期和賄賂等方式誘惑工會給他們投贊成票。如果大眾不存在這樣的管理體系，它是不會被逼著去玩這樣一種游戲的。」默克爾總理已任命專門委員會對勞資共同決策制度進行調查，並就是否對之進行修改提出意見。一種由德國僱主聯盟聯邦協會提出的方案是，將監事會中雇員代表數量縮減到三分之一。這實際上就是在1976年的法案之前所有德國大公司都執行的方案，76年的法案要求所有雇員超過2千人的公司必須執行50-50的勞資共同決策制度。公司老闆們面臨來自工會領導人的強大反對聲音，這些工會領導人實際上要求擴大國家勞資共同決策制度的范圍。同時，令人不感到驚訝的是，專門委員會提交的報告聲稱，沒有必要大動干戈地改變這種制度。丑聞有所區別位於柏林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一位資深大西洋事務會員賀默里奇（Joerg Himmelreich）說，必須注意到大眾和西門子丑聞各自有何不同。在大眾，所謂錯誤行為指向的是濫用勞資共同決策制度，而這種制度幫助德國從二戰廢墟中站起來並創造了20世紀50、60年代的德國經濟奇跡。盡管大眾出現丑聞，賀默里奇認為「大多數的德國人不打算放棄這種制度。」西門子丑聞，則是源於競爭壓力，需要開拓國外生意。在這種狀況下，公司管理人員通常認為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賄賂以「博得政府的高興」，賀默里奇說。這種的付出通常是需要的，因為基礎設施和公用項目特別需要得到政府官員的許可。假如勞工—管理層共同決策制度會導致產生問題的話，賀默里奇補充說，公司高級執行官們扮演的雙重角色同樣也會造成利益沖突，形成滋生錯誤行為的風氣。在西門子，前首席執行官馮·皮埃爾同時也是監事會的領導。「對解決這些問題方面，他缺乏興趣，」賀默里奇說。「這是利害攸關的大事情：現任首席執行官應該當上監事會的主席嗎？」賀默里奇指出，安科曼陷入違規事件時他身兼兩職，既是德意志銀行的首席執行官，也是沃達豐公司監事會的成員。這個例子反映出德國的銀行官員們長期以來的做法，那就是，在那些他們提供融資服務的大公司中，他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實際上，銀行和公司間的親密關系，跟工會和公司管理層間的友好關系一樣，是存在問題的，沃頓商學院的唐納森指出。他說，德國公司監管體制是「由內部人控制的服務股東利益的體制」。跟美國公司相比，德國公司在銀行融資關系方面有所不同。「在德國，銀行的作用舉足輕重，」唐納森說。「公司並購在美國已經存在了相當一段時間，現在正在歐洲蔓延，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意識到，這種內部控制的方式存在問題。在德國，一次惡意收購可能還能得到在公司監事會中佔有一席之地的銀行的支持。它不只是一個道德問題；而且它不是一個高效的制度，因為你無法保證它是一場正當交易。」對德國精神的影響INSEAD學院的柯高特認為，雖然西門子等德國大公司紛紛被丑聞擊中，但過分誇張這種企業現象對德國精神的影響是沒有必要的。「西門子事件令人震驚，因為它對德國來說舉足輕重，已經存在了超過一個世紀，」 柯高特說。「西門子是你能夠想到的德國大公司之一。一旦發現它們開設秘密帳戶用於賄賂，那當然令人非常吃驚。這種事情很嚴重。」但是柯高特補充說，在這些丑聞中衍生出的積極的一面是，社會大眾通過媒體對它們了解得一清二楚，這向真正有意義的改革邁出了第一步。「老實說，有多少德國公司，或者歐洲公司，敢說自己在過去的30或是40年中，跟政府是乾乾凈凈做生意的？對過去發生過的許多事情，人們有所了解，但我們不知道的是其中的細節。或許好消息是，壞消息即將被暴露在大眾眼前。」唐納森說，企業丑聞令人難堪，對德國的自我形象危害巨大，公司採取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勢在必行。「一些人感到，相關參與者——投資者，公司管理層，銀行等——辜負了大家的信任，所以老的制度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樣，可以創造出良好的公司管理。」政府和公司部門採取的任何改革措施或許都不會試圖去復制英美的經濟模型，他補充說。「但不可避免的是，德國將採用英美體系的某些要素，特別是賦予股東和外部投資者——是投資者而不是銀行——更多的話語權。」 最近爆發的企業丑聞，也提醒要加強審計委員會的作用，對財務報告條件做些改變，唐納森說。「在2007年，德國企業依然是個由內部人控制，服務股東利益的現狀。這種制度對大股東和企業管理者有利，但它對普通投資者不利。跟英美體系相比，德國體系中股東的話語權要少得多。我依然認為，在總體上說，目前德國的公司治理存在危機。」

本文來自: 人大經濟論壇(http://www.pinggu.org) 詳細出處參考：http://www.pinggu.org/html/2007-5/11/177430.html

㈡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機構概況

研究院的核心領導是由25人組成的董事會，成員包括前政府官員、公司銀行經理董事、研究院負責人。現任董事會主席由唐納德森公司(Donaldson)總裁威廉·唐納德森(William H. Konaldson)擔任，副主席是威廉·克諾里公司(Willians & Connolly) 合夥人格瑞格里·克瑞格(Gregory B.Craig)。董事會成員包括摩根·斯坦利顧問主任理查德·迪普斯(Richard A. Debs)，艾森豪威爾世界事務研究所所長蘇珊·艾森豪威爾 (Susan Eisenhower)，對外關系 委員會總裁里斯里·蓋博(Leslie H. Gellb)，聯合國秘書長兒童與武裝沖突特殊代表奧拉瑞·奧圖諾(Olara A. Otunnu)，布魯金斯學會總裁塔爾博特(Strobe Tahott)等。
研究院總部位於華盛頓的中心地區，與白宮、國會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毗鄰，與美國著名思想庫——布魯金斯學會只有一牆之隔。該總部設有行政辦公室、財政服務部、交流部、人力資源部、計算機系 統部、研發部、《外交政策》刊物部及圖書館，共有成員100人。此外，研究院的莫斯科中心還有成員41人。傑西卡·馬修斯 (Jessica T. Mathews)從1997年5月起擔任研究院總裁至今。她在70年代曾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全球問題辦公室主任，後參與創建世界資源研究所，也擔任過《華盛頓郵報》編輯和對外關系委員會高級研究人員。1997年，她在《外交季刊》上發表《權力的轉移》一文，被評為該雜志75年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文章之一。自擔任研究院總裁之後，馬修斯著手擴大莫斯科中心，在中國啟動合作研究項目，創立全球化研究項目，並把《外交政策》由季刊變成為雙月刊。
參加該研究院的專業研究人員既擁有相當的學術水平，又有在政府內實際工作的經驗，其中不少人被政府任命為重要外事官員或政策顧問，或應邀參加政府舉辦的各種會議，出席國會昕證會，因此與政府、國會、國務院的關系密切，其活動也受政府和國會人士的重視和支持。除以上途徑，研究院還通過出版、參與電視媒體、舉辦記者招待會和其他各種會議，對政府制訂對外政策和國會辯論施加廣泛影響。它與對外關系委員會及重要的日耳曼·馬歇爾基金會關系更為密切，協同辦公，並互任理事。研究院還組織「初級學者計劃」，每年挑選優秀大學本科生參加，組織他們研究國際關系，參加討論，幫助導師撰寫文章，了解華盛頓外交政策的運作等。 研究院出版的《外交政策》是世界上非常有影響的國際政治經濟期刊。該雜志被美國政治學會評為「國際關系領域的知名刊物」，以英語、土耳其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在128個國家內發行。此外，研究院還有不定期出版的《政策簡報》(Policy Brief)、《問題簡報》(Issue Bdef)、《工作報告》等。

㈢ 希臘對歐洲難民的態度

在希臘科斯島，一名移民望著一艘臨時充當難民收容與登記中心的客輪緩緩駛離港口。來源：新華社

8月18日，歐盟邊境管理機構Frontex發布了報告，稱7月有10.75萬名難民來到歐盟邊境，為去年同期的3倍。7月抵達希臘的難民和移徙者總數為50242人，而2014年全年抵達希臘難民總數僅為43500人。

希臘成難民新門戶

當希臘為歐債危機而煩惱時，難民正持續湧入科斯島和萊斯沃斯島。據悉，難民絕大多數來自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其中敘利亞難民佔63%。

地中海處於歐洲和非洲大陸之間，一直都是難民進入歐洲腹地的「捷徑」。由於距離北非最近，義大利是眾多難民偷渡歐洲的首選地。

然而，現在情況發生了改變。「由於義大利加強了對邊境海域的控制，越來越多難民將海域管控薄弱的希臘作為登陸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除了義大利和希臘，難民還通過馬爾他和西班牙登陸歐洲大陸，由此引發全歐的社會問題。「難民危機甚至比歐債危機還大」。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16日說。

德國內政部長托馬斯·德梅其埃19日表示，德國全境難民申請住房人數在大幅增加。僅在上月，北部城市漢堡就有5700人申請避難。一位德國官員無奈地表示：「我得每天建造一座公寓安置這些難民。」

歐洲難民潮已經引起民眾恐慌。利比亞政府一名資深顧問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采訪時稱，號稱「伊斯蘭國」（IS）的極端組織正通過地中海難民船向歐洲輸送戰士。

態度分歧是症結

崔洪建認為，難民嚴峻形勢原因很多。

事實上，歐洲難民問題由來已久。由於利比亞和敘利亞先後陷入戰亂，偷渡到歐洲謀求生計的人越來越多。

在希臘之前，吸收難民「大戶」義大利一直承擔著歐盟緊急救援任務。但有分析人士指出，身陷經濟危機的義大利不堪救援重負，從歐盟獲得的救援費用隨著難民增加而入不敷出。

為了應對這種形勢，5月歐盟委員會發布了《歐洲移民議程》，提出在歐盟各國強制性分攤接受移民和難民的數額。然而，歐盟各對待難民態度有所分歧，使問題難以解決。

據《德國之聲》報道，北歐國家瑞典對待難民最為慷慨。這個只有960萬人的國家，2014年共收到8.13萬份庇護申請，其中3.06萬份申請獲得許可。避難法最苛刻的是荷蘭。據悉，至少2/3 的難民申請不被批准，申請失敗後，難民必須在28天內離開該國。

「一盤棋」任重道遠

各懷心思的歐盟28國也明白，由於人員自由流動和邊界開放，難民問題不再是一國的問題。

針對這個問題，崔洪建說，「歐盟應當建立一套統一嚴格的難民甄別制度。難民和非法移民混在一起會引起社會恐慌。在難民登陸前進行甄別，合格後再分配才是有效方法。」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跨大西洋中心」執行主任萊塞認為，鑒於移民問題具有長期性，歐盟的挑戰並非在於邊境管控，而是要以全面的移民政策，應對地中海地區安全形勢的變化。但近年來排外政治在歐洲不斷興起，讓歐盟各國「一盤棋」共同應對並非易事。

除了統一政策，歐盟還需國際社會的支持。

德國新聞電視台分析稱，要真正打擊非法移民，需要找到根本原因。改善移民來源國的經濟、社會狀況和地區安全局勢，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地中海非法移民問題。長遠看，國際社會應鏟除難民逃亡根源，建立相關的發展援助機制。

㈣ 歐洲難民主要內容

造成歐洲難民潮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對西亞北非局勢的蠻橫干涉。這一干涉政策導致西亞北非局勢發生大規模動盪。為躲避戰火和失控的安全局面，突尼西亞、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大量難民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方式進入歐盟。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跨大西洋中心」執行主任萊塞認為，地區間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狀況的差異是移民問題產生的根源，這方面的因素短期內很難消除。萊塞說，地中海南北地區經濟和社會狀況存在天壤之別，導致大量移民冒著生命危險非法偷渡進入歐洲。而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局勢持續動盪，更加劇了非法移民的湧入。
萊塞認為，鑒於移民問題具有長期性，歐盟的挑戰並非在於邊境管控，而是要以一個全面的移民政策，來應對地中海地區安全形勢的變化。但近年來排外政治在歐洲不斷興起，因此讓歐盟各國「一盤棋」來共同應對並非易事。
萊塞認為，歐盟需要加大人道主義援助，履行接收難民的國際責任，讓更多的難民通過合法途徑進入歐洲，並做好對他們的管理，讓他們得到工作的機會，以及把不合法者遣返回國。
萊塞說，歐盟無力獨立應對非法移民，需要在應對移民問題上獲得美國的協助。美國與地中海地區安全利益相關。移民危機事關歐洲的安全，作為跨大西洋合作夥伴，美國可以參與地中海海上巡查搜救和打擊人口走私。歐洲需要在美國的幫助下長期應對移民挑戰。

㈤ 當前歐洲難民潮到底是怎麼回事

造成歐洲難民潮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對西亞北非局勢的蠻橫干涉。這一干涉政策導致西亞北非局勢發生大規模動盪。為躲避戰火和失控的安全局面，突尼西亞、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大量難民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方式進入歐盟。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跨大西洋中心」執行主任萊塞認為，地區間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狀況的差異是移民問題產生的根源，這方面的因素短期內很難消除。萊塞說，地中海南北地區經濟和社會狀況存在天壤之別，導致大量移民冒著生命危險非法偷渡進入歐洲。而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局勢持續動盪，更加劇了非法移民的湧入。
萊塞認為，鑒於移民問題具有長期性，歐盟的挑戰並非在於邊境管控，而是要以一個全面的移民政策，來應對地中海地區安全形勢的變化。但近年來排外政治在歐洲不斷興起，因此讓歐盟各國「一盤棋」來共同應對並非易事。
萊塞認為，歐盟需要加大人道主義援助，履行接收難民的國際責任，讓更多的難民通過合法途徑進入歐洲，並做好對他們的管理，讓他們得到工作的機會，以及把不合法者遣返回國。
萊塞說，歐盟無力獨立應對非法移民，需要在應對移民問題上獲得美國的協助。美國與地中海地區安全利益相關。移民危機事關歐洲的安全，作為跨大西洋合作夥伴，美國可以參與地中海海上巡查搜救和打擊人口走私。歐洲需要在美國的幫助下長期應對移民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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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為什麼說德選舉結果或斷送歐洲未來

「噩夢般的勝利!」德國25日的這個標題顯示出德國人對此前一天的大選結果的復雜心情。雖然現總理默克爾領導的聯盟黨(基民盟和基社盟)保住了議會第一大黨的位置，使得默克爾能第四次擔任總理，成為繼前總理科爾之後擔任領導人職位時間最長的人之一。

報道稱，在接下來的4年裡，默克爾將不得不應對選 擇 黨所代表的一股更具對抗性的 反 對 勢 力。報道引述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柏林辦公室負責人布洛克霍夫的話稱：「歐元區改革可能是新一屆政府面臨的最重要的政策議題。」馬克龍競選法國總統時承諾「重振」歐洲，這與德國的主張相吻合。但隨著選擇黨在議會中大力反對，更加深度融合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前景對於默克爾的新聯合政府來說，看起來更加具有挑戰性。

25日，德國選擇 黨 主 席之一佩特里突然宣布不加入該黨 聯 邦 議 院 黨 團，震驚政界。德國稱，佩特里不但是德國選擇黨的兩位 主 席 之一，也一直被視為該黨內部溫和派的標志性人物，與高蘭德等 極 右 派存在觀點不一致。現在，選擇黨剛「勝選」便內訌，也使得德國政壇未來形勢更加復雜。

㈦ 歐洲難民危機的原因是什麼

歐洲難民危機的原因：

1、歷史方面

ISIS脫離國際社會的控制，向全世界宣戰，緊接著美國直接介入當地政局，直接支持敘利亞反動派武裝，俄羅斯則大力支持敘利亞政府，事態才變得越發嚴重。阿拉伯地區的難民開始大批出逃，並且遷離戰火波及的地方。

2、政治方面

歐洲緊靠中東北非，相互之間政治互信強烈，歐洲各國之間簽訂了《申根協定》國與國之間的來往並不需要手續與審查，各個國家的國內政治環境穩定，所以導致了大量的難民前往歐洲避難。

3、社會方面

由於戰爭導致的動盪的社會環境，難民所在國家大都出現了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社會秩序更是被破壞的一干二凈。無論是暴亂還是極端組織都在各國肆意蔓延，待在本國隨時有可能出現生命危險，更不用說對於養老保障和後代教育等社會問題。

4、軍事方面

沙特駐德黑蘭大使館遭受伊朗示威者沖擊，沙特宣布與伊朗斷絕外交關系，伊朗宣布對沙特進行神聖報復行動。至此伊斯蘭世界內部動盪達到前所未有的頂峰。2016年1月份歐洲接受難民達到2015年1月的三倍。

5、經濟方面

歐洲屬於長時間的經濟發達體，前往歐洲找一份工作對於大部分目前食不果腹的難民來說是一件得以讓自己和自己的整個家庭生存下去的最佳選擇。所以一些並沒有發生戰亂的地區和國家也同樣出現了偷渡前往歐洲的情況。

(7)馬歇爾基金會擴展閱讀

歐洲難民危機產生的影響：

一、在難民危機中，歐盟各成員國對待難民的不同態度和行為凸顯了歐盟內部的分裂。

二、歐洲難民危機凸顯了理智與情感、法律與現實的較量，沖垮了歐洲難民法律的束縛，對歐洲國家的共同邊界形成了強有力的沖擊。

三、歐洲地區的難民危機必將拖累歐盟經濟的恢復，延緩歐盟國家在移民與難民政策上的一體化步伐。

四、難民危機以及可能隨後而來的洶涌澎湃的西亞北非難民潮，有可能對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體系構成嚴峻挑戰。

五、難民危機以及可能隨後而來的洶涌澎湃的西亞北非難民潮，有可能讓反移民的民粹主義、新納粹主義和排外主義的社會思潮沉渣泛起，讓高舉反移民旗幟的歐洲極右翼政黨東山再起，從而推動歐洲國家的政治右轉。

㈧ 為什麼德國會成為全世界流亡者的首選之地

要解釋德國人眼下幫助難民的熱情，同情心和曾經的納粹歷史——二戰中，德國使得整個歐洲都變成了戰場，最後，許多德國人自己也成了難民——都是言之成理的原因。不過，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時候公開承認了：德國真的需要這些人。
「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變化可能會在未來的年頭中徹底控制和改變我們的經濟。我們希望能夠向著積極的方向扭轉局面。」德國總理默克爾周一所強調的，正是幾個月以來，在德國非常流行的一種說法：德國人口正在迅速縮減，而且局面在未來還將進一步惡化。根據該國統計部門的預期，到2060年時，德國人口就將從現在的8100萬減少到6800萬至7300萬。
眼下，德國其實就已經出現了年輕的，技術熟練的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企業的用人缺口成千上萬，因為他們找不到足夠的應聘者。周日，汽車巨頭戴姆勒首席執行官蔡澈（Dieter Zetsche）接受報紙采訪時表示：「大多數難民都是年輕人，受過良好教育，積極性很高。這正是我們一直在尋找的那種人。」皮尤研究中心近期的一次調查發現，歐洲穆斯林比起歐洲其他人口，平均年齡要低八歲。戴姆勒和其他企業現在都想到難民接待中心去尋找潛在的員工，來填補空缺的崗位。現在，第一個難民就業門戶網站已經創建，准備將難民和潛在的僱主連接起來。

難民的進入對德國社會還有整體性的好處。德國的福利系統堪稱是世界上最慷慨大度者之一，但是由於退休者越來越多，而適齡納稅勞動者卻越來越少，系統面臨的壓力也日益巨大。歐盟委員會的數據顯示，目前，德國適齡工作者與退休者的比例為三比一.。在最近的一篇專欄文章當中，德國智庫馬歇爾基金會的齊巴思（Astrid Ziebarth）表示，德國對難民危機的反應是「最現實也最理想」的。許多德國人現在支持接納難民，或許還只是出於道德的原因，但是在未來，伴隨移民突然急劇增加而必然要到來的政治辯論當中，經濟原因或許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望採納

㈨ 歐洲難民潮原因是什麼

造成歐洲難民潮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對西亞北非局勢的蠻橫干涉。這一干涉政策導致西亞北非局勢發生大規模動盪。為躲避戰火和失控的安全局面，突尼西亞、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大量難民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方式進入歐盟。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跨大西洋中心」執行主任萊塞認為，地區間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狀況的差異是移民問題產生的根源，這方面的因素短期內很難消除。萊塞說，地中海南北地區經濟和社會狀況存在天壤之別，導致大量移民冒著生命危險非法偷渡進入歐洲。而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局勢持續動盪，更加劇了非法移民的湧入。

㈩ 史丹澤的逝世日期

史丹澤(- ),德國駐華大使。

中文名
史丹澤
國 籍
德國
出生日期
1948
職 業
官員

簡歷
1948年9月22日 生於法蘭克福（美茵河畔）附近的克羅恩貝爾格,已婚,有兩個孩子
1968年 在法蘭克福大學攻讀日本學、漢學和政治學
1972年至1975年 在日本京都大學學習
1979年 進入外交部工作
1980年 在科隆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1981年 在德國駐義大利使館經濟處工作
1981年至1982年 在波恩外交部經濟司工作
1982年至1985年 在德國駐日本大使館新聞政治處工作
1985年 在德國駐匈牙利大使館負責歐安會文化論壇方面的事務
1985年至1987年 任德國駐葉門大使館代辦
1987年至1988年 在外交部經濟司工作
1988年至1990年 在波恩任歐洲政治合作處副聯絡官
1990年至1993年 任德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處長
1993年至1995年 任外交部應急中心指揮部主任
1995年至1998年 任聯邦議院社民黨黨團外交政策報告人
1998年/1999年 作為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研究員在華盛頓逗留
1999年至2001年 任外交部和平利用核能和不擴散處處長
2001年至2002年 任外交部亞洲政策專員
2002年至2004年 任外交部第三政治司司長
2004年9月起 任德國駐華大使
他並沒有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