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漣與美國基金會

A. 吳敬璉的老師是誰

早年是前蘇聯專家阿·畢爾曼，主要是計劃經濟那套，後來與顧准相識，受顧准影響非常大，從此轉向市場經濟，後來遠赴美國耶魯大學進修，後來就成了眾所周知的「吳市場」。

B. 吳敬璉的作品介紹一下吧

《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
《十年紛紜話股市》
論文
◇ 吳敬璉: 中國經濟走勢分析 (2003-12-04 11:21:08)(瀏覽:645)
◇ 吳敬璉: 現代經濟學與中國改革 (2003-12-04 11:18:40)(瀏覽:340)
◇ 吳敬璉: 加入WTO一年來中國經濟的回顧與前瞻 (2003-12-04 11:16:32)(瀏覽:333)
◇ 吳敬璉: 解讀中國經濟 (2003-12-04 11:15:36)(瀏覽:282)
◇ 吳敬璉: 中國金融系統的穩定和發展 (2003-12-04 11:09:17)(瀏覽:307)
◇ 吳敬璉: 建設一個公開、透明和可問責的服務型政府 (2003-12-04 08:39:11)(瀏覽:132)

C. 吳敬璉和郞咸平有什麼產業嗎

他們主要做學術研究的。
是經濟學家。收入包括研究成果，演講=寫書，大公司獨立懂事，咨詢等。

郎咸平教授於1986年獲得賓夕法尼亞(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學沃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金融學博士學位，曾經執教於多家知名的商學院，其中包括沃頓商學院、密歇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等。郎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和長江商學院金融學講座教授。郎教授曾擔任世界銀行公司治理顧問，深交所公司治理顧問，亞洲開發銀行的中國銀行改革治理顧問，香港政府財經事務局公司治理項目顧問。郎教授曾於1998-2001在世界銀行擔任公司治理顧問，於世銀經濟學家StijnClaessens和SimeonDjankov合作，致力於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護小股民權益的課題.在東亞地區，此項研究尚屬首次。郎教授2001年下半年在國內股市極力推廣「辯方舉證」以及「集體訴訟」措施以保護小股民的正當權益。他的觀點受到媒體，學術界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視，因此被媒體尊稱為「郎監管」。郎教授的監管思維在重要媒體包括「新財富」，「財經雜志」，「21世紀經濟報導」，「三大證券報」，「中央電視二台經濟半小時」，「中央電視二台財經報導」，「鳳凰衛視」等等經常報導。根據學術論文的貢獻而言，郎教授是世界級的公司金融與公司治理專家，成就斐然。他曾經在多家世界主要的經濟和金融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郎教授的論文被大量引用，他的學術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學院的普遍認可。

吳敬璉，中國當代經濟學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幹事、經濟動態組組長, 國務院經 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1930年1月24 日生於南京。1948年考取金陵大學文學院, 因病於1950年正式入學。入學後轉入經濟系學習。1952年高等院校調整, 金陵大學經濟系並入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1953 年大學畢業, 1954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1955-1956年跟後來在柯西金時期成為著名改革派經濟學家的前蘇聯專家阿·畢爾曼學習, 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1956-1957年參加全國范圍的體制調查和體制改革研究。他參加了孫冶方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和於光遠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寫作。在這一期間, 他的理論文章, 如與林子力合寫的《全民所有制經濟論》等, 特別是為於光遠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寫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表＞》, 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1960年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社會主義的過渡性》一文, 被國外某些學者 認為是一篇某種原則上區別於前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體系的代表作。

1976年以後, 他進入了工作最緊張、成果最豐富的時期。1977年他較早對大寨"左"的口號和做法提出了公開的批評。他還參加了"按勞分配討論會"的籌劃和 組織工作,在經濟理論方面對極"左"思想發起了系統批判。從1979年開始, 他把 研究的重點逐步轉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研究方 面來。在這種研究的基礎上, 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的想法。他和其他經濟學家一起, 為在中國開辟比較經濟體制研究這個新的學術領域, 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82年和別人合寫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 品經濟屬性》和《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調節方式》等文章, 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 經濟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

1983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 1984年7月訪美歸來。他在調查研究中 發現某些簡政放權的措施, 使得地方封鎖割據現象加重, 而企業並未獲得應有的自 主權, 於是在中國經濟學文獻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權"和"經濟性分權"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分權的概念, 指出必須避免走行政性分權的道路。1985年2月發表了《經濟改革初戰階段的發展方針和宏觀控制問題》。指出, 為了保證經濟改革能夠平穩進行, 首先需要創造一個宏觀經濟關系比較協調, 市場不太緊張, 國家財政、物資後備比較寬裕的良好經濟環境。此後, 他針對現實經濟中的問題, 進一步論述了以上觀點, 並提出對改革目標和實施步驟作出總體規劃的時機已經成熟。1985年11月, 他領導一個課題組對"六五"時期的經濟發展經驗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確處理經濟建設、體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關系》為題的報告中提出, 中國正 處在二元經濟迅速向現代經濟轉化的階段。在這個經濟發展階段, 必須始終十分注意 經濟效益的持續提高, 十分注意社會資金的積累, 恰當地把握農業人口向非農業轉 移的速度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1986年初, 他參加了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的工作。他有機會將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統整理。這一時期, 他 寫的《關於改革戰略選擇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發展和改革的經驗 總結》等文章, 在國內外引起了極大關注和高度評價。

主要著作：《經濟改革問題探索》、《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合著）、《吳敬璉選集》、《論競爭性市場體制》（合著）、《漸進與激進 中國改革道理的選擇》、《何處尋求大智慧》、《國有企業改革大論戰（二）》等。（中國經濟網）

D. 吳敬璉是怎麼開始研究經濟學的

吳敬璉，1930年1月24日生於中國南京。

1948年，考取金陵大學文學院,因病於1950年正式入學，入學後轉入經濟系學習；

1952年，高等院校調整,金陵大學經濟系並入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

1953年，大學畢業；1954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1955-1956年，從教於後來在柯西金時期成為著名改革派經濟學家的前蘇聯專家阿?畢爾曼,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

1956-1957年，參加全國范圍的體制調查和體制改革研究；參加了孫冶方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和於光遠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寫作。在這一期間,他的理論文章（如與林子力合寫的《全民所有制經濟論》等,特別是為於光遠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寫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表〉》）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1960年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社會主義的過渡性》一文,被國外某些學者認為是一篇某種原則上區別於前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體系的代表作。

1976年以後，他進入了工作最緊張、成果最豐富的時期。

1977年他較早對大寨「左」的口號和做法提出了公開的批評。他還參加了「按勞分配討論會」的籌劃和組織工作，在經濟理論方面對極「左」思想發起了系統批判。

從1979年開始，他把研究的重點逐步轉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研究方面來。在這種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經濟學家一起，為在中國開辟比較經濟體制研究這個新的學術領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82年和別人合寫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和《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調節方式》等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

1983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1984年7月訪美歸來。他在調查研究中發現某些簡政放權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鎖割據現象加重，而企業並未獲得應有的自主權，於是在中國經濟學文獻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權」和「經濟性分權」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分權的概念，指出必須避免走行政性分權的道路。

1985年2月發表了《經濟改革初戰階段的發展方針和宏觀控制問題》。指出，為了保證經濟改革能夠平穩進行，首先需要創造一個宏觀經濟關系比較協調，市場不太緊張，國家財政、物資後備比較寬裕的良好經濟環境。此後，他針對現實經濟中的問題，進一步論述了以上觀點，並提出對改革目標和實施步驟做出總體規劃的時機已經成熟。

1985年11月，他領導一個課題組對「六五」時期的經濟發展經驗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確處理經濟建設、體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關系》為題的報告中提出，中國正處在二元經濟迅速向現代經濟轉化的階段。在這個經濟發展階段，必須始終十分注意經濟效益的持續提高，十分注意社會資金的積累，恰當地把握農業人口向非農業轉移的速度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1986年初，他參加了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的工作。他有機會將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統整理。這一時期，他寫的《關於改革戰略選擇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發展和改革的經驗總結》等文章，在國內外引起了極大關注和高度評價。

E. 吳敬璉的工作歷程

1954-1984年中國科學院(後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
1955-1956年跟後來在柯西金時期成為著名改革派經濟學家的前蘇聯專家阿·畢爾曼學習，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
1956-1957年參加全國范圍的體制調查和體制改革研究
1957-1974年12月3日，師從顧准研究經濟學。老師顧准留給病床前的學生吳敬璉最後一句話，「中國的神武景氣終將到來」，「待時守機」
1979——1983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副研究員
1979年開始,把研究的重點逐步轉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研究方面。在這種研究的基礎上, 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想法
1982年和別人合寫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和《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調節方式》等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
1983——1984年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和社會政策研究所做訪問研究員
1983年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1984年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984-1988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幹事
1986-1987年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其中1984～1989年任常務幹事，1985～1990年任動態組組長
1985年至今《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主編
1990年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評議會委員
1992年起《改革》雜志主編
1994年 美國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96年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訪問研究員
1999年 匈牙利 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員
2007年吳敬璉等100名海內外英才分別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稱號

F. 吳敬璉的社會評價

吳敬璉曾經提出中國股市「賭場論」，主張維護市場規則，保護草根階層生計，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是媒體和公眾眼中的學術明星。在2007年3月參加政協會議期間，他發表了一系列言論，從反對春運鐵路票價不上浮到主張城市拆遷不應按市場價補償等等，他的評論引發了很大爭議。
曾經被指責為美國間諜，透露中國的重要經濟數據CPI，（西方國家每個季度的經濟數據包括消費者信心指數都在政府網站公布），後來該指責被澄清。
吳敬璉以「敢言」著稱，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年逾八旬仍行走在鄉村之間，由他所帶頭成立的富民基金（樂平公益基金）為廣大農戶的生活帶來生機。

G. 吳敬璉是美國線人

小心和諧、
網路一下、你要問的問題、一大堆答案、

H. 吳敬璉：政府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但這時候常常忘記了本質在於提高效率，在於依靠「索洛餘量」(即TFP，全要素生產率)，而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現為革命性的技術發明。 其實，不管是哪一個行業，只要是能夠提高效率，都是實現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重要內容。 現代製造業跟傳統的製造業相比，有什麼特點呢?現代製造業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來自於哪裡?是來自台灣的施正榮講的「微笑曲線」的兩端，前端就是研發、設計等一些活動，後端就是在渠道管理品牌營銷、售後服務，包括消費性的售後服務，也包括金融的售後服務等等。這兩端都是服務活動，只不過在統計上所統計的僅僅是獨立的服務業企業，在製造業內部的服務性活動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統計不進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績為目標，它就會忽視製造業內部的服務活動造成的效率提高。 像我們這個地區加工製造業是產業份額中最大的一部分，我們怎麼能讓現在的加工製造業提升它的附加值?也就是提升它的效率，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關鍵是按照一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說法，他把「索洛餘量」叫人力資本，也就是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力。 不但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經營模式創新也是重要的創新。只要能夠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夠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實現我們的增長模式的轉變。企業應該把握住這一點。我一再引用里根總統時期的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波什教授的一句話——— 不管是硅晶元還是土豆片，只要能賺錢就是好片。 我認為，政府主要的職責是為企業搭建一個好的舞台，創造好的經營條件。第一是為創新提供壓力，第二是為創新提供動力，第三是為創新提供能力。 過去政府總是把它認定的最好的企業扶著，叫「慈父主義」。第一，其實這是害了企業。第二，它對一個企業給予傾斜，其實就打擊了其他企業，也許你扶起來一個企業，但你扼殺了成千上百個企業。第三是動力，動力來自何處呢?諾貝爾獎獲得者諾斯有一句話講得非常精闢：激勵的要點，就是要讓任何個體或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和它取得的回報相一致，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企業或個人就會去「傍」政府，因為政府手裡有資源，這樣就會破壞了激勵機制。第四是要讓他有能力，他自己能取得資源。所有這些基本上要由市場來提供，所有措施要以這個來衡量，政府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I. 吳敬璉研究成果如何

1976年以後，他進入了工作最緊張、成果最豐富的時期。1977年他較早對大寨「左」的口號和做法提出了公開的批評。他還參加了「按勞分配討論會」的籌劃和組織工作，在經濟理論方面對極「左」思想發起了系統批判。

從1979年開始，他把研究的重點逐步轉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研究方面來。在這種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經濟學家一起，為在中國開辟比較經濟體制研究這個新的學術領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82年和別人合寫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和《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調節方式》等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

1983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1984年7月訪美歸來。他在調查研究中發現某些簡政放權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鎖割據現象加重，而企業並未獲得應有的自主權，於是在中國經濟學文獻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權」和「經濟性分權」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分權的概念，指出必須避免走行政性分權的道路。

1985年2月發表了《經濟改革初戰階段的發展方針和宏觀控制問題》。指出，為了保證經濟改革能夠平穩進行，首先需要創造一個宏觀經濟關系比較協調，市場不太緊張，國家財政、物資後備比較寬裕的良好經濟環境。此後，他針對現實經濟中的問題，進一步論述了以上觀點，並提出對改革目標和實施步驟做出總體規劃的時機已經成熟。

1985年11月，他領導一個課題組對「六五」時期的經濟發展經驗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確處理經濟建設、體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關系》為題的報告中提出，中國正處在二元經濟迅速向現代經濟轉化的階段。在這個經濟發展階段，必須始終十分注意經濟效益的持續提高，十分注意社會資金的積累，恰當地把握農業人口向非農業轉移的速度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1986年初，他參加了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的工作。他有機會將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統整理。這一時期，他寫的《關於改革戰略選擇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發展和改革的經驗總結》等文章，在國內外引起了極大關注和高度評價。

J. 魯迅先生和吳敬璉先生對於當今時代有哪些剖析和認識

吳敬璉是出色的義務魯迅宣傳員
當代中國誰對弘揚魯迅精神貢獻最大？不是別人，就是吳敬璉、樊剛、易綱之類 「主流經濟學家」。 我崇拜魯迅，也經常引用魯迅的話。但在讓更多的人相信魯迅這一點上，我的說 千道萬絕對不如「主流經濟學家」們的現身說法當反面教員。 顧雛軍的罪犯身份被戳穿之後，當初拿了他的錢便封他為「改革方向」的「主流 經濟學家」們蟄伏了一陣子，現在又好象趕上了「驚蟄」，而且抽足了大煙吃夠 了「偉哥」，勁頭十足地冒了出來向中國人指手畫腳了。他們在2006年6月25日的 「中國經濟50人論壇」的「長安論壇」上又一次大出風頭。 吳敬璉宣布：「貧富分化背後的因素，一是腐敗二是壟斷」。「因此，要縮小收 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敗治住、使壟斷行業實現市場化。」 樊剛聲稱：「中國也許剛剛進入收入分配擴大地比較明顯的階段」，「腐敗問題 導致的收入差距拉大，這是典型的制度問題」，腐敗的原因是「舊體制沒有改革 到位」，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決問題。怎麼深化呢？那就是「公權民營化」 。「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要把大量的公權取消，變成私權。」 易綱宣布：不存在什麼貧富分化的問題，因為「改革開放還有市場化的過程是收 入分配不平均暴露的問題，是一個暴露的過程，而不是簡單地說擴大得非常快」 。「不明白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學家要喚起民眾對貧富不平等的抱怨，這是非常難 以理解的。」「經濟學家、媒體爆炒，美國人都不知道。」 你看，同一天，同一個論壇，同一個「貧富分化」的主題，三個「主流經濟學家 」三種說法。一個說，貧富分化是腐敗和壟斷造成的，解決的辦法是徹底市場化 。一個說，不對，「中國也許剛剛進入收入分配擴大地比較明顯的階段」，也就 是說，中國貧富分化才起步，「我們這些從事研究的人現在就不能忽視這個問題 」。瞧，「主流經濟學家」們多高瞻遠矚，貧富分化問題剛一露頭就抓住了，功 勞大大的。第三個說，你們說的全不對，中國根本不存在什麼貧富分化，貧富差 距以前就有，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現在才剛剛暴露出來。中國的貧富差距「是 一個暴露的過程，而不是簡單地說擴大得非常快」。而「貧富分化」之所以被人 關注，是因為「經濟學家、媒體爆炒」。換句話說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 網友「數學」在「吳敬鏈在提出自己觀點的時候應當關注一下香港」一文中指出 ：「吳敬鏈在最近的觀點，中國社會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是腐敗和壟斷，解決的 唯一辦法是市場化。我認為這個觀點在學術上是站不住腳的。」 「在所謂『壟斷』和『腐敗』方面，香港社會都是基本上沒有這個問題的。可以 認為，香港社會是世界上少有的反腐成功的社會，……另一方面，香港社會也是 世界上少有的純市場經濟社會，如果說香港都不能夠叫純市場經濟社會，那世界 上就沒有純市場經濟社會了。」 「香港的貧富懸殊的世界排名，應當不是第一就是第三，總之就是在頭幾名上徘 徊的。」 「因此，我們在檢驗吳先生的理論時，有了香港的這么一個樣本，即解決了腐敗 問題，又是完全市場化的社會，結果貧富懸殊仍然在全球之冠，這本身說明，反 腐敗和市場化並不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問題。」 吳敬璉的邏輯敵不過「數學」的邏輯。樊剛呢？他就比吳敬璉高明。吳敬璉至少 還承認如今比過去腐敗，樊剛卻有本事「證明」過去現在都是一樣的腐敗，現在 根本不存在腐敗加劇的問題。他說：「什麼叫腐敗呢？腐敗的基本定義是利用公 權謀私利。我們傳統體制的特點是什麼呢？一切都變成了公權。以前連個售貨員 賣豬肉都是公權，給誰肥肉、瘦肉都有腐敗。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要把大量的公權 取消，變成私權。」 你看樊剛多會賴：因為「腐敗的基本定義是利用公權謀私利」，所以「售貨員賣 豬肉都是公權，給誰肥肉、瘦肉都有腐敗」。如此一來，賣肉的挑肥揀瘦跟從國 庫盜竊個幾千億就成了同樣性質的問題，要算犯罪就都算犯罪，要不算犯罪就都 不算犯罪。換句話說，過去並不清廉，因為有賣豬肉式的腐敗；如今並不特別腐 敗，因為利用職權盜竊國庫本質上跟利用職權賣豬肉挑肥揀瘦是一碼事。要靠監 督公權「反腐敗」，就得一視同仁，怎麼監督盜竊國庫上千億就得怎麼監督賣豬 肉。既然「監督是有成本的」，這么多的監督無論如何也賠不起，那「反腐敗」 的可行之道就是公權「民營化」、市場化。賣肉的公權能「民營化」，政府的公 權，如軍隊警察法院國庫管制土地管理等等也能「民營化」。一句話，賣肉的「 公權」跟政府的「公權」是一回事，能怎麼賣肉就能怎麼賣國。 最高明的還得算易綱。吳敬璉承認中國已經存在貧富分化，樊剛說中國貧富分化 才剛剛開始，而易綱則宣布中國根本不存在貧富分化問題，只存在「貧富差別暴 露」的問題。人們之所以關注貧富分化，全怪「經濟學家、媒體爆炒」，一群笨 蛋攪臭了一鍋湯，「不明白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學家要喚起民眾對貧富不平等的抱 怨，這是非常難以理解的。」換句話說，要解決中國人對貧富分化的不滿，封鎖 消息讓大家都不知道就行了。這才是最省事的解決辦法，一個子也不用掏，什麼 事也不用做，堵住老百姓的眼睛嘴巴耳朵鼻子便可治國平天下，世界上還有比這 更「經濟」的「經濟學家」嗎？ 「主流經濟學家」的話明明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但人家照樣厚著臉皮，臉不變 色心不跳地當眾撒謊。因為他們並不是想真正解決問題，而只是在向中國老百姓 作些解釋，糊弄老百姓。不管說得通，說不通；不管你信不信，他們照樣干他們 的。這又令人想起魯迅的一段話： 「上司的行動不必徵求下屬的同意，這是天經地義。但是，有時候上司會對下屬 解釋。」 「當上司對於下屬解釋的時候，你做下屬的切不可誤解這是在徵求你的同意，因 為即使你絕對的不同意，他還是干他的。他自有他的夢想，只要金銀財寶和飛機 大炮的力量還在他手裡，他的夢想就會實現；而你的夢想卻終於只是夢想」。 有人會問：這三個「主流經濟學家」怎麼會成了上司呢？ 別忘了，他們是在哪裡說這一番話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多大口氣，堂堂 中國經濟，卻只有50個人有資格議論。光聽這口氣就狂得沒邊了。中國多少人口 ？十三億。十三億人口國家的經濟決策，居然由50個人來支配左右，平均一個人 支配了多少人的命運？兩千六百萬。這難道不比平常概念中的「上司」厲害百倍 嗎？光這個名稱「中國經濟50人論壇」就足以充分暴露「精英」們狂妄自大、目 空一切、極端藐視人民群眾的心理。如果不是老百姓民憤太大，他們怎麼肯屈尊 出面向人民做「解釋」？至於他們的「解釋」如何前言不搭後語，如何不能自圓 其說，他們豈會放在心上？所以他們開口的實際效果是用自己的精彩表演向老百 姓驗證了魯迅揭示的客觀規律，當了出色的義務「魯迅宣傳員」。 白骨精會三變。豬八戒會三十六變。孫猴子會七十二變。「主流精英」會多少變 ？不知道。只知道孫猴子再變也瞞不過閻王爺的照妖鏡，再翻跟頭也跳不出如來 佛的手掌心。那麼「主流精英」們呢？再變也逃不掉魯迅毛澤東早已揭示出的客 觀規律。不信？「且將冷眼觀螃蟹，看爾橫行到幾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