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請問境外的公益組織進入國內,要接受那些相關法律的調整,那些部門管理
來源:公益時報
3月23日,小母牛聯益慈善之夜在北京舉行,活動流程的第五項是聯益基金會(小母牛)專項基金的啟動儀式。事實上,類似像小母牛這樣努力在中國尋求本土化道路的國際NGO,經過與中國政府的多年合作,已經深諳生存之道。除了資金來源不同外,與本土NGO幾乎並無二致。他們很少或不再僱傭境外人員,並開始逐步嘗試脫離對總部資金的依賴,開拓新的支持渠道。
2013年3月底,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實施任務分工的通知》指出:公益慈善等四類社會組織年底可直接登記。該舉措被期待為「社會組織發展的春天」。
遺憾的是,這其中並不包括活躍在國內的幾千家國際NGO,他們依舊「登記無門」。而對於相對幸運的基金會來講,雖然參照2004年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允許其在中國內地設立代表機構,但登記注冊依然按照雙重登記制度的思路進行。
復雜的身份
國際小母牛組織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阿肯色州的非營利機構,致力於減少全球飢餓和貧困,保護地球環境。因最初向貧困家庭提供小母牛和養牛技術培訓而命名。自1985年進入中國以來,在中國深耕超過20年,小母牛項目幫助人群從幾十戶農戶到數萬戶,為貧困地區農戶提供從種畜到飼養技能的鏈條式服務,受助農戶實現自力更生後,在未來兩至三年內將最初接受的農畜後代或等額資助,以及所學知識、技能和經驗一並傳遞給其他貧困農民。
而北京聯益慈善基金會(以下簡稱聯益)2011年3月獲准成立,自詡是繼「壹基金」在深圳取得公募資格後,首家經北京市民政局獲批成立的民間公募基金會。
雖然這種國際NGO掛靠本土公募基金會,成立專項基金的案例並不多見,但實際上早在兩年前,四川海惠助貧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海惠)就已經開始嘗試與上海公益事業發展基金會(聯勸)達成協議,共同成立聯勸(海惠)專項基金。
海惠即為國際小母牛中國辦事處。作為最早進入中國的為數不多的NGO之一,1989年,國際小母牛中國辦事處在四川建立,掛靠在四川省畜牧局內。雖然由政府代管在行政上有一定優勢,但為了確保項目的規范化和專業性,國際小母牛組織仍決定單獨注冊建立小母牛項目辦。
探索注冊之路是艱難的,好在國際小母牛組織並沒有一味地去追求以國際NGO的身份注冊,考慮項目辦沒有外籍員工,而是嘗試找省級有關部門探討國際小母牛組織中國本土化之路。四川省民政廳民間管理局負責人很同情小母牛項目的處境,表示只要小母牛項目找到有關廳局(辦)作為掛靠或主管單位,就可進行國際小母牛組織的本土化注冊申請,只是注冊名字不能用小母牛,因為在這個圈子裡,大家都知道小母牛是國際NGO。
經過各種復雜的交涉後,2008年,國際小母牛中國辦事處終於以「四川海惠助貧服務中心」的名義在四川省民政廳注冊成民辦非企業單位(以下簡稱民非)。2011年2月,為參與上海市對口援疆工作中的社區扶貧項目和上海市郊的社區綜合發展,海惠的姐妹單位「上海海惠社區民生發展促進中心」正式成立,身份仍為民非。
「注冊的過程是比較曲折的,但好在我們並沒有一定要以國際NGO的身份來注冊,總部也考慮到國情和機構處境,允許我們以這樣的名稱(海惠)來申請。所以雖然我們是國際組織,但無論在注冊上,還是項目執行上,都在走本土化的道路。現在對外宣傳的牌子就是海惠-小母牛項目。」國際小母牛中國辦主任陳太勇告訴《公益時報》記者,注冊成民非或者乾脆在工商部門登記是大量在華尋求獨立身份的國際NGO的最終選擇。
針對兩個二級基金的成立,陳太勇就表示目的為了增加一個公募的支持平台。「2012年3月,就已經和聯益簽署了合作協議,但一直在策劃合適的活動方式和時機。」據了解,該天的活動邀請了聯益和小母牛雙方的企業合作夥伴,並在當晚舉行了慈善拍賣。
「基金會」的優勢與尷尬
對於國際組織來講,在華擁有合法身份的好處顯而易見:可以更安全地實施項目、可以與更高層級的部門展開合作,企業基金會被認可甚至可以為企業市場開拓帶來機會。
相對於「注冊無門」的其他類型國際組織,基金會顯然要幸運得多。2004年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對基金會的設立主體並沒有做境內外的限制,依照該條例,外國人可以在華捐資設立基金會,境外基金會也可以在中國內地設立代表機構。當然,登記注冊依然按照雙重登記制度的思路進行。而且,此類組織必須在民政部登記注冊方能取得合法身份。
2013年1月,研華文教基金會正式拿到了民政部批文,成立了基金會北京代表處。1997年,財團法人研華文教基金會在台灣正式成立,主要項目為產學合作、社會公益以及內部員工的企業文化建設。
「基金會在大陸開展項目是比較早的,但在2011年下半年才開始准備注冊,通過國台辦向民政部正式提出申請,從准備材料到調查審核再到被批復大約是一年半的時間。」基金會工作人員鄭妲新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因為研華科技是台資企業,所以作為企業基金會的研華文教基金會主管職能部門是國台辦。
鄭妲新表示,辦事處的注冊成功得力於國台辦的大力支持。「上層部門的交涉和溝通會相對容易一些。」她認為對於有注冊需求的境外背景基金會來講,相比准備民政部要求的眾多資料,其職能主管部門是否負責更為關鍵。
「另外,研華科技在北京算是納稅數額比較大的台資企業,可能在注冊審核上也有一定考量。」鄭妲新補充。
據中國社會組織網顯示,目前正式在中國登記注冊的境外基金會(含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僅二十幾家。
致力於保護野生生物和自然棲息地的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協會(WCS)成立於1895年,總部設在美國紐約。1996年在上海建立了中國項目辦公室,2005年,中國項目總部轉移到北京。總部遷移後,WCS就開始籌劃向民政部門申請注冊。「2007年,做了第一次努力,申請遞到了國家林業局,因為國家林業局是我們的業務主管單位。」WCS工作人員甘敏芳告訴《公益時報》記者,此次申請得到的回復是對於協會類性質的境外機構注冊辦事處,沒有相應的法律可以參照。
「後來就不了了之,2011年有消息說民政部要修訂社會組織管理三條例(即《基金會管理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又陸續有開放登記的說法,我們就一直在等。」甘敏芳說。
但實際上,等待並沒有給這些國際組織帶來收獲。他們開始考慮曲線操作。「雖然仍缺少適用的法律條款,但境外的基金會是可以在中國設立辦事處的。WCS在美國和基金會的性質是沒有區別的,適用於相同的法律注冊條款、相同的免稅政策,所以總部批准我們也可以叫WCS foundation(基金會),以基金會的名義提出申請。」甘敏芳表示,2012年WCS開始做第二次努力,包括總部在內又把相關的資料重新准備了一輪。
「因為拿到證書沒有多久,具體的不同還沒辦法講,只能說有好處。包括邀請合作夥伴時,有民政部認可的基金會代表處的身份會顯得更正式,也更有公益色彩。包括一些項目的執行,之前是和高校合作,有了身份後合作夥伴的層級可以上升到教育部,這樣項目運作也會更方便。」鄭妲新介紹,2013年3月底,由研華文教基金會和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合作的某創新經營模式競賽已經開賽。
單一的資金渠道
改頭換面注冊民非、工商注冊、正式在民政部注冊基金會、掛靠本土公募基金會成立二級基金……為了達到生存和開展活動的目的,國際組織選擇了各種各樣的存在方式。但對於那些項目和合作夥伴相對單純的機構而言,身份則沒那麼重要。
湯森路透基金會是依託於新聞和專業信息供應商湯森路透集團成立的公益機構。其旗下網站 TrustLaw提供免費的全球法律服務,以及婦女權益和高效行政的信息及新聞資訊。在中國,基金會主要向社會企業家和NGO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與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恩派(NPI)公益組織發展中心等均有合作。「我們就是一家企業基金會,沒有獨立的法人身份,暫時也並沒有申請注冊成立辦事處的打算。」基金會中國項目主管劉東偉認為身份問題對於基金會執行項目並無影響。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資金支持的項目,與合作夥伴沒有資金往來,不需要一個獨立帳號。」劉東偉介紹,基金會和企業CSR部門分開,在中國的全職員工只有他一人,因此基金會每年所需要支出的經費只包括他一人的工資和差旅,均來自公司財務。
同樣作為企業基金會的研華文教基金會,所有的資金也均源於企業。「研華科技股東分紅的百分之三,每年會滾動到基金會里,所以不需要開拓其他收入渠道。」鄭妲新表示。
事實上,因身份問題制約,在華國際NGO的資金來源均較單一,對總部的依賴程度很高。「WCS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資金來自美國,大約每年100萬美金左右。從2009年開始,國內開始有個人捐贈進來,但筆數很少,額度也不大,每年也就一二十萬的樣子。」甘敏芳說,2012年,WCS「野生生物衛士獎」的項目得到了阿拉善SEE基金會支持,是第一筆來自國內機構的資助。
「大部分的資金還是來自海外,以上一個財務年度(2011年6月—2012年7月)為例,機構53%的資金來自香港,30%的資金來自美國,剩下的不到20%是機構自籌。」陳太勇告訴記者,小母牛香港的籌款能力很強,每年的捐贈收入都有幾千萬,而海惠上一年包括承諾分期捐贈在內的捐贈總收入(自籌部分)為1500萬。「主要來自企業和企業基金會的捐贈。」
海惠在資金上對國際小母牛組織總部和其香港分會嚴重依賴,減少依賴的唯一辦法就是解決籌款問題。實施本土化戰略以來,海惠積極拓展新的收入渠道,包括成立二級基金在內,但效果卻並不明顯。據了解,聯勸(海惠)專項基金成立兩年來,包括捐贈物資摺合在內共籌款不足20萬。上文提到的小母牛聯益之夜舉行的慈善拍賣,截止到記者發稿,到賬約50萬。
「我們雖然沒有掛靠成立二級基金,但和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有項目的合作,也算是有公募的渠道。」甘敏芳說,同海惠一樣,雖然環基會積極幫助WCS尋找資金支持,但卻一直沒有獲得額外的捐贈機會。
發展趨勢與官方合作
事實上,國際NGO在華活躍的時間並不長,上世紀80年代後,較多地進入中國;以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以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事件為契機,國際NGO開始迅速發展。除了扶貧、教育等傳統慈善領域,國際NGO更關注艾滋病防治、環境保護、婦女兒童、社會企業、公平貿易、農民工權利保護等較新的公益領域,一段時間內為中國公益事業發展帶來了國際經驗和國際視角。
以國際NGO最活躍的雲南省為例,21世紀初期,國際組織貢獻較大。根據雲南省國際民間組織促進會《境外非政府組織發展及管理研究》的統計,國際NGO在滇的項目資金投入2003年是3200萬元,2004年是5300萬元,2005年是8600萬元,2006年達到1.2億元。
而近幾年,在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背景下,發達國家的援助政策做出方向性調整,許多國際組織也相應靈敏地做出回應,逐步減少或停止在中國的資金支持。
同時,2008年發生在雲南的香港偽慈善家李國華猥褻孤兒院女童案件進一步為境外NGO管理敲響了警鍾。2009年12月29日,為了規范境外NGO管理,同時也為了進一步為雲南省內有關組織與境外NGO交流合作提供服務保障,雲南省政府辦公廳下發了《雲南省規范境外非政府組織活動暫行規定》,並於2010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以下簡稱境外NGO)在雲南開展項目及活動,均需到省民政廳登記備案,否則即為非法。極少數身份可疑的國際機構開始撤出中國。
因為身份各異的原因,在華國際NGO的規模一直難以統計。僅就在民政部登記的基金會來看,資金投入可圈可點。2012年1月16日,民政部在京召開境外基金會代表機構工作座談會。會上發布消息,自《基金會管理條例》頒布實施以來,民政部依法登記的19家境外基金會代表機構,累計在中國內地實施了1714個公益項目,總投入超過40億元人民幣,其中,2011年的公益項目支出為10.5億元人民幣。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身份如何,幾乎所有現存的在華國際NGO都傾向與政府部門合作。據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系韓俊魁在2011年的調查統計,選擇經常與政府合作的境外在華NGO比例高達74.5%,若加上偶爾合作,這一比例達到93.6%。「從合法性上看,與政府合作會讓那些沒有登記的國際NGO繞開法律合法性的質疑展開活動,獲得的行政合法性讓其獲得了較大的騰挪空間。」
「我們所有的工作都要與政府部門打交道,因為我們的工作都是在保護區內進行,一定要和當地的林業部門合作開展項目。尤其是廣州方面的項目,與野生動物走私有關,必須和國家執法部門合作。」甘敏芳表示。
『貳』 恆泰湘壹府怎麼樣好不好值不值得買
樓盤名稱:長沙恆泰湘壹府
別名:馥桂園
城市:長沙
樓盤位置:開福大道與星月路交匯處西南角青竹湖湘一外國語學校斜對面
開發商:湖南國建置業發展有限公司
產權年限:70年
建築類型:小高層,高層,板樓,
公交線路:太陽山路青竹湖路口站:812、w10
其他交通方式:交通介紹: 項目於大城北樞紐之地,享「四縱四橫」縱貫路網,出行無憂,咫尺通達全城。長沙規劃的軌道交通1號延長線,緊鄰於此;另項目距市區(五一廣場)20公里,直享46米寬的青竹湖大道,雙向六車道的芙蓉北路與市區相連,開福大道(9月開通)連接撈刀河路再到車站北路已基本拉通,開車僅需5分鍾能到達高嶺國際商貿城,15分鍾到達市中心四方坪、火車站等地…城北立體交通格局,於此盡攬無余。
公交車:w108(望龍村——灣田國際,6:00-21:00)、812路公交車(灣田國際——火炬路二環路口,6:30-20:00)、夜1路(青竹湖公交首末站——青竹湖公交首末站,6:30-23:00)
規劃信息:其佔地面積為119247平方米,容積率,綠化率46%,共25棟樓,停車位車位數:1123
地上:45
地下:1078
車位比:1:0.9
周邊配套:教育:小區自帶幼兒園、青竹湖湘一外國語學校、長沙市周南秀峰中學、植基小學、霞凝小學、青竹湖實驗幼兒園
醫院:泰和醫院、湘雅國際醫療部(規劃)
公園:太陽山森林公園
商業:美高梅廣場、聯達惠又多購物中心x09
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等
內部配套:項目本身自帶7萬方商業,小區幼兒園,且與湘一品牌教育合作,攜手湘一立信學校,保障業主12年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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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基金和基金會有什麼差別
基金和基金會的區別如下:
一、定義的不同
基金廣義是指為了某種目的而設立的具有一定數量的資金。主要包括信託投資基金、公積金、保險基金、退休基金,各種基金會的基金。基金會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捐贈的財產,以從事公益事業為目的,按照本條例的規定成立的非營利性法人。
二、分類不同
基金可分為開放式基金和封閉式基金以及股票基金、債券基金、貨幣市場基金、期貨基金,基金會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組織和制度形態,基金會不同於政府、企業,也有別於一般的非營利組織,公益性、非營利性、非政府性和基金信託性。
三、特徵與功能不同
基金根據組織形態的不同,可分為公司型基金和契約型基金。基金通過發行基金股份成立投資基金公司的形式設立,通常稱為公司型基金;由基金管理人、基金託管人和投資人三方通過基金契約設立,通常稱為契約型基金。
基金會是公民社會發育的推進器。公民社會強調每個人的獨立行為能力。基金會改變了傳統的社會結構和財富結構,不僅推動了在政府和企業部門之外的社會財富的聚集,而且通過基金會的公益運作將社會資源的支配權交給了公民的代表,將分散的公民意志、公民意願集中起來,將公民的權利回歸到公民手上,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
『肆』 長沙市奧克斯締壹城屬於哪個街道辦事處、哪個社區居委會管轄
長沙市奧克斯締壹城,那就是歸屬於長沙市嶽麓區望岳街道辦事處、窯塘社區居委會管轄的。
『伍』 中國好公益平台是什麼不太了解,可以簡單介紹一下嗎
中國好公益平台是一個開放共享的公益產品規模化平台。自2016年11月成立至今,通過資金支持、資源鏈接、能力建設、品牌推廣、經驗分享等措施,促進優質公益產品的規模化,高效和大規模地解決社會問題。
平台現有16家聯合共建夥伴,分別是南都公益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招商局慈善基金會、新華公益、騰訊公益、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愛德基金會、恩派、阿拉善SEE基金會、北京樂平公益基金會、ThoughtWorks、新浪微公益、深圳同佳岸慈善基金會、基金會中心網和陳香梅公益基金會。
截至2019年5月,好公益平台共續簽和新簽約優質公益產品50個,涵蓋教育、安全健康、環保、助老、特需人群關愛、性別平等、社區發展等多個領域,簽約各省市地區樞紐合作基地41家。平台優質公益產品已在全國2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展了48次線下推介,聯合新華公益和優酷公益在新華網演播大廳舉行了線上推介,並為10個優質公益產品開展了單項線上推介。據統計,各地累計有5300餘家/次公益組織參與了優質公益產品推介活動,形成對接意向3300餘份。2016年11月至2018年10月兩年間,共有2800餘家/次社會組織和9000餘所/次學校正在落地實施這些優質公益產品。
2019年,好公益平台以「影響力規模化」研究系列成果為基礎,啟動「規模化學院」,為入選的優質公益產品提供規模化相關能力培訓和資金支持;同時積極鏈接多種資金和非資金資源;助力產品品牌推廣;推動經驗借鑒和分享,幫助優質公益產品更好地實現規模化發展。
『陸』 湘源壹號交通方便嗎應該怎麼過去
城市:永州
樓盤名稱:永州湘源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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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交通方式:6路、8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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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徐永光的爭議人生
這位中國最知名也最富爭議的半官方公益組織負責人,選擇加盟一家非公募基金會,成為一名社會投資家。
徐永光已經從中國青少年基金會引退,轉而成為一家非公募基金會的操盤手,從一名官方公益組織的領導者轉變成一名社會投資家。他運用南都基金會的資金進行社會投資,與商業風投追求經濟利潤最大化不同,他作為社會投資家追求的是所投機構的社會效應最大化。新公民學校是他的第一個社會投資項目。
從北京朝陽公園南門一路往東,經過北京綠化最好的地段,直到五環外的馬各庄,蔥蔥綠樹和街心公園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路兩旁的低矮平房與小五金商鋪,和一座名叫「朝陽區第一新公民學校」的小學。
這所小學,目的是要為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子弟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在9月開學之前,它已經悄然完成了一次轉變,一家名為南都公益基金會的機構介入了這所私人學校,為它提供155萬元的資金,並且為之建立校董會,挑選校長。新校長胡益文將家搬到了學校,每天6點就起床迎接學生的到來,他在這里非常快樂,「因為看到學生們眼睛發亮精神好」!一學期100元的學費,和50元的餐飯費,就可以讓孩子們穿著免費的新校服,在中午時排隊到食堂打飯,然後對師傅說「謝謝」。老師們的月薪上漲了兩倍,盡管只有1500元。
毀譽參半退出希望工程1949年出生的徐永光在30歲時開始離開溫州。用了7年時間,徐永光從一個幹事成為正局級幹部,職位是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在政治機構內部的升遷中,據說很多人一輩子也難以完成這一過程。
但是徐永光在這個位置上只待了兩年。1988年,徐永光決定辭去團中央組織部部長職務時,祖籍溫州的南懷瑾先生希望徐永光為自己運營他推動修建的「金溫鐵路」,這也是中國第一條無政府投資的地方鐵路。但徐永光選擇以10萬元注冊資金成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徐永光的個人網站上寫道,「希望工程17年,募集海內外捐款逾30億元人民幣,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兒童289萬人,建設希望小學12559所,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公益品牌」。
從1994年香港《壹周刊》對希望工程資金使用的質疑開始,關於徐永光的爭論就從未停息。日後徐永光總用一句話為自己辯解,他說這句話是南懷瑾在十多年前就告誡他的:謗隨名高。徐永光的臉柔和而毫無稜角,對任何人都笑臉相迎,頭發總是梳理得整齊,總是身著並不昂貴的深色套裝西服。難以想像這樣的人會身處爭議的漩渦中長達數年,曾經和《壹周刊》進行了6年的馬拉松官司,並曾接受過8小時的律師當庭盤問。
基金會的進化徐永光自稱,在1997年前後,希望工程和徐本人風頭正旺時,他就已萌生退意,「希望工程風險太大,我幾次提出要結束。1997年時,我提出這是希望工程最後一輪」,原因是一個他無法解決的制度性難題:「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三種社會組織:第一是政府部門;第二是企業;第三是非政府非營利部門。這個部門應該是脫離政府的。但在官辦的情況下,政府是管著第三部門的。從制度上講,理事會應該是第三部門的最高機構,可是後面還有政府這個婆婆,到底是理事會大還是政府大?」
另一個難題是這些官辦的非政府組織並沒有專門的運營費用。從公眾手中募集來的資金如果用來作為運營費用,必定難逃外界的指責。徐永光的解決辦法是用募集資金投資,用投資賺來的錢做運營費用。這也是他備受指責的原因:投資失敗、資金在誰的名下運作等等。
徐永光堅持在2001年辭去了秘書長職務,2005年他又辭去了青基會常務副理事長和隨後的中國慈善總會副會長職務,從當年11月開始籌辦南都基金會。
南都集團的董事長周慶治是徐永光多年的朋友,二人同是溫州人。18年前,「我離開政府做公益,他離開政府做商業;我看著他做大,他看著我做大」,希望工程名揚天下,《福布斯》2001年把周慶治排在大陸百富第45位。
18年後二人殊途同歸,「沒有人說服我,我們一拍即合」。上海南都集團投入三億元,一億元為注冊資金,另外兩億元作為基金會的本金,徐永光則是操盤手。「資助型基金會的定位有三種:一種資助社區服務和公益項目;一種培育非政府機構和社會企業家,比如阿育王;第三種資助學術研究和思想庫。南都基金會是前兩類。」徐永光說。這種新型的基金會和徐永光服務多年的半官方基金會截然不同。徐永光終於逃離了始終懸掛在他頭上的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首先,南都基金會的架構容易理順;第二,不存在運營費用的問題;第三,徐永光也不用擔心投資的問題。南都基金會的最高決策機構是理事會,同時有獨立監事來監督基金會的運作。在理事會下設專門的投資管理委員會,負責資本運作基金會的本金。運作產生的收益則由專門的項目評審委員會和新公民學校發展中心來分配。因為他多年的公益組織經驗,徐永光正是負責資金分配的最好人選,「我從2007年的7月開始項目招標,招標的資金大體是2000萬元。這個錢要用來建設10所新公民學校。這樣的方式能夠保證資金使用的高效率。我會選擇優秀的機構,做得不好的得不到資源,這樣也有利於這個行業的優勝劣汰。」
以風投方式運作除了專業的投資團隊之外,充裕的運營費用也讓徐永光可以為基金會招募到可以長期工作的優秀人才,「南都中有香港大學的碩士,也有北大EMBA的畢業生。雖然我們的收入仍比商業機構低,但是適當的金錢回報可以讓理想主義更持久」。南都基金會目前的中層管理者年薪10萬元。
徐永光至此成為一個管理著專業團隊的社會投資家。基金會的運作完全類似商業投資機構,只是社會投資家的目的是要尋求社會效益的最大化。舉例而言,在新公民學校的項目中,南都基金會投錢保證學校初期啟動和三五年內的正常運行,卻並不參與學校的管理工作;正如風投投入資金保證一家有前途的公司有運營和擴張費用,但卻不會介入公司的管理。商業投資機構如投行和PE會幫助自己投資的公司建立董事會,南都基金會也會幫助新公民學校建立校董會,「校董會的任務是把握學校大勢,整合社會公益資源,讓學校成為自助和可持續的公益機構,不再依賴南都基金會的資金投入」。然後,商業投資機構等待自己的投資產生豐厚股權回報;南都基金會則期待自己的投資能夠解決盡量多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
不過徐永光面臨著和風投同樣的問題,手中握著錢,卻不知道投給誰,「找不到好的機構,好的個人。這個行業太弱」,「到時候,徐永光有錢花不出去,才會成為新聞」!這筆錢在2007年是800萬元,2008年將是180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