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如基金會宣傳片

❶ 急求十個清末時期到民國時期文化名人 的事跡!最好具體一點!注意是文化名人!有教育意義的!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是我國近代享有國際盛譽的著名學者。1903年起，任通州、蘇州等地師范學堂教習，講授哲學、心理學、邏輯學，著有《靜安文集》。1907年起，任學部圖書局編輯，從事中國戲曲史和詞曲的研究，著有《曲錄》、《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等，重視小說戲曲在文學上的地位，開創了研究戲曲史的風氣，對當時文藝界頗有影響，辛亥革命後以清室遺老自居。至老，王國維也沒有剪掉作為時代象徵的辮子。1913年起轉治經史之學，專攻古文字學、古器物學、古史地學，先後致力於歷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齊魯封泥、漢魏碑刻、漢晉簡牘、敦煌唐寫經、西北地理、殷周秦漢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釋研究，還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註疏工作。他治史嚴謹，考證精湛，信而有徵，不囿成見，主張以地下史料參訂文獻史料，多能發前人所未發，對史學界有開一代學風的影響。1923年春，當時溥儀小朝廷要選海內碩學之士，王國維經升允推薦，到北京充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五品）。次年冬天，馮玉祥「逼宮」事件發生，王國維結束了「南書房行走」的工作。胡適、顧頡剛等人邀約他出任新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王國維推而不就，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學識、篤實的學風、科學的治學方法和樸素的生活影響了清華學人，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方面的專家學者。時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稱清華四大導師「教授的教授」。1927年在北京頤和園投水自盡，給中國知識界留下了深深的顫栗和遺憾，也給後人留下了難解之謎。當時的一些清朝遺老把王國維比作屈原懷忠而自沉汨羅。《清史稿》還為他立了個「忠義傳」。一向苛以譽人的魯迅先生認為「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熱風·不懂的音譯》）。郭沫若稱他為新史學的開山。

魯迅，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樹人，號豫才。浙江紹興人。七歲開始讀書，十二歲從壽鏡吾老先生就讀於三味書屋。十三歲那年家裡發生一場很大的變故，經濟狀況漸入困頓，接著父親一病不起，使他飽嘗了冷眼和侮蔑的滋味，「看見世人的真面目」。1898年離開故鄉考進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後又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1902年初畢業後被選派赴日留學，先是學醫，後為改變國民精神，棄醫從文。1909年8月回國。辛亥革命後應蔡元培之邀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供職，後又隨部遷住到北平。1918年在《新青年》上發表新文學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正式開始了輝煌的創作生涯，至1926年，又相繼出版短篇小說集《吶喊》和《彷徨》等。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其思想產生了飛躍，由此進化論思想為主導，轉向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思想為主導。1930年3月「左聯」成立時，被推薦為常委，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左翼文化運動的主將。後十年的雜文，更加深刻、犀利，有如匕首、投槍，充滿了唯物辨證的精神。這些作品收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等專集中。1936年10月19日病逝於上海。毛澤東認為：魯迅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筆名主要有過哀時客、飲冰子、飲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國之少年等。廣東新會人。他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動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學者。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與民國兩個時期；他的業績，並包了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面。
梁啟超出生於一個半耕半讀的家庭，自幼聰穎，四歲開始學習四書五經，九歲即能寫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歲中秀才，十六歲中舉人。1890年，他十七歲時拜康有為為師，從康學習四年，受康有為的影響，開始探索挽救祖國危亡的變法維新之術。1894年6月，他隨康有為入京參加會試。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次年中國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梁啟超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300多名舉人，上書皇帝，要求拒簽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這年七月，宣傳變法維新的第一個刊物《中外紀聞》在京創刊，梁啟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維新團體「強學會」成立，梁任書記，成為康有為進行維新活動的得力助手。
梁啟超的後半生與圖書館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1916年，反對袁士凱稱帝的蔡鍔（字松坡）將軍病逝，梁啟超上書大總統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設立松坡圖書館呈》，請撥北海快雪堂設立圖書館。此議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圖書館成立，後廡奉祀蔡鍔及護國戰爭死難烈士，前楹設圖書館。為此，梁啟超作《松坡圖書館記》及《松坡圖書館勸捐啟》，號召社會各界關心該館藏書建設及資金籌備，"庶仗群力，共襄闕成"。短短時間內，松坡圖書館已經辦的頗有起色。
1925年5月，中華圖書館協會在北京成立，梁啟超出席並在會上作《演說辭》，備述"建設中國圖書館學"和"養成管理圖書館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華圖書館協會的具體任務：（一）、"把分類、編目兩專門組切實組織，……製成極綿密極利便的目錄，務使這種目錄不惟可以適用於全國，並可以適用於外國圖書館內中國書之部分。"（二）、"擇一個適當都市，建設一個大規模的圖書館，全國圖書館學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這是因為"一則財力不逮，二則人才不彀，與其貪多鶩廣，鬧得量多而質壞，不如聚精會神，不如將'一個'模範館先行辦好，不愁將來不會分枝發展。"(三)、"在這個模範圖書館內設一個圖書館專門學校，除教授現代圖書館學外，尤注重於'中國的圖書館學'之建設。"（四）、與私人藏書樓不同，這個圖書館"提倡不收費"，"許借書出外"。（五）、"另籌基金，編纂類書"。在本次會上，中華圖書館協會舉行董事會第一次會議，公選梁啟超為董事長。
1925年梁啟超兼任國立京師圖書館（館址在方家胡同）館長和北京圖書館（館址在北海慶霄樓）館長，至1927年6月卸任，秉館長職一年有餘。
從1925年起到1929年梁啟超病逝前，梁啟超為中國圖書館事業做了大量實際工作，其中重點還在於"建設中國圖書館學"和"養成管理圖書館人才"兩件事項上。1925年12月20日梁啟超在至副館長李四光、圖書部長袁同禮的信中說："購書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為幾種專門雜志，最好能自第一號搜起，購一全份，例如《史學雜志》、《史林》、《支那學》、《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學雜志》、《東洋學藝》、《外交時報》等。"1926年4月14日至張元濟的信說："聞東方圖書館購取孟蘋蔣氏密韻樓之藏，神往無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見讓者，願為北京圖書館求分一臠，則南北學者，胥渥嘉惠，寧非盛事。"
在爭取圖書館辦公和購書經費方面，更讓梁啟超費盡精力。1926年7月5日，梁啟超致信李四光、袁同禮："頗聞日人之東方文化會眈眈於方家舊籍，吾館似不能不乘此時急起直追……。"在至任志清等人信中又雲:"館中國寶甚多，仆屍館長之名，而未舉其實，萬一有疏虞，責將誰卸？半年以來為茲事寢不安席。"1926年10月15日又致張東蓀信雲："此館誠為美庚款所辦，但款極有限，開辦費僅一百萬元，建築及購書在內（現所劃建築費僅六十萬元，實不成門面，餘三十五萬供購書費），無法敷分配，每月經常費僅三千耳。"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將自己十餘年來在永年保險公司所買保險單向北京通易信託公司押款，用以支撐經費周轉，半年之間，共墊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年梁啟超因身體狀況，辭去館長職務。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

康有為(1858～1927)清末資產階級改良派領袖，後為保皇派首領。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進士。初年從簡鳳儀受傳統儒學。繼從朱次琦學，朱主「濟人經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力除漢、宋門戶之見,而歸宗於孔子。康有為受其影響，始覺「日埋古紙堆中,汨其靈明,因棄之」,「靜坐養心」。國家的危亡,現實的刺激，使他對舊學發生懷疑。1879年,接觸到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和當時的改良思潮。後游香港,以為「西人治國有法度」。1882年,過上海,購讀各種西書譯本和報刊，開始向西方尋找真理。1885年，撰《康子內外篇》和《實理公法全書》，想往「平等公同」。1886年撰《教學通議》，主張「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禮》，企圖揉合古今中西之學，改良政治。1888年10月,鑒於中法戰爭後「國勢日蹙」,形勢險惡,第一次上書光緒帝，指出日本「伺吉林於東，英啟藏衛而窺川滇於西，俄築鐵路於北而迫盛京。法煽亂民於南以取滇粵」，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返粵後，受今文經學家廖平啟示，「明今學之正」。1890～1893年，在廣州、桂林聚徒講學,著有《長興學記》、《桂學答問》,主張「勉強為學，務在逆乎常緯。」運用今文經學講求變革，將《公羊傳》的「三統」說闡發為「改制」、「因革」的理論，「三世」說推演為「亂世」、「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會歷史的演變程序，認為只有變法，才能使中國富強，最後達到「大同」的境界。1891年，刊印《新學偽經考》，謂東漢以來經學，多出劉歆偽造，是新莽一朝之學，「非孔子之經」（見經今古文學）。用以推翻古文經學「述而不作」的舊說，打擊封建頑固派的「恪守祖訓」，為掃除變法維新的障礙准備理論條件。繼又編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為教主，用孔教名義，提出變法要求。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次年，《馬關條約》簽訂時，他正在北京應會試。聽到與日本議和，割讓奉天沿邊及台灣一省的消息，震驚憤慨，於5月2日聯合在北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餘人發動「公車上書」,極陳時局憂危,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並在政治、經濟、文教等各個方面,提出了具體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變法綱領。會試榜發,康得中進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書》中,再次闡述變法的理由和步驟,提出富國、養民、養士、練兵的自強雪恥之策。接著，又上「第四書」,正式提出「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8月17日,創《萬國公報》,宣傳「新法之益」。11月中旬（一說為八月），與帝黨開明官僚文廷式、陳熾等創立強學會，改《萬國公報》為《中外紀聞》。隨後赴上海設強學會,創《強學報》,推動各地設立學會、報館、鼓吹變法維新。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康又趕赴北京，上書光緒帝，要求「采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還向光緒帝提出不變法即將亡國的嚴重警告。1898年1月24日,光緒帝命王、大臣傳康有為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問話。康批駁了榮祿「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頑固思想與李鴻章維持現狀的保守思想，講述了變法的必要性和具體措施。經翁同□奏報推薦，康有為上書統籌全局,請誓群臣以定國是,設制度局以行新制。4月,於北京成立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根據翁同□、徐致靖、楊深秀等人建議,光緒帝於6月11日下詔明定國是，宣布變法。康有為亦於6月16日被光緒帝召見，深得倚重。康又將所撰《俄大彼得變法考》、《日本變政考》等進呈。在維新變法期間，康有為迭上奏摺，起草詔令，對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議，與譚嗣同等全力策劃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模式改變中國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挽救民族危亡（見戊戌變法）。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在光緒帝支持下，聯合一部分帝黨官僚，雖然力排舊議，銳意維新，但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勢力的極力反對，時時准備撲滅新政。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以「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為名,將康通緝。康有為由北京逃滬轉港,又離港赴日,旋抵加拿大，越大西洋赴英國，再返加拿大。1899年7月20日，與李福基等創設保皇會，以保救光緒帝，排除慈禧太後、榮祿、剛毅等頑固勢力為宗旨,成為保皇派首領。次年,義和團運動發生,他主張「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策動唐才常等人主持的自立軍「勤王」,雖言定在海外籌辦經費,卻遲遲不寄。自立軍因宗旨模糊,經費無著,旋即失敗。康亦再無作為。1901～1903年間,他在印度撰《大同書》、《中庸注》、《論語注》、《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諸書，闡述「循序漸進」、「不能躐等」的改制說，反對資產階級革命運動。1907年，改保皇會為國民憲政會（後正式定為「帝國憲政會」），成為推動清政府實施憲政的政治團體。辛亥革命成功後，康仍以為「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鼓吹「虛君共和」。1913年返國，在上海主編《不忍》雜志，發表反對共和、保存國粹的言論，並任孔教會會長。1917年和張勛策劃溥儀復辟（見張勛復辟）,迅告失敗。晚年在上海辦天游學院,講授國學。康生平著作甚豐,有人統計,達一百三十九種。台灣蔣貴麟輯成《康南海先生遺著匯刊》、《萬木草堂遺稿》、《萬木草堂遺稿外編》等。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學乘，字枚叔，後改名炳麟，號太炎，浙江餘杭人。少從俞樾學經史，1897年任《時務報》撰述和《經世報》編輯，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1898年避往台灣，任《台北日報》記者。1899年東渡日本，結識孫中山。1902年在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號召推翻滿清政府。旋迴國與蔡元培等共組中國教育會，設立愛國學社。1903年在《蘇報》上發表革命排滿文章，被捕入獄。1906年出獄後東渡日本，參加中國同盟會，主編《民報》。後與陶成章等重組光復會，任會長。辛亥革命上海光復後回國，宣傳「革命軍興，革命黨消」。宋教仁被刺後，參與反袁斗爭。1917年7月任廣州大元帥府秘書長。1922年在上海組織聯省自治促進會，1924年脫離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在蘇州設立章氏國學講習會。1936年病逝於蘇州。

嚴復（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復，字幾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時期，嚴復考入了家鄉的船政學堂，接受了廣泛的自然科學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毛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留學期間，嚴復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並且尤為贊賞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回國後，嚴復從海軍界轉入思想界，積極倡導西學的啟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論》的翻譯工作。 他的譯著既區別與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於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在《天演論》中，嚴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與天交勝」在當時的知識界廣為流傳。他的著名譯著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政治學理論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理論較為系統地引入中國，啟蒙與教育了一代國人。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1912年嚴復受袁世凱命擔任北大校長之職，這也說明嚴復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此時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趨向對傳統文化的復歸。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性」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如短於精神者之恃鴉片為發越，此謂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於這樣一種對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更深一層的憂慮，嚴復曾經試圖將北京大學的文科與經學合而為一，完全用來治舊學，「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墜。」這一行為在當時稱得上用心良苦，但也因其逆潮流而為多受世人的指責。

鄭觀應(1842.7.24—1922.5)，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慕雍山人、待鶴山人。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父親鄭文瑞是一個無功名的讀書人，在家鄉設帳授徒，並督促鄭觀應習帖括之學。咸豐八年（1858年），應童子試未中，即奉父命遠游上海，棄學從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買辦的叔父鄭廷江處「供走奔之勞」。次年，由親友介紹進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寶順洋行任職。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務。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後掌管洋行的絲樓，並兼管輪船攬載事項。同時進入英國人傅蘭雅所辦的英華書館夜校學習英語，並對西方政治、經濟方面的知識產生了濃厚興趣。同治七年（1868年），寶順洋行停業，鄭觀應轉任生祥茶棧的通事，並出資合夥經營公正輪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參與創辦太古輪船公司。次年，受聘為該公司總理之職並兼管帳房、棧房等事，鄭觀應著手在長江各主要口岸開設了商務機構和金融機構，太古船運生意頗為紅火。鄭觀應同時還投資於實業，先後參股於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造紙公司、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並納資捐得郎中、道員銜，與李鴻章等洋務派大員也交納日深。光緒六年（1880年），編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義思想的《易言》一書，書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國富為中心的內政改革措施，主張向西方學習，組織人員將西方國富強兵的書籍翻譯過來，廣泛傳播於天下，使人人得而學之。並主張採用機器生產，加快工商業發展，鼓勵商民投資實業，鼓勵民辦開礦、造船、鐵路。對華洋商稅賦不平等的關稅政策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主張「我國所有者輕稅以廣去路，我國所無者重稅以遏來源」的保護性關稅政策。鄭觀應在《易言》中還大力宣揚了西方議會制度，力主中國應實行政治制度的變革，實行君主立憲制。光緒四年（1878年），直隸總督李鴻章札委鄭觀應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鄭觀應為織布局總辦，旋又委鄭觀應為上海電報局總辦。八年（1882年），鄭觀應與太古洋行聘期屆滿以後，正式脫離太古，接收李鴻章之聘，出任當時幾至不能維持的輪船招商局幫辦。上任伊始，即擬「救弊大綱」十六條上呈李鴻章，從得人用人、職責相符、賞罰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並付諸實施。對外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價競爭，鄭觀應親與二洋行交涉簽訂了齊價合同。由於他的內外治理，輪船招商局的營業額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鴻章擢升鄭觀應為輪船招商局總辦。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鄭觀應自薦並經王之春推薦，粵東防務大臣彭玉麟調鄭觀應前往廣東，總辦湘軍營務處事宜。彭玉麟與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劃襲擊法軍糧草儲存地西貢，派鄭觀應潛往越南西貢、柬埔寨金邊等地偵察敵情，並謀聯絡南洋各地人士襲擊法軍。回到廣州後不久，法國艦隊進攻台灣，鄭觀應建議與法軍決戰，並條陳作戰建議七條。旋被委任辦理援台事宜，鄭觀應隨即去香港租船，向台灣運送軍隊和糧草彈葯。於此同時，鄭觀應被織布局案和太古輪船公司追賠案所纏繞。前一案是由於中法戰爭期間上海市面銀根抽緊，股票大跌，使織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現虧損，經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來清理局務，發現總辦龔壽圖有挪用公款的行為，而龔壽圖卻攀誣鄭觀應經營不善，鄭觀應只得墊出兩萬金了結此案。後一案由於鄭觀應離開太古時所推薦的繼任者楊桂軒經營不善，挪用公司款項，致使太古公司損失十萬余元，太古援引保人虧欠有償還義務的法律，將鄭觀應扣留於香港追索賠款。經過這兩件案子，鄭觀應已是心力交瘁。光緒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感慨道：「年來命運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責於外，父兄妻子怨於內，進退維谷，申訴無門。惟今身敗名裂，不足取信於人，雖到處乞憐，終難應手。」於是退隱澳門，寄情山水，將全幅精力用於修訂重寫《易言》，直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一部體現他成熟而完整維新體系的《盛世危言》終於殺青。《盛世危言》貫穿著「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給甲午戰敗以後沮喪、迷茫的晚清末世開出了一帖拯危於安的良葯。洋務干將張之洞讀了《盛世危言》以後評點道：「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局擇精語詳」。「上而以此輔世，可謂良葯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時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議會政治；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經表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張大之。他認為「專制政體利於官，利於外人耳。利於官者，借壓力以剝削百姓；利於外人者，借官力以壓迫百姓。」竭力主張速行君主立憲，針對清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頑固和強硬態度，以及英國、日本實行君主立憲後的成效，鄭觀應憤憤說「猶謂議院不可行哉？而猶謂中國尚不亟行哉？噫！傎奕！」並主張賦予議會以「攬庶政之綱領」之權。為了君主立憲能順利推行，鄭觀應還提出了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內政改革，主張廣辦報紙，以使下隱可以上達，並對大小官員起輿論監督作用，以勸善懲惡，興利除弊。主張改革官員選拔制度，官吏應由民選產生，淘汰冗員和年老讓賢。「延聘名師，廣開藝院」。認為要國強必須重視西學，發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學的新式人才的培養，他說按古今中外各國立教養之規，奏富強之效，厚本首在學校，「藝院日多，書物日備，製造日廣，國勢日強」。主張大力翻譯西方書籍，改革科舉考試，增設格致、電子、醫學等新科目，錄用精通西學的人才。在經濟方面，鄭觀應提出了著名的「商戰」理論。他認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場」，遂採用「兵戰」和「商戰」的手段來對付中國，而商戰比兵戰的手法更為隱密，危害更大，所謂「兵之並吞禍人易覺，商之捭可敝國無形」。主張「西人以商為戰，……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興，由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只有以商立國，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該書一出，朝野震動，各界人士紛紛爭閱，求書者絡繹不絕，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場考試也常以書中所談時務為題目。禮部尚書孫家鼐將該書推薦給光緒皇帝，光緒讀畢嘉嘆不已，詔命分發大臣閱讀。該書思想不僅影響了當時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後世，如康有為、孫中山即頗受該書影響，毛澤東年輕時也經常閱讀《盛世危言》。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月，鄭觀應蟄久思動，自請盛宣懷舉薦，由李鴻章委任為開平煤礦粵局總辦，負責購地建廠，填築碼頭。第二年李鴻章再度委任其為招商局幫辦，整頓經營不景氣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鄭觀應即與最大競爭對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簽齊價合同。並擬出《整頓招商局十條》，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稟陳招商局情形並整頓條陳》十四條，內容涉及到開源節流及具體經營方略。十九年（1893年），鄭觀應微服尋視長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調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經營情況，後又巡視汕頭、廈門、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戰爭前夕，鄭觀應上書清廷說日本人將偷襲清軍，開戰後，又多次上書提請防備日本奸細、採取不準日本人使用電報密碼等措施，報告日軍運送軍械的情況，決定將招商局部分船隻撥作軍用以運送人員軍械。日軍攻佔東北後，鄭觀應等將招商局輪船20艘「明賣暗托」於德、英等國洋行，掛外國旗照常行駛，並上《條陳中日戰事》，反對向日本乞和。戰爭結束後，鄭觀應將輪船全部收回，並堅決反對《馬關條約》。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張之洞委任鄭觀應為漢陽鐵廠總辦。次年元月，兼任粵漢鐵路總董。五月，由輪船招商局幫辦改稱為會同辦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礦務公司駐滬總董，廣招股份。李鴻章死後，繼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將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奪為己有。鄭觀應離開招商局，應廣西巡撫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時兼辦粵漢鐵路工程局務並粵漢鐵路購地局總辦，旋因王之春被革職而去職赴粵，參與收回粵漢鐵路路權的活動。任廣州商務總會協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廣東商民推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主持募股集資工作，旋因「守制」去職。宣統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負責招商局商辦去商部注冊之事。次年，盛宣懷任命鄭觀應為會辦，全權委託鄭觀應整頓商辦以後的輪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長江各口岸局務。武昌起義爆發後，鄭觀應自川回滬。民國以後，鄭觀應傾主要精力辦教育，並兼招商局公學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務中學名譽董事等職。十年（1921年）四月，鄭觀應致書招商局董事會，請求辭職退休。一年後，病逝於上海提籃橋招商公學宿舍。

❷ 中國近現代名人

中國近代名人有蔡元培，魯迅，康有為，梁啟超等等。
蔡元培，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漢族，浙江紹興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人，原籍浙江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進步人士，國民黨中央執委、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院長。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時兼任中法大學校長。他早年參加反清朝帝制的斗爭，民國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個法令——《大學令》 。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康有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廣東省南海縣丹灶蘇村人，人稱康南海，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光緒十七年（1891年）後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❸ 清華大學走出過哪些非科研領域的知名人物

錢鍾書 先生

錢鍾書，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獲文學學士，是一位知名作家及文學研究家。1938年，錢鍾書著有《談藝錄》，此書叵受好評，獲得廣大回響，就連文史家曹聚仁都曾說過"讀了《談藝錄》，才算懂得一點舊詩詞"，另外，錢鍾書生也曾擔任《毛澤東選集》1-3卷英譯委員會委員。

❹ 李連傑和前妻相聚，兩人態度令人唏噓，合照黃秋燕站位太辛酸，你怎麼看

李連傑經常在各種場合與自己的妻子利智大秀恩愛，而熟悉李連傑的人都非常清楚，利智並不是李連傑的第1任妻子。

李連傑第一任妻子名字叫做黃秋燕！

現在的年輕人對於李連傑和黃秋燕的感情經歷都並不太熟悉，所以年輕人在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也不要輕易下結論。

因為不熟悉的事情容易存在著判斷失誤的問題！

而且李連傑和黃秋燕也並沒有在網路上回應過這張合照，這其實就表明李連傑和黃秋燕希望能夠繼續保持低調的私下往來。

如果把兩個人的關系放置公共鏡頭面前，那麼反而會給兩個人的往來帶來一定的阻礙！

❺ 現代！ 3個 名人生平！ 急急急急 急急急急！！300字左右 越快分越多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漢族，廣東新會人。
梁啟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年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不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
1891年就讀於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改良維新的道路，時人合稱「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

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參加「百日維新」。7月，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同年9月，政變發生，梁啟超逃亡日本，一度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
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企圖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支持袁世凱，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並，改建進步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
1913年，進步黨「人才內閣」成立，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啟超反對袁氏稱帝，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
1915年底，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1916年，梁啟超赴兩廣地區參加反袁斗爭。袁世凱死後，梁啟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被迫下台，梁啟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1927年，離開清華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啟超一生勤奮，各種著述達一千四百萬字，在將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動又佔去大量時間的情況下，他每年平均寫作達三十九萬字之多，這體現了多麼驚人的勤奮和才華啊！
胡適5歲啟蒙，在績溪老家受過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礎。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學堂、澄衷學堂求學，初步接觸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啟超、嚴復思想的較大影響。1904年到上海進新式學校，接受《天演論》等新思潮，並開始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白話文章。1906年考入中國公學，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留學生，赴美後先入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後轉文學院學哲學。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唯心主義哲學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並一生服膺。1917年畢業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同年7月回國。
[1]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撰文反對封建主義，宣傳個性自由、民主和科學，積極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寫文章「不作無病之呻吟」，「須言之有物」等主張，為新文學形式作出初步設想。「五四」時期，與李大釗等展開「問題與主義」辯難；陪同來華講學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譯逾兩年；與張君勱等展開「科玄論戰」，是當時「科學派」丁文江的後台。從1920年至1933年，主要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考證，同時也參與一些政治活動，並一度擔任上海公學校長。抗日戰爭初期，出任國民黨「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國大使。抗戰勝利後，於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寄居美國，致力於《水經注》的考證等工作。後去返回復興基地。1954年，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7年，出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在台灣的一個酒會上突發心臟病去世。
胡適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大文學院院長、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台北南港）院長等職。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證」的治學方法，以及"認真的作事，嚴肅的作人"的做人之道。
胡適是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均有不小的建樹。就對孔子和儒學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中，胡適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把孔子和儒學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用「平等的眼光」與諸子進行比較研究，破除了儒學「獨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開創性的影響。以後又發表長篇論文《說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靠他們的禮教知識為衣食之端，他們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禮，穿的是殷衣冠」；周滅殷後，「他們負背著保存故國文化的遺風」，「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帶的文縐縐的樣子，還指亡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和生觀」；孔子是殷民族「懸記」而生的「救世主」，「他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儒」，孔子的最大貢獻在於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擴大到到「仁以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創造者，而是儒學的中興者。孔子的學說強調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強調教育和仁政，並以此來影響整個社會。胡適「大膽假說」的觀點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他的論證不夠充分，不過他假設「儒」在殷時代就有了被後來的甲骨文研究判為事實。
胡適並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學，他認為「孔教不能適應時勢需要」，「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新思潮的意義》）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成功的。」（《寫在孔子誕辰之後》）對儒家強調的「三綱五常」持批判態度，說：「三綱五論」的話，古人認為是真理，因為這種話在古時宗法社會很有點用處。但現在時勢變了，國體變了……古時的天經地義現在變成廢話了。（實驗主義》）
胡適著作很多，又經多次編選，比較重要的有《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胡適學術文集》《胡適自傳》等。多部作品廣為流傳。
父親是胡傳，字鐵花，官至台灣台東直隸州知州，後因乙未戰爭離台。母親馮順弟。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於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考試，同年夏天回國。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清光緒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省樂山市觀娥鄉沙灣鎮，漢族，原名郭開貞，字鼎堂，乳名文豹,號尚武；筆名沫若（因為他的家鄉有兩條河分別叫「沫水」和「若水」）;、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致力於世界和平運動，是我國現代著名的無產階級文學家、詩人、劇作家、考古學家、思想家、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書法家，學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會活動家，蜚聲海內外；他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是繼魯迅之後革命文化界公認的領袖；
幼年入家塾讀書，1906年入嘉定高等學堂學習。
1914年春赴日本留學，先學醫，後從文。畢業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科。這個時期接觸了泰戈爾、歌德、莎士比亞、惠特曼等外國作家的作品。
1918年春寫的《牧羊哀話》是他的第一篇小說。1918年初夏寫的《死的誘惑》是他最早的新詩。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他在日本福岡發起組織救國團體夏社，投身於新文化運動，寫出了《鳳凰涅磐》《地球，我的母親》《爐中煤》等詩篇。 代表作詩集《女神》（1921年出版）擺脫了中國傳統詩歌的束縛，反映了「五四」時代精神，在中國文學史上開拓了新一代詩風。
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達夫等人組織創造社，編輯《創造季刊》。
1923年，他在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後繼續編輯《創造周報》和《創造日》。
1923年後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倡無產階級文學。
1926年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副主任，大革命失敗後，拒絕蔣介石的殷切拉攏，寫下《試看今日之蔣介石》的討蔣檄文後參加「八一」南昌起義。
1924年到1927年間，他創作了歷史劇《王昭君》《聶嫈》《卓文君》。
1928年因受蔣介石通緝，旅居日本，從事中國古代史和古文字學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回國，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後改任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團結進步文化人士從事抗日救亡運動。
1941年「皖南事變」後，他寫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膽》、《南冠草》、《高漸離》六部歷史劇和戰斗詩篇《戰聲集》以及雜文《甲申三百年祭》（該書後被定為中共整風學習文件）。
1946年後，站在民主運動前列，成為國民黨統治區文化界的革命旗幟。
1948年當選南京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但他拒絕了這個頭銜。
新中國成立後，堅持文學創作，出版了歷史劇《蔡文姬》《武則天》等多部詩集等作品，所著《奴隸制時代》等書，提出中國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分期在春秋、戰國之際的見解。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中國文聯主席等要職；郭沫若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二、第三、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郭沫若的重要著作還有《兩周金文辭圖錄考釋》、《金文叢考》、《卜辭通纂》等，曾在學術界引起轟動；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一生主要文學著作有：詩集《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復》《蜩螗集》《戰聲集》等；散文《我的幼年》《反正前後》《創造十年》《北伐途次》《沸羹集》等；戲劇《三個叛逆的女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高漸離》《蔡文姬》《武則天》等；另有《沫若詩詞選》及翻譯歌德的《浮士德》等。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有《郭沫若全集》。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終年86歲。

❻ 梁啟超最著名的翻譯作品是什麼

梁啟超(1837～1929年)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改革家、著名學者。廣東新會人，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1890年他與康有為結識，受其思想學說影響，並追隨康有為成為戊戌維新運動領袖之一。其主要學術著作有《中國史敘論》、《新史學》、《清代學術概論》、《先秦政治思想史》等。圓滿發達，因知、情、意這篇演說辭是梁啟超在蘇州的一次講學中的演說河邊半五郎編，東京帝國印刷株式會社出版，1902年。（最早的文類編）
《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全四十冊）上海中華書局1932年出版；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合訂為12冊 ISBN 7-101-00475-X/K
朱維錚編校《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清代學術概論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夏曉虹編校《〈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