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美國捷邁股骨頭和德國林克股骨頭,哪個更好
你好，髖關節置換手術，置換的關節有很多品牌，最常用的是美國的捷邁和德國林克關節，他們的價格最便宜的有兩萬多的，還有很多貴的品種，根據具體情況選擇治療。
㈡ 居里夫人是盲人嗎
她不是盲人，只不過後來得了白內障。
1920年開始，居里夫人感到視力明顯下降，醫生告訴她，她患上了雙層的白內障，隨時都有失明的危險，根據白內障的特點，她必須在兩三年後通過手術治療。身體的種種問題，使居里夫人的實驗工作受到了嚴重影響。
㈢ 美國電影中有個叫林克和奈喔噢比的是什麼電影
黑客帝國2：重裝上陣 The Matrix Reloaded (2003)
黑客帝國3：矩陣革命 The Matrix Revolutions (2003)
㈣ 林克鋼琴型號為k26a的鋼琴多少錢
孩子初學看你想給買一步到位的還是先隨便練練的。如果想隨便練練就國產的或者合資的，比如星海、珠江等。一步到位的話建議直接選購進口的鋼琴品牌知名度大的歐系琴，比如門德爾松、等等。看你具體預算了。
㈤ 麥特林克是誰
lc131313朋友，你好。你提問中所說的「麥特林克」是比利時劇作家、詩人、散文家。全名為「莫里斯·梅特林克」。
以下梅特林克作品相關的資料：
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時劇作家、詩人、散文家。主要作品有劇作《盲人》、《青鳥》、散文集《雙重的花園》、《死亡》、《螞蟻的生活》等。1911年憑借作品《花的智慧》獲諾貝爾文學獎 。獲獎理由： 「由於他在文學上多方面的表現，尤其是戲劇作品，不但想像豐富，充滿詩意的奇想，有時雖以神話的面貌出現，還是處處充滿了深刻的啟示。這種啟示奇妙地打動了讀者的心弦，並且激發了他們的想像」
以下則是梅特林克生平的相關資料：
莫里斯·梅特林克1962年誕生於比利時的根特市。他從小就愛好文學，但他的父親希望他成為一個律師。1887年，他來到巴黎就學，開始對寫作發生興趣。不久其父去世，於是他又回到比利時，以後就很少離開他的祖國。1889年，他正式從事寫作。開始時，並不為人們所注意，但由於他那豐富的想像和驚人的創作能力，不久便被譽為比利時的莎士比亞。
梅特林克是象徵派戲劇的代表作家，先後寫了20多部劇本，也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他在早期的一些劇本中，充滿了悲觀無望 、頹廢厭世的思想，突出地表現資本主義社會中沒落階級的病態心理，死亡的不可迴避，命運的無法違抗。他生在兩個世紀新舊交替的關頭，其時科學已經相當發達。他一隻眼睛看科學世界，一隻眼睛看神秘事物，在他的心靈上，兩者是可以溶合貫通的，於是科學與詩熔鑄成一體。這便是他作品的特色。
他的作品具有富有哲理的思想、富麗的想像以及詩情畫意的特色。他的童話不僅給人以廣闊的美好的幻想，而且也讓人盡情地得到美的享受。
㈥ 《林克》（新舊2版本）為什麼稱之為新舊兩本 有什麼區別么
即可ijaeirojhughjhdfifhu夫人問個好
㈦ 海倫凱勒的故事
假如給我三天光明（自傳）
20世紀，一個獨特的生命個體以其勇敢的方式震撼了世界，她就是海倫·凱勒——一個生活在黑暗中卻又給人類帶來光明的女性，一個度過了生命的88個春秋，卻熬過了87年無光、無聲、無語的孤獨歲月的弱女子。然而，正是這么一個幽閉在盲聾啞世界裡的人，竟然畢業於哈佛大學德吉利夫學院，並用生命的全部力量處處奔走，建起了一家家慈善機構，為殘疾人造福，被美國《時代周刊》評選為20世紀美國十大英雄偶像。創造這一奇跡，全靠一顆不屈不撓的心。海倫接受了生命的挑戰，用愛心去擁抱世界，以驚人的毅力面對困境，終於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最後又把慈愛的雙手伸向全世界。
至今，我仍能夠依稀記得那場病，尤其是母親在我高燒不退、昏沉沉痛苦難耐的時候，溫柔地撫慰我，讓我在恐懼中勇敢地度過。我還記得在高燒退後，眼睛因為乾枯熾熱、疼痛怕光，必須避開自己以前所喜愛的陽光，我面向著牆壁，或讓自己在牆角蜷伏著。後來，視力一天不如一天，對陽光的感覺也漸漸地模糊不清了。
當我睜開眼睛，發現自己竟然什麼也看不見，眼前一片黑暗時，我像被噩夢嚇倒一樣，全身驚恐，悲傷極了，那種感覺讓我今生永遠難以忘懷。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美國的南部亞拉巴馬州的塔斯甘比亞鎮。
父系祖先來自瑞典，移民定居在美國的馬里蘭州。有件不可思議的事，我們的一位祖先 竟然是聾啞教育專家。誰料得到，他竟然會有一個像我這樣又盲又聾又啞的後人。每當我想到這里，心裡就不禁大大地感慨一番，命運真是無法預知啊！
我的祖先自從在亞拉巴馬州的塔斯甘比亞鎮買了土地後，整個家族就在這里定居下來。據說，那時候由於地處偏僻，祖父每年都要特地從塔斯甘比亞鎮騎馬到760英里外的費城，購置家裡和農場所需的用品、農具、肥料和種籽等。每次祖父在往赴費城的途中，總會寫家書回來報平安，信中對西部沿途的景觀，以及旅途中所遭遇的人、事、物都有清楚且生動的描述。直到今天，大家仍很喜歡一而再地翻看祖父留下的書信，就好像是在看一本歷險小說，百讀不厭。
我的父親亞瑟·凱勒曾是南北戰爭時的南軍上尉，我的母親凱蒂·亞當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母親小父親好幾歲。
在我病發失去視覺、聽覺以前，我們住的屋子很小，總共只有一間正方形的大房子和一間供僕人住的小房子。那時候，依照南方人的習慣，他們會在自己的家旁再加蓋一間屋子，以備急需之用。南北戰爭之後，父親也蓋了這樣一所屋子，他同我母親結婚之後，住進了這個小屋。小屋被葡萄、爬藤薔薇和金銀花遮蓋著，從園子里看去，像是一座用樹枝搭成的涼亭。小陽台也藏在黃薔薇和南方茯苓花的花叢里，成了蜂鳥和蜜蜂的世界。
祖父和祖母所住的老宅，離我們這個薔薇涼亭不過幾步。由於我們家被茂密的樹木、綠藤所包圍，所以鄰居人都稱我們家為「綠色家園」。這是童年時代的天堂。
在我的家庭老師——莎莉文小姐尚未到來之前，我經常獨自一人，依著方型的黃楊木樹籬，慢慢地走到庭園里，憑著自己的嗅覺，尋找初開的紫羅蘭和百合花，深深地吸著那清新的芳香。
有時候我也會在心情不好時，獨自到這里來尋求慰藉，我總是把炙熱的臉龐藏在涼氣沁人的樹葉和草叢之中，讓煩躁不安的心情冷靜下來。
置身於這個綠色花園里，真是心曠神怡。這里有爬在地上的卷須藤和低垂的茉莉，還有一種叫做蝴蝶荷的十分罕見的花。因為它那容易掉落的花瓣很像蝴蝶的翅膀，所以名叫蝴蝶荷，這種花發出一陣陣甜絲絲的氣味。但最美麗的還是那些薔薇花。在北方的花房裡，很少能夠見到我南方家裡的這種爬藤薔薇。它到處攀爬，一長串一長串地倒掛在陽台上，散發著芳香，絲毫沒有塵土之氣。每當清晨，它身上朝露未乾，摸上去是何等柔軟、何等高潔，使人陶醉不已。我不由得時常想，上帝御花園里的曝光蘭，也不過如此吧!
我生命的開始是簡單而普通的，就像每個家庭迎接第一個孩子時一樣，大家都充滿喜悅。為了要給第一個孩子命名，大家都絞盡腦汁，你爭我吵，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想出來的名字才是最有意義的。父親希望以他最尊敬的祖先的名字「米德爾·坎培兒」作我的名字，母親則想用她母親的名字「海倫·艾培麗特」來命名。大家再三討論的結果，是依照母親的希望，決定用外婆的名字。
先是為了命名爭吵不休，之後，為了要帶我去教堂受洗，大家又手忙腳亂，以至於興奮的父親在前往教會途中，竟把這個名字忘了。當牧師問起「這個嬰兒叫什麼名字」時，緊張興奮的父親一時之間說出了「海倫·亞當斯」這個名字。因此，我的名字就不是沿用外祖母的名字「海倫·艾培麗特」，而變成了「海倫·亞當斯」。
家裡的人告訴我說，我在嬰兒時期就表現出了不服輸的個性，對任何事物都充滿了好奇心，個性非常倔強，常常想模仿大人們的一舉一動。所以，6個月時已經能夠發出「茶！茶！茶！」和「你好！」的聲音，吸引了每個人的注意。甚至於「水」這個字，也是我在1歲以前學會的。直到我生病後，雖然忘掉了以前所學的字，但是對於「水」這個字卻仍然記得。
家人還告訴我，在我剛滿周歲時就會走路了。我母親把我從浴盆中抱起來，放在膝上，突然間，我發現樹的影子在光滑的地板上閃動，就從母親的膝上溜下來，自己一步一步地、搖搖擺擺地去踩踏那些影子。
春光里百鳥啁啾，歌聲盈耳，夏天裡到處是果子和薔薇花，待到草黃葉紅已是深秋來臨。三個美好的季節匆匆而過，在一個活蹦亂跳、咿呀學語的孩子身上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然而好景不常，幸福的時光總是結束得太早。一個充滿知更鳥和百靈鳥的悅耳歌聲且繁花盛開的春天，就在一場高燒的病痛中悄悄消失了。在次年可怕的2月里，我突然生病，高燒不退。醫生們診斷的結果，是急性的胃充血以及腦充血，他們宣布無法挽救了。但在一個清晨，我的高燒突然退了，全家人對於這種奇跡的發生，當時驚喜得難以言喻。但是，這一場高燒已經讓我失去了視力和聽力，我又像嬰兒一般蒙昧，而他們，我的家人和醫生，卻全然不知。
童年的記憶都是片斷零碎的，一想起那段沒有光，也沒有聲音的黑暗世界，這些影像就會更清晰地在我心頭浮現。
生病後幾個月的事，我幾乎都記不起來了，隱約記得我常坐在母親的膝上，或是緊拉著母親的裙擺，跟著母親忙裡忙外地到處走動。
我早就知道，四周的人都用與我不同的方式在交流。甚至在我知道耳聾的人也能學會說話之前，我已開始對自己的交流方法感到不滿意了。一個人完全靠手語與別人交流，總是有一種被約束和受限制的感覺。這種感覺越來越令我難以忍受，極力想擺脫這種束縛。
那些形象而生動的文字向我描述：河流是如何穿過岩石奔流的，山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類又是如何戰勝比自己強大的大自然的。
1894年夏天，我出席了在夏達奎市舉行的「美國聾人語言教學促進會」的第一次會議。在那裡，我被安排進入紐約市的萊特—赫馬森聾人學校上學。
1894年10月，我由莎莉文小姐陪同前往就讀。我特別選擇這所學校的原因，是為了提高語音和唇讀的能力。除了這些內容以外，在學校的兩年中，還學了數學、自然、地理、法語和德語。
我的德語老師瑞米小姐懂得手語。我稍稍學了一點兒德文後，便時常找機會用德語交談，幾個月之後，我差不多能全部明白她所說的了。第一年結束時，我已經可以愉快地閱讀《威廉·泰爾》這部小說了。的確，我在德語方面的進步比其他方面都要大。
相比較而言，我覺得法語要比德語難得多。教我法語的是奧利維埃夫人，這位法國婦女不懂手語字母，只能以口頭教導我。而我要弄清嘴唇的動作，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結果法語比德語進步慢得多。不過，我還是把《被強迫的醫生》讀了兩遍。這本書雖然很有意思，但還比不上《威廉·泰爾》。
唇讀和說話能力方面的進步，並沒有像我和老師以前想像得那麼大。我有強烈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夠像其他人一樣說話，而且老師也相信我能夠達到這一目標。但是，盡管我十分努力，且充滿信心苦練，依然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的效果。也許目標定得太高了，所以免不了要失望。
我仍舊把算術看得像陷阱一樣可怕，問題出現後，喜歡「推測」而不去推理。這個毛病加上我的愚鈍，給自己和老師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我不僅時常胡亂推測，而且還武斷地亂下結論。因此，愚笨之外再加學習不得法，我學算術的困難就更大了。
雖然這些失望常常使我情緒沮喪，但我對於其他功課，尤其是自然地理卻有無窮的興致。揭開自然界的奧秘是一大樂事,那些形象而生動的文字向我描述：風是怎樣從四面八方吹來的，水蒸氣是怎樣從大地的盡頭升起的,河流是如何穿過岩石奔流的，山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類又是如何戰勝比自己強大的大自然的。
我還特別記得，每天莎莉文老師和我都要到中央公園去。在紐約城裡這座公園是我惟一喜歡的地方，在這座宏偉的公園里，我擁有很多的歡樂。每次跨進公園大門，我最喜歡人們給我描述它的景色。公園的四處景色怡人，變化多端，我停留在紐約的9個月中的每一天，它都是那麼多姿多彩，令人愉悅。
春天裡，我們到處漫遊，泛舟赫德森河上，又登上綠草如茵的河岸，這里曾是布賴恩特吟詠的地方。我尤其喜歡它那純朴而又宏偉的峭壁。我們的足跡遍布西點、塔里敦、華盛頓、歐文的故鄉，我們曾在「睡谷」穿行而過。
萊特—赫馬森聾人學校的老師們常常想盡各種辦法，讓聾啞兒童享受到普通孩子們所享有的各種學習機會，即使是我們之中很小的同學，也充分發揮他們被動記憶能力強等特點，以克服先天性缺陷所造成的限制。
在我離開紐約之前，這些光明而無憂無慮的日子裡，凄慘的黑雲突然籠罩天空——我陷入極大的悲戚之中，這種悲哀僅次於當年我父親的逝世。波士頓的約翰·P·斯泡爾丁先生於1896年2月不幸逝世。只有那些最了解和敬愛他的人，才會了解他對我的友誼是何等重要。他是這樣一種人——幫助了你，又不使你感到過意不去，對莎莉文小姐和我尤其如此。只要一想起他對我們慈愛和對我們困難重重的學習所給予的關切，我們就信心百倍。他的逝世給我們的生活所造成的真空，是永遠填補不了的。
後來，我報考了劍橋女子大學。
在德克利夫求學過程中，最感困擾的莫過於沒有盲文書可讀，另一個問題則是時間不敷分配。課外作業都是莎莉文老師以手語方式逐字逐句告訴我的，因此往往必須學習到半夜，而此時此刻別人早已進入夢鄉了。洛奇老師與維杜老師也會在我的教科書上為我點字，但有些老師一直到上課都還沒有教我如何學習，所以常常跟不上進度。
早在1894年，我還不懂事時，就聽過吐溫先生的大名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對我的影響也越來越深刻。他教給我人情的溫暖、生命的可貴。除了貝爾先生與莎莉文老師以外，我最敬愛的就是吐溫先生了。
我第一次見到吐溫先生，是在紐約的勞倫斯·荷登先生家裡，當時我只有14歲。當我跟他握手時就有一種直覺：「啊!這就是能夠給我幫助的人。」那天，他的風趣談吐使我覺得十分開心。之後，我又分別在荷登先生與洛奇先生家中與吐溫先生見過幾次面。遇有重大的事情，我們就互相通信。
吐溫先生是一個感覺敏銳的人，很能體會殘障者的心情，他時常為我講述一些感人的小故事以及他親身經歷的有趣的冒險故事，讓我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藉以鼓勵我。
有一天晚上，吐溫先生在荷登先生的書房裡對著許多名流演說，聽眾有包括日後的威爾遜總統。他演說的內容是有關菲律賓的現狀，他說：「大約600名菲律賓婦孺躲在某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中，而范史東上校竟把他們悉數圍殺了。幾天後，這位上校竟又命令部下假扮敵軍，逮捕了菲律賓的愛國志士阿基納多等許多人。」吐溫先生義憤填膺地痛責這位嗜殺的殘酷軍官，並且很感慨地表示：「如果不是我親眼見到，親耳聽到，真不敢相信世上會有這種毫無人性的人。」
無論是政治事件或戰爭，也不管是菲律賓人、巴拿馬人或任何落後地區的土著民族，吐溫先生反對一切不人道的事情。他不甘於緘默，一定會大聲地抨擊，這是他一貫的作風。他不齒那些自我吹噓的人，也看不起沒有道德勇氣的人，在他看來，一個人不但要知道何為是、何為非，而且要毫不畏懼地指責那些偽善者的惡行。因此，他常常毫不留情地向惡勢力挑戰。
吐溫先生一向很關心我，事無巨細，只要與我有關，他必然十分熱心。而且，所有認識我們的人當中，他是最推崇莎莉文老師的，因此，他一直是我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
吐溫先生與夫人情深意切，不幸夫人比他早逝，為此，他哀傷不已，頓覺生活中少了許多東西。他常對人說：「每當來拜訪我的客人離去之後，我總是一個人孤單單地坐在火爐前，備感孤獨寂寞的難耐滋味。」
在夫人去世後第二年的一次談話中，他提到：「去年是我有生以來最悲傷的一年，如果不是因為我有許多工作可以打發時間，幾乎要活不下去了!」此後，他也常為了沒有更多的工作而覺得遺憾。
還有一次，我安慰他說：「請不要想那麼多，全世界的人都尊敬您，您必會名留青史的。蕭伯納把您的作品與伏爾泰的文章相提並論，而評論家吉卜林也把您譽為美國的塞萬提斯呢!」
聽了我的話，吐溫先生回答道：「你不必說這些話來安慰我，海倫，你知道嗎？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引人們發笑，因為他們的笑聲令我感到愉快。」
馬克·吐溫先生是一位美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文學家。不僅如此，我認為他是一個真正偉大的美國人，因為他具有美國先民開疆拓土的精神，他崇尚自由、平等，個性豪邁爽朗，不拘小節，而且十分幽默。
總之，他具有開國時代美國人的一切優點。他在看過我所寫的《我所居住的世界》一書後不久，寫了一封令我們又驚又喜的簡訊，信上寫道：「請你們3位馬上到我舍下來，與我一起圍坐爐前，生活幾天如何？」
於是，我們一行3人十分高興地整裝出發了。到達當地火車站時，馬克·吐溫先生派來接我們的馬車早已等在那兒了。時值2月，遠近的大小山丘都覆蓋著一層白雪，沿途的樹枝上掛滿了參差的冰柱，松林里吹來的風帶著淡淡的清香。馬車緩緩地行進在曲折的山路上。
馬車好不容易爬上一段坡路，眼前出現了一幢白色的建築物，接我們的人告訴說，吐溫先生正站在陽台上等著我們呢。馬車終於進入了巨大的石門，他們又告訴我：「啊！吐溫先生在向我們招手呢!」然後又接著說：「吐溫先生身著雪白的服裝，銀白的頭發在午後的陽光下閃閃發光，就像浪花拍打著岩石時激起的白色泡沫，充滿了活力。」
我們很舒服地坐在熊熊的爐火前，室內飄著清爽的松香。我們喝著熱騰騰的紅茶，吃著塗了奶油的吐司，感到無比的舒適。吐溫先生對我說，這種吐司如果再塗上些草莓醬就會更好吃。
休息過後，吐溫先生主動地表示，大凡一般訪客都喜歡參觀主人的居處環境，相信我們也不例外，所以提議帶我們到宅內各處去走走。
在主卧室旁邊，有一條走廊狀的陽台，陽光可以直射進來，是主人經常喜歡流連之處，那裡有許多美麗的盆栽花草，野趣盎然。通過走廊，就是飯廳，然後又是另一個卧室。走著走著，我們來到一間有撞球的娛樂室，據說這是吐溫先生最常逗留的地方。吐溫先生領我們走近球台，他親切地對我表示要教我玩球，我聽了就直覺地問道：「打撞球必須用眼力，我恐怕沒有辦法玩。」
他很快又說：「說得也是，不過如果像洛奇先生或荷馬先生這樣的高手的話，閉上眼睛也照樣可以玩得很好。」
一個人雖然生活在黑暗或沉寂中，可是他仍像常人一樣可以回憶、可以想像，過著屬於自己的快樂生活。
「我覺得你所能接觸的世界太小了，真可憐!」常有人不勝憐惜地對我說。可是只有我自己心裡明白，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們當然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過多少書，旅行過多少地方。每當我聽到有人說我的生活圈太小時，我總忍不住暗自好笑。
那些不是盲文的書報，我就請別人念給我聽。例如每天的早報，總是由老師或湯姆斯小姐先念標題，然後我挑那些感興趣的部分請她細讀。一般雜志也是一樣，總是由老師或湯姆斯小姐念給我聽，平均每個月我大概要讀7至8種雜志。此外，我還經常閱讀盲文雜志，因為那上面多半會轉載一些普通雜志上的好文章。
有些人親自寫盲文信函給我，另一些人則請會盲文的人代寫，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從指尖傳來的友情。對我而言，我確實喜歡讀盲文，因為這到底是由自己直接去感受，而且印象也更深刻。
有位名叫愛特那·波達的好友，他要去環游世界時設想得很周到，隨身攜帶著盲文字板，每到一處就寫信把他的所見所聞告訴我。因此，我就像跟著他四處旅行一般，共同聆聽大西洋上冰山迸裂的聲響;一同搭機飛越英吉利海峽；我們一起在巴黎如夢如幻的大道上漫步；也到了水都威尼斯，在皓月當空的夜晚，一面欣賞月光下的威尼斯，一面靜聽船夫唱義大利情歌。那種氣氛是多麼羅曼蒂克啊!在看了維蘇威火山與幾千年前的羅馬競技場後，就要前往神秘的東方了。
我隨著波達來到印度、中國，看到許多新奇又有趣的事物。
抵達日本時正值櫻花紛紛飄落的季節，繽紛的落英交織成一片奇異的世界，清幽肅穆的寺院鍾聲更引發了我許多遐想。
最妙的是，波達竟大驚小怪地對我說：「你瞧!你瞧!日本的婦女都背著小孩在街上走，這兒的男士竟然都足登四寸高的木屐，在馬路上喀拉喀拉地溜達。」
有波達這樣的朋友，所謂形體上的不自由其實等於沒有了。
在許多關切我的朋友中，威廉·蘇夫人是最為熱心、隨時都准備幫助我的人之一。
蘇夫人贊助過許許多多的慈善團體，只要是與我有關的團體，她捐的錢總是特別多。當我們的想法迥然相異時，她對我說：「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你我的友情是另一回事。」她依然不改初衷地愛護我。
佛蘭克·克勃特是我大學時代的同窗好友，他在25年前創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傳記作品《我的生活》一書。現在，我打算出續集，佛蘭克仍如過去那樣全力支援。其實早在10年前，佛蘭克一再鼓勵我寫這本書的續集，而我在進行本書的寫作時，則總是感到佛蘭克似乎就在我的身邊。
1912年的冬天，《青鳥》一書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連杉來，她的態度和善，個性活潑，我們兩人一見如故，非常投緣。她回到法國後還寄卡片給我，她在卡片上親筆寫著：「為發現青鳥的少女祈求幸福。」
來連杉的名人還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詩人泰戈爾先生，這位詩人長得非常高大，蓬鬆的頭發呈灰色，幾乎與臉上的落腮鬍分不清楚，令我想起聖經上所記載的先知們。我很喜歡泰戈爾詩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深深地感覺出他對人類的那份愛心。看到這位詩人，我引為平生莫大的光榮。
當我向這位詩人傾訴我的尊崇與仰慕時，他說：「我很高興你能在我作品中看到我對人類的愛，你知道嗎？這個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出現一位愛神與世人更甚於愛自己的人哪!」
泰戈爾先生談到時局時憂心忡忡，他以哀傷的口吻提到印度、中國以及世界上一些強國的局勢：「歐洲各國強迫中國人吸鴉片，如果他們拒絕的話，國土就有被瓜分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亞洲民族怎能不重整軍備以求自保呢？英國就像一隻禿鷹，已經把戰火帶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兒建立許多軍事基地。亞洲各國中，日本已經能夠自己站立了，可是，中國大概要等到城門被攻破，盜賊闖進家門時才會驚醒……請記住，一個太愛自己的人，往往就是滅亡自己的人，能解救世人的，大概只有神的愛了。」
聽了他的話使我聯想到甘地，因為甘地先生正是一個不僅在嘴上談「愛」，而且以行動來實踐的人。
藝術家們似乎對我特別厚愛，像艾連塔利和約瑟·傑佛遜等優秀演員還特地為我表演了他們的拿手戲，他們讓我以手指去追蹤他們的一言一行，一顰一笑，我興奮得屏息以待，惟恐遺漏任何細節。歌唱家卡羅素、夏列亞賓等允許我把手放在他們的唇上去「聽」他們的美妙歌聲。
我曾手撫鋼琴欣賞戈德斯基的演奏，輕觸海飛茲的小提琴去領會那美妙琴音。當戈德斯基奏出肖邦的小夜曲時，我深深沉醉了，恍如置身於熱帶海島上。
有時候，我把手放在收音機的的共鳴板上「聽」音樂節目。在樂器中，我覺得豎琴、鋼琴、小提琴的聲音都非常美妙。不過，對於目前正開始流行的爵士音樂卻不敢恭維，那種爆炸性的響聲，令我感到好像有什麼東西正朝著我沖過來似的，每當指尖傳給我這種信息時，免不了有一種想轉身逃跑的沖動，似乎人類在原始時代潛藏在體內的那種對大自然的恐懼感，再度復生了
假如給我三天光明（正文）
假如給我三天光明，第一天，我要看人，他們的善良、溫厚與友誼使我的生活值得一過。首先，我希望長久地凝視我親愛的老師，安妮·莎莉文·梅西太太的面龐，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就來到了我面前，為我打開了外面的世界。
我不知道什麼是透過「靈魂之窗」，即從眼睛看到朋友的內心。我只能用手指尖來「看」一個臉的輪廓。我能夠發覺歡笑、悲哀和其他許多明顯的情感。
第一天
第一天，我要看人，他們的善良、溫厚與友誼使我的生活值得一過。首先，我希望長久地凝視我親愛的老師，安妮·莎莉文·梅西太太的面龐，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就來到了我面前，為我打開了外面的世界。我將不僅要看到她面龐的輪廓，以便我能夠將它珍藏在
我的記憶中，而且還要研究她的容貌，發現她出自同情心的溫柔和耐心的生動跡象，她正是以此來完成教育我的艱巨任務的。我希望從她的眼睛裡看到能使她在困難面前站得穩的堅強性格，並且看到她那經常向我流露的、對於全人類的同情。
我不知道什麼是透過「靈魂之窗」，即從眼睛看到朋友的內心。我只能用手指尖來「看」一個臉的輪廓。我能夠發覺歡笑、悲哀和其他許多明顯的情感。我是從感覺朋友的臉來認識他們的。但是，我不能靠觸摸來真正描繪他們的個性。當然，通過其他方法，通過他們向我表達的思想，通過他們向我顯示出的任何動作，我對他們的個性也有所了解。但是我卻不能對他們有較深的理解，而那種理解，我相信，通過看見他們，通過觀看他們對種種被表達的思想和境況的反應，通過注意他們的眼神和臉色的反應，是可以獲得的。
我身旁的朋友，我了解得很清楚，因為經過長年累月，他們已經將自己的各個方面揭示給了我；然而，對於偶然的朋友，我只有一個不完全的印象。這個印象還是從一次握手中，從我通過手指尖理解他們的嘴唇發出的字句中，或從他們在我手掌的輕輕劃寫中獲得來的。
你們有視覺的人，可以通過觀察對方微妙的面部表情，肌肉的顫動，手勢的搖擺，迅速領悟對方所表達的意思的實質，這該是多麼容易，多麼令人心滿意足啊！但是，你們可曾想到用你們的視覺，抓住一個人面部的外表特徵，來透視一個朋友或者熟人的內心嗎？
我還想問你們：能准確地描繪出五位好朋友的面容嗎?你們有些人能夠，但是很多人不能夠。有過一次實驗，我詢問那些丈夫們，關於他們妻子眼睛的顏色，他們常常顯得困窘，供認他們不知道。順便說一下，妻子們還總是經常抱怨丈夫不注意自己的新服裝、新帽子的顏色．以及家內擺設的變化。
有視覺的人，他們的眼睛不久便習慣了周圍事物的常規，他們實際上僅僅注意令人驚奇的和壯觀的事物。然而，即使他們觀看最壯麗的奇觀，眼睛都是懶洋洋的。法庭的記錄每天都透露出「目擊者」看得多麼不準確。某一事件會被幾個見證人以幾種不同的方式「看見」。有的人比別人看得更多，但沒有幾個人看見他們視線以內一切事物。
啊，如果給我三天光明，我會看見多少東西啊!
第一天，將會是忙碌的一天。我將把我所有親愛的朋友都叫來，長久地望著他們的臉，把他們內在美的外部跡像銘刻在我的心中。我也將會把目光停留在一個嬰兒的臉上，以便能夠捕捉到在生活沖突所致的個人意識尚未建立之前的那種渴望的、天真無邪的美。
我還將看看我的小狗們忠實信賴的眼睛——莊重、寧靜的小司格梯、達吉，還有健壯而又懂事的大德恩，以及黑爾格，它們的熱情、幼稚而頑皮的友誼，使我獲得了很大的安慰。
在忙碌的第一天，我還將觀察一下我的房間里簡單的小東西，我要看看我腳下的小地毯的溫暖顏色，牆壁上的畫，將房子變成一個家的那些親切的小玩意。我的目光將會崇敬地落在我讀過的盲文書籍上，然而那些能看的人們所讀的印刷字體的書籍，會使我更加感興趣。在我一生漫長的黑夜裡，我讀過的和人們讀給我聽的那些書，已經成為了一座輝煌的巨大燈塔，為我指示出了人生及心靈的最深的航道。
在能看見的第一天下午，我將到森林裡進行一次遠足，讓我的眼睛陶醉在自然界的美麗之中，在幾小時內，拚命吸取那經常展現在正常視力人面前的光輝燦爛的廣闊奇觀。自森林郊遊返回的途中，我要走在農庄附近的小路上，以便看看在田野耕作的馬(也許我只能看到一台拖拉機)，看看緊靠著土地過活的悠然自得的人們，我將為光艷動人的落日奇景而祈禱。
當黃昏降臨，我將由於憑借人為的光明看見外物而感到喜悅，當大自然宣告黑暗到來時，人類天才地創造了燈光，來延伸他的視力。在第一個有視覺的夜晚，我將睡不著，心中充滿對於這一天的回憶。
第二天
這一天，我將向世界，向過去和現在的世界匆忙瞥一眼。我想看看人類進步的奇觀，那變化無窮的萬古
㈧ 海倫的資料 哪為哥哥姐姐告訴我～
海倫·亞當斯·凱勒 (Helen Adams Keller，1880年6月27日-1968年6月1日)，是美國的一位殘障教育家。她幼年因意外疾病而引致失明及失聰。後來籍著她的導師安·沙利文(Anne Sullivan)的努力，使她學會說話，並開始和其他人溝通並接受教育。她畢業於哈佛大學。
生平
命運改變
海倫·凱勒出生時十分健康，但是在她19個月大時卻患了急性腦充血而引起高燒，結果這場病使她變成了失明和失聰。這命運的厄困使海倫·凱勒變得異常暴躁，她的父親和母親為此十分擔憂。海倫6歲時，在其家庭醫生的協助下，她的父母邀請柏金斯盲人學校的沙利文老師作為海倫·凱勒的啟蒙導師。
得遇良師
沙利文老師十分有愛心，他首先了解海倫·凱勒的脾性，與她建立互信的關系，再耐心的教導海倫·凱勒手語，讓她能與別人溝通。其後再教導海倫·凱勒用手指點字以及基本的生活禮儀。在經過一番訓練後，她父母在她10歲時聘請了霍勒斯曼學校的莎拉·傅樂瓦老師教導其說話，而海倫·凱勒最終亦學會了說話。對於一個失明和失聰的人來說，這是十分艱巨的事情。在父母和沙利文老師的悉心教導下，海倫·凱勒改對世界改觀，開始努力向學，認真做人。
進入學校
1904年海倫·凱勒在雷地克里夫學院畢業時的風采1898年，海倫·凱勒考入了位於麻薩諸塞州的劍橋女子學校(The Cambridge School for Young Ladies)。1900年秋，再考進哈佛大學的雷地克里夫學院，這對於一個失明和失聰的人而言，可說是教人難以置信。最後於1904年，海倫·凱勒以優異成績取得文學學士學位，並成為第一位畢業於高等院校的聾盲人。而這麼多年來沙利文老師則一直留在海倫·凱勒身邊，並將教科書與上課內容寫在海倫·凱勒的手掌上，讓凱勒能了解其內容，可說是對海倫·凱勒不離不棄，因此海倫·凱勒一生均十分感激她。
教育大眾
海倫·凱勒於1924年組成了海倫·凱勒基金會，並加入了美國盲人基金會，作為其全國和國際的關系顧問。其後她在國際獅子的年會上發表演說，她要求獅子會成為「協助失明人戰勝黑暗的武士」。並說：「我為你們開啟機會的窗，我正敲著你的大門。」1946年，海倫·凱勒擔任美國全球盲人基金會的國際關系顧問，並開始周遊世界，訪問了35個國家。她盡力爭取在世界各地興建盲人學校，並常去醫院探望病人，與他們分享她的經歷，以給予他們生存意志。她同時亦為貧民及黑人爭取權益，以及提倡世界和平。
名留青史
海倫·凱勒享年87歲。而在她死後，因為她堅強的意志和卓越的貢獻感動了全世界，各地人民都開展了紀念她的活動。有人曾如此評價她∶「海倫·凱勒是人類的驕傲，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相信眾多的有疾病而聾·啞·盲的人都能在黑暗中找到光明」。
海倫·凱勒紀念日
1971年，國際獅子會的國際理事為了紀念海倫·凱勒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宣布將每年6月1日定為「海倫·凱勒紀念日」。而在這日，環球的獅子會均舉辦與視力相關的服務性活動。
1968年6月1日下午，海倫·凱勒在睡夢中去世了，享年87歲。凱勒小姐在出生後18個月的時候就失聰失明成了個聾啞人，然而卻奇跡般地走完了一生。
海倫·凱勒1880年出生於亞拉巴馬州北部一個叫塔斯喀姆比亞的城鎮。在她一歲半的時候，一場重病奪去了她的視力和聽力，接著，她又喪失了語言表達能力。然而就在這黑暗而又寂寞的世界裡，她竟然學會了讀書和說話，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美國拉德克利夫學院，成為一個學識淵博，掌握英、法、德、拉丁、希臘五種文字的著名作家和教育家。她走遍美國和世界各地，為盲人學校募集資金，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業。她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贊揚，並得到許多國家政府的嘉獎。
一個聾盲人要脫離黑暗走向光明，最重要的是要學會認字讀書。而從學會認字到學會閱讀，更要付出超乎常人的毅力。海倫是靠手指來觀察老師莎莉文小姐的嘴唇，用觸覺來領會她喉嚨的顫動、嘴的運動和面部表情，而這往往是不準確的。她為了使自己能夠發好一個詞或句子，要反復的練習，海倫從不在失敗面前屈服。
從海倫7歲受教育，到考入拉德克利夫學院的14年間，她給親人、朋友和同學寫了大量的信，這些書信，或者描繪旅途所見所聞，或者傾訴自己的情懷，有的則是復述剛剛聽說的一個故事，內容十分豐富。在大學學習時，許多教材都沒有盲文本，要靠別人把書的內容拼寫在她手上，因此她在預習功課的時間上要比別的同學多得多。當別的同學在外面嬉戲、唱歌的時候，她卻在花費很多時間努力備課。
海倫能夠走出黑暗，達到那麼高的學術成就，除了靠她自己的頑強毅力之外，同她的老師莎莉文的循循教導是分不開的。她說「我的老師安妮·曼斯菲爾德·莎莉文來到我家的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她使我的精神獲得了解放」。是她的老師教她認字，使她知道每一事物都有個名字，也是老師教她知道什麼是「愛」這樣抽象的名詞。海倫幼年得病致殘後，變得愚昧而乖戾，幾乎成了無可救葯的廢物，但後來她卻成為一個有文化修養的大學生，這確實是個奇跡。可以說這個奇跡有一半是海倫的老師安妮·莎莉文創造出來的，是她崇高的獻身精神和科學的教育方法結出的碩果。莎莉文小姐不管教海倫什麼，總是用一個很好聽的故事，或是一首詩來講清楚，她的教育經驗十分豐富，教育方法也與眾不同，她從不把海倫關在房間里進行死板的、注入式的課堂教育。
海倫用頑強的毅力克服生理缺陷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她熱愛生活，會騎馬、滑雪、下棋，還喜歡戲劇演出，喜愛參觀博物館和名勝古跡，並從中得到知識。她21歲時，和老師合作發表了她的處女作《我生活的故事》。在以後的60多年中她共寫下了14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