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皮尤基金會

㈠ foundation project是什麼意思

foundation project
1、基礎工程
2、項目主管
3、基金項目
例句：A Team Foundation project lead has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nd permissions for working on a team project. TeamFoundation
項目主管具有一些其他的處理團隊項目的責任和許可權

㈡ 什麼是皮尤報告

皮尤報告就是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的研究報告,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Pew Charitable Trusts):它代表了七個成立於1948年到1979年間的慈善基金會，它們分別由太陽石油公司(The Sun 0il Company)創始人Joseph N．Pew的四個兒女創建。基金會支持文化、教育、環境、健康和人文服務、公共場所政策和宗教等發展。資助方式：種子資金、匹配資金、連續資助、修復、研究、運轉預算、特別項目、實習計劃、技術援助、交流計劃、與項目有關投資、出版、獎學金、會議、研討會和咨詢服務等。資助領域：藝術、文化發展；教育系統改革；環境保護和合理使用自然資源；健康和人文服務；交叉科學超期課題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宗教宣傳等。出版年度報告、資助清單、不定期報告、申請指南等。

㈢ 如何引入社會資本 推動城市建設

剛剛結束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列出了推進城鎮化的六大主要任務,就推進市民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續資金保障機制等做出具體部署。

不少受訪海外專家認為,實現新型城鎮化,要尊重國情,體現中國特色,又需「洋為中用」,以開放心胸吸納國外經驗。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應建立多元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放寬市場准入,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的辦法,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公用設施投資運營」。

太平洋建設集團創始人嚴介和告訴記者:「最新會議決定意味著今後民營資本有機會全面參與中國城鎮化,更好地與公共部門共擔風險、整合資源、集成創意、分享收益,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和效率。對於像太平洋建設這樣的民營企業而言,是個重大利好。」

其實,引入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建設在國外並非新鮮概念。目前,國際上常見做法包括「建設-經營-轉讓」(BOT)及其衍生模式,即建設—經營—轉讓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政府按契約授予私營企業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許可其融資建設和經營特定的公用基礎設施,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潤；特許權期限屆滿時,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

在美國,近年來伴隨政府財政吃緊,社會資本日益參與城建。美國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的研究顯示,美國州政府越來越多依靠公私合營推動基建項目。美國已有三分之二的州出台了授權公司合營的法律法規。在澳大利亞,公私合營模式廣泛應用於交通、教育、衛生等公用事業,降低了政府的投入成本、提高了產出效率、保證了項目質量。

美國森特尼爾市官員大衛·澤羅諾克指出,公私合營模式的核心在於風險共擔和收益共享,成功的關鍵在於公共和私營部門均對項目整個周期進行詳盡分析。

嚴介和指出,在中國,類似模式的應用尚處於初始階段,今後發展完善的道路漫長,中國業界在汲取國外經驗教訓的同時,需要注意摸索、總結符合自身國情和發展階段的基建投融資模式,逐步提高規范化、專業化水平,努力與時代同步,與世界接軌。

此外,本次會議還強調,應「完善地方稅收體系,逐步建立地方主體稅種,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來自海外的經驗也顯示,理順財權與事權的財稅體制改革正是穩步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保障。

美國洛杉磯縣阿罕布拉市市長沈時康告訴記者,美國城市財政收入來源主要是聯邦政府的稅收返還和地方稅收。聯邦政府或州政府征稅後,以城市人口數量或道路長度等為依據,按照特定方法計算後按比例返還給市政府。這部分資金專用於基建項目。此外,房產稅和銷售稅構成地方政府最穩定的收入來源。

本次會議引起海外關注的另一熱點是城市管理。會議強調,要加強城鎮化宏觀管理,尤其是「城市規劃要保持連續性」,要求規劃時「要多聽取群眾意見、尊重專家意見」。

原洛杉磯市城建當局規劃師黃鐵嶼說,美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通常由政府或居民提出建設或改造要求,舉行聽證會徵求居民意見,經過多次修改後提交居民投票。這種規范的程序,確保了項目順暢開展。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還要求,「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在這方面,城鎮化比率高,但「城市病」嚴重的拉美有著前車之鑒。拉美地區有8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但由於長期以來城市發展政策無延續性和缺乏規劃管理,城市環境污染、交通擁堵、暴力加劇、貧富分化、教育醫療資源匱乏、基礎設施薄弱等一系列問題日益嚴峻。泛美開發銀行行長莫雷諾提醒說,中國城鎮化進程目前正在快速推進中,應著力避免類似問題。

分析人士指出,城鎮化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

㈣ 加潤國：全球信教人口有多少

當今世界，究竟有多少人信仰宗教，有多少堅定的無神論者，他們的地區分布和發展趨勢如何，這是分析國際宗教形勢必須回答的問題。由於不同國家、不同信仰的人們在哪些文化現象屬於宗教、哪些思想行為屬於信教、怎樣給眾多的思想信仰分類等基本問題上存在分歧，以上問題很難找到統一答案。
目前，國際上較有影響的統計數據主要有3種，它們的側重點各不相同，試圖說明的問題也不盡相同，需要我們根據機構特點、關注問題、所用方法進行科學分析，作出理性判斷。一種是國際民調機構運用統計學原理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進行的抽樣調查，以總部設在瑞士蘇黎世的蓋洛普國際調查聯盟（蓋洛普國際協會）為代表，側重於說明全球信教人口比例；一種是西方傳教研究機構根據傳教需要進行的匯總統計，以美國《國際傳教研究公報》為代表，側重於說明全球主要宗教的人口變化；一種是西方研究機構收集各種數據進行匯總研究後得出的結論，以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為代表，側重於說明各大宗教群體的人口規模和地理分布。
全球信教人口比例
最有價值、可以信賴的數據來自蓋洛普國際調查聯盟的「全球宗教信仰和無神論指數」。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該機構組織部分成員采訪了57個國家的5萬多人，詢問這樣一個問題：「無論你是否去過禮拜場所，你會說你是信教者、不是信教者還是堅定的無神論者？」結果，有59%的人說自己是信教者，23%的人說自己不是信教者，13%的人說自己是堅定的無神論者、5%的人不回答。據介紹，以上數據按照受調查國家被覆蓋成年人口的份額作了加權，允許3%-5%的誤差率，置信水平為95%。據最新報道，該機構又於2014年底對65個國家的6萬多人作了同樣的調查，結果有63％的人說自己是信教者，22％的人說自己不是信教者，11%的人說自己是堅定的無神論者，4％的人不回答。因為兩次調查的時間、方法和數據比較接近，我們可以取其平均數，則全球有61%的人口信仰宗教，12%的人口為堅定的無神論者，27%的人口處於中間或潛伏狀態。
以上數據之所以可信，是因為它具有機構權威、問題嚴謹、方法科學的特點。機構權威——蓋洛普國際調查聯盟是著名的國際民調機構，成員遍布70多個國家和地區。問題嚴謹——只有一句話，語意明晰，可以避免因文化差異造成的誤解和重復統計。方法科學——選擇有代表性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抽樣調查，按照相關國家和地區被覆蓋成年人口所佔份額進行加權，給出誤差率和置信水平。以中國為例，根據該機構2012年年初的抽樣調查，中國有14%的人自稱信教，30%的人自稱不是信教者，47%的人自稱是堅定的無神論者，9%的人不回答。根據該機構2014年年底的抽樣調查，中國有7%的人自稱信教，61%的人自稱是堅定的無神論者，取其平均數，則中國有10.5%的人自稱信教，54%的人自稱是無神論者，35.5%的人處於中間或潛伏狀態，與我們的習慣說法和日常感受相當吻合。征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2012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和中國人民大學2011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數據，我國信仰五大宗教的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1%，三者高度契合。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世界主要宗教群體規模和分布報告」令人懷疑。2012年12月，該機構公布了對全球「8個主要宗教群體」2010年人口規模和地理分布的研究報告。據稱：「在全世界23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有58億成年人和兒童信仰某一宗教，佔2010年世界69億總人口的84％。」這一數據之所以令人懷疑，最根本的是方法不科學。據其介紹，該結論是通過匯集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2500多個數據進行綜合匯總後得出的。如此雜多的數據來源，相關調查機構是否權威，所提問題是否嚴謹，所用方法是否科學，均不得而知。該研究把世界觀尚未形成的兒童也納入信教人口之中，把他們分為0-4歲、5-9歲等年齡組，是不科學的。該項研究的資助者皮尤慈善基金會和鄧普頓基金會有明顯的宗教背景和宣教動機，可能會影響研究的客觀性。以中國為例，根據該研究，中國有7億「宗教無隸屬」群體（佔全國人口的52.2%）、2.94億「民間宗教」群體（佔全國人口的21.9%）、2.44億佛教徒（佔全國人口的18.2%）、6841萬基督徒（包括新教徒、天主教徒和東正教徒，佔全國人口的5.1%）、2469萬穆斯林（佔全國人口的1.8%）、908萬「其他宗教」信徒（應該是指道教徒，佔全國人口的0.7%）。這一結論不僅與我們的習慣說法和日常感受大相徑庭，而且與前述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同期調查數據相距甚遠，也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相關調查數據相距甚遠。可見，皮尤研究中心上述研究報告的數據誤差較大，可信度較低。
美國《國際傳教研究公報》的數據也不容忽視。因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該機構的統計數據在我國宗教學界影響較大。根據該報2009年公布的數據，2000年世界人口61.2億，不信教人口9.1億，信教人口佔85%；2009年世界人口68.3億，不信教人口9.2億，信教人口佔86%。該數據是怎麼得來的不得而知，不好評論，合理推測是從各傳教組織收集到的數據匯總而來。
信教人口地區分布
唯一可用的數據來自蓋洛普國際調查聯盟的「全球宗教信仰和無神論指數」。根據該機構2012年抽樣調查獲得的數據，世界各地區信教人口比例從高到低依次為非洲（89%）、拉美（84%）、南亞（83%）、阿拉伯世界（77%）、東歐（66%）、西亞（64%）、北美（57%）、西歐（51%）、東亞（39%）和北亞（17%）。信教人口比例較高的國家依次為迦納（96%）、奈及利亞（93%）、亞美尼亞（92%）、斐濟（92%）、馬其頓（90%）、羅馬尼亞（89%）、伊拉克（88%）、肯亞（88%）、秘魯（86%）、巴西（85%）等。信教人口比例較低的國家和地區依次為中國大陸（14%）、日本（16%）、捷克（20%）、土耳其（23%）、瑞典（29%）、越南（30%）、澳大利亞（37%）、法國（37%）、中國香港（38%）、奧地利（42%）等。堅定的無神論者比例較高的國家和地區依次為中國大陸（47%）、日本（31%）、捷克（30%）、法國（29%）、韓國（15%）、德國（15%）、荷蘭（14%）、奧地利（10%）、冰島（10%）、澳大利亞（10%）等。根據該機構2014年底的抽樣調查，信教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為泰國（94%）、亞美尼亞（93%）、孟加拉國（93%）、喬治亞（93%）、摩洛哥（93%）等，信教人口比例最低的國家和地區為中國大陸（7%）、日本（13%）、瑞典（19%）、捷克（23%）、荷蘭（26%）、英國（30%）等。
由此可見，發達及較發達地區和國家信教人口比例較低而無神論者比例較高，欠發達地區和國家信教人口比例較高而無神論者比例較低，社會主義國家信教人口比例更低。該調查還顯示，信教比例與個人收入及受教育水平密切相關。低收入人群有宗教信仰的比高收入人群高17%，受教育程度在初等以下的人群有宗教信仰的比受教育程度在高等以上的人群高16%。具體說，20%的低收入人群有66%的人信仰宗教，20%的中低收入人群有65%的人信仰宗教，20%的中等收入人群有56%的人信仰宗教，20%的中高收入人群有51%的人信仰宗教，20%的高收入人群有49%的人信仰宗教；初等教育程度以下人群有68%的人信仰宗教，中等教育程度人群有61%的人信仰宗教，高等教育程度以上人群有52%的人信仰宗教。
信教人口變化趨勢
（一）20世紀全球信教人口變化趨勢
按照美國《國際傳教研究公報》1991年、1996年和2009年公布的數據：1900年，全世界16.2億人口中有325萬人不信教者，信教人口佔99.81%；1970年，全世界36.1億人口中有29億人信教，佔80.38%；1980年，世界43.7億人口中有34.6億人信教，佔79.18%；1985年，世界47.8億人口中有37.6億人信教，佔78.74%；1990年，世界53億人口中有42億人信教，佔79.22%；1996年，世界58億人口中有11億人不信教，信教人口佔81%；2000年，世界61.2億人口中有9.1億人不信教，信教人口佔85%。可見，上世紀前85年，全球信教人口下降很快，1985年以後止跌反彈。以上數據是怎麼得來的不得而知，可信性與准確性不好判斷。征諸國內的相關判斷，可能存在高估問題。例如，1979年，任繼愈先生說，全世界42億人口中有25億人信教，佔59.5%，後來人們多用2/3的籠統說法；2001年，江澤民同志說，全世界61億人口中約80%信教。但反映出來的變化趨勢是一致的。
（二）21世紀全球信教人口變化趨勢
按照蓋洛普國際調查聯盟2005年和2012年初兩次抽樣調查的加權平均數，全球信教人口比例從77%下降到59%，下降了18%，而無神論者比例從4%上升到13%，上升了9%。從兩次調查均涉及的39個國家和地區的加權平均數看，信教人口比例從77%下降到68%，7年間下降了9%，而無神論者比例從10%上升到13%，上升了3%，其中22個國家信教人口出現不同程度下降，最大降幅為23%，最小降幅為1%，平均降幅為9.5%。只有7個國家信教人口出現不同程度上升，最大升幅為6%，最小升幅為1%，平均升幅為2.14%。如果考慮到該調查允許3%-5%的誤差率，把下降幅度和上升幅度在5%以內的忽略不計，則有15個國家的信教人口比例下降，降幅為12.47%；只有4個國家的信教人口比例上升，升幅為4.2%。信教人口比例下降的國家是信教人口比例上升國家的3倍多。
可見，進入本世紀後，全球信教人口比例已停止上升，重新回到了下降軌道。如果從2012年年初和2014年年底兩次抽樣調查的最新情況看，全球信教人口比例又從59%上升到63%，而無神論者比例從13%下降到11%。如果排除兩次抽樣的國家有所不同和3%-5%的誤差率，那麼，當前已出現了全球信教人口比例止跌徘徊現象。
（三）發達國家信教人口下降趨勢
上世紀，西方發達國家的信教人口一直在減少。據《劍橋無神論指南》介紹，從上世紀中期到本世紀初的半個世紀中，信仰上帝的人口，瑞典減少33%，荷蘭減少22%，澳大利亞減少20%，挪威減少19%，丹麥減少18%，英國減少16.5%，希臘減少12%，比利時減少11%，加拿大減少7%，日本減少3%；不信上帝的人口，加拿大從1985年的23%增加到1999年的30%，英國從1979年的24%上升到1999年的39%，瑞典從1947年的8%上升到1991年的46%，美國無宗教信仰人口從1990年的8%上升到2001年的14%。
進入本世紀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信教人口比例下降更快。按照蓋洛普國際調查聯盟的抽樣調查，信教人口比例，美國從2005年的73%下降到2012年的60%再下降到2014年的56%，加拿大從2005年的58%下降到2012年的46%，法國從2005年的58%下降到2012年的37%，瑞士從2005年的71%下降到2012年的50%，德國從2005年的60%下降到2012年的51%。2014年年底，英國信教人口比例下降到30%，已躋身於信教人口比例最低國家行列。
（四）欠發達國家信教人口增長趨勢
近年來，少數發展中國家由於治理不善，民族、宗教矛盾突出，出現了信教人口比例不降反升、無神論者比例下降乃至消失的異常現象。越南作為社會主義國家，30%的人自稱信教，65%的人自稱不信教，幾乎無人自稱無神論者，說明宣示無神論在該國近年來的文化氛圍中已不適宜。類似情況還有土耳其、中國香港地區和美國。土耳其只有23%的人自稱信教，高達73%的人自稱不信教，卻只有2%的人自稱無神論者。中國香港地區有38%的人自稱信教，51%的人自稱不信教，只有9%的人自稱無神論者。在美國，主流輿論將信教者視為「好人」，認為不信教者「不是好人」，將無神論者視為「壞人」或「不愛國」，因此雖然有44%的人自稱不信教，卻只有6%的人自稱為堅定的無神論者。
各類宗教人口的變化
當今世界存在著非常復雜多樣的宗教現象，可以分為傳統宗教和新興宗教兩大類。傳統宗教包括世界宗教、民族宗教和部族宗教，世界宗教包括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和佛教，民族宗教包括猶太教、印度教、錫克教、道教、神道教等，部族宗教包括非洲傳統宗教、美洲印地安人宗教、澳大利亞土著宗教和中國少數民族宗教等。新興宗教是19世紀中期以後創生的新教派，如摩門教、巴哈伊教、創價學會等。關於各類宗教的信仰人口，蓋洛普國際調查聯盟沒有數據，美國《國際傳教研究公報》和皮尤研究中心有匯總數據，但誤差較大。
按照美國《國際傳教研究公報》2009年提供的歷史數據，從1800年到1900年，全球無神論者和無宗教信仰者分別從1萬和30萬（合計31萬，佔世界人口的0.03%）增長到23萬和303萬（合計326萬，佔世界人口的0.2%），新興宗教信徒從無到有達到595萬（佔世界人口的0.36%），伊斯蘭教信徒從0.9億（10%）增長到2億（12.34%），印度教信徒從1.08億（12%）增長到2.03億（12.53%），錫克教信徒從180萬（0.19%）增長到296萬（0.18%），基督宗教信徒從2.05億（22.68%）增長到5.58億（34.46%），佛教信徒從0.69億（7.67%）增長到1.27億（7.83%），猶太教信徒從900萬（0.1%）增長到1200萬（0.08%），中國民間宗教信徒從3.1億（34.3%）增長到3.8億（23.47%）。可見，19世紀全球信教人口發展變化的特點是：無神論者增長23倍，無宗教信仰者增長10倍，新興宗教從無到有，基督宗教信徒及其佔世界人口比例明顯增長，伊斯蘭教信徒和印度教信徒成倍增長而佔世界人口比例略增，佛教信徒和錫克教信徒明顯增長而佔世界人口比例略降，猶太教信徒和中國民間宗教信徒略增而佔世界人口比例明顯下降。
綜合美國《國際傳教研究公報》1996年和2009年提供的數據，從1900年到2000年，全球無神論者和無宗教信仰者分別從23萬和303萬（合計326萬，佔世界人口的0.2%）增長到1.5億和7.6億（合計9.1億，佔世界人口的14.9%）；新興宗教信徒從595萬（佔世界人口的0.36%）增長到1.1億（1.8%），錫克教信徒從296萬（0.18%）增長到2100萬（0.34%），伊斯蘭教信徒從2億（12.34%）增長到12.4億（20.2%），印度教信徒從2億（12.5%）增長到8億（14.6%），基督教信徒從5.6億（34.5%）增長到20.2億（33%），佛教信徒從1.3億（7.9%）增長到3.6億（5.9%），其他民族宗教信徒從1.2億（7.25%）增長到2.4億（4%），猶太教信徒從1200萬（0.76%）增長到1400萬（0.22%），部落宗教信徒始終在1億左右（從佔世界人口的6.6%下降到1.8%），中國民間宗教信徒從3.8億（23.5%）下降到3.7億（6%）。可見，上世紀全球信教人口發展變化的特點是：無神論者和無宗教信仰者極速增長，分別增長642倍和251倍；新興宗教信徒快速增長，增長16倍；錫克教信徒、伊斯蘭教信徒、印度教信徒、基督宗教信徒、佛教信徒、其他民族宗教信徒增長較快，分別增長6倍、5.2倍、3倍、2.6倍、1.8倍、1倍；猶太教信徒略有增長，部落宗教信徒幾乎沒有增長，中國民間宗教信徒略有下降。
2012年12月，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對全球「8個主要宗教群體」2010年人口規模和分布的研究報告。據其介紹，所謂「8個主要宗教群體」是指基督徒、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宗教無隸屬群體、民間或傳統宗教群體、其他宗教信徒和猶太教徒，其中「宗教無隸屬群體」包括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和那些不認同自己屬於任何特定宗教信仰的人，「民間或傳統宗教」包括非洲傳統宗教、中國民間宗教（涵蓋民間信仰及相關民俗和迷信，如清明上墳、看風水等）、美洲原住民宗教和澳大利亞土著宗教，「其他宗教」包括「巴哈伊教、耆那教、神道教、錫克教、道教、天理教、巫術、拜火教和許多其他宗教」（涵蓋部分民族宗教、部分新興宗教、部分民間信仰、部分民俗和迷信）。研究報告顯示，2010年，基督徒有22億（佔世界人口的32％，其中50%為天主教徒、37％為新教徒、12％為東正教徒、約1％為摩門教和耶和華見證會等新興宗教的信徒），伊斯蘭教信徒16億（佔世界人口的23％，其中87％-90％為遜尼派、10%-13％為什葉派），宗教無隸屬群體11億（16％），印度教信徒10億（15％），佛教信徒5億（7％），民間或傳統宗教信徒4億（6％），其他宗教信徒5800萬（1％），猶太人1400萬（0.2％）。87%的基督徒在美洲、歐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分別佔世界人口的37%、26％、24％），98%的伊斯蘭教信徒在亞太、中東北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分別佔世界人口的62％、20％、16％），99%的印度教徒、99％的佛教徒、90％的「民間或傳統宗教」信徒、89％的「其他宗教」信徒、76％的「宗教無隸屬」群體在亞太地區。
全球信教人口變化的理論闡釋
19世紀，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工業革命的推進，特別是由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推進，全球無神論者和無宗教信仰者人數迅速增長，新興宗教從無到有，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信教人口下降趨勢。20世紀，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現代化、世俗化進程加快，特別是由於兩次世界大戰和東西方冷戰的強大影響，無神論者和無宗教信仰者人數極速增長，新興宗教信徒快速增長。在世界總人口快速增長的情況下，部族宗教信徒停止增長，中國民間信仰信徒人數開始下降，其他傳統宗教信徒人數雖有較快增長，但在全球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上世紀80年代，特別是冷戰結束後，由於西方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盛行，非西方國家世俗民族主義道路失敗，特別是由於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使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低潮，宗教在全世界范圍內活躍起來，出現了「傳統宗教復興、新興宗教崛起、邪教組織泛濫、宗教影響擴大」的局面，西方學者稱之為「上帝的報復」（上帝對社會世俗化潮流的逆轉）和「宗教復興」。
進入本世紀以來，受「9·11」事件、反恐戰爭和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特別是受伊斯蘭教極端主義組織製造暴力恐怖事件和美國前總統小布希用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比擬反恐戰爭刺激，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罕見的反宗教情緒，掀起了被稱為啟蒙2.0的「新無神論」運動，一些著名生物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文學家、電影製片人、電視辯論家和新聞記者等通過出書、登廣告、拍電影和電視紀錄片、開辯論會、辦網站、訴諸法律等多種手段進行反宗教宣傳，再加上不斷曝出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孌童丑聞，使宗教的可信度大大下降，導致西方信教人口急劇減少。另一方面，某些發展中國家由於世俗民族主義失敗，傳統社會主義受挫，導致宗教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崛起，使宗教的影響不斷擴大，繼續給人以「宗教復興」的印象。特別是一些沖突較多地區出現的宗教極端主義猖獗和無神論者消失的現象，更給人以某種向中世紀回歸的感覺。
綜合來看，宗教在21世紀的發展趨勢呈現出如下突出特點：一是全球信教人口比例快速下降，從2001年的約80%（見江澤民《論宗教問題》）下降到目前的約60%（見前述蓋洛普國際調查聯盟的數據）。二是幾大主流宗教的信徒人數持續增長，全球基督宗教信徒人數從2001年的約20億增長到約22億，伊斯蘭教信徒人數從2001年的約12億增長到約15億，印度教信徒人數從2001年的約8億增長到約10億，佛教信徒人數從2001年的約3.6億增長到約4.9億（2001年數據來自江澤民《論宗教問題》，當前數據中，伊斯蘭教來自中東國家的主流說法，其他宗教來自前述皮尤研究中心數據）。三是宗教的國際格局持續變化，基督宗教繼續向歐洲和美洲以外傳播，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等繼續向歐美傳播，但各大宗教的中心和重心並未改變。四是宗教的國際影響持續擴大，在冷戰結束導致世俗意識形態紛爭突然弱化的情況下，宗教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影響突然擴大，成為局部戰爭、文明沖突、國際政治和人權斗爭的重要因素。
總的來看，當前國際宗教形勢的基本特徵是：世俗化進程加速發展，原教旨主義異軍突起，宗教極端主義惡性膨脹，宗教的網路化勢不可擋，宗教非政府組織日益活躍。當前國際宗教形勢的地區特徵是：歐洲世俗化加速、「恐伊症」凸顯，美國新無神論崛起、基督教新右翼過氣，俄羅斯東正教復興、伊斯蘭教發展，拉美天主教強大、新教徒增長，非洲傳統宗教衰落、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爭鋒，中東激進勢力上升、宗教矛盾突出，中亞「三股勢力」抬頭、挑戰世俗政權的治理能力，南亞印度教勢力上升、宗教沖突加劇，東南亞南傳佛教活躍化、伊斯蘭教板塊化，東亞宗教民族主義崛起、海外傳教強勁。（作者系國家宗教事務局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㈤ 如何利用台外資源，引入社會資本

不少受訪海外專家認為,實現新型城鎮化,要尊重國情,體現中國特色,又需「洋為中用」,以開放心胸吸納國外經驗。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應建立多元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放寬市場准入,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的辦法,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公用設施投資運營」。

太平洋建設集團創始人嚴介和告訴記者:「最新會議決定意味著今後民營資本有機會全面參與中國城鎮化,更好地與公共部門共擔風險、整合資源、集成創意、分享收益,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和效率。對於像太平洋建設這樣的民營企業而言,是個重大利好。」

其實,引入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建設在國外並非新鮮概念。目前,國際上常見做法包括「建設-經營-轉讓」(BOT)及其衍生模式,即建設—經營—轉讓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政府按契約授予私營企業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許可其融資建設和經營特定的公用基礎設施,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潤；特許權期限屆滿時,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

在美國,近年來伴隨政府財政吃緊,社會資本日益參與城建。美國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的研究顯示,美國州政府越來越多依靠公私合營推動基建項目。美國已有三分之二的州出台了授權公司合營的法律法規。在澳大利亞,公私合營模式廣泛應用於交通、教育、衛生等公用事業,降低了政府的投入成本、提高了產出效率、保證了項目質量。

美國森特尼爾市官員大衛·澤羅諾克指出,公私合營模式的核心在於風險共擔和收益共享,成功的關鍵在於公共和私營部門均對項目整個周期進行詳盡分析。

嚴介和指出,在中國,類似模式的應用尚處於初始階段,今後發展完善的道路漫長,中國業界在汲取國外經驗教訓的同時,需要注意摸索、總結符合自身國情和發展階段的基建投融資模式,逐步提高規范化、專業化水平,努力與時代同步,與世界接軌。

此外,本次會議還強調,應「完善地方稅收體系,逐步建立地方主體稅種,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來自海外的經驗也顯示,理順財權與事權的財稅體制改革正是穩步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保障。

美國洛杉磯縣阿罕布拉市市長沈時康告訴記者,美國城市財政收入來源主要是聯邦政府的稅收返還和地方稅收。聯邦政府或州政府征稅後,以城市人口數量或道路長度等為依據,按照特定方法計算後按比例返還給市政府。這部分資金專用於基建項目。此外,房產稅和銷售稅構成地方政府最穩定的收入來源。

本次會議引起海外關注的另一熱點是城市管理。會議強調,要加強城鎮化宏觀管理,尤其是「城市規劃要保持連續性」,要求規劃時「要多聽取群眾意見、尊重專家意見」。

原洛杉磯市城建當局規劃師黃鐵嶼說,美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通常由政府或居民提出建設或改造要求,舉行聽證會徵求居民意見,經過多次修改後提交居民投票。這種規范的程序,確保了項目順暢開展。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還要求,「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在這方面,城鎮化比率高,但「城市病」嚴重的拉美有著前車之鑒。拉美地區有8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但由於長期以來城市發展政策無延續性和缺乏規劃管理,城市環境污染、交通擁堵、暴力加劇、貧富分化、教育醫療資源匱乏、基礎設施薄弱等一系列問題日益嚴峻。泛美開發銀行行長莫雷諾提醒說,中國城鎮化進程目前正在快速推進中,應著力避免類似問題。

㈥ 美國稅收制度改革對老房奴有什麼影響

美國最新稅改方案細則
華人們最關心的、直接影響我們錢包的稅改方案，到底有哪些變動呢？
1、稅率等級：變簡了！
稅改前：個人所得稅率從七級：一共是10%,15%, 25%, 28%, 33%, 35% 以及最高的39.6%.
稅改後：個人所得稅也簡化成3個等級：12%、25%、35%。富裕階層的39.6%稅率將保持不變。
2、個人免稅額（Personal Exemption）：取消了！
稅改前：每一個納稅人都擁有$4050的額度，納稅人的妻子、家庭成員也擁有相同配額。
稅改後：取消納稅人的$4050的個人免稅額的減免額度。
舉個栗子：4口之家，夫妻共同工作，有兩個孩子的。取消個人稅務豁免（Personal exemption），每人4050美元，4口之家就是16200美元；這樣一來除了多出來這部分（162000美元）需要多交稅，不但稅務負擔增加，也很可能因此升級到下一個高稅率級別。
3、標准扣除額（Standard Dection）：雙倍了！
稅改前：單身人士的標准扣除額$6,350，夫妻所得報稅的標准扣除額從$12,700
稅改後：單身人士的標准扣除額是$12,000，夫妻所得報稅的標准扣除額是$24,000
稅改後，這些群體將完全不用交稅：
年收入$12000以下的單身
年收入$24000以下家庭
【稅改前/現行】個人所得稅應稅額計算公式：
應稅收入taxable income =調整後毛收入adjusted gross income—扣除額dection —個人免稅額 personal exemption
【稅改後】個人所得稅應稅額計算公式：
應稅收入taxable income =調整後毛收入adjusted gross income—扣除額dection（變成之前2倍）
（美國稅務知識科普：每個報稅人都有基本免稅收入，超過這個額度才開始征稅。在美國有2類免稅收入①標准扣除額 ②遞減扣除額：適用於高收入人群。報稅這選擇其一，據國稅局統計，美國2/3的人使用第一種方式。）
4、單身居民個人所得稅稅率：大部分降了！
單身收入變動表：
0 — 9525美元 ：稅率10%將上升到12%
9525 — 38700美元：稅率15%下降到12%
38700—45000美元：稅率 25%下降到12%
45000—93700美元：稅率維持25%不變
93700—195450美元：稅率28%下降到25%
195450—200000美元：稅率33%下降到25%
200000—500000美元：稅率33%上升到35%
>500000美元以上：稅率39.6%下降到35%
5、夫妻共同報稅個人所得稅稅率：大部分降了！
夫妻合報變動表：
0—19050美元：稅率10%上升到12%
19050—77400美元：稅率15%下降到12%
77400—90000美元：稅率25%下降到12%
90000—156150美元：稅率維持25%不變
156150—237950美元：稅率28%下降到25%
237950—260000美元：稅率33%下降到25%
260000—100000美元：稅率33%上升到35%
大於1000000美元以上：稅率維持39.6%不變
稅改後：各類型家庭減稅情況
年收入3萬、單身報稅、無孩：減稅$188
年收入4萬8、家庭報稅、無孩子：減稅￥19
年收入5萬2千、單身報稅、2孩：減稅$895
年收入8萬5千、家庭報稅、2孩子：減稅$1072
年收入16萬5千、家庭報稅、2孩子：減稅$1373
年收入32萬5千、家庭報稅、2孩子：減稅$6410
年收入200萬、家庭報稅、2孩子：減稅$35118
年收入100萬、家庭報稅、2孩子：減稅$59130（個人和公司合並報稅20萬）
6、兒童稅收抵免額：漲了！
稅改前：17歲以下兒童的稅收抵免$1,000
稅改後：17歲以下兒童的稅收抵免$1,600，提議將提供每個家庭$300的稅收優惠。
7、房屋貸款利率稅收減免額度：降了！
稅改前：原先只要帶息貸款在100萬美金以下的個人，都能享受稅收減免。
稅改後：把享受貸款稅收額度上限降為50萬美元。
（注意：是指貸款超過50萬美金，不是房價50萬，並且只針對新貸款，不是針對已有貸款，加州11月2日開始實行）
8、州稅/地方稅稅收減免：取消了！
稅改前：州稅/地方稅稅收減免
稅改後：取消州稅/地方稅稅收減免
9、縮減稅收抵免項目：取消大部分！
稅改前：稅收抵免項目繁多。
稅改後：取消了對醫療開支、領養費用、學生貸款利息等稅收扣除項目。只保留房屋貸款稅收抵免，和慈善饋贈稅稅收抵免。
10、替代性最低稅ATM：取消！
稅改前：為避免過度避稅，允許的抵扣很少，禁止個人免稅額和州稅減免同行。
稅改後：取消替代性最低稅
替代性最低稅（Alternative Minimum Tax, AMT），AMT是透過對設定這些福利的限制，適用於具有高收入的納稅人，這項舉措將會影響到近500萬美國人！
11、遺產稅：取消！
稅改前：財產超過549萬美元的個人和1100萬美元的夫妻將被徵收40%的遺產稅。在新的稅改方案下，財產分別在1098萬美元和2200萬美元以下的個人和夫妻不需繳納遺產稅。
稅改後：預計2024年會完全廢止，預計川普家族終將保住百億美元的家產。
12、美國企業稅收：大幅下降！
稅改前：企業稅率目前是35%
稅改後：永久削減公司稅，大降至20%
13、海外企業稅收：大幅增加！
稅改前：美國企業在海外盈收轉入美國時，必須繳納35%的稅。
稅改後：對美國企業海外獲利，最低征稅10%，並將企業獲利迴流美國現金等價物的稅率設定為12%，並將非流動性投資的稅率設置為5%。組織阻止企業就業、總部、研發流向海外。
力度最大的稅改方案，是你想要的嗎？
稅改方案出爐後，必定是有人歡喜有人憂，來看看華人朋友們未來的錢袋走向吧！
1、誰收益大？
低收入群體免繳稅
年收入在1.2萬美元以下的低薪個人，以及年收入在2.4萬美元以下的低薪家庭（夫妻二人），不用再繳納個人所得稅。對於這一收入等級的群體和家庭來說無疑的一大喜訊。
年收入10萬以下普通中產階級
舉例：舊金山家庭收入中位數$88,518（2015年，Department of Numbers數據）
稅改前：屬於第三等納稅等級，需要交納25%的稅。去除夫妻報稅標准扣除額夫妻報稅標准扣除額$12,700，再減去兩個人共$8100的個人減免，實際交納$10854的稅。
稅改後：屬於第三等納稅等級，需要交納12%的稅，去除夫妻報稅標准扣除額$24,000，需要交納7742.16的稅。
所以對於這一群體來說新提案在舊的基礎上減了2000多刀。
低齡兒童家庭
對於有孩子的家庭，美國的稅收政策一向都給予優惠，稅改後，力度將更大。未來17歲以下孩子的家庭，稅收減免從$1000提升到$1600,再加上額外300刀的稅收優惠。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年薪在$480,050-$1,000,000的超高收入家庭
夫妻聯合報稅本身就可以為家裡減免不少稅，再看看位居仰望級別，僅次於大富豪的超高收入家庭，一年可以少交的4.6%的稅（39.6%-35%），報稅省下的錢都能買一部豪車了！
對大部分華人公司影響很大
這項政策影響的不僅僅是美國谷歌蘋果這樣的大公司，還包括所有的小公司。而華人來美國很多都是自己創業，例如中餐館、律師樓、牙科診所、會計所等等。之前，因為企業稅很高，大部分華人老闆，會選擇先不支付公司稅，而是分別由公司的負責人(老闆或合夥人)通過個人稅的方式承擔。而現在稅改之後，企業稅僅為20%，很多公司會直接選擇通過公司來報稅了，因為這樣更劃算。
同時，對於小的華人創業公司來說，原本他們沒有能力把公司搬到海外，高額的企業稅給他們的運營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如今企業稅勐降，他們終於有了喘息的機會，能夠贏得更大的生存空間。
有媒體預測，稅改方案若實施，將在未來十年為美國公司、小商業主及個人減稅6萬億(兆)元！
最大贏家還是大大富豪們
川普雖承諾任何改革將集中在中產階級、主要為中產階級減負，但實際上富人得利最大。獲益最多的是佔全美家庭總收入20%的富人，年收入48萬美元以上的家庭。目前最高的個人所得稅級保持39.6%不變，但是遺產稅可能會被永久性廢除。
另外，替代最低稅（AMT）將被取消，據說川普競選總統民眾要求他交出稅表。當上總統後公開稅表，結果他去年才繳了25%的稅，而這個25%裡面的23%就是替代性最低稅，要不是因為有替代性最低稅的存在，川普可能會交的更少。所以這應該是川普最討厭的一項吧，取消替代性最低稅也是意料之中。從多個條款來看，富人家庭都是最大受益者。
2、誰吃虧？
高房價地區的買房族
原本房貸利息抵稅政策受惠最大的群體是購買大房子（房價貴），交納很高房貸利息的的高收入家庭。華人就是這一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美華人主要聚集在舊金山灣區、洛杉磯、紐約等城市，多數地方買個小房子都是上百或幾百萬刀，稅改方案規定，貸款超過50萬刀不能享受稅收減免，這對於高收入貸款買房的的華人家庭來說是一大重創！
比如：年收入 50,000美金
稅改前：每年交納的房屋貸款利息是5,000美元，那麼國家只收你45,000美元的收入所得稅
稅改後：如果貸款超過50萬刀，那麼房貸利息將不能作為收入所得稅的抵扣部分。
大於50萬美元的房屋抵押貸款主要集中在加州，紐約州，弗吉尼亞州，新澤西州，德克薩斯州，伊利諾伊州，馬里蘭州，華盛頓和佛羅里達州。從圖中可以看出 ，華人聚居的北加灣區，南加的洛杉磯，紐約這一比例都在百分之20以上。而加州就佔全國的45.7％，這其中華人的貢獻不小。
不過相對加州來說，最心酸的應該是紐約。大州中，「房價高，稅也高」的是紐約州；「房稅高，但房價不高」的是德州；「房價高，但房稅不高」的是加州。所以，紐約最吃虧。總的來說美國大城市的房蟲要哭暈！
高薪單身人士&灣區雙碼農
個人和夫妻所得稅乍一看幾乎都比之前的低或者持平，但是有一欄卻格外的刺眼。在稅改計劃中個人收入$200,000-$424.950和夫妻收入$260,000-$424,950這兩個區間所得稅率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升高了。
說來心塞，灣區的雙碼農家庭基本都逃不出這個圈了，有華人朋友吐槽，原以為稅改後每年報稅時不會那麼心塞，看來以後是要滴血了。
再加上房貸利息抵稅讓這樣的家庭房貸壓力更大了，貸款抵稅額度降到50萬後，還款壓力明顯變大，為了能供的起房貸，他們可能會選擇買小一點的房子。
5人以上的大家庭
新稅改將取消$4,050中個人免稅額，對於人口數大於5的家庭來說，是一筆很大的損失，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區間減少的個人所得稅3%稅率，比不上個人免稅額的減免，對於這樣的家庭並不會減稅，而是增稅。
3、對誰不痛不癢沒影響
高收入中產階級
2015年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將中產階級家庭定義為，收入為該州收入中位數的67%-200%的家庭。拿舊金山家庭收入中位數為例，年收入16萬屬於高收入中產家庭。
稅改前：去除標准扣除額12,000，28%的稅率，減去個人減免項8,100，最終扣稅33,340
稅改後：去除標准扣除額24,000, 25%的稅率，最終扣稅3,4000
對於這個群體來說交稅額度差別，簡直的九牛一毛，改成啥樣都無關痛癢了。
共和黨這次提出的草案雖然還未最後定奪，但看川普的口氣，也八九不離十了。這份稅改關乎每個家庭的「財路」，出爐的那一刻，整個美國都不淡定了！
外國媒體：
CNN：造福少數人，忽悠一群人....
abcNEWS：60%的美國人都認為川普稅改是為富人造福
MSNBC：川普才是最終獲益者，並非中產階級.

㈦ 皮尤民調的結果是什麼

2017年2月16日至3月15日進行的皮尤民調顯示，無論是美國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對中國抱有好感的比例都出現較大升幅。

皮尤研究中心認為，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顯著改善與他們對美國經濟狀況的樂觀情緒大幅增強有關。民調顯示，目前58％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經濟狀況良好，比例遠高於去年的44％。

㈧ 皮尤研究中心的介紹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是美國的一間獨立性民調機構，總部設於華盛頓特區。該中心對那些影響美國乃至世界的問題、態度與潮流提供信息資料。皮尤研究中心受皮尤慈善信託基金資助，是一個無傾向性（non-advocacy）的機構，而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既資助無傾向性項目，也資助倡議性項目。2012年10月16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對3000多名中國人的一項調查。該結果顯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社會不公和食品安全問題感到擔憂。

㈨ 調查得到的「民意」靠譜嗎

現在流傳的很多「民意」數據，往往不能反映老百姓真實的想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調查本身「不靠譜」。

【「水軍」樂園——網頁調查】

民意調查發展的勢頭不錯，但與此同時，一種不太正規的調查發展得很快，那就是網頁調查。在網頁上弄幾個問題，不知道什麼身份的人跑來填一通就完事了。而且很多很正式的議題都用這種方式來做。

網頁調查其實是沒有代表性的，不能做為可靠數據。新加坡《聯合早報》搞了不少網頁調查，但在頁面下方專門有提醒：「本調查非科學調查，僅供參考。」

然而，目前網頁調查在中國媒體上非常流行，原因是成本低、且能緊密配合熱點。比如某些門戶網站上有無數網頁調查，以至於對我們形成了一定挑戰。

我們曾經幫某市政府調查機動車限行，對該市私家車司機進行調查，結果83%的人接受這個安排，私家車主也把這個看作自己為城市環保做出的貢獻。而某門戶網站發表了一個調查結果，竟有79%的人反對。第二天報紙就批評我們做假，說我們拍政府馬屁。

後來該市交通委覺得很難辦，請我們去解釋。我們的做法很簡單，分析門戶網站的訪問對象。第一，89%的網上答題者不生活在該市；第二，答題者中只有21%有私家車，反對的人絕大部分沒有私家車；第三，「有車族」的支持率超過「無車族」的支持率。所以那次我們開完技術性的發布會後，媒體的質疑聲就消失了。

科學調查有幾個重要特點：可回溯性、可重復性、可驗證性、可解釋性。如果別人問你的結果怎麼弄出來的，我說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得到的就是這個高那個低，那肯定就是游戲了。網頁調查就缺乏科學調查的這些特點。

現在我們看到的大部分所謂民調，實際上就是網頁調查。網頁調查本來它就是錯的。而且網上的調查是可控的，即使一個IP只允許做一次調查，我也可以動員一大批水軍。這樣的話，誰發動人多，誰就勝了。這樣做用來造勢可以，但不能作為科學調查來用。

【媒體上認真你就輸了】

近期，央視的街訪「你幸福嗎」「你愛國嗎」等等也很紅火。但媒體上做的調查，千萬不要當作科學性調查。

第一是問法有問題，另外一方面就是，處在鏡頭之下的受眾被訪問時不是常規心情。我們做調查，也有電視台要來拍攝這個調查是怎麼做的。被拍攝的人最終都是被我們踢出樣本的，不放在統計范圍內的。一個在電視機下面說話的人，會選擇性回答，所以不是一個常規答案。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媒體用調查的方式呈現的，基本上就是娛樂性的，別把它當真。「姓啥？姓劉。姓啥？姓袁。不姓福。」聽一聽，笑一笑就完了，也別老說這個不科學，本來就不是。

媒體上沒有「科學」。媒體有可能會公布一個科學的調查結果，但是說實話，科學結果通過媒體公布是沒有收視率的。通常他們公布一串數據什麼的，老百姓看到三個以上數據就換台了。換言之，媒體上做出來的是不科學的，而媒體上公布的科學信息，沒人看。最後的結果是，科學很少通過媒體表現出來。

當然，我們與媒體的合作還是蠻多的，近期還發布了和新華社合作的各個省市形象的研究。但是媒體上多為熱點問題，尤其和兩會等重大政治事件結合的問題。還有些媒體拿著調查報告，自己搞活動，讓大家來開會贊助，當成盈利模式。有時候他們嫌煩就自己搞一個，有時候他們有點錢就找我們，因為找我們就比較貴，自己乾的話，隨便乾乾就無所謂了。三次裡面會找我們一次，還有兩次自己幹了。

總的來說我們國家媒體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度不夠。媒體在這方面沒有預算概念，每次跟我們談都說「資源交換」，可我們基本上不做廣告。但是沒辦法，有些媒體還比較有影響。現在我們和新媒體合作比較多。

【差問題讓人「傷不起」】

我之前在講「小姐」調查等案例時就提過，很多人對調查要研究的問題知之甚少，或平時沒有仔細想過，有時候調查對象都不知道自己在回答些什麼。

比如提問說：「你對市政府的工作怎麼看？」某些人就會回答「不咋地」。為啥？「只要政府乾的都不咋地。」這實際上是個成見。而問題問得很泛，回答就會很虛，無助於暴露成見下的思想內容。

一般人平時哪有功夫考慮對市政府怎麼看的呢？他很可能是最近，比如被某個交警欺負了一下，對一個具體事件有不滿，但在差問題的引導下，變成對市政府的不滿。而這兩者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

我們調查最近某事件時，受訪者很可能不知道。不知道，我就跟你說說這事是咋回事兒。實際上這個工作要做得很細的。它是要針對特定事件，在特定時期的特定表現，獲得人們特定的意見，不是靠一個寬泛的問題就能挖掘出來的。

還有一些差別很有意思，也是差問題無能為力的。比如說對交警的看法。我們發現所有被處罰過的人對交警看法都不好，不管處罰得對還是不對。我們做過實驗，對交警的看法和什麼有關呢？和交警是不是放你一馬有關。交警放你一馬了，你就說交警真好。交警對你嚴格執法了，你就說不好。在抽象的意義上，你問他，一個交警怎麼樣最好？嚴格執法最好！到你頭上之後呢？放你一馬最好！個人的感受和一般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所以對於一個專業的機構來說，話題第一要做得專業，第二要做得通俗。大部分的老師，包括教這些調查研究的老師，他們干這個活幹得不專業。有些調查非常業余，研究者不知道一些基本概念，也從來沒用精確控制的方法來做這件事情。

【最大的威脅——作弊】

實際上最影響調查質量的是故意作弊，僱傭水軍是一種，但在線下調查中，也有作弊的壓力。比如局長打過電話了，市長打過電話了，要求你必須改數字。或者某物要漲價，你只要做調查、做聽證，大部分老百姓是反對的。哪有我們一聽證，老百姓都支持的？一看就是當「托」的嘛，那種「被操縱」的感受很惡劣。

當然，有些真不是托，只是選擇性披露的問題。就是只披露和政府立場一致的，其他的都留在內部。所以每次公布民意，給人的感覺就是，老百姓一直都給「yes」嘛。其實可能做了100份調查，只有十幾份跟政府立場比較一致，從中再選五六份披露；而百分之八九十意見不一致的，基本上從來不披露。給老百姓的感覺就是，你們做調查全是給政府拍馬屁的。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完全拿不到真實數據。毛主席在湖南農村用傳統方法調查體驗，寫了一個報告，結果不管是擁護毛、反對毛的人，都不得不承認，他是對中國農民問題了解最透的，否則不會有1949年的勝利。

但在你沒有權力的時候，做調查是好的。有權力的時候，調查是假的。毛主席在沒有權力的時候，干這個是可以的。可後來五十年代「大躍進」時期，毛主席發現，要搞到真實信息太難了。所以他沒辦法，派自己的秘書下去調查。按理說自己可以用的人多了很多，但卻發現農民報告都搞不成了。這就是為什麼他那個時候一定要「第三人化」。

這一點呢，我覺得美國的制度有非常值得學習的地方。1967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法律，這個法律取消了美國政府所有的政策研究機構。所以美國是沒有政府辦的政策研究機構的。包括我們知道的蘭德公司，都是在那一年被私有化的。

勞動部當時政策研究機構最多，所以被私有化的也最多。像現在美國的第三大調查公司，就是以前勞動部的，私有化的時候它直接變成了員工持有的公司。其中有一個機構，最後沒人要，就送給了芝加哥大學，成了芝加哥大學社會經濟調查中心，它在學術調查機構里算排名第一的。

為什麼美國國會要出這個規定呢？國會當時的法案指出，政府自己的政策研究，第一是本位主義的，第二都是自圓其說的，第三都是幫那個部門騙國會預算的，第四就是幫政府部門騙國會相信錢花得很好的，以及第五繼續騙國會花更多錢的。

取消政策研究機構後，美國的政府部門可以申請政策研究的預算，但一定要公開招標，而且要多個機構來做。實際上，美國智庫市場的形成和這個有密切的關系。它等於是強制生成了一個市場。比如你們春秋研究院可以來做研究，而且還不是你們一個研究，政府部門可以僱傭三個機構研究同一個議題。各公司匯報後，政府部門再參考所有的結果制定政策。

但那個錢必須要讓第三方去用，不能自己用，不能自己對自己下判斷。我覺得中國政府、事業單位下面研究機構還是太多了，說是要加強科學研究，結果還是自己研究自己。

不過，美國的很多民調公司也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獨立」。即使在選舉如此多的美國，公司光靠民意調查也是養不活自己的。像著名的蓋洛普（Gallup），在其全盛時期只有5%的業務做民意調查，而95%的業務是市場調查。今天蓋洛普已經不是一家重要的民調公司，1985年老蓋洛普去世，他的兒子對民調公司沒什麼興趣，就把他的股份都賣掉了。之後蓋洛普轉型為一家人力資源咨詢（HR Consulting）公司，全球85%的業務都來自於相關咨詢。

美國目前最重要的民意調查公司是皮尤。皮尤的建立過程很特殊，一位美國富商在他去世後把財產的一部分，約6000萬美元，捐贈建立了一個公共基金會。皮尤公司不接受任何人的資助和委託，只從這個基金會拿錢，做獨立民調。所以，皮尤實際上是美國第一家獨立民調公司。以前的公司都是要收完錢再做的。

美國傳統的三大民調公司是Gallup、Harris、Roper。新的三大民調公司是皮尤（Pew）、佐格比（Zogby）和益普索（Ipsos）。佐格比的創建人佐格比博士偏向於民主黨立場，他本人來自於黎巴嫩，他的委託人大部分來自偏向民主黨的人士。益普索其實是法國公司，但在美國有很多業務，在全世界的民調中也是最活躍的。

【警惕操縱民調】

如果民調在將來的政策制定上扮演更多角色，我覺得會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中國的社會、媒體、企業或者利益集團更多地分裂。

目前，這種操縱民調結果的動機還是很強烈的。不同的報紙在選題和結果的期待上有區別，在華人社會里這種現象還比較多。

任何東西都可以工具化，但即使有工具化的現象，我還是要讓大家知道，所有的工具中，我們還是相對中立的。我們從不改數據，如果你一定要改，那我就不做。我們在這一點上，20多年屹立不倒。

有些政府領導對我們的態度就是：我要作弊就不找你，我要造假還找你嗎？自己做一個更方便。你還有幾根骨頭。

我有一次碰到最麻煩的事，某區稅務局排名倒數第三，我平時要跟稅管員吃個飯都難，結果局長給我打電話：「袁岳同志，我們明晚吃個飯。」這么熱情我就知道跟這事兒有關。然後我就裝糊塗，跟同事說，今天晚上趕緊把所有的數據報給區長。第二天吃飯的時候，我說：「哎呀，你說晚了吧，我昨晚給區長看完了，明年我注意。」後來我都讓同事盡量第一時間發掉。

很多事情不是研究本身，在江湖上活著，又要堅持原則，又要和大家相處，要有點小小的生存技巧。

（作者：袁岳，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

㈩ 為何說德國美國正漸行漸遠

5月15日電德國總理默克爾和美國總統特朗普關系一般已經人盡皆知，而在美國媒體眼中，德國人從來都沒有喜歡過特朗普。在這位美國總統8日宣布退出伊核協議後，德國對其行動的反應甚至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而德國企業和德國民眾的態度更是大有不同：德企反對的可能是特朗普，但德國人則是變得越來越反美。

由默克爾領導的、在任何情況下都傾向於妥協的謹慎的德國精英，一直在努力阻止迄今為止的反美情緒。但是，隨著德國人意識到他們的國家並沒有因為成為美國盟友而收獲太多，（默克爾等人的）這種立場可能會變得站不住腳。大多數人都不認為會出現美國士兵需要捍衛德國抵禦侵略的情況，而隨著德國與美國價值觀差距的擴大以及夥伴關系帶來的經濟利益逐漸縮小，反美主義卻可以成為一張日益吸引人的政治卡牌。

以上內容來自：海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