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王秋楊的介紹
王秋楊(1967年)出生於軍人家庭,當兵8年。1993年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北京今典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聯席董事長。由王秋楊創立並任理事長的蘋果基金會,是中國目前最大的面向藏區的慈善基金會。王秋楊是第一位到達「地球三極」(地球三個坐標:南極點、北極點、珠穆朗瑪峰)的華人女性、首位完成「7+2」探險活動的中國女性(登頂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及徙步南、北極極點),國家級登山運動健將。
Ⅱ 明星做善事捐款後!公眾對她的印象一下子就好起來了!對她的事業肯定有莫大的幫助!悟性!錢掙來就是花的
潘石屹:善舉凈化心靈
潘石屹做過很多與慈善有關的事情,但是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十年前與一位白血病患者的接觸。那時候,他的事業才剛剛起步,突然收到一封白血病患者的求助信,信中提到由於沒有治病的錢而打算放棄治療了。潘石屹被這份字體俊秀、內容真誠的信打動了,立即把自己一個月的工資和一部分積蓄捐給了那個叫朱晶平的病人,還動員了的副總一起捐款。
令潘石屹意想不到的是,朱晶平竟然因此而完全康復,還上了電視台的一個節目當眾感謝潘石屹。節目播出之後,潘石屹的辦公室幾乎成了「白血病求助中心」,每天大量的求助和來信,讓潘石屹應接不暇,也難辨個中真假。直到近年,潘石屹與一家專業的治療白血病機構合作,捐款萬,希望能讓更多的身患白血病的兒童活下來。
潘石屹認為做善事固然需要物質支持,但更需要的是慈善、被感動的心。他很氣憤那些打著各色名為自己謀私利或名聲的行為。他說:「我做善事有兩點,一是救急不救窮,二是關注教育事業。每一次我做善事都感覺到心靈的凈化。」
馬艷麗:命運不公平,但我們要盡力
5月10日下午,馬艷麗一身素雅的白色裝扮,來到炎黃藝術館,作為幸福工程的形象大使,參加在這里的「幸福工程」攝影展開幕式。
這個工程針對的是貧困母親,非常貧困的母親。看見照片上那些黑白色的凄涼,馬艷麗的一位好友淚流滿面,撲到她的懷里。同來的許多女明星也是母親,心酸之餘紛紛坦言,自己何其幸運。他們商量,今年要組織一次西部行,去看看那些母親們。不是母親也不是父親的吳若甫,也不住表態,說要一起去。
還好,照片里也有彩色的現在——接受了幸福工程幫助之後脫貧的母親們幸福的表情。這個工程不是單純地接濟了事,而是給這些母親無息貸款作資本,然後幫她們找到一條可以謀生的路徑。
「其實在我做幸福工程的形象大使之前很久,就一直留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幫助他人。因為我也是窮孩子出身,知道那種日子的滋味,所以我特別同情那些因為命運的不幸而貧窮的人。」
她還記得,有一年去雲南西雙版納義演,從昆明開車過去,途經一個貧困縣,看到路邊一個非常美麗的年輕女孩,竟然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手裡抱著一個,地下還拉著兩個。」人們為她停了車,所有的人都因她的美麗和貧困而深深觸動,紛紛解囊相助。馬艷麗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錢給她,甚至還跑回車里,把能找到的現金都拿了出來。
「如果她有幸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憑著那樣的天生麗質,說不定都能當上明星或像我一樣的模特,可命運就是這么不公平。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要盡力。」今年的西部行雖然還沒有完全計劃好,但我們知道,她是一定要去的。
最後她提起丈夫,一直低調但是堅定地支持著自己,像這次展出,很多朋友和參與者就是他拉來的人脈。他曾經笑言,「馬艷麗,你最適合做這件事,因為我一直覺得你身上有種母儀天下的氣質和凝聚力。」
王秋楊:堅持做下去,應該會有好結果
位於西部的阿里是一個讓很多人望而卻步的地方,從到阿里首府獅泉河最近的路線也有公里,平均海拔米以上,很多路段都是沒有修過的路基和荒灘。每年11月到來年5月大雪封山,阿里便幾乎成了與世隔絕的代名詞。
王秋楊對阿里的感情不是冒險家對目的地的征服之情,而是遊子對心靈故鄉的深深情義。 「我前世好像是人」王秋楊說到,「在阿里我會強烈地感覺到自己真實的存在。」年王秋楊在阿里地區投資萬建立兩所小學,年有著太陽能浴室的小學在喜瑪拉雅山邊建成。
地廣人稀,牧區沒有固定的點,阿里地區全年只有幾個月的通車時間,很多人沒辦法看病。王秋楊登山經常路過一戶人家,第一年,那家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快樂地和他們打招呼;第二年他在咳嗽,第三年他的家人告訴王秋楊他已經死了。親人微笑地說到他的死亡,神情純真得好像那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從那以後,王秋楊每年去阿里登山都會背個裝滿常備葯的大箱子。
一個晴朗的六月天,背著葯箱的王秋楊正站在草地上在給一分發葯品,突然,一個老年拉住她的手,在她手裡放了一個小銅牌,上面寫著L。原來這是兩年前一個下鄉隊發給他的排隊看病牌,但隊還沒有看到他就走了,老人則一直保存著銅牌。
於是她啟動了鄉村隊的計劃,從當地的牧民選一些有文化的年輕人送到城的
或學校集中培訓,有了基本能力後返回當地,並為他們提供摩托、馬匹、葯品,完善體系,讓危重病人能通過這些鄉村的指導轉入足夠治療水平的機構。另外,身為兩個孩子母親的王秋楊還有個心願,就是協助阿里地區培養女性助產師,幫助那裡的產婦們。
王秋楊所在的今典集團決定每年拿出萬給
蘋果基金用作在阿里地區援助教育,「我相信只要我堅持做下去,十年下來應該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李靜:善心不只對陌生人
十年前,李靜就已經開始利用自己的媒體資源做善事了。當時她是電視欄目《心連心》的主持人兼導演,她會在每節目里說服一家企業為一個貧困地區捐贈十萬元建立一所希望小學。每,她都會親自先到貧困地區視察當地狀況,然後抓住一切機會動員她所遇見的企業人士,並把他們帶到貧困地區「受教育」。所有被李靜游說捐資助學的人,最終都
會熱淚盈眶地慷慨解囊。在李靜的努力下,為期三年的電視欄目已在全國十多個貧困地區捐贈了希望小學。
由於自己曾親身發起和經歷了這么多慈善助學活動,李靜從來不拒絕慈善活動的邀請。但她近年來不再組織有形式感的慈善活動了,而是把慈善作為日常的生活習慣,關心和幫助所有的弱者,不管是陌生人還是身邊人。李靜認為:「慈善的心和行為不能僅僅針對貧困的陌生人,如果僅在捐款活動上對陌生人慷慨而對自己身邊的人吝嗇的話,那根本不能算真正的慈善。」
余彭年:84歲的光明使者
凌晨兩點,深圳的那座標志性的建築物——希爾頓彭年酒店裡,一位84歲老人仍在辦公室里仔細地審閱著「光明行動」的文件。他就是被譽為「中國第一個專職慈善家」的余彭年,原彭年酒店集團的老總。
他把自己的彭年酒店業務交給希爾頓國際酒店管理集團管理,並將彭年酒店這座價值20億的建築捐給了慈善事業。他現在要做的就是:每天從早上七點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一兩點,從「光明行動」初期與各個省份談判、簽約,到最後的資金到位、手術進行,他事必躬親。
「光明行動」是余彭年在年為幫助白內障患者而啟動的計劃。該計劃將用5年時間耗資5億元幣,對內蒙古、、寧夏、甘肅、吉林、廣東、湖南等9個省、自治區的貧困白內障患者提供免費治療。而到現在,「彭年光明行動」已經治療了白內障患者10萬余例,遠遠超過了余彭年當年的計劃。
「小時候我家裡很窮,許多人都幫助過我們。」父親對他說:「將來一定要好好地幫助別人。」這句話多少年來一直回響在他心裡。他曾因白內障一度失明,經過治療重獲光明後,他想到了其他同樣失明卻沒錢治病的人們。
與其他慈善家不同的是,余彭年總是會很坦率地講出自己在行善中的一些感受和看法。 「好事難做,我們做好事遇到不少困難和不可想像的麻煩,甚至吃力不討好。」這是慈善家的煩惱。他曾捐贈過10輛三菱進口救護車,卻被某個別領導改裝成個人專用車,他既氣憤又無奈:「我不是暴發戶,我的錢是辛辛苦苦用雙手賺回來的。」於是他將車悉數要回,再捐贈給其他
。近年來,余彭年還一直試圖用法律手段來保護和監督慈善事業。
「我要在中國起個帶頭作用,」余彭年說,「做善事不是為了榜上留名,只要真有效果,把捐贈物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我就很開心。」人到無求品自高,助人行善是快樂之本——這正是余彭年所追求的生命境界
濮存昕:他們不可怕,他們需要幫助
年初,濮存昕在中國青少發展基金會設立了「濮存昕愛心公益基金」,主要用於幫助貧困的艾滋病家庭以及貧困地區孩子的教育。數周內,濮存昕「寫」了45萬封信,在上海發出,為兒童基金會幫助「艾滋病致孤兒童」募捐。到目前為止,他已經向「愛心基金」注資40餘萬元。
年,因為擔當了「宣傳艾滋病形象大使」加上本人在預防宣傳艾滋病領域做出的貢獻,濮存昕被評為當年的「感動中國十大傑出人物」。美國愛心基金會還在年10月24日授予他「傑出成就獎」。
濮存昕一直對
艾滋病現狀十分擔憂,「它一定會流向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的地區。如果不從你我做起,採取干預措施,很可能造成大范圍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迅速轉為艾滋病人。」
除了宣傳活動,他還努力改變艾滋病人受歧視的現狀。他和艾滋病病感染者一起包餃子,一起吃飯,向大眾親身證明艾滋病人並不可怕,而且他們需要幫助。
濮存昕在公共場合多次直言道,監測出的感染者僅僅是「冰山一角」,絕大多數感染者都沒有以真名接受檢測,或者根本就沒有檢測,拒絕公開身份。「不能完全怪他們,是社會對艾滋病人及感染者有太深的歧視。」
郎朗:讓音樂與慈善結合
鋼琴家郎朗有著許多耀眼的頭銜,不過他特別珍惜這兩個:
年5月20日,郎朗在紐約被委任為兒童基金會國際親善大使,成為第一位擔任此職的鋼琴家。
年10月9日,華盛頓舉辦「中國文化年」期間,郎朗應總統邀請,在白宮舉辦專場獨奏會。總統向他授予「世界和平使者」的稱。
兒童基金會執行主任貝拉米在宣布這項任命時說:「郎朗是兒童基金會最年輕的親善大使。邀請郎朗擔任親善大使,是因為他具有與聽眾做心靈交流的獨特能力,並把很多時間和精力用於增加古典音樂的青少年聽眾。」
郎朗對於慈善的頭銜深深感激:「音樂就像一種語言,世界的語言,它將人們彼此相連,也連接著彼此心靈的感應。我認為接近孩子的最好方式就是為他們演奏音樂,用音樂打開他們的耳朵和心靈。」
Ⅲ 誰能具體說下 蘋果基金會 到底是干什麼的一個組織
蘋果基金會
關於蘋果基金會(AAF)蘋果基金會簡介
蘋果基金會,全稱北京蘋果慈善基金會(Beijing Apple CharityFoundation),由今典集團聯席董事長王秋楊女士發起成立,是面向西藏地區最大的非公募慈善基金會。
很簡單,跟紅十字會差不多,自己出點錢,面對社會要捐款,捐助西藏貧苦地區。
Ⅳ 王秋楊的公益事業
2003年,王秋楊獨自駕車從北京出發,進行西藏教育原生態考察, 當她到達海拔4700米的塔爾欽時,看到當地自然環境惡劣——寒冷、貧瘠,藏區的學校沒有窗子,缺少桌椅板凳,甚至沒有黑板,而孩子們卻擁有無比渴望知識的眼神……已經是兩個孩子母親的王秋楊停下了腳步。2003年10月,她成立了「蘋果慈善基金會」,向西藏阿里地區捐款1000萬元,修建了三所「蘋果小學」、援建了一所中學,從此開始了長期的「蘋果教育工程」。
很快,王秋楊又認識到阿里匱乏的不僅僅是教育。2005年,王秋楊又一次來到西藏,本來是想尋找一處象雄古文化的遺址,但誤走入到了尼瑪縣一個叫做文部鄉的地方。在和屋檐下曬太陽的鄉民聊天過程中,王秋楊了解到他們中的許多人長期頭痛卻沒有葯吃,當即打開隨身帶的葯箱。這一舉動使村民將她當成了被派來的醫生,很快,他們就排成很有秩序的長隊,逐個走到王秋楊面前讓她「診斷開葯」,最終,憑著一些醫學常識,王秋楊把整整一個葯箱的葯幾乎全發完了,只剩下了開塞露、安眠葯和一支體溫表。 「他們覺得只要拿到一片葯就很高興。好多人口裡叫著我『阿佳』,井然有序地排隊來取葯,一點都沒有哄搶和混亂。」王秋楊內心被深深觸動。王秋楊還知道藏民曾有一個傳統:不讓婦女在自己家生育,於是,很多婦女就拎著羊皮褥子,拿著剪刀,去遠處搭一個帳篷自行生產。如果成功,就抱著孩子回來;而失敗了,代價就是生命。藏區落後的醫療觀念和條件讓王秋楊決定盡一己之力,幫助發展藏區的醫療衛生事業。自2005年起,她帶領蘋果基金會開展「蘋果赤腳醫生工程」,為阿里培訓村醫、接生員,配置雪域流動體檢車,建鄉村醫務室,免費贈送醫葯器械……
王秋楊作公益並非曇花一現,她將公益作為使命,為最普通人的幸福矢志不渝。不管多忙,王秋楊每年都至少去一趟阿里,去看看蘋果基金會的工作成果,看看阿里的孩子們,蓋好了蘋果學校的基礎校舍,她又要求給孩子們蓋暖廊、建操場、建圖書館、配健身器材,年復一年,蘋果學校一點點改善,藏區孩子的生活條件和精神面貌也都在隨之改觀。但對於阿里的孩子們而言,升學率並不是教育發展的重點,根據幾年的跟蹤數據,阿里每100個孩子中只有13個最後上了大專或者大學,餘下的87個孩子只停留在了初、高中教育階段。因此,在阿里,職業教育刻不容緩,讓這些年輕的孩子們擁有一技之長,才能讓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2010年,蘋果基金會投入2000餘萬元,全面支持阿里岡底斯藏醫學院的發展。岡底斯藏醫學院的畢業生們將被基層鄉村醫務單位吸納,於個人來說,他們有了安穩有保障的生活,於當地社會來說,這些當地培養出來的醫生無論在語言還是環境上都沒有障礙,他們擁有自己造血的能力。
在公益事業的運作中,王秋楊強調慈善效率最大化,強調務實,她獨辟蹊徑開創「軍,地,民」三方共建共管模式,在相互監管之下,蘋果基金會的公益事業開展地井井有條。至今,王秋楊帶領蘋果基金會已累積向西藏捐助善款超過1.5億元,捐建了4所蘋果學校、與當當網合作建成了54個「當當·蘋果閱覽室」、5所村級蘋果醫務室、捐助了10所衛生院,為阿里7個縣134個行政村培訓了261名村組醫生和141名接生員,並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為當地修建了一座「天堂電影院」。
從教育、醫療再到環保、文化,王秋楊和蘋果基金會在阿里的公益之路越走越寬。2011年,王秋楊發起了首屆神山聖湖環保轉山賽,集結社會名人在轉山的同時清理垃圾數百斤,還神山聖湖一份清靜。2012年,蘋果基金會已經在神山腳下建起了垃圾回收站、電池回收站,為神山聖湖環保提供長久的解決之道。2012年,蘋果基金會又開始在阿里援建藏經院,保護、傳承中華文化正在遺失的無上經典。
王秋楊由於行走路上的率性、灑脫被稱作風一樣的女人,但在公益事業的路上她卻化做細水,涓涓涌注,默默滋潤著世界海拔最高處那片神秘又貧瘠的土地。2009年王秋楊被民政部授予了「十大慈善家」稱號,但在王秋楊心目中,藏民們親切的叫她「阿佳」才是至高無上的榮譽。
Ⅳ 王成斌將軍 子女
王秋楊(1967年)出生於軍人家庭,當兵8年。1993年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北京今典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聯席董事長。由王秋楊創立並任理事長的蘋果基金會,是中國目前最大的面向藏區的慈善基金會。王秋楊是第一位到達「地球三極」(地球三個坐標:南極點、北極點、珠穆朗瑪峰)的華人女性、首位完成「7+2」探險活動的中國女性(登頂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及徙步南、北極極點),國家級登山運動健將。
Ⅵ 蘋果教育慈善基金會的掛靠機構是哪家
北京蘋果慈善基金會是由今典集團聯席董事長王秋楊女士發起成立的,是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冊登記的。
Ⅶ 王秋楊的家庭情況
丈夫是張寶全,並育有2個兒子。
Ⅷ 誰有關於做善事的故事
潘石屹:善舉凈化心靈
潘石屹做過很多與慈善有關的事情,但是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十年前與一位白血病患者的接觸。那時候,他的事業才剛剛起步,突然收到一封白血病患者的求助信,信中提到由於沒有治病的錢而打算放棄治療了。潘石屹被這份字體俊秀、內容真誠的信打動了,立即把自己一個月的工資和一部分積蓄捐給了那個叫朱晶平的病人,還動員了公司的副總一起捐款。
令潘石屹意想不到的是,朱晶平竟然因此而完全康復,還上了北京電視台的一個節目當眾感謝潘石屹。節目播出之後,潘石屹的辦公室幾乎成了「白血病求助中心」,每天大量的求助電話和來信,讓潘石屹應接不暇,也難辨個中真假。直到近年,潘石屹與一家專業的治療白血病機構合作,捐款500萬,希望能讓更多的身患白血病的兒童活下來。
潘石屹認為做善事固然需要物質支持,但更需要的是慈善、被感動的心。他很氣憤那些打著各色名號為自己謀私利或名聲的行為。他說:「我做善事有兩點,一是救急不救窮,二是關注教育事業。每一次我做善事都感覺到心靈的凈化。」
馬艷麗:命運不公平,但我們要盡力
5月10日下午,馬艷麗一身素雅的白色裝扮,來到炎黃藝術館,作為幸福工程的形象大使,參加在這里舉行的「幸福工程」攝影展開幕式。
這個工程針對的是貧困母親,非常貧困的母親。看見照片上那些黑白色的凄涼,馬艷麗的一位好友淚流滿面,撲到她的懷里。同來的許多女明星也是母親,心酸之餘紛紛坦言,自己何其幸運。他們商量,今年要組織一次西部行,去看看那些母親們。不是母親也不是父親的吳若甫,也忍不住表態,說要一起去。
還好,照片里也有彩色的現在——接受了幸福工程幫助之後脫貧的母親們幸福的表情。這個工程不是單純地接濟了事,而是給這些母親無息貸款作資本,然後幫她們找到一條可以謀生的路徑。
「其實在我做幸福工程的形象大使之前很久,就一直留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幫助他人。因為我也是窮孩子出身,知道那種日子的滋味,所以我特別同情那些因為命運的不幸而貧窮的人。」
她還記得,有一年去雲南西雙版納義演,從昆明開車過去,途經一個貧困縣,看到路邊一個非常美麗的年輕女孩,竟然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手裡抱著一個,地下還拉著兩個。」人們為她停了車,所有的人都因她的美麗和貧困而深深觸動,紛紛解囊相助。馬艷麗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錢給她,甚至還跑回車里,把能找到的現金都拿了出來。
「如果她有幸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憑著那樣的天生麗質,說不定都能當上明星或像我一樣的模特,可命運就是這么不公平。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要盡力。」今年的西部行雖然還沒有完全計劃好,但我們知道,她是一定要去的。
最後她提起丈夫,一直低調但是堅定地支持著自己,像這次展出,很多朋友和參與者就是他拉來的人脈。他曾經笑言,「馬艷麗,你最適合做這件事,因為我一直覺得你身上有種母儀天下的氣質和凝聚力。」
王秋楊:堅持做下去,應該會有好結果
位於西藏西部的阿里是一個讓很多人望而卻步的地方,從拉薩到阿里首府獅泉河最近的路線也有1600公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很多路段都是沒有修過的路基和荒灘。每年11月到來年5月大雪封山,阿里便幾乎成了與世隔絕的代名詞。
王秋楊對阿里的感情不是冒險家對目的地的征服之情,而是遊子對心靈故鄉的深深情義。 「我前世好像是西藏人」王秋楊說到,「在阿里我會強烈地感覺到自己真實的存在。」2003年王秋楊在西藏阿里地區投資500萬建立兩所小學,2005年有著太陽能浴室的小學在喜瑪拉雅山邊建成。
西藏地廣人稀,牧區沒有固定的醫療點,阿里地區全年只有幾個月的通車時間,很多人沒辦法看病。王秋楊登山經常路過一戶人家,第一年,那家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快樂地和他們打招呼;第二年他在咳嗽,第三年他的家人告訴王秋楊他已經死了。親人微笑地說到他的死亡,神情純真得好像那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從那以後,王秋楊每年去阿里登山都會背個裝滿常備葯的大箱子。
一個晴朗的六月天,背著葯箱的王秋楊正站在草地上在給一群藏民分發葯品,突然,一個老年藏民拉住她的手,在她手裡放了一個小銅牌,上面寫著L154。原來這是兩年前一個下鄉醫療隊發給他的排隊看病牌,但醫療隊還沒有看到他就走了,老人則一直保存著銅牌。
於是她啟動了鄉村醫療隊的計劃,從當地的牧民選一些有文化的年輕人送到城市的
醫院或學校集中培訓,有了基本醫療能力後返回當地,並為他們提供摩托、馬匹、葯品,完善醫療體系,讓危重病人能通過這些鄉村醫生的指導轉入足夠治療水平的醫療機構。另外,身為兩個孩子母親的王秋楊還有個心願,就是協助阿里地區培養女性助產師,幫助那裡的產婦們。
王秋楊所在的今典集團決定每年拿出500萬給
蘋果基金用作在阿里地區援助教育,「我相信只要我堅持做下去,十年下來應該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李靜:善心不只對陌生人
十年前,李靜就已經開始利用自己的媒體資源做善事了。當時她是電視欄目《心連心》的主持人兼導演,她會在每一期節目里說服一家企業為一個貧困地區捐贈十萬元建立一所希望小學。每一期,她都會親自先到貧困地區視察當地狀況,然後抓住一切機會動員她所遇見的企業人士,並把他們帶到貧困地區「受教育」。所有被李靜游說捐資助學的人,最終都
會熱淚盈眶地慷慨解囊。在李靜的努力下,為期三年的電視欄目已在全國十多個貧困地區捐贈了希望小學。
由於自己曾親身發起和經歷了這么多慈善助學活動,李靜從來不拒絕慈善活動的邀請。但她近年來不再組織有形式感的慈善活動了,而是把慈善作為日常的生活習慣,關心和幫助所有的弱者,不管是陌生人還是身邊人。李靜認為:「慈善的心和行為不能僅僅針對貧困的陌生人,如果僅在捐款活動上對陌生人慷慨而對自己身邊的人吝嗇的話,那根本不能算真正的慈善。」
余彭年:84歲的光明使者
凌晨兩點,深圳的那座標志性的建築物——希爾頓彭年酒店裡,一位84歲老人仍在辦公室里仔細地審閱著「光明行動」的文件。他就是被譽為「中國第一個專職慈善家」的余彭年,原彭年酒店集團的老總。
他把自己的彭年酒店業務交給希爾頓國際酒店管理集團管理,並將彭年酒店這座價值20億的建築捐給了慈善事業。他現在要做的就是:每天從早上七點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一兩點,從「光明行動」初期與各個省份談判、簽約,到最後的資金到位、手術進行,他事必躬親。
「光明行動」是余彭年在2003年為幫助白內障患者而啟動的計劃。該計劃將用5年時間耗資5億元人民幣,對內蒙古、西藏、寧夏、甘肅、吉林、廣東、湖南等9個省、自治區的貧困白內障患者提供免費治療。而到現在,「彭年光明行動」已經治療了白內障患者10萬余例,遠遠超過了余彭年當年的計劃。
「小時候我家裡很窮,許多人都幫助過我們。」父親對他說:「將來一定要好好地幫助別人。」這句話多少年來一直回響在他心裡。他曾因白內障一度失明,經過治療重獲光明後,他想到了其他同樣失明卻沒錢治病的人們。
與其他慈善家不同的是,余彭年總是會很坦率地講出自己在行善中的一些感受和看法。 「好事難做,我們做好事遇到不少困難和不可想像的麻煩,甚至吃力不討好。」這是慈善家的煩惱。他曾捐贈過10輛三菱進口救護車,卻被某個別領導改裝成個人專用車,他既氣憤又無奈:「我不是暴發戶,我的錢是辛辛苦苦用雙手賺回來的。」於是他將車悉數要回,再捐贈給其他
醫院。近年來,余彭年還一直試圖用法律手段來保護和監督慈善事業。
「我要在中國起個帶頭作用,」余彭年說,「做善事不是為了榜上留名,只要真有效果,把捐贈物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我就很開心。」人到無求品自高,助人行善是快樂之本——這正是余彭年所追求的生命境界
濮存昕:他們不可怕,他們需要幫助
2001年初,濮存昕在中國青少發展基金會設立了「濮存昕愛心公益基金」,主要用於幫助貧困的艾滋病家庭以及貧困地區孩子的教育。數周內,濮存昕「寫」了45萬封信,在上海發出,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幫助「艾滋病致孤兒童」募捐。到目前為止,他已經向「愛心基金」注資40餘萬元。
2002年,因為擔當了「宣傳艾滋病形象大使」加上本人在預防宣傳艾滋病領域做出的貢獻,濮存昕被評為當年的「感動中國十大傑出人物」。美國愛心基金會還在2005年10月24日授予他「傑出成就獎」。
濮存昕一直對
艾滋病現狀十分擔憂,「它一定會流向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的地區。如果不從你我做起,採取干預措施,很可能造成大范圍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迅速轉為艾滋病人。」
除了宣傳活動,他還努力改變艾滋病人受歧視的現狀。他和艾滋病病感染者一起包餃子,一起吃飯,向大眾親身證明艾滋病人並不可怕,而且他們需要幫助。
濮存昕在公共場合多次直言道,監測出的感染者僅僅是「冰山一角」,絕大多數感染者都沒有以真名接受檢測,或者根本就沒有檢測,拒絕公開身份。「不能完全怪他們,是社會對艾滋病人及感染者有太深的歧視。」
郎朗:讓音樂與慈善結合
鋼琴家郎朗有著許多耀眼的頭銜,不過他特別珍惜這兩個:
2004年5月20日,郎朗在紐約被委任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親善大使,成為第一位擔任此職的鋼琴家。
2005年10月9日,華盛頓舉辦「中國文化年」期間,郎朗應布希總統邀請,在白宮舉辦專場獨奏會。布希總統向他授予「世界和平使者」的稱號。
兒童基金會執行主任貝拉米在宣布這項任命時說:「郎朗是兒童基金會最年輕的親善大使。邀請郎朗擔任親善大使,是因為他具有與聽眾做心靈交流的獨特能力,並把很多時間和精力用於增加古典音樂的青少年聽眾。」
郎朗對於慈善的頭銜深深感激:「音樂就像一種語言,世界的語言,它將人們彼此相連,也連接著彼此心靈的感應。我認為接近孩子的最好方式就是為他們演奏音樂,用音樂打開他們的耳朵和心靈。」